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重慶：打擊殘余匪徒，建立革命秩序
黨 妍 2010年05月14日13:06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49年11月30日，五星紅旗從“抗戰勝利記功碑”（現解放碑）升起，西南重鎮重慶解放了。
12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并從這天開始，重慶人民對偽政權機構和官僚資本主義企事業單位、文化教育單位進行全面接管。
接管山城，翻開了重慶歷史新的一頁。其間，在黨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領導下，重慶市軍管會和重慶地方黨組織廣泛聯系群眾，摧毀反動政權，打擊殘余匪徒，建立革命秩序，沒收官僚資本，努力恢復生產，使一個滿目瘡痍、破敗凋零的舊重慶，變成為一個有革命秩序的、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
未雨綢繆
重慶接管，是在中國革命全面勝利的新形勢下進行的。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徹底摧毀了蔣介石的千里江防，23日占領南京，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覆滅。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命令下，我各路野戰軍繼續向南方和西北各省挺進，創我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大進軍。
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親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他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10月底，在我各路野戰軍的強大攻勢下，我國華南、西北大部獲得解放。
11月初，我人民解放軍在北起長江，南至湖桂黔邊境的千里戰線上，從鄂西和湘南開始向大西南發動強大的攻勢。
11月30日一舉解放西南首府重慶。
全國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勝利，為接管重慶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軍勢如破竹的攻勢，使重慶人民看清了政治前景，鼓舞了革命熱情，同時徹底動搖了反動陣營，反動營壘中除極少數極端反動分子準備垂死掙扎外，大多數人不愿再繼續為垂亡的反動派賣命，由此重慶接管中反抗和破壞的范圍將相應縮小。其次，在重慶解放前夕，全國各大城市已相繼獲得解放，它們的接管經驗為重慶的接管提供了極好的借鑒。
同時，為順利接管重慶，中央和西南局還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在干部配備上，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前委在擬定進軍大西南的戰略部署的同時，即在南京任命了重慶市及川東區黨委的主要領導成員（當時確定重慶市委和川東區黨委合署辦公），陳錫聯、謝富治、閻紅彥、張霖之、曹荻秋、魏思文等為重慶市委暨川東區黨委的主要負責人。這些負責干部中，有些直接參加過南京、上海的接管工作，具有一定的城市工作經驗。與此同時，二野前委還調遣華東支前司令部的大批干部，并以此為骨干，招收上海等地受我黨影響較深的青年學生，組成西南服務團，準備隨軍挺進西南，參加西南各城市的接管。在進軍西南途中，部隊駐湖南常德休整，干部配套工作繼續進行，共配備2470人到重慶。這些干部主要來自中共中央華東局、川干隊（其中一部分是延安、晉綏一帶的四川籍老干部，一部分是原川陜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老紅軍，一部分是從重慶撤退的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的人員）、川東地下黨、西南服務團及二野三兵團和二野后勤系統。這批干部，是重慶接管的骨干力量。
在接管干部思想動員和政策宣傳方面，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二野前委根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關于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的精神，先后都作了明確的指示。在常德期間，利用部隊休整，二野前委召開接管干部會議，劉伯承，鄧小平分別在會上傳達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情況及中央關于統戰工作的指示，批評了關門主義。張霖之對接管重慶的干部還專門作了《關于接管城市的報告》。張霖之的報告充分估計了接管重慶的有利條件和存在的困難，介紹了重慶的敵情、社情，部署了接管的主要工作步驟，并根據劉、鄧傳達的精神，對接管后物資處理和統計、工資、舊人員的處理、組織領導等接管中必然遇到的一系列問題，作了詳細的政策規定。
川東和重慶地下黨組織根據全國形勢的發展和上級黨組織的部署，為接管重慶也做了大量準備工作。1949年1月，中共川東特委鄧照明從香港返回重慶，向川東黨組織傳達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全國解放在望，黨在國統區的工作重點必須從農村轉向城市，實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針。遵照黨的指示，川東及重慶地下黨組織在解放前夕，發動群眾，保護城市，保護工廠學校，加強統戰和策反工作，為重慶較完整地移交給人民作出了貢獻。
為接管重慶，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南局、川東及重慶各級黨組織所作的種種準備，從根本上保證了重慶接管工作的順利進行。但是，由于全國的迅速解放，干部撤向全國各地，能夠用來接管重慶的干部數量十分有限。由此，聯系山城各階層人民，發動群眾共同接好、管好重慶，便成了整個接管工作的首要任務。
有序接管
1949年11月30日晨，解放重慶的先頭部隊5個營率先進入重慶。12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中共重慶市委員會的主要領導干部一行19人(加上警衛員共30余人)進入重慶，即日宣布重慶市軍管會正式成立并開始接管，其余干部隨后續部隊陸續到達。
軍管會接管重慶的方針，第一是自上而下各按系統、抓緊舊機構及其主管人員按系統接收；第二是大力發動工人、職員群眾參加接管。整個接管過程，始終貫徹了這兩條方針。
為了做到各按系統有秩序的接管，軍管會下設7個接管委員會及1個部，即:軍事接管委員會、政務接管委員會、財經接管委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交通接管委員會，后勤接管委員會、房地產接管委員會及公安部。把原屬國民黨的中央機構與省、市機構統一劃歸上述7個接管委員會和一個部內，并由這些部門派出軍事代表到各單位進行接收。解放不久，北碚劃歸重慶市后，重慶市軍管會又下設北碚分會，專門負責北碚的接管工作。在接管方法上，各接管部門根據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分別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多數單位是先接后管。一些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單位，如公用，交通、衛生、農村水利、救濟等單位，則采取邊接邊管或未接先管的形式。
為了廣泛發動群眾參加接管，市軍管會成立后，主要領導人立即分頭與山城各界人民接觸，使各界群眾了解接管政策，從而自覺地協助接管。12月9日，軍管會在曙樓大禮堂召開工人代表座談會，劉伯承、鄧小平、陳錫聯等領導同志親自參加會議。劉伯承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回顧了重慶工人階級的光榮歷史，號召山城工人群眾發揚革命傳統，挑起建設人民自己的新重慶的重擔。針對解放后一些工人要求發“解放金”、要求“消滅資本家”等一些過“左”的要求，劉伯承還耐心細致地闡明了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政策與策略，指出:“我們工人階級有近的利益，更有遠的利益，雖然我們今天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但經濟上仍然沒有解放，要是我們放棄統一戰線，我們便陷于孤立了。”針對一些工人極為關心的問題，如勞資關系、工農聯盟、工資改革等方面的問題，劉伯承闡述了黨的政策。劉伯承同志的這個講話不脛而走，在工人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使群眾及時了解了黨的政策，更使群眾看到了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高級領導平易近人、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和解放軍在群眾中的威望。
繼工人代表座談會后，軍管會、市委、市政府又于12月12日至18日，分別召開了學生代表、婦女代表、文教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等4個座談會，聯系群眾、宣傳政策、籌備各界群眾組織，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各界群眾積極參加街頭宣傳，協助城市接管工作。
在與各界人民群眾代表接觸的同時，軍管會、市委還采取了各種形式發動山城人民協助城市的接管工作。12月12日，市委工人工作委員會派出5個工作組，圍繞發動和組織工人協助接管、清點物資器材、恢復和維持生產，分赴全市各個地區開展工作。1950年元月1日至3日，新成立的市委在新年之際，結合慶祝重慶解放，舉行了3天慶祝活動。軍管會各接管委員會主任，各部、處長及派到各接管單位的軍事代表，分別與有關部門原負責人、舊人員見面，講解政策，安定人心，并召開員工大會，使黨的政策、接管方針直接與群眾見面。在此基礎上，工作組、軍代表發動工人群眾，控訴偽工會，建立工人群眾自己的、能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到12月25日止，全市40個重點工廠都建立了工人代表會。12月27日，重慶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并迅速在基層廠礦建立和發展組織。到接管結束，全市共建立了136個基層工會籌委會，會員總數達2萬多人。同時，重慶市民主婦聯籌委會、重慶市學生聯合會籌委會也于12月16日宣告成立。
重慶是偽西南長官公署所在地，又是西南官僚資本集中的地方，在接管過程中，軍管會各接管委員會、部共接收了偽機關、官僚企業、銀行、倉庫、公共場所及公共工程等大小單位(不包括學校)374個，接收舊員工(包括公費學生)共100647人。對于這么一支龐大的原有員工隊伍的處理，正確與否，將直接關系到社會的安定。軍管會采取了如下措施，妥善解決這些問題——
從接管一開始，盡管工廠沒有開工，軍管會仍然在12月份連續給全部舊有員工發生活費兩次，1950年1月前半個月，又采用了大體分等預借的方法發放工資一次。這樣，原有員工的基本生活問題得到了解決。
軍管會又于1月12日發布了關于處理原有員工的通令，提出了如下處理原則:第一，自愿返籍參加農業生產者，各接管委員會可發返籍證，缺乏路費者，可酌情給予返籍補助；第二，有一定工作能力者，即可留用；工作能力低又無法返籍者，集中受訓學習后處理；第三，對少數有劣跡并不覺悟者，予以革職。因此，大部分員工都得以留用或學習轉業。接管時期，群眾之所以發動如此廣泛，如此熱烈擁護新政權，與妥善處理原有員工關系極大。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全市員工很快安定下來，工人、職員則起到了協助接管的作用。他們選舉自己的代表，組織接交研究組，參加清點委員會，并及時提出意見，查出漏洞，從而保證了接管工作的順利進行。
重慶解放伊始，廣大人民群眾歡欣鼓舞，他們熱烈慶祝自己的新生，期待著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當時也還面臨著許多錯綜復雜的情況:重慶雖已徹底解放，但整個西南還沒有完全解放，戰爭還在成都及西南其它地區進行著；國民黨在重慶的官僚統治機構雖已徹底打垮，但整個城市則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重慶暫時處境困難，特務匪徒利用這種暫時的困難，進行公開或隱蔽的破壞和搗亂，企圖東山再起等等。因此，要管好這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就必須徹底打擊匪特，鏟除國民黨的殘余勢力，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秩序初定
重慶解放前，國民政府曾兩次遷渝。這一方面帶來了重慶的畸形“繁榮”，另一方面則又帶來了一大批官僚機構特務人員。國民黨軍隊潰逃時，還有計劃地布置了潛伏特務和破壞活動。在制造磁器口血案的同時，將囚禁的盜竊慣匪全部釋放。加上寧、滬、漢等地解放后逃來的一批特務，給解放后的重慶治安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重慶一解放，一些破壞分子冒充人民解放軍，冒名接管、詐騙、甚至持槍搶劫。一些散兵游勇流竄街頭，盜竊事件經常發生。為了打擊匪特，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軍管會公安部協同重慶市警備司令部(12月7日成立)，在人民群眾的配合下，一方面對全市33個偽黨、團、警、憲、特單位及20個警察分局進行了接管，一方面則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徹底摧毀舊社會的殘余勢力，迅速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
12月6日，軍管會發出布告，命令游雜武裝停止非法接收，一切接管權力集中到軍管會，并于12月7日至9日先后逮捕了冒充二野十一軍進行非法接管的劉大申和冒充解放軍搶劫人民的羅萬德，取消了所謂的“江浙贛邊區縱隊”。
12月12日，軍管會又頒布了《匪軍潰散官兵登記辦法》和《非法武器電臺收繳辦法》，設立了12個登記處，登記、收容散兵游勇和各種非法武器、電臺。到1950年12月20日，共登記收容了偽將校級軍官217名，尉官以下約6千名，還收繳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和電臺。
同時，公安部及警備司令部配合接管，嚴厲打擊各種破壞活動。自1949年11月30日至1950年1月20日，全市共破獲各種案件735件。其中冒充人民解放軍案13起，搶劫案20起，盜竊案325起，擾亂金融案86起，販賣毒品案222起。1950年1月18日，根據預先調查的情況，治安部門對潛伏在重慶市的各種匪特進行了解放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搜捕，共逮匪特1315名。19日，軍管會頒布了《重慶市國民黨特務人員申請悔過登記實施辦法》。在我嚴厲打擊現行活動和政策的威懾下，許多特務人員紛紛申請登記，悔過自新，要求寬大處理。1月19日至23日，登記悔過匪特共311人。
公安部和警備司令部還通過整頓、教育、改造等辦法，妥善地處理了“保民軍”。“保民軍”是解放前楊森的應變武裝，后來，部分為我地下黨爭取控制。重慶解放最初的幾天，“保民軍”在城防力量薄弱的情況下，對維持秩序起了一些作用。但這支武裝紀律差，對群眾有一定騷擾，因此公安部和警備司令部，解散了其大部，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分駐市郊各區。
經過上述各項治安措施，全市各種破壞案件大大減少，散兵游勇基本絕跡，新的社會秩序逐漸建立。
1950年1月9日，重慶市公安局正式成立，并建立健全了各級公安機關。
各區、街的戶政工作得到了初步清理。接管初期，市內人口增減不定、戶籍極端紊亂。而不能控制城市的戶口，就不能控制城市的治安。為了建立正常的秩序，公安機關對全市戶政進行了核對、清查，并于1月20日頒布了《戶籍登記管理辦法》，全市戶政工作開始走上正軌。
整頓碼頭秩序，暢通兩江交通。重慶各碼頭長期為少數流氓所把持，他們設立偽工會，對內盤剝碼頭工人，對外勒索客商，嚴重影響了物資的內外交流。1月23日，市軍管會頒布了關于整頓碼頭秩序的布告，勒令解散偽工會，并成立了重慶市碼頭管理處。
恢復交通管制和初步整頓市容。1949年12月即已全部恢復了城內的39個交通崗。12月9日，在公安部下成立了車輛登記所。到12月底，發放車輛通行證1502張。在整頓市容方面，市治安部門對強討硬要的成群乞丐及沿街擺設的賭攤進行了嚴肅的懲處，對亂擺的攤販和嚴重違章建筑等進行了初步整頓。
短短50多天的接管期間，山城重慶的社會秩序初步建立，人民開始走上了安居樂業的正常軌道。
整頓金融
由于國民黨濫發紙幣通貨膨脹，使得解放初期的重慶幣制極為混亂，黃金、銀元、外幣、銀元券和少量的人民幣一時在重慶同時流通，而人民幣僅處于輔幣地位。一些金融投機分子乘機活動猖獗，各業資金周轉和正常的市場流通發生困難。為了促進市場恢復，推動財政金融走上正常軌道，市軍管會于1949年12月10日發出布告:明令人民幣作為市場流通的唯一合法幣制，宣布銀元券作廢。另一方面，考慮到銀元券在重慶的發行量不大，且多在中下層貧民手中，為保護普通群眾的利益，軍管會決定以100元人民幣比1元銀元券限期收兌。12月1日，全市開設了70余處兌換所，5天中收兌銀元券10,128,780元，兌出人民幣1,012,878,000元。至此，銀元券肅清了，人民幣成了市場的主要流通媒介。
銀元券廢除了，但隨之帶來的以往形成的債權債務的清算則成了一個新的很復雜的問題。12月17日，軍管會以恢復市場為目的，公布了《關于清理銀元券債權債務之規定》，采取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兼顧的方針，確定了100:250至100:300之間的比值，由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協商確定的伸縮性較大的比值，以此轉換成人民幣。并規定如雙方協商出與軍管會規定之比值不同的辦法，只要自愿，則一律聽便。至1950年1月中旬，全市銀元券債權債務清理了30%。
但是，銀元券廢除后，由于人民幣與銀元同時并存，市場貨物標價仍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軍管會在禁止銀元流通前，參照全國其它各大城市的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值，臨時規定6000元人民幣折合1塊銀元。由此，市場貨物有了一個統一的標值。此后不久，為了穩定金融，實現對金銀的管理，消滅金融投機，穩定市場物價，市軍管會又于1月12日公布了西南軍政委員會頒發的《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禁止銀元作為流通媒介，取締銀元黑市交易。重慶市委為此也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了《關于執行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市總工會籌委會等單位還組織宣傳隊，到街頭巷尾開展禁用銀元宣傳。對40余名繼續進行金融投機的份子，市公安局進行逮捕懲處。至此，人民幣穩步占領市場，這為以后恢復與發展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對于全市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問題，早在接管期過程中已引起了重慶市委和軍管會的重視。為了增加恢復和發展生產的財力，集中人民手中的游資，使其變為生產資金，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于1950年1月9日公布了《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折實儲蓄存款暫行章程》，并于當日開辦各種折實儲蓄業務。折實儲蓄既不受物價波動影響，又有一定的利率，深受山城市民的歡迎。自1月9日開業到1月17日短短幾天里，重慶分行共辦理群眾的折實存款7億多元。
由于財政金融的整頓，各種經濟關系初步理順，接管期間就有相當一部分公私工商企業開始恢復生產或復業。如彈子石被服廠、豫豐紗廠、中南橡膠廠、利華橡膠廠、寶源煤礦等，都在1949年12月份先后復工。其中有些廠的生產量還超過了解放前。生產的部分恢復和發展，標志著重慶的混亂狀態基本結束。
此外，軍管會為保證工業原料和產品銷售，對交通運輸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其盡快納入正軌。1949年12月上旬，市內各線輪渡先行恢復。12月下旬，整個長江航運恢復。成都解放后，成渝、川黔公路也次第通車。
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
為便于統一領導，集中力量搞接管，重慶在接管期間，一切權力歸軍管會。令從軍管會出，各項行政工作亦由軍管會負責執行，黨的領導通過軍管會來實現。軍管會設立黨組，各接管委員會和公安部黨委會，黨務工作直屬市委領導。1949年12月11日，重慶市人民政府奉中央人民政府電令正式成立，陳錫聯任市長、曹荻秋任副市長。1950年1月9日，重慶市公安局成立，軍管會公安部的接收工作宣告結束。1月中旬，各接管委員會的接收工作先后告一段落，屬于市政范圍的舊機構，逐步歸還市人民政府管轄，不屬于市政范圍的原國民黨中央及四川省的機構仍暫由軍管會代管。1月13日，市民政局、建設局、勞動局、文教局、工商局、企業局，地政局、衛生局、市人民法院等均宣告成立。這樣，隨著接收工作的結束，重慶市走上了正常的管理軌道，重慶市人民政府開始履行職能。
重慶市的新政權是人民的政權。為了加強與各界人民的聯系，使各界人民代表參與政務，真正體現人民政權的人民性，并貫徹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及各項具體政策，1月23日至29日，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會議代表共400名，其中軍事代表10名，軍政機關代表39名，各黨派代表19名，工人代表80名，農民代表20名，青年代表11名，學生代表40名，婦女代表33名，工商界代表54名，文教界代表42名，科技界代表17名，少數民族代表4名，自由職業代表9名，新聞界代表6名，宗教界代表4名，特邀代表12名。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重慶市軍管會、中共重慶市委及重慶市人民政府領導人鄧小平、劉伯承、張際春、陳錫聯、張霖之、曹荻秋等出席了會議。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在會上作了《為建設人民的生產的重慶而斗爭》的報告，市軍管會副主任、市長陳錫聯作了《關于重慶市接管工作》的報告，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作了《團結起來，戰勝困難》的報告。會議選舉產生了由39人組成的重慶市第一屆各屆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并由協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陳錫聯為本屆協商委員會主席，曹荻秋，胡子昂、何魯為副主席，羅士高為秘書長，徐崇林、王文彬為副秘書長。
1月24日，重慶市軍管會副主任、市長陳錫聯在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宣告:“從總的方面說，現在我們的接收工作已經結束，開始轉入正常的管理階段了。”由此揭開了重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篇章。
(本文選編自原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接管重慶》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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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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