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前30年農村基層衛生人員培養模式探究
一、新中國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創立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道路，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奇跡，其中合作醫療制度的實行和推廣，農村基層衛生人員的廣泛培養，被一些國外專家贊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農村醫療衛生問題的“中國模式”。這一模式為緩解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嚴重局面、提高農村居民對基本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改善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做出了卓越成績，因而受到廣泛的贊揚。這一“中國模式”是在一個百廢待興、經濟十分落后的國度里創建的，是通過短時間、大范圍、低費用、高效率地培訓出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基層醫療衛生人員，從而解決了廣袤區域內巨大人口所需的基本醫療服務問題，在世界歷史上可謂獨一無二，因而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 ［1］ ，并被譽為成功的“衛生革命”。 ［2］ 這種模式的創立，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不斷推進制度與政策創新、為社會的發展和民族的復興創造了良好的制度條件下，國家獲得了非同尋常的適應能力。 1949年，新中國所面臨的是一個經濟蕭條、社會危機重重、科學文化衛生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局面。民眾中傳染病、寄生蟲病和地方病流行而衛生資源卻十分匱乏，當時，全國中西醫藥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只有505040人，衛生技術人員僅占總人口的0.92‰。全國僅有醫院2600所，病床80000張（平均每千人口0.15張），占全國人口85%以上的農村僅有病床20133張。據1947年統計，全國縣醫院只有1437所，且都非常簡陋，每所醫院平均只有十余張病床，醫療設備甚少，至于村、鎮的衛生醫療機構更是屈指可數。與此同時，藥品供應嚴重不足，絕大部分化學藥品不能自制，連最簡單的醫療器械也要依靠進口。 ［3］ 有限的衛生 資源遠遠滿足不了廣大勞動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在廣大農村地區除有少數中醫郎中外，醫務人員更是非常稀缺。即便是鄉村的中醫郎中也主要集中在圩鎮或交通比較發達的地方。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農村，缺醫少藥的現象更是非常突出，迫切需要建立基層醫療機構。 面對這一狀況，新中國必須發展覆蓋全國的醫療衛生體系，以有效解決人民迫在眉睫的缺醫少藥問題。但是，發展什么樣的醫療衛生體系才能有效解決地廣人多、經濟落后的中國的衛生問題呢?新中國選擇了異于西方的醫療模式，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重大革新性的公共衛生體系。這個體系的特點是依靠經很短時間培訓出來的較低技能的醫護工作者，發展勞力密集而不是資本密集的醫療技術，強調預防和初級保健，集中精力實施公共衛生計劃而不是單純關注個體健康。在這一衛生思想指導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家依靠農村豐富的人力資源，有計劃地培養農村基層衛生人員，構建出一種全新的衛生體系，使農村基層醫務人員與上一級醫務人員以及城市里更高級的醫務人員聯系起來，使其醫療技術得到不斷提高。 二、合作醫療普及前農村衛生人員的培養模式 新中國剛成立，黨和政府為了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疾病泛濫的問題，適時提出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運動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引下，國家首先結合疾病預防工作，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并派遣衛生人員到各地調查傳染病情況和制定疾病預防計劃。在預防計劃實施之前，首先必須建立農村醫療衛生體系。而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醫療衛生體系就必須發展衛生人員，以充實擴大了的基層衛生保健機構。于是中央政府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計劃在農村培養基層衛生人員，以緩解衛生資源缺乏的壓力。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頒發了《農村基層組織工作具體實施辦法（草案）》，指出:“根據1951年工作計劃為逐漸建立和發展基層衛生組織之目的，必須培養大量基層衛生人員”，并將基層衛生人員分為:衛生員、婦幼保健員（助產助理員）、護士助理員三種。提出衛生員應從“工農子弟、小學教師（包括鄉村小學教師及民校學生）中選拔，男女不限”;“婦幼保健員、護士助理員以鄉村舊式產婆、高小畢業的女生、工廠女工、農村婦女及小學教師為對象”。對他們進行“短期訓練，以不脫離生產為原則”。訓練方法為“衛生員由區級衛生所負責訓練（如該所未成立時得由縣衛生院代為訓練）;婦幼保健員、護士助理員由縣衛生 院負責訓練”。 ［4］ 同時規定了衛生人員訓練班課程表，護士助理員、婦幼保健員培訓期為半年，衛生員培訓時間為8周。 50年代初，各地根據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因地制宜，采用短、平、快的培訓方式，培養了第一批農村基層衛生人員。這一階段的培訓工作主要是由各地衛生機構選拔農村青年進行就地培訓。以浙江省嵊縣為例，該縣從1954年11月29日至1955年1月16日，在溪北鄉官地村試辦農村保健員培訓班。訓練內容為防疫、急救、婦幼衛生等，共培訓26人。1955年2月上旬又在城關、崇仁兩個點進行了為期5天的培訓，共培訓農村保健員1100名。培訓課程為血吸蟲病、外傷急救、防疫常識、婦幼衛生。同年11月又分兩次培訓保健員203人. ① 隨著農村衛生工作的推進，國家相繼在農村建立了基層衛生組織機構，到1958年，各縣基本上都建立了縣醫院;1958年后，又建立了公社衛生院，農村衛生資源匱乏的局面得到了改善。 1959年4月15日，衛生部下發了《關于加強人民公社衛生工作的幾點意見》，提出要在農村大力培訓“四員”，即衛生員、保育員、炊事員和接生員，并指出:“衛生員、保育員、接生員的選擇應貫徹青壯老相結合的原則”。 ［4］（pp.9～10） 在農村醫療預防保健體系逐步建立的情況下， 為了加強對農村醫療機構的管理和對農村衛生人員的培訓工作，1962年衛生部下發了《衛生部關于改進醫院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要求“縣醫院要有計劃、有重點地對農村衛 生醫療機構進行業務技術指導”。 ［4］（p.265） 1965年，衛生部醫學教育司向各省、市、自治區衛生 廳局和41所高等醫學院校下發了《關于繼續加強農村不脫離生產的衛生員、接生員訓練工作 的意見》，提出:“從1965年起，在3～5年內，爭取做到每個生產大隊都有接生員，每個生產隊都有衛生員”。培訓衛生員要達到:第一，能識別20～30種當地常見疾病，能處理農村生產生活中常見的小傷小病，并會簡易急救，能使用常用藥品，掌握簡易的針灸治療方法;第 二，掌握消滅“四害”和水、糞衛生管理方法，具備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和進行一般衛生宣傳 的知識;第三，能進行疫情報告和傳染病的簡易預防工作（如預防注射等）。對接生員的訓練 要求是:能進行新法接生、產前檢查、產婦和新生兒的簡易護理;能進行計劃生育的宣傳工 作;能安放子宮托和指導放置陰道隔膜。 ［5］ 這一文件具體詳細，對農村衛生人員的培養具有很 好的指導作用。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指示發出后，各地加大了對農村不脫產衛生人員的培訓力度。如浙江舟山專區4個縣采取集中培訓和下生產隊輔導相結合的方法，到1966年共培訓不脫產衛生員1331人，此后還不斷進行補訓和復訓，并且以需要什么學什么的原則進行培訓。 ［6］ 9月，中央批轉了衛生部黨委《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再次強調要“大力為農村培養醫藥衛生人員。爭取在五到十年內，為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培養質量好的不脫產的衛生人員，為公社衛生機構一般配備四到五名質量較好的醫生”，并對農村衛生人員的性質、任務、培訓方式作出了規定和要求:“不脫產衛生人員，在生產隊是衛生員，在生產大隊一般是半農半醫。衛生員要求會針灸、會治常見的小傷小病，會做一些預防和急救工作。半農半醫要求能處理最常見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并指導衛生員的工作”。培訓方式“可以由下鄉醫療隊和當地衛生機構培訓，也可采取在農業中學辦衛生班等其他形式。生產大隊半農半醫可采取農閑訓練、農忙歸隊、學了就做、做了再學的辦法，連訓二、三年結業”。“對所有衛生人員的選拔和培訓，都必須注重政治思想條件，抓緊政治思想教育”。 ［4］（pp.29～30） 根據這一報告精神，1966年全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農村衛生員培訓。 60年代中期后，隨著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和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初步建成，農村衛生員培訓開始分層。一是農村生產隊衛生員培訓，二是生產大隊保健員培訓。保健員是從以往衛生員中衛生工作做得好的人員中選拔出來的，再進行培訓，讓他們掌握幾種乃至十幾種農村常見病和急救處理的知識和技能，然后擔負起本大隊的全面衛生工作，主要承擔治療一些較大的常見病和傳染病以及急救處理和轉院工作;定期到公社衛生院或縣醫院匯報本大隊衛生工作情況并接受指導、培訓。 為了有效控制傳染病的流行，從1960年開始，衛生部門把農村衛生人員組織起來，為農村居民進行大規模的預防接種，使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 ［7］ 為了加強這項工作，1965年1月，衛生部下發了《關于組織農村巡回醫療隊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巡回醫療隊的任務一是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巡回醫療，為農民群眾特別是貧下中農治療疾病;二是為生產隊培養不脫產的衛生員和接生員，并加強對基層衛生組織的技術指導和技術訓練。 ［4］（p.620） 2月， 衛生部又下發了《關于認真做好城市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的通知》，再次強調:“培訓與鞏固農村不脫產衛生員，是城市巡回醫療隊下農村中的一項中心任務。”衛生部要求各巡回醫療隊在巡回醫療期間，利用技術優勢，加強對農村衛生人員的選拔和培訓。這樣，衛生部門組織 的城市醫療隊下農村為農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時，也就地選擇一些青年農民進行短期培 訓。 ［4］（p.627） 以“杭州市第二批醫療隊二隊”的培訓工作為例，該醫療隊在當地公社和大隊的協 助下，選拔了一批18歲左右的貧下中農子弟，對他們進行短期培訓。培訓內容有生理解剖、病理知識、常見疾病與藥物、防疫衛生、外傷處理、戰地急救、針灸、簡易護理操作、計劃生育等，上課時間為20天，之后進行實習，每期培訓時間共兩個月。他們在下鄉巡回醫療的5個月當中，共為4個公社1個鎮培訓衛生員165名。 ［8］ 而另一個培訓醫療隊———浙江農村衛生建設“試點工作隊”對半農半醫人員的培訓內容有:人體結構生理、微生物、常用藥物、醫 療技術、農村衛生（包括寄生蟲病和傳染病管理）、外科、針灸、五官、皮膚病、婦嬰衛生和 計劃生育、外傷急救等共11門課程。學員還初步學習了68種常見疾病的防治方法和15種診 療技術，較熟練地掌握60多種針灸穴位、70多種西藥和57種民間草藥的應用，并在以水管、 糞改為中心的防治工作中進行實踐鍛煉。 ［9］ 可以說，這一階段對農村衛生員的選拔既重階級成 分，更重文化基礎知識，培訓的內容則較深、較全面。這種“全科醫生”的培養模式對衛生 員的成長很有益處，這一時期培養的衛生員中有很多人在合作醫療時期轉變成了“赤腳醫 生”。 三、合作醫療普及后農村赤腳醫生的培訓模式 對于農村衛生人員的培養，衛生部原定5～10年的時間達到一定的規模。這就是說，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讓他們多掌握一些醫學知識，這樣能更好地為農民服務。但是毛澤東針對當時農民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和國家衛生資源有限的矛盾，決定加大培養力度，只要他們能治療一些小傷小病、能緩解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面就可以了，而且還可以采取補救的辦法，在當地進行培訓，并在實踐中提高。他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中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把醫療衛生的 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5］（p.18） 這一指示一方面較客觀地指出了當時的醫學教育不適應農村醫療衛生發展的弊端，對以后的醫療衛生工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是農村醫療衛生體制變更的一個轉折點;另一方面，也對當時衛生系統的干部和廣大的醫務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沖擊，此后，大量的城鎮醫務工作者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給整個醫療衛生工作帶來了 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0年第2期 很大的負面影響。 隨著毛澤東“6·26”指示的發表，特別是1968年《紅旗》雜志刊登了上海市郊江鎮公社赤腳醫生調查報告后，農村衛生人員的培養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該報告認為:醫學教育必須改革，再不能用西醫方式培訓醫生;醫學院校應該從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中招生，培訓工作要在1～3年解決農村衛生服務的需求;在普及醫療服務的基礎上提高服務質量，讓人人都能得到醫療保健而不僅僅是城市居民。各地赤腳醫生的培訓應采取更大的靈活性和機動性。 ［10］ 此后，農村衛生人員的培養規模加大，速度加快，農村衛生人員的稱呼也改為“赤腳醫生”。 自從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長陽土家自治縣樂園公社貧下中農創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和體會后，合作醫療開始普遍推廣，全國大部分生產大隊都建立了合作醫療站，全國性的農村醫療衛生體系基本建成。赤腳醫生作為最基層的醫務人員，其選拔、管理、 培訓等都納入了合作醫療體系之中。 合作醫療興起后，各地為了解決農村衛生人員不足的問題，加大了對赤腳醫生培養的規模和速度。以江西省為例，江西省革委會為了貫徹中央的精神，在1969年初下發了《關于大力培訓“赤腳醫生”的決定》，要求“在兩年內大力培訓赤腳醫生15萬名，建立農村衛生網，徹底改變全省農村衛生面貌”，并提出了培養計劃:“1969年培訓6萬～8萬名，每個生產大隊有6～7名赤腳醫生，組成醫療服務組，建立農村衛生網，全面實行合作醫療制度。”培訓的重點雖仍放在農村常見病、多發病、傳染病和地方病的預防和治療上，但思想政治教育被置于重要地位。決定還規定:“教學內容要因地制宜，少而精，要中西醫結合，土洋結合、以土 為主;要醫療、預防、制藥采藥三結合;赤腳醫生要學會建立衛生村的衛生知識，要掌握 ‘三管"（管水、管糞、管食堂）、‘四滅"（滅蚊、蠅、老鼠、釘螺）的知識，要掌握一般的節育技術，掌握接生技術。要掌握當地的常見病、多發病以及血吸蟲病的防治技術。赤腳醫生要掌握針灸、草醫、草藥、土方、土法。赤腳醫生應該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成為創立我國新醫藥學的一支骨干力量”。培訓主要采取就地培訓和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式，培訓時間也大為縮短。“赤腳醫生主要在基層培訓，可以集中在公社或大隊開辦抗大式的訓練班，也可以個別帶教，集中培訓每期三個月左右，應抓緊在農閑季節進行。” ［11］ 在決定的指導下，江西省 進行了大范圍的赤腳醫生培訓工作，到1975年底，全省生產隊有不脫產衛生員67679人，有接生員28842人。 ［12］ 各級黨組織和衛生部門都十分重視對赤腳醫生的培養和教育，做到政治上有人管，業務上有人抓。經常組織赤腳醫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憶苦思甜;進行黨的基本 路線教育，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團員。在業務上，采取辦赤腳醫生大學，上衛校、短訓班，同醫 務人員上下輪換，醫療隊傳、幫、帶和例會等多種形式，不斷提高赤腳醫生的政治思想和業務 水平。 ［13］ 當時全國各地對赤腳醫生的選拔條件和要求大致相同，都要求出身好，熱愛農村，愿意全 心全意為貧下中農服務。培訓方式也基本上是就地培訓，即采取一段時間的集訓后，再分期復訓和輪訓。 隨著合作醫療的發展，各地不斷積累培訓經驗并探尋新的培訓方法，有的舉辦“社來社 去”赤腳醫生大學班，有的搞赤腳醫生函授班。如“北京第二醫院同郊區縣和有關醫院合作， 在農村相繼辦了四個‘社來社去"赤腳醫生大學班。四個班共招收有三至五年以上實踐經驗的赤腳醫生205人。教員由第二醫院、友誼醫院、工農兵醫院、宣武醫院、朝陽醫院的基礎教師和臨床醫生擔任”。 ［14］ 學員畢業后全部回到大隊當赤腳醫生。又如“江西省宜春地區1973年創辦了赤腳醫生大學（招收150名學員）;江西省中醫學院1974年恢復中醫函授，第一期招 收赤腳醫生4000多名，第二期招收赤腳醫生6000多”。 ［15］ 對赤腳醫生的培訓工作一直持續到 20世紀80年代初期。1980年3月，衛生部下發了《關于搞好三分之一左右縣的衛生事業整頓建設的意見》，要求:“大隊合作醫療站（衛生所）要有經過系統培訓，達到相當于中專水平的赤腳醫生，并保持相對穩定。”各地要“以現有的醫療衛生機構為實習基地，按照教學大綱，系統地培訓赤腳醫生和舉辦在職的初、中級衛生醫務人員進修班”，使“赤腳醫生要能用中西藥兩法防治當地的常見病，能做一般的外傷清創縫合，急救處理，對‘兩管五改"、計劃 生育和婦幼衛生等進行一般的技術指導。女赤腳醫生要會新法接生”。 ［4］（pp.302～304） 通過對赤腳醫 生廣泛而持續的培訓，全國在短期內造就了一支百萬人的“赤腳大軍”隊伍。在合作醫療發 展鼎盛時期，全國農村基層醫療衛生人員人數達500多萬，其中赤腳醫生180萬名、衛生員 350萬名，還有接生員70多萬名。這支隊伍的規模遠遠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擁有的衛生人員總 量（220萬名衛技人員）。 ［5］（p.20） 到1985年，鑒于赤腳醫生的數量膨脹而質量不高，且在培訓、 使用和考核方面缺乏規范，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赤腳醫生名稱。赤腳醫生經過考試，合格的并 入鄉村醫生，不合格的成為衛生員。 20世紀80年代前，在中國大地上進行了一場規模浩大的農村基層衛生人員的培養活動， 造就了一支扎根農村、獻身農村衛生事業的醫療衛生“大軍”。當時對赤腳醫生的培養工作有其獨特的特點，打破了傳統的西醫主宰模式。其特點為:對赤腳醫生的培訓重點放在農村常見病、多發病、傳染病和地方病的預防和治療工作上，并且極為重視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說是醫德教育）;在培訓中考慮到西醫治病花錢多、醫療設備要求高等農村衛生所無法承受的現實情況，重視和推廣中醫知識和治療方法，特別是針灸被廣泛傳授給赤腳醫生，并根據當地中草藥的資源情況，培訓學員如何采、種、制中草藥。在師資方面，有北京或省城來的巡回醫療隊的醫務人員，有地區醫院的醫務人員，還有縣醫院和公社衛生院的醫生，但主要還是依靠縣醫院和公社衛生院的醫生，因為他們有大量的農村衛生工作的實踐經驗。這就使得培訓工作與農村衛生需求緊密結合，培訓目標有的放矢。另外，學制不長，并將初訓、復訓、輪訓相結合，使赤腳醫生在實踐中不斷得到成長和提高。總之，在合作醫療體系下逐漸形成了一套大規模、有計劃、自成一體且行之有效的農村赤腳醫生培訓機制。 四、農村基層衛生人員培養模式的啟示 在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基層衛生人員培養模式的運作下，農村的基層衛生人員在短時間內被大規模地培養出來，有力地緩解了長期以來缺醫少藥的窘困局面，極大地改善了居民健康狀況，其經驗對當今新農村建設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仍具有借鑒意義。 首先，這種培養模式適應了中國的國情，在當時是最為可行的選擇。中國農村地域廣袤、 人口眾多且發展極不平衡。剛成立的新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居民健康狀況極差而醫療衛生條件十分落后的狀況。這就要求必須尋找一種既廉價又迅速的發展模式來培養農村基層衛生人員，以應對農村地區迫切需求的防病治病的現狀，彌補國家難以實現醫療保健服務整體覆蓋的缺陷。前述培養模式突破了空間與人群的約束，使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最大范圍地覆蓋到中國鄉村的每一個角落，為全面實現農村初級醫療衛生保健服務提供了一種合理選擇。 其次，這種培養模式培養出來的農村衛生人員能夠扎根農村，成為“不走的醫療衛生隊 伍”，安心在農村為農民服務。當時選拔的農村基層衛生人員大多是從村莊社區中產生的，他們又回到鄉村社區進行生產和服務，服務的對象也是早已熟稔的親朋好友、鄉村父老，一種細 密編織的鄉情、親情使他們在進行醫療衛生服務中多了許多責任和道義，醫患關系也較為融 洽。同時，戶籍身份和較低的起點又決定了他們施展才華的基本空間和舞臺。因而，這是一支 “根”扎在鄉村的隊伍，穩定性相當強。 再次，這種模式大大降低了培訓成本。農村基層衛生人員采用就地培訓的方式，培訓的時間不長，以初訓、復訓、輪訓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提倡在實踐中學習，這就大大降低了培訓成本，使赤腳醫生成為一支廉價且容易供養的醫療衛生隊伍，適應了農村社會的發展狀況。赤腳醫生的報酬只略高于一般勞動力（最高也只是大隊干部的水平），不僅使合作醫療體系完全可以支撐，而且其支付方式也鄉村化了，不是按期的現金支付，而是與其他社員一樣都在年終分口糧、算工錢。這一切都在鄉村自身的邏輯中行進，與鄉村剩余少、現金缺乏的基本情況相 契合。 第四，這種培養模式使醫療衛生服務在城鄉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農村基層衛生人員不僅與省城、地市和縣、公社衛生機構的醫務人員關系更為密切，而且通過這座橋梁，把大城市已經廣泛應用的現代醫學傳到農村來。對此，被學術界譽為“中國公共衛生之父”的陳志潛著深切的體會:“以社區為基礎的醫生是非常需要的。許多經驗表明，由有奉獻精神的行政人員和即使只經過很少訓練的村級水平的人員所組成的衛生實施系統，也確實能把科學醫學知識 的好處帶給村民。” ［7］（pp.6～7） 第五，這種模式是對國家衛生體制的偉大創新，為廣大農村居民的衛生保健服務提供了強 有力的組織系統。這一系統是基于這樣一種思想，即在一個國家，如果不可能做到每一個小鎮或村莊都有高級醫師，那么在大多數的居民團體甚至在許多貧窮和邊遠地區步行距離內有一個或更多的中級衛生人員則是可能做到的。這種模式只是在已存在的政治—經濟—行政組織機構中增加了衛生保健服務系統。對于中國的這一經驗，許多外國朋友給予了高度評價。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干事塔哈達博士說:“我所看到的像中國這樣的真正的初級衛生保健不多。中國這套經驗非常豐富，對發展中國家有參考意義，因為經過多年實踐，證明是確實行之有效的辦法。”國際農村醫學會主席約·坦尼教授也說:“中國在推進社會大衛生、實施初級衛生保健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績，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中國的經驗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用，對發 達國家也有參考價值。” ［16］ 最后，這一模式明顯有別于西方醫療模式。一是農村基層衛生人員的低起點、大規模培養，促進了醫療服務人員的去專業化，對傳統的西醫教育進行了革命性改造。西醫專業通常排斥培訓那些較低技能的醫療人員從事簡單醫療工作、治療常見疾病，因為他們認為這會降低其專業水平。而中國模式打破了這種專業排斥行為。二是這種模式培養的衛生人員同病人有著同樣的地位和相似的生活環境，比那些來自其他地方技術高超的醫師有更強烈的為本階級成員奉獻一生的愿望。此外，半農半醫的工作方式縮小了醫護工作中的腦體差距，阻止了脫離群眾的精英醫師的出現，而在西方模式中，這種精英醫師大量存在，且社會地位高于普通人。三是赤腳醫生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對誰有什么病癥、什么季節會復發了如指掌，確實更了解病人和當地的實際情況。四是為數眾多的農村基層衛生人員，經過短期培訓可以滿足農村地區緊迫的衛生醫療事業需要;赤腳醫生的推行不僅僅讓醫療服務普及化，也讓衛生知識普及化，使醫療工作不再成為專職醫療工作者的特權。 總體上講，新中國充分發揮人民的創造力，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培訓出大量的農村衛生人員，使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最大化，對昂貴的醫療高科技或高技能醫療人員的依賴最小化。這一政策的實行效果使得新中國可以從容地面對農村專業醫療人員嚴重短缺形成的挑戰，也顯示了新中國在農村醫療衛生領域中使醫療制度創造性轉換的一種偉大雄心。正如列文森所言: “他們關注的目標不是要為中國尋找一個西方模式，而是要為長期受到西方剝削的各國建立一個中國模式。他們想從這里（中國歷史）求得解決他們本身問題的鑰匙。” ［17］ ［參引文獻］ ［1］陳佳貴:《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頁。 ［2］世界銀行:《中國:衛生模式轉變中的長遠問題與對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3］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年版，第62頁。 ［4］衛生部基層衛生與婦幼保健司編《農村衛生文件匯編（1951～2000）》，第247～248頁。 ［5］張開寧主編《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6］《浙江省舟山專員公署衛生局關于保健員工作開展情況的匯報（1966年5月30日）》，浙江省檔案館J165- 16-81。 ［7］陳志潛:《中國農村的醫學———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頁。 ［8］杭州市第二批醫療隊二隊:《培訓不脫產衛生員工作小結（1965年10月19日）》，浙江省檔案館J165- 15-78。 ［9］浙江省農村衛生建設試點工作隊:《半農半醫第一階段教學工作初步體會（1966年5月21日）》，浙江省 檔案館J165-16-47。 ［10］《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紅旗》1968年第3期。 ［11］江西省革委會:《關于大力培訓赤腳醫生的決定》，江西省檔案館X032-2-059。 ［12］《1975年全省合作醫療、赤腳醫生進展情況》，江西省衛生局編《工作簡報》第2期，江西省檔案館 X111-1976永-005。 ［13］《在斗爭中農村赤腳醫生、合作醫療不斷發展壯大》，江西省衛生局編《工作簡報》，1976年6月14日， 江西省檔案館X111-1976永-005。 ［14］《衛生部〈衛生革命簡報〉中介紹的各地衛生革命經驗摘編》，江西省衛生局編《衛生工作簡報》第4 期，1976年3月25日，江西省檔案館X111-1976永-005。 ［15］《我省在合作醫療發展中對中草藥利用的情況介紹（1976年）》，江西省檔案館X111-1976永-008。 ［16］張自寬:《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大衛生觀》，《中國初級衛生保健》1994年第1期。 ［17］〔美〕列文森著，鄭大華、任替譯《儒教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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