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葬在國內的烈士

“除抗美援朝戰爭初期著名志愿軍英雄和團以上干部犧牲后運回祖國安葬外，一些負傷的志愿軍官兵回國治療身亡者也在祖國進行了安葬。”曹家麟對本刊記者說。

國內安葬志愿軍烈士比較集中的有三處，它們是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赤壁市志愿軍烈士墓群。

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位于沈陽市北陵公園的東側，由原東北軍區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給沈陽市民政局管理。陵園占地24萬平方米，地勢居高臨下，拾級而上，迎面矗立著一座23米高花崗巖砌成的四棱錐形紀念碑。碑體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題寫的“抗美援朝烈士英靈永垂不朽”。

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分為東、西、北三個墓區，安葬著123位志愿軍烈士。其中，有特級戰斗英雄黃繼光、楊根思，一級戰斗英雄邱少云、孫占元、楊連弟；還有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3位志愿軍軍職干部：志愿軍第39軍副軍長吳國璋、第50軍副軍長蔡正國、第23軍參謀長饒惠譚。

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中的123位烈士遺體，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從朝鮮戰場運送到沈陽的。翻開烈士陵園檔案“志愿軍烈士入園登記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況歷歷在目；每個登記表上，都蓋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政治部組織部”的大印，留有組織部部長譚開云等領導的親筆簽名。

第一位安葬在這處陵園的烈士是趙興玉，他是66軍588團團長，1916年出生，四川省達縣石崗嶺人，1933年9月于達縣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黨，歷任縣大隊長、營長、副團長、團長，1951年1月在朝鮮戰場犧牲。他的入園時間為1951年5月，當時的墓地番號為17組5號。

最后一位安葬在這處陵園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陽軍區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參加革命，同年10月入黨。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犧牲在談判斗爭崗位上。

當時，志愿軍烈士們犧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戰場附近。運送遺體前，東北軍區派出人員尋找烈士墳墓、起出烈士遺體，先運送到丹東部隊留守處，用棺材裝殮，然后用火車運送到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有的烈士遺體在丹東來不及裝殮，用帆布包裹著運送到沈陽，然后在沈陽入棺裝殮。

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建立以來，每年前往憑吊、祭掃的國際友人和各界群眾達數十萬人。

最早的烈士陵園

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坐落在風景秀麗的丹東市錦江山北麓，陵園占地面積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當時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最早在丹東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也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最早的烈士陵園。

園內現有烈士紀念建筑物2處，一處是1971年由丹東市革委會、丹東市駐軍修建的主體紀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紀念碑”；另一處是1951年由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修建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紀念塔。園內設有烈士事跡展覽室2處，建筑面積280平方米，展出園內18位烈士英烈事跡。陵園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1984年3月，丹東市各界群眾和駐軍指戰員又對烈士陵園進行了全面修繕和綠化美化。

沿著陵園正面花崗巖臺階緩步而上，在一片蒼松翠柏之中，聳立著一座12米高的花崗巖紀念碑，上面銘刻著“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個金色大字，在紀念碑前后安葬著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犧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戰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團以上干部8位。

丹東地處抗美援朝戰爭前沿，許多重要的悼念活動都安排在這處陵園進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國防部長遲浩田，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慕華，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志愿軍副司令洪學智，先后來到這里祭奠抗美援朝烈士。

丹東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園，該地區的五龍背、花園溝、蛤蟆塘、七道溝、四道溝、浪頭鎮、鳳城大堡等地，還有幾處小型的志愿軍烈士陵園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元寶區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根據丹東民政部門統計，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軍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興區有612名，元寶區有622名，振安區有235名。另有部分無名烈士。

據元寶區民政局局長劉偉仁介紹，元寶區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為散葬土墓。陵園內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負重傷轉移到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后醫院，經搶救無效而犧牲的烈士。這些烈士來自中國21個省市，分別隸屬于中國人民志愿軍1軍、空4軍、安東軍分區、遼東軍區等部隊。

近七成犧牲時不到30歲

赤壁市志愿軍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樓洞村老營盤茶山上，共計安葬著124名志愿軍烈士。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為搶救從抗美援朝前線轉運后方的傷病員，當時的中南軍區在赤壁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7預備醫院。該醫院的醫護人員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軍傷病員。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陸續有142名傷勢過重的傷員經救治無效犧牲。根據碑文介紹，抗美援朝戰爭最慘烈的時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預備醫院99人犧牲，其中，7月犧牲24人。

“這些犧牲的英烈都是我們的病號，那真叫慘烈啊！”73歲的劉芳是當年野戰醫院護士長，她顫巍巍地拿著烈士名單老淚縱橫。

劉芳回憶，隨著戰爭的深入，傷病員越來越多。病房不夠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沒有消毒劑就用煮飯的鍋煮沸殺菌；因為缺少青霉素，大量傷員因傷口感染而亡。有的戰士在戰斗中跟敵人拼刺刀，內臟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斷，骨頭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鮮戰場被美軍飛機扔細菌彈，感染嚴重肺結核；有的在長期天寒地凍、缺衣少食環境下身患重病。因為長途轉運延誤治療時機，加上當時的醫療技術條件有限，導致有些戰士救治無效，被就地安葬。

當年擔任野戰醫院指導員的白玉發老人回憶，一位從前線送來的18歲的女戰士因傷口感染犧牲了，大家特別難過。這位女戰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鄧縣前近鄉人，系志愿軍機要收發員。她16歲時，與家人失散，家人雖四處打探其下落，終無消息。唐文英的母親生前經常傷心垂淚，臨終前還喊著她的小名。后來，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說：“要是我媽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會又悲又喜。為她早逝而悲，為她有音訊而喜。”

這些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籍貫包括24個省市118個縣市，將近七成犧牲時不到30歲。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有大量的志愿軍傷病員被送到國內治療，地區廣泛，接收的部隊醫院非常多，在轉運途中和治療過程中，一些重傷員陸續犧牲，就地分散安葬。

此外，個別犧牲的志愿軍高級領導干部遷葬國內。石家莊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安葬著志愿軍67軍軍長李湘烈士，他是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級別最高的軍事指揮員，年僅37歲，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勛章。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我軍三天殲敵一萬七千”。這是李湘帶領67軍打出的戰績。李湘是受美軍細菌彈感染，導致敗血癥犧牲的，當時安葬在朝鮮平安南道檜倉郡志愿軍烈士陵園。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靈柩被運回祖國，安葬在石家莊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在朝鮮檜倉郡志愿軍烈士陵園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韓國境內的烈士遺骸

在抗美援朝戰爭第三次戰役中，志愿軍突破“三八線”，占領漢城。此后，在“三八線”以南還進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戰役等多次戰斗，相當一部分戰士犧牲在今日韓國境內。

曹家麟向本刊記者提供了許多韓國境內志愿軍烈士資料，本刊記者又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到軍事分界線以南，也就是今天韓國境內發現的志愿軍烈士遺骸情況。

曹家麟介紹，1954年，也即抗美援朝停戰后的第二年，朝鮮開城市政府當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線”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開辟建立松岳山志愿軍烈士陵園，以便安葬從敵占區搬運回來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

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離休干部孫佑武當年參與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憶文章中說，在1954年9月的一次雙方軍事人員遺體交接中，“聯合國軍”方送還的志愿軍遺體，總數略超過1萬具。

在敵占區，即“三八線”以南的志愿軍死亡人員遺體，包括三次戰役的烈士遺體。他們是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軍第三、四、五次戰役期間，在越過“三八線”的原敵占區作戰時犧牲的戰士，部隊在后撤時就地作了掩埋。

二是金城戰役的烈士。他們是1953軍7月中下旬朝鮮停戰前夕志愿軍發動金城戰役期間，在突破敵防線并向縱深推進時犧牲的戰士，部隊在完成戰役殲敵任務后撤退時就地在戰場掩埋。

三是志愿軍戰俘烈士。他們是在“聯合國軍”戰俘營死亡的志愿軍被俘人員。

抗美援朝戰事最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戰役，都發生在“三八線”以南“聯合國軍”占領區。按志愿軍司令部戰后通報，第四次戰役志愿軍共殲滅韓國和“聯合國軍”7.8萬人，志愿軍傷亡5.3萬人；第五次戰役殲敵8.2萬，志愿軍傷亡8.5萬人。

戰爭期間，志愿軍隨時推進或撤退，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敵我雙方打掃戰場都盡量會對戰死者進行掩埋。志愿軍離開時臨時掩埋好戰友尸體，以便戰后妥善安葬。但戰后特別是在原敵占區對零散掩埋的戰死者遺骸的收集難免會有遺落。

近年來，韓國不斷發現志愿軍遺骸，他們大都是志愿軍作戰時臨時掩埋的、散落在各個戰場的烈士遺體。

2005年韓國聯合通訊社報道，韓國陸軍部隊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帶，共挖掘出朝鮮戰爭期間遺骸52具，其中30具屬“聯合國軍”，22具屬中國人民志愿軍。

2007年1月，韓國成立朝鮮戰爭韓軍戰死者遺骸發掘工作專業部隊——“國防部遺骸發掘甄別團”，下轄企劃課、發掘課、甄別課、支援課等4個課和4個發掘班。

截至目前，發掘甄別團共在韓國境內挖掘出2537具遺體，包括1963具韓軍遺體、8具“聯合國軍”遺體、386具朝鮮軍隊遺體、180具中國軍隊遺體。中朝軍隊遺體被安葬在韓國坡州的“朝鮮和中國士兵墓地”。

鳳凰衛視記者秦晴今年在韓國坡州尋訪了“朝鮮和中國士兵墓地”。

秦晴打聽到，這塊墓地屬于韓國軍方，他們必須得到韓國國防部的許可之后才能去拍攝，便向韓國國防部提出請求，但一直未得到回復。

焦慮等待中的秦晴終于等來了負責他們此次韓國行采訪協調的韓國文化中心的電話，約請她去文化中心面談此事。

見到韓國文化中心新聞處的兩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話是：“這個墓地是我此次來韓國最想看的地方，是我們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個中國人，你們要理解我的心情。”

秦晴講了一個她剛剛從同事那里聽來的志愿軍故事：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從小就沒有見過父親。剛出生時父親就去打仗了，最后戰死在朝鮮戰場上。母親含辛茹苦把他養大，九十多歲的母親臨終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親的遺骨。帶著母親的囑托，他去了東北，后來又到了朝鮮，遺憾的是，都沒能找到父親。最后，他帶著從朝鮮的志愿軍墓地挖來的泥土來到已經昏迷五天的母親床前，令人吃驚地是，母親聽完他的話居然又有了意識，雙手緊緊握住那個裝滿泥土的罐子。

歷經周折，秦晴和攝制組終于來到坡州墓地。按照韓國的傳統，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發現這里的志愿軍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這是為了讓死者可以面向家鄉的方向，遙望故鄉。

志愿軍撤離之后

1986年6月，韓國京畿道楊平地區發現一具志愿軍烈士遺骨，同時出土部分遺物。有圖章三枚，其中兩枚骨質，均刻有楷書體“蔣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質，刻有篆書體“孫敬夏”三字；哨子兩個，一為電木質，標有“上海制造”字樣。另一枚為鐵質，有“GHYKYAN”字樣；鐵卷尺一條，有“中商出品”字樣；藥瓶一個，有“四野衛”字樣，并有五星圖案。另有武裝帶、銅鈕扣、鑰匙環等，計25件。“聯合國軍”方面將遺骨和遺物交給了當時的中國人民志愿軍駐開城聯絡處。烈士的遺骨安葬在開城烈士陵園的合葬墓中，遺物交給抗美援朝紀念館。

在韓國鄉間，志愿軍遺骸也多有發現。1989年5月12日，新華社電告，新近在南朝鮮境內發現的19具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安葬儀式，在朝鮮軍事分界線邊境城市開城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陵園舉行。這是自朝鮮戰爭停戰以后，在南朝鮮境內發現志愿軍烈士遺骨最多的一次。

本刊記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軍最后一批部隊撤離朝鮮。之后，對志愿軍戰死者遺骸的挖掘，朝鮮也做了相應的工作。

志愿軍原本在板門店的軍事停戰委員會有100人的代表團，撤軍后只剩下一個7人工作小組，全部由軍方人員組成。留守的軍方小組除負責停戰協議后的善后事務，還負責協調接收在韓國境內發現、轉交的疑似志愿軍失蹤人員的遺骸，參與鑒定，并把志愿軍的紀念章、尸骨、標志牌等遺物移送國內。

1991年3月，美國提出由韓國將軍擔任“軍停會”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絕。其后，朝鮮撤走其駐“軍停會”代表團。9月，中國方面鑒于“軍停會”已實際停止工作，決定撤回原駐“軍停會”代表。中方7人小組撤回后，志愿軍的名稱就此成為歷史。尋找、挖掘和掩埋志愿軍失蹤人員遺骨的工作也隨之結束。

中國小組最后一次履行職能是在1989年11月。在朝鮮江原道鐵原郡檢寺里的一個高坡上，朝鮮人民軍的一支部隊在非軍事區的前沿進行修路施工時，意外發現一枚中國全國政協1951年頒發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紀念章。當他們繼續下挖至地下約1米處時，一具零碎的烈士遺骨顯露出來，遺骨附近還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紀念章、中國人民銀行1949年發行的18萬元紙幣和一張“中國人民志愿軍391部”字樣的空白臨時介紹信。“軍停會”中方人員和朝鮮軍方前往現場檢驗后認定，這是一具中國人民志愿軍指揮員的遺骨。這位無名烈士終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戰友長眠在松岳山下的烈士陵園中。

在韓國境內還會不會再發現志愿軍烈士遺骸？可以肯定的是，遺留在韓國的只是少數零散掩埋的志愿軍烈士，不會有大批的志愿軍烈士遺骸發現。

從19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109年間，世界上大大小小幾十個列強侵略過中國，區區兩萬多人的“八國聯軍”就把一個泱泱大國打得支離破碎、千瘡百孔。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屢戰屢敗的屈辱史。但抗美援朝戰爭改變了這種情況，中國人民志愿軍把以世界頭號強國美利堅為首的17國部隊打得一敗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