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在的毛澤東
出自2007年第9期《華人世界》月刊
一、毛澤東世界觀形成之路
整個華人世界幾乎沒有一個人具有他這樣全球范圍持久的影響力，他就是毛澤東。
童年的澤東
1893年12月26日，在韶峰山麓，一個蒼松翠竹環抱的小山沖，在一所南方常見的農舍里，毛澤東誕生。韶山因是毛澤東的故鄉而聞名遐邇。
韶山市火車站的巨幅毛澤東標準像似乎在告訴每一位來客，這里正是一代偉人毛澤東的故鄉。
一幢磚木結構，坐南朝北，呈凹字形的黃色農舍的堂屋大門上端掛著“毛澤東同志故居”貼金木匾，這是鄧小平1983年題寫的。無論是以今天的標準還是百年前的標準，這幢位于上屋場的獨立農舍都是屬于氣派的。可以看出，屋舍主人的家境要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記者沒有直接進屋，而是先繞到屋前的荷花池，百年前少年的毛澤東曾與父親毛順生爆發了一場韶山村民都目睹的沖突。在那時的中國，兒子公然頂撞父親，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這次事件也被普遍視為毛澤東反叛精神的顯著體現。而這一精神被學者們認為貫徹在毛澤東之后的全部革命生涯中。
東邊11間半小青瓦房為毛澤東的家，西邊5間茅草房為鄰居家，其中堂屋共用。從廚房往東，便是橫屋，全家用餐的地方，再往里走進入毛澤東父母臥室，室內的方形架子大床、青色大布蚊帳和印花床單、棉被等物一一在目。東墻上掛著毛澤東父母遺像，相鄰便是毛澤東少年時代的住房，屋內陳設簡單樸素，床邊保存至今的一盞桐油燈，曾伴隨少年毛澤東度過無數不眠之夜，在這盞小油燈微弱的火苗下，毛澤東閱讀完了《水滸傳》，書中梁山造反人物對毛澤東的影響意義深遠，在后來艱難備嘗的革命生涯中，《水滸傳》一直是他放在手邊常常閱讀的書。
六年孔夫子：萌發愛國思想
1902年毛澤東被父親送進了一家名為“南岸”的私塾。父親希望能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孝順的，替他管理家業的兒子。在韶山，私塾是兒童求學的唯一選擇。從8歲到16歲，毛澤東先后在韶山一帶的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等多處私塾讀書。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李佑新教授把這段時期稱為“舊學階段”。因為中國舊時的私塾照例從《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這些普及讀物教學生入門，隨后是四書五經這些傳統的儒學教育，任何外來的東西都不可能在這里出現。
“那時，他常和同學們在上課時偷讀禁書，老師一走過來，馬上就用經書遮住。這些書大多是描寫戰爭或反叛的，諸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在韶山，這些書是最能豐富毛澤東心靈世界的。”
1907年至1908年，毛澤東停學在家務農。其間，從表兄文運昌處借了一些書，其中改良主義者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馮貴芬所著《列強瓜分之危險》，使他萌發了一種朦朧的想要振興國家、抵御外侮的意念，初曉了富國強兵的道理，開始意識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含義，激起了他恢復學業的愿望。
“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一本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后。我現在還覺得這本小冊子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我讀了以后，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毛澤東曾充滿激情地回憶這段往事。也正是這幾本書，讓少年毛澤東深信：為了中國，他應該走出韶山，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整體來說，幾年的‘孔夫子’教育，為毛澤東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古文功底，培養了他‘鑒古知今’的愛好，幫助了他后來的‘古為今用’。周恩來曾經講到：‘讀古書看你會不會讀。毛主席開始很喜歡讀古書，現在做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歷史經驗教訓，運用得最熟悉。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部第一編研部熊華源主任在接受《華人世界》采訪時分析說，“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參加勞動實踐和接觸勞動群眾，同情和熱愛勞動人民、為勞苦群眾受壓迫、受剝削抱不平的思想感情越來越強烈；通過讀書，特別是讀了當時帶有濃厚愛國主義的書，又受到很多的教育和啟迪，開始了由同情勞苦群眾的感情向立志救國救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升華。”
“這一時期，毛澤東情感主導的傾向是，同情社會弱勢群體，即同情當地的貧困農民。”李佑新教授這樣總結這段時期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樂善好施的母親的影響，《水滸傳》等閑書、舊小說的閱讀，親歷饑民的暴動的感受，使得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形成了上述情感主導傾向。這種傾向實質上構成了毛澤東一生價值觀念的基本格調。他后來在政治、經濟、倫理等方面的觀念，都有這種基本色彩基調在里面。”
湖南第一師范：探索宇宙真理
走出韶山沖的毛澤東躊躇滿志，心中充滿了對新天地的期待和未來的憧憬，但當時的他也許還無法意識到，他的這一步不僅改變了自己的整個人生軌跡，更將改變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
在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的5年半時間學習經歷，是毛澤東世界觀形成的最重要階段。這段時期被李佑新教授概括為“新學階段”。
在紀念館老師的陪同下，筆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尋找著偉人昔日的痕跡。
黃昏時分，沿著樸素的長廊，踩著咯吱作響的窄窄的木梯，尋找青年毛澤東成長的軌跡，記者參觀了毛澤東曾用功苦讀的閱覽室、自修教室，以及毛澤東所在的第八班上課教室、住過5年的寢室。
同樣是在這件教室里，毛澤東遇到了他的精神導師楊昌濟，“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多年以后，這位學生多次這樣評價他的老師。曾經撰寫《毛澤東傳》的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這樣評價他：沒有哪位良師能比這位在愛丁堡取得中國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對毛澤東產生過如此深刻的影響。李佑新教授則強調，楊昌濟對毛澤東的影響幾乎貫徹毛澤東一生。
楊昌濟熱衷體育運動，認為這是把反叛導向社會變革的第一步。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口號，他堅持冷水浴。在老師的影響下，毛澤東尤其注意鍛煉身體、磨礪意志。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雜志第三卷第二號上，毛澤東發表了《體育之研究》一文，文中闡述了德、智、體三者的辯證關系。毛澤東認為健康的體魄、勇敢的意志和樂觀的態度都是拯救中華民族所需要的。文章有理有據，被學校保持至今。也被很多學者認為是毛澤東世界觀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青年毛澤東的讀書目的非常明確，這就是為救國救民‘儲才蓄能’。他認為，人之所以立志，應該就是追求真理，為實現真理而斗爭。‘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生未得，即終生無志。’他主張青年要有高尚的理想、遠大的目標。多關心國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學習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聯系起來。”熊華源主任分析說：“那個時期的毛澤東所關心和談論的都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他要求自己并鼓勵他人，為挽救今日中國之危亡，共為建設未來而‘儲才蓄能’，要做確有真才實學的救國‘奇杰’，而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學無術，專為自己生活的小人。”
毛澤東在一師就讀的5年半時間，恰逢中國社會歷史環境激烈變革的時期，中西文化激烈沖突。
“毛澤東在其改造社會的主張中，強調抓‘大本大源’。他的這一觀點是深受老師楊昌濟提出的“人的一生必須探得宇宙真理”這一觀點影響而得。再比如他的理念，包括毛澤東對譚嗣同的崇拜也是受到楊昌濟的影響，楊昌濟一直非常推崇譚嗣同。”李佑新教授分析說，“毛澤東的這一主張構成了他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及走向十月革命最終找到馬克思主義的根本。”
李佑新教授認為，一師的5年半不僅使毛澤東形成了對社會對人生的主張，也是他文化心理結構形成的重要時期。“而一個人的文化心理性格具有結構上的穩定性，因此，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形成的主張幾乎貫穿其一生的世界觀和革命觀。”李佑新說：“這種文化心理結構主要表現在兩點：第一，注重現實的務實精神；第二，張揚主觀意志的能動性。這兩者間的對立和互補構成了其巨大思想容量的張力。”
北大圖書館：找到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與1918年8月第一次來到北京，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并經其安排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北京大學的經歷對毛澤東而言被學界普遍認為是其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形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北京，色彩繽紛的新世界一下涌現到毛澤東的面前，他接觸到并學到了種種新的思想，獲得了許多活動經驗，雖然一時還來不及消化它們，但這畢竟大大打開他的眼界，邁出了從湖南走向全中國的第一步，加速了他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熊華源主任分析說。
“他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大，思想越來越激進。”李佑新認為，“這一時期讓毛澤東接觸到最前沿的知識、思想和精英人物，但并沒有形成明確的馬克思主義觀。”
他在給蔡和森等同學的信中提到這樣一些觀點：對社會，他主張進行根本改造；中國的革命應該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建立中共組織；唯物史觀應該是吾黨哲學觀等等重要觀點。這些觀點的形成都是他走出長沙、走向北京，積極投身社會、結交名流、開闊眼界之后所得出的觀點。
“我認為毛澤東到1920年已稱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提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已基本形成。他的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發生在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熊華源認為，導致這個較快的世界觀的轉變，有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從客觀上講，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深入人心，再加上陸續有歐洲留學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長篇來信，對毛澤東的世界觀的轉變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從主觀上講，他第二次去北京，直接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原著和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基本原理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
在北京開闊了眼界之后，毛澤東回到長沙主辦《湘江評論》，它成為了他評論時政、觀察社會的重要平臺，同時也使自己產生了重要影響力。而李佑新認為，毛澤東的思想傾向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轉變，他一改往昔在一師時“民眾大聯合”的革命主張，認為“圣賢救世”。
上海：確定信仰的關鍵時期
1920年6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上海，又一次見到了陳獨秀，并和陳獨秀談論他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影響，”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冬天，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確定了實行俄國式革命的主張，從此一生都沒有動搖過。確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宗旨。
二、他的思想是一種誘惑
1968年5月13日，在大洋彼岸浪漫國度法國，學生工人聯合實行總罷工總罷課，20多萬人涌上巴黎的街頭，進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人群中不乏身穿中國綠軍裝、頭戴綠軍帽、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法國青年，當時的法國報刊甚至還曾疾呼：‘巴黎街頭出現了紅衛兵。”這一場席卷法國全國、促使戴高樂改組政府的抗議運動，史稱“五月風暴”。
令人費解的是，毛澤東思想怎么會對其從未前往的異國，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杜明，法國著名政治學家、漢學家、法國國立政治學基金會研究員、中法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北京）主任。1968年“五月風暴”運動時，杜明正是一名熱血青年，并且是法國學聯的副主席。
雖年逾古稀，但杜明思維敏銳，聲音洪亮，一邊抱怨記者打擾了他的工作，一邊又滔滔不絕；中文流利，不過經常停頓，搜腸刮肚尋找更恰當的中文詞語以精確表達自己的觀點。
作為法國“五月風暴”中的一名積極分子，杜明認為。法國毛派形成有多種原因，一種是由于1956年的“波蘭事件”、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等原因，法國一些共產黨員對蘇聯感到失望，進而轉向毛澤東，轉向中國。還有一個原因，西方社會有一個傳統，就是找不到目標，大家都普遍缺乏一個……一個…..對，精神支柱，而毛派正好承載了他們的理想，包括中國河南省蘭考縣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和東北的雷鋒，也都是心中的模范。”
雖然是“五月風暴“的積極分子，但杜明說：“我既不是托派（托洛茨基主義者），也不是毛派（毛澤東擁護者），說實話，一段時間里，都準備開除我，大家都覺得我保守。”杜明表示，當時在法國，托派的力量更大，但毛派的領導人比托派的領導人要聰明得多，很多都是大學生中的精英。
到了今天，很多前毛派分子都成了社會精英，在法國政治界、學術界、文學界和藝術界都很有名，比如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貝爾納.德博爾，2007年大選熱門人物之一的霍朗德.卡斯托，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左派無產階級組織領袖阿蘭.熱斯馬爾，等等。
杜明說：“我的老朋友，法國著名左派報紙《解放報》原總編輯塞爾日.朱利，也是前毛派分子。他們總體來說很聰明，很熱情，也很會利用媒體。”
2004年10月14日，中法文化年期間，法國駐華大使館新聞參贊、新聞處主任張泰年做客新浪網和網友交流時，有網友詢問“在法國說起中國來用什么樣的詞匯能第一時間能表達出法國對中國的了解”，中文流利的張泰年說：“應該是長城。”主持人再問：“還有呢？”張泰年回答道：“就是毛澤東。”
對于毛澤東對當今法國的影響，杜明表示，由于林彪事件等原因，部分法國前毛派分子在上世紀70年代便趨于理性，而從上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的變化，也讓很多法國人士包括一些右派分人士變得更加現實，開始支持中國，“包括剛剛結束訪問中國的我們總統希拉克先生。”
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國際先驅導報》曾刊發一篇對前法國國務秘書安德烈.貝當古的專訪文章，年過八旬的安德烈.貝當古回憶起毛澤東時，非常動情，說：“我很早就愛上了中國。法中建交之后，我兩次被毛澤東接見，有幸一睹偉人真容，早年得以近觀中國，使我比大部分西方人更能體會中國的獨立和堅韌，亦更能分享中國人成功的榮耀。在我這一代法國人心目中，毛澤東是偉大的人物，他讓中國人民重新擁有了獨立和尊嚴。”
時至今日，著名毛派分子、法國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表示他仍然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對法國青年簡直是一種‘誘惑’，它激起了法國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變世界的愿望。”
《環球人物》雜志曾刊文表示，法國國際研究專家認為毛澤東影響了整整一代法國人，并且，毛澤東的影響不限于一代法國人，因為當年的那批青年人，如今早已為人父母，他們會將自己對毛澤東的情結，在言傳身教中傳給子女。
三、文化圖騰毛澤東
在最現代化的搜索引擎GOOGLE里輸入“毛澤東、美國”，不論是用中文還是用英文，得到的結果都是同樣的驚人：前者有1420000項，后者有1320000項。
隨意打開鏈接，就可以看到這樣一些關鍵詞：尼克松訪華、乒乓外交、基辛格、斯諾、施拉姆……這僅僅是一些耳熟能詳的聯系，還不包括那些不被廣泛認知的事件，比如他對美國前衛藝術的影響。
30多年前，一個叫安迪.沃霍的美國人嘗試著一門全新的藝術形式，他使用絲網印刷創造了一組名人肖像，這種被稱為波普藝術（POP ART）的形式讓毛澤東的肖像借由絲網印刷走進前衛藝術的領域。
安迪.沃霍之后，越來越多的藝術家、設計師開始把毛澤東當做重要的表現元素，1995年美國華裔時裝設計師譚燕玉因為將毛澤東的肖像融入時裝設計而聲名鵲起。
西方媒體偏愛毛澤東
讓毛澤東第一次出現在西方視野中的是一本名叫《生活》的畫報，這本四開的彩色新聞畫報是那個年代美國文化的標準之一。1937年1月25日，創辦兩個月的《生活》罕見地用數頁篇幅刊登了一組題為“漂泊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圖文并茂的報道，照片的拍攝者是美國記者斯諾，其中一幅是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肖像。
在后來的幾十年中，這幅照片無數次出現在美國的報紙、雜志和書籍等各類出版物中，成為毛澤東在美國乃至西方的典型標志。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1976年9月20日《時代》封面上出現了這張照片，當時離毛澤東逝世不到兩個星期。
這本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雜志，對毛澤東一直偏愛有加。去年6月一期的封面上再次出現毛澤東的面孔，盡管他更主體“中國的新革命”沒有太多直接的關聯。加上毛澤東逝世前的六次，總共有七次之多。
對毛澤東偏愛的不止《時代》這本雜志。美國另一本重量級的雜志《新聞周刊》也在1999年9月最后一期“中國50年慶典”封面上刊登了他的頭像，與他同時出現的還有克林頓，以及另外一位中國人，中國的女子朋克樂隊“掛在盒子上”的主唱王悅。
之所以把毛澤東與朋克樂隊放在一起是由原因的。上世紀70年代后期盛行的朋克文化中，毛澤東曾是朋克青年的偶像。歐美朋克樂隊常在演出時懸掛中國國旗和毛澤東的肖像，以表明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而在當年橫跨歐美的嬉皮士浪潮中，毛澤東也曾是他們的精神圖騰。
斯諾大概是和毛澤東私人關系最好的一位西方記者，1970年國慶節，他和毛澤東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這張肩并肩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引起了世界的關注，毛澤東向美國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號。
“乒乓外交”擊碎中美堅冰
中美的堅冰，是被一個小小的白色乒乓球最后擊碎。中國首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作為回報，美國乒乓球隊邀請了中國乒乓球隊訪問了美國。兩國乒乓球隊互訪，成為了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兩年后，尼克松訪華，他和毛澤東在中國一起度過了“改變世界的一周”。
中美關系能夠正常化離不開基辛格的努力，這位當時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1年首次秘密訪華為第二年《中美聯合公報》的簽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針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早在10年前在美國就已經展開，這多少得益于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在西方的廣泛發行。
在美國人看來，毛澤東及其思想是解開中國共產黨產生和發展奧秘的鑰匙。“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10年間，美國僅用于‘中國研究’的經費就超過7000萬美元，”中國政治學家、中南工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曾長秋介紹說。
美國“中國研究”最權威的機構要數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被認為是西方研究毛澤東里程碑的人物施拉姆就在這里工作，上世紀60年代，他的《毛澤東》確立他在該領域的屈指可數的權威地位，這成了西方學者在研究毛澤東時必讀的經典著作。
40年過后，這位曾經是物理學家參加過“曼哈頓計劃”的美國人對研究毛澤東仍然樂此不疲，由他主編的《走向權力之路：1912——1949》中譯本十卷本叢書已經出到了第六卷，而翻譯工作于3年前就已全部結束。
這套收入了所有能收集到毛澤東的手跡的叢書花了他14年時間和心血。“全世界，這套書是最全的，”華東師范大學海外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對《華人世界》說。2003年，在哈佛大學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上，談到研究毛澤東手稿心得時，施拉姆說：“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雖然他在掌權后犯過錯誤，但他總是想把最好的東西留給中國，人們會永遠記住這一點。”
四、毛澤東是英雄還是偶像
遠在東方的毛澤東顯然無法像影響千千萬萬中國青年一樣對英國的青年產生震撼，但是英國幾個主要人物對毛澤東的評點，讓毛澤東的形象在英國的青年心中扎了根。
曾經撰寫《毛澤東傳》的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這樣評價毛澤東：“對許多海外華人來說，毛是個英雄，他使中國站起來反抗外國的壓迫。”
而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則在生活上描述毛澤東的工作方式：“那是一件陳設簡樸的房間，周圍擺滿了書和他伏案批閱的文件。”
對毛澤東的認識更傾向于偶像化
英國人對毛澤東的時尚和商業利用遠遠超過中國人，當互聯網還沒有發展成為世界產品時候，大多數中國人還在懵懂于網絡域名的時候，英國人就于1998年搶先注冊了“毛澤東”的域名。
英雄的傳說總是讓人產生聯想，進而會激發創作欲望。當毛澤東被英國前首相卡拉漢表揚為“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對他無與倫比的紀念”后，英國人對毛澤東的認識更趨于偶像化。
為了表達對偶像的崇拜，毛澤東的形象開始被賦予時尚的理念，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和物體上。在倫敦的維多利亞和阿爾博特博物館曾經進行過“時尚毛澤東”展覽，富于想象的英國人把展覽變成了一場文化盛宴。由眾多紅色絲織品組成的毛澤東畫像布上，點綴著許多黑色和彩色的照片，上面記錄了許多毛澤東經歷過的重大政治事件，還包括了許多毛澤東生活場景的照片。
還有很多人會把毛澤東的圖像印在衣服上，甚至還有人把毛澤東圖像貼在身體的各個部分，比如手臂和胸前。
以研究中國著稱的英國學者格里格爾.本頓在接受《華人世界》采訪時則表示，把毛澤東圖案作為廣告印在衣服上只是一種商業用途，僅僅是時裝行業發展的一種表現，并不具有任何政治色彩。
不過，毛澤東時尚元素的背后，更多是精神上的崇敬。英國著名“滾石樂隊”的搖滾樂手、甲殼蟲樂隊的約翰.列儂對毛澤東充滿崇敬之情，甚至在約翰.列儂的歌詞里還出現了毛澤東。
“年輕人把毛澤東作為了一個人物形象，看成對權力的反叛者，”《毛澤東傳》一書的英國作者菲利普.肖特告訴《華人世界》。
癡迷毛澤東者依然存在
雖然毛澤東已經去世30周年了，但是對于英國甚至歐洲來說，他和他的思想仍舊是個謎，仍舊有很多人在研究他。號稱“中國通”的格利格爾.本頓就表示：“在英國，數以百計的書籍和文章已經寫過毛澤東。”
而對于毛澤東的影響，《毛澤東傳》作者菲利普.肖特的言論很有代表性。他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美國總統尼克松說得最好，他說毛澤東“改變中國的同時也改變了世界。”
菲利普.肖特還表示，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就不會有今日，他是中國現存的主要動力之一。歷史不能簡化，不能低估以往人物扮演的角色，毛澤東的作用仍然很大。
菲利普.肖特評價毛澤東為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他在冷戰時期的一系列內外政策，為中國以后的發展帶來了穩定的國際環境，也使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確立了合作的基礎。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歐洲人開始認為中國逐漸強大了起來，成為經濟競爭的強力對手。
200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期間，在英國的游行隊伍中，出現了毛澤東的圖像，許多年輕人舉著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澤東的圖像走完游行全程。英國人對毛澤東提倡的思想理論依舊著迷，對他的烏托邦主義也充滿了好奇。因此，在今天，不論在社會實踐中，還是在學術研究中，癡迷毛澤東者依舊存在。
但是隨著國外有關毛澤東研究的書層出不窮，也有一些帶有極端的片面性。菲利普.肖特認為對毛澤東應該客觀地看待，不能采取隨便的態度，這樣對毛澤東、對國家會產生多方面的遺憾，他期望中國更加開放。
五、德國精英階層的毛澤東情結
有一天英戈.謝弗爾的學生突然問他：“老師，毛澤東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樣的，我們還沒有看過。”從此，這位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系的教授在他的古代漢學課堂便多了一項任務：和學生一起看毛澤東的作品，然后再討論。
英戈.謝弗爾在柏林的家里對《華人世界》的記者講述這段與毛澤東有關的小故事時，離他第一次知道毛澤東這個人已經過去了40年。
那是1966年的某天，還是大學生的謝弗爾在德國當地的報紙上看到了關于中國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消息。此后，他對毛澤東這位神秘的外國領袖的興趣是越來越濃。“我是德國人，不是什么崇拜者，但是當時我很喜歡讀他的著作，有些工作方法比較有趣。比如說‘一分為二’。《實踐論》、《矛盾論》這些哲學文章，在歐洲許多人都比較感興趣。”
德國“68級運動”與毛澤東
的確，在歐洲，在德國，毛澤東就像一個突然降臨的精神領袖，受到像英戈.謝菲爾這樣年輕學生的熱烈追捧，這個影響在上世紀60年代德國大學生左派風潮也就是“68級運動”中進一步升溫，“當時，我們在學校的時候都用毛主席語錄跟我們的老師談一談。在德國社會，他太特別了。”
英戈.謝弗爾之所以認為“特別”是因為在遙遠的東方，一個東方領袖提出了德國人期盼已久的主張：婦女能頂半邊天。
“從希特勒時代婦女就開始回歸家庭，這樣，她們就成了弱勢群體，萬一家庭出現矛盾，婦女重新走向社會非常困難。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婦女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地位要比她們高一些。”德國史學家、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邢來順對《華人世界》這樣闡釋道。
英戈.謝弗爾的看法是，作為完全不同于東德以及前蘇聯社會主義的一種全新形式，很多學者和青年學生想從中國的“文革”運動中獲得借鑒。當然獲得借鑒的不僅僅有男女平等的觀念，還有“打破權威，反潮流精神”，在邢來順看來，這才是引發當年德國乃至西歐毛澤東熱的根本原因。
“中產階級逐漸在德國形成中流階級的時候，除了物質層面，還要追求精神自由。要求參與政治的東西，不能聽你們上層所謂政治精英的引導，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邢來順分析說。
若干年后，這批當年投身左派運動的學生均已躋身真正的精英階層，時過境遷，但他們身上帶有的毛澤東思想痕跡都一直還在。
毛澤東研究在德國
毛澤東對英戈.謝弗爾這位大學精英的影響，體現在他從1977年開始專門研究毛澤東思想，并著有兩本相關的著作《毛澤東思想導論》和《李大釗和毛澤東著作中的辯證思想的基本特點》。
如今，他的研究領域已經延伸到了整個中國思想史，他最感興趣的是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還有就是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同時他還翻譯了郭沫若的傳記。雖然研究中國的時間這么長，但是他跟這個國家沒有太多的直接的接觸，最近一次來中國還是上世紀80年代初。
當時，他是德國駐重慶總領事館的一名教員，主要任務是在四川外語學院教德國語言和文學。他此生僅有的兩年中國之行為他的漢語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又為他日后的研究增加了不少便利。
研究中國和毛澤東在德國不止謝弗爾一個，在德國的圖賓根大學和慕尼黑大學的東亞學系里聚集了不少像他這樣的學者。
“高潮在上世紀70年代。研究者尤其是漢學家想知道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趨勢，自然必須研究毛澤東，”英戈.謝弗爾介紹說，但他也特別強調“左派”學生對毛澤東的熱情必須與學者的研究分開。“前者是帶著政治傾向的，而后者主要是進行不帶傾向的客觀研究。”
但是隨著毛澤東的逝世，海外“毛澤東熱”開始慢慢減退，不過，英戈.謝弗爾卻并不這么看。他說：“盡管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從客觀角度對毛澤東進行學術研究的人并沒有減少。人們對于當今中國有興趣，自然也會去研究毛澤東時代。他們想知道毛澤東對20世紀中國的影響。”
有職業的，也有業余的，萊比錫民族學博物館東亞部主任因果.南特威希就是其中一位。“我從十五六歲開始就對毛澤東感興趣。”因果.南特威希清楚地記得當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時泣不成聲的情形。“第二天第一堂課剛好是歷史課，大家停止上課，悼念毛主席。我當時致了悼詞。”
對德國政治家影響深遠
除了知識分子，德國的政治家也是受毛澤東影響最多的一個群體。無論是德國綠黨聯邦主席賴因哈德.比蒂科費爾，還是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和施羅德，一提起毛澤東，都有講不完的故事。
前新華社駐柏林記者鄭漢根曾經在2003年毛澤東逝世100周年采訪過賴因哈德.比蒂科費爾，他對《華人世界》回憶說，“談起毛澤東的理論，他非常熟悉。舉個例子來說，我當時是用德語采訪他的，但是聽到很多熟悉的中文名詞，比如‘從群眾中來，當群眾中去’、‘群眾路線’、‘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
由于對毛澤東的喜愛，賴因哈德.比蒂科費爾進而加深對中國這個國家的熱情，“他對中國的歷史很有興趣，都是用業余時間做研究。從商朝到現代中國的歷史，他都做過了解，”鄭漢根說。不僅如此，他還在1973年參與創立了海德堡地區的德中友好協會，隨后還多年擔任這個協會的主席。
事實上，除卻他本人，也所領導的綠黨本身也頗受毛澤東的影響。“綠黨整個機制主張都是從1960年代發展過來的，難免毛澤東思想的痕跡，比如中產階級‘要獨立的，要自由’的文化價值取向，”邢來順說。
和綠黨一樣，德國另一大政黨社會民主黨也是左派政黨。據邢來順說，這個黨的前主席也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德文版傳記中特地辟出一章談毛澤東。
說到總理，不能不提到比施羅德更早的施密特。1972年中德建交，3年后，他以總理的身份代表德國第一次訪問中國，這次訪問也使他成了至今唯一一位見過毛澤東的德國總理。
毛澤東逝世30年后，也在被德國之聲中文網記者問到如何看待毛澤東對中國及西方世界的影響時說：“他當年的對外關系，有一點值得稱贊，那就是他沒有發動戰爭。毛澤東曾認為，蘇聯和中國之間會爆發戰爭。但是他沒有挑起這場戰爭，戰爭也沒爆發。在朝鮮戰爭期間，他的態度一直比較審慎，直到美軍北上直逼中國邊境，他才決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場令人驚訝的非常克制和溫和。”
六、日本人逐漸淡忘對他的崇敬
“我的東西本來就是應景之作，不值一文，本來沒有收集成冊的必要，”對《竹內實文集》出版的慶功會，竹內實先生這種日本傳統的謙遜之語，在高度強調自我表現的當代，作為全日本最權威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所使用的話語令很多人不能理解。但另一方面，這何嘗不是一種對照。
在竹內實開始進行毛澤東研究的上世紀50年代，對中國以及毛澤東的研究曾經成為了一種風潮。“那時中國在東南亞很被羨慕，很多人來研究，”竹內實說。在當時的日本，日本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極大，雖然對毛澤東及其中國的研究固然還要受到許多限制，但仍然有人表示出極大的興趣。那時候（上世紀50年代），只要是研究中國的學者，都是傾向于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
而實際上，他的研究方向一直得到特殊的關注，他回憶起，在上世紀50代，他把自己的作品拿去辦一些小型的展覽，每次最先光臨的都是警察。“只要你研究的東西是與中國有關的，別人就會說你是赤色分子。”
那時候在日本積極宣傳新中國的名人，有魯迅生前的戰友內山書店的老板內山完造，他在上世紀50年代訪問中國后回國，曾經大力宣揚新中國所取得的種種成就。“內山訪問中國回國后，說中國已經消滅了蒼蠅和蚊子，他在中國的旅途中一只蒼蠅蚊子都沒見到，這讓我看了很羨慕，但我到中國訪問后，偶爾還能在飯店里發現一只蒼蠅，可見什么都不是絕對的，”竹內實說。此外，當時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還有一位也姓竹內的，叫做竹內好，他的研究比竹內實更早，還有許多著名的對中國友好的人士，比如作家大江健三郎。當時的中國在日本既神秘又令人向往，當然也有人痛恨，“因為中國實行了社會主義，有些人認為中國是變壞了，這是政治傾向不同的矛盾，”竹內實說。
竹內實忠實地保留了他內心獨立冷靜的態度。他在他的著作里對毛澤東的許多品質和文章大為贊揚。他的判斷和評價，經常成為別人攻擊的對象，當時日本的右翼文人固然不喜歡他，左翼對他也頗有微詞，但事實卻證明他的眼光經得起歷史的驗證。
毛澤東一些簡短的語錄口號漂洋過海，傳到異邦，并由此引發人們斷章取義的遐想，在一些人看來這種口號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這種風氣在上個世紀60年代演變成一種新的流行。而在日本，由于對中國的研究持續和深入，這種偶像的樹立沒有南美和歐洲那樣離譜，但也還是帶動了一批人，“那時候對他有興趣的人，不單是中國問題的研究者，還有些很時髦的人物，”竹內實說。
日本對于中國的研究，向來發達，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中國自己的研究水平。翻看竹內實的文集，你會感慨地發現，針對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時期發表的作品，日本研究界的分析幾乎是同步的。相比較而言，中國同時期對于日本的研究卻相當蒼白。
在冷暖交互中度過20多年后，竹內實終于等來對他影響巨大的一件事。隨著田中角榮和毛澤東會面，中日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于像他這樣的中國問題專家來說，“一掃頭上的陰影，什么壓力都沒有了，從此什么都可以說了。”不僅學術界如此，中國民間交流也再次達到上世紀50年代后的又一次高潮，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退潮。
人們正在慢慢淡忘世界曾經對于他的崇敬，以及崇敬的理由。“他是過時的人物了，如今的年輕人已經不關心他了，”竹內實嘆氣說道。在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們記住了毛澤東的一些簡單話語，比如“敵進我退”，比如“婦女能頂半邊天”，又或是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談及與美國作對時經常用到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等。
七、加拿大有家飯店叫毛家食堂
當中國的公共食堂被認為是大鍋飯取消之后，到目前為止就再也沒有恢復過。然而多年之后，加拿大的溫哥華卻出現一家被命名為“毛家食堂”的飯店。
據店主人介紹，光臨這里顧客以中國人居多，點得最多的菜就是毛主席最喜歡吃的“毛氏紅燒肉”，隨著生意的紅火，許多外國人也開始到“毛家食堂”用餐，其中多數人是沖著毛澤東來的。
“一個有代表性的加拿大人大概都聽說過毛澤東，”加拿大著名漢學家王建在接受《華人世界》采訪時說，之前，他曾經當過加拿大駐華使館教育文化參贊，對中國有很深的研究。
雖然毛澤東晚年的決策導致大量華人移民加拿大，讓加拿大人對其認識有些片面，但是總體上的評價依然很中肯。
為中國人民的革命而犧牲的加拿大人白求恩在中國家喻戶曉。當年毛澤東與白求恩只見過一次面，之后白求恩就開赴前線，一年后，白求恩犧牲在中國的太行山上。
1970年10月，中國與加拿大正式建交，兩年后，加拿大政府授予白求恩“加拿大歷史名人”稱號，并把白求恩出生的小樓從當地長老會手中買下來，經過三年多的修繕和重新布置，于1976年作為白求恩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同年，這棟小樓被列為加拿大國家歷史名勝之一。
從此之后，到白求恩紀念館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對此，加拿大人的理解是：毛澤東一篇有關白求恩的著名文章導致中國人對于白求恩有著無與倫比的緬懷情結。
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澤東稱白求恩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評價毛澤東：“這是一位蓋世英才。他一定會改變整個世界。”
毛澤東和白求恩的關系成了中國和加拿大友誼的象征，中加建交之后，加拿大總理皮埃爾.埃利奧特.特魯多在職期間，曾經三次訪問中國，并和毛澤東作了很多深層次的溝通。
他評價毛澤東為20世紀最偉大的領袖之一。不過，由于意識形態的問題，冷戰時期的加拿大人并不能客觀地對待毛澤東，冷戰結束后，加拿大人對毛澤東的認識才逐步完善客觀起來，反映出加拿大人對毛澤東意識形態的一系列變化。
八、越南人民說：“我們熱愛毛伯伯”
“越南—中國，山連山，江連江。共理想，心相連，勝利的路上紅旗飄揚。啊！啊！我們歡呼萬歲，胡志明，毛澤東……”這首由胡志明作詞作曲、在越南廣泛流傳的歌曲《越南—中國》，即使過去多年，仍有著許多越南人傳唱。今天，在越南當提起毛澤東時，還是有人愿意稱之為“毛伯伯”，表達對毛澤東的感激之情，在毛澤東在幫助越南抗擊法國、美國侵略時的貢獻給予很高的評價和肯定。
張加祥曾經是新華社駐越南的高級記者，對越南了解頗深。他告訴《華人世界》記者說，上世紀70年代越南河內新華社辦公地址和越南前總理范文同家隔墻而居，他經常聽到范文同的侄女和孫女依在樓梯窗口用漢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中國歌曲。
以歌頌毛澤東為主題的《東方紅》更是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的越南廣為傳唱，幾乎人人都會唱。
越南人民一直把毛澤東當做最親近的外國領袖來看待，感激是他們對毛澤東最真誠的感情。2006年5月，中國攝影家協會代表團應邀到越南訪問，邵華作為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隨行，當越南攝影協會主席朱志晨了解到邵華和毛澤東的關系后，非常高興，并表達很多對毛澤東表示感激的話語。
在越南，毛澤東一直是中越兩國友好關系的象征。很多情況下，越南人民都會把毛澤東和胡志明放在一起，表示中越友誼。2006年10月舉辦的第三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上，毛澤東和胡志明的頭像被越南商人做成畫像小飾品放在一起展出。
隨著越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越兩國交流日益頻繁，大量的中國人到越南旅游投資，深刻體會到了越南人對毛澤東的感情。一位在越南投資的中國人在自己的博客里記錄了越南人民的熱情，他把這一切歸功于毛澤東在越南的影響，正是由于毛澤東和胡志明當年的友誼，才造就當今中國人在越南所享受的待遇。
胡志明和毛澤東的關系奠定了中越關系的基礎，由于在越南在困難的時刻，毛澤東毫不保留地伸出了援手，幫助越南取得巨大成就，因此越南人對毛澤東存在相當程度的崇敬和懷念。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政治經濟研究室主任蔣細定在介紹《華人世界》記者采訪時認為，在胡志明年代，毛澤東和胡志明的關系非常好，越南抗美時期，兩國的關系也非常好，而越南人也很崇拜毛澤東。
張加祥也認為越南人非常尊敬毛澤東，認為他代表著中國對越南的友誼。至今，在他的家里的展示柜里仍擺放著許多越南友人贈送的禮品，其中就有一張毛澤東和胡志明親切交談的照片，這是張加祥最為看重的禮品。
毛澤東對越南的影響不僅在抗法、抗美期間，即使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越之間發生不愉快之后，毛澤東依舊在中越關系的重建過程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之后，中越的關系開進入超常發展階段，經貿往來，雙邊合作，區域合作等等，合作范圍不斷擴大。
“中越關系正常化15周年，很少有國家關系像中越兩國關系這樣發展得如此親密友好快速，”張加祥如此評價。
越南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黎光興曾這樣說：“我們越南人民對毛伯伯有著深厚的感情。我的演唱不僅是表達我個人對毛伯伯的熱愛，也表達了越南人民對毛伯伯的熱愛。”
九、毛岸英長眠在這里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時許，朝鮮大榆洞志愿軍總部。敵軍4架B-26轟炸機剛剛北去又折返回來，朝地面投擲了凝固汽油彈。頓時，作戰室附件火光滔天，兩名戰士沒能跑出作戰室，壯烈犧牲，一位是高瑞欣參謀，另一位則是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在耗時30多年、完稿于2005年10月的《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一書中，作者武立金第一次詳細介紹了毛岸英趕赴朝鮮戰場以及犧牲疆場的前前后后。
2006年10月20日下午，極少接受媒體采訪的武立金接受了《華人世界》的采訪。武立金表示，上世紀70年代，他曾在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團工作了3年，工作崗位就在朝鮮的三八線上，也就是著名的“停戰村”板門店。
武立金告訴本刊記者，每逢清明節和志愿軍赴朝參戰紀念日，朝鮮的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都會來此掃墓，告慰英靈。金正日同志生前曾20多次來到這里，向志愿軍烈士墓獻花圈。朝鮮人民知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特別是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是為了朝鮮民族解放事業而犧牲的。
在撰寫《毛岸英在朝鮮戰場》這本書時，武立金曾多次拜訪劉思齊老人，每次和她談到毛岸英，70多歲的劉思齊老人還是很傷痛，憶起往事，周圍的人都插不上話。提及毛澤東時，劉思齊用了一個并列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父親。”在《毛岸英在朝鮮戰場》序言中，劉思齊寫道：“在懷念岸英的同時，我不能不懷念偉大的父親毛澤東。岸英殉國的消息傳來后，父親忍受了老年喪子的巨大悲痛，一邊一刻不停地處理國家大事，一邊以極大的愛心和耐心，先是隱瞞我，后是安慰我和勸導我，顯示出一份深不見底的親情和作為領袖所特有的堅強自制力與巍然屹立的卓絕風范。”
作為毛澤東深深器重的親生兒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戰死朝鮮，這個事件對朝鮮民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武立金認為，毛岸英的不幸犧牲，“震撼著指導員的心靈，使我軍英勇無畏和不怕犧牲的光榮傳統更加發揚光大，對鼓舞不對斗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06年10月30日中午，北京大學朝鮮語言文化專業教研室主任、朝鮮文化研究所所長金景一教授在接受《華人世界》采訪時表示，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
金景一教授說，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時期，中國派遣志愿軍入朝作戰，已是對朝鮮的最大支持，作為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積極響應，第一個報名參加志愿軍，入朝34后不幸戰死朝鮮戰場，這是中朝友誼中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金景一教授分析認為，在朝鮮戰爭爆發和毛岸英犧牲后，毛澤東和金日成、中國和朝鮮的革命友誼更加深厚了。
十、肖特西方最出色的毛傳作家
1999年．英國作家菲力普.肖特的《毛澤東傳》付梓，英文版同時在英國和美國上市。
2004年，該書中文版面世，3個月內2次再版。2006年6月，新疆人民出版社發行維吾爾文版的《毛澤東傳》。
從1999年2007年，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俄國、美國、捷克、土耳其等國家業紛紛譯介引進此書，因其內容精準，被部分西方國家的高校列為教材。
先后寫下《班達傳》、《龍與熊——后毛時代的中國和后斯大林時代的俄國之比較》、《波爾布特傳》和《毛澤東傳》的菲力普.肖特現居法國普羅旺斯省，在《密特朗傳》的寫作間隙，他抽空接受了《華人世界》的采訪。
結緣中國
肖特的外祖父生于1850年，中國道光皇帝在位時期，19世紀末曾在香港做過海關檢查員，并于肖特出生前去世。這位前香港海關檢查員的女兒今年102歲，半個世紀前，是她最早向肖特講述了中國這片神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
上學后，肖特周圍的一些同學對道教和中國的古典詩詞有濃厚的興趣，在他們的影響和鼓勵下，肖特買了第一本中國書。“那是一本《寒山全集》，寒山是唐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可惜現在許多中國人不知道他，”肖特不無遺憾地說。
肖特大學的專業與中國無關，是化學和英語文學，但對中國的迷戀的確從那時候開始。20世紀60年代早期，在劍橋大學，肖特結識了一位著名英國作家的女兒，這個女孩對中國文化有著近似瘋狂的愛好。很可能，她對1966年肖特的選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那時的肖特的計劃是去中國做一名英語老師，在設于和BBC一街之隔的中國辦事處，他順利通過面試，卻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未能成行。
“所以，接下來的我面臨的問題就是究竟去哪里。命中注定，我要去的是非洲。與我同時代的英國作家，那富于冒險精神的青年人，他們去東南亞，（因為）那里正爆發越戰，有許多引人入勝和可怕的事情等待發現；或者去非洲，那里的殖民主義剛剛結束，新的獨立的非洲國家正在努力奮斗中崛起。”
“在馬拉維和烏干達做了6年自由撰稿人以后，我受雇于BBC作為他們駐莫斯科的通訊員。”1976年10月，BBC獲得在北京開辦分社的許可。“就在第二年春天，我第二次來到中國駐倫敦辦事處，這一次我成了第一位BBC駐中國的通訊員。1977年5月，我來到中國，一待就是4年。”
巨星隕落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去世。這一天，31歲的肖特在路透社駐莫斯科分社。
“我記得當時的情景：我和辦公室的一個同事一起站在路透社辦公室窗前，是莫斯科時間的上午晚些時候，我們注意到所有的電傳機（用于把外界新聞傳回社里）都瞬間停止了，然后又突然變得瘋狂，一個接一個“吐”出消息——
“啪“——北京，9月9日，毛澤東逝世。
“啪“——香港，9月9日，毛澤東逝世。
如此持續有20分鐘，亞洲所有路透社分社都宣布了來自北京無線電臺的這個消息。
這就是當時新聞傳播的速度。沒有互聯網，沒有衛星電話，電臺里沒有電腦屏幕。一個新聞“電閃”通過通訊線路落在電傳機的紙卷上，立刻有人撕下來進行編輯，如果這條新聞足夠重要，他們會打斷常規的新聞廣播，進行轉播。
如果說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毛澤東去世所帶來的瞬間的感受是震驚和極度悲傷；對肖特這個從事新聞事業的外國人來說，則有著截然不同的體驗。
“我的感受，首先是失望。我已經知道我可能會去北京。現在毛在我到達那里之前去世了。”“對我來說，毛澤東是20世紀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人物，無論是誰，取代了他的位置，都會使得中國變成另外一種樣子。幾天之后，我的直覺得到證實，我去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簽署吊唁書。1月份，周恩來逝世的時候，我已經去過那里。周恩來去世的時候，大使館的官員十分悲痛，就好像一位關系很好的摯愛親戚去世了。而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我感到氣氛非常兩樣：不是像周恩來去世那樣，帶著個人情感的悲傷，所有的官員看上去有一種恐懼感，就好像中國的基石被抽調了，他們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十一、伊門道夫
德國的毛派藝術家
伊門道夫是個典型的德國人，高大、魁梧，說話滔滔不絕，喜做理性思辨，不遷就；一身黑色皮衣皮褲，戴著金表、金戒指、金項鏈——是他的招牌裝束。
更引人注目的是，伊門道夫的左臂上刺著“毛”字，不但如此，他還有幾間房子專門存放毛澤東紀念品，足有幾萬件，僅《毛澤東選集》就有20多個版本。
“那時我就覺得，
毛澤東的思想非常革命”
伊門道夫1945年6月14日生于德國呂納堡附近易北河西岸的布萊德克，1964年他來到德國杜賽爾多夫藝術學院，曾試圖放棄繪畫尋找另一種有效的藝術方法抵制資本主義美學。伊門道夫說，他對毛澤東崇拜始于1967到1968年間。
“上世紀60年代美國越戰期間，全世界都爆發反美、反戰運動。這場戰爭——一個大國對弱小國家的打擊，讓我開始思考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大國和小國的平等外交，開始同情弱小國家。”
與此同時，伊門道夫搜集毛澤東的文學作品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他說“當時我就覺得，毛澤東思想非常革命。”上世紀60、70年代，中國關于“藝術、社會和人民的關系”的討論引起了伊門道夫的注意。毛澤東提出“藝術為人民服務”，伊門道夫認為他自己作畫的意義正在于此，他感到他的藝術創作找到了方向。
在如何評價毛澤東這個問題上，伊門道夫說，“評價毛澤東，是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的任務。我作為毛澤東的崇拜者，崇拜的是毛的業績，他拯救了中國人民，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毫無疑問，毛澤東是20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
活躍于上海的職業藝術家徐微強對《華人世界》說，“伊門道夫是一個善良、直率、偏執的好老頭，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樣性格的人，一旦理念形成及就很難改變。從而影響其一生。正如英國著名藝術評論家、歷史學家貢布里希所說的，‘沒有藝術這事，只有藝術家。’”
“毛派藝術家”
花甲之年的伊門道夫毫不避諱，他年輕時是一個左派甚至是一個“毛派”，今天他的思想更接近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974年，伊門道夫提出的“藝術屬于人民”，即來源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咖啡館德國系列》是伊門道夫的得意之作，分割的畫面表現出畫家對德國分裂的態度。而伊門道夫更多的作品則采用光明溫暖的顏色探尋著通向著美好社會的出路。
徐微強認為，德國曾經是藝術革命的圣地，著名的表現主義藝術就誕生于那塊土地。作為新表現主義的重要人物伊門道夫，他代表著一個流派。伊門道夫被稱為西方“活的藝術大師”，他尊立一代偉人毛澤東為圖騰，說明很多人類歷史上無可爭議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政治和藝術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十二、毛澤東的世界粉絲
一、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
“偉大舵手毛澤東”、“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這些句子，查韋斯像很多中國人一樣，脫口而出。“我整個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二、 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
“我們兩人之間，既不需要做作的同情，也沒有相互反感之處，直到毛去世，連接的我們一直是一種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誼。”“我將懷著無比強烈、崇敬和欽佩的心情懷念這位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
三、 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布托
“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歷史顯得渺小。他強有力的影響在全世界億萬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記。毛澤東是革命的兒子，是革命的精髓，也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
四、 英國記者菲力普.肖特
“毛澤東是20世紀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人物，無論是誰，取代了他的位置，都會使得中國成為另外一種樣子。”
五、 日本學者竹內實
“毛澤東身材高大得像東北大漢，手掌卻非常柔軟溫暖。”“他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想做一名教師，因為他上過師范，但最后卻走上了革命道路。”
六、 印度工商會聯合會高級顧問巴拉伯
“毛澤東和甘地一樣，是民族英雄。他的英明首先在于他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的深刻理解，其次毛澤東的著作言簡意賅地闡述了馬列主義的原理，兩者相結合，使他制定出系統的引導中國革命的戰略和戰術。”
七、 新加坡心理醫生楊新發
“我把毛澤東思想和紅色經典用于心理診療。”“戰略上藐視抑郁癥，戰術上重視抑郁癥。心理問題是21世紀第一大殺手，但治療抑郁癥的藥物今天已經發展到第四代，我們要相信事在人為，人定勝天。”
八、 德國畫家伊門道夫
“我一直遵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藝術家要為人民服務，其作品必須是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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