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柯慶施在石家莊

憶柯慶施在石家莊

楊振華

我在1947年12月初由冀中九分區冒大雪到石家莊，跟第一任市長柯慶施當警衛員，一直到1949年他調離石家莊為止。現在把我在他身邊工作時的親歷親見的情況回憶整理如下：

致力建立革命新秩序

石家莊是關內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是日寇敵偽盤踞多年的華北平原的一個大據點，而我們的接收和管理工作經驗當時又十分貧乏，所以接管初期可以說是千頭萬緒，成堆的新問題放在當時一些領導同志面前。
柯市長是在解放當天(11月12日)，于硝煙彌漫中進入石家莊的，當晚市委書記毛鐸也到了。他們就在原偽建設總署院內防空洞中辦公，吃的是小米飯加咸菜，睡的草墊，—盞油燈，往往一夜之后臉鼻都熏黑了。五天以后才換了地方。
然而，就在這艱苦條件下，接管工作卻迅速開展。11月18日《新石門日報》創刊號出版，鮮明地提出“起來!建立革命新秩序，建設新石門”
(當時還沒改稱石家莊)。不幾天，民主政府成立，區街政權相繼建立，各局首長到職視事：秘書長林潤田，財政局長趙子尚，社會局長韓子義，工商局長鹿義夫，公安局長陳守中，教育局長武樹藩，敵偽物資管理委員會主任黃敬。那時，每天清晨都集合各局長到他宿舍開早會，研究—天的工作安排，五天開一次市政會議，白天他深入各局、區、指導工作。
我后來聽市委書記劉秀峰說，石家莊解放后從中央和各解放區調集了3600名干部進入市區，分布在各級政府、工礦、事企業單位、文化宣傳部門，柯市長等領導同志都——做了安排，推動和開展了各項工作。
當時，工廠復工，商店復業，重新恢復石家莊的經濟活力是大事之—。對此，柯慶施市長付出很多精力，除去以市長名義和警備司令及物資管理委員會主任聯合發出布告，明令全市保護工商業，維護社會秩序，要求開業經營外，他還親自到鐵路大廠煉焦廠和大興紗廠視察生產情況，深入車間找工人談話，找工程師談話。有一次到大興紗廠和總工彬師劉榮森談了很長時間，我看他當時態度很激動。1948年元旦，柯市長還兩次參加工人代表座談會并講了話。4月8日，他在公營私營職工臨時代表大會上說：本來人類生存離開了工人的勞動是不行的，但是在蔣介石統治下，工人是被歧視的，在社會上沒有地位，被統治者污以“臭”工人，把工人當他們的奴隸使喚。石家莊解放后，這種情況改變了，石家莊成了人民的石家莊，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及其他愛國者，都成了石家莊的主人。建設石家莊，工人的任務就特別重大，在生產上工人是中心力量，要組織團紀起來，發揮工人階級的創造精神和力量……我們要按毛主席教導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原則去工作。

柯市長經常到市內各區去視察工作，了解社會情況，還有一次請北焦村兩個農民到辦公室談話。他曾多次到集市去視察糧食物價動態。剛解放時，有私商囤積搶購哄抬物價，鬧得市場混亂，沖擊糧價，柯市長曾化裝趕到休門集現場視察，指揮市稅務局稽查科科長馬進波同志帶領稅務稽查二十多人查緝哄抬物價搶購糧食的不法商販，一干就是兩個多小時，步行走回市機關，回來時往往是午飯已經吃過。
他把財政、稅收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說：抓財政，首先要看節省開支，局長要具體掌握，不要大手大腳鋪張浪費。他曾親自多次檢查財政和物資供應工作。隨著全市工商業興旺發達，到1948年6月上旬，全市坐商增至3720戶，小商販達4007戶，柯市長對稅收抓得更緊更細。他說，工商戶增多了，稅款亦必須增多，否則就有問題，一偷稅二漏稅，三是貪臟賣法，故意不收稅，這就要求全體稅收干部必須認真執行稅收細則(華北人民政府規定的稅收政策)。他指示局長郭辛光，全體財稅干部都要學習列寧《論糧食稅》的文章。有一次去稅務局，不知對那個稅收問題不滿意，首先批局長，再去質問副局長傅維之。他做事就是這樣認真負責，對有損于黨和群眾利益的行為是絕不容忍的。
公安、司法工作亦是柯市長日程中的重要內容，他經常和陳叔亮局長和王應慈副局長(1948年12月任局長)談話，要求局長必須做到對案件了如指掌，親自偵破，不準坐辦公室當官；科長是排頭兵，必須率領偵察戰士鉆到案子中具體偵察。他對王局長的工作和偵破案件的成績很滿意，多次口頭表揚。有一次，王局長和李智、牛茂堂幾個科長到辦公室匯報偵破的石家莊解放后第—個蔣幫潛特案件，查獲了潛伏特務頭子崔希正偷藏在某局長中堂畫軸里的特務花名冊。柯市長嚴肅批評這位局長警惕性不高。指出城市內的階級斗爭、敵我斗爭尖銳、復雜，要提高警惕，接受教訓。
對法院工作，柯市長主要是通過審閱重大案卷進行指導。凡是較大案卷，他都親自審閱檔案，對主證和旁證材料，都是逐頁前后反復審核對照，對犯罪的情節、目的、手段、后果等審核的特紉，發現矛盾記下來，在材料上批示意見，經常叫我去法院送卷、取卷。院長王達成亦常向柯市長當面匯報審判案件情況。有一次審閱女演員金鋼鉆案卷時，不知發現了什么錯誤，立即打電話把王院長叫來，嚴肅批評。
城市建設和文化宣傳工作，他亦付出很多精力，他常和建設局長臧伯平在一起談話，研究工作。敵機轟炸時期，曾多次同臧伯平局長帶上公文包到市郊樹林中或地邊樹蔭下批閱公文。和市委宣傳部王力同志亦多次在一起談話，談得很認真。他對報紙很重視，親自審簽報紙清樣，常常睡覺后在床上審閱，然后簽字發稿，非常認真。
對于群眾的疾苦，當然亦是他最關心的。1948年7月，有一天花園東街失火，禍及了幾十家店鋪和私人房屋。柯市長那時住在袁家營，聞訊后立即叫上收發黃承龍，跑步六華里趕到現場，在花園街北口龍泉池西邊，一面親自指揮消防隊救火，一面親自動員流動的人民群眾都來參加救火。當火勢被控制住后，他親自去訪問被火燒的重點戶，詢問受損失情況，當場指揮區長、街長很快調查清遭災戶損失多少，組織救濟工作，以爭取這些私營工商業戶早日開業。還記得，1948年春節，是石家莊解放后第一個春節，柯市長決定機關全體工作人員除夕前去給軍烈屬清掃衛生。第二天清早，他由華安街秘書處到中山路機關辦公室，催促全體人員出動，去給軍烈屬及附近商店和群眾拜年。
記得柯市長生前曾講過四句話：“堅定的革命意志，頑強的戰斗精神，火熱的階級感情，嚴格的科學態度”。從以上的一些回憶看，他確實事事處處都以這四句話作為自己行動的指針。

堅持不懈的學習精神

他日理萬機，但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堅持學習一個半小時，主要學習列寧全集和毛主席著作。學列寧全集，我見他從一卷一直學到十九卷。學習時，對重點文章粗看以后還細學，反復鉆研，重要地方用紅藍鉛筆標了又打圈。有時開會晚了睡在床上還要把書拿到床上堅持學習。一次，他在學習列寧《論糧食稅》等有關經濟政策后，親自主持和組織市政府的全體干部、政策研究室全體干部在一起學習。
他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對中央的方針政策貫徹非常堅決。1949年3月5日他參加在西柏坡舉行的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他聽了毛主席在會上的報告后，當晚趕回市里，16日在市委大會議室(現新華路少年兒童樂園西邊路北)，召開各區、局、大工廠企業黨員負責人會議，傳達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他說：受市委委托，傳達毛主席的報告，這報告對我們石家莊市當前形勢和各方面工作太重要了，太及時了，對各級干部的教育太現實了。從現在起全市黨政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每一個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都要首先認真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文件，各級黨委必須把這項學習任務抓緊抓好，黨政單位一二把手如不抓學習，就是不稱職。

他重視學習聯系實際，刻苦鉆研。凡涉及重大政策和觀點問題，都要自己翻材料找依據，親自動手寫文章。他說：要想吃應心飯，就得自己干。審閱材料搞調研，就要突出第一手材料，有第一性的證明。講話稿有時口授筆錄，有時只是寫個提綱。記得1948年10月中旬，他代表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劉少奇副主席去正定，向華北解放區第一批南下的3000名干部和華北大學2000名學生講話，主要是介紹城市工作經驗和講述黨的城市政策，前后講了三個小時，五千多人的大會場，鴉雀無聲。由于工作忙，他僅僅寫了個提綱。如果不是平時學習有素，胸有成竹，是難以收到如此效果的。

嚴謹樸露的生活作風

他帶頭遵守制度。一是黨員生活制度。柯市長在總務、收發。警衛員黨小組過生活，黨小組長是鄭銀甲同志。他如外出開會不能參加活動，從不忘記向黨小組長請假。黨員生活會上，市長和我們一樣，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在黨的小組會上曾幾次為他發脾氣、批評人，大家對他提出批評。他幾次作自我批評、查找工作方法不當的思想根源。二是機關行政制度。以身作則，注意勤儉。柯市長除去到礦區，從不坐汽車。他又不會騎自行車，在市內就是步行來往，十里二十里的走。我是帶槍的警衛員，但首長一貫不準明帶槍，于是一大二小三支槍都得插在腰間皮帶上，跟著步行。那時我21歲，身強力壯，有時都感到吃力，他已是四十五六歲了，可想而知。但他總是勤奮如一，從不惜力。
柯市長在衣食住行上很儉樸，從來不鬧特殊，一貫反對鬧排場擺闊氣，厲行節約。他當時是特灶待遇，有專職廚師，但實際上一日三餐和中灶差不多，早飯饅頭、米粥、醬菜或臭豆腐，中晚飯兩菜一湯，一個是素的，不過豆芽豆腐之類，肉并不每天吃，有時就一個素菜，所不同的就是單鍋另作而已。他的夫人照樣去大灶吃飯。中央、華北局或部隊首長來了，招待吃飯，柯市長總是先交代清楚，要什么樣的菜，肉多少，不準浪費；一個客人不做兩個客人的飯，陪客只他一個人。他主張節約，經常和總務科長鄭銀甲算伙食帳，盤查客飯開支。至于來客的隨從秘書等人一律去大灶食堂買飯吃。有時外出工作，他也不在所在單位吃飯，找點普通飯吃吃，只不過是找個休息的地方。至于衣服，由于他身材魁梧，衣服要單做特體服裝，他又很節約，所以大都有補丁。冬天穿件破棉襖，袖口露著白棉花，但他安之若素，整天勤勤懇懇忘我工作。

關懷和教育同志

柯市長對人的要求是嚴格的，但心腸是熱的，十分關心和愛護同志。那時，他非常注意嚴守機密，在見到毛主席、朱總司令、彭總等中央領導人后，他都隨時進行保密教育，說：“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能對任何人亂講。”還常解說保密的重要性、嚴肅性，講共產黨的鐵的紀律等。有一次，叫收發員黃承龍給一個保密的地方送信。黃年紀小不懂代號怎么說，他親自領小黃到花園飯店南500米方向，指一座獨院說，
“那就是309號房子，你去就說給309號送信的，就有人接信。”后來小黃才知道那是毛主席及中央首長住過的房子。他常對我們說，
“你們小青年首先要做到保密、守紀律、警惕性高三個第一，心要靜，不胡思亂想，才能把一切事辦好”。
1948年的一天，邢燕正在市府秘書處院內清整衛生，柯市長慢慢走到他身后說：“小邢你面向東站好。你知道背后有幾棵樹？”小邢想了想說：
“五棵。”他說：“你回頭數一下。”結果是七棵。他當時對我和小邢說：
“一個人到了新的環演，必須首先熟悉周圍的情況。不然的話，在戰爭年代受到敵人的包圍，你怎么判斷突擊去向和你周圍群眾的情況呢？”這些事雖小，但使我們增長了知識，受到了教育。同時，也可以體會到他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風。
柯市長鼓勵我們學文化，常督促我們幾人學習。一次在中山路辦公寶，他問邢燕在抗日時搞地下工作情況之后，問：“你上了幾年學?”邢說：
“五一”掃蕩前上過四年小學，一年多高小。”柯老說：
“不能只干工作，還要學文化，想寫好字就得刻苦練習，學好了才能提高工作能力。”從此小邢下了決心，每天抽空看報紙上的文章，學寫字，用度紙訂本，寫完七本，增長了知識，字也正規了。黃承龍寫字不正規，柯市長常給以輔導、指正。對我不愛學文化，他多次批評，直到我向他提出保證，一定向小邢學習，他才滿意。
對我們生活上的關懷也是使人難忘的。比如黃承龍結婚，他和夫人于文蘭送了毛巾兩塊、茶杯一對，還寫上柯慶施贈，還親自陪客接待，讓夫人領新娘去百貨公司、大街上觀光。后來，幫助新娘將工作由原籍調至石家莊。邢燕愛人在石住娘家、有老人，因小邢是供給制，家用困難和小邢鬧氣。柯市長把她找到機關問明情況，問：
“你會干什么？”她說“在紗廠紡過紗。”柯市長說：“自己上工亦可以養活自己嗎!”其后將小邢愛人介紹到大興紗廠，使小邢全家深受感動。
不僅對于我們勤務人員，就是對其他干部也是一樣關心。據我知道，秘書彭子堪、廚師老安的家庭生活有些困難，他都盡力給以幫助。他還重視知識分子，比如當時由北京天津來解放區的大學生、由香港來的大公報記者等，他都招待吃飯，問寒問暖，解決困難，并分別妥善安排了工作。邢燕父親邢玉祥原在石門做地下工作，后被國民黨逮捕，因受折磨而致精神病，年已85歲，來石治病，柯市長讓秘書長臧伯平設宴招待，還囑咐幫助解決治病遇到的困難。

來源:《石家莊文史資料第7輯紀念石家莊解放四十周年》

附資料1：所謂柯慶施“迷信毛主席”真相

據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龔育之查閱成都會議記錄原件，柯慶施沒有講過“我們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見《懷念龔育之》43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年12月

附資料2：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

　　原載<黨史縱覽>2003年第9期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員中，至今沒有出版傳記的，只有柯慶施一位了，看來對柯慶施的評價還有難度。對柯慶施一生進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要不，在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權威性的工具書——《中共第一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名錄中，對柯慶施所作的七百多字的簡介，居然出現了年代上的差錯。

　　長期以來，不僅出版物中沒有柯慶施的書，就連單獨評價柯的文章也沒有。大多都是在講什么事的時候，帶上一筆。這“帶上一筆”又分兩類，一類是指名的，再一類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熟悉情況的能看懂這是在說柯慶施做過的一件好事。

　　最近終于出現了兩篇專門講柯慶施的文章。一篇是馮錫剛的《“好學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關于柯慶施幾件事的真相——評〈“好學生”的最后十年〉》（均見《隨筆》雜志）。前者全盤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慶施支持“評海罷”嗎？

　　“文革”以后，柯慶施在政治上的名聲不好，最主要的一個緣由是盛傳“柯慶施支持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講，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下簡稱“評海罷”）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革”被否定以后，“評海罷”成了十年浩劫的先聲，人們很自然的對“評海罷”的支持者有反感。社會上有很多書籍、文章都在講是柯支持“評海罷”的，還能不相信嗎？

　　可是，不符合事實的話重復千遍，也決不能等于事實。

　　“評海罷”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軼歐請人評，后是江青組織人寫。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寫，未成，1965年春又轉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樣找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是不是通過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還是其它人，說法不一。不過，可以從姚文元的寫作時間上找到一些線索。

　　為了弄清姚寫作的時間，我向當時同姚坐在一個辦公室的胡錫濤打聽。胡錫濤回信說：“4月（65年——鄧注）下旬，內刊與華東局辦公廳對換辦公地點，從丁香花園遷出，搬入宛平路11號那幢三層樓。我的辦公室在第三層樓。……我搬入時，我的辦公桌是很小的一張，而在右側有兩張大寫字桌。公務員說是為姚文元準備的，他寫文章要大桌子。五一節過后不久，姚大搖大擺來了，我弄不清他來干什么，但他是內刊編輯部副主任兼文藝組長，是我頂頭上司，我不過問他的事。他來后，沒有馬上進入寫作，先是到二樓與原《解放》雜志的同事聊聊，如欽本立、林學淵等等，但也沒有透露寫什么文章。直到過了近一個月，我在周末過組織生活時，聽林學淵講：姚文元在寫評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這件事。我聽了也沒在意，姚寫批判文章多了，以為這一篇也只是個人興趣所致。……從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斷斷續續寫了六個月，大約寫了十稿。……他寫到第八稿時，主動讓我看稿（平時我不看他的一堆書稿），還叫我提意見。”

　　另外，據協助姚查史料的一位歷史教師講，姚是于1965年5月開始動筆的。姚在寫了好幾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審閱、討論、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發表。

　　姚文元當時的編制在解放日報文藝部。報社當時的領導最近說：“姚文元寫評海罷時，向我請過假，說市委要他寫個東西，“五一”以后文藝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這就是說，在姚動筆之時，柯已于1965年4月9日離開人間。柯又怎么會支持“評海罷”呢？有人說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寫的。就算姚2月開始準備。那2月柯已在廣州養病，3月從廣州出發與賀龍、聶榮臻同機去成都，在成都養病。組織上早已決定柯一般不再過問上海的工作。試問：柯怎能給姚文元以支持呢？

　　據當時的衛生部長錢信忠說，自柯動手術后，他便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療養。柯“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沒回過上海。”——為了印證錢部長的說法，我請友人排了個時間表。柯1964年3月28日發燒，29日住進華東醫院，4月17日周恩來專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批準專家對柯做肺癌手術的建議。4月19日周恩來在滬參加柯的術前會診。4月20日晨，柯開始手術，周恩來在醫院守候了3小時。當晚，周恩來看望尚未蘇醒的柯。5月，周恩來、陳毅陪同外賓訪滬，一下飛機就趕到醫院看柯。7月14日經中央安排，柯由錢信忠護送前往北戴河養病。9月18日柯離開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國慶活動。10月23日由北京去廣州養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廣州與鄧小平一同會見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3月23日柯離廣州去成都。——至于這段時間有沒有熱線聯系？金文提供了一個材料，據日夜都在柯身邊的機要秘書說，絕無這方面的聯系。讀畢金文，為了進一步核實，我又請教了這位日夜都在柯身邊的機要秘書。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確實沒有。”

　　時任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的夏征農當時就認為江、姚秘密地“評海罷”是“不正派”的，后來就不再參加“評海罷”一文審查、討論。據他說：“姚文與柯老沒有關系。”當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楊永直也說：評海罷“與柯慶施毫無關系。”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轟上海市委”，質問：“上海市委為什么沒有走資派？”。上海市委的領導為了堅守陣地，抵擋“炮轟”，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在市委XXX和XXX主持下寫出來的。”還有位領導同志說得更具體，姚文中的那句話是根據他的意見加上去的。我等當時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來點火的人這樣解釋的。

　　據上面提到的那位協助姚查史料的歷史教師講，他曾在姚的帶領下去市委參加“評海罷”一文的第一次討論，在場的有三位市領導，沒有柯慶施。

　　由此可見，柯支持“評海罷”一說，純屬以訛傳訛。

　　不過，這里有一個難點，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評海罷”時，說：“柯慶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己說的總不會假吧！未必。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態時，指出：江青是“把柯拉來撐自己的腰”。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建黨前入團，建黨幾個月后轉黨的，這一資歷是夠得上讓江青拉來壯壯聲勢的。不過，我認為還有一種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態時，請注意江青講話的時間。時間是：1967年4月。也就是說，原來支持、主持“評海罷”的上海市的領導這時都已經被打倒了。江青總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領導來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慶施已蓋棺論定了，柯慶施已經不能說話了，江青抬出“‘無’口難辯”的柯慶施，誰還不聽她的？誰還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說八道，我們不能胡說八道。年輕人可以被江青矒住，過來人不應當被江青矒住，參加過柯慶施追悼會的老人更不應當被江青矒住。我沒有參加柯老的追悼會，可我記得，在北京參加吊唁的有五萬人，參加公祭的有一萬三千人，在上海參加柯老追悼會的也有萬把人。再請讀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說柯支持她時，還有一句：姚的“評海罷”炮制了“七八個月”。姚的“評海罷”發表于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個月是什么時間呢？算得出來嘛！

　　——本文寫出初稿后，在《百年潮》（2003年4期）上讀到一篇文章，說張春橋、姚文元“評海罷”，“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柯慶施”。如果不是作者筆誤，那就是在向歷史真面目上邁進了一步，只是不該再講有柯在背后。

　　繼而，又在《炎黃春秋》（2003年4期）上讀到陳鐵健的文章，講到他1978年12月為編寫國史與鄭惠到上海 “收集江青丶張春橋丶姚文元及其后臺策劃批判案的內幕資料”, “我們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資料.其中包括當年只送毛澤東丶江青等幾個人的內部情況匯報等絕密資料,以及該報記者列席上海市委書記處(陳丕顯丶曹荻秋丶張春橋等參加)貫徹實施 ‘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會議的記錄。” 很清楚，陳在文中列舉的名單無“柯慶施”三個字.是的，只要能“一目”這些至今都應該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會議記錄,則能“了然”與柯無關了。

　　柯慶施“左”嗎？

　　“文革”以后，柯慶施政治上名聲不好的又一個緣由是：“柯慶施‘左’”。

　　不少文章講到柯慶施“左”，“ 整人”。我認為這沒有冤枉柯慶施同志。柯慶施確實“左”。不“左”，1957年怎么會在上海整出一萬五千多“右派分子”來？不“左”，1959年以后怎么會反出那么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關于柯的“左”，我手頭還有不少馮錫剛所沒有寫到的材料。為了寫這篇文章，我首先訪問的是一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對柯有意見，他講了許多柯的“左”的表現。

　　不過，要衡量“左”的程度，總要有點量化，總要作些比較。

　　就拿“反右派斗爭”來說，那是“文革”前最“左”的政治運動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緒激發了出來。柯呢？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夠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夠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劃右派。右派劃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里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系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劃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什么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啟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劃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系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劃。”——，在這兩個“漏劃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斗爭45年后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1957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劃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于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幾例，足以告訴我們：柯在聲勢浩大的反右斗爭中，是“左”中有不“左”。他還是手下留情的。

　　也許還有人說，幾個事例并不能充分說柯慶施在反右中的表現。那還有一個證據，這就是受到馮錫剛等許多人所批評的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屆二次黨代會上的總結發言）報告里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斗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戰士實為五八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志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么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劃進中國55萬右派之中。由于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后”。

　　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上海開展過反右傾。據《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記載：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173人，作嚴重右傾、嚴重個人主義結論的2225人，其中受黨紀處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國。全國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約365萬人。在這個數字面前該如何解釋呢？是“左”還是右呢？鑒于左右為難，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來論人了，值得考慮。

　　何來“以柯代周”？

　　既然提到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就不能不岔開來多說幾句同《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有關的事。馮錫剛講柯在上海市黨代會上的這一報告，在南寧會議上曾被毛澤東用來將周恩來的軍。馮寫道：毛“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毛澤東一度想以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總理的職務。”馮講的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說，長期以來，是強加給柯慶施“反總理”罪名的“重要依據”。不僅國內，連外國友人都認為周恩來的總理一職是別人難以取代的。輿論上出了個“以柯代周”，柯的政治聲譽自然不好。

　　對南寧會議上的情況，我沒看過記錄，照理沒有發言權。我只見到在毛的《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的注釋中，是這樣寫的：“毛澤東講話中說：柯慶施這篇報告，請大家看一看。上海有一百萬工人，工業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歷史最久，階級斗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我看，這樣一種講法很像毛澤東的風格，是可信的，真實的。毛有沒有以此將周的軍，從這一段注釋中看不出來。

　　事實上,由柯做報告的這次中共上海市黨代會，自始至終都在接受著周恩來的領導。周恩來專程來滬,在1957年12月20日召開的上海黨代會上作《世界形勢和整風任務》的報告。據中共中央上海局辦公室副主任楊谷方同志回憶：12月22日，柯慶施陪同周恩來視察上海西郊的黎明農業社的溫室養殖蘑菇和陶家橋養豬場、牛奶棚，看望長浜浪小學的師生。中午二人沒顧上吃飯，又一起到曙光農業社同下鄉鍛煉的四十多位大學生座談。12月25日，柯在黨代會上作《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周也蒞臨了這天的大會。柯的報告不僅在會議開幕時呈送在上海的周總理審閱。早在開會前數日已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和上海市長陳毅，三位都認真作了修改。胡喬木還在這份報告中就階級矛盾問題加了很長的一大段內容。柯慶施怎么會像馮錫剛所講的那樣，不把總理放在眼里呢？關于周恩來與柯慶施二人之間的深厚友誼和工作上的默契，鮮為人知。可能的話，我打算另寫文章。這里只講一個細節。那就是馮文指責柯慶施在《紅旗》創刊號上發表《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慶施高于其門他地方官員之所在”。馮這里所說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柯的《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應該講什么？有十多個省專講反右，而柯沒講。在這個會議上，還有一個內容是反反冒進。周恩來等檢討了在經濟工作上的反冒進。而柯一貫十分尊重周總理,所以他堅持不談經濟，因為講到經濟就回避不了反冒進。既不講反右，又不講經濟，還能講什么呢？隨柯到會的幾位老人說：柯想了很久很久，結論是講文化。高！這確實是柯“高于其他……”之處。馮文批評柯文中有“熱昏的胡話”。馮沒有說錯。可是如果做點比較研究，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結論就兩樣了。難怪在柯老去世后，周總理對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副主任顧訓方說：“現在缺少這么一位像柯老這樣能夠把華東的工作統抓起來的人……”是的，直到六大中央局撤銷，華東局都是“秘書長掛帥”，沒任命第一書記。

　　馮文還提到，“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標題《乘風破浪》，并非偶然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澤東的安排。”對不起！請馮先生看一下在中央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澤東置于周恩來、劉少奇之上的吳冷西（必須提前在這里說清楚，毛把吳置于周恩來、劉少奇之上，斷無以吳代周、以吳壓劉之意）是怎么說的。吳寫道：“我看了很吃驚，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當時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這次會議特別同報紙和通訊社有關。我首先聯想到，人民日報在幾天前發表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只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審閱定稿，沒有送毛主席（他當時在杭州）審閱，是不是有什么問題？”顯然，可以從吳的回憶中得出兩點結論：第一，不能簡單地依名單次序論高低。過去的“名單學”沒那么嚴格。第二，《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顯然不是毛澤東的安排，而是少奇同志和周總理的安排。

　　周恩來批準中共上海黨代會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稱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是黨中央對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設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任何一本黨史中都找不到“毛以柯壓周”的說法。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將了周的軍，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績無關，更與柯本人無關，怎么能由柯來承擔責任呢？

　　至于馮文所謂毛想讓柯取代周。這就更離奇了。馮文又云：是書記處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嗎？堂堂一國總理的去留就那么簡單嗎？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補為副總理，不礙事吧！可是，次年（1959）換屆時，在16名副總理和16名副委員長中，沒有柯的名字。事隔7年之后,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柯才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當時六個大區的第一把手，兩位任副總理，兩位任人大副委員長，兩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史實告訴人們,1958年的 “以柯代周當總理”之說不能不歸于主觀的臆斷。

　　據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周恩來身邊的秘書衛士們、柯慶施身邊的陳文等老同志,都證實沒有聽到過毛有一絲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連一位對柯很有意見的南寧會議與會者也說：不論在會內，還是在會外，都沒聽見過“以柯代周”。——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資料來證實、證偽這一問題。

　　我分析，馮先生說書記處否定“以柯代周”，可能是張冠李戴了。八屆五中全會后，舉行過一次在京政治局會議，柯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員都沒參加。會上挽留過總理，但壓根就沒有“以柯代周”之說。歷史啊！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評價柯慶施？

　　如何評價柯慶施？是有難度的，但不是世界難題，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只要肯花功夫，一定會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此，我建議：

　　第一，要投點力量研究。不論對柯作何評價，柯都是一個有影響的人，是政治活動家,是中共黨史丶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現在，柯的下屬，下屬的下屬都出傳記了，柯的傳記也到該出的時候了.現在，整過柯的，被柯整的，都出了傳了，為什么柯就不能出呢？不管馮文的觀點怎樣，單是批評馮對柯研究不夠，我想，馮是會接受的。馮說什么柯慶施1962年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白字黑字必須要有根有據。1966年2月，毛澤東在武漢講得很清楚：“要害是罷官，發明權是康生的。”馮既然是從“毛澤東的好學生”的角度批柯，怎么能不讀毛呢？我曾以“柯在1962年前看沒看過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題，咨詢了七位熟悉柯的老同志。回答是：“沒有”，“不可能”，“《海瑞罷官》在北京橫豎沒演幾場。他要是看過，會跟我們講的。他62年沒提過《海瑞罷官》，62年后也沒提過《海瑞罷官》這回事。”馮還說什么柯“嚴禁”傳達1962年周恩來、陳毅的廣州講話。我認為，馮先生只要稍作調查研究都不會這樣寫。“嚴禁”傳達？我就聽到了嘛！不過我聽的是傳達的傳達。我，性別：男；年齡：23歲（62年）；工作單位：上海社科院學習室；職稱：研究實習員；政治面貌：非黨；傳達地點：上海市陜西北路186號二樓小禮堂；傳達時間：記不清；傳達人：院黨委書記李培南等。——有些人可能知道，廣州科技會上周總理講的“知識分子屬于勞動人民”,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沒有廣泛傳達。有史為證,不讓傳達的人不是柯慶施,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

　　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點頭不搖頭不表態，也不好。為了研究，建議成立一個小組或兩個小組，實體最好，虛體也行。官辦最好，民辦也行。能撥經費最好，不撥經費也行，只要態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書刊文章中被捎帶上,說明他還被人們記住,受到世人的關注.如今研究某一個歷史人物的社團多如牛毛，請再加一個“柯研會”吧！趁著熟悉柯的歷史的老同志還健在，能把史實說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難講清楚了。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楊心培等人說過：“在有人要編《中共上海黨的兩條路線斗爭史》的時候，市委書記陳國棟請示鄧小平：‘柯慶施怎么樣？’鄧小平說：‘柯慶施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氣不好，得罪了不少人。’于是這部上海黨的兩條路線斗爭史就不編了。”市委曾為此發過一個文，有些人看到過。如今，楊已去世了。陳，醫生不讓見了。像這樣的情況，再拖下去就沒法調查了。歲不我與，必須抓緊時間研究,歷史的責任與自然的規律都不容人們再 “暫緩”了!

　　第二。要充分展開討論。由于各人所處的角度不同，所觀察到的側面不同，所占有的資料多寡不同，對柯的認識就不一樣。拿我來講，我從來沒有近距離的見過柯老。過去我只知他身材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聽到有關他在農村蹲點與百姓一樣吃蘿卜干；他身患數疾仍堅持與農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給他送禮的局長罵走，這局長緊張得跌了一跤；困難時期，他為了解農村真實的情況每到一家就去揭開農民家的鍋蓋看，等等小故事。近來為寫這篇文章，東打聽，西走訪，東看點書，西借點資料，深知很不齊全。人無不有局限性。親柯者有親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夠突破的。只要堅持多角度、多側面地知識互補，觀點碰撞，去偽存真，由表及里，歷史地看待柯的全部歷史，相信很快會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引下，得出一個比較準確的結論。“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把遠看的、近看的、高處看的、低處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廬山全貌了嗎？再去掉“錯覺”，不就“能”識廬山真面目了嗎？我主張開一次、幾次、十幾次討論會，出幾本不同看法的評柯的書，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處。我書櫥里有一二百本國內外名人傳記，同一傳主的傳記有的也有好幾個版本，既有大同小異之處，也有小同大異的地方，對照起來學習，便能看出其中的奧妙。通過對柯的討論，說不定對評價歷史人物的理論建設都有好處，至少比那些一味地迭加褒義詞的評價，比諱掉陰暗面、諱掉敏感點、以自己劃線的自傳，要好得多。歷史學家要對歷史負責。歷史學家又很難對歷史負責。可是名人無秘密。因此，評價歷史人物，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要一丑遮百俊。俊與丑都在史料中。史料遲早會找到的。在“文革”中上海以柯劃線，什么都是柯的好，不好也好，傷了不少人；“文革”后，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柯慶施什么都不好，好也不好，甚至于連柯慶施一直反對的（如敞開肚皮吃飯），一下子變成了“柯慶施第一個提出的”。有了過去十年的“正極”，有了這二十多年的“負極”，相信對柯慶施的評價有條件做到不溢美，不遮丑了。

　　第三，要歷史地看問題。任何行為都是歷史的產物。任何個人都擺脫不了政治主流的制約與影響。在齊聲喊“殺”時，你能說個“無期”就是反潮流的行為了。在上下左右都說畝產萬斤時，誰能說“畝產五千”就算老實多了。比方說1958年的浮夸風. “據1958年7月30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第二十四生產隊的一塊試驗田，放出了一顆早稻高產的衛星。平均畝產達10597.8斤。” 當時全國喊“畝產萬斤”的豈止一萬人！可是上海就沒說。柯老是一位頭腦十分冷靜的思想家。據雜文家蔣文杰回憶：“大躍進開始的時候，《中國青年報》上登了河南的小麥豐產縣畝產一千八百斤。我看了報紙就興奮地去找柯老。柯老說：‘你不要那么隨便相信他們。’” 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的陳揚回憶：“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報》刊登一條消息：上海縣魯匯鄉紅旗社一個生產隊創出早稻畝產兩千斤的高產新紀錄。柯老看到這顆‘衛星’，認為不可信。他讓我連夜通知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以及《文匯報》等本市的大報，這條消息不得見報。”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講的一段話：“在大躍進中，全國各地區中上海的損失較小。”耐人尋味！“損失較小”，用形式邏輯推理，就是損失不大，就是贊揚；但是，“損失較小”，用形式邏輯推理，就不是沒損失，這也可以理解為批評。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真實的歷史和歷史的真實。我們總不能因為上海也登過“早稻畝產兩千斤”就大罵柯老“極左”吧！當然，我們也不能掩蓋上海有“早稻畝產兩千斤”的輕微浮夸。我的老鄉劉禹錫說“出淤泥而不染”。這是藝術夸張的詩句。蓮籽上或多或少會有一點泥的，真要吃的時候還是得洗一洗的。在幾十年的迭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幾乎沒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則，兩點論就無效了，否則，辯證法就失靈了。我們“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中國有位偉人說對自己只能“三七開”。還有位偉人說對自己能“四六開”就不錯了。這正是偉人偉大之所在，是評價黨史人物的楷模。這位講對自己“四六開”的偉人曾經指出：“柯慶施同志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黨和全國人民永志不忘”。

　　第四，要松動一下思維定勢。“柯左論”已有二十多年歷史了，似乎已成定論。定論容易使思維定勢。思維定勢妨礙思維的靈活性，造成思維的刻板性。盡管思維定勢人皆有之，還是盡量減少點好。建議改變一下思維角度，來一點知識的遷移，把評價，把結論放在后邊。討論和結論的關系也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事物是過程。認識是過程。史學家應當把認識放在過程中展開,多聽多看多想。

　　比方說，柯與江青的關系，這也是社會上議論比較多的。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上說：柯慶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澤東.”中國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稱柯為江的“同謀”。還有文章說：江青在上海看戲，柯“場場陪同”。言過其實了！思維定勢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線”。上海警衛處的老同志還記得是有領導陪江青看過戲的,但不是柯.哪兒來的“柯慶施場場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劇場看戲，我也混進去看過兩場，都沒見到柯的影子。1978年科學大會時，我到西單北京市二輕局探望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同志。在他們這些人當中，有“三余”。柯的夫人于文蘭為大于、曾的夫人余叔為小余。余叔同志對我說：“我們和大于對江青是得躲且躲，參加追悼會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見。” 她說了一個常識性的事: 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個特大 “麻煩”,對待她只能是 “敬”而遠之.人與人的關系是復雜的，萬不可“抓住一點”，當作定論，“不及其余”。

　　再比方說，馮文把林彪參加柯的追悼會，也拿出來作“柯為林類”的文章，這里散發著嗆人的作文章的氣味。過程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參加柯的追悼會，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應該怎樣？還用問嗎？如果沒有先入為主，來點逆向思考，就會把林的到來視為正常。何況那時的林并沒有“愴惶出逃”！當然，有了“林彪、江青一類”的思維定勢，越看柯慶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檢索到這樣一份材料，在反右斗爭如火如荼的當口，有人批評實際上已在積極反右的浙江領導人右傾。這時柯慶施去作了次報告，說：“整個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縣委、區委、鄉委，都是根據黨中央的方針來工作的，都是有進步有成績的，這是主要的。執行中央方針政策當中有缺點，那就改。不能老是說這個人右傾那個人左傾的。我看，缺點誰都有，偏差也誰都有，是不是都成為傾向呢？客觀事物是隨著空間、時間運動著的，前進著的，形勢的發展有時是估計不到的。脫離形勢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但是人家的錯誤已經改正了，還要說人家右傾，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現在的岔子，就找過去的岔子，還要講人家什么‘傾’。同志們，傾向沒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級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同志們啊！我不知柯老的這番話是在針對今人對他的批評所作的反批評呢，還是在給我們的一些黨史專家上課？

　　第五。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漢奸周佛海，誣柯為“毛澤東的忠實走狗”，說什么“柯慶施拍馬屁能夠乘風破浪”。說實在的，我之所以自愿卷進這場爭論，是因為看到馮文的最后一節，說了“歷史恥辱柱”，說了“林彪、江青一類”，還挖苦了我們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對柯的挽詩。認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盡情理了。馮又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風中被打成特務的舊事。柯老被打成特務，這本來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是一部辛酸史，何必再倒騰出來在歷史的傷口上撒鹽？

　　在柯的 “特務問題”上，楊尚昆有過回憶，張聞天夫人劉英有過回憶，李葆華有過回憶，韓光有過回憶。幾位都說當時是對柯突然襲擊。斗柯時提的問題是：“你為什么沒有被捕過？你同特務是不是有關系？”當時聽的人都覺得寒心。劉英說：“難道被捕才是會革命嗎？沒被捕是隱蔽得好嘛！”幾位老人回憶說：面對殘酷斗爭，長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么話也不說。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這種無端的打擊，投井自殺了。“搶救小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質問柯：“你把特務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實總歸是事實。半年后，當時的中央反內奸斗爭專門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對柯說：“把你搞錯了。”毛澤東并且親筆修改了對柯的結論，加了兩句，說柯：守紀律，有成績。——俱往矣！從1943到2003，整整六十年過去了，我們怎能再用類似“為什么沒有被捕過”的語境來批柯呢？

　　第六，要運用生產力標準。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檢驗黨政工作的標準是生產力。在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間，市委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高起點地有步驟地規劃上海工業和科技的發展。單是從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的十個月當中，柯就連續發表了三篇闡述生產力的文章：1959年5月他發表了《不斷提高生產率》；11月發表了《關于工業戰線的群眾運動》；1960年3月發表了《領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沿著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前進》，密度之大，令人矚目。在《領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沿著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前進》一文中，他集中集體智慧，提出了“向高級、精密、尖端的方向發展”。接著，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學城、閔行工業區、寶山一條街。上海的財稅占全國的五、六分之一。中國的第一個“世界第一”——雙水內冷發電機誕生于上海。

　　上海對“兩彈一箭”的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從無到有建立起相關產業.中國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聶榮臻、柯慶施領導下，首先在上海發射的。在上海剛開始研制地空導彈時，有人認為經濟力量不夠，提出要下馬。柯老說：“就是窮的當掉褲子也要搞成導彈”,頂住了來自各方的壓力,終于研制成功,投入生產,及時裝備軍隊。上海市委為原子彈關鍵技術的研制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與技術力量,攻克難關,使我國第一顆原子彈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鄧小平同志認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丶氫彈丶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丶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容我再摘錄一段史料: “ 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據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在兩丶三年內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丶鞏固丶充實丶提高的方針,采取壓縮基本建設投資丶降低重工業生產指標丶加強農業和輕工業生產丶縮減城鎮人口丶恢復集市貿易丶增加農民自留地等措施,大力調整國民經濟,取得較好效果.經過兩年的調整丶整頓,上海工業總產值自1963年起到1965年每年平均遞增18.8% .”

　　上海在柯慶施領導下的十年期間,經歷過連續三年全國性的嚴重經濟困難,同時受到國際反華勢力的嚴重威協.當時的建設事業毫無外資引進可言,只有重重的內憂外患.就在這樣困苦嚴峻的歷史時期,處于如此艱難的環境之中,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卻取得十年翻一番的驚人業績! 在史實面前不能不承認，當時全國提出“學上海、趕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虛語。有人曾用柯老發表的《全國一盤棋》一文，影射柯把手伸向全國。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對全國“學上海、趕上海、超上海”的一種答謝呀！ 看過《全國一盤棋》,便會知道柯慶施提倡的是全局觀念,他反對地方主義,反對狹隘思維.在上海市委召開的全市萬名黨員干部大會上他動情地說過一句話: “上海的水門汀地上長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離不開全國的支援.” 柯慶施時期上海對大西北乃至對全國的支援有口皆碑。陳毅、柯慶施是真心實意打“中華牌”的。

　　上海的發展成就是輝煌的,這是全體上海人民和黨員丶干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實打實地干出來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取得的。我記得鄧小平寫過一段話。在1958年無端批劉伯承時，林彪對鄧說：二野主要是你（鄧小平）起作用。鄧小平立即頂了林，說：政委與司令員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設，從領導角度講，歸功于以柯慶施為班長的一班領頭人領得好。階級與政黨，領袖與群眾，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ABC永遠是評價歷史人物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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