[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二十章 七十年代：處于控制之下嗎？
在70年代早期，這套體制似乎處于失控狀態——它不再能保持公眾對它的忠誠。例如，根據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材料，1970年初，“對政府的信任度”在每一公眾群體中都很低，而且各類不同人群中的差別非常顯著。在專業人士群體中，40％的人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屬“低級”；在非熟練的藍領工人中，則有66％的人對政府的信任度屬于“低級”。
1971年，即在美國介入越南戰爭7年之后，公眾輿論調查顯示，即使是這些同樣屬于美國勢力范圍的國家，假若它們受到共產黨支持的勢力的進攻，他們也不愿對其提供援助。例如泰國，如果它受到共產黨的進攻，只有12％的白人和4％的非白人主張應派兵去幫助。
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提出了一個問題：“政府是不是操縱在少數幾個只顧他們自己利益的大財團手中？”在1964年的被調查者中，有26％人回答“是”；而到1 972年，就有53％的被問者回答“是”了。
與以前相比，越來越多的選民拒絕把自己與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相認同。在1940年，被調查者中只有20％的人自稱是“獨立人士”。而在1974年，則有34％的人稱自己是“獨立人士”。
法庭、法院甚至法官的行為也不同以往。法庭經常釋放一些激進分子：安吉拉·戴維斯，一個知名的共產黨人，被西海岸的全部是由白人組成的法庭宣布釋放。黑豹黨人，政府曾想盡一切辦法對他們大加誹謗并想摧毀他們，但在數次審訊中都被法庭宣布無罪釋放。在西馬薩諸塞曾發生這樣一起案件：一名年輕的積極分子薩姆·洛夫喬伊被指控推倒了一座5000英尺高的塔樓，公用事業公司原本打算用這座塔樓來建造一座核反應堆。但法官拒絕審理此案。1973年8月，在華盛頓特區，最高法院的法官拒絕判決6名被告有罪。這6人被指控的罪名是非法進入白宮，因為他們為抗議轟炸柬埔寨，沒有按規定的白宮游覽路線參觀。
毫無疑問，這種全國性的對政府的敵視情緒和敵對行為，正是越南戰爭所導致的結果。這場戰爭導致了5.8萬名美國人死亡．不僅使國家道義上蒙受羞恥，也暴露了政府的虛偽和殘暴。在越戰的頂峰時期，又發生了尼克松政府的政治丑聞。這樁丑聞后來有了一個專門的稱呼，叫“水門事件”，它導致了理查德·尼克松在1974年8月辭去了總統職務。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水門事件發生在1972年總統競選期間。當時有5個竊賊攜帶竊聽和照相設備溜入民主黨設在華盛頓特區水門辦公大樓里的全國總部，結果被當場抓獲。這5個人中有一個叫小詹姆斯·麥科德，是為尼克松的競選班子工作的；他是“總統選舉委員會”中負責“安全”的官員。另一個人隨身帶著通訊錄，上面列有E．霍華德·亨特的名字，而這個亨特的地址則是白宮。他是查爾斯·科爾松的助手，而此時則是尼克松總統的特別顧問。
麥科德和亨特都為中央情報局效力多年，而亨特還曾是中央情報局1961年入侵古巴行動的負責人。水門事件竊賊中有3人曾參與了這次入侵事件。麥科德作為總統選舉委員會的保安人員，是為該委員會的主席約翰·米切爾效力，而此人還是美國的司法部長。
這樣一來，本來誰也不知道這幾個竊賊竟與高層有聯系，但由于警察出人意料地抓獲了他們并對他們展開調查，這種聯系就被揭露出來。最后，在任何人還沒有來得及對這一消息進行封鎖，就泄露出來并為公眾所知曉，而且人們還知道了這些竊賊與尼克松競選班子的重要官員、與中央情報局、與尼克松的聯邦司法部長有瓜葛。米切爾矢口否認與這些竊賊有任何聯系，尼克松也在事發之后5天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白宮與這起特殊事件沒有任何瓜葛。”
次年9月，在大法官對水門賊（加上霍華德·亨特和G．戈登·利迪）進行調查之后，尼克松政府中那些級別較低的官員由于擔心受到懲治，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招供。他們向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向新聞界透露了審訊過程中的一些情況。他們暗示不僅約翰·米切爾，還有羅伯特·霍爾德曼和約翰·埃利希曼，尼克松的白宮最高助理，最后還有尼克松本人，不僅與水門賊有牽連，而且與整個一系列的針對政治反對派和反戰分子的非法行動也有牽涉。尼克松和他的助手曾一次又一次地撒謊，想掩蓋他們曾卷入了這些事件。下面是經過各種調查后發現的一些事實：
1．“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控制著一筆35萬到70萬美元的基金，用于反對民主黨、偽造信件、向新聞界泄露消息和竊取競選文件。”
2．海灣石油公司、國際電話和電報公司（ITT）、美國航空公司和其他美國大公司都做過非法捐獻，贊助尼克松競選，數額高達數百萬美元。
3．1971年9月，即在《紐約時報》刊出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絕密文件《五角大樓文件》之后不久，政府打算并最后決定盜竊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醫生的辦公室，尋找他的記錄，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也親自參與其中。
4．在水門竊賊被抓獲后，尼克松秘密保證假如他們被捕入獄的話，要給他們減輕處罰，還提出給他們100萬美元讓他們保守秘密。事實上，根據埃利希曼的命令，已經付給他們45萬美元。
5．結果，某些材料從聯邦調查局的文檔中消失了。涉及由亨利·基辛格親自下令在4個新聞記者和13名政府官員的電話上進行一系列非法竊聽的材料，后來出現在白宮尼克松的顧問約翰·埃利希曼的保險柜里。
6．水門竊賊之一，伯納德·巴克告訴參議院委員會說，他還卷入了對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人身襲擊，當時他在華盛頓的反戰集會上發表演講。
7．一位證人告訴委員會，總統尼克松還對白宮所有個人的談話和電話交談進行了偷錄。尼克松起初拒絕交出錄音帶，后來終于交出來了，但它們已被改動過了：有一盤錄音帶上被抹掉的部分長達18分鐘半。
8．在這期間，尼克松的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被指控在馬里蘭從當地合同商那里接受了一些古董，作為他提供政治庇護的回報。結果，他在1973年10月辭去了副總統之職。尼克松任命議員杰拉爾德·福特接替他的位置。
9．尼克松同他的助手非法偽造文件．從他的某些文稿中偷稅57.6萬美元。
10．調查還披露，在1969－1970年一年多的時間里，美國卷入了一次對柬埔寨的秘密轟炸，卻一直不讓美國公眾甚至國會了解真相。
尼克松的倒臺來得迅速而且出人意料。在1972年11月的總統選舉中，尼克松和副總統阿格紐獲得了60％的選票，打敗了反戰的候選人，參議員喬治·麥戈文，贏得了除馬薩諸塞州之外所有州的支持。但在1973年6月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67％的被調查者認為尼克松卷入了水門事件或是公開撒謊掩蓋真相。
在1974年初，眾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對總統的彈劾案并提交給眾議院審議。尼克松的顧問告訴他，眾議院會以法定多數通過這項提案，然后參議院將進行投票表決，以三分之二的多數讓他下臺。一位有名的銀行家說：“現在華爾街90％的人將會為尼克松辭職而歡呼。”在1974年8月8日，尼克松辭職了。
代替尼克松主持政府的杰拉爾德·福特說：“我們國家長長的夢魔總算過去了。”各大報紙，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尼克松的，也不管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慶祝水門危機有一個成功的、和平的高潮和結局。《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安東尼·萊維斯評論說：“這個體制還是起作用的。”
《外交世界》的編輯克勞德·朱利恩1974年9月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雖然把理查德·尼克松先生趕下了臺，但導致水門丑聞發生的全套機制和全部虛偽的價值觀仍舊絲毫未受觸動。”朱利恩指出，尼克松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仍舊呆在他的位子上，換言之，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仍在繼續。但沒有一家正派的美國報紙說過這樣的話。
在朱利恩寫完這些話之后幾個月，又有一樁隱情被揭露出來：眾議院里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高級領導人曾秘密向尼克松保證，如果他辭職，他們將不會對他追究任何刑事責任。《紐約時報》的文章報道說，華爾街希望尼克松辭職，文章援引了華爾街的一位銀行家的說法：如果尼克松辭職，“我們要玩的游戲還是同以前一樣，不過只是玩家不同罷了。”
在眾議院委員會提出的對尼克松的彈劾指控里，清楚地揭露了尼克松與大公司所做的交易，但卻沒有提到對柬埔寨進行的轟炸。它把指控都集中在尼克松個人的私事上，而不是美國總統們在國內和國外持續實行的基本政策。
這樣做的意圖顯而易見：要把尼克松搞下臺，但這個制度要保留。曾當過肯尼迪總統顧問的西奧多·索倫森在水門事件發生時寫道：“現在，在我們執法體制中被揭露出的大量違法行為，其基本原因主要在于個人，而不是體制上的缺陷。進行某種結構性的變革是需要的。所有的爛蘋果都應扔掉，但桶要留下。”
事實上，這個桶確實留下來了。尼克松的對外政策保留下來了。政府與大公司利益的聯系也還存在。在華盛頓，福特最親密的朋友就是公司的老板們。福特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赦免尼克松，這樣就能使他免受司法審判，并可讓他在加利福尼亞拿著高額的退休金退休。
電視臺對參議院就水門事件舉行的聽證會進行了實況轉播，但就在將要涉及他與大公司的瓜葛時，突然停播了。這是電視臺有選擇地對重要事件進行掩飾時慣用的典型做法：像水門行竊這樣異乎尋常的一幕戲，電視臺可以全部播出。但與此同時，對正在進行的如美萊大屠殺、秘密轟炸柬埔寨、聯邦調杳局和中央情報局的活動等等，則是浮光掠影，一帶而過。而針對社會主義工人黨、黑豹黨及其他激進組織所使用的骯臟詭計，則只能在少數幾家報紙上看到。對竊賊闖入水門辦公室的細節，全國民眾早已耳熟能詳，但對美國長期介入越南一事，電視臺卻從來沒有作過這般細致的報道。
公司對白宮的影響是美國制度的一個水遠不變的事實。這些公司中有很多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兩方都提供捐款，這樣，不管誰贏得選舉，他們都會在政府內有朋友。克萊斯勒公司鼓勵它的董事和經理們“支持他們選擇的黨和候選人”，然后又從他們那里收集支票，把它們送到共和黨或民主黨的競選委員會。
國際電話和電報公司在給兩邊捐款方面是個老手。據其一位助手說，公司的一位高級副總裁曾說過，董事會“設有專門機構‘去討好’兩邊，從而使我們不管誰獲勝都能處于有利位置”。1970年，該公司的一位董事約翰·麥考恩（他同時還是中央情報局的頭），曾告訴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說：公司愿提供100萬美元以幫助美國政府實施其顛覆智利阿連德政府的計劃。
1971年，該公司計劃出資15億美元買下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這是公司史上最大規模的吞并行動。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打算采取行動對該公司進行處罰，因為它違反了反托拉斯法。然而，這一處罰并沒有進行，該公司被允許與哈特福德公司合并。一切都是在法庭外解決的，在一項秘密安排中，該公司同意給共和黨捐款40萬美元。
不管是尼克松還是福特，也不管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當總統，這套體制都照樣會更好地運作。
即使是在對水門事件進行的最為費心的調查過程中，這些公司也都平安無事。只有阿奇博爾德·考克斯，一個負責此項調查的特別檢查官后來被尼克松趕走。美國航空公司承認為尼克松競選做了非法捐贈，被罰款5000美元。固特異公司（GOOD YEAR）被罰款5000美元；3M 公司[1]被罰款3000美元。，固特異的一位官員被罰款1000美元；3M 公司的官員被罰款500美元。1973年10月20日《紐約時報》報道說：
考克斯先生指控他們只犯有輕罪，即搞非法捐贈。根據法律，這一輕罪涉及“非有意”捐贈。如果判為有意捐贈的重罪，將可能受到罰款1萬美元或是兩年期監禁的懲罰；而輕罪只罰款1000美元或是一年監禁。
當被問及兩被告都承認做了捐贈，法院何以只判決他們是進行了“非有意”捐款時，麥克布賴德先生（考克斯辦公室的成員）回答說：“這是一個連我也感到困惑的法律問題。”
福特主政時，美國的政策繼續保持其長期不變的連續性。他繼續執行尼克松的政策，援助西貢政權，顯然是仍舊希望阮文紹政府能保待穩定。那些對美國在越南的政策持激進批判態度的人說，如果沒有美國的軍隊．西貢政府就會暴露出它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在1975年春天，這種情況應驗了。根據1973年停戰協定留在南方的北越部隊發起了攻勢，橫掃南方。在1975年4月29日，北越軍隊開進了西貢，戰爭結束了。
盡管福特和一些強硬派分子拒絕這么做，但權力機構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放棄了越南。他們擔心的是美國公眾現在是否準備支持其他的海外軍事行動。在越南失敗前的幾個月里，出現了麻煩跡象。1975年初，依阿華州的參議員約翰·C．卡爾弗，對美國未為朝鮮而戰感到不悅：“他說，越南已經對美國人民缺乏國家意識敲響了警鐘。”
1975年3月，曾對美國人對墮胎的態度進行過調查的天主教組織，也開始關注起別的事情來了。“操縱這個國家的人（政府、政治、教會和市民的領導人）是否向我們隱瞞了事情的真相？”請大家對此問題作出回答。結果有83％的人對此表示同意。
政府冷戰外交的一貫的支持者、《紐約時報》國際版的記者蘇茲伯格寫道：“我們今天在表現我們自己的方式上肯定存在某種錯誤。”根據蘇茲伯格的看法，問題不在美國自身的行為，而在于把這一行為展示給世界的方式。
1975年4月，國務卿基辛格應邀去密歇根大學并在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結果，因為他在越南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收到了抗議邀請他的請愿書。一個反對他參加畢業典禮的計劃已準備就緒。最后他沒有去。這是白宮威信低落的時期。因為越南“丟掉了”（假定越南原來是“我們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湯姆·布雷登援引基辛格的話說：“美國必須在世界的某個地方做出某種行動，來顯示它有決心繼續做一個世界大國。”
于是第二個月就發生了“瑪亞圭斯”號事件。
“瑪亞圭斯”號是從南越駛往泰國的一艘美國貨船。1975年5月中，即越南革命力量取得勝利僅三周時，該船正駛近柬埔寨的一個島，而革命政府剛剛奪取了那里的政權。該船受到柬埔寨人的攔阻，并被帶到近島的一個港口，船員們被轉移到了大陸。船員們后來描述他們所受的待遇像是在法庭上一樣。
福特總統向柬埔寨政府發出信函，要求釋放被扣船只和船員，當36小時過去后仍舊沒有收到回音時，他下令開始軍事行動，派美國飛機去轟炸柬埔寨的船。他們轟炸了那艘把美國船員帶往大陸的船。
那些人是在星期一被扣留的，到了星期三晚上，柬埔寨人釋放了他們，把他們推到一艘漁船上，并向美國艦隊駛去。雖然福特總統那天下午就知道那些水手已被帶離了當島（Tang），但他還是下令海軍陸戰隊對當島發起攻擊。
海軍陸戰隊遇到了頑強的抵抗，200名入侵者中很快就有三分之一或死或傷（這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攻硫磺島的死亡率）。在入侵軍隊里的11架直升飛機中有5 架被擊中或是喪失了戰斗力。同樣，在參加戰斗的直升飛機飛越泰國上空時，有23名美國人被擊斃。政府力圖對此保守秘密。
總之，51名美國人在福特下令進行的軍事行動中被殺身亡，還有“瑪亞圭斯”號船上的39名水手。為什么要急著去轟炸、掃射和發起進攻呢？為什么，甚至被扣的船只和船員已經放還，福特還要命令美國飛機轟炸柬埔寨本土，造成無數的柬埔寨人死亡呢？
對此的回答很快就有了，這就是：必須向世界顯示，美國仍是個巨人，雖被小小的越南打敗，但仍舊是最強大的國家，仍舊有果斷的意志。《紐約時報》在1975年5月16日報道說：
在福特總統聲明要“維持我們在世界范圍內的領導地位”后，白宮的官員們，包括國務卿基辛格、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在內，據說都熱情地強調這句話中所包含的重大意義。貨船被劫給他們帶來了機會……白宮官員們……清楚地表示他們歡迎這一機會……
但為什么（時代）雜志權威的專欄作家詹姆斯·賴斯頓，一個曾強烈批評尼克松和水門事件的人，卻把“瑪亞圭斯”號行動叫做是“情節豐富和成功的行動”？為什么（紐約時報》，它也曾批評過越南戰爭，現在卻談論起“此次行動值得稱道的效果”來了？
看來就要發生的事情是，權力機構，包括共和黨人、民主黨人、報紙和電視，都在福特和基辛格后面團結起來，支持必須要在世界各地重新樹立起美國的權威這一思想。
此時國會的行為很像它在越南戰爭早期那樣，溫順得像一大群綿羊。1973年，當時全國都處于對越南戰爭的厭惡和困擾之中，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案，要求總統在采取軍事行動前，須與國會協商。在“瑪亞圭斯”號事件中，福特并不理睬這一點；他只是讓幾名助手打電話召請了18名國會議員并通知他們說軍事行動已經開始。只有幾個議員表示了抗議。
這個制度在1975年所進行的加固過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中包括采用舊式的軍事行動，像“瑪亞卡斯”號事件那樣，在世界上和國內確立權威。同樣，也需要安慰一下抱有幻想的公眾：對這個制度所犯的錯誤，既可以提出批評，也可以進行糾正。通常的做法是，公布調查結果，找到具體的罪犯，但這個制度不能受到觸動。水門事件使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形象受損，他們破壞了他們發誓要維護的法律，在尼克松的偷竊和竊聽活動中與之相勾結。1975年，眾議院和參議院設立了國會委員會開始對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進行調查。
對中央情報局進行的調查披露出，中央情報局超出它原來的收集情報的使命，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秘密活動。例如50年代，它曾給輕信的美國人使用LSD（一種麻醉藥）以試驗它的效果。有一位美國科學家，中央情報局的密探給了他一劑這種藥，結果他從紐約飯店的窗戶跳下身亡。
中央情報局卷入了對古巴卡斯特羅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謀殺活動。在1971年，它還把非洲的豬瘟病毒傳入古巴，導致疾病流行，后來有50萬頭豬不得不屠宰掉。一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告訴記者，他從運河區的一個軍事基地攜帶了這種病毒給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
從這次調查中還得知，中央情報局曾與亨利·基辛格領導的四十人秘密委員會合謀“顛覆”薩爾瓦多·阿連德領導的智利政府。阿連德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拉丁美洲少有的自由選舉中當選為總統。國際電話和電報公司因為在古巴有很大的利益，也參與了這一顛覆行動。
對聯邦調查局進行的調查顯示，許多年來進行了種種非法活動，以擾亂和摧毀激進組織和各種左翼組織。聯邦調查局發出偽造的信件，進行盜竊（它承認在1960年到1966年間有92次），非法拆開郵件，而在黑豹黨領導人弗雷德·漢普頓一案中，看來它還參與了對他的這次謀殺。
這次調查雖然透露了有價值的情況，但只要正確地加以利用（新聞界可以適度報道，電視臺要少作報道，限制讀者的報告書則可以大肆議論），它剛好能夠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一個誠實的社會是能夠進行自我矯正的。
此次調查本身顯示出政府對調查諸如此類活動的意愿是有限的。由參議院建立的“丘奇委員會”[2]，把它發現的關于中央情報局的材料交給了中央情報局，讓它看看是否有它們想刪除的東西。
眾議院建立的“派克委員會”[3]，雖然沒有與中央情報局或是聯邦調查局達成這種協定，但當它拿出它的最后報告時，曾經授權該委員會進行此次調查的眾議院自己，卻投票贊成對這個報告保守秘密。當這一報告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播音員丹尼爾·肖爾泄露給了紐約的“鄉村之聲”后，國內的重要報刊如《時代）、《華盛頓郵報）或是其他報紙從未登載過這一報告。丹尼爾·肖爾被公司暫令停職。這是大眾傳媒與政府在涉及“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合作的另一個例子。
“丘奇委員會”揭露了中央情報局是如何采取一系列行動，來對美國人的心理施加秘密影響的：
“現在，有數百名美國科學院成員（包括院長、系成員、受教育的畢業生）被中央情報局利用。除提供線索外，還利用各種機會教授情報方面的課程，寫一些通常用于國外宣傳用的書籍和材料……這些學者分布于全國一百多所大學、學院和有關的研究所。”該委員會發現，到1967年底，有上千種此類書籍被編輯出版，并且得到補貼，或是由中央情報局給予贊助。
尼克松的辭職、福特的獲勝、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干的壞事被揭露，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復被破壞的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然而，盡管作了種種努力，還是有許多跡象表明，不管是對政府領導人、軍隊，還是對大公司，美國公眾仍持懷疑態度，甚至是敵視態度。
當年7月，路易斯·哈瑞斯民意調查機構在對1966年到1975年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進行調查后報告說，在這一時期對軍隊的信任從62％下降到29%，對公司的信任從55％下降到18%，對總統和國會的信心則從42％下降到13％。
大多數美國人所處的經濟狀況也是引起這種普遍的不滿情緒的原因。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從1973年以來一直在上升。在1975年底，《紐約時報》對1559個人進行了調查，采訪了12個城市的60個家庭，結果都顯示出公眾“對未來的樂觀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調查發現，甚至高收入人群，“現在也不像過去幾年那樣充滿樂觀，這表明不滿情緒正從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蔓延”。政府的統計指出了其中的原因。1974年失業率是5.6%，1975年上升到8.3%，而花光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從1974年的200萬人增加到1975年的430萬人。
政府官員普遍對貧困人數估計不足，把“法定的”貧困線定得太低，對失業人數估計不足。例如．在1975年間，如果說16.6％的人口平均失業時間是6個月，或是33.2％的人口平均失業3個月，而政府規定的“年平均數”是8.3%，顯然這一數字聽起來要好聽些。
在1976年，隨著總統大選的臨近，權力機構更加擔心公眾對這一制度的信心。威廉·西蒙，尼克松和福特時期的財政部長（此前是一家投資銀行的老板，年收入超過200萬美元），在弗吉尼亞溫泉城的商業理事會上講：“越南戰爭、水門事件、學生動亂、道德準則的改變、30年來最糟糕的衰退和許多其他不和諧文化的流行，所有這一切結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種新的疑問和懷疑的氣氛……再加上普遍的不滿情緒，在全社會范圍內產生了對制度的信任危機……”西蒙說，美國人太多地“被教導說不要相信口頭允諾的好處和那些使我們有可能繁榮起來的利益動機，而要以某種方式去感受體驗這個制度，盡管比起其他制度來，它已經為減輕人類的痛苦和貧困做了很多事情，但在某些方面仍是玩世不恭、自私和不道德的”。他說，我們必須“讓資本主義人道的一面能被理解”。
當1976年美國準備舉行獨立宣言發表200周年紀念時，來自日本和美國、西歐的一群知識分子和政治領導人組織了“三邊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報告，其標題就是“民主制度的可控制性”。
哈佛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曾長期擔任白宮有關越南戰爭問題的顧問，撰寫了該報告有關美國的部分。亨廷頓寫道，“在60年代，公民對游行示威、抗議運動和‘事業’組織等種種活動的參與大大增多了”。與此同時，“黑人、印第安人和奇卡諾人中的一部分，白種人團體、學生和婦女，他們的自我意識水平也有顯著的提高，他們都以新的方式變得更有主動性和組織性……”。白領階層的工會也顯著地擴大了。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爭取平等重新被作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目標”。
亨廷頓指出，這種對平等的強烈要求，在60年代轉變成了聯邦的預算。在1960年，外交事務上的開支占預算的53.7%，社會開支占預算的22.3％。而到1974年，社會開支則上升到了31%。這也反映了公眾情緒上的變化：在1960年，只有18％的公眾表示政府在防務方面的開支過多，而在1969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52％。
亨廷頓也為他所觀察到的現象而深感困擾：
60年代洶涌澎湃的民主浪潮，其實質是對官方的、公共的和非公共的現存制度體系普遍發起的挑戰。在家庭中、學校里、實業界、公共的或私人的協會與組織中，以及政治上、政府官僚機構和軍隊部門里，通過這種或那種形式，到處都能看到這種挑戰的反映。先前人們認為，自己服從那些年齡、級別、地位和專長、氣質或才智上高于自己的人是天經地義的事；現在，人們不再感到自己有義務對那些人表示服從了。
他說，所有這一切，“都對70年代民主制度的可控制性提出了問題……”。
亨廷頓還說，總統要想贏得選舉，就需要獲得民眾廣泛的聯合支持。然而，“一旦他當選之后……他應該立即考慮的問題就是，他是否有能力去動員社會和政府關鍵機構的領導人來支持他……這一聯合必須包括國會、執法部門以及私營部門的‘權力機構’中的關鍵人物”。他舉了個例子：
杜魯門就比較注意吸收一些無黨派的士卒、共和黨的銀行家和華爾街的律師進入他的政府。他利用國內現有的權力源泉來獲得他管理全國所需要的幫助。艾森豪威爾部分地繼承了這一聯合，也部分地對其進行了改造……肯尼迪則試圖再造一個類似的聯盟結構。
讓亨廷頓感到擔心的還有政府權威的喪失。他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已發展起了一種“過度的民主”，他建議，“對政治民主的范圍作出一些限制是可以的”。
亨廷頓把這一切向一個組織作了報告，而這個組織對美國的將來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1973年初，由戴維·洛克菲勒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成立了“三邊委員會”。洛克菲勒是美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財政界人物，是蔡斯－曼哈頓銀行的官員；布熱津斯基則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研究國際關系問題方面的專家，并且還是國務院的顧問。
組織“三邊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在日本、西歐和美國之間建立起更大的統一，以應付比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集團更為復雜的危險。這種危險已對三塊大陸上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了威脅：這就是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這些運動都有它們自己的目標。
三邊委員會同樣也想對付另一種局勢，即現在已超越了國家邊界的現代商業。在1960年，只有8 家美國銀行在國外有分支機構；而到1974年，有國外分支機構的銀行就達129 家。在1960年，這些海外分支機構的資產總計才有35億美元，而到1974年就達到155億美元。三邊委員會顯然認為自己有助于為新的多國經濟創造必要的國際聯系。
1976年不僅是總統大選年，還有眾所期待的200周年紀念日。獨立宣言發表已有200年了。盡最大的努力來進行慶祝，據說已被當作是一種途徑，指望通過它來恢復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用這一歷史象征來把人民和政府統一起來，并把近年來的不滿情緒丟到一邊。
但民眾似乎并未對此表示出巨大的熱情。當波士頓紀念“波士頓傾茶事件”200周年時，雖有大量的人群涌到街頭，但他們并不是去參加官方的慶典，而是為“人民的200周年”舉行反慶祝活動，標有“GULFOIL（海灣石油公司）”、“EXXON（埃克森公司）”字樣的包裹被投進了波士頓港，象征他們反對公司在美國的權力。
[1] 即明尼蘇達礦業加工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 ING CO.）。
[2] 1975年美國參議院建立的專門委員會，由弗蘭克·丘奇出任委員會主席，故名。
[3] 派克委員會由奧蒂斯·派克任主席，故名。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