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駁李銳對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的污蔑

再駁李銳對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的污蔑　　

　　　　—評李銳“非毛反毛”(48)　　　岳青山　　

近三十年來，李銳總是拼命詆毀和攻擊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上一篇《駁李銳對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的污蔑》，我列舉了五十年來毛澤東“始終”重視、尊重和信賴知識分子的歷史事實，批駁了李銳所謂毛澤東“始終敵視”知識分子的無恥讕言。本文擬對李銳詆毀和攻擊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進一步全面評述一番。　　　

李銳在1998年拋出的《反左文集》中說：毛澤東“長期把知識分子視為異己力量，理論上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是‘毛’，附在工人階級的‘皮’上面。為什么對知識分子持為種態度？我認為我們大家應該回顧一下，把問題弄清楚。對待知識分子，從理論到實踐，我們長期執行了錯誤的政策和錯誤的認識。”（第365頁）　　

李銳又說：毛澤東“從世界觀這種抽象思維來確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得出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種不合實際，也不合邏輯的看法，毛澤東是由來已久的。”（《毛澤東秘書手記》第305頁）　　

李銳還說：“毛澤東一生都關心農民和關注農民問題。他只講過一句‘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這也是從農業合作化的困難而言。他對農民的革命性總是估計過高。一直鼓勵知識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認為這種‘勞動化’才能洗面革新，脫胎換骨，改造世界觀。他對知識及其載體知識分子，都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認為知識分子不勞動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農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穩立場。”（《毛澤東秘書手稿》第307頁）　　

這里提出三個問題：如何正確看待知識分子的階級成份？知識分子要不要同工農相結合？共產黨應不應當提出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轉變世界觀、造就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的要求。　　

這是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的三個原則問題，不可不分辯清楚。　　

一、   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階級成份？毛澤東的“皮毛論”何錯之有？　　

李銳誣謂毛澤東之所以始終把知識分子看成異己的力量、敵對勢力，“有理論上的原因”，就是把知識分子看成“毛”，總要附在某個階級“皮”上。說什么這就“將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絕對化，將知識分子與剝削階級完全等同起來，把他們完全歸屬于舊的統治階級，從而總是將知識分子當作異己力量看待。”（《反左文集》第261頁）　　

誠然，毛澤東在論及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之時，確曾把知識分子與其附于的階級，形象地比喻為“毛”之與“皮”的關系。毛澤東的這種“皮毛論”內含三層意思：階級是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社會集團”，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或者階層，總是要附屬于某個階級，二者的關系是“毛”與“皮”的關系；此種“毛”與“皮”的關系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可變的，不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變的；黨的方針政策固然是希望和促進知識分子要自覺地“附”到無產階級的“皮”上，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但又不能不看到，總有極少數知識分子要頑固地“附”到資產階級的“皮”上，因而不宜于簡單地、完全地把知識分子說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毛澤東的這種“皮毛論”是深層的理論的、歷史的思考的結果。這是李銳顛覆不了的。　　

其實，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不難清楚看到，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是立足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石之上的。　他認為，正確判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要從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出發，先搞清階級的產生和區分，再看知識分子在社會的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這里有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很值得注意。　　

這就是　1948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的指示。在這個重要指示本來是講如何正確“劃分”社會階級的，而毛澤東卻增寫了第一章“中國社會的經濟形態”，第二章“中國目前的階級關系和人民民主革命”。在這里，他論述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并原原本本引出馬克思自己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的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社會意識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這是為什么呢？　　　

原來，從唯物史觀看來，“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的一定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選集》第4卷，第10頁）　　

既然階級是“在歷史上的一定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導致其他　“四個不同”，所形成的社會“集團”，那就不難看到，知識分子并不是“在歷史上的一定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的“一個集團”，也就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　　

同理，知識分子也不是一個特定的階層。　　　

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說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并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換言之，知識分子按“一定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的不同”，從而附屬于不同的階級。　　

因之，分析知識分子的階級成分，就是要看其在“歷史上的一定生產體系中”或“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究竟依附于哪“一個集團”，附屬于哪個階級？服務于哪個階級？　　

正是基于唯物史觀的這種思考，毛澤東就曾把知識分子與所附屬的階級，形象地比喻成“毛”與“皮”的關系，知識分子為“毛”，其所依附的階級是“皮”，“毛”總是附在一定的“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并且指出，這種“毛”與“皮”的關系，即知識分子和所附屬階級的關系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 。同一根“毛”此時此地附在這張“皮”上，彼時彼地又可以轉附于另一張“皮”。　　

　1957年4月　10　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喬木等人開會時說：“現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這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有人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在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哪里還會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知識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也可以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現在應該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現在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依舊在資產階級那方面。知識分子要解決這個‘身心在漢’的問題，要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粘得很好，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又說：“社會大變動時期使知識分子吃了苦頭，主要是社會科學方面的，這里有過經濟基礎的問題。過去五百萬知識分子所依附的經濟基礎，現在垮了。有人說，私有制沒有了，還有什么兩面性呢？這是不對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現在五百萬知識分子吃工農的飯，吃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現在知識分子有些不自覺，他們的墻角（經濟基礎）早已挖空了，舊的經濟基礎沒有了，但他們的頭腦沒有變過來，毛已經附在新皮上，但思想還是認為馬列主義不好。馬列主義世界觀不要強強迫人家信，要人家相信，要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傳》上卷，第665、666、672頁）　　

毛澤東的這種“皮毛論”并非理論的“創新”，只不過是形象地表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早就指出：“正象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馬恩選集》第1卷，第261頁）這里講的也是“皮毛論”，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總是附在不同階級的“皮”上，而且不是固定不變的。　　

這是歷史的真實　　

自從階級產生以來，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社會形態都無所謂“知識分子階級”，他們總是附屬于不同的階級，“各個階級都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在奴隸社會中，只有奴隸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和極少數奴隸階級的知識分子。到了奴隸社末期，還有新興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知識分子大多附在地主階級“皮”上，成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只有極少數人附到農民階級“皮”上，成了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待到封建社會解體時，又有不少“知識精英”轉附到新興資產階級“皮”上，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隊伍空前壯大，但同樣不可能集結成獨立的“知識分子階級”。他們仍然是“毛”，按其所附階級論，就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農場主階級知識分子，農業工人知識分子。　　

解放前的中國也是這樣。知識分子是分別依附于不同階級的，就有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　1925年12月25日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大多數知識分子歸入“小資產階級”，屬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并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9頁）這里講的附屬于帝、官、封的“反動知識界”，是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　　

總上可知，毛澤東正是基于理論的和歷史的思考，看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他們總是附屬于不同的階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由此毛澤東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即使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也不宜于簡單地、完全地把知識分子說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他看來， 黨的方針政策是希望和促進知識分子能夠自覺地“附”到無產階級的“皮”上，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但不能不看到，總有極少數知識分子要頑固地“附”到資產階級，乃至別的反動階級的“皮”上，因之，簡單地、完全地、不分青紅皂白地宣布知識分子已經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不合乎客觀實際的。　　

　可見，李銳卻胡謅毛澤東的此種知識分子“理論”，就是“將知識分子與剝削階級完全等同起來，把他們完全歸屬于舊的統治階級”，不把知識分子看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是什么“既不合邏輯又不合事實”的錯誤理論。　　

這是完全無視客觀的歷史，信口開河！　　

為了進一步駁斥李銳的污蔑和攻擊，還可以列舉如下五樁事實：其一、毛澤東反復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也是知識分子”；在我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并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人也是知識分子。　　

試問李銳：這是把知識分子“完全歸屬于舊的統治階級”嗎？　　

其二、1950年政務院《關于土地改革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第八節“知識分子”中說：“知識分子不應該看做一種成份。知識分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決定，其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例如本人地主的是地主，本人當資本家的是資本家，本人當自由職業者的是自由職業者，本人當職員的是職員，當軍人的是軍人等。知識分子在他們從事非剝削別人的工作，如當教員、當編輯、當新聞記者、當事務員、當著作家、當藝術家等的時候，是一種使用腦力的勞動者。此種腦力的勞動者，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護。把當教員、當醫生等看做不是勞動，這是不對的。”　　

試問李銳：這一新中國劃分社會各階級的法典，對知識分子的階級成分、階級屬性，規定得如此清楚明白，憑什么說毛澤東是把知識分子“完全歸屬于舊的統治階級”嗎？　　

其三、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的講話》中，對我國“知識分子的情況”作過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那就是指明：我國從舊社會過來的五百萬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步增多。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占少數。”“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　大多數知識分子則處在轉變的過程中。　　

試問李銳：毛澤東這種論斷能說是“既不合邏輯又不合事實”嗎？能說成是“將知識分子與剝削階級完全等同起來”、把“他們完全歸屬于舊的統治階級”嗎？難道指出我國知識分子中“少數人”，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極少數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不是客觀存在事實嗎？如果把這些人也戴上“工人階級”的桂冠，他們能同意嗎？胡躍邦不是為茅于軾被打“右派”改錯平反，并且封為“工人階級”，可此人并不領情，不僅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榮，而且公開揚言自己是57年打成的“真實右派”，這不是對那些宣布知識分子成了“工人階級一部分”的人打了一記大耳光？　　

　其四、改革開放初期，方勵之、王若望、陳一諮等一批“知識精英”不斷掀起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直至挑起“六四”反革命暴亂。他們在美國帝國主義特務的幫助下，紛紛叛逃外國，成為美國豢養著，顛覆共和國的急先鋒。　　

試問李銳：這樣一群叛國“知識精英”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嗎？　　

　其五、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所說的那些早年“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知識分子，像李銳、謝濤、辛子陵、杜正導、楊繼繩、李慎之等等，不是“一遇機會”，就原形畢露，爭先恐后轉附于新資產階級“皮”上，以至公開亮出“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幡，充當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急先鋒。試問李銳：你們這些人如果也算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豈不是對工人階級的莫大污蔑？　　　

　總之，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的客觀真理性，也證實了李銳自己的“理論”的荒謬性。　　

二、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隊伍　　

毛澤東鑒于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們是人民的“教員”，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但也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就反復提出要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的歷史任務。這是邏輯使然。　　

　1957年10月 9　日，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問題》中提出，無產階級要有自己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他說：“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十年內(科學規劃是十二年，還有十年)建立無產階級的這樣的隊伍。”(《文集》第7卷，第209頁)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指出：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民的“秀才”。他說：“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60頁）　　

　　1968年9月 10　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的批語和修改》中又重申要建立一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他說：“建立這樣一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必須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走從工農兵中培養技術人員及其他知識分子道路；同時，還必須對大量從過去舊學校出來的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爭取和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文稿》第12冊，第560頁)　　

那么，怎樣建立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　　

毛澤東提出兩方面的基本任務：一方面，要對學校教育進行改革，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學校教育的領導地位，使各級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培養的學生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毛澤東其所以那么注重學校的教育改革，大抵都是出于這樣的戰略目標。　　

另一方面，必須對從舊社會過來的幾百萬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和改造，使他們把立足點和世界觀逐步轉變到無產階級上來，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在這方面的思想軌跡，有三點值得注意：　要求知識分子要把“立足點”移過來；強調“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倡導知識分子“學習和熟悉馬克思主義。”　　

知識分子既然不是一個階級，那么，附在哪個階級？這就是“立足點”的問題。　　

毛澤東早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曾尖銳而又鮮明地提出，延安文藝革命者、知識分子首先要解決“立足點”的問題。他說：我們的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6、857頁）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是這樣，一般知識分子也應是這樣！　　　

進而，毛澤東還提出，知識分子要逐步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眾所周知，知識分子是教育者，很多人手握文教輿論大權，這就有一個把中國引向何方問題。質言之，就是按照無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中國，還是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中國的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振聾發聵地提出：知識分子一定要逐步實現的世界觀的根本轉變，否則“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他是這么說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不能遷就你們，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只能依靠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5－876頁）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中說：“廣大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為人民的工作和學習過程中，逐步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5頁）　　

毛澤東的這種政治主張，既凸現出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又體現了黨對廣大知識分子的真誠關愛。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毛澤東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主張被當作“左”的錯誤加以廢棄，從此知識分子天然地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成了最先進的階級，什么“立足點”轉移，什么“世界觀”的轉變，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都被拋置九霄云外！由此產生的惡果，大家有目共睹。　　　

最后，為了促使知識分子完成世界觀的轉變，毛澤東還要求知識分子要學習和熟悉馬克思主理論，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1957年2月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的講話》中，對我國知識分子接授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說：“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如果拿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看，似乎可以這樣說：大約有百分之十幾的人，包括共產黨員和黨外同情分子，是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并且站穩了腳跟，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就五百萬的總數來說，這些人是少數，但是他們是核心，有力量。多數人想學習馬克思主義，并且也學了一點，但是還不熟悉。其中有些人還有懷疑，還沒有站穩腳跟，一遇風浪就會左右搖擺。在五百萬總數中占大多數的這部分知識分子，還是處在一種中間狀態。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抱敵對態度的人，是占極少數。”（《毛澤東文集》第7，第269頁）　　

毛澤東為何如此重視知識分子學習和熟悉馬克思主義呢？因為在他看來，資產階級，乃至國際帝國主義，總是要同無產階級“爭奪”知識分子，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無產階級怎么辦？除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外，就是要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廣大知識分子，占領思想陣地。只有這樣，“大家才有共同的語言，事情就好辦多了！”　　　

三、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相結合。　　

毛澤東為了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提出并堅持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的方針。　　

　1939年5月1日　，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中尖銳提出知識分子革命與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說：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與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實行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59－560頁）　　

接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我國的文藝工作者、作家、藝術家，都應當深入工農群眾中去，同工農群眾相結合。三年后，他高度贊揚延安的知識分子，實現了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從此天下太平”。這就是他所說的：“直至去年春季，趙毅敏同志帶著楊家嶺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寨扭秧歌，安寨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那些老百姓也組織了秧歌隊，和楊家嶺的秧歌隊一塊扭起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矣。因為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陜北的老百姓一塊扭起秧歌來了。以前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現在是打成一片了。”（《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39頁）在這里，毛澤東把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視為“天下太平”，即社會穩定的重要，是很有見地的。　　

建國后，毛澤東一如既往地堅持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相結合的方針。　　

1957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的講話》中專門講到“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問題。”他說：“知識分子既然要這工農群眾服務，那就必須首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不好。我們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頑強拼搏接近工人農民。有些人可以在工廠農村看一看，轉一轉，這叫‘走馬觀花’，總比不走不看好。還有些人查以長期在住下去，這叫‘下馬觀花’。……我們要把接近工農群眾這件事，造成一種風氣，就是說要有很多知識分子這樣做。當然不能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種原因不能去。但我們希望盡可能有比較多的人去。”（《毛澤東文集》第7卷同，籠272頁）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同樣號召從舊學校畢業出來的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接受“再教育”。諸如，他在修改《人民日報社論》稿《堅定不移地走上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加過這樣一段話：“本報　七月二十二日　編者按中說：‘奉勸那些輕視工農、自己以為很了不起的大學生放下架子。’說錯了嗎？完全不錯。這里說的是‘輕視工農’又有架子的那一部分大學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視工農、愿意向工農學習的大學生。輕視工農而又以為自己了不起，這種極端錯誤的態度，難道還不該徹底改正嗎？”（《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22頁）　　　

那么，毛澤東為什么如此執著地堅持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呢？其主要的考量有三：　　

首先，毛澤東的基本出發點在于堅信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工農大眾是革命和建設的最主要的力量。他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做了科學分析后指出：“工業無產階級是中國新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而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又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成了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因之，工農大眾就成了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而知識分子雖然是革命和建設的重要的方面軍，但不是主力軍。這就一方面必須懂得，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可能勝利；一方面也必須看到，知識分子如果不同工農相結合，那也就一事無成。質言之，只有知識分子同工農大眾相結合，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才能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1939年5月 4　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已經“組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但是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和學生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青年學生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564頁)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也是這樣。　　

李銳一類如同俄國的民粹派，把工農大眾視為無知的“群氓”，在歷史的進程中的作用僅是一連串的“0”，只有在其前面加上知識分子這種“實數”，才能在歷史的發展中起作用，那就當然無所謂知識分子要同工農大眾相結合的問題了。　　

李銳攻擊和批判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的正確方針，其源也蓋出如此。此人自持高明，目無工農，反對同工農結合，乃邏輯的必然！　　　　

其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1957后2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的講話》指出：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又是教育者。我們的報紙每天在教育人民。我們的文學藝術家，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學生。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種先愛教育的任務。在社會制度大變動的時期，尤其要先受教育。”（《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0－271頁）　　

與此同時，他《在同文藝工作者的談話》也指出：“報紙、廣播、文工團、劇團、文學藝術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說，不講教育，說娛樂好了，這也可以，但你演戲，總要影響人，所以教育者應當先受教育，這是馬克思說的，我們這樣一些人應當受教育，說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腳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2頁）　　

最后、知識分子有自身的優點，也有自身的弱點。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情況的估量是一分為二的，既肯定他們鮮明的優點，又看到　其明顯的缺點。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就高度贊揚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并為其服務而反對民眾的知識分子外），“一般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失學和失學的威脅。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 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于政治覺悟，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作用和橋梁作用，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大傳播的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 ，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 ，是不可能的。”(《毛選》第2卷，第641—642頁)　　

　但知識分子也有其明顯的不足。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他們“在其未和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決心為群眾的利益服務并志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他們往往對自己估計過高，以至于輕視工農大眾，與工農群格格不入；許多人“在靈魂深處還有一個小資產階級王國”。因之，知識分子除了在自身的工作實踐中學習外，還須要到工農群眾的廣闊天地中去，在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實踐中，在生產勞動中，厲練自己，發揚長處，改正短處，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干，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總上可見，毛澤東是基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知識分子是教育者，既有其突出優點，又有明顯的缺點，因而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　　

毛澤東正是基于上述三個方面的考量，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工農大眾是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知識分子是教育者，教育者應當先愛教育，同時，也有其自身明顯的缺點和弱點，因而提出并堅持知識分子同工農相方針。　　

應當承認，這個方針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在實踐中也是卓有成效的。　　

《炎黃春秋》2010年第6期刊登《葉圣陶日記的1958》，就是力證。　6月13日　日記：“教育部辦公廳劉子余來電話，言國務院動員部長、司局長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問余身體狀況如何，能否參加?余言愿參加，勞動當然非所習，但愿一試之”。葉圣陶參加了一周勞動后，26日日記對此次勞動有過總結：“此次來做體力勞動，人人言大有意思。有謂‘勞動思想健康三豐收’者。或言宜定為制度，每年勞動二、三次。余之來此，意在實驗自己是否吃得消。今知勉力為之，因未始不能也。”這不是有力地證明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的方針，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方針，而且為廣大知識分子所擁護嗎？　　

　總上所述，知識分子是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力量，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不能成功，建設難有成效，文化更無從談起；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應當盡力爭取和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建立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學習和熟悉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它顯然是馬克思主義的。　　

李銳竭力污蔑和攻擊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用心不可不謂良苦。　　

毛澤東早就尖銳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是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轉引自1967年第9期《紅旗》）這是幾千年階級斗爭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真是至理名言！　　　

李銳鐵心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其階級基礎當然是新資產階級。但除此之外，他們還總得找到某些“依靠勢力”。而難題在于，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還能依靠誰？依靠廣大工人、農民？他們害怕打扁擔。出路只剩一條，就是寄希望于“知識精英”。這就要同無產階級“爭奪”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正好又是掌握著“輿論”大權，是必須“爭奪”的重要力量。而“爭奪”的最好辦法，就是盡力污蔑、詆毀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激起知識分子對毛澤東、黨和社會主義的仇恨，從而附到新資產階級的“皮”上，充當復辟資本主義的先鋒。　　

李銳的陰謀確也撈得了部分的成功，目睹那么多“知識精英”瘋狂非毛，否定馬克思主義，公開鼓吹中國的發展前途只剩“一條路”，當美國的孫子，李銳露出了一幅狡詐的笑臉。他自以為得計，然而我國廣大知識分子，由于受到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長期教育影響，又有兩個“三十年實踐”的強烈對比，反倒很快就識破李銳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的真正面目。　這就是搬走石頭砸碎了自己的腳。　　

歷史的辯證法本來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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