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蘇聯解體問題研究摘編

關于蘇聯解體問題研究摘編

《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年第4期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正確評價蘇聯模式
　　
　　吳恩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正確評價蘇聯模式》一文中指出，必須對蘇聯7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即蘇聯模式持辯證分析的態度，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斷定“蘇聯模式”“早已失敗、早已被歷史證明是一條死路”，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對歷史事件的評價決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環境。事實雄辯證明：蘇聯如果不是利用“社會主義計劃管理”的優勢，能在一個落后的國家短期內集中調動國家有限資源實現工業化、打敗法西斯侵略、拯救自己的國家嗎?如果不顧這個全世界公認的歷史事實，非要把這說成是“死路一條”，豈不是顛倒黑白?與戈爾巴喬夫時期對斯大林模式的全盤否定不同，近年來俄羅斯對斯大林時期持正面評價的人高達一半以上。如果無視俄羅斯廣大民眾、國家領導人和俄羅斯共產黨對蘇聯時期的評價，把蘇聯發展的道路或“模式”輕率地斥之為“死路一條”或“早已失敗”，把蘇聯人民幾十年忘我犧牲獲得的成果和英雄主義的精神一筆勾銷，這不僅完全有悖歷史事實，也有點類似當今世界有人把一些國家稱之為“流氓國家”、“失敗國家”一樣，這種“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傲慢口吻，容易刺傷別國民族自尊。當然，蘇聯社會在發展的同時，自身某些弊端(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教條主義、特權階層、脫離群眾……)也日益嚴重，其中每一種弊端的發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說此時的蘇聯社會只有“死路一條”，或者已經“無可救藥”則略顯簡單。因為同時其自身還存在“肯定”的一面，當時的蘇聯仍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并不是說某個社會在某個時期存在弊端就一定滅亡。這里的關鍵在于當政者如何發揚成績、克服弊端。而戈爾巴喬夫等人卻恰恰缺乏這個能力，這才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摘自《理論前沿》2007年第19期
　　
　　蘇共失敗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惡果
　　
　　張全景在《蘇共失敗、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及借鑒意義》一文中指出，蘇共的失敗，并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斯大林之后的幾代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惡果。蘇共失敗的原因概括起來四句話：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經濟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內因又有外因，內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主觀原因是主要的：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原因，現實原因是主要的。在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種是主導的、起決定作用的。從根本上來說，問題主要出在蘇共黨內，又主要是其領袖人物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對內背叛蘇聯人民，對外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把蘇共和國家引入了歧途，葬送了幾千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勝利成果。蘇共失敗、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1、兩面派、陰謀家、野心家、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蘇共領導權，他們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黨和人民，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袖，導致了蘇共黨亡政息。2、蘇共在理論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戰線上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蘇共在理論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全黨失去了正確的理論指導，造成黨內外思想的混亂和社會政治動蕩。國際敵對勢力極力推行“和平演變”策略，在反蘇大合唱中推波助瀾，將西方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以及攻擊列寧、斯大林和社會主義的言論猛烈地吹向蘇聯，毀掉了蘇聯人民的共同理想，加劇了思想混亂，這成為蘇共失敗、蘇聯解體的外部力量。3、蘇共沒有把黨的組織建設好，喪失了黨的先進性。蘇共中央蛻化變質了，不可能把各級基層組織建設好。蘇共基層組織喪失了先進性，在群眾中已無凝聚力、號召力、戰斗力，不能發揮戰斗堡壘作用，黨員質量下降，嚴重脫離群眾，不能發揮先鋒模范作用。4、黨內腐敗，嚴重脫離群眾。黨員干部的腐化，是蘇共失敗、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5、蘇共在干部隊伍特別是領導班子建設上，嚴重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錯誤的干部路線造成黨政軍干部隊伍思想空前混亂，嚴重損害了黨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對黨的離心傾向。
　　——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2期
　　
　　蘇聯解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
　　
　　張樹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蘇共失敗的政治教訓——兼析戈爾巴喬夫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一文中指出，戈爾巴喬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非但沒有給蘇聯百姓帶來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導致亡黨亡國，在政治上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從政治上看，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假民主、真背叛”、“民主是假、禍國殃民是真”。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沒能提高官僚機構的效率，沒能推進經濟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會形勢卻持續惡化，政局動蕩不安，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最終導致蘇共瓦解、蘇聯解體。葉利欽時期的政治現實表明，從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羅斯并未開花結果：超級總統制專權，三權分立名不副實；憲法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規定與政治現實相差甚遠；多黨傾軋、黑金政治橫行；財閥當道操縱媒體，家族寡頭政治盛行；貪污腐敗蔓延，黑手黨猖撅，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動蕩，政局不穩。上述事實說明，俄羅斯憲政民主化進程并不成功，政治“休克療法”沒有導致政治發展，反而造成嚴重的政治衰退。
　　無論是戈爾巴喬夫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葉利欽式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義在政治上都是致命的，在政治路線上是極其有害的。結合蘇聯—俄羅斯社會演變的歷史進程，我們完全同意這樣的正確結論：蘇聯東歐的變化，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里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
　　——摘自《政治學研究》2007年第1期
　　
　　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其執政黨變質并改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所致
　　
　　吳恩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劉書林(清華大學)在《也談蘇聯劇變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文中指出，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具體“體制”，而是其執政黨變質并改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所致。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不論蘇聯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其基本制度從總體上說，還是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在政治上，他主持修改蘇聯憲法，明確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公開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實行多黨制輪流坐莊，以“9+1”聯盟協定否定了蘇聯憲法規定的政治制度；在思想上，他公開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提出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并推行所謂的公開性原則造成思想輿論的失控；在經濟上，他實質上已經開始竭力推行私有化。這就使蘇聯黨和國家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完全背叛了廣大黨員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而使人們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時無動于衷、冷漠相待甚至有的“歡欣鼓舞”。這決不是對“斯大林模式”的拋棄，而是對戈爾巴喬夫等人背叛行徑的拋棄，進而造成了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命運。這完全可以說明，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決不是什么“體制”問題，而是戈爾巴喬夫等人所代表的特定集團使蘇共這個執政黨變質并最終完成了蘇聯亡黨亡國這一“使命”的。
　　文章認為，如果說具體體制在蘇聯解體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的話，那么，到底是哪個時期的“蘇聯體制”在蘇聯垮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在當時的情況下適應了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體現了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進而鞏固和發展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使得蘇聯取得工業化和衛國戰爭等偉大勝利。后來，情況發生重大變化，這個體制不能適應新的情況，但這可以在實踐中不斷改革和完善。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蘇聯的歷屆繼任者對這個體制沒有采取唯物辯證的態度，不是全盤否定一切，就是因循守舊，使這個體制逐步僵化、變異，弊病不斷增大。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體制已經與斯大林時期的體制大相徑庭了。戈爾巴喬夫等人是在背叛蘇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把一定歷史時期的體制或僵化或變異的過程中垮臺的。事實證明：蘇聯的解體，雖然不能排除各個蘇聯時期體制弊端的影響，但這都不是根子上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戈爾巴喬夫時期黨的變質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背叛造成了蘇聯解體。
　　——摘自《科學社會主義》2007年第1期
　　
　　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泛濫是蘇東劇變的主要甚至決定性的因素
　　
　　周新城(中國人民大學)在《蘇東劇變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危害》一文中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泛濫是蘇聯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演變的主要的甚至決定性的因素。蘇聯東歐國家正是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指引下，把共產黨改造為社會民主黨，從而丟失政權、改變制度性質，甚至造成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的。
　　戈爾巴喬夫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的代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因而在本質上同歷史上的社會民主主義沒有原則的區別。但是，這股思潮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由執政的共產黨自己提出來的，因而也具有一些特點。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從意識形態來說，它是一股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潮；從社會制度來說，它主張實行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從歷史作用來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它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橋梁。社會民主主義(包括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而是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推行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不是完善社會主義，而是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
　　戈爾巴喬夫是主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的。然而，社會主義因素，作為社會主義特有的本質特征，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不可能產生的，更不可能越來越多。戈爾巴喬夫鼓吹西方國家里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多了，正好表明他與鼓吹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伯恩斯坦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叛徒，而他在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他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從社會基本制度的角度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一種替代關系：或者按照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或者在特殊條件下，由于階級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像蘇聯東歐國家發生的劇變那樣。在現實生活中，壟斷資產階級也不允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趨同”成為一種新的制度，即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所謂“第三條道路”。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竭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妄圖重新恢復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蘇東劇變正是和平演變戰略的得手。“趨同”，只是某些人的幻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事實。
　　戈爾巴喬夫是竭力反對階級觀點，淡化意識形態、主張階級調和的。他認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堅決拋棄同全人類共同價值相對立的”“階級立場”，主張超階級的“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在這種淡化“階級定性”的階級調和的思想指導下，在階級敵人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咄咄逼人的進攻面前，使得蘇聯共產黨看不清楚斗爭的實質，不能針鋒相對地進行斗爭，而采取調和、妥協的辦法，結果步步退讓，最終拱手讓出政權，導致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而蘇東劇變使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了低潮，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事實表明，正是放棄“階級定性”的思維，在“階級調和”思維的指導下葬送了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使得社會主義的“陣地不斷縮小”。
　　——摘自《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2期
　　
　　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不應歸咎于十月革命
　　
　　俞邃(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在《十月革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指出，蘇聯模式的成效與挫折，都不能直接與十月革命掛鉤；時隔數十年之后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更不應歸咎于十月革命本身。鑒于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設想過社會主義革命將會在歐美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和共同勝利，而十月革命卻發生在資本主義發展非常落后、小農占絕大多數的俄國，加之面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破產的嚴酷現實，于是所謂的歷史“超前性”便成為引發對十月革命看法爭議的誘因。其實，列寧并非“違背馬克思主義”，而是基于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不一定是工業發達國家)獲得勝利的理論，確認在落后國家，在國家被戰爭和經濟破壞推向災難深淵的時刻，應當是也可能是采用革命的方式改變通常的歷史程序，不必拘泥于期待社會主義物質前提完全成熟，首先把舊政權推翻，然后在新政權基礎上發展生產力。列寧的這個科學構想和革命創舉終于獲得了成功。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突破，也正是他的高明之處。
　　十月革命開辟了新道路，但它本身并沒有、也不可能同時解決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問題。后來被稱作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管理體制，是在放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而又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在黨內外、國內外復雜的斗爭環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種模式。它曾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產生過輝煌業績。可是，隨著時代主題從“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化，面對科技的迅猛發展和資本主義表現某種活力的嚴峻挑戰，以思想理論僵化、經濟管理凝固化和政治生活不民主為特征的這種模式，弊端日益凝重。加之，蘇共長期以來在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犯有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嚴重“左”的錯誤，這些錯誤與體制弊端相互作用，惡性循環，造成的后果越來越深重，于是改革也就變得越來越迫切。可是，戰后蘇聯歷屆領導人，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都沒有能承擔起領導改革的使命，結果在戈爾巴喬夫手中葬送了蘇聯，葬送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成果。
　　——摘自《當代世界》2007年11期
　　
　　戈爾巴喬夫“列寧主義觀”的轉向是右的錯誤路線生成的深層誘因
　　
　　張士海(山東大學)在《論戈爾巴喬夫的“列寧主義觀”及其啟示——兼談蘇共“文化領導權”喪失與蘇聯解體》一文中指出，戈爾巴喬夫對列寧主義的認識，經歷了從“求教于列寧”到“重新認識列寧”再到“完全拋棄列寧主義”的轉變過程，實現了從“肯定”列寧主義到“否定”列寧主義的驚險跳躍?？疾旄隊柊蛦谭蛄袑幹髁x觀的轉向，從客觀上看，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評斯大林”運動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正是從肯定斯大林到否定斯大林，來完成他對列寧主義從“肯定”到“否定”的轉向的。從主觀上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戈爾巴喬夫沒能正確對待列寧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精神實質，因而隨著改革艱巨性的凸顯導致了他對待列寧主義立場的動搖。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執行的右的錯誤路線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最直接原因。在改革實踐中，戈爾巴喬夫列寧主義觀的轉向，是戈爾巴喬夫右的錯誤路線生成的深層誘因。戈爾巴喬夫借口現代資本主義的所謂“新變化”，否定階級對立和科學社會主義；攻擊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就是“精神壟斷”，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作為原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帶頭在“重評斯大林”運動中主動放棄對新聞等輿論領域的控制、支持攻擊列寧和列寧主義活動。蘇聯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喪失，不僅僅表現在輿論領域陣地的丟失，更表現在人們對“重評斯大林”運動中對于反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等種種錯誤言論的冷淡與麻木。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失敗。由于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失敗，沒能使人們真正理解和把握列寧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精神實質，因而當列寧主義受到攻擊、誹謗時，社會上也就沒能自發地組織起對保衛列寧主義的力量。正是由于戈爾巴喬夫列寧主義觀的轉向，導致了原蘇聯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喪失，使前蘇聯改革方向發生逆轉，直至出現亡黨亡國這樣的災難性事件。
　　——摘自《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l期
　　
　　蘇聯解體是由于主觀因素
　　
　　[俄]米·伊·科京在《蘇聯解體、蘇共失敗的原因》一文中指出，蘇聯解體并不存在客觀必然性——無論是經濟政治的，還是思想或者其他什么方面的，都不存在解體的客觀條件。蘇聯社會和國家制度經受了衛國戰爭的嚴峻考驗，她是富有生命力的；經濟并沒有像現在試圖描繪的那樣陷入了停滯；蘇共在社會中始終保持著領導地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對新的問題進行了回答，也可以科學地論證促進蘇聯社會發展的近期任務和長遠目標；蘇聯的國際地位總體上來說也是穩固的；蘇聯人民的精神境界很高，一直懷著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巨大熱情。既然如此，蘇聯為什么會解體?回答只有一個——是由于主觀因素。
　　從赫魯曉夫時代起，蘇共主觀地規定建成共產主義的期限，渴望社會均等制度的到來，培養具有科學世界觀和共產主義道德的新人。黨和黨的領導人對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對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到來，表現出一種盲目的態度。蘇聯人中肯地認為，蘇聯的解體與西方的“挖墻腳”行為是分不開的，與西方特工組織的活動是分不開的。在這一方面，國內的“第五縱隊”確實給一直與社會主義蘇聯作斗爭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幫其忙。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葉利欽等人，出賣了蘇共、出賣了蘇聯、出賣了蘇聯人民。扎索霍夫、伊瓦什柯、利加喬夫、馬納耶恩科夫、法林等領導人，他們一心想的都是鉆營往上爬，對蘇聯共產黨的“一把手”又假忠誠。他們也不能抵擋解體的進程。在強大的廣泛展開的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蘇聯、把蘇共當作“犯罪的”黨來敗壞、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當作反科學的教條來詆毀的時候，很多共產黨員放棄了自己的陣地，人民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
　　——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9期
　　
　　蘇共的敗亡根源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失敗和失控
　　
　　王立新(南京師范大學>在《對蘇共改革與意識形態失控的歷史反思》一文中指出，蘇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保守僵化和改革過程中多元社會思潮的泛濫以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喪失，是蘇共敗亡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層次原因。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對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由過去長期反對和批判“多元論”轉為贊成“多元論”。他先是提倡“利益多元論”，后又提倡“意見多元論”，把“多元論”同“民主化”和“公開性”作為蘇共三大“革命性倡議”。把多元論引進意識形態領域，必然導致人們的思想多元化，各種社會思潮紛紛出籠，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也趁機出臺，并利用蘇共過去的歷史錯誤大肆攻擊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統治地位受到沖擊。在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影響下，黨內外反對派步步緊逼，進而要求政治多元化，戈爾巴喬夫先是強烈反對，后來又步步退讓，1990年1月，他宣稱“我們不應像魔鬼害怕燒香一樣害怕多黨制”。1990年2月，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行動綱領草案，提出黨的奮斗目標是在蘇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宣稱黨將放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放棄政治壟斷地位。7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中蘇共表示“堅決放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壟斷主義”。蘇共從思想多元走向政治多元，在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悄然喪失后，蘇共的領導地位也就難以維持了。
　　——摘自《理論學刊》2009年第10期
　　
　　輿論安全狀況對蘇聯演變的影響
　　
　　趙強(中國人民大學)在《從輿論安全視角看蘇聯演變》一文中認為，蘇聯國家輿論的傳播失效、引導失靈及自我更新失當，使解體前夕蘇聯國家輿論的各種功能紊亂，輿論安全出現嚴重危機，最終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動蕩，加速了蘇聯演變的步伐。1、傳播失效。蘇聯國家輿論雖然基本覆蓋了目標受眾，但卻因為其傳播效果不佳，使其與受眾的良性互動大打折扣。國家輿論傳播失效對蘇聯的輿論安全構成了巨大的威脅，隨著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不斷激化，這種威脅又逐漸轉變為受眾對國家輿論的信任危機，成為蘇聯輿論安全失守的重要表現。2、引導失靈。蘇聯解體前夕國家輿論的引導能力幾近衰竭，已經難以發揮引導作用。其主要原因：(1)各種負面輿論的恣意沖擊，使國家輿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損失殆盡；(2)蘇共主動放棄了對媒體的領導權，最終丟失了必需的輿論引導陣地；(3)戈爾巴喬夫等人不僅放棄了輿論引導，反而將國家輿論引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方向。3、自我更新失當。在過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體制下，蘇聯盲目強調社會輿論與國家輿論的一致性，使社會輿論無法發揮對國家輿論的能動作用，蘇聯國家輿論失去了通過社會輿論反饋進行自我檢視的機會，也失去了借助社會輿論監督進行自我更新的動力。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客觀上對于檢驗、校正國家輿論，增強國家輿論的自我更新能力是有利的。但是好景不長，隨著沒有政治界線的“民主化”、“公開性”的推行，蘇聯的意識形態領域嚴重失控，集中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代替。原本封閉、僵化的國家輿論雖然面貌不佳、作用有限，但畢竟還是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現在卻掉頭轉向，引領這個國家及其人民走上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錯誤方向。
　　——摘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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