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夾雪：《炎黃春秋》們神化李銳好友 抬著棺材招搖撞騙

《炎黃春秋》們神化李銳好友 抬著棺材招搖撞騙

孫大光1917年1月7日出生，曾任交通部部長、地質部部長等職務，2005年1月13日逝世。此公是李銳最好的朋友之一，被《炎黃春秋》們說的近乎完美。我認為，對于孫大光的評價應該實事求是，對于孫大光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也不應該回避，至少以下幾個問題應該被人民了解?！　?/p>

一、關于反右運動中揭發章伯鈞的問題　　

章伯鈞，著名民主人士，1957年時任交通部長，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言：“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薄版偡?、三反、肅反中的遺留的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 1957年6月8日被定為右派?！　?/p>

七月八日，交通部舉行全體職工大會揭發批判章伯鈞。在十四人發言中，部長助理孫大光最引人注目，第二天的各大報紙都以醒目位置刊登他的發言。孫大光說，章伯鈞的陰謀活動是由來已久的。自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后，特別是去年５月間中共中央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十大方針以后，章伯鈞在不少的場合散布了許多惡毒的謬論。孫大光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黨的十大方針提出后，孫到章伯鈞的辦公室去找他，在談完工作上的問題以后，又談到了黨的方針。當時章伯鈞很興奮地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我早就有這個意見，我就是不講。中國這樣大，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個時候全國是九百萬黨員），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當時，我要他解釋一下，所謂一個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在我的追問下他才解釋說，上帝就是馬列主義，清教徒就是黨員。他不僅攻擊了我們的黨，而且還侮辱了全國五億農民。第二個例子，全國體制會議以后，我問他會開的怎樣？他又乘機說：“現在部的權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有委有辦，黨組上面還有工業交通部，實際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當部長的勁頭都不大，有勁頭的是那些副總理或兼什么委什么辦的負責人。我要是黨內的，我也要兼點旁的什么事。為什么一個病號還要掛副總理的名義？現在文教界問題很多，林楓怎么能把文教工作辦好？”從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章伯鈞對我們國家制度是不滿意的，尤其不滿意的是他現在的職位。他是想取消上級領導，至少由他來擔任副總理。他想搞文教工作，想利用文教工作崗位的方便來控制知識分子。孫大光說，難怪這次幫助黨整風一開始，章伯鈞就要在許多學校中放火了?！　?/p>

應該說，孫大光的揭發給了章伯鈞致命一擊，盡管當時章伯鈞已經被定為右派，但是主要的批判都是圍繞他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言展開的。孫大光揭發出章伯鈞的“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個時候全國是九百萬黨員），統治著五億農奴?！钡难哉摰扔谑前压伯a黨定為邪教組織，社會主義定為封建農奴制，章伯鈞變成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死敵。隨后對章伯鈞的批判大大升級，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　?/p>

《炎黃春秋》們為孫大光辯護，說孫大光和章伯鈞原來的關系還是很好的，完全是當時的政治氣候造成的。我認為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如果孫大光和章伯鈞積怨很深，借機報復還可以說是人之常情，正是因為孫大光和章伯鈞原來的關系很好，把老朋友間私下的談話（如果章伯鈞真的說過這些話的話）拿出來揭發才令人不齒。何況，同樣是“當時的政治氣候下”，為什么其他人對章伯鈞的批判揭發遠不及孫大光激烈呢？與孫大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梅蘭芳。1959年，在一次全國政協會議期間觀看演出，章伯鈞無意中發現他的座位與梅蘭芳先生緊挨著，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見他，便立即起身主動和他打招呼：“章部長，你好嗎？”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卻使章伯鈞大受感動，他立即向梅蘭芳回敬親切的問候。坐下后，他想買一張說明書，誰知一掏口袋，發現竟沒帶錢，梅蘭芳馬上又替他買了份說明書?；丶液?，章伯鈞激動地對家人說：“許多昔日故舊，不及梅先生這樣素無交往的人呵！”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據章伯鈞的孩子回憶，后來章伯鈞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的“政治設計院”等言論已經被平反，但是右派問題仍未予平反，不予平反的唯一罪證就是孫大光的揭發材料：“一九八○年中共中央批轉的統戰部《關于愛國人士中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文件里，保留的五個右派里，章伯鈞位列第一。父親一九五八年定性材料全部推翻，卻單單挑選孫大光的揭發作為唯一的憑證?！募嫉那耙惶?，中共中央統戰部請母親和我到統戰部談話，副部長張執一懷著歉意對我的母親說： ‘李大姐，其實，這一條也不能成立。兩個人談話內容，誰能證明？’”（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8777 ）　　

當然，筆者這里只是談孫大光揭發章伯鈞這一行為，并不是為章伯鈞鳴冤叫屈。筆者感覺章伯鈞確實對黨的領導有些不滿，對他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言的許多觀點是不贊成的。當時對章伯鈞的處理也是比較溫和的，章伯鈞被劃為右派后，淡出政治舞臺，但仍保留部長級待遇和全國政協委員一職，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　　

30年來，李銳一方面拼命拉近和毛主席的關系，自稱是毛主席“私人秘書”，另一方面大罵毛主席，這種行為引發了魏巍等很多老同志不齒，孫大光卻極為贊賞李銳這種行為?？戳藢O大光揭發章伯鈞的往事，大家可能就理解他為何欣賞李銳了?！　?/p>

二、關于七十年代后期“內部招工”的問題　　

溫家寶總理指出：“他主持地質（礦）部門工作10年也曾有過失誤，如在1976—1979年富鐵礦會戰期間地質隊伍快速膨脹，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發現后，從1979年開始嚴格控制隊伍規模，1980年停止內部招工，力圖‘消腫’?！?（http://news.qq.com/a/20100113/000207.htm）　　

孫大光悼詞中卻說：“在1975年恢復工作后，任國家計委地質局局長，開始著手恢復和調整國家地質工作局面，同年任國家地質總局局長、黨組書記。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決、認真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錯案。”　　

將這兩段話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發現七十年代后期“內部招工”的問題絕非偶然，大概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是孫大光在揭批“四人幫”中斗爭的太英勇了，以致把地質部的本職工作都忽視了，沒有仔細考慮利弊的情況下就推出了“內部招工”這一錯誤政策?！　?/p>

第二種是孫大光為了和“四人幫”、“凡是派”等“極左派”斗爭，故意用“內部招工”這一招拉攏中間派，（眾所周知，“極左派”是強烈反對“內部招工”這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近親繁殖的作法的。）等到打倒了“極左派”之后，再搞“消腫”，把中間派一腳踢開，只留下自己的親信。　　

無論是那種情況，孫大光這一時期的錯誤都不應該被忽視?！　?/p>

三、關于選拔干部問題　　

1980年后，孫大光把主要精力逐步轉向選拔干部、培養接班人的工作，他把近年擢升為省局領導的中青年干部作為考察對象，親自帶隊赴基層做三四十天的流動調研。從1980年開始，先后組織了五批這樣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　?/p>

《炎黃春秋》們竭力稱贊孫大光這種行為，說：“他以獨特的言傳身教和實情實景培養考察人才，為國家培養選拔了大批優秀年輕干部?！薄　?/p>

然而我們不要忘了這樣一個問題：孫大光當時是地質部長，并不管組織人事工作，有什么權力自己選拔自己的接班人？恐怕很可能是依靠自己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時任中組部副班長李銳的特殊關系。顯然，孫大光這種做法是一種嚴重違規的越權行為，導致了人事制度的混亂?！　?/p>

今天這種“孫大光式選拔”的弊端已經充分暴露，很多部長局長都自己選拔任用本單位的干部，導致近親繁殖、買官賣官等等諸多問題，這和80年代孫大光等人破壞人事制度，胡亂插手不歸自己分管的組織人事是分不開的?！　?/p>

四、關于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的問題　　

孫大光在地質部部長任內大搞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推行了地質隊伍基地進城，地質工作社會化、地勘單位企業化、地質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的工作。退休以后孫大光仍然極力支持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1999年還干預中國新星石油公司的改革、重組?！　?/p>

應該說，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首先，地質隊伍基地進城使地質人員尤其是干部脫離了地質勘探的第一線，導致地質勘探工作發展緩慢?！　?/p>

其次，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和胡耀邦的“有水快流”結合，導致礦難頻發。至于地質條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資，由于與礦主的利益最大化相矛盾，也不符合“有水快流”政策，就成為不需要的了，即便是國有礦產企業，也出于成本考慮大量雇傭沒有結果安全訓練的農民工，所以最近20多年來礦難急劇上升，例如，中國每開采百萬噸煤的生命代價急遽上升五倍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地質勘探和資本的結合，盲目追求利潤導致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通常一個礦產企業的投產，事先需要對礦脈資源進行初步勘探，摸清蘊藏量和礦脈走向，弄清楚地質條件和安全生產投入要求，然后再根據可能的地質儲量去決定年產量和生產投資規模，這樣一個過程要求大量的前期信息投入，不是短期內可以看到經濟效益的，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使這種投入很大程度上被荒廢。80年代以來，本來屬于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后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這種無序開采不僅毀掉了礦山資源，還造成地面大量裂縫塌陷，毀掉了大片農田和耕地，在大部分礦區，地面裂縫齜牙咧嘴，隨處可見，形成潛在的安全隱患；廢棄的礦渣到處堆放，大片農田被壓占。由于地面裂縫的緣故，無法澆水灌溉，許多農田成了望天收。依靠開礦致富的人紛紛離開生養自己的土地，在大中城市養尊處優，其他農民們只能耕種望天收的農田，靠著老天爺的恩賜生存。土地耕種條件的惡化，地下資源被開采殆盡，留下來的農民們只好世世代代窮困下去。　　

80年代末，孫大光主導的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的問題已經充分暴露。當時已經退居二線的孫大光卻于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屆五中全會中顧委第二組會上作“礦產資源形勢危機四伏”的發言，把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導致的亂挖亂采等問題統統推到了“舊體制”身上，鼓吹“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 ，“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進一步推進地質勘探工作市場化才能解決”，導致這些問題遲遲得不到糾正，一直延續到今天?！　?/p>

五、關于“退而不休”問題　　

1985年9月，孫大光離開原地礦部領導崗位，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退居二線后，戲稱“閑云野鶴”，實際卻“退而不休”，到處指手畫腳?！　?/p>

1988年7月中顧委常委擴大會后，孫大光上書中顧委領導。其中針對當時的物價問題、經濟理論和政策認識混亂的問題、黨的生活中的“透明度”問題、黨的建設和黨風問題，痛切陳辭，直言不諱。特別在黨風問題上，歷數“人們談論的所謂‘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級干部的子女出國和工作安排問題、干部的使用問題、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直指社會風氣存在的嚴重問題。《炎黃春秋》們竭力稱贊孫大光這個講話。其實，前文已經指出，黨風敗壞正是孫大光等人大搞任人唯親、私有化市場化造成的。孫大光當然不是要批判自己，而是把責任統統推到“舊體制”身上，推到共產黨身上，想制造混亂借機漁利。果然，孫大光上書引發了極大震動，最終釀成了第二年的動亂，中國差點像蘇聯一樣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p>

1990年8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的小組會上，孫大光作了“關于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思考”的發言，其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涉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與市場如何結合、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等諸多問題。90年前后，全黨都在反思那場風波的教訓、反思80年代改革的失誤、防止和平演變，回歸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民尤其是黨內元老的呼聲。陳云、李先念等革命元老認定搞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政策的趙ziyang等人就是走資派。而孫大光此次談話的傾向就是要進一步大搞私有化、市場化，這為近20年來教育產業化、國企私有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商品化等等禍國殃民的“改革”埋下了伏筆?！　?/p>

其實，不用說孫大光退休后的所作所為造成了很大損失，單單他本人“退而不休”，到處指手畫腳的行為就和他本人一再鼓吹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背道而馳的。不過這也很正常，右派一貫口是心非。像孫大光好友李銳等人不也是一方面大吹“政治體制改革”，猛烈批判終身制和“退而不休”，一方面自己卻又“退而不休”，90多歲了還以《炎黃春秋》為陣地指手畫腳嗎？　　

最后要說的是，筆者對孫大光并無偏見，孫大光在民主革命時在“一二·九”等運動中是有功勞的，在五六十年代為開辟中國遠洋運輸事業和改善公路、內河運輸也作了一些貢獻。筆者很不喜歡批判這些已去世的老人，但是《炎黃春秋》們老是抬著胡耀邦、孫大光等人的棺材招搖撞騙，企圖借尸還魂，筆者也不得不捏著鼻子把當年的歷史回顧一點點，希望《炎黃春秋》們有所收斂，這較之胡耀邦、孫大光等人的錯誤，連冰山一角也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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