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又在胡謅：為西安事變，毛澤東與張聞天發生爭吵

《炎黃春秋》又在胡謅：為西安事變，毛澤東與張聞天發生爭吵　　

向以顛倒事實，編造歷史為“能事”從而達到它詆毀、削弱毛主席偉大形象的《炎黃春秋》又在胡謅了。說什么“不除蔣是由張聞天首先提出的”、“張毛爭吵的很大激烈”等等，然而“胡謅”的水平卻不敢讓人恭維，因為它不堪一擊！　　

《炎黃春秋》2010年第6期載文《西安事變，誰先提出“不除蔣”？》。就突發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的所持的態度以及對策過程，文中說道：“〔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處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意見則是‘審蔣’和‘除蔣’，即‘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認為‘把蔣介石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為此他〔指毛澤東〕還提出要‘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毛報告之后的其他同志發言都基本上同意報告的意見。周恩來發言的一個有所不同之處，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與南京對立。’然而這里所說的南京也是沒有蔣的情況下的南京。張聞天的發言早與毛的報告有明顯不同之處，一是通篇沒有一個‘除蔣’、‘審蔣’的字眼，也沒有任何一點類似這樣的意思；第二，明確提出‘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第三，，主張‘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這里所說的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沒有與蔣分開的意思，相反卻用了‘正統’這樣一個字眼，事實上當時的南京政府也唯有蔣介石才稱得上正統。”　　

為了表明文章史實的“可靠性”，文中又采取了《炎黃春秋》慣用的伎倆，把無法開口的已作古了的但卻是真實的歷史人物給抬了出來。“在高舉抗日旗幟，支持張楊，最終要結成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些問題上毛張兩個意見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認兩人確有過分歧和爭論。曾列席這次會議的兩位老同志馮文彬、郭洪濤都證實毛和張確過不同意見和爭論，馮文彬還記得當時兩人爭吵得很激烈，給他留下印象很深的是毛沖著張說了一句：‘讓歷史埃作結論吧！’”又為了更進一步地體現“真實性”以達到更大的欺騙性，文中又煞有介事，言之鑿鑿地胡謅道：“毛澤東后來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談及西安事變中央決策過程時，也說不能認為過去的那次宣言是對的。”　　

《炎黃春秋》的偷梁換柱，斷章取義，望“文”〔此“文”仍卑鄙者之主觀臆想〕生義，強奸歷史，的確是行家里手，也頗具煽動性與蒙蔽性。但事實畢竟是事實，它不是橡皮泥，任人揉捏。　　

“西安事變”的發生是“9.18”以后民族危機的極限暴發的必然產物，是全國性的“12.9”運動催生的“歷史嬰兒”。　　

早在“西安事變”前夕，面對時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應聲音，尤其是蔣介石眼看日本人很得寸進尺，嚴重危及南京政府而發生微妙的不滿與波動的形勢之下，毛主席審時度勢，洞察秋毫，于1936年4月9日親筆起草電文，并與彭德懷聯名致電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而應發布告人民書與通電。我們的旗號是在停止內戰的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 通電中沒有再提“討蔣”、“反蔣”。這與四個月前的“瓦窖堡會議”的言語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在稱呼上也作了象征和平的變化，對蔣介石稱為“蔣氏”。在今天保存下來的這一電稿的背面有一個“注”：“此電剛發即接到洛甫來電：‘所說立場同意’”。這就說明了“所說立場”是有毛主席首先提出而張聞天表示“同意”的。而且由于“蔣賊”改稱為“蔣氏”，一字之改，在全國社會各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當晚，周恩來根據毛主席指示在延安與張學良會談。張問：“假如我們聯合抗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周恩來說道：“現在我們中共中央愿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這個“重新”就是只要蔣介石同意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愿意在“蔣氏”統一領導之下，結成抗日統一戰線。　　

　1936年5月28日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軍事報告時再次強調：“我們的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　　

由于經過紅軍的挫折和革命實踐的檢驗，毛主席已成為實際的中國革命的領袖，他的決策及其思想已被廣泛接受與擁護。于是，1936年7月底，中共中央常委會決定由毛主席負責東北軍、十七路軍和整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這一時期我黨的首要工作就是抗日統一戰線。　　

　1936年8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時局會議上，毛主席具體地分析道：“蔣介石的對日基本方針，在戰略上沒有變，但他準備召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戰術上是變了。戰術變了，將來會影響他的戰略的變化。”由此可見，毛主席就是在這個時候仍然并未“排蔣”。　　

　1936年12月1日　，還是由毛主席起草、聯名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八位紅軍高級將領致信蔣介石：“望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先生”稱謂，說明以毛主席代表的共產黨人為民族大義的抗日的真誠與決心。　　

事態的發展往往是戲劇性中蘊含著客觀的必然性。應該說這一年的社會動態完全是按著一種民族與正義的自然規律而發生它應該發生的一切。　　

就在南京政府試探性地進行局部阻擊日本帝國主義南犯東進的時候，蔣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親臨西安對陜北蘇區的繼續、更大規模的清剿進行督戰，張學良、楊虎成在經過前兩個月之久的書諫、面諫，而今再三苦諫、哭諫，蔣介石不但無動于衷，一意孤行，居然明令還欲將張學良調防安徽、楊虎成調防福建的歸還時候，又在1936年12月9日全國暴發了著名的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懲辦賣國賊”、“還我河山”、“打回來老家去”的“12.9”運動的壓力之下，本身就已決意抗日，以犧牲小我換取大我的張學良、楊虎二位將軍終于在12月12日的凌晨被迫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兵諫”，即：著名的“西安事變”。張楊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等八項主張。并致電毛主席、周恩來：“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隨后，張楊聯名電邀中共中央立即派人赴西安共商大計。　　

對此全國各界及其民眾，尤其是愛國學生的普遍反應是歡呼雀躍國，拍手稱快。廣泛呼吁“公審”、“極刑”。國民黨內部悲憤、哀傷、憂愁、竊喜、觀望等等心態、表現不一而足，頓時亂成了一鍋粥。當晚，南京、上海都同時采取了緊急行動。國民黨中央在南京連夜召開了中執委特別會議，決定削奪張學良本兼各職，并交軍事法庭審判；組成討逆軍，由何應欽任總司令；由于右任為陜甘宣撫使游說、安撫張學良、楊虎成。宋美齡、孔祥熙在上海召見當時著名記者、社會活動人士、孫中山、蔣介石和張作霖父子的共同朋友澳大利亞人端納，委托其次日飛抵西安，希望能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　　

對于這一促不及防的事變，中共中央也是始料不及的。。當即，在延安的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所住的窯洞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議對待“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因事發突然，不完全了解真相，但是又必須立即回復張楊，會議決定先予以電復，再作對策。于是，迅速電復張楊：“作好軍隊的調動安排，以防南京的不測行動。”同時告知：“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如何，盼復。”　　

　1936年12月13日　上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主席首先做了發言，最后又做了總結。發言中毛主席闡明了我黨應有的態度與立場，就是認定“這一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注意這里沒有使用“反蔣”〕，應該擁護。”而后在作結論時，說道：“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介石的個人錯誤。”隨后又辯證地、客觀地說道：“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并立。”當天下午由毛主席起草，與周恩來聯名再次致電張學良：“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后大計。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毛主席的發言與總結，絲毫沒有“倒蔣”、“除蔣”的意味。既反對張國燾“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的“左傾”躁動意見，又批評了當時博古“統一戰線一切領導權歸南京政府”的“右傾”消極認識。確立了一條“統一”與“獨立”的正確路線。　　

　1936年12月17日　，毛主席在獲悉了日本聲明：“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及關東軍發表的聲明，要求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時便與張聞天、博古等人商議，公開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是周恩來剛到延安的日子，也是我黨首次明確地公開地提出“恢復自由，和平解決”。而且完全是由毛主席主張提議的。次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了《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的電》。表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介石個人計，要求國民黨召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大會，決定對日作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并聲稱：“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蔣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問題。”　　

　1936年12月19日　，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毛主席又做了重要報告。毛主席說：“西安事變發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黑暗方面的表現，是于抗日不利的。目前的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介石個人問題。”會議討論時，政治局意見完全一致地統一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方面。博古表示：“完全贊同主席的這個解釋。”張聞天說：“我們的方針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最后，會議通過了仍然由毛主席起草并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了“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就在這一天，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毛主席一天之內就親自起草并發出了14份申報。其中發給西安周恩來的就有11份；一份是發給在南京的潘漢年：“請向南京政府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1936年12月21日　，毛主席又再次電告潘漢年，：“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抗日。”　　

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識大體，顧大局，精誠抗日的精神感召之下，22日，宋美齡、宋子文在端納〔端納的勸說無功而返〕的陪同下飛抵西安。蔣介石的驚訝之余的第一句是：“你怎么來了？如入虎穴呀！”宋美齡回答道：“達令，寧抗日，勿死敵手！”兩人相泣而望。　　

 次日，周恩來又再次單獨面見蔣介石，陳述中共中央的態度與立場，終于在二十四日，蔣介石口頭接受了六頂協議，但拒絕簽字。楊虎成在周恩來曉以大義的耐心說服下勉強同意釋放蔣介石。25日，在周恩來、楊虎成等人的歡送下，在張學良的親自陪同下，蔣介石、宋美齡安全飛回南京。十二天的“西安事變”就此結束。　　

 承上啟下，一以貫終。從真實的歷史文獻記載完全可以彌補、填充、證明歷史的確切性。以消除人們的空白與模糊意識，粉碎別有用心者的“筆下春秋”。　　

“西安事變”前，毛主席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忠實的共產主義革命戰士的博大胸襟，從民族利益與民族矛盾出發，首先提出了“重新考慮對待蔣介石的問題”——“抗日反蔣”問題；明確地致電張聞天：“不應發布計蔣令”、“請蔣出兵”。就是“西安事變”暴發的當天，毛主席在接到張學良電信后，仍然沒有提出借機“除蔣”。即便是《炎黃春秋》所說的“1936年12月13日在保安窯洞召開討論應對西安事變的會談來說”，事實真相卻與之大相徑庭。該日，中共中央召開的是由張聞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毛主席做時局報告并做最后結論。會中除張國燾言辭激烈外，與會者意見完全一致。尤其是會前已做了交流與溝通、達成共識的毛主席和張聞天不僅思想統一，配合默契，還共同地批評了張國燾“打倒南京政府”的提法。根本不存在兩人“有過不同意見和爭吵”。一、“西安事變”前后兩人的思想認識完全一致，每次會前，一個實際領導人和名義上的“負總責”領導人都有“碰頭”，何“吵”之有？二、從長征途中的北盤江，到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數量的阿壩，從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到“西安事變”之前，對毛主席已從思想和情感上都完全認可與擁護的、襟懷坦白的張聞天反復要求辭去“負總責”之職，由毛主席擔任，但都被毛主席推辭了。據《楊尚昆回憶錄》記載，“遵義會議”時眾多與會者就推舉毛主席接替博古，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是眾望所歸。但是被毛主席以“身體不好”為由所謝絕了。在此后的革命實踐中毛主席的寬容大度，頑強堅定的英明思想決策令張聞天折服，兩人思想感情靈犀相通〔直到1938年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毛主席才了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思想”是張聞天在黨的“七大”前夕率先提出，被中央政治局通過后才有劉少奇在“七大”報告中宣讀公開的。〕，何“吵”之有？三、該次會議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并非“擴大”，時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長的馮文彬〔已于1997年逝世〕、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郭洪濤〔于2004年逝世〕，是不可能參加會議的。就是“擴大”也未必能夠與會。如此而來，何見“爭吵”之有？　　

“毛澤東后來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談及西安事變中央決策過程時，也說不能認為過去的那次宣言是對的。”一貫以寫作“三要素”的時間、地點、人物偽造歷史的《炎黃春秋》，在這里卻使用了“后來”〔哪一年？〕、“一次”〔哪一次？〕、“談及”〔與誰？〕、“認為”〔怎么“認為”？〕、“那次”〔哪次？〕，均無法明確交待，這能令人信服嗎？　　

文中有一句話倒是正確的——“靠的是黨內民主”。此話無疑是正確的，但其“靠”之所指，卻未必是正確的了，此“靠”自然是要把毛主席排斥在外的。而長期的、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實踐所創立的“槍竿子里面出政權”、“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隊上”、“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統一戰線”的“黨內民主”，正是由毛主席和他所領導的革命集體，如張聞天等所創立的——這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承認張聞天的歷史功績；我們欽佩、學習、發揚張聞天的高風亮節，但是有人心懷叵測，不可告人地在兩位偉人中間橫生芥蒂，揚此抑彼，破壞中國共產黨的戰斗集體，詆毀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人民與歷史都是不會答應的！　　

好在歷史是真正的人民寫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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