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曾擔任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對于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國產生過重大影響。他的功過得失，歷史自會作出全面和公正的評價。本文試從文革期間胡耀邦的主題經歷說起，希望對大家看待文革、看待毛主席的干部路線能有一點啟發的作用。
胡耀邦12歲左右就開始接觸革命事業，15歲加入共青團，長期在軍隊中從事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是名符其實的紅小鬼。建國初年，胡耀邦負責川東地區的全面工作，1952年他調往北京，經毛主席提名，接替馮文彬的團中央書記職務。從1952年9月起他一直擔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總的說來，在青年工作中他執行了黨的路線方針，并提出了很多適合青年特點的工作方式方法，他的工作能力是得到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認可的。1959年他對批判彭德懷有一定的保留看法，但這并未影響到其地位。在60年代上半期，胡耀邦有兩件事情是很突出的，一是1961年10月，他寫了《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的報告呈毛主席等，報告中肯定農村人民公社形勢開始好轉，對于包產到戶則稱為“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報告得到了毛主席這樣的評價“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這個報告是在黨的高層最早提出包產到戶具有危險性的材料之一。二是1964年11月起他擔任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陜西省委代理書記（仍保留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1965年1-2月份，他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了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縮小了基層打擊面，緩和了空氣，糾正了四清《后十條》中搞繁瑣哲學，狠整基層的錯誤。筆者之所以費篇幅介紹這兩件事，是因為1962年和1964年中央高層出現的分歧是文革中路線斗爭的先聲(毛主席曾提到，62年的右傾和64年的“形左實右”)，而在這兩個問題上，胡耀邦當時的觀點都是認同或接近于毛主席的。
由于西北局主要負責人對胡的糾正行為大加批判，胡在葉劍英等的幫助下不得不回到北京（可以補充一個細節，陜西省負責人當時揭發胡耀邦在糾偏中議論劉少奇，從中是可以看出一點端倪的：
http://www.hybsl.cn/zonghe/aaaaa/2007-09-05/3218.html），這個時期他在北京出席了紀念一二九運動三十周年等一些禮儀活動，但實際已不負責團中央的日常工作。文革前夕《人民日報》對胡耀邦的最后一次報道是出席1966年4月份團的九屆三中全會并講話。
文革全面發動后，根據上級統一安排，團中央向北京各中學派出了工作組。1966年7月底起，此事受到了嚴厲批判，團中央被認為不支持學生革命而被宣布改組，胡耀邦也被停職反省。在接受批判中，有些學生做出了打罵等激烈的行動。應該指出的是，打人武斗不是毛主席的方針，毛主席多次強調：要文斗，武斗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應批判提出者為主而不是揪住執行者不放。從1967年到1968年10月，胡被機關造反派批判，后來又被群眾專政，但是，并沒有被中央正式立案審查。 周總理曾指出，群眾批判大字報上的意見只能代表大字報作者或某個紅衛兵小隊，正式的結論要黨組織作。1968年10月胡耀邦作為中央委員出席了黨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后來又被推薦為黨的九大代表出席了1969年4月的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周總理最初擬定的方案里，胡仍被提名為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人選，但是，他自己表示推辭，說自己對文革的意義認識不夠，檢查也不深刻，建議中央考慮他人（中央后來就考慮了和他資歷極為相似的譚啟龍，譚在不是九大代表的情況下當選為九屆候補中委）。必須要強調的是， 群眾批判，是為了促使干部覺悟，去掉不良作風，改正錯誤，讓老干部重新煥發革命干勁，且群眾的批判意見也只是組織結論的參考，如外交部的耿飚、黃鎮，因為參與九十一大字報被外交部群眾嚴厲批判，被說成是耿黃集團，可是這兩個人雙雙當選為九屆中央委員。文革中真正被嚴厲處理的干部有兩類，一是歷史上被認為有問題的，另一類是被認為搞陰謀詭計的，其余受到一般批判的都逐步恢復了工作和原來的地位。（就象張霖之這樣不幸喪生的，由于審查歷史沒有問題，便在1970年由國務院正式作決定恢復革命干部身份和名譽，1975年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1969年5月到1971年9月，胡耀邦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勞動，“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毛主席這個指示，是非常光輝和重要的，他自己的兩個女兒也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看待五七干校，也應該歷史與辯證。實事求是的說干校對于機關干部革命化起了很大作用，當然由于經驗不足等原因（如干校辦在疫區就不妥），存在著不少不足之處（如有些勞動強度偏大傷害了一些人的身體健康等），這些都需要恰如其分的總結，而不是一味否定。特別需要指出一點的是，九屆中央委員中的很多人，會后或下干校勞動（肖克、于桑等等），或去工廠參加勞動和政治學習（徐向前、李先念等等），這是毛主席黨中央反修防修的措施之一，所以，可以設想，即使胡耀邦當選為九屆中委，他去干校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在干校，胡耀邦不同意軍代表給他做的“三反分子”的結論（此時其他的團中央書記已全部解放），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見，軍代表雖表示不滿，也沒有對他采取什么實質性的舉動。1971年10月胡回到了北京。 1972年4月13日 他出席了陳正人追悼會，次日名字見報， 1972年9月30日 他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出席了國慶招待會。這一階段，他參加了一些活動，如游園聯歡，追悼老友等，名字照例都見了報。他的夫人恢復了工作，孩子也有從外地回京的。他利用這段時間的空閑看了很多的書籍，并與老干部及子女多有聯系，從目前的史料看，那時他的活動好像沒有受到壓力和限制。后來，他進入了中央讀書班。
主管組織的紀登奎曾在70年代初一個講話中提到過胡，說像胡這一級的干部的職務安排需要毛主席的批準。1975年7月離開讀書班的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負責人（10月份明確為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兼科學院副院長），在這個時期，他對科學院的工作發表了很多意見和看法，并主持提出了著名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對他和其他一些復出的老干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評，并建議他們參加會議，多多學習。毛主席指示：“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這個時期胡耀邦繼續工作，包括接待外賓等，他1976年最后一次見報是參加了周總理追悼會。
從整個文革期間胡耀邦的經歷來看，他基本上是過著以接受鍛煉和教育、看書學習為主這樣一種生活，教育和鍛煉才是其生活的主題。（文革初年的過火行為，應該就是毛主席多次強調的“有所不足”）文革中像他這樣的老同志還有不少，如胡喬木等等。他和像他那樣的一大批人并沒有受到俗稱的殘酷迫害，毛主席的干部路線在文革中是得到了貫徹的。
今天，我們應怎樣看待這段歷史？1979年１月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上曾這樣講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我親自聽見的，這天下午一點鐘，主席講了幾句話后問我們：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鴉雀無聲，沒有答復。主席接著說：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們這一段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我聽了這句話后，一夜沒有睡著。我曾多次想找毛主席談談，想問一問這句話。我覺得毛主席講這個話是意味深長的。———，毛澤東同志的一生，特別是六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對待問題，有許多事情，我們還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斷，匆忙判斷往往容易吃虧。”是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的確是馬列主義的觀點（這句話本身就是毛主席講過的），但是，實踐對于真理的檢驗，并不是靜止不動的，任何真理都要不斷的接受實踐的檢驗，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都是一樣。時代已經到了21世紀，日歷已經翻到了2010年 11月，面對迅猛發展、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和建國61年以來各種探索實踐，面對蘇東劇變、外部壓力激增的國際環境，人們對于真理的認識應該，也必須再上一個臺階了，如果始終停留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對文革看法上不變（典型的做法是講文革就只知道抄襲一下第二個歷史決議），那未免就象毛主席講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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