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風云變幻，兩次不同大變革

六十年風云變幻，兩次不同大變革

環衛工

在《中共歷屆代表大會焦點寫真》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的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三個偉大人物開創了三個偉大時代。”
我們認為上述評論是不客觀的，值得商榷。且不說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只說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和資改派的改革開放。《中共歷次代表大會焦點寫真》的作者們混淆了（或者說抹煞了）前后兩個時代的不同性質。毛主席倡導的是“公”字，而資改派推行的則是個“私”字。這一公一私體現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不同的世界觀。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而資改派推行的改革開放則是用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在現實社會中就導致了巨大差異。也正是由于這兩種世界觀在中國共產黨內高層的反應和斗爭，才使新中國成立后的六十余年中充滿激蕩風云。基于這種理解，撰寫了這篇文章，與讀者溝通認識。
一、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震撼環球的時代最強音標志著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基本結束。帝國主義被驅逐出去，封建主義基本上被消滅，代表官僚資本主義的蔣家政權退居臺灣的幾個海島。在重大歷史關頭，新中國何去何從，走什么樣的道路，構建什么性質的社會制度，便成了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大問題。
在此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高層為新中國要走什么社會道路的問題發生了分歧，毛主席提出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頭號走資派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論點當時受到毛主席的尖銳批評：“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在文化大革命中，“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論點又受到革命群眾的嚴厲批判。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是由其當時的階級、政治和經濟等狀況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屆代表大會之所以將中國的革命性質確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因為當時中國還存在帝國主義勢力，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還沒有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舊政權還統治著中國。在新中國建立后已經推翻了“三座大山”，民主革命已經完成，革命的性質應當隨之而改變，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如果當時照某些人的主張辦理，革命仍然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那么勢必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無產階級仍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何以得到解放？而“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思想實質就是為了維護剝削制度，使少數人占據大量社會財富，繼續剝削和壓迫多數人，因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人物劉少奇在天津毛紡廠講話時大力贊揚資本家剝削有理，資本家剝削有功。他還明確提出：“現在還必須有剝削，還要歡迎剝削，工人在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他這種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思想在農村革命中的表現更為突出和具體。提出發展富農經濟和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放貸自由等“四大自由”。1950年1月23日，他在批發中組部《關于“農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見》中，答復東北局的請求的信中提出：“單干”和“雇工”是黨的政策是允許的。并說東北局所主張的通過“變工組”與“合作社”向集體經濟方向發展是錯誤的。他還明確地說：我們的意見黨員參加變工組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不得加以強制。……如果在今天過分強調黨員不準剝削別人， 必須參加變工組，并必須起帶頭作用等勢必使部分黨員對生產消極。“各地經驗均已證明，黨員不雇工，群眾即不敢雇工。”這種政治主張與改革后共產黨員下海成為資本家、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其政治方向和性質是相同的，同樣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我們不妨再設想一下，如果當時照此辦理，土改后的廣大農村必然出現新的階級分化，因為小生產者每時每刻大量地自發地產生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不過中國的革命進程沒有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而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勝利完成，由個體和私營企業變為國營和集體經濟，實現了《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第一個決裂，即與私有制經濟決裂。但卻有人攻擊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搞錯了”。
1956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1958年掀起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時將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稱之為“三面紅旗”。那是一個催人奮進的年代，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許多奇跡。但卻被走資派們稱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xxx還說當時毛主席頭腦發熱，劉少奇和他頭腦不熱。這話只說對了一點，即他頭腦不熱是真的，因為那時全國人民都忙于建設社會主義，xxx卻集聚一些人在一起打橋牌，這樣的人自然對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冷眼旁觀。但大躍進運動取得的驚人成就是誰也抹殺不掉的。
1958年3月17日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制成功；1958年4月12日第一臺40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1958年6月1日第一臺最大的平爐在鞍山鋼鐵廠建成出鋼；1958年7月17日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1958年9月14日第一臺內燃發動機車試制成功；1958年12月28日，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制造的排水量2.21萬噸的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1959年1月1日，第一臺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制成功；1960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廠試制首批氮肥；1962年第一臺1.2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制成。上述成就現在看來并不令人驚奇，但當時卻為中國的鋼鐵、機械制造、交通運輸、電力、電視以及航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在當時卻是全國人民歡呼鼓舞的大創舉，因為新中國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那個年代，除所列上述巨大成就以外，還在大慶找到了油田，推翻了“中國是貧油國”的錯誤論斷。為中國石油事業的發展創下了良好開端。
更令人自豪的是，在尖端科學方面也邁出了重要步伐。1958年6月，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同時還建成回旋加速器；1959年9月，第一臺每秒運算1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成功，為發展國防事業奠定了基礎。當時在交通和水利方面也取得了驚人成就，如全長1000公里的寶成鐵路于1958年1月全線通車；全長698公里的鷹廈鐵路于1958年1月全線通車；全長1000公里的包蘭鐵路于1958年3月通車；1958年3月1日，昆明鐵路與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1959年2月7日，全長605公里的黔貴鐵路通車；1960年1月1日，全長1315公里的蘭新鐵路通車。蘭新、寶成，黔貴、包蘭、鷹廈等鐵路的建成對改善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區內陸交通條件和發展經濟發揮了重大作用。另外，在此短時間內，還建成了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和鄭州黃河大橋，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輪渡歷史。特別應當提出的是，在“三面紅旗”指引下在興修水利方面的偉大成就，且不談全國的全部水利工程，只點部分項目。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庫；1958年11月18日海河提河大壩合攏；1958年12月9日，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結束；1960年1月1日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1960年河南林縣   紅旗渠破土動工……全國各省還修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如北京的十三陵水庫，河北省保定地區的王快水庫，石家莊地區的黃壁莊，崗南水庫。這三座大型水庫除了為當地的灌溉與民生服務外，還向首都北京輸送飲用水。在那個時期還造就了一大批電力灌溉區，為提高農業生產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改革開放后，卻忙于私有化，罄盡國力、借助外力發展資本主義，而忽略了農業基礎設施，才出現了西南五省市遇到大大旱而束手無策的慘景。如果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建國方針何止以出現這樣的結果。在大躍進的推動下，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1960年1月22日，新華社發布：“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提前三年勝利完成。
當然在這個時期所出現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也是不可忽視的。這股“左”的思潮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五風”的始作俑者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等人。當時國際風云激蕩，因蘇聯變修，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中國；伊拉克反帝斗爭勝利，宣布成立獨立的伊斯蘭民主共和國，美國出兵中東；美帝與臺灣的蔣介石政權簽訂“共同防御條約”，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美國與印度反動派和西藏農奴主頭子達賴喇嘛相互勾結，準備發動叛亂……針對這一系列的國內國際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毛主席于1958年6——10月把主要精力置于研究馬列主義理論，批判修正主義，思考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統治等問題。還親臨前線，指揮炮擊金門，將美帝侵略中東的兵力吸引到臺灣海峽來，以減輕中東人民的反帝壓力。還要考慮西藏問題，如何準備對付以達賴為首的農奴主的反叛問題。因此讓劉少奇主抓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煉鋼鐵運動。劉少奇作為領導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線人物，利用手中權力掀起一股“左”傾潮流。
在“五風”中尤以共產風和浮夸風為最嚴重，我們看一看劉少奇是如何煽動共產黨風黨的。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工人談話時說：工人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都是自己干……。他還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現在趕上美國不是十幾年，兩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過英國……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講話時提出：在并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類似上述內容的講話在同一時期內在其他地方也講過。1958年7月14日——18日視察壽張縣，相關報道說：少奇同志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少奇同志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劉少奇對畝產幾萬斤糧食的浮夸風也大加贊賞，說這是“壓倒了科學”，“是一個革命”。并要求當地政府拔出幾百畝土地，辦一個學校，學生一面學習，一面生產，用這個辦法，不要好久，全國人民都能上大學。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時，聽一個鄉黨委書記說一畝地產1萬斤稻谷，劉少奇反問道：還能高產嗎？你們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一些。劉少奇在視察江蘇城鄉時提倡農民搞供給制，他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干部必須跟著走，鄉干部一改，縣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1958年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干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這樣的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哪里？五億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各級干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劉少奇鼓吹“共產風”，“窮過渡”的事實很多，不便一一列舉。在當時河北省保定地區的徐水縣和河南省的信陽地區是劉少奇的兩個試點，這兩個地方受的損失最大。家家戶戶交出自己的糧食到集體食堂吃飯，男女老少統統如此，概不例外。男女分開住宿，實行軍事化的大兵團作戰，每周夫妻團圓一次。河南省的做法是：夫妻分開，父母分開，兒女分開，各自編在青壯年男子班、青壯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別各自到各自的營房住宿，（社員原來的房子，由公社統一分配，分為集體住宿營房和家人團聚營房），每個星期家人團聚一次。毛主席知道后提出嚴厲批評：這是胡來，哪有共產主義不要家庭的呢？這不是幫國民黨蔣介石污蔑共產黨的忙嗎？哪里這樣做，我就支持群眾起來造反。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傳達了劉少奇關于搞試點的指示。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大搞實驗田，深翻地，給莊稼灌狗肉湯，一畝小麥下種100余斤，產量12萬斤，一畝山藥計劃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畝產匹棉5000斤……凡高產放衛星的都插紅旗，實事求是的是扛黑旗。這股左傾風迅速刮向社會，男女老少被卷入共產風和浮夸風之中。當然也有例外，石家莊地區晉縣的周家莊公社，雷金河是個原則性十分強的老黨員，人稱：“老堅決”，在“五風”面前巍然屹立，堅決抵制，自然也就被插了“黑旗”。但他坦然對待，讓人將黑旗插在本公社范圍內的最高處，向世人展示。在改革開放以后，周家莊仍走共同富裕之路，經濟發展遠遠高于個體經濟，但在石家莊地區的經濟發展排行榜上，周家莊還是位于下游。雷金河又讓人將該排行榜用紅紙抄寫下來，貼在木牌上，戳在滄（州）石（石家莊）公路一側。如果在大躍進年代，全國共產黨員都像雷金河那樣堅決，“五風”也不會泛濫成災。
鑒于“五風”愈刮愈烈，如果任其泛濫，必將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無法估量的災難，其損失不可彌補。為此，毛主席先是潑冷水降溫，后是大力糾正。毛主席在天津新意村聽說一畝水稻產10萬斤稻谷，他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1958年11月初，毛主席在湖北省聽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說，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他搖頭說：我不相信。毛主席還對外國朋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1958年11月初，在鄭州會議上說：……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是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還指示《人民日報》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后，畝產廣告還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國民黨報紙）。并指示《人民日報》負責人：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
共產風，浮夸風等不良風是在黨內形成了一種勢力，很難克服。不得已毛主席才大力糾正，召開了一系列會議：1958年11月2日——10日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年11月21日——27日召開武昌會議；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年3月2日——4月1日召開上海會議……在這一連串會議上，毛主席對許多重大問題作了明確指示：針對混淆和打亂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界限的現象，毛主席指示，我國現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在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對遏制“共產風”起到了重大作用；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主席多次批評劉少奇、陳伯達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我們現在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主席還強調了現行社會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格法則的重要意義。他說，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毛主席針對浮夸風講了改進干部作風問題，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謊，人民是騙不了的。他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另外，毛主席還強調農業生產和其他行業要壓縮指標，否則就可能出現死人現象。毛主席為糾正“五風”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和時間，改革開放后竟有人將這盆污水潑在了毛主席頭上，然而事實總歸是事實，劉少奇等人煽動共產風和浮夸風以及毛主席一系列糾正“左傾”風潮的活動都有歷史記載，謊話是不能持久的。但謊話是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和一切邪惡之徒的手中法寶，它不僅可以迷惑群眾，而且還可以誹謗他人，抬高自己。還可以顛倒黑白，以假亂真。我們回憶一下，自從利用非常手段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以后，在“撥亂返正”的口號下又顛倒了多少歷史的真實呢。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不僅被否掉，而且轉嫁責任。比如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不僅一風吹，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有的委以重任。難道真的全部打錯了嗎？真的沒有右派分子嗎？一風吹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有的人至今仍坦然承認自己就是右派，沒有劃錯。再如廬山會議事件，1959年7月2日——3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在會上發生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事件。對于這件事，社會上流傳說是：彭德懷的“意見書”是針對毛主席的，對其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的共產風、浮夸風等錯誤提出嚴厲的批評，毛主席不能容忍，予以報復，把彭德懷等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來準備反“左”的廬山會議也就變成了反右。持這種說法的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彭德懷等人都是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對誰是大躍進運動中“左”傾潮流的始作俑者和毛主席糾正“左”傾錯誤的一系列會議和指示不會不清楚，他們怎么能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呢？很顯然彭德懷“意見書”的鋒芒另有所指。根據一些資料介紹，當時劉少奇最恨彭德懷。廬山會議于7月2日開幕后毛主席提出18個問題讓大家討論，其中包括讀書、形勢、任務、農業、綜合平衡以及團結等問題。彭德懷于7月13日起草給毛主席的信（即“意見書”），14日將“意見書”呈送毛主席。7月16日毛主席批示，將“意見書”印發到會同志討論。討論中對“意見書”中的觀點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黃克誠、周小舟同意“意見書”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支持彭德懷的意見。7月23日，毛主席在會上講了話。他批評“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話，只愿意讓人家講好話，不愿意聽壞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大部分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真正硬，壞話你為什么聽不得？他根據大會收集的討論意見指出：“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他誠懇地批評某些人：“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大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對動搖分子，我贊成不戴帽子，講明是思想方法問題。”他還批評了“共產風”和“一平二調”問題，他說：“現在是刮‘共產風’取消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來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毛主席在講話中再次強調團結問題并對大躍進的偏差承擔了領導責任。
從毛主席的講話中可以看出，對大躍進持不同意見的人爭取耐心開導和善意批評態度。但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的發言中，給彭德懷戴了三頂要命的帽子：一是魏延的骨頭（腦后有反骨），二是朱可夫的黨性（赫魯曉夫借助朱可夫的軍事力量搞政變）；三是馮玉祥作風（即偽君子）。因此，出現彭、黃、張、周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7月31日，毛主席宣布會議結束，準備下山，但當天晚上毛主席又改變主意。據毛主席的貼身衛士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干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們正式通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毛主席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爭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了火，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里，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只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但此決定卻沒執行，8月16日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錯誤的決議》《為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奮斗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議》。還有一個《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但整治彭德懷等人是全會的主要內容。由此可以看出，廬山會議由反“左”轉向反“右”的來龍去脈。
還可以看出，社會上流傳廬山事件是毛主席出于歷史原因報復彭德懷的說法。也是無稽之談。毛主席根本就沒有參加廬山全委會。毛主席為什么不出席全委會？歷史資料里找不到原由，不過縱觀事件的整個過程可以找出其中原因。廬山事件主角是彭德懷和劉少奇的尖銳對立。彭揪住劉在大躍進中所犯錯誤不放，劉欲至彭于死地，毛主席夾在中間，處理起來頗為棘手。彭德懷的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確實存在，但已基本解決，再糾纏無意，只能做為教訓汲取，如果再把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的錯誤抖擻出來，不僅要重新考慮接班人問題，而且要重新設置黨中央領導機關。反之，如果要維護劉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就會制造彭德懷冤案。因此，毛主席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既批評了被提意見者，又批評了提意見者，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評。不僅使黨內矛盾妥善解決，也保護了干部。但有人強硬主張要召開全委會，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問題。毛主席為了顧全大局，同意召開全委會，但又不出席會議表明自己對彭德懷問題的態度。為不使彭德懷受到嚴重打擊，又召開政治局會議，定了處理彭德懷問題的調子。不料掌握全委會的人，用心叵測沒有執行政治局的決定，將彭、黃、張、周打成“反黨集團”。后來，（1961年1月27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時說：“所有人都可以評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評反。”而毛主席于1965年10月，在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時同他談話時說：“——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前后互相印證，廬山會議整彭德懷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后來又給彭德懷平反，這不僅是打一棍子再揉摸一下，而且是為了轉嫁責任。建國20年，黨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最為激烈的時期，當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社會上有些人說：“文革”是“瞎鬧騰”，官方卻說是錯誤的發動。持此言論者有的是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的是報有敵意。上述論調不僅經不起駁斥，而且現實社會已將這些論調擊破。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非常必要及時，而且意義重大而深遠，不論對中國革命還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都巨有重大作用和影響。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是中國共產黨內階級矛盾激化和尖銳對立而導致的，上個世紀50年代中葉，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出現重大動蕩，帝國主義陣營幸災樂禍，社會主義陣營亦驚亦憂，但毛主席卻冷靜觀察，積極思考，從中總結教訓，毛主席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蘇聯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是壞事，但也是好事，毛主席從斯大林過早的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斗爭教訓中探索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如何繼續革命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就在共產黨內，他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將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他不僅告誡全黨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他還領導了三反：五反、整風運動以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是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出于頑固的階級立場，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對抗和架空毛主席，變本加厲地推行他們的資本主義路線，這在（四清）運動中表現得極為突出，1964年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四清中的問題，xxx以毛主席年紀大為借口不讓毛主席參加，但是毛主席堅持參加會議，在會上提出在當前農村，主要矛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廣大農民群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敵我矛盾，但劉少奇卻有意歪曲矛盾的性質，他說是“各種矛盾的交差……主要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對劉少奇轉移矛盾的性質極不滿意，再次強調說，首先要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卻堅持說：“還是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是到處都是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不假思索地說：“張霖之（時任煤炭工業部部長）就是。”
四清運動歷時近兩年，雖然搞的很“左”，（毛主席稱之為形“左”實右），但仍然沒有解決關鍵問題。毛主席認為，官僚主義，干部搞特權，欺壓老百姓就是人民的敵人，就要打倒，否則必然姑息養奸，最終只是黨敗國亡。但劉少奇等人卻主張維持穩定，保護干部。這種原則性的分歧，關系到黨的性質和社會制度，為了永固社會主義江山，保證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連續性，毛主席親自制定了《五•一六通知》，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依靠人民群眾和紅衛兵的造反精神，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將走資派手中的權力奪回來。在《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樣幾段話：“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人物，”“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要奪取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里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有些被我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被我們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還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在《五•一六通知》的號召下，全國人民向走資派發起了進攻，但運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自始至終受到走資派的干擾，致使革命的大潮，猶如狹谷江河，跌宕回旋，延長了運動時間。“群眾觀”和“精英觀”，從來就是互相對立的觀點，輕視群眾，愚弄群眾，壓制群眾，但又害怕群眾，是剝削階級的共同特點，走資派在文革中的表現也是如此。1966年底，毛主席與劉少奇有一次談話，劉少奇問道：“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也要造共產黨的反嗎？”毛主席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在共產黨員內，就要造他們的反，不從黨里抓，要從哪里抓呢……”劉少奇又說，“那以你之見，就這樣鬧下去嗎，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規矩嗎？”毛主席氣憤地說：又是你們那一套黨有黨規，國有國法是不是？以我看，革命就要打爛一切條條框框，讓群眾起來徹底革命。在推翻走資派的斗爭中，是不能給造反派指定那些成規舊俗的。要不然，還有什么革命二字。”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在文革初期，走資派們所推行的壓制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毫不奇怪了。1996年8月之前，毛主席在南方視察了五個月，北京的工作由劉少奇主持，劉少奇等人乘機建立官辦文革，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扭轉斗爭大方向，將斗爭的矛頭指向一般群眾，打擊群眾組織負責人，一些生活上有些劣跡的人也成了斗爭的重點。所謂出身于紅色家庭的高干子弟們，也組織起紅衛兵，投入到運動中來，攪亂了社會秩序，以破“四舊”為名，破壞了大量文物，甚至發生毆打事件。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正是運動處于關鍵時刻，他帶頭造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一張大字報和這一評論。可是在50多天里，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怕，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主席的大字報矛頭，直指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端正了運動的發展方向。1967年1月6日，上海市造反派，率先奪取了上海市黨政大權，毛主席將其贊譽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在《一月風暴》和影響下，奪權斗爭迅速席卷全國。上海奪權以后，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 1967年1月31日，黑龍江省舉行了“紅色造反者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會上宣告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此后，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在這一新的政權結構中，既有軍隊代表，又有革命干部代表，還有革命群眾組織代表。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后，軍隊撤出政權機構，原來的三結合變成“老中青三結合”。老干部富有經驗，中年干部年富力強，青年人朝氣蓬勃，這是最完美的結合，三者之間即有相輔相成的互補作用，還可以傳幫帶，又可以密切群眾關系，同時精減了機構，這是毛主席對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創造性發展。較之“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班子，完全是兩條路線的對立，無數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四化最后變為一化——腐敗化。各級革命委員會下設三委一辦，即政治委員會，生產委員會，群眾工作委員會，還有一個辦公室，各委辦下設若干職能小組，負責具體工作，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后，迅速步入各項工作，而且在“抓革命促生產”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有人污蔑文化大革命 “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純屬無恥讕言。資料顯示：從1967——1976年，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7.1%，天下有這樣的經濟崩潰么？由此可以看出，修正主義分子從來就是惡語貶低他人，謊話美化自己。改革開放30年，此事例無處不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防修反修的大演練，不僅在中國史無前例，而且截至目前，在國際共運史上也是絕無僅有。毛主席把自己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付諸了實踐，延緩了修正主義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更重要的是煅煉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有人評論說，毛主席在農村創建紅色武裝割據，最后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這是橫向發展了馬列主義。而他創立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如何守業是縱向發展了馬列主義，是馬列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這一評論，十分中肯。在毛澤東思想中有許多馬列主義的偉大論斷，其中“造反有理”猶如擎天大旗，永遠鼓舞著人民大眾的革命精神。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叱咤風云的人物。他們奪取政權時高喊“造反有理”，但在掌握政權以后，便推崇儒家的“和為貴”。唯獨毛主席在打爛舊世界時一再用：“造反有理”鼓舞革命者，1939年發表著名論斷：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還提倡“造反有理”，并明確指出，誰欺壓群眾就造誰的反。在“文革”當中人們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將一個個走資派拉下了馬。在“文革”以后“造反有理”的精神仍然在鼓舞著人們的斗志，19xx年的反腐敗斗爭便是鮮明的事例。當時流傳“***的兒子搞詐騙，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但令人迷惑的是在此事件中煽風點火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卻被安全轉移到國外，受到美國的庇護。到底原因何在？官方從來也沒有說明。在“xx事件”以后，群體事件屢屢發生，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群體事件之規模，爆發頻率之高，與時俱進。通鋼事件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在社會上，大、小字報也經常出現，矛頭直指貪官污吏。這不能不說是“文革”的遺風在激勵著受欺壓的人們。不僅“保持穩定”的主觀愿望受到了嚴峻挑戰，而且日益暴露出尖銳的階級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如果這種種矛盾不能正確處理，勢必孕育著更大的動蕩因素。
“斗私批修”是“文革”中的又一偉大創舉。在《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里，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當群眾發動起來以后，毛主席欣喜地指出：“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還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1967年，兩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紅旗》雜志）編輯部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人民日報》在《 “斗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的社論中指出：“斗私批修很精辟，很科學地概括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內容，概括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批判資產階級的基本內容。它是保證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徹底勝利的根本方針，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加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全國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的根本方針。”“剝削階級的舊思想在哪里？最本質的是在一個‘私’字上，就是為自己，就是以‘私’的觀點來看世界。剝削階級的利已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天然土壤，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顛覆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毒菌。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舊的思想體系在工人階級內部最集中的代表者和最頑固的維護者。隱藏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黨內一小撮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一些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而實際上是企圖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修正主義分子。”
上述文字不僅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和“斗私”的重大意義，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第一個“決裂”）以后，還必須實行第二個決裂——和私有制觀念決裂，否則由于修正主義的產生，無產階級的政權還會得而復失。這已被歷史所證明。同時還解答了一個疑惑，為什么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出生入死，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要變質呢？其根源就在于一個“私”字。修正主義者與歷史上的權貴集團一樣，當其受到壓迫的時候，他們就起來造反。在推倒舊的政權以后，他們自己又成了新的權貴集團，反過來又壓迫他人。中國的那些走資派們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做了高官，手中握有重權，坐著好車，住著好房，過著優越的生活。但他們還想蔭妻封子，世世代代過著權貴生活，處于人上人的地位，那就得恢復剝削制度，享受剝削者的特權。但他們又不敢亮出自己的真實旗子和牌子，只好披著馬列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
“文革”中的“斗私批修”除了從根本上解決修正主義問題以外，在現實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如派性嚴重，對立情緒大，固執錯誤，互不服氣，以造反派自居，缺少自我批評精神，還有這樣那樣的思想毛病，都需要通過“斗私”來解決。當時的“斗私批修”主要措施有：
一、辦學習班，1968年2月，毛主席提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解決”，一些靠邊站的干部在學習班里通過集中學習，思考和斗私批修，提高了路線覺悟，煥發了革命朝氣。一些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在學習班學習以后清除了對立情緒，增強了團結。
   二、創辦“五•七”干校。全國第一個“五•七”干校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創辦的，為機關干部思想革命化，改革上層建筑走出了一條新路。毛主席曾批示說：“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都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事實證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養干部的好地方，許多干部在“五•七”干校親臨三大革命第一線，學到了農業和各種技能，增強了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性，克服了官僚主義。
三、上山下鄉。建國初期，毛主席曾指出：“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7年，毛主席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響應黨的號召，踴躍上山下鄉。”廣大知識青年，積極響應這一偉大號召，上山下鄉。當時有三種形式：到農村插隊落戶；參加生產建設兵團或軍墾農場；建立知識青年國營農場或集體農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直接參加三大革命的實踐活動，既了解了中國國情，又鍛煉了吃苦耐勞的精神，還強健了體魄，增強了生活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確定人生坐標。現在在大學生無法就業的情況下也號召大學生到農村去，但他們很少有人有所作為。因為現在很大部分村政權掌握在村霸手中，那些大學生不但不能擔任主要角色，而且連生活也很困難，給一點瘠薄地土地讓你耕種，有收獲即抵頂工資，沒有收獲，生活就沒有著落。最后落個馬鈴薯搬家——滾蛋出溝。
在“文革”中還有其他重大改革
一、教育革命。在《十六條》中第十條為教育改革。1967年復課鬧革命后即進行教育改革，其主要內容為教育領導體制改革，教學體制改革；招生制度改革。成立革命領導干部、教職員工和學生參加的三結合領導機構。到1968年8月，依照“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指示，工人宣傳隊長期留在學校。在農村則成立以貧下中農為主、有師生代表參加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在教學方面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體制。在招生制度上改變“一張考卷定終身”的不合理現象，廢除統考制，實行“群眾推薦”“領導審批”的招生制度。即在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習幾年后，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做法培養出了一大批教授、工程師、有造詣的義務人員、科研人員和其他行業的骨干力量。在改革開放后這種教學改革受到了批判，并予以廢除，并實行了片面追求智力教育和升學率的教育制度。比“學而優則仕還學而優則仕”。沉重的課業負擔壓得學生喘不過氣，嚴重危害了學生的身心健康。有的學生在無法承受的情況下或逃離家庭、或自殺，教師為了追求高升學率，不僅殘酷體罰學生，而且動員一些成績差的學生退學，或者對其放任自流，致使一些男女少年自動離開學校，三三五五混跡于社會，口里嘬著口香糖，叼著香煙，出沒于大街小巷，成為地皮渣子的后備軍。還有窮苦家庭的孩子，經過千辛萬苦，逐步升學，最后大學畢業，但因無人無錢找不到工作。有一位政法大學的畢業生，本應到對口單位工作，但由于無法“意思”30萬人民幣，只好長期待業。
二、醫療衛生改革。此項改革始于1965年，在“文革”期間廣泛實行。改革的內容主要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為工農兵服務，其做法是，城市醫院除擔負城鎮居民醫療服務外，還派出醫護人員到農村進行巡回醫療，解決疑難雜癥。更重要的任務是幫助農村建立合作醫療制度，培訓農村醫護人員。當時幾乎村村都有“赤腳醫生”形成了廣泛的醫療網。一般病癥不用出村，而且免費治療，使廣大農民的身心健康得到了保障。可惜后來被否定了，農村醫療網被破壞。一些赤腳醫生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開辦了私人診所，將為農民服務變為謀求個人經濟利益。
三、文藝改革，文學藝術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為特定的社會服務的，毛主席提出文藝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權服務，為文藝改革指明了政治方向。新中國建立后工農大眾成為國家的主人，那么工農形象也應占據藝術舞臺，便成了文藝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經過多方努力，陸續推出了一批現代劇目，以《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8個現代京劇（當時稱做“樣板戲”）等最為流行，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趕下了大舞臺。但改革開放以后，大部分舊戲又回到了舞臺，就連鬼戲也出現在觀眾面前，勞動人民則成了舞臺上的配角或小花臉。即是那些現代題材的影視節目，占據舞臺的也大多是剝削階級集團，及其附屬于這個集團的種種人物，什么大款、高官、白領、女秘、情婦、二奶、三陪小姐、黑社會組織……人們耳濡目染的是爾虞我詐，互相傾軋，行奸使巧，不法經營，金錢開道，美女公關，暴力破堅…….還有赤裸裸的色情渲染：袒胸裸背，追求性感，肉麻挑逗，瘋狂刺激，床上戲成為時尚。凡此種種，不堪入目。這種充斥華夏的腐朽頹廢文化之所以泛濫，或許是源于“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吧。
文化大革命不僅取得了反修防修的重大勝利。而且在國際關系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964年1月17日，毛主席根據國際形勢變化，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1974年2月，毛主席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明確提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整個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三個世界的劃分，不僅是中國外交路線的基礎，也是國際反帝、反霸、反殖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使中國的外交路線取得了重大勝利，從1965年到1976年，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49個增加到111個，1971年，依靠第三世界國家，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訪華，1973年中國從發達國家進口13條化肥生產線，遂打破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嚴密經濟封鎖。現在有人故意將改革開放的時間上溯到尼克松訪華，這是極端錯誤的。毛主席打破帝國主義封鎖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而改革開放則是為了借外國資本、外國技術和國外貿易加速資本主義復辟，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和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造成對帝國主義的巨大依賴性。
文革結束已經30余年，70后、80后、90后的人對“文革”完全不了解，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用顯微鏡觀察“文革”中的偏差，并污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這就有必要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后來人。對于“文革”中的偏差，毛主席已做總結：“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所謂“打倒一切”是指領導干部被罷官奪權，并受到沖擊和批斗。所謂“全面內戰”是指全國各地群眾組織發生多處武斗。但根子在走資派。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挑動群眾斗群眾。比如某省的群眾組織從省城到農村分為兩大派，當時的省委書記和省長各支持一派。兩派之間嚴重對立，互爭是非，互相攻擊，情緒激烈時升級為武斗。但并非是全社會人員均投入武斗，只有個別人脫離工廠、農村，走向社會鬧革命，絕大多數人仍在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當時還有一個“打砸搶”的名詞，但并非搶劫公司財務，而是槍支彈藥。但不是真正的打砸搶，而是暗發明搶，表面上造成一種打砸搶的現象。因為那些發槍者也有派性，或支持那一派或支持這一派。為了壯大自己所支持的一派，促使了武斗升級。另外，“文革”中還有一種形“左”實右的現象，比如“紅海洋”、“早請示，晚匯報”等等，這些不應出現的東西之所以出現，根子都在上層，影響了對走資派的斗爭。
在“文革”的某些時段雖然出現過一些亂象，但人心不亂，黨風民風不亂，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失業，沒有大學生就業難，沒有腐敗，沒有黑社會，沒有搶劫，沒有防盜門，沒有兇殺案，更沒有滅門案，沒有拐賣婦女兒童，沒有假冒偽劣商品，沒有含有毒素的食品，沒有欺詐哄騙，沒有黃、賭、毒等丑惡現象……
文化大革命歷時10年，把走資派打得人仰馬翻，還進行了一系列上層建筑領域里的改革，這是了不起的勝利。但目睹中國之現狀，有人說：“文革”失敗了。這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不過筆者以為這種說法并不準確，還是毛主席說的對。他在逝世前，在小范圍內講了一段話（大意）：他一生干了兩件事，一件是把日本人請回了老家，把蔣介石趕到了幾個海島上，這件事反對的人不多。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持異議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要接班。接的好和平接，接不好腥風血雨。第一件事怎么接，暫時很難說，其中變數很大。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執政以后，海峽兩岸的關系有了一定改善。但美國把持臺灣的戰略方針沒有變，不僅屢屢向臺灣出售武器，近期又出售60億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尖端武器。而且美、臺之間還有共同“防御條約”這也給祖國統一設置了重大障礙。至于第二件事誰都清楚，毛主席尸骨未寒，他的親人就被抓捕審判，并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媒體雖然公開了一些審判場面，但沒有公布“反革命”罪行。全國人民至今也不知道江青等人有沒有背叛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沒有背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有沒有背叛祖國和祖國人民，有沒有里通外國，有沒有投靠國內外資產階級……如果有，至今沒有看到官方宣布構成：“反革命”的具體材料，如果沒有，何以被打成“反革命”？不過，我們從一些資料中得知江青被扭送出法庭時不住地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那么江青等人要造誰的反呢？又是誰因為她們造反而實施報復呢？天下人皆知之。改革開放30年的現實已經使更多的人認識到對待“文革”的態度是區分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糊涂認識者除外）的分界線。據說修正主義者選拔接班人的首要條件是對 “文革”持反對態度。
所謂“發展生產力”是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一個巨大幌子，為了這一目的，他不僅破壞了許多先進的生產力，而且還提出了“少數人富起來”、“一塊石頭”、“兩只貓”、“不搞運動”等一系列論點，并長期加以宣傳，而且攻擊毛主席只會搞政治運動，不懂得搞經濟。然而他們所攻訐的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毛主席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闡述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正關系，一再強調把政治工作擺在統帥地位，用政治工作統帥一切工作，還明確提出：“抓革命，促生產”。這種政治思想工作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請看以下資料：建國之初，一窮二白，我國的GDP1949年408億元，1978年3645.2億元，2008年31404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前29年增長指數為801.9%，增長7倍多，后30年比前29年高出2.35個百分點。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前29年的GDP主要是一、二產業創造的，后30年的GDP服務行業占很大比例；其二，全國人民在29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創造積累的財富轉移到了少數人手中。那么特色社會的GDP很大一部分是新生資產階級創造的，但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原始資本原來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財富；其三，前29年的GDP是由國有職工創造的，賺下的錢都是中國人自己的，后30年的GDP外資經濟占很大比例，這就意味著外國人拿走了金錢，中國留下了GDP；前29年物價穩定，后30年多次通貨膨脹；按消費物價測算，2008年522.7元只相當于1978年的100元；前29年是靠自力更生取得的，后30年是依賴外國資本、外國技術，外國貿易取得的；如果扣除上述因素，特別是扣除前29年的社會主義財富，特色社會的經濟又是什么狀況呢？令人炫目的GDP數字又是多少呢？我們再看看投資效益：1978年社會總投資668.72億元，當年新增資產496.9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74.3%，2008年社會總投資172828億元，是1978年的257.4倍，新增固定資產91966.2億元，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53.2%，低于1978年21.1個百分點，2008年總投資損失36445.3億元。在以總投資效益系數相比較1978年新增GDP443.3億,總投資是668.72億，投資效果系數為66.3(指每百元投資新增GDP)，2008新增GDP43364.4億，總投資172828.4億，投資效果系數為25.1，比1978年低41.2個百分點，如果按1978年水平衡量2008年損失GDP1220.8億元，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前后的經濟效益。
二、改革開放
1976年9月9日，是全國勞動人民永遠追思的日子，這一天中國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殞落了。此后，中央廣播電臺，新聞聯播欄目的“東方紅”音樂也被撤掉了，預示著偉大領袖要被否定。再往后，那個始作俑者就開始變天了。少數人成為富有者，多數人漸漸失去政治和經濟地位，兩極分化居世界第一。但70后、80后、90后的人對這一“變天”過程是不大清楚的。再加上輿論的誤導，造成了黑白混淆，是非顛倒，這就有必要把后來變革的實質說清楚。
在改革開放之始，始作俑者也說過一些好聽的話，比如“四項基本原則啦”、“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啦”，還有什么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這些都是“只說不干”，或者為改革的真實動機打掩護。他要真正干的是不明說的，或者用含糊的話語示人。他從來沒有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只有對少數貼心人才道出真言。而且這種兩面派作風代代相傳，至今屢見不鮮。這是資產階級的本質所決定。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重大的歷史轉折，首先在組織上采取重大措施，將一些所謂“思想僵化，墨守成規”的人（實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道路的人）趕出黨和國家的政治舞臺，將反對和敵視文化大革命的人安排在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崗位，其中包括被那個始作俑者玩于于掌股之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進行了“撥亂返正”，對一系列的案件“平反”，恢復名譽。其中包括對全部右派分子摘帽，給地、富分子摘帽，寬大釋放原國民黨集團黨、政、軍、特人員……。共產黨光明磊落，有錯必糾，有反必正，有冤必平，但應仔細甄別，區別對待，不能一風吹。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所有案件都錯了嗎？比如有的右派分子，至今仍坦然承認自己就是右派，并直言不諱的說當初沒有打錯他。那么這些人為何也摘掉帽子呢？這就說明平反活動并不是出于嚴肅認真和科學的態度，而是別有用心。這種大規模的“舉逸民”活動，就是為了“興滅國，繼絕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網羅和積儲力量，無甄別的平反風使國人議論紛紛。那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另一股政治風更加讓人迷惑和憂慮，那就是為了“解放思想”而糾正毛主席晚年所謂的錯誤。隨后掀起一股重新評價毛主席的活動，一時全國烏煙瘴氣，大有烏云壓城城欲催之勢。有的地方幾乎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甚至把毛主席舊居紀念館的牌子也摘掉了，其囂張氣焰，較之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忠者自忠，奸者自奸，30多年過去了，偉人顯得更偉大，小人顯得更妙小，這從中華網的“公墓”可見一斑。偉人受膜拜，小人遭唾罵，這就是民意。所謂毛主席的晚年錯誤，正是偉人的偉大之處，是他探索和總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親自發動了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現在看來，當初對文化大革命持異議的人大多都沒有看清走資派的真實面目，如果那些老帥們還健在，看到他們為之征戰的無產階級江山變成現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政權，又是什么態度呢？
經過一系列的“撥亂返正”，不僅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被否定了，就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在十二大修改的黨章中徹底消失了。“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變成“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在后來又變成：“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馬列主義的階級學說在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徹底消失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多階級的政黨。有的是共產黨員變成資產階級或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有的是成為資本家以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在政治舞臺上占據了一定席位，這種現象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見。毛主席說：一個政黨只能代表一個階級，不能代表兩個以上的階級。中國國民黨在統治大陸期間從沒有聽說窮人加入國民黨，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也沒有聽說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中國共產黨內則既有資本家又有工人，這恐怕也是政治上的“轉基因”吧，否則哪有這樣畸形怪狀的政黨。政黨是階級的產物，一個由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混雜在一起的政黨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呢？一個社會大蛋糕不會被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共同平等享受，因為這個政黨不能公平操刀切割，特色理論，對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明確說明，如何公平公正地處理這一問題。就連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也沒有把所有的中國人都看成是平等的“本”。
從中國共產黨黨章的修改到中國共產黨性質的變化，使我們明白了一個問題，所謂“解放思想”就是拋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他們認為那是教條主義；所謂撥亂返正，就是否定社會主義革命。那么在他們看來什么才是正確的呢？自然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確定建設特色社會主義的依據是什么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色社會的主要任務是什么呢？是發展生產力。如何發展生產力呢？是改革開放。這就不難看出，“解放思想”、“撥亂返正”都是為改革開放掃除種種障礙和阻力，鋪平道路。所謂“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轉型”，所謂“轉型”就是由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所謂開放就是與國際接軌，所謂與國際接軌就是將中國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這并不是筆者獨撰妄說，因為始作俑者明確說明要讓少數人富起來。社會生產資料是有限的，少數人富了，多數人就要窮，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另外他曾私下對親信說“要搞一段資本主義”，由此我們得到了一點啟示：所謂初級階段，就是建國初期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翻版，因為兩者都要發展資本主義。
包括走資派家人在內的少數人要富起來，必須走邪門歪道，否則是富不起來的，因為他們一沒有祖上基業，二沒有點石成金之術，只能將他人（主要是國家和集體）的財富，攫為已有。于是借助私有化少數人乘機發財，一場大規模的變公有為私有的改革風暴席卷全國，先農村后城市，先農業后工業，先集體后國營。官商勾結為劫掠社會主義財富爭先恐后。其手段也是各式各樣的，如：有一國營牛奶廠，其負責人詭稱奶牛患了病，賤價處理，萬余元一條的牛只作價100元。這位負責人，只付出一萬多元便將一百多頭奶牛趕回了自己的原籍。一個國營奶牛場變成了私營。還有一個大型國有企業，價值數億元，企業負責人在國企中辦私企，最后將國企掏空，私企脫殼而出；類似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但始作俑者還在鼓勵說：“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有的人在吞噬國有資產時心有疑慮，他又用“不搞運動”為其吃定心丸，全國人民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財富，變為少數人所有，國人要追究他們第一桶金的來路，他又霸道地提出“不爭論”，致使不法之徒更加膽大妄為。官商勾結，拼命私有化，在江核心時期，私有經濟已占有半壁江山，現在私有經濟已成為主體地位，國有經濟退居次要地位，但這并不是私有化的最后底線，現在屈指可數的一點點國有企業，還要賣給外國人，讓中國工人給洋人當奴隸。
上面談了改革，我們再談談“開放”。所謂“開放”就是為借助洋人的力量，徹底催毀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進程，中國忍受屈辱，加入世貿組織就是出于這一目的，結果又怎樣呢，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達到了，但產生了比國民黨時期蔣、宋、孔、陳更加龐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老子做高官，兒子搞買辦，孫子攜帶家產定居海外，而國家利益和民族經濟卻蒙受了巨大損失。有的官僚買辦為了自己的利益賣身投靠帝國主義，充當洋人的奸細，但他們有恃無恐。因為“八•二憲法”中刪除了要懲辦一切賣國“賊”的條款。在現代史上，尤其是晚清和北洋軍閥時期，中國和洋人打交道，從來沒有撥過長籌，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喪權辱國。在改革時期的“開放”中與洋人交往同樣是吃虧當傻瓜，把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地盤、基礎設施、有限資源、廉價勞動力、龐大的國內市場等，自動送給洋人，還輔之于優惠政策，而中國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徒有數字的GDP低附加值的“中國制造”，利潤微薄的外貿所得，低關稅，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呢？再就是負收入，比如嚴重污染的環境，極大的影響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和生育能力，造成了惡劣的繁衍后果，中國損失還遠不止這些，在經濟上的吃虧更令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義憤難遏。這里只舉幾宗。
關于中國的大飛機。970年8月21日，有關部門根據中央決策，向上海市下達了研制大型客機“運十”的任務。當時從全國各地集中技術人員800多名，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歷時8年完成了飛機設計，1980年9月，“運十”大客機首航成功，在試航過程中，“運十”先后在北京、合肥、哈爾濱、烏魯木齊、昆明、成都等地轉場。尤其是曾前后7次飛抵起降難度大的西藏拉薩。“運十”的性能與當時的“波音707”是同一量機，可惜就在此時由于資改派出于投靠帝國主義的本性，下令“運十”工程下馬，與美國麥道公司合作，制造“麥道80190”客機。依照合作條件，上海飛機制造廠，組裝了35架麥道“82”，并生產了一些飛機部件，但只限于飛機起落架和倉門。到1997年，由于美方原因，雙方合作中止。此次中美“聯姻”只有五年的時間，美方便“上房抽梯”，美國人對此曾這樣說：“因為上海搞‘運十’，美國飛機就不好打進中國市場”。由于這一原因，過了三十多年，中國的大飛機才從頭做起，但中國的天空，飛滿了人家的飛機。美帝的意圖實現了，卻坑了中國。但繼任人并沒有吸取這一教訓，仍然和美帝緊依緊傍，不棄不離，如影隨形。
關于裝備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是工業的核心，是綜合國力的基礎，一個國家的裝備工業的發達程度是國家工業和科學技術水平的標志。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卻是依靠進口裝備，占設備投資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光纖制造設備占100%，集中電路制造設備和石油化工裝備占80%以上，轎車制造設備占70%，還有紡織機械設備，數控機床也都依靠進口。這就使中國的裝備制造業陷入了“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永遠處于落后狀態。
關于橡膠工業。橡膠工業與國民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密不可分，沒有橡膠，就沒有國防、航天、艦船、電子、機器、建筑等機械的密封件和橡膠制品，特別是輪胎制造業。沒有輪胎，汽車不能跑，飛機不能飛，大炮，火箭不能移動，裝甲車不能前進……因此在新中國建立之后，美、英、日、法、德等國就把橡膠列為重點封鎖戰略物資。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大力發展自己的橡膠和輪胎工業。最終使中國的生膠消耗量居世界第二位，輪胎產量居世界第三位，但在1993年以后，國家一些定點輪胎企業被外國大型跨國公司控股，到上個世紀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業已達三分這二，而且都是我國的輪胎企業骨干，其中包括一些為我國國防工業、飛機、裝甲車提供輪胎的生產企業。
關于大豆貿易。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中，對美國作了過大讓步，大豆等農產品關稅僅3%致使控制國際大豆貿易的四大跨國糧商（美國三家公司和一家法國公司）以低價向我們傾銷巴西、阿根廷的轉基因大豆。2004年三月，在美國壓力下“中國大豆采購團”前往美國集體采購大豆，美國趁機操縱市場，大豆期貨從220美元一噸，暴漲到391美元一噸。當中國代表團們剛剛簽完合同，離開美國，國際大豆價格立即暴跌了50%，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因此被送上絕路。隨后，跨國公司對幸存的中國油脂企業趁機大規模收購。致使1000多家中國內資榨油企業灰飛煙滅，而國際四大糧商，控制了中國85%以上的大豆加工總量。外國糧商控制了國際大豆貿易和定價權，又控制了我國國內大豆加工業和貿易及定價權，摧毀了我們的大豆加工業，并且促使我國大豆種植面積也下降了一半。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與“國際接軌”，造成中國經濟的巨大依賴性和依附性，在我國28個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資產控制權。xxx在2010年3月14日答記者問時坦率承認，在中國的貿易中外資與中外合資產品占60%，那么中國的獨資企業只有40%，而且加工業占50%，這就說明中國自主企業的品牌微乎其微。這種經濟上的依附性給中國的經濟安全帶來巨大隱患。美國還利用軍事和政治手段給中國制造了巨大威脅。美帝為了肢解中國，把藏獨、疆獨、臺獨和民運分子一起收羅在帳下，甚至連法輪功頭子李洪志也收留起來。傳聞李洪志于去年在美國洛杉磯獲得什么“人權領袖獎”。如果此事屬實，那說明美帝正是看中了李洪志及其徒子徒孫們的搗亂能量和作用。去年的新疆“7•5”事件在經濟上造成了重大損失，在政治上造成了惡劣影響。該事件的根子明明是美帝國主義，但中國當局卻不敢正視。不僅不予以譴責，而且連慍怒之色也沒有。不僅如此，在“7•5”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中國高層卻表示要與美帝“同舟共濟”。這種媚態軟骨丟盡了中國人的臉面。中華民族那種“威武不屈”的精神在他們身上失傳了。這與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主席的崇高人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彼時，曾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際形勢十分嚴峻，隨時都有可能被美帝蘇修夾擊。毛主席以高超的謀略和斗爭藝術巧妙利用國際形勢，不僅擺脫了這種極度危險的局面，還出現尼克松訪華，國際經濟封鎖也逐漸松動。形成了中蘇美三足鼎立的格局。其實，美帝給中國制造的麻煩遠不止“7•5”事件。臺獨勢力活動猖獗，阻撓海峽兩岸和平統一，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臺獨勢力之所以有恃無恐。也是由于美帝的支持。南沙群島的麻煩更令人憤慨。雖然其中有諸多因素，但美日插手是主要禍根。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目前已形成 “六國七方”介入，“四國五方”軍事占領。南沙有眾多島礁，中國占據8個（其中臺灣地區占據1個），另外40多個被他國無理占領。其中越南占據29個，菲律賓占據8個，馬來西亞占據5個，文萊和印度尼西亞也對部分島礁和海域提出了主權要求。東南亞國家為了對付中國大量購買武器，與五年前相比，其中印尼增加了84%，新加坡增加了146%，馬來西亞增長了722%，面對這種軍事擴張，中國卻表現出了出人意料的“寬宏大量”，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治主張。在處理中日東海海域問題上也采取了同樣的方法。領土歸屬問題是嚴肅的原則問題，應該寸土不讓。而“擱置爭議”的和稀泥態度表現出修正主義者自身的軟弱性。為了茍安一時，采取了“以金錢買穩定”，“以主權換和平”（實為茍安）的錯誤政策。在美帝支持下印度在中印邊境，也不斷制造麻煩，其中印度在中國的藏南地區的居民，以達60余萬，相當中國居民的兩倍多，美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已經構成，形成了“U”字形，現在美帝又插足蒙古，如果目的一旦實現，這個“U”字形的豁口也被堵上一大塊，中國修正主義集團對此沒有任何明確反應，這恐怕又是始作俑者“韜光養晦”的遺傳基因吧。在隔代遺囑的影響下，中國高層極力討好美帝。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各國都在忙于自救，而中國卻把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幫助美帝救市，據統計中國先后注入美國的資金已達兩萬多億美元，其中購買美國債券八千億美元，還有六百噸黃金也在美國，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債券國，而中國人民卻過著窮日子，中國修正主義集團在中國全面推行復辟、復舊、復古、造成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尖銳對立。中華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絕不是什么太平盛世，更不是什么“和諧”社會，動亂的兆征已見端倪，絕不是復活儒家學說所能挽救的，請看下列情況：1、改革路線將全國人民創造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給了極少數人，造成生產資料占有的極大不公，進而造成生產效益的分配不公。這種社會的不公平造成貧富懸殊、兩級分化、富人揮金如土，窮人則生活艱難，不僅為溫飽而憂愁，甚至為治病故意犯罪進監獄或賣兒賣女，中國的貧富差別已經超過了美國。現在的吉尼系數已接近0.5，貧富差距如此之大，這在世界各國并不多見。有資料顯示，中國的富豪已達80多萬，其中億萬富豪5萬多，而且斂財速度極快，2004年中國十億元富翁近100個，2010年卻達到了1000人，富豪中的前40名身價達70億人民幣，而中國的窮人年收入才1000多元人民幣。每天生活費在1美元以下的窮人，全國還有1.7億多。雖然近年來實行了“三農優惠”政策免除了農業稅，給予種糧補貼和低保生活費，但都是象征性的，少的可憐，所以農民的總體狀況并沒有多大改善，治病難，上學難，建房難，男性結婚難等困難，仍沉重地壓在絕大數農民的頭上。中國人民工資最低，只占GDP的8%，而歐美國家在50%以上，南美洲發展中國家平均為38%，中東的伊朗、土耳其為28%，東南亞包括非律賓、泰國平均為25%，連最窮的非洲國家都在20%以下，而中國卻低得可憐，但中國工人勞動強度最大，好多企業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有的達十六個小時。
社會不公，不僅突出地表現在財富的占有方面，而且還表現在人際關系和政治待遇方面，富人受到政府尊重，窮人受到歧視，盡管資本家雖然對工人殘酷壓榨和剝削，但在當地政府官員眼中，卻是發展經濟的功臣，是財神爺，奉為上賓。與其稱兄道弟。某市有一汽車制造廠，慘酷剝削工人，而卻成了什么代表，而在“八•二憲法”中不僅刪除了“四大”條款，還刪除了“罷工自由”的條款。老百姓受了冤枉要向政府反應，則要排起長隊等待信訪部門接見，而且上訪人數一起不能超過四個人，否則便視為犯法。在銀行業務廳還開辟了“貴賓室”，“貴賓窗口”。凡辦理大額業務者一律視為貴賓，其他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對社會有什么貢獻，即是英雄模范有歷史功勛的人凡小額業務者都在普通窗口排隊。都是“賤民”。在現實社會中，唯有錢才是區分尊卑貴賤的標準。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唯錢是瞻，難道不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信號么？
2、生產資料私有化，使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上一些不公平的現象和黑暗腐敗現象所產生的根源，我們首先看看現實社會的黑暗現象：吸毒、販毒、走私、賭博、盜竊、搶劫、詐騙、兇殺、慘害勞工、拐賣人口、放高利貸……黑社會勢力滲透城鄉，獨霸各個領域，甚至左右官府。重慶打黑便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但令人生疑的是重慶打黑做法為什么沒有在全國展開，如果真的在全國來一次打黑活動，這不僅違反了“不搞運動”的禁令，而且還徹底暴露了特色社會的本質，好多官僚買辦階層，很可能被卷進去，這就是中國打黑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
在新中國成立后，短短三年就清除了吸毒、娼妓和賭博，將一個爛糟糟的社會整理得干干凈凈，井然有序。改革開放以后，產生了剝削者，這些丑惡現象不僅死恢復燃，而且泛濫成災。賭博遍及城鄉，不少人借高利貸參于豪賭。有的因欠賭債，舍妻拋子，長期流浪在外；有的走上犯罪道路，非盜即搶，販毒、吸毒現象不僅普遍存在于城市，而且連小小的城鎮也不乏吸毒者。吸、毒、嫖成為一些人走上偷搶兇殺等犯罪道路的重要根源之一，并造成社會治安的極度惡化。盜竊搶劫在3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無處不在，而且日益嚴重。被偷搶財務大到銀行、金店、汽車，小到坤包、首飾，就連老太太脖子上的金項鏈，手上的金戒指，頭上的金耳壞也成了搶劫目標，至于自行車的丟失更是常事，擁擠的早市是竊賊最活躍的地方之一，在人們專心挑選購物時，錢包和自行車卻不翼而去。偷盜和拐賣兒童事件給人們心理上造成極大恐懼和壓力。迫使帶孩子的家長格外留心，寸步不離。就是對學齡兒童也不敢大意。筆者所居住的小區，距最近的一所小學不過一公里，若在毛主席時代，小學生完全可以自己歡快地去學校，而現在卻要家長接送。無人身安全，無食品安全成了當今社會的普遍現象。這種人人沒有安全感的社會還被稱之為“太平盛世”、“和諧社會”，到底是贊頌還是諷刺，很難分辨清楚。
3、改革開放所造成的腐敗現象，更是觸目驚心，比如貪污、受賄、行賄、買官、賣官、官商勾結、包養情婦、包庇犯罪、侵吞國家財產……如此等等。凡是行使權力的地方大多有腐敗現象存在。就是一個小小的市場管理人員，逢年過節還向商販索取肉食和蔬菜。至于那些貪官，比舊社會窮人身上的虱子還多，捉不完，拿不敗。在已破獲的反貪案件中，窩案串案明顯增多。其實許多個案，如果深查細挖，也多是成窩成串。官員腐敗如此嚴重，根子是私有化為貪官創造了謀私機會，他們官商勾結，使腐敗勢力像長瘋了的瓜蔓，拼命向畸形發展。一老區縣的主要負責人，利用有利的人際關系，上送下刮，左右聯手，形成一張大大的關系網。此人也由正縣級調任某市副市長，擠進高干行列。當地五十多名科局級以實名先后向中紀委舉報十一次之多，但該貪官卻不斷深遷。這只是一個縣的官員情況，其它地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近年來加大了懲治腐敗的力度，這是值得歡迎和高興的事。但能否遏制腐敗的勢頭，還是個未知數，因為據筆者觀察，一些人仍然在索賄、受賄。要辦事必須“意思，意思”，否則辦不成事。若要將亂糟糟的干部隊伍整理的像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清正廉明，是不可能的。即使當今高層領導人有懲治腐敗的愿望，但也難以給絕大數貪官們來個滅頂之災。因為在客觀上受到很大限制。其一、私有制是產生腐敗的溫床，從當前政治路線看，不可能變私有制為公有制；其二，工農大眾已失去了毛主席時期所享有的監督政府和政府官員的權力，沒有廣大群眾參與的反腐敗，貪官們便有了遁逃的機會，其三，如真的將貪官的大部分挖出來，那么改革開放后的共產黨真實面目就會暴露于世，那就等于自毀形象；其次，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是最大的腐敗集團，如徹底清除腐敗，那么他們這個階級也就自身難保。因此，存在于當今社會的各種腐敗現象便成了不可救治的痼疾。xxx曾說，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貪污腐敗足以影響社會穩定，甚至政權的鞏固。現在通貨膨脹已經發生，2010年1、2月份，PPI增長4.9%，外購燃料、動力、原材料、增長9。1%，盡管xxx表示要分配好“社會大蛋糕”，貪婪的資產階級能夠慷慨吐哺嗎？在存在剝削的社會環境中，能夠公平分配社會大蛋糕嗎？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xxx表示要走出一條光明的道路，但又承認走這條道路十分艱難，但必須走下去，這只是主觀愿望，這條光明大道能不能走出來，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一是經濟存在很多困難，并沒有完全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在中國的制造業中，有多個系統存在著生產過剩的問題，外貿遇到了歐美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壁壘，對中國商品課以重稅，最近又逼迫人民幣升值，如果美國如愿以償，那么中國的外貿必然受到嚴重損失。最近出現的民工荒，也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困難，還有社會治安惡化，各種丑惡現象泛濫，群體事件頻繁發生，這都是難以治理的嚴重問題，中國高層本應深刻反思，尋找根本原因，對癥下藥，根治骨脊。但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卻沒有這么做，而是飲鴆止渴。為了扭轉巨額財政赤字，在加大國債的同時，又采取了一些不良措施，其一、公然接見澳門賭王，而后將海南省批為旅游省，開放賭博業，這不僅僅是將中國引向歧途，而且損壞了國防建設，中國要維護南疆海域必須在近范圍內建立海軍基地，而海南省又是最理想的首選地址。如果海南一旦成為國際旅游區，自然無軍事秘密可言，另外中國建設方針是加大城鎮建設，但現在的城鎮人口已超過了農村，如果繼續下去，必然縮小農村范圍和農村人口，全國十八億耕地也很難維持。為了解決糧食不足，農業部提出種植轉基因主糧種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還發了2010年1號文件。此事猶如巨石投水，引起軒然大波。一些正直的科學家，紛紛在網上發表文章，勸阻此事，并歷數轉基因食品對人類的危害，但政府在沒有充分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就冒然下發文件，這不僅將中國的糧食安全權交給了美國人，而且很可能滅絕中華民族。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你們說轉基因主糧有好處，那么倡導種植轉基因主糧者及其家人就應率先吃轉基因商品，這樣既可以使“爭論”塵埃落地，又可起到示范作用，否則就是把老百姓當做了實驗品。
文章寫到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前后兩次變革有著本質的區別。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世界，一個“公”字，把全國人民凝聚在一起，形成各行各業有組織、有秩序、人人為公的全國一盤棋社會。后一次改革是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世界，一個“私”字渙散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金錢腐蝕了人們的信仰與道德，以私字為核心的“各顧各”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素質和形象。熙熙攘攘利來利往成為當今整個社會的基本特征。
主要參考資料：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2、《還清白于毛澤東——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
3、《中共歷次代表大會焦點寫真》
4、《劉少奇在建國后的20年》
5、《五十年》
6、報刊相關文章
寫于2010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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