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也：“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

“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

馬也

清代同治年間（1862-1874），史稱“同治中興”，主要標志為洋務運動，二而一也。這個“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洋務運動，發動于清廷，起始于被稱“中興第一名臣”的曾國藩，最大代表為李鴻章。

1860年前后，西方列強對太平天國由拉變打，對清廷由打變拉，漢族地主階級同滿族地主階級愈加合流，西化派官僚漸居主流。

1860年，英法兩軍攻入北京。清皇室亡命熱河，命負責“夷務”的恭親王奕訢議和，分別與俄、英、法訂立《北京條約》。1861年1月5日，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奏復，主張“資夷力”以“助剿”濟運，紓一時之擾。1月13日，恭親王奕訢奏稱，“發捻交乘，心腹之害”，借三國諸葛亮“聯吳伐魏”故事，力主聯合列強、消滅太平天國和捻軍。隨后他又上奏，陳述辦洋務的政績和經驗：“臣等自聯絡英法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昵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賊為志，不難漸次掃蕩。”他的“機會”，就是列強“安靜”而且“可昵而就我”。7月7日，“上諭”從奕訢奏，“東南賊氛蔓延，果能購買外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8月13日，曾國藩有“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摺”，稱由這一“上諭”“仰見皇上圣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奕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這里顯示的，是最高統治集團與列強統、與國內人民戰的戰略一致。8月22日，咸豐卒于熱河行宮，同治繼位。

“同治中興”由洋務運動的熱鬧登場，敲起開臺鑼鼓。

所謂“中興”和洋務運動，由曾國藩的外購，到李鴻章的建廠，“第一要務”均為用外洋船炮鎮壓國內人民反抗。李鴻章1865年9月20日有“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說到他1862年在上海設制炮局、后來創江南制造總局，宗旨皆為平定太平天國，對洋技術之被百姓掌握，用于發展國內生產和資本主義的民族工業，則須“向例設禁”、“隨時設法羈縻”。直到光緒年間，李鴻章還有1882年4月23日的“試辦織布局摺”，說“十年以內，祗準華商附設搭辦，不準另行設局”。1894年，他的“推廣機器織局摺”，再次強調國內無論官辦民辦，皆以紗機四十萬錠子、布機五千張為額，“十年之內，不準續添”。

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31，收有一篇署名俞贊的《卹商論》，如此評論洋務運動：“開礦、商務、機器織布等局，事事步其后塵，事事為所愚弄”，結果不過“化子虛為烏有”，“到處創辦，到處無成”。唯一成功的，是摧殘稚嫩的中國民族工業。這也正是西方列強的本意。《時務報》第8冊，刊有原載1896年9月29日上海《字西林報》，署“英人某”的匿名文章《論機器不宜進中國》。《時務報》的按語就說：“西人之妒我興機器以奪彼利，其言如此，而中國猶有以機器為不當興者，豈欲保護西商之利權耶”。

西方軍人直接參與曾國藩、李鴻章與太平天國的戰爭，成為洋務運動的一部分。美國人華爾組建的一支軍隊，被清政府命名為“常勝軍”。華爾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稱，他成為“中國政府所可以希望拿來剿滅叛亂的唯一力量”。華爾的后繼者，是英國人戈登。為李鴻章作傳的梁啟超認為，李鴻章的勝利“得力于華爾、戈登者實多”。為左宗棠作傳的倍爾士索性說，“實際上消滅太平天國的就是外國人”。

曾國藩、李鴻章之“洋務”，始終貫穿的指導思想，用曾本人的話來說，叫“堅持一心，曲全鄰好”，叫“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此人特別贊揚“米夷質性醇厚，于中國時思效順”，可以算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親美派。他在外交領域的最大成績，是1870年在直隸總督任上處理天津教案，明知“曲在洋人”，卻判當地府縣官員充軍、無辜百姓16人處死、賠償法國人白銀46萬輛，直到清廷大員赴法道歉。由是天下洶洶，“中興名臣”一變而為“賣國賊”，連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怒火中燒，砸掉他懸在湖南會館的匾額，聲言開除他出同鄉會。

曾國藩的繼任者李鴻章，尤其是辦洋務的“高材生”。日本人說他“前半生甚親英國，后半生最親俄國”。其實他的方略，是“與其聽一國久踞，莫若令各國均沾”。這就叫“以夷制夷”。從朝鮮、遼東半島、山東沿海、硫球、臺灣，到新疆、越南、緬甸一線，凡遇列強，則每戰必敗、一路退縮，無不喪權辱國、割地賠款。

“同治中興”期間，帝國主義逐步建立起對于清政府的控制。以海關為例，此前之為外國人支配者僅上海一處，這時則變為上海海關制度推行于其他各口。1863年，廣州英國領事館翻譯赫德，被任命為總稅務司，在職45年，制定和一直推行殖民地性質的海關制度，中國海關完全落入外人之手。

這就是曾國藩所謂同治登基以來的“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曾經編輯《同治中興京外奏議閱編》的陳弢，稱這個“同治中興”的政績，是“削平僭偽，綏靖邊陲，偉烈豐功，為書契以還所罕覯”——即有史以來所未見的意思。1876年，中國第一個駐外使臣郭嵩燾，在他的出使日記中寫道：西方列強“以信義為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中國“惟有傾誠以與各國相接，舍是無能自立者”。

清王朝分明已經徒有其表、架構支離，1879年，王之春奉南洋大臣沈葆楨到日本考察，還在打腫臉充胖子、漫天吹牛：“我朝威靈堡疊，一道同風，受萬國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問之使聯翩而賦皇華者幾于無遠弗屆焉。蓋中天運會所開，初非秦皇漢武徒逞遠略者所可同年語也。”

1884年中法戰爭，后一年，曾出使英法的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更在外國報紙發表《中國先睡后醒論》，其文尤妙不可言：

中國與西國人相交，更為親睦，更出以實心，為從前所未見。其於英國尤為莫逆。諸國有所請于中國，茍能合理，每許虛公妥議，可從則從，從前亦無此舍己從人之美意。近日與諸國交接，中國可謂和諧而無強求，以后當復如是也。愚以中國雖記其前之屢敗，決不愿棄其和好之心。蓋中國不似他國，一受災害，始終切齒······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這已經不僅是賣國求榮先驅內政外交的綱領，而且成為交付其后各代“皇協軍”和他們徒子徒孫的政治遺囑了。

參加洋務運動的人，后來發生分化，有些興辦實業，有些走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但是在總體上，洋務運動和它所代表的“同治中興”的功業，僅僅是在鴉片戰爭開始，確立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這實在很難說成中華民族的光榮。

不妨引述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的評價：所謂“同治中興”“削平僭偽，綏靖邊陲”，就是不惜借外國力量鎮壓人民、向侵略者屈膝，就是“勉強糊起來的可恥的紙老虎”，“好可憐好可恥的‘中興’啊”。

2010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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