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總書記”正名與遵義會議決議著作權之爭

張聞天“總書記”正名與遵義會議決議著作權之爭

作者 王文選

前言

中共黨史上最重要的遵義會議，至今還有兩個互相聯系的問題糾纏不清，而這兩個問題又牽扯到毛澤東與張聞天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關系到如何評價毛澤東與張聞天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觸動了中共歷史最敏感的神經，觸及到中國革命史的最深處。這兩個歷史問題，一個是在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總書記”，還是“負總責”或“總負責”？另一個是，遵義會議決議作為知識產權，屬于毛澤東，還是歸于張聞天？圍繞這兩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歷史，有人挖空心思，采取移花接木，偷天換日的手段篡改歷史，其伎倆之卑劣令人齒冷。每一位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者，都應當對這種公然篡改偽造黨史的行為表示鮮明的態度，并與之劃清界限。

遵義會議：張聞天“總書記”，還是張聞天“負總責”？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周年，由廖蓋隆擔任顧問的《新編中共黨史簡明辭典》在關于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介紹中果然有了“新成果”，采信了王明在莫斯科寫作并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的說法，“新編”出來一個“書記處”。在“附錄（一）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和中央領導機構負責人名錄”，該辭典把六屆五中全會領導機構常委會寫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書記處）”；而在“目錄，三、會議”介紹五中全會時則說“改選了政治局，選舉了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務會），還成立了中央黨務委員會。”

陳云參加了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在四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遞補為中央委員，在五中全會（一九三四年一月）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和陳紹禹的意見，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陳云是政治局委員。陳云不僅參加了遵義會議，并且會議后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和王明報告了遵義會議和紅軍從中央蘇區轉移（后來稱長征）的情況，在莫斯科住了兩年半，是王明任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

毛澤東在一九三三年一月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入中央蘇區，與中共蘇區中央局合并時，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陳云對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會議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作了親筆批復：

“六屆四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會后不久，王明去蘇聯，恩來同志去中央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央領導成員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云、劉少奇以及盧福坦組成臨時中央，博古為負責人。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盧福坦叛變未去）……說遵義會議毛主席增補為書記處書記也好，說他被增選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而不表明當時中央正式設有書記處和常委。

“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和博古雖然先后擔任過黨中央的負責人，但他們都沒有總書記的稱號。所以，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負總的責任，而不是接替他任總書記。我記得，自從向忠發以后，我們黨直到八大沒有再設過總書記。不過，說博古和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后做過書記還是可以的。”

向忠發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于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次代表大會上，由于斯大林強調工人成分，偶然的機緣當選為總書記的。

博古自己也多次說過，向忠發被捕叛變后，中共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到酒店開會（明、周、盧、博）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總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上并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所謂“明、周、盧、博”，即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博古。

陳云的批復弄清了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    自向忠發被捕叛變，直到建國后召開的八大（一九五六年八月），這期間，中共中央委員會沒有再設過總書記。中共中央一大至五大，黨的領導人都是陳獨秀。一大設中央局，書記陳獨秀；二大、三大設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四大仍然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但領導人的職稱改委員長為總書記，由陳獨秀擔任；五大的總書記仍然是陳獨秀。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前，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停止陳獨秀的工作，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王明依靠米夫沿襲了這一處置緊急情況的特殊作法，打著共產國際的合法旗號進行篡黨奪權活動）。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不設總書記。一九四三年三月設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七大中央書記處產生中共歷史上的五大書記，毛澤東任中央書記處主席。七大設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為主席，但沒有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五大書記實際上就是政治局常委，是黨的領導核心。

第二，    在上海的臨時中央，陳云說“博古為負責人”，王明、博古“都沒有總書記的稱號”，因此按陳云的說法，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接替博古“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負總的責任，而不是接替他任總書記”。雖然可以說他們做過書記，但“書記”這個稱呼毛澤東、周恩來也可以用，實際上張聞天是在職務平行的團體中做召集人，因為沒有經過黨的代表大會的選舉或確認，沒有形成正式決議，是隨時可以更換的。

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的視察談話中實事求是的評說了這樁歷史公案。八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談到遵義會議。

毛澤東說，遵義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推翻了王明的領導，張聞天負總責，實際上張聞天當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義會議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當選主席。出了兩本書，《兩條路線斗爭》、《六大以來》，他們才解除武裝。

毛澤東所謂“他們才解除武裝”，這個“他們”，明明白白指的是王明為領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小宗派，經過延安整風，從思想上政治上被“解除”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武裝。“他們”當然也包括雖然在遵義會議上分化出來，暫時支持了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但深陷于王明錯誤政治路線執迷不悟不能自拔的張聞天等人。這幾個人一直在扭秧歌，跳搖擺舞，直到廬山會議在赫魯曉夫的支持下再次向黨進攻。

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毛澤東才有了機會一展雄才大略，把自己的思想路線貫徹到全黨，通過對黨的思想政治改造達到改造中國之目的。而在此之前，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北伐戰爭，后來舉行秋收起義開辟井岡山根據地，進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割據實踐和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的實驗，由于領導人是陳獨秀、李立三（向忠發）、瞿秋白、王明、博古，他的正確主張受到這些人的嘲笑批判壓制打擊，被封了兩個稱號：“狹隘經驗主義”和“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游擊主義”、“上山主義”，更不用說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四年險些被殺頭。遵義會議后十年，毛澤東“正式管事”，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斗爭中形成，中國革命在毛澤東旗幟指引下取得偉大勝利。

毛澤東的說法同陳云一致，張聞天是召集人，遵義會議以后，中共仍然沒有書記處和總書記。毛澤東作為黨的實際領導人，一九四三年三月由政治局會議決定，擔任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同時賦予最后決定權，這個決定在一年后的七大上得到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承認；同時毛澤東還當選中央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

毛澤東與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一個是黨的實際領導人，一個是負總責，兩個人都有點象名不正言不順的樣子。這種權力結構繼承了臨時中央的權力框架，符合遵義會議后中共內部的政治現狀：毛澤東的崛起與博古、李德退出權力中心。所謂“毛——洛聯盟”實際上是貌合神離，這個“神”的含義就是政治路線。張聞天始終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始終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始終沒有從王明錯誤路線的泥淖中爬出來，因此在對待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同毛澤東格格不入，終于發展到第一次廬山會議上徹底分道揚鑣。遵義會議后中共高層的這種權力結構狀態，由于黨內外政治情況的錯綜復雜，維持了八年之久，直至經過延安整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這個過程才告完結。毛澤東沒有“負總責”之名，卻有軍事指揮權、決定權，在糾正王明路線的同時，制定了指導全黨的正確思想政治路線；張聞天“負總責”的工作只是召集常委或者政治局開會，充其量只起了中央秘書長的作用，對于王明與共產國際的錯誤干擾，有時候起到擋箭牌的積極作用，有時候他自己也成為毛澤東正確政治路線的干擾者，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經不住王明煽風點火，蠱惑人心，張聞天瞻前顧后，患得患失，伙同彭德懷又跟著二次王明路線跑。長征途中便有流言，說毛澤東是曹操，張聞天是漢獻帝。筆者認為，這個流言是“二十八個半”小宗派的說法，雖然比喻得有點刻薄，有些欠妥當，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毛澤東“正式管事”的實際情況。凱豐是遵義會議上除了博古，惟一公開表示不贊成毛澤東主張的。這個說法是不是凱豐說出來的？沒有證據。凱豐在黨的會議上發表反對意見，他有這個權利，也是光明正大的，是公開的反對派。曹操與漢獻帝的比喻，極大可能出自另一個人，即遵義會議上表示擁護毛澤東（實際情況至今仍然不明朗，人們聽的是一面之詞），新時期仍然自稱是毛澤東的“戰友”“學生”的×××制造了這個流言，因為此人歷來是兩面派，他對毛澤東與彭德懷的關系，便有劉邦與韓信的說法（范碩在他的著作《葉劍英在一九七六》中，提到儒將葉劍英在一九五四年寫的一首五言詩，詩云：“忽憶劉亭長，悲涼唱大風”，葉劍英在毛澤東逝世后解釋這首五言詩，說“劉亭長”喻指毛澤東。劉亭長就是漢高祖劉邦。老成謀國、一生謹慎的葉劍英，在建國初期就寫了“反詩”，說毛澤東象劉邦一樣誅殺功臣），會理會議暴露出“二十八個半”奪毛澤東軍事指揮權的強烈傾向，從中做手腳牽線暗中聯絡的，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就顯出機靈勁的×××，出頭露面的是林彪、彭德懷，主謀和決策者是不甘心做漢獻帝的張聞天。他們采取的手段是軟硬兼施，硬的是林彪寫信推舉彭德懷出任前敵總指揮奪毛澤東的軍事權；軟的則是“作風民主”的張聞天召集大家開會，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形式來決定仗該怎么打。靠“民主表決”，在軍情緊迫的長征途中決定怎么打仗，現在看來像是開玩笑，但張聞天的如意算盤是要通過“民主形式”獨攬大權，制約毛澤東。

陳云說，可以說博古、張聞天當過書記。實際上這個書記仍然是負總責，不是總攬大權的總書記，而是毛澤東所說的召集人。

一九八五年出版《張聞天選集》的時候，蕭楊、張培森、程中原、曾彥修、何方、施松寒欣然命筆，聯名寫了一篇序言，題目是《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寫在〈張聞天選集〉出版的時候》，發表于八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序言在“關于遵義會議前后張聞天同志在黨內的職務”這一節，六個所謂黨史專家認為“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同志被推舉為黨中央書記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負總責。”此六人的結論同毛澤東、特別是陳云的說法一致。至于書記一說究竟有沒有可以不論，根本在于“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負總責”的結論。張聞天“負總責”的時間，與周恩來、陳云的說法一致，是“遵義會議后”。

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中說，遵義會議后，在四川、云南、貴州交界的一個地方，一個村子，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能聽到。正是在這個地方，洛甫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鄧小平題寫書名的《周恩來傳》也是這樣敘述的）。

為什么在遵義會議召開一個月后才做出這個決定？這是因為當時常委沒有分工，權衡了各方面的因素后才決定的。同時仍然是常委的博古思想上也有抵觸情緒，遵義會議上和會議后唯一公開支持他的凱豐也吹耳邊風，鼓動博古堅決不要把大權交出去，所謂中央大權，就是一些重要文件和印章。與此同時，為了集中指揮軍事，防止民主討論七嘴八舌，多個司令當家貽誤戰機，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三人團）。三人團實際上是黨、政、軍的領導核心和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蕭楊、張培森等人承認了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是“負總責”，不久，便又因為政治需要開始做翻案文章，說鄧小平在為張聞天平反昭雪的追悼大會的悼詞中就稱張聞天為總書記，只是因為有了一份陳云的手稿《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成為遵義會議最重要的原始文字依據，而傳達提綱又寫明張聞天在常委分工“負總責”，因此才又造成新的“冤假錯案”，使得張聞天的“總書記”職務一直無法落實，他偉大的歷史貢獻一直得不到承認，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得以正名。鄧小平是否在一九七八年張聞天的悼詞中稱張為總書記，筆者沒有查資料，但認為應該是真實的。有“白貓黑帽”這句名言指導，當然什么都可能發生，什么都可能因為現實的政治需要被改變。而給張聞天正名的時機選擇得恰倒好處，正是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兩黨恢復友誼，戈爾巴喬夫同志與國家主席楊尚昆、總設計師鄧小平（軍委主席）握手言歡的美好時刻，雙方都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沉浸在共同開辟未來的夢境里，王明、林彪恢復了歷史本真，王明的大作《中共五十年》中白紙黑字也有“本真”在，那就是“遵義政治局會議無權撤換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總書記”博古。既然博古是王明認可的總書記，張聞天理所當然接任的也是“總書記”職務。在蕭楊、張培森心目中，中央的兩次歷史決議可以不作數，作為歷史見證，珍貴的黨史資料，陳云的遵義會議手稿也可以棄之如廢紙，唯有王明的《中共五十年》才是撥云見日的圣經。

五中全會，毛澤東說，他是政治局委員，但不準他參加，四年時間毫無發言權。這就是被吹捧為“開明君主”、作風民主的張聞天之流的民主作風！

作為一個靠陰謀活著的政治活動家，王明是知道中共內部自建黨以來的歷史糾葛與分歧所在的，更清楚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全面統治中國黨的四年時間里所發生的一切，在今后的歷史進程中可能發生的重大爭論，并因此可能引發重大歷史事件。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發難，一九七一年震驚世界的林彪叛逃，作為癌細胞潛伏在中共體內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兩次王明路線的引導，而病根卻在莫斯科。王明依靠蘇聯，依附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驅殼，在莫斯科設計著毛澤東逝世后的中國政治藍圖，希望里應外合共同行動，在中共三個最著名的領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特別是毛澤東辭世后，復辟的愿望能夠變為復辟的行動，達到“永遠掌握中國命運”之目的。王明和林彪一樣，自作聰明地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后“怨聲載道”“危機四伏”，成了孤家寡人，而在所有反對毛澤東“那些事件的鏈條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他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進行的‘整風運動’，以及六十年代后半期所發動的‘文化革命’。”王明分明知道張聞天是毛澤東政治上的敵人，分明知道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一樣，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王明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進行的政治清算，卻在《中共五十年》中精心構思，故意臆造出一個“毛——洛聯盟”，為將來可能會發生的顛覆中國革命歷史的翻案活動埋下隨時可以引爆的地雷，為“二十八個半”仍然留在國內和共產黨內的精英們留下口實。果然，張培森、蕭楊等人就以“本真”王明的設計為藍本，以“總書記”為軸心，圍繞著“毛——洛聯盟”，絞盡腦汁杜撰出一個“毛、洛”親密合作共創輝煌的現代神話故事，取拔苗助長之法，人為地抬高張聞天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地位，采取三部曲的方法，通過篡改遵義會議歷史，先毛、張并列，逐漸變為張、毛比肩，最后由張“總書記”來領導并指導毛澤東。

有一個人發表文章《張聞天為何三讓總書記》，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公開剽竊為白衣秀士王倫式的人物張聞天所有，欣然命筆，在文章中寫道：“張聞天就任總書記后，負責起草并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從而及時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為黨和紅軍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聽聽這大言不慚聲嘶力竭的叫囂吧，看看“二十八個半”的厚顏無恥吧。×××祭起“替天行道”的杏黃大旗，張聞天在“忠義堂”前就任“總書記”，這個和同門師弟博古站在洋教頭李德左右的哼哈二將，把根據地的家當敗光后，在大敗慘敗倉皇逃命還來不及，瞎指揮差點將湘江血戰后余生的三萬紅軍將士又送進蔣介石張開的口袋陣。如果不是毛澤東力主改變行軍路線，如果不是毛澤東出山帶領紅軍突破蔣介石的包圍圈，張聞天一干人，或者已是刀下鬼，或者成了俘虜。現在到了“新時代”，為張“總書記”重塑金身，粉墨登場，一下既知兵又知軍，比趙括、馬謖還聰明，不但具有自知之明，總結了自己同博古搞砸了的軍事失敗的經驗教訓，而且“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以前堅持“進攻路線”恨不能殺了“右傾機會主義”頭子毛澤東，現在英明了，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真偉大），還站在遵義城頭“為黨和紅軍指明了方向”，這到底是抬舉張聞天，還是羞煞張聞天，還是羞辱整個中國共產黨？！

遵義會議決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由于戰爭環境，遵義會議保留下來的原始資料極少。遵義會議決議全文在一九四八年收入《毛澤東選集》上冊（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編輯出版），依據是一份油印本，上面蓋著“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的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以建校日期推斷油印本的時間是一九三七年。油印本又根據什么材料？無從查考。一九八二年，離遵義會議已經過去了四十七年，在中央檔案館存放的一份手稿揭開了歷史帷幕的一角。原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一批從蘇聯運回來的檔案，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注意到這份手稿，但由于無署名，材料不完整，所以置放著未敢公布。現在因為考察需要，手稿又引起關注，交給參加了遵義會議的鄧小平、楊尚昆、伍修權看了，從字跡上辨認不出來是誰的筆跡。陳云看后認定是他所書寫。這份手稿共計八頁，稿紙下方右側用阿拉伯數字編寫有頁碼，第一頁開頭的一行字是：“（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五十年代就是因為有（乙）稿而不見（甲）稿，又無記錄人的署名，檔案館出于謹慎一直不敢公布。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五十周年，《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陳云的手稿。

陳云手稿從蘇聯運回國，這說明這份手稿是遵義會議后，陳云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請示時攜帶去的，此后便存放在共產國際的檔案中。

一九八八年，有兩位黨史專家在中央檔案館又發現了遵義會議決議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寫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二月十六日印”。這就搞清楚了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翻印本的來源，由此也知道翻印時的“一月”是“二月”之誤。

在一九四八年已經收入《毛澤東選集》的遵義會議決議，沒有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而陳云手稿卻明確記下了作出的四項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在遵義會議上對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不予評說，而抓住軍事路線狠狠批判；對于起草決議、常委分工等緩一步再議，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爐火純青的政治斗爭藝術，大智慧，小權謀，把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起來。

為什么起草決議、常委分工等都在遵義會議召開十多天后進行？客觀原因在于：軍情緊急，刻不容緩，會議上的發言已經把主要的軍事問題上的是非分清了，組織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解除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對從王明集團中分化出來，而又自命不凡的理論家張聞天在新的權力結構中擺在什么位置，如何強化他的穩定性，毛澤東、周恩來是費了心思的。毛澤東當選常委改變了中共上層的權力結構，但要取得合法性，兩個互相聯系的因素必須妥善處理：對外和對上主要是王明和莫斯科（共產國際）能夠接受并批準遵義會議決議；對內是內部的團結，具有向心力、凝聚力、號召力。毛澤東當然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沒有觸及糾正，他同從王明集團內部因為軍事失敗暫時分化出來的張聞天等人的團結缺乏堅固的政治基礎，因此必須小心翼翼地搞好團結工作。遵義會議一個月后，在常委分工中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負總責，其中的一個因素，按李德的說法，就是“博古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他才同意將他的職位讓給洛甫”。

要使一個人具有穩定性，最佳途徑是提高他的信奉程度，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來講，一個人對自己觀點信奉的程度越高，其轉變就越難。如果一種觀點是別人灌輸的，則容易轉變。信奉程度取決于以下幾點：

第一，    在某種觀點的基礎上采取行動后就會增加對這種觀點的信奉程度；

第二，    如果我們對某種觀點有了公開的表示，我們就會更加信奉它；

第三，    自己選擇一種立場和觀點會產生更大的信奉感。

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張聞天寫了《北上南下是兩條路線斗爭》等文章向張國燾的錯誤作斗爭，而張國燾另立中央后又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這就為自己樹立了一大批敵人，也更堅定了張聞天等人同毛澤東團結起來同張國燾斗爭的立場。在長征途中和結束長征以后對張國燾的斗爭中，中央政治局先后作出了《關于目前戰略方針的決定》、《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等決定和決議，這一系列文件的形成，都離不開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協調一致。不批判清算張國燾的罪行，就沒有全黨全軍的團結。對于任何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來說，都會不露聲色地強化部屬或同伴正確的觀點并轉化為行動。由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后再經常委審查，可以給張聞天一個權力再分配的念想，把分化王明集團的成果鞏固下來，強化張聞天正確的一面，使博古、李德無法反撲，使王明今后無話可說。在行軍打仗期間看張聞天的決議怎樣寫，觀察博古、李德的反映，以及部隊指戰員、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情緒，然后再在常委中分工，其步驟策略都是正確的。朱德、周恩來作為最高軍事首長掌握了軍事指揮權，讓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靠邊站，實際上這個權力就回到了毛澤東的手中。王明集團最忌憚的是毛澤東，毛澤東退一退，讓一讓，在朱、周二人的身旁出謀劃策，而實際上處于決策者的地位是十分明智的。須知，在這之前的博古、李德對毛澤東是完全排斥，在軍事問題上不容置喙。

陳云手稿說“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這既說明遵義會議上常委班子的分工沒有定，也說明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政治局常委會，常委的權利平等，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即毛澤東所謂召集人。所謂“負總責”，是在常委中“適當的分工”。

如果陳云與毛澤東的說法不能令為張聞天正名者承認，那么張聞天的學生、戰友與知己楊尚昆的說明總應該讓翻案者服氣了吧？楊尚昆參加了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也參加了遵義會議。

對于遵義會議參加者的態度，楊尚昆說：“除凱豐外，沒有一個人站在博古這一邊。”

還有一個人堅定的站在博古一邊，至死不改，這個人就是洋顧問李德，但他不是中國人，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中共領導人。

凱豐兩個月后轉了彎子，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站到了毛澤東的立場上，在“二十八個半”中是認識改正錯誤比較好的一個。延安整風時凱豐是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反對黨八股》一文，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大會上的報告，文章開頭便是這樣一句話“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可見凱豐是報告會的主持人，先作了開場白，然后由毛主席作主題報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請了一百多位在陜北的文藝界人士參加，請帖是毛澤東、凱豐一起署名后發出的，座談會由凱豐主持。這次座談會成就了毛澤東一篇對社會主義文藝產生巨大而深遠影響的重要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張聞天的遵義會議后的職務究竟是什么？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說在雞鳴三省這個地方政治局常委進行了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時間大約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因為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這證明陳云手稿記錄的“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是準確的，中共中央沒有設總書記。

究竟是兩個歷史決議，陳云手稿，毛澤東說“實際我管事”準確，還是寫了什么“三讓總書記”的一些人說法正確？有一個中共的歷史文件可以成為有力的證據。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的時候，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于俄界，中央政治局作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這一決定當時只發給黨的中央委員，開始便這樣寫道：“聽了毛澤東同志關于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經采取的步驟及今后的戰略方針。”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同四方面軍領導者爭論的是紅軍的戰略方針，這個戰略方針的主要制定者是毛澤東，并且在聽取毛澤東報告后，“政治局同意已經采取的步驟及今后的戰略方針。”所謂“已經采取的步驟”，就是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組織調整，和九月十一日《中央為貫徹戰略方針再致張國燾令其即行北上電》等。這個決定反映出自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實際上是毛澤東為首，大主意，大政方針由毛澤東決定，即毛澤東所謂“實際我管事”，張聞天的角色是“召集人”。

張聞天是“總書記”還是“負總責”？這個爭論在延安時期就有反應，內部挑起事端的是王明一伙，外部制造矛盾的是國民黨。為澄清真相，張聞天寫了《張聞天（洛甫）啟事》，刊登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武漢《新華日報》第一版。全文如下：

廣州《救亡日報》三月二十七日載有署名洛基者所寫的所謂“張聞天論抗戰諸問題”。洛基君指此稿為他在二月十二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先生之談話”，本人特鄭重聲明：

一、      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記錄內容未經本人看過，因此，本人對該談話不負任何責任；

二、      中共中央設有由數同志組成之書記處，但并無所謂總書記。

《新華日報》原來定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是周恩來活動組織后準備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出版發行的，并且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寫了報頭。后來南京被日本人占領，王明從蘇聯回國后出任武漢長江局書記，《新華日報》由長江局主管，成為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合法報紙。王明是長江局書記、黨報委員會主任，把持了長江局的宣傳輿論大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派專人送武漢《新華日報》發表，王明認為同自己的觀點不一樣，粗暴地扣下不準發。但張聞天否認自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聲明卻在《新華日報》頭版上刊載了，這說明曾經統治中共四年之久，操縱了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及機構、職務設置的王明，也知道并且承認了中共中央“無所謂總書記”。

現在有人寫這樣的文章《張聞天為何三讓總書記》，既為張聞天正名，又為張聞天涂抹“高風亮節”、“作風民主”、“相忍為黨”的油彩。

既然沒有總書記，張聞天讓個什么呢？一讓二讓再讓有什么意義？向忠發之后中共中央沒有設過書記處，也沒有總書記，毛澤東也從來沒有當過誰讓出來的總書記，而是一九四三年三月選舉出來的中央書記處主席。如果張聞天真的有過“三讓”，張聞天三讓或者三辭的是徒有虛名的“負總責”。

所謂張聞天“總書記”，這出鬧劇的總導演是×××、×××出于新時期為王明集團翻案的政治需要制造出來的，根據就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說法。×××就長期住在延安，丈夫×××和×××都參加了對中共影響深遠的六屆四中全會，或五中全會及遵義會議。事實上，他們兩個人從來沒有公開講過張聞天是“總書記”這樣的話，而是隱藏在幕后指使同伙制造輿論。×××依靠的是大將××、×××，×××掌握的筆桿子是葉永烈。這一切瘋狂的翻案活動都是打著“約法三章”的旗號在批判“叛徒”江青的幌子下進行的。

葉永烈在他大量發行的紀實歷史著作中，按照×××、×××定的調子廣泛散布這樣的說法：“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站出來作反報告，立了頭功”，“張聞天具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長達八年之久，與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共事關系”。用“頭功”，“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良好的共事關系”等美麗的花環把張聞天精心打扮裝飾一番，便又回到“杰出的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王明的大作《中共五十年》的既定軌道，證實張聞天是實際上的總書記。葉永烈是用繞口令的方式，來表達張聞天根本不存在的重大的歷史貢獻與崇高的歷史地位的，他說：“博古的實際職務也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只稱‘中共中央總負責’”，如此這般落實了“張聞天從‘雞鳴三省’的那個小村子起，實際的職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而落腳點就在“實際”二字，以張聞天的“實際”來取代、修正以至推翻黨中央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八一年分別在建國前與建國后對遵義會議作出的歷史決議，取代毛澤東自遵義會議起到黨的七大期間，實際上是黨的領袖這個“實際”。

奇怪的是，早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紅色的起點》一書中，葉永烈就這樣寫道：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由張聞天任總書記，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博古為書記處書記。”但兩年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卻顯得心虛氣短，在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毛澤東之初》中對張聞天出任“總書記”職務一說吞吞吐吐，拐彎抹角。

對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與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三十六年后，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并且寫了這樣的話：“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在任弼時主持下，由胡喬木主筆起草的，最后由毛澤東精心修改。全會成立了決議起草委員會，中央委員有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洛甫）、博古等參加，經過反復討論，前后寫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有十四次之多，然后提交全會審查通過。在決議的討論過程中，王明曾致信給全會主席團成員周恩來，企圖轉嫁責任，認為定“王明路線”與他在中共黨內的實際職務不相符，因為他只是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但當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后，他又給任弼時寫信，表示贊成決議。

應該怎樣看待王明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四年之久的作用？

王明在黨內的地位，與李立三相仿，但因為緊緊地依靠共產國際和對斯大林惟命是從，其地位的鞏固程度又遠遠高于李立三。立三路線占統治地位時，總書記是六大選舉出來的向忠發，但拿主意發號施令的卻是李立三，因此定為“立三路線”，王明、博古等當時把斗爭矛頭對準的也是實權派李立三，而沒有討伐傀儡向忠發。向忠發如果不是被捕叛變，他也只能是從李立三的木偶換成王明的木偶而已。后來的所謂總負責博古，實際上完全執行的是王明的指示，因此毛澤東說，王明是沒有總書記頭銜的領袖。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造成的惡果該誰負責？決議使用了這樣的措辭：“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王明的的罪惡是六屆七中全會定下，七大通過的。

前一個決議說“以毛澤東同志為首”，“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后一個決議說“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所謂“為首”、“領導地位”是一個意思。現在葉永烈委婉地說張聞天“實際的職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而張培森、肖楊則明確地說張聞天從遵義會議以來就是名正言順的“總書記”，是在會議上選舉出來的總書記，這不明擺著把毛主席為首改變為張“總書記”為首嗎？他們這樣篡改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徹底推翻黨中央的兩個歷史決議，否定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巨大成就，用他們的“總書記”“為首”的“領導地位”取代人民領袖毛澤東，“實際”按照王明一類設計的藍圖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性質，不僅否定六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還要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在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實際上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張聞天在一九三八年的公開聲明不作數，陳云的手稿不作數，毛澤東、周恩來、楊尚昆以親歷者的身份說的話也不管用，那么，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期間的筆記總該算數吧？我們聽聽“開明君主”張聞天在一九四三年又是怎樣說的吧。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張聞天在整風時寫了《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對遵義會議作了四點評價：“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于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

在同一時間的自述材料中，張聞天說，王明、周恩來決定離開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單時，“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所以我記得當時特別提到不設總書記。”

周恩來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時，曾向盧福坦解釋不設總書記。”因此，周恩來在一九七二年回憶說，遵義會議之后“撤銷博古的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

不論真心還是假意，張聞天說自己作為總負責“不過是一個配角”，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中心是毛澤東，總算還有一點自知之明吧。這是他個人對自己所處位置的正確認識，也是歷史的必然安排。張聞天總負責或負總責的角色，既不同于第二次“左”傾機會主義時期（立三路線）的向忠發，雖然完全聽由政治局常委、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的操縱擺布，但職務卻是六大正兒八經選舉出來的合法的總書記；更不同于一起執行王明路線同屬一個小宗派中的總負責博古，因為博古除了聽命于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在中央蘇區還是一個一人之下威風凜凜的實權人物。對于遵義會議只批判和糾正軍事教條主義和組織路線的錯誤，而沒有提出政治路線的根本錯誤，張聞天也認識到自己當時很少反省，毛澤東當時如果從政治路線切入，而不是暫時作出原則的讓步，“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張聞天、王稼祥的分化，對于遵義會議的成功，對于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和二次王明路線具有重要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遵義會議必然召開的原因，是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喪失根據地，特別是湘江之戰主力紅軍死亡五萬多人，在士兵和領導層都引起強烈不滿，失敗情緒籠罩了人們陰冷的心靈，王明集團遭遇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從而感到再也不能維持對中共的統治了。遵義會議的勝利成果是數萬紅軍將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湘江血戰的慘敗使人們普遍對前途感到渺茫，從而對莫斯科扶持起來的“二十八個半”失去信心，就不會有遵義會議。沒有遵義會議，自以為是的博古、李德就會仍然堅持與賀龍、任弼時的二方面軍會合，最終把紅軍引進蔣介石布下的口袋里，遭致全軍覆滅的命運。

遵義會議是黑暗中的曙光，毛澤東復出，使黨和紅軍獲得了新生。

遵義會議決議：知識產權屬于誰？

遵義會議會議決議作為黨的重要歷史文獻，最早收于《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冊）一書。《六大以來》分為上、下兩冊，是由于延安整風的需要，中共中央書記處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編印的，供中央高級研究組學習之用，作為高級干部研究黨史的材料。以后，又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編選成《六大以前》、《兩條路線》兩本書。《六大以前》收入一九二一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期間，中共和共產國際及蘇聯領導人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獻一百九十八篇。這三本黨書，是毛澤東提議并主持指導，由秘書胡喬木編選的。

遵義會議決議的全稱，按《六大以來》是這樣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

這個決議的知識產權屬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集體，還是在會議發言中明確闡述了決議的主要思想的毛澤東，抑或歸起草者張聞天所有？這個爭論，在為張聞天正名為“總書記”后，一些人就迫不及待的據為張聞天所有，并且由此延伸下去。發明了“桌子的哲學”的王若水說毛澤東的“兩論”（《實踐論》、《矛盾論》）的思想是列寧的（筆者認為，從源頭上講是馬列主義的，具體地講，是對馬列主義哲學思想的重要發展）；為張聞天鳴不平的一些人，則說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寫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剽竊”了張聞天的遵義會議決議，是在遵義會議決議的基礎上寫出來的。如此，問題就變得非常嚴重了，遵義會議決議是張聞天起草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根據這個決議寫出來的，這個決議以及署名毛澤東的文章《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張聞天思想”。毛澤東豈不成了“文賊”？個別人鼓噪毛主席詩詞《沁園春·雪》是胡喬木的作品，這個謠言固然荒唐可笑，但揭掉蔣介石的文人政客和王明一伙強加給毛澤東“帝王思想”的帽子，也算有點“進步”意義吧。

如果張聞天有決議闡述的深刻思想，有這樣的軍事才能，第五次反“圍剿”會失敗嗎？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這場爭論究竟是誰挑起來的？遵義會議決議究竟是誰的著作？用今天的話來說，知識產權屬于誰所有？

遵義會議決議是這次會議的精髓。在一九四八年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毛澤東著作》時，把遵義會議決議作為毛澤東的文章收入。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人是負總責的張聞天，為什么會名正言順地成為毛澤東著作？

筆者認為，關于遵義會議決議的歸屬，編選《毛澤東著作》的編輯們一定有切實的根據，請示過相關的領導人后才定下來的。這個決議也是延安整風必學的文件之一，當時就認定是毛澤東的著作權。雖然會議決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但決議的主題與核心思想是毛澤東的，主要根據毛澤東在會議上的發言寫成，并且草稿經過毛澤東的審定修改，然后交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只是因為戰爭環境，修改稿沒有保存下來，因此就使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機，有了爭議。張聞天充當了大秘書的角色，叫秘書長也可以，連文字匠也不是，因為遵義會議決議的文采和語言風格，都是毛澤東的。張聞天沒有這樣的正確思想，沒有這樣的文筆，沒有這樣的才華，當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寫出遵義會議決議。

經過三天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在此基礎上作出了遵義會議決議，張聞天的工作就是把已經作出的決議根據發言記錄（主要思想觀點是毛澤東的），在會后整理成文字，然后交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陳云接見遵義會議紀念館工作人員講話時說，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對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切入要害的分析和批評，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指明了今后正確的方向。陳云說：“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遵義會議”的注釋中指出：“張聞天受會議委托，根據多數同志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條注釋當然是根據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的意見，并且經過了參加遵義會議的陳云、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的審訂同意，才特別說明遵義會議決議的形成“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發言的內容”，起草者張聞天是“受會議委托”。

遵義會議上，總負責博古先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接著張聞天根據提綱發言對博古的報告提出反對意見（楊尚昆稱之為“反報告”）。楊尚昆說：“聞天同志的‘反報告’實際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個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觀點為主導。”這就是說，主要思想是毛澤東的。這個觀點，是陳云、胡喬木等已經強調過多次的，而胡喬木是中共兩次歷史決議的起草者。

依照遵義會議參加者，會后又專程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情況的陳云所說；依照《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還有楊尚昆所說“以毛主席的觀點為主導”，遵義會議決議作為黨的重要歷史文獻，理所當然，知識產權屬于毛澤東所有。

但楊尚昆下面的話似乎又把毛澤東“主導”巧妙地移植張聞天身上。他說：“會議期間由小平同志擔任記錄，可惜迄今為止，會議記錄和張聞天同志的發言提綱沒有找到，但發言的基本內容已經包括在聞天同志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和陳云同志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了，這是關于這次會議內容的最重要的文字依據。”

筆者對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并且是秘書長，楊尚昆又說：“會議期間由小平同志擔任記錄”，一直持懷疑態度。鄧小平當時作為毛派頭子，是遵義會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這從他此后仕途一帆風順便不難看出。遵義會議也使得陸定一、左權等受到王明打擊迫害的干部揚眉吐氣，受到毛澤東的信用，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如果鄧小平在遵義會議時是中央秘書長，又擔任了會議記錄，在陳云手稿里應該有所反映。會議記錄是重要的會議原始文件，既然決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然后政治局討論，寫決議時會議記錄便會成為最重要的參考。其他與會人員是否記錄是個人選擇，而鄧小平是指定的會議記錄，是專職，他的記錄到什么地方去了？

楊尚昆說：“會議記錄和張聞天同志的發言提綱沒有找到”，這兩件都消失了，實在太巧了。轉而又說：“但發言的基本內容已經包括在聞天同志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和陳云同志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了”。陳云的提綱是從決議中提煉出來的。決議更豐富更飽滿，它必須對反五次“圍剿”失敗的前因后果，根據事實進行系統地分析闡述，并且在論述中對正確與錯誤作出明確的論斷性的結論。

按照楊尚昆的說法，“張聞天同志的發言提綱沒有找到，但發言的內容已經包括在聞天同志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了。這里，說陳云的提綱只是為了突出強調張聞天的發言內容就是遵義會議決議。彎彎繞，繞彎彎，就只為了說這樣一句話：遵義會議決議是張聞天思想！

一九八一年二月，人民出版社自延安整風以來第三次出版了《六大以來》，并且前面附有中央檔案館的“出版說明”，說《六大以來》“全國解放后，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北京再版，并在內容上作了如下變動：一、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他所起草的文件，凡已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正文不再編入，只將題名列入目錄；二、增加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現在，經中共中央批準，由我館委托人民出版社用一九五二年再版的紙型重印，內部發行，以適應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和現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這次重印，又增加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央檔案館 一九八0年二月”。

中央檔案館的出版說明指出：一九五二年四月再版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比較中共中央書記處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編印的版本，內容的變動有兩點，一是凡已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起草的文件，只列題目，不編入正文；二是增加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再者，收入了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此次發行經過了中共中央批準，一九八0年二月已經通過審查，但一年后才出版發行，由此可見各有關方面的鄭重謹慎的態度，也表明收入的個別文件或者文章在黨內引起爭議。

一九五二年再版，楊尚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主要的經辦人。一九八一年第三次出版，由中共中央批準。

《六大以來》收入各個時期的毛主席著作計五十五篇，有《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沒有收入《毛澤東選集》，但注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根據毛澤東同志報告通過的決議”。

《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即遵義會議決議，一九四八年作為毛澤東的著作收入《毛澤東選集》。一九八一年，第三版《六大以來》把遵義會議決議作為黨的重要歷史文獻收入，沒有著作人。

一九九0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了《張聞天文集》，把《六大以來》第三版作為歷史文獻收入的遵義會議決議，不知根據什么，作為張聞天的著作收進《張聞天文集》。

葉永烈注意到了遵義會議決議不同時代的著作權屬的微妙變化。對于最終把中共黨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的決議，認定知識產權所有人為張聞天，葉永烈的辯解頗為勉強。他說，遵義會議決議“成了張聞天著作，這也還是說得過去的，因為他是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

陳云手稿中的遵義會議四項決定，第二項決定就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因此，張聞天是起草決議的執筆人。但執筆人并不能就成為著作人，譬如，秘書受命為（國家）領導人起草的文件、文章，雖然是執筆人，但并不是著作權人，為什么？道理很簡單，思路、思想是領導人的，最后的定稿必須經領導人審讀修改并簽名。遵義會議決議要經過“常委審查”，毛澤東是核心人物，他的意見起主導作用。文件、文章的核心就是思路、思想。沒有清晰的思路，文件、文章頭緒混亂；思想是文字的靈魂，沒有思想，任何文件、文章都只是辭藻的堆砌，也不會有一點光彩。歸根結底，是杰出的思想把文字串聯起來成為千古文章。

眾所周知，毛澤東歷來主張首長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文件要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無論是批閱文件，還是寫文章，毛澤東大都是自己執筆。但毛澤東的個別文章并非他親筆寫作的，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講話的是毛澤東，作筆記的是秘書胡喬木，會議還有速記員。毛澤東的講話由胡喬木根據速記稿和自己的筆記整理成文稿，毛澤東又仔細修改潤色定稿。這是因為毛澤東整風期間事物繁忙，不得不讓秘書代勞一次，這也是對胡喬木的栽培，使他在整理講話文稿的過程中了解毛澤東的思想觀點和文風，正因為這種訓練形成的默契，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重任才由胡喬木承擔。

毛澤東在轉戰陜北時因為過度勞累，因為戰爭的生死較量使神經日夜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病倒了，能思維能思想但不能寫作，雙手痙攣震顫發抖，根本無法握筆。他有一篇文章《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躺在床上口述，由夫人江青記錄整理成文，最后自己再親筆修改形成文件發出。

如果葉永烈的“執筆”說可以成立，那么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著作權歸秘書胡喬木，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著作權歸另一位秘書江青，是不是“這也還是說得過去的”呢？事實上是，胡喬木、江青沒有毛主席那樣深刻的思想，怎么可能寫出那樣精彩的文章呢？

遵義會議決議所反映的軍事戰略思想，就是第二年毛澤東在陜北寫成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結晶，而這一軍事戰略思想的形成，經過了十多年血的教訓和浴血奮戰，北伐戰爭、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以及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特別是井岡山的武裝割據實踐，四次反圍剿勝利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長征途中的無數次戰斗。沒有這一切武裝斗爭實踐，沒有正反兩方面的教訓，斷然寫不出遵義會議決議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樣的作品。張聞天一介書生，僅憑在蘇聯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的書齋里生吞活剝裝了滿肚子教條，能夠寫出遵義會議決議嗎？過去和現在黨的多次會議早已認定決議主要體現的是毛澤東的思想，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也證明決議的主要思想、主導觀點是毛澤東的，主要根據毛澤東在會議上的發言寫成，那么這個決議的知識產權屬于誰，不是明明白白的嗎？把這樣一篇從思想到語言風格再到革命實踐都明顯是毛澤東著作的遵義會議決議，十分勉強地收入《張聞天文集》，鶴立雞群，豈不貽笑大方，羞煞白衣秀士王倫式的人物張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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