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之：鬼域伎倆，市儈思維--評《炎黃春秋》郭道暉《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

鬼域伎倆，市儈思維　　

——評《炎黃春秋》郭道暉《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　　

以誣毛反共為主旋律的《炎黃春秋》，近期又推出郭道暉一篇文章：《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在該刊看來，也許是拋出不少轟動性的新材料，足以給毛澤東狠狠抹一筆黑了，但如果稍稍脫出精英思維模式就不難看出，郭文并無新意。我的感受是八個字：鬼蜮伎倆，市儈思維。

請試析如下。

一，郭文的論證邏輯不過是“打左燈向右轉”慣技的延伸：變“只能做不能說”為“做過了說”，搬出當年一些不便“說”的東西炫世，以否定毛澤東。　　

從“老祖宗”起，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旗幟鮮明光明磊落向來是共產黨人的標志風格。毛澤東主席所歸納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時，特別強調“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 也只有毛澤東主席作為共產黨的最高領袖，能夠說能夠說出這樣驚天動地的話語，高屋建瓴，一針見血，無私無畏，光明磊落，毫無半點私心，豈是一個“個人權力”之爭所能污蔑得了的！　　

相形之下，那些反毛毀毛者，則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里，處心積慮，玩弄陰謀，察言觀色，相機而動，無論是“違心”頌揚，還是揚眉吐氣暢言無忌，總不脫鬼域伎倆，含沙射人。林立果小艦隊有句名言，叫做“打著B52的旗號反B52”，如今資改精英叫做“打左燈向右轉”，都是一路貨色。　　

毛澤東顛覆妖魔化30年了，早已今非昔比，在“炎黃春秋”的斗士們看來，離“圖窮匕現”不遠了，他們可以將過去“只能做不能說”的話亮出來“說說”，借此將毀毛事業推進一大步了。

因為還沒有“到天津”，所以他們至今還晃著“民主社會主義”旗號。即使是俄羅斯，也還未“到天津”，因為普京還未放棄民族主義立場，依然被指為“專制”。大概，只有將中國改開為四分五裂的 “民主憲政”的殖民地，那時才“圖窮匕現”吧。

過去“不說”，是“違心”；如今暢言，固不“違心”，然而卻“唯心”了——鬼蜮伎倆是超脫不了唯心思維的。

至于《炎黃》斗士們公布這些“評議”是否合乎黨的紀律和做人道德，我想 自有公論。竊以為，對有關當事人，未經本人同意擅自公布其30年前的內部發言，居心也不算地道。請問，你們敢于披露“耀邦書記”當年在西藏的種種講話，以及中央“民主生活會”對他的批評內容嗎？

二，“老干部”的“此一時”與“彼一時”。　　

 “從北京到天津先說到通縣”，打著“完善”旗號顛覆，自得于“漸進”策略，與時俱進。豈料歷史的辯證法愛開玩笑，他們成于“與時俱進”，也將毀于“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進”乎，“退”乎，不能光看時序，歷史性才是標準，人民與權貴，草根與精英，是沒有共同語言的。二者之進退，此消彼長，時移世易，“此一時彼一時”也。

“四千老干部”聲勢夠大的，“彼一時”也——郭文所披露的資料是否屬實且置勿論。

毛澤東主席在“一生做了兩件事”的著名談話中明確說過，文化革命“擁護的人不多”。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不理解想不通有抵觸，并不足怪。

“老干部剛從文革的惡夢中蘇醒過來，創傷未癒，記憶猶新，所談的內容都很真切。他們都是親歷其境，親受其害。”我入黨以來，真正解放思想，這還是第一次。”“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評了兩個‘上帝’,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80年前后，“彼一時”許多人還沉浸在文革挨整委屈中沒有擺脫出來，大氣候更使大家對“史無前例”的認識呈負面增強，少數投機者更會因改朝換代而變本加厲，通過毀毛以撈取政治資本——郭文中所涉及到的就不乏其人——因此，所謂“四千老干部”中出現比“決議”走的更遠的激烈反毛現象，稀松平常。

也不過是四千人——30年后一個通鋼事件，就是是幾萬工人哪。論歷史品位，能相提并論嗎？

不要忘了1980年的政治氣候。前推4年，某人還上書中央，稱頌“有英明領袖華主席領導，可以使我們黨保持幾十年的穩定”，彼時是一種氣候。再過九年，當戈爾巴喬夫來訪兩位偉大的設計師舉行歷史性的會晤時，郭文所稱頌的胡總書記和未便稱頌的另一位總書記就開始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給這“歷史性會晤”抹了黑，彼時又是一種氣候。僅僅十年，就有點河東河西——30年后，還定格在1980年說事，不是膠柱鼓瑟，太不“與時俱進”了嗎？

其后呢？

如茅于軾稱“我被正確地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者固然大有人在，打著改開旗號瘋狂掠奪賣國，搖身變成“先進生產力”，如老總買辦，妻妾成群，太子富二，移居海外失去中國人的起碼良心者，亦不算少數。不過，經過“實踐檢驗”，逐漸看清改開實質的老同志也越來越多，從1980年代后期起，就不斷有老同志挺身而出，為中國的前途仗義執言。王震副主席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右翼精英至今“為賢者諱”，他對巴金泰斗的評價精英們也不敢面對。鄧力群同志曾被認為是“三全派”的中堅，后來卻回歸馬列砥柱“中流”了。巍巍馬賓等同志拍案而起，堅持共產黨人的操守，高風亮節更令人欽敬。更多的人，出于種種顧慮，不便直抒己見罷了。

80年代末，當胡趙在西藏倒行逆施弄得藏獨疆獨日益猖狂之際，當一場風波幾乎使中國改旗易幟變成現實之際，正是中顧委，這“四千人”的中堅，挺身而出，攆下胡趙，力挽狂瀾，否則，中國早已變成俄羅斯第二了。

想當年，一篇“歌德缺德”小文，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所有媒體鳴鼓而攻之，光是唾沫星子就可將其淹死，聽不到一絲一毫不同聲音。這局面，還有“此時”嗎？

20年后崛起的“新左派”，不是“老左”，不是“文革余孽”，他們中許多人都留過洋，受過美國“先進文化”親炙，是中外的現實使他們改變了自己的認識，開始重新認識毛澤東，皈依了真理。

愈來愈廣泛深入的毛澤東熱，與買辦精英咒罵毛澤東不是在升級同步嗎？

看看中華論壇的“名人紀念館”，草根階層的愛憎，你們除了屏蔽，你們敢于面對嗎？

60年大慶毛澤東思想方針的匆匆出陣，也給“放到下世紀初”徹底否定毛澤東的美麗幻想，潑了一盆冷水。

郭某所憎惡的“唱紅歌”重編所謂《毛澤東箴言》等極左勢力氣焰之囂張，怎么不敢直面重慶的“唱黑打黑”新政？

三，看看俄羅斯“老干部”的過去與現在　　

旁觀者清，看看俄羅斯反斯大林的曲曲折折的經歷有助于我們清醒。赫魯曉夫借此上臺，也因此下臺。真是，成也反斯大林，敗也反斯大林。經過勃列日涅夫的調整，穩定了二十余年，到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把反斯大林重新推向極致——斯大林簡直比希特勒還壞，中國精英至今仍拾其牙慧當寶貝。葉利欽實在混不下去了——那才真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哪——普京上臺再次調整政策，調整對斯大林的評價。如今，在俄羅斯一個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精神革命正在興起，“2008年5月8日，俄羅斯國家電視臺、俄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社會輿論基金會開始在網站上舉辦投票（投票人數高達240萬），選舉‘誰是俄羅斯最偉大歷史人物’，斯大林位居第一，”隨著俄羅斯人民的覺醒和民族主義的回歸，斯大林的“平反昭雪”，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在俄羅斯，當年猖狂反斯大林的激進自由主義者，流亡西方備受推崇的“持不同政見者”反共人士，如今迷途知返痛悔過去的不在少數。

國際著名的反蘇反共的“持不同政見”索爾仁尼琴回國后變成新的“持不同意見者”，他對蘇聯轉型后的評價是：“解體后的俄羅斯走的是一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謬的道路”，是“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他認為主宰國家命運的是“由過去的共產黨政權中上層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騙手段發了大財的暴發戶”變成了150到200個寡頭。

曾經因策劃暗殺斯大林而被判刑的的季諾維耶芙說：“我寫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加入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永遠不會寫這些書。”當年他在西方出版的反共著作叫《黑魆魆的高空》，80年代后出的書名則為《災難性的改革》和《蘇聯的反革命》。他還說過：“請記住我的話：西方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中國。它在收拾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羅斯打垮后，就要搞中國了。”他把21世紀將是西方為搞垮中國而進行斗爭的世紀。

90年代初，面對葉利欽的倒行逆施，他的鐵桿支持者德魯寧娜和康德拉季夫，先后服安眠藥和開槍自殺。德魯寧娜寫道：“我不能，我不愿看到//俄羅斯翻車覆轍”。

可以相信，這樣良心發現的精英，中國在未來也會出現。

搞陰謀詭計者總是迷信權術的力量，“逮住老鼠”就是成功與勝利，他們從來跳不出市儈思維的圈子。

四，權謀史學是炎黃春秋妖魔化毛澤東的基本方法。　　

資改精英千方百計回避階級斗爭的實質，在他們的眼里和口中，全部歷史都是個人和家族間的權勢利益之爭，而勝負成敗則是由權謀決定的。唯心史觀、權謀史觀和陰謀史學，是他們否定文革、妖魔化毛澤東的基本方法論。　　

不是毛澤東“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斗爭上來了”，恰恰相反，是他們自己帶著“封建社會帝王將相權謀”的眼鏡看待歷史，蓄意歪曲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和共產黨內的路線斗爭。　　

郭文一面說批判“當時與會者還遺留著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思維慣性”，一面又給毛澤東主席戴上“解放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左傾路線”的帽子，但這路線斗爭的內容又語焉不詳，他只能歸結為“和毛澤東的路線作斗爭”，“誰堅決抵制，誰就倒霉，就挨整”。　　

“毛主席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預謀有意識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郭文反復引用，正是基本觀點。　　

“過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總還留下幾個忠良。而跟隨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給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到臨終的時候沒有一個戰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宮里，這是莫大的悲劇。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認識到不需要他了。”——《炎黃春秋》們評價文革的史學范本！　　

郭文引了王光美同志當年的發言，說道“桃園經驗”和高饒事件，這里“為賢者諱”，姑不予辨析。不過提醒一下：王光美和劉源同志如今出版的著作，可認為毛劉之間是路線斗爭的。　　

據郭某透露，夏衍將毛主席的錯誤概括為16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棉里藏針。”權謀史學的方法不光典型，而且純粹。不愧是“四條漢子”！——魯迅先生當年的眼里真是無與倫比！

不過夏公對反右的評價倒是有點政治：“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而是怕黨內出赫魯曉夫。”

“反右是黨由正確路線引上錯誤路線、國家由興旺發達轉入多災多難的轉折點。”——如今，“我被準確地打成了右派”，有茅于軾先生這一句話，也就無需回答了。　　

五，人身攻擊是郭文毀毛的重要手段。　　

毛澤東已經作古，他已無權給自己辯護，毀毛不光不可怕，且已變成撈取政治資本的手段。30年來，歪曲事實，顛倒是非，不擇手段地對毛澤東主席進行人身攻擊，與官僚階層的腐敗一樣，是愈演愈烈的。郭文列舉云云，亦不過“技止此矣”。

以伎倆論，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并無創新。

據郭某所舉，當年HKS人身攻擊最為激烈，什么“剝筍政策”啦，“唯意志論”啦，“出爾反爾”啦，帽子一大堆，結論是“變成機會主義者、專制主義者”。 “1953年團中央起草團章，上面有‘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一語，毛親筆勾掉，還囑咐我們不要再這樣寫；可是在文革中卻把這事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兩個不同主體，能把群眾大字報語言與毛主席言論能劃等號嗎？亦毀毛慣技耳。文革中的語錄歌和忠字舞流行時間很短，康生和江青出面講話，很快剎車了。后來在精英口中，一直是文革的罪名。這用的是同一方法。迄今視之，此公與LS后大出風頭的另一位HQL堪稱同調，聚于HYB旗下，當年群眾稱之為“H家店”，倒是頗有眼力的。

此外，諸如“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啦，“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啦，“不熟悉工業”“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啦，等等不一而足，肆意歪曲，顛倒黑白人身攻擊，不值一一辨駁。較之“秘密報告”還算客氣得多。

毛澤東主席早就有過自己死后“跌得粉碎”的預言。

斯大林生前也曾說過：“我知道，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炎黃》斗士們的鬼域伎倆，結局又能夠例外嗎？

“實踐檢驗”是資改精英大書特書的里程碑式的功德之一，“思想解放”30年了，袞袞諸公敢于直面這30年“實踐經驗”的結果嗎？30年的歷史，就是一個論證過程：毛澤東當年的一系列論斷一一應驗了，辯證法太殘酷，未來還會愈來愈證明毛澤東晚年理論和論斷的無比正確。當年批“造不如買買不如租”，說崇洋媚外許多左派都不太理解，感到有點勉強。現在看來，果然不幸而言中了——中國當前的最大危險，已經不是“不問姓社姓資”，而是“不問姓中姓外”了。以“炎黃”和“南方”為代表的買辦精英，正在按照美國人的設計，把中國迅速拖向四分五裂殖民地的深淵。“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俄羅斯的覆轍就橫在我們面前。

（2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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