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39年蘇軍進入波蘭東部的必要和正確
在1980年代中期，我寫了《論1939年蘇軍進入波蘭東部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一文。本打算在去年二戰爆發60周年之際貼出，但因多次搬家，稿子的部分未找到而未能貼出。現稍作修改后把這文章粘貼出來。
論1939年蘇軍進入波蘭東部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葉勁松
1939年9月17日，蘇軍開進波蘭東部。對于蘇軍這一行動，最近幾年我國的一些文章作者，專門（或順便）論述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章中，都是對蘇軍這一行動進行指責，諸如“擴張主義意圖”、“大國沙文主義”、“破壞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道義”、“違反不侵犯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國際公認道德準則”等等
我認為，以上指責都是撇開了當時嚴峻的客觀具體情況，不是從階級斗爭出發，而是從日常的一般道德觀念和公認的關系準則出發，去判別具體事件，并對事件的行動提出指責。
但是，歷史研究要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按照這一原理，對每一事件都應從產生它的客觀歷史情況出發，去加以研究和判斷。對于戰爭問題，列寧指出：“必須把……戰爭和它產生的歷史環境聯系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確定自己對它的態度”（《列寧全集》第36卷第291頁）。即戰爭的性質，總是和那個時代的歷史環境相聯系。戰爭（或戰爭時期的重大軍事行動）和具體歷史條件相聯系，對準確地分析確定戰爭及戰時重大軍事行動的性質，具有方法論意義。反之，如果不是從戰爭的時代背景和具體歷史狀況出發，而是從和平時期的關系準則去理解戰爭及戰時重大軍事行動，從方法論來講，就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
當時的具體情況簡單地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殘酷的戰爭在進行，強大的德國戰爭機器在不停地向東開動。希特勒德國的反共階級本性以及英法企圖使禍水東流的綏靖政策，使蘇聯必須提高警惕。蘇聯的衛國戰爭必然會到來，如何使蘇聯在就要到來的同法西斯侵略者作戰時處于有利的作戰態勢，應該是社會主義蘇聯行動的出發點。我認為，從這出發來看，蘇軍當時在西部邊界采取的行動，是必要的、正確的行動。
我們一些同志談得很多的是蘇軍行動不符合日常大家稱道的國際關系準則。對于對具體戰爭問題要出于無私、純潔意圖去遵循一般準則的說法，使人想起列寧和蔡特金的辯論。列寧批評了保爾.勒維的錯誤之后，蔡特金用“保爾.勒維的意圖是最純潔、最無私的”的話來為保爾.勒維辯護。列寧對此回答說：“你當然知道，政治上起作用的不是意圖而是結果。你們德國人不是有句俗話嘛——‘走向地獄的路是用善良的意圖鋪成的’”。
就一些關于在政治上善良的意圖或符合道義的口號，引起罪惡結果的事例，列寧曾寫道：“試回憶一下薩馬拉的民主委員會吧，他們都是以平等、自由、立憲會議的口號相號召，而結果，則他們不僅一次，而是好幾次地成了轉向白黨政權之單純的道路和橋梁” （《列寧全集》第32卷第16頁）。我們也可以談，當世界大戰已經爆發，強大的德國戰爭機器在不停地向東開動，英法企圖使禍水東流的綏靖政策還在實施，波蘭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已被法西斯坦克粉碎，波蘭政府已逃離波蘭而放棄指揮保衛殘存領土的職責，蘇聯西部邊界處于嚴重威脅情況下，如還脫離實際以“無私”、“高尚”的姿態向蘇聯發出：“以按兵不動來表示社會主義國家渴望和平的善良意圖”，“以不進入波蘭來維護波蘭領土和主權完整，來維護國際公認道德準則”等等號召，其唯心主義作法的結果是，這些號召將成為德國法西斯奴役波蘭東部人民并將波蘭東部變成德國侵略蘇聯基地的道路和橋梁。
1939年9月17日蘇軍進入波蘭東部以后，受到當地人民熱情接待。波蘭東部人民感謝蘇軍使他們免受法西斯奴役。對這些人民來看，蘇軍的行動是道義的。只有那些認為他們的抽象“道義”、“善良意圖”比那千百萬人民的命運更重要的人，才能對此視而不見，才認為蘇軍坐視法西斯侵入波蘭東部并奴役千百萬人是符合“道義”，并認為蘇軍進入波蘭東部使千百萬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是不符合“道義”。可以說，對已經被德國武力粉碎從而實際不存在的、只是在某些人觀念中存在的波蘭“領土完整”的尊重，就是對波蘭東部千百萬行將受到法西斯奴役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命運的輕視，是對社會主義命運的輕視。至少在客觀上是如此。
我們知道，當時或是法西斯德國侵入波蘭東部，或是蘇聯進入波蘭東部，二者必居其一，沒有其他的選擇。在這二者必居其一的情況下，難道我們有權利在“道義”的詞句下要求蘇聯允許法西斯德國將波蘭東部變為龐大的侵蘇基地？有權利允許法西斯德國奴役該地區的千百萬人民？如果蘇聯不按這所謂“道義”去做，我們就指責它？沒有比這更殘酷、愚蠢的“道義”了。我認為，如果當年蘇聯真按這種“道義”要求去做，那么才真應對蘇聯提出指責。
國際和國內階級斗爭實踐使共產黨人得出一個結論：敵對階級間的斗爭結果，與其說是取決于良好的愿望或某種提倡的社會道德和社會關系準則，不如說是取決于雙方力量對比，取決于斗爭前雙方所處的態勢。
讓法西斯德國占領波蘭東部，將使千百萬人民遭受法西斯奴役，將使波蘭東部成為德國進攻蘇聯的前進基地，將增大法西斯侵略威脅。這是蘇聯對德國進攻波蘭而做出決定時必須考慮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無論一些人多么希望用值得稱贊的維護波蘭領土和主權完整的“無私”、“善良”的口號和意圖，去阻止德國坦克師團和機械化步兵師團的繼續侵略，去拯救千百萬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但是只有在蘇軍進入波蘭東部后，才能實現這些目的。在這種時候，戰爭的力量不能靠“善良”、“高尚”、“無私”的愿望或某種關系準則來制止。
物質的力量要靠物質的力量來粉碎，戰爭的力量要靠戰爭的力量來制止。對于蘇軍在波蘭東部駐扎防守，反共但少些綏靖思想的丘吉爾，在其1939年10月1日的廣播演說中宣稱：“俄軍應當駐守在這一線上，這對于俄國抵抗德國的威脅來說是完全必要的。不管怎樣，陣地已經布防，東方戰線已經開辟，納粹德國也就不敢向它發動進攻”。也就是說，反共但少些綏靖思想的丘吉爾，從軍事斗爭角度出發，也贊同蘇軍進入波蘭的行動。
恩格斯寫道，歷史的研究方法應當是，“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13卷532頁）。我們不能歷史是從戰火硝煙彌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我們的思想卻還處于我們身體所在的和平環境，并從這和平環境去評頭論足，去判定戰爭時期的某一行動是否符合我們頭腦中和平時期的關系準則和日常道德規范。一句話，在大戰在殘酷進行，幾百萬德國官兵向靠近蘇聯方向沖來，蘇聯隨時可能被推入大戰時，不能把我們的思想推向脫離實際的、徒勞無益的“道義”推理，更不能用它來指導我們的行動。如在這種場合不是考慮如何使與德軍作戰時有更好的態勢，而是堅持應從“善良意圖”出發，去恪守日常關系規則，則是現代版的宋襄公。
這里不應該忽略一個事實，就是當蘇軍進入波蘭東部以后，在英國攻擊蘇聯行動最起勁的，正是企圖用“慕尼黑政策”假手德國消滅社會主義蘇聯的張伯倫一伙。少些綏靖思想的丘吉爾等人卻表示對蘇軍行動的理解（丘吉爾在1939年10月27日給海軍第一海務大臣的備望錄中還談道：盡量不讓德國在波羅的海地區內得到大的地盤，乃是英國和蘇聯的共同利益）。
張伯倫的慕尼黑陰謀的實質是什么呢？是在地理上為德國開拓進攻蘇聯的道路，開拓德國能直抵蘇聯邊境的道路。捷克斯洛伐克被出賣，完成了這條道路的一程，而英法坐視波蘭西部被德軍攻陷，又完成了這條道路的另一程。紐約國際出版社出版的《德國的教訓》寫道：英法坐視德國進攻波蘭，“為的是要使蘇聯人一直等待到德國侵略者剄達蘇邊境的時候”。張伯倫之流對蘇軍進入波蘭東部歇斯底里，是因為蘇軍行動對他們策劃的慕尼黑陰謀是一沉重打擊。因為蘇軍行為堵塞了慕尼黑的道路，堵塞了德國繼續東進的道路。相反，如果我們對戰爭問題用體現“善意”的日常關系準則行事，那就是讓德國完成這條大路的最后一程，就是讓張伯倫一伙的“使蘇聯人一直等待到德國侵略者剄達蘇邊境”的慕尼黑陰謀得逞。
喬冠華在1939年10月9日的文章中明確指出蘇軍行動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他寫道：“德波戰事發展至9月15日左右，發生了兩個最重大的變化：第一是德國軍隊踏過了布格河；第二是波蘭政府的崩潰。這兩大變化對于蘇聯是非常嚴重的，因為不管人們在口頭上怎樣反對慕尼黑，慕尼黑在客觀形勢上已經造成：希特勒的馬蹄停在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大門前，頃刻之間，它可以向東馳去。蘇聯能坐視不管嗎？3月31日以來，倫敦《泰晤士報》不是就在那里不斷宣揚著：‘波蘭亡，蘇聯危’嗎？蘇聯出兵波蘭是對這‘客觀的慕尼黑’一個最有力的答復……因為這一舉，波蘭東部國境線上的東北突出和東南突出再也不能為人利用為任何形態的國際干涉的軍事據點了”（喬冠華《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79頁）。
很明顯，當法西斯的武裝力量沖向蘇聯大門的時候，蘇聯不能指望用遵守關系準則的“善意”和言辭去粉碎這“客觀的慕尼黑”，只能用蘇軍的軍事行動去粉碎這“客觀的慕尼黑”。
列寧在談及階級斗爭時曾指出：“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和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受人欺騙或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 列寧全集》第19卷第8頁）。“不要相信空話，最好是看一看對誰有利” （《 列寧全集》第19卷第8頁）。“在政策中誰直接堅持某種觀點并不怎樣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觀點、這些建議、這些措施對誰有利” （《 列寧全集》第19卷第33頁）。即不是漂亮的口號或言辭，而是“對誰有利”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們在對于蘇軍進入波蘭東部問題上，主要是看這一行動到底“對誰有利”，并決定我們的態度。我們究竟是應當支持一個實際有利于希特勒德國侵略和奴役的、坐視德軍繼續向東占領波蘭東部的行動（雖然這可能出于多么“高尚”和“善良”的意圖），還是應當支持一個有利社會主義蘇聯、有利于防止德國擴大侵略和奴役的行動呢？我們應當這樣從階級利益上去認識問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群眾不能正確認識行動的階級性質，從而反對符合自己階級利益的行動的情況（或支持違反自己階級利益的行動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中，不管這些受欺騙的群眾意圖和愿望多么善良，他們客觀上是為敵對階級利益服務的。
有些同志認為，由于當時蘇軍進入別國境內，而不是在本國境內準備防御，這樣就不具有防備侵略的性質，而具有“擴張主義”的性質等等。但是，戰爭或重大軍事行動的性質，應該從社會政治性質上確定，因為戰爭是政治現象，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關于戰爭社會性質的馬列主義觀點，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而軍事行動的防御或進攻，是軍事意義上的分類。不能把戰爭性質這種政治性概念與防御或進攻這種軍事行動概念混淆起來。不能把戰爭性質脫離社會政治而僅僅與戰場上的軍事行動聯系起來。
列寧多次把脫離政治的、把戰爭只歸結于軍事行動如何進行的戰爭觀點，稱為非科學的觀點。列寧指出：“任何站在‘簡單的’防御或進攻的認識上來估計這一戰爭……從理論的觀點和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是荒謬絕倫與最大的曖昧，而在實踐上是對工人階級的最大欺騙” （《 列寧戰爭論》1949年新中國書局版77頁）。列寧還在《大難臨頭，出路何在》一文中指出：“戰爭的社會性質和它的真正意義并不是敵軍盤踞在什么地方決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就是這樣想的，他們墮落到了無知村夫的庸俗水平）。決定戰爭性質的是戰爭所繼續的是什么政策（‘戰爭是政策的繼續’），戰爭是由哪一個階級進行的，是為什么目的進行的” （《 列寧全集》第25卷第352、353頁）。
列寧在《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文中寫道：“‘戰爭是政治用別種（即暴力）方式的繼續’……馬克思主義者始終是正當地把這一原理看作評判每一具體戰爭意義的觀點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從這個觀點來考察各種戰爭的”。列寧的這些觀點用來考察蘇聯進駐波蘭東部是同樣適合的，而且只有這樣觀察才是正確的。而簡單地從守在邊界還是越過邊界來看待這一行動，并由此確定這行動是否符合某一國際關系準則，來判斷這一行動是否應該，是脫離政治來觀察重大軍事行動的表現，是完全錯誤的。
堅持認為蘇聯不應越過邊界的同志，他們這種觀點，排除了社會主義在對帝國主義斗爭中，可以采取同帝國主義斗爭方式相似的方式的可能。但是，從理論上講，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斗爭形式總是隨客觀形勢變化而變化，認為斗爭方式應適應客觀形勢而產生。唯物主義反對在選擇階級斗爭形式時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反對在不斷變化的形勢面前出于大腦中的一成不變的“道義”原則去教條主義地選擇斗爭方式。否則，就會出現以不變應付萬變，在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墨守“道義”的斗爭方式。
列寧曾指出：“……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我們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掌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另一種形式，用一種形式代替另一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不是由于我們的階級或我們的勢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變更” （《 列寧選集》第4卷第257頁）。而蘇軍進入波蘭東部，正是蘇聯為適應德國法西斯向東進攻及英法帝國主義的綏靖政策“所引起的……形式的變更”。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寫道：“一支不想掌握敵人已經擁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為這種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 列寧全集》第31卷第77頁）那種認為德國侵入波蘭西部，蘇軍就不應該采取進入波蘭東部這種斗爭方式的看法，毫無疑問是一種幼稚病的表現，它是從“道德”出發，對敵人的“斗爭手段和方法”采取不屑一顧的愚蠢態度。社會主義應該向敵人學習，包括學習敵人的“一切斗爭手段和方法”。社會主義也可能采取帝國主義的某些斗爭方式，但正如列寧指出的，社會主義會給予這些斗爭方式嶄新的內容。
例如，1936年西班牙內戰開始后，英法等西方國家建議所有國家都采取不干涉西班牙內政的立場。蘇聯在1936年8月的兩次聲明中也同意這一立場，不干涉西班牙內戰。但不久情況表明，德國、意大利法西斯在“不干涉”的幌子下進行干涉。德意用提供飛機、大炮，甚至派出大量陸海空軍部隊去支持反動的佛朗哥軍隊。因此，這時其他國家和人民的“不干涉”西班牙，實際是對德意法西斯侵略干涉西班牙的默許，是對法西斯向進步事業進攻的縱容（應當提一下，英法的綏靖勢力當時“模范”地執行了不干涉原則），是對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漠不關心。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在1936年10月23日宣布：“自己不能比不干涉協定的其它簽字國受到更多的約束”。
與英法的不干涉相反，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各國進步人士，開展了支援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的廣泛的“干涉”運動。除蘇聯向西班牙運去大批軍火、飛機和坦克外，蘇聯和各國向西班牙派去由成千上萬的志愿人員組成的國際縱隊，對西班牙進行干涉（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同志也參加了國際縱隊對西班牙的干涉）。這種干涉從表面看與德意的干涉相似，但它具有嶄新的內容和意義，國際縱隊企圖用進步力量的“干涉”去制止法西斯的干涉。
對于蘇軍進入波蘭東部與法西斯“進入”波蘭西部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英國著名政治家勞.喬治正確地理解并闡述過這一點。他在1939年9月27日給波蘭駐倫敦大使的信中說：“俄國軍隊占領的不是波蘭的領土，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波蘭用武力掠奪去的領土。波蘭的烏克蘭居民所屬的種族，所使用的語言，與在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領土上定居的他們的鄰居是相同的，我認為立即考慮這些重要的論點是一件頭等大事。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擔心我們受別人的影響，以為俄國的干涉在性質上同德國一模一樣……因而輕率地發動對俄戰爭。如果把俄國的推進同德國的推進相提并論，這就是罪惡的喪失理智的舉動。”喬治在這兒還能尊重歷史事實，承認蘇聯軍隊進入波蘭東部，是收回十月革命后被國際帝國主義支持下的波蘭反動政府“用武力掠奪去的領土”。而我們的一些同志卻無視這一歷史事實。
1920年春，在英美法日帝國主義出動軍隊對蘇俄的武裝干涉，并支持、鼓勵俄國國內反動勢力大肆暴動基本失敗之時，帝國主義又通過軍事援助，支持資產階級地主掌權的波蘭向蘇俄發起軍事進攻。經過數年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蘇聯已經疲弱不堪，最后被波蘭奪取大塊領土而成為所謂的“波蘭東部”。因此從歷史關系看，蘇聯收回19年前被波蘭奪去的領土，其行為也完全正當。當我們認為二戰結束后中國軍隊收回約50年前被日本“用武力掠奪去的領土”——臺灣的行為是完全正當時，我們又有何理由認為蘇聯收回19年前被波蘭奪去的領土不正當呢？
這里還談一談如何對待和平共處等國際關系原則的問題。社會主義是堅決地維護、自覺地遵守這些和平原則。這不是短期的策略，而是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因為社會主義相信自己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相信能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經濟（戰前和戰后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相信在和平經濟競賽中社會主義能戰勝資本主義。但是，社會主義遵守和平原則不是教條地遵守，不是象宗教信仰者盲目相信上帝會保佑他們一樣去盲目相信和平原則會保佑自己。階級斗爭的現實，帝國主義總是企圖用武力消滅社會主義的現實，使社會主義認識到，保衛自己和保衛和平需靠社會主義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以及提高警惕性。而認為在和平競賽中沒有希望取勝的資本主義社會，卻很可能用戰爭來做為解決誰戰勝誰的手段。
因此，當帝國主義戰爭機器開始踐踏和平時，不能指望社會主義教條地死守和平原則而不做出適當反應。這里應強調的是，社會主義的戰爭行動總是對帝國主義戰爭行動的反應。例如，蘇聯在西班牙的“干涉”是對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干涉的反應。蘇軍進入波蘭東部是對德國法西斯侵占波蘭西部的反應。英國外交大臣在1939年10月26日上議院的發言中，對蘇聯進入波蘭東部時以理解的口氣談到：要不是德國人開了不宣而戰侵入波蘭的先例，俄國人決不會采取這樣的行動。
正如列寧所說，“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另一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一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不是由于我們的階級或我們的勢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變更”。社會主義的戰爭行動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行動逼迫出來的。對于蘇軍進入波蘭東部一事，喬冠華在《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中說得好，“戰爭是殘酷的，它需要非常的手段，我們在歷史上看到過多少戰爭逼迫著當事者執行了他所不愿意采取的非常的步驟”。這是因為，武裝力量的活動方式，不是從抽象的“善良意圖”引出來的，而是實際生活提出來的。就象一切社會現象都遵循客觀規律一樣，它也遵循服從武裝斗爭本身的規律性，而絕不服從人們所愿意遵守的日常道德規范和關系準則等。
列寧指出：“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們的意志、意識和愿望為轉移，反而決定人們的意志、意識和愿望”（《列寧全集》第１卷146頁）。恩格斯在談到軍事行動規律性和主觀意志關系時，曾講：“海上和陸上的軍事調動，便不再服從外交官的愿望和計劃，而服從它自己的規律，違反這些規律，就不免使整個遠征軍遭受危險”。在戰爭已經開始，日常關系準則已經被敵人武力，被敵人用鐵與火粉碎的非常時期，要求蘇聯軍事行動不服從軍事規律而服從、遵守和平時期的日常關系準則的“良好”愿望，就不免使社會主義命運遭受危險。宋襄公在殘酷的戰爭就要來到的時刻，不顧具體情況，堅持按他的意愿，按照他的“道德”原則和固定的戰斗方式行動，落個慘敗下場，就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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