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我的爸爸柯慶施　無中生有的“以柯代周”說

柯六六回憶：周恩來與我的爸爸柯慶施　無中生有的“以柯代周”說
2007-12-17 來源：江淮文史 作者：柯六六
 
　　我熟悉敬愛的周伯伯

　　我初次見到周恩來伯伯是在八、九歲時。那天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的友誼電影院演出淮劇，我坐在周伯伯身邊觀看演出。

　　他和藹地問我：“你能聽懂揚州話嗎？”

　　我告訴周伯伯，我從小就能聽懂，因為家里的保姆就是揚州人。

　　周伯伯告訴我，他的家鄉在江蘇淮安，位于長江以北，淮劇是家鄉戲，他從小就喜歡看。

　　由于是冬季，也由于緊張，我的手冰涼。周伯伯關切的握住我的手，問我是不是覺得冷？

　　周伯伯把我的手握在他溫暖的手心中。

　　劇場休息之后，周伯伯又回到我的身邊。我替他把座椅翻下，請他就坐。

　　周伯伯對個小女孩鄭重地說“謝謝！”

　　我從此學會這句禮貌用浯，對所有幫助過我的人，不論長幼尊卑都不忘記說這句周伯伯教我的話。

　　有年春節前后，黨中央在廣東召開會議。與會者們去從化溫泉小住。爸爸柯慶施從海南島視察回來，與從廣州先期到達的媽媽于文蘭和我們4個孩子相聚在從化。那天下午，我陪剛剛抵達的爸爸坐在門廊休息，爸爸從衣袋里取出個小紙包交給我，打開一看，是我從沒見過的美麗的海南相思豆。我正欣賞紅豆時，周伯伯和鄧媽媽漫步走來看望我們。周伯伯和爸爸談了一會兒話，忽然問在座的媽媽：“大于，你是不是滿族人？”我奇怪地注意聽著，從來不知道媽媽不是漢族人呀？

　　媽媽笑了，說：“總理真是好眼力！我真是滿族人。”媽媽后來十分佩服地對爸爸說：“總理一眼就能看出來，他真是見多識廣啊！”

　　在從化的那幾天，我們住處的客廳每天下午都放電影。6歲的小弟膽子小，不敢看電影里的打打殺殺，所以每當關上燈要開映時，他就一個人悄悄地離開。為此，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孔原叔叔特意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吸引住小弟。小弟很愛聽故事，但必須是在關燈之前。孔叔叔的故事講得再好，只要燈熄，他撥腿就走出放映廳。

　　周伯伯來看電影，他聽說小弟的趣事之后也笑了，他親切地摟著小弟說：“這沒有什么，長大一些自然就不怕了。”

　　一次，爸爸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媽媽帶我和小妹隨行。過春節時，鄧媽媽請我們女士們去中南海的家中吃飯。北京飯店離中南海很近，乘車不一會兒就到了。車子駛進中南海，在一座院落的門外停下來。這就是建于清朝宣統年間的西花廳。西花廳是座老式的四臺院，鄧媽媽站在門前正在等候我們。周伯伯家的客廳不大，木結構的窗前擺著一套沙發，立式燈的燈罩上掛著一長串彩色的紙鶴。鄧媽媽告訴初次見到紙鶴的我：“這是日本友人送給周伯伯的。日本有用紙鶴祝福的民俗。”

　　周伯伯回家了，他說不能陪我們吃飯，一會兒還要宴請外賓。他坐在沙發上稍事休息，我把剛用糖紙折成的小扇子、跳舞的小娃娃、長頸鹿等拿給他看。周伯伯小心翼翼地接過來，將這些小東西在茶幾上擺成一排，然后邊看邊微笑地點點頭：“不錯，物盡其用，把原本要丟掉的東西做成了工藝品。”

　　鄧媽媽的家宴是四菜一湯，我最愛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小窩頭。飯后鄧媽媽帶我們參觀周伯伯的辦公室。書柜里的兩張黑白老照片使我駐足。一張是鄧媽媽摟著毛澤東主席的女兒李訥的合影，兩位都是一臉甜美的微笑。一張是周伯伯與鄧媽媽早年的合影，照片中的他們很年輕很英俊，在草地上相擁而左，幸福的神情令人羨慕，令人感動。鄧媽媽見我久久地注視這張洋溢著美妙青春氣息的照片，笑著說：“這長照片太解放了！”

　　鄧媽媽送我一本莫斯科風光攝影集，說：“聽說你喜歡攝影。“”我那時正拜上海的攝影師徐大剛為師，學習沖洗放大照片。鄧媽媽待人周到又細心！

　　她還送我一塊絲綢方巾，淺玫瑰紅的底色，綴著玉色的圓點。鄧媽媽說這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送給她的禮物，轉送給我。

 
 
 
我一直使用這條漂亮的絲巾，每當它溫柔地圍護在我的頸上，就感受到了鄧媽媽的親切溫暖。人去物在，深情常駐。

　　媽媽從來不參加爸爸的外事活動。有些外賓不禁詢問：“柯市長有沒有夫人？”不出頭露面，是媽媽一貫的作風。直到1963年1月，周伯伯親自做媽媽的工作，要求她以上海市長夫人的身份，參加對錫蘭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的國賓接待工作。從此，媽媽開始陪同爸爸接待來滬的外賓，大多是黨賓，一般不公開報道這些外賓的來訪，如印尼***代表團。媽媽對她參加外事話動，只有一個要求：不要在報紙上刊登她的名字。這個要求得到周伯伯的批準。

　　60年代初，爸爸的身體不大好以后，媽媽有時陪同他去外地開會或視察工作。因我是家中長女，雖然年少，螞媽還是把管理家庭財務的事情交給了我。我也就學著媽媽的樣子當起家來。比如，每晚跟炊事員叔叔商量明天買些什么菜，每周結算伙食賬等等。爸爸媽媽出差回來，發現媽媽交給我過日子的錢不僅沒有超支，還有節余。周伯伯到上海聽說之后，高興地表揚我年紀不大就學會當家過日子了。

　　同志情深意又長

　　爸爸很敬重周伯伯。

　　1963年5月12口，爸爸正在杭州參加毛主席召集的會議，周伯伯要來上海聽取有關方面對萬噸貨輪“躍進號”在外海沉沒的調查匯報。那天有濃霧，飛行條件很差。爸爸聞訊立刻動身，命令司機郝俊，一定要在總理的飛機落地之前趕到上海龍華機場，他要守候專機平安落地。

　　郝俊回憶：“首長向來不喜歡開快車，但是那天我的車速很快。開到后來，連警衛車都被我甩在了后面，不見蹤影。當車子開到上海龍華機場門前時，總理的專機正從我們的頭頂上方飛過。那天，我開創了從杭州到上海最短時間的行駛記錄。”

　　爸爸常年抱病工作，1964年3月底住進上海華東醫院，醫生確診他患肺癌，需要手術。

　　日理萬機的周伯伯親自坐鎮上海，對爸爸的治療工作做出了縝密的安排。他到華東醫院一樓西病房看望爸爸，轉達黨批準進行手術治療的決定；他指示中央衛生部組織國內最優外科專家、麻醉師、外科護理人員，匯集上海華東醫院參與治療工作；他多次參加醫生們的會診，討論制定最佳的手術方案及萬一發生意外情況的應對措施，爭取萬無一失。

　　長期在周伯伯身邊工作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1964總理為了柯老動手術的事，在上海參加過多次醫生會診會，研究了好長時間。我站在門外聽著，到現在還記得他們說癌細胞分幾種形態，柯老肺部的癌變屬于比較好治的一種。總理在上海開會，聽匯報，親自安排給柯老動手術的工作… 對柯老的手術方案，總理研究得很細很細。”

　　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的李建民回憶：“1964年4月17日上午10時，周恩來總理由長沙飛抵上海。當時柯老因病住院，總理為了柯老的病而專程來滬。總理一下飛機，就一直在談有關柯老的病情，在車上談，下了車也談。總理去醫院看望柯老，參加了醫生們的會診，當天下午3時10分飛回北京向主席匯報。1964年4月19日下午3時1O分，周總理再次由北京抵上海。”下面是李建民于1964年4月21日寫的日記：

　　周總理在1964年4月19日深夜零點，讓成元功把我叫去，親手給我一封信讓我送交給錢信忠部長，限20日晨6時正送到。當時錢部長住在衡山賓館，我于20日晨5時前，將信交到錢部長手中并轉達總理的話，問錢部長：“還有什么要求？”錢部長說“一切按總理的指示辦，已經安排好，我現在馬上去醫院．”讓我回去轉告總理，請總理放心。我回來后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很高興 。(注：信中詢問為柯使用的麻醉藥的安全性。)

　　4月20晨9點，總理到達華東醫院，在一樓東部等候柯老開刀的情況報告。3個小時的手術很順利。戴輝副院長和護士朱英將手術中開出的東西拿到一樓東部來，給總理看過。下午1時45分，總理到文化廣場對華東工作會議作了指示。晚上又去華東醫院看望手術后的柯老，從醫院出來，再去柯老的家中看望柯老夫人于文蘭同志。

　　目睹周伯伯認真負責、周到細致的工作作風，和他對同志至深的情意，醫療小組成員無不為之深深感動，深受教育，永遠難忘。

　　周伯伯在爸爸手術后第一天才離開上海；他在飛機上說，要把柯老的病治得特別好！他天天都打電話來詢問爸爸的病情。

　　5月19 日，爸爸住院期間，周伯伯因外事工作又來到上海，去醫院探望爸爸。我當時和媽媽一起在醫院里陪爸爸。當周伯伯和陳毅伯伯出現在病房門口時，爸爸十分高興，要從躺椅上起身迎接，周伯伯忙上前緊握住他的手，不讓他起身。

　　周伯伯微笑地說：“柯老，看來你恢復得不錯。”

　　他詳細向媽媽詢問爸爸的身體情況之后又對爸爸說：“我臨來時，小超大姐要我問你好。”

　　我第一次知道了周伯伯親切地稱鄧媽媽為“小超”。

　　周伯伯還帶來鄧媽媽寫給媽媽的親筆信。

　　親愛的文蘭同志：

　　你給我的信早收到了。知道柯老的病況和你和醫生努力配合好護理工作，我很高興。

　　柯老病況主管機關經常報告中央，恩來同志得知后，我也可經常知道，我們為他的手術順利高興，也為他手術后的治療進行得好高興。體力和心臟好一些，經過治療休養慢慢能夠恢復的，希望你和柯老都要耐心不要著急。在治療休養過程中最要注意避免季節性和傳染性的疾病，以防復雜化為要。

　　恩來日志告我，這班你表現得很堅強，很好，但要你注意保重，健康是最重要的。

　　前次病愈后，近日我又害了一次小病，現正在休養恢復中，順告。

　　請代向柯老問好。

　　孩子們健好！

　　鄧穎超1964年5月18日

　　1964年7月12日．周伯伯在訪問緬甸后回國的途中，在空中臨時決定，飛機不到北京而是轉飛上海落地，帶著幾箱熱帶水果，前來看望已出院療養的爸爸。

　　在周伯伯細致周到的安排下，1964年7月15日，爸爸在衛生部長錢信忠的陪同下離開上海赴北戴河海濱療養。

　　1964年9 、10月間，爸爸住在北京，周伯伯曾多次前往爸爸住的釣魚臺國賓館、萬壽路六所去看望爸爸，與他商討有關原子彈爆炸等工作。10月6日晚，周伯伯到萬壽路六所一號樓爸爸的住處，親自接他一同去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

　　周伯伯到來時，爸爸媽媽正在準備吃晚飯，媽媽立刻起身請他同爸爸一起用餐。

　　周伯伯問：“大于，你怎么不一起吃？”

　　媽媽說：“總理，我不打擾你跟柯老談工作。”

　　而實際上是餐桌上的菜不夠三個人吃，爸爸即使是在養病期間照樣嚴格要求自己．不允許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廚師小仇如果多做了一樣菜，就會受到爸爸的批評：”心里面要有老百姓，他們的生活還不好啊，你怎么能給我搞特殊？我不吃，拿走！” 因此，在爸爸的餐桌上永遠是幾小碟家常菜。媽媽習噴吃半飽，這樣能讓爸爸多吃一口。

　　媽媽來到廚房，小仇師傅只拿得出剩饅頭，他想給蒸蒸熱。

　　媽媽說：“不用了，我就吃涼的吧，首長他們吃飯很快的，吃完了馬上要出去。”

　　果然，等媽媽吃完了一只涼饅頭走出廚房，爸爸和周伯伯已經用餐完畢。

　　周伯伯上了爸爸的車，媽媽坐的是周伯伯的車，一同駛往人民大會堂。媽媽看見周伯伯的車上有瓶牛奶，周伯伯的衛士說，總理是在接見了外賓之后趕過來的，如果不是您留總理吃晚飯，這瓶牛奶就是他今晚的一頓飯。他還說，總理經常接連地工作，開會、接見外賓等等，往往忙得顧不上吃飯，只能趁乘汽車的那一會兒功夫喝瓶牛奶充充饑。而那一瓶冷牛奶，往往要頂到半夜。

　　媽媽心疼地說：“就是年輕人的身體也經不住這樣長時期不間斷的忙碌、操心與疲勞啊！”媽媽經常對我們提起周伯伯廢寢忘食、鞠躬盡瘁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感人事跡。

　　爸爸對周伯伯崇高無私的品德和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十分敬仰。爸爸說：“周總理嚴于律己，以身作則的精神是我們的楷模。”

　　周伯伯或陪外賓或視察工作，會經常來上海，他提出，要住上海錦江飯店，他說住在這里比住招待所的樓房方便，不必單獨為他配備服務人員了。

　　每當媽媽心疼爸爸的身體，對他說： “你一心只為工作，就是不顧自己的身體。”爸爸總是回答：“總理比我辛苦得多，他要管理這么大的一個國家，太操勞了！”

　　1965年初，爸爸經過近一年的修養，感覺體力有所恢復。3月，在廣州經過醫療小組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癌細胞沒有擴散。爸爸計劃要回上海工作了。

　　3月中旬一天晚上，我們4個孩子在上海康平路的家中已經上床睡了。忽然，爸爸辦公桌上的紅機子電話響了，這是保密機，我立刻起床拿起電話。電話里傳來親切熟悉的聲音，是鄧穎超媽媽！

　　鄧媽媽說 “六六，聽九局的同志(注：指公安部九局)說柯老準備回上海了，你周伯伯要我馬上給上海打個電話問問。”

　　我說：“我們沒有聽說啊？爸爸還在廣州，我明天讓媽媽給您打電話好嗎？”

　　鄧媽媽說：“周伯伯很不放心，希望柯老不要急于回上海工作。柯老動了這么大的一個手術，很不容易把身體調養得剛剛好起來。周伯伯說，要柯老再安心的休養一段時間，把身體養得更好些再開始工作。”

　　掛了電話之后，我馬上打電話把鄧媽媽的話轉告給在廣州的爸爸媽媽。媽媽后來告訴我們，爸爸得知此事后十分感動，說：“總理日夜廢寢忘食無私忘我地為黨工作，體貼入微地關心同志、愛護干部，心里唯獨沒有裝著他自己。”

　　無中生有的“以柯代周”說

　　周伯伯對爸爸的關懷，表達了他對革命同志火熱的感情。這無比珍貴的同志間友情不是任何人都能夠體會、理解與獲得的。這種友情也不是什么人能夠隨意詆毀的，這種深厚真摯如同親人般的友情，只能在共同經歷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與工作之中，建立起來。周伯伯十分關心上海的工作，給予中共上海市委以巨大的支持與幫助。

　　1956年至1973年擔任廠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秘書的周家鼎回憶：“柯老對中央工作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他的水平是很高的，眼光很開闊，對中央的意圖領會得很透。那時，講綜合國力主要是在上海。在上海研制火箭、導彈，我知道上海在發展我國的國防工業和尖端技術等等工作，是全力以赴的。總理很關心上海，經常去上海。柯老到北京開會時，就到總理這兒來 我跟柯老接觸，覺得他老人家很風趣，很樂觀，愛講笑話。

　　“50年代中期，中央一些同志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周總理和陳云同志根據國力主張建設發展的速度要放慢，毛主席則主張要快一些。柯老根據上海當時工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要快一些。這在當時，是對制定社會主義建設政策上的兩種看法，不能說是誰反對誰。

　　“1965年4月，柯老在四川成都生病，得的是胰腺炎。這種病很危險，總理很著急，毛主席和中央都很關心，總理立刻把北京的專家派去給柯老治病，由保健局長黃樹則帶隊。柯老去世，中央感到損失很大。”

　　1958年4月20日，周伯伯在河南省直屬機關黨員干部會議上說：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就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搞多點、好點、省一點；一種是搞慢一點、差一點，就看你的條件和方針。

　　原任爸爸的政治秘書的蔣文杰回憶：“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柯老原來的發言稿是在上海起草的，準備批判經濟建設里的‘少慢差費’，柯老一到北京之后，就決定不要在上海寫好的稿子，從江蘇代表團找了俞銘璜，另外起草發言稿《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過，反冒進的問題不要再提了。但是八大二次會議開始后，討伐反冒進的勢頭越來越大。在小組討論時，有人說反冒進的錯誤主要來自中央。還有人把反冒進同‘右派猖狂進攻’聯系起來，要求加以清算。

　　“政治溫度升高后，人們都在等待柯慶施的發言，有人估計柯會出一記重拳。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等檢討了在經濟工作上的反冒進，還有10多個省專講反右，柯慶施沒有講，他堅持不談經濟，因為講到經濟，就回避不了反冒進。既不講反右，又不講經濟，還能講什么呢？柯想了很久很久結論是講文化。中央辦公廳常有電話來，催送柯老的發言稿去付印。人們意料不到的是，柯老在發言中談的是勞動人民如何做文化主人的問題。柯老的發言避開了反冒進的問題，不接觸反冒進的問題，就不會碰到周總理。柯老從來不反周總理。在政治風浪的面前，你們要看到柯老非常冷靜的一面。柯老就是這樣一位在政治高溫中保持冷靜的人。”

　　有一種說法：在1958年1月毛澤東召開的南寧會議上，大有以柯代周當總理之勢。

　　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汪東興回憶：“我沒有聽說過要柯老代替周總理當國務院總理的說法。”

　　參加南寧會議的李銳（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說(由王元元轉述)：“在南寧會議上，未看到有關‘以柯代周當總理’的文字記錄；在會外，未聽到有關的說法。”

　　周伯伯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是否合適再任國務院總理的問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等出席。鄧小平總書記將他擬的會議記錄報送毛主席：“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周伯伯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

　　南寧會議上， 毛主席稱贊爸爸在1957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共上海一屆二次黨代會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所作的總結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主席說：“上海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占全國五分之一。資本主義從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斗爭最尖銳。這樣的地力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報告的是上海面臨的問題和今后的工作。

　　爸爸在報告中說：“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作了《世界形勢和整風任務》的政治報告，使我們對形勢、對全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做各種工作都要看一看全局。”“懂得了全局，才能心中有數，不致迷失方向。”

　　爸爸提出，上海今后的工作是大力發展工業生產：“有計劃有步驟地對上海工業實行技術上、組織上的政造，一方面要把原有企業的優點(因陋就簡，協作靈活等）保持下來，一方面又要逐步采用新技術，合理調整組織，使上海成為化學工業、精密機械、儀表、電訊器材、小型鋼材、船舶修造、輕紡工業高級產品、各種文化用品和文化精制品等現代化工業基地。”“加強對基本建設的領導，調動一切力量，爭取按時完成和提早投入生產。必須根據勤儉建國的方針，反對浪費．保證工程質量。”

　　關于上海市委制定的“充分利用，合理發展”八字方針，爸爸說：“一方面反對忽視上海這個工業基地的作用，不注意利用這個基地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對不顧全國的統籌安排和當地的具體條件，盲日大發展的思想。事實證明，這個方針，給上海的工作帶來了朝氣，推動了各個方面的工作蓬勃地開展起來。”他引用毛主席的話：“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

　　為了加速上海社會主義建設，他再次強調：“要調動一切力量，組織生產建設高潮和學習文化技術的高潮。”他要求干部擠出時間加強學習：“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政治，學習科學文化，學習業務。”“擴大眼界，開拓胸襟。”

　　他提出，要改革現有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要從組織上保證干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隨著建設事業的大踏步躍進，應該下放的權力，必須堅決下放，以便廣大干部得以大膽、主動地進行工作。某些現在看來應該修改或廢除的管理制度，必須堅決改變。”“今后除了按照中央指示繼續從工人、農民中的優秀分子中選拔干部外，同樣應當從經過生產鍛煉的、同勞動群眾有密切聯系的知識分子中選拔干部。”

　　關于反右，他說：“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斗爭。”

　　關于整頓黨的作風，他說：“群眾的批評，千條萬條，總起來說是要我們改掉我們在工作上、組織上、作風上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壞現象。”“我們的黨，一不怕帝國主義，二不怕國內外反動勢力，三不怕向自然作戰中的艱難困苦，就是怕脫離群眾。”

　　他要求領導干部們：“遇事多同群眾商量，多動腦筋，多動手，親自下去檢查總結工作。”“不要把什么事都交給秘書代勞，不要只靠第三手、第四手不可靠的材料過日子。”“市委認為，應當首先規定每個領導干部，包括市委領導同志，每年應有4個月深入基層，聯系群眾，聯系實際，直接幫助下級，取得經驗。”“必須建立一個經常同基層聯系的制度，經常了解他們的情況，研究他們的工作。在他們有困難的時候，幫助他們想辦法去解決。” “最重要的是，使我們的干部經過參加體力勞動鍛煉，具有完全的勞動觀點和群眾觀點，造成一支對勞動人民無限忠誠的能夠經受風險的干部。”

　　他要求對干部應以誠相待：“我們一定要懂得，幫助一個同志，一定要幫徹底，不要為他袒護錯誤。在他不覺悟的時候，你袒護他，他會感謝你；但是等他為此吃了大虧，或是覺悟提高了的時候，他就會怪你為什么不在當時不幫他一把。” “我們決不能把同志關系系庸俗化。”

　　在地方的黨的代表大會上作總結報告，不是一件個人行為。這個報告經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的集體討論。送給胡喬木、田家英同志看過。胡喬木就階級矛盾問題，加進一大段內容。他們看過后送給毛豐席。毛主席修改之后，要《人民日報》加編者按，于1958年1月25日全文轉載。據王力回憶：“柯慶施報告的第一部分說：‘在階級矛盾消滅以后，正確和錯誤、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后、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仍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和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出現。而人類社會也就將在不斷地克服這類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前進，’毛澤東在這一段活后面加。寫了‘矛盾永遠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句’一 句。”

　　以爸爸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以高起點制定上海工業的發展規劃：“能夠生產高級、精密、尖端產品的一個強大的綜合性的工業基地．”在全體海人民和各級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短短10年的時問，上海就完成了從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工業城市到門類齊全、綜合配套的工業基地和科學基地的歷史性跨越，工業產值翻了一番。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上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是滿意的，對中共上海市委在爸爸的領導下的工作是肯定的。

　　1965年1月4日，爸爸在全國三屆一次人代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難忘敬愛的周伯伯

　　1965年4月9日，爸爸在成都視察三線工作，因病去世。

　　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北京為爸爸舉行追悼會。4月11日，媽媽率4個子女，護送爸爸的骨灰乘專機到達北京。

　　周伯伯非常關心媽媽的身體。首都各界人士及外國駐華使節5萬多人前去靈堂吊唁，負責爸爸悼念儀式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一次都沒有安排媽媽去守靈，只安排我和大妹妹兩個年齡大一些的孩子，前往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殿的爸爸的靈堂守靈。

　　鄧媽媽向我們轉達周伯伯的話：“黨中央、國務院為柯老舉行了我黨有史以來最為隆重的追悼儀式。”

　　2001年1月28日，原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副主任顧訓方回憶：“柯老去世后，一次周總理到上海來，在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會時，他對我們懷念地說：‘現在，缺少像柯老這樣一位能夠把華東的工作統抓起來的人。’ 周總理還囑咐我們：柯老是患胰腺炎去世的，你們上海要研究醫治胰腺炎的課題。”

　　我們4個孩子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與幫助下成長的。爸爸去世后，組織上每月發給4個孩子生活費，直到后來媽媽寫信給黨中央，說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主動要求取消了這筆生活贊。

　　1966年初，周伯伯來上海，專程到康平路家中看望媽媽和我們。他關心媽媽的身體；他記得我們4個孩子的名字。一個一個地詢問學習與生活情況。周伯伯如同我們慈愛的父輩。

　　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伯伯與世長辭。

　　我隨媽媽去向他作最后的告別，望著那熟悉、寧靜、瘦削的面龐．我淚如泉涌。

　　為國為民做出豐功偉績的周伯伯啊，您專門利人而毫無利己之念，您身穿舊衣家居舊房；您公務繁忙，時常無暇吃飯，連一夜的安穩覺都無暇獲得；身后將骨灰都回歸大自然。您一身浩然正氣．將個人的一切乃至生命都融入黨和人民的事業之中，您的高尚和您的寬廣博大是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中極其珍貴而堅實的支柱，您在人民心中永存！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當我看見《參考消息》刊登的各國人民懷念周伯伯的文章，就止不住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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