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主席批轉《鞍鋼憲法》五十周年
王慶人，2010年3月22日
有些讀者也許不同意我在標題中這樣稱呼毛澤東，但請您諒解：我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與您求同存異、以“博”交友吧。
今天是毛主席批轉《鞍鋼憲法》50周年。被批轉的鞍山市委報告的主題是群眾性“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即雙革。我本人那時正在讀高一下學期，恰好在校辦工廠提出并實踐了我人生的第一個技術革新項目。這些天，我一直在想應該寫點什么。
《鞍鋼憲法》功過評說
閱讀網絡，我看到對《鞍鋼憲法》的這樣幾類評價（也許漏掉了那些已被屏蔽的）：
- 絕大部分文章是官方立場的，基本肯定《鞍鋼憲法》曾經有過的正面作用，但幾乎全部回避了這樣的問題：《鞍鋼憲法》在市場經濟下是否還有價值【1】？
- 崔之元博士的學位論文持正面評價，特別提出《鞍鋼憲法》與美國90年代興起的“后福特主義”之間的關系【1】。
- 《鞍鋼憲法》實踐者、鋼鐵業專家宋必達的兒子宋鐵春在《小康》雜志著文，認為前期由工人自發形成的《鞍鋼憲法》具有探索民主化管理的“積極價值”，但在轉變為“群眾運動”之后就成了勞民傷財的政治運動。
- 秦暉教授（我本人欣賞他的某些文章）對《鞍鋼憲法》持全面否定態度，說那是“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他還例舉前東歐唯一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坎托洛維奇，證明前蘇聯的《馬鋼憲法》至少比《鞍鋼憲法》更好，算作“次優”吧。當然，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只有歐美企業管理模式才是“最優”的【2】。
與這些文章的看法都不相同，我認為《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入改革。因為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三個方面，前蘇聯以為完成了前兩方面的變革就實現了社會主義，但在第三個方面卻仍然維持了（甚至鞏固了）資本主義體系所遺留下來的“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例如《馬鋼憲法》的“一長制”。中國《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要變革生產關系中的一長制，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我和前述作者見解會有如此差別，并不是因為我是什么“左派”。相反，我不是政工人員出身，學的專業也不是馬列主義，即使在北大文革期間，我充其量只是個“逍遙派”。但我與那些作者的閱歷不同，那就是我本人五十年來積極參與了“雙革”、管理過“雙革”，并且在今日工作中仍然盡量維護其原則、保持其精神。上述那些作者則都沒有成功地主持過什么群眾性雙革項目，甚至也沒有參加過什么成功的項目。至少從他們的文字上看，他們既無那種閱歷，更未享受過那種樂趣，所以他們看不到、也更加體會不到《鞍鋼憲法》如何能夠解放生產力【3】。
我的中學技術革新經歷
我是在天津耀華讀的中學。它原來是一所私立中學，1934-38年間的校長趙天麟是早年的哈佛法學博士，1914-20年間的天津大學（“北洋”）校長，1938年被日本鬼子殺害。耀華學校設備很好，但學費昂貴，學生多是富家子弟、車接車送。1952年轉為公立十六中學，我是轉公立幾年后后讀的初中，所以學費才兩塊錢。
1960年春夏之交我讀高一下學期，按計劃到校辦工廠上勞動課，工作就是在沖床上給圓形鐵片（料）穿孔，操作一次生產一個“墊圈”。那時機器落后，要人工手動送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沖傷手指，過于小心翼翼又無法保障產量。在這個崗位上勞動兩天后，我提出要搞個自動送料裝置，包括一個類似彈壓硬幣的“料倉”，一個感知沖頭部位的限位開關，一個從料倉中推料的電磁鐵，以及電路和連桿裝置。我的建議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支持，尤其是車間領導還派了一名技術工人，幫我們找材料還動手示范，大家努力，就真的在“勞動課”期間把這套裝置架了起來。試車后還蠻像那么回事，大家就敲鑼打鼓去“獻禮”（這是師生們在58年時養成的習慣）。其實它離正常使用還有一段距離，但那一段經歷使我體會了“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與工人師傅合作搞革新”，積累了經驗、增強了信心，并將“創新”的動力保持至今。
我猜，校辦工廠那時還不知道《鞍鋼憲法》，因為3月22日才傳達到省一級。但我的那段經歷說明，群眾確有雙革的熱情，“兩參一改三結合”精神自在人心?！栋颁搼椃ā纷プ×瞬⑻嵘巳罕姷倪@種積極性，據說到了第二年，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工業七十條》還將其制度化了。
我的工廠技術革新經歷
我是1962年去北大讀數學的【4】，1968年秋天畢業后被分配到一機部下屬的唐山齒輪廠，屬汽車行業。我9月10日準時報到，是同一批中去得最早的。但工廠發現我只會數學，那些冷熱加工設備、工藝過程和產品設計統統的不懂，只好分配我到一臺操作簡單、又最笨重的拉床上工作。我第一個工作證上的職務也是“工人”。
在這臺拉床上我又過起了“革新癮”，用了不長時間，就與工人師傅和另外一位大學生實現了“拉床自動化、半自動化”。工人們告訴我，說他們在市委宣傳欄里看到了一篇報道，講唐山齒輪廠一個大學生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搞了什么革新，那就是你。那時的報道一般都不寫大學生姓名，怕我們翹尾巴。后來我在市里的廣播喇叭中聽到過我另一項革新的報道，也是不提姓名的。
工廠熱處理車間有一臺高頻電爐，用于齒輪、齒軸的表面淬火，其原理和現在的微波爐類似，十幾秒就能將一根齒軸的表面處理好。但這是臺渾身毛病的老爺設備，尤其是常常高壓電弧短路，甚至引起全廠斷電、大面積影響生產。后來電工師傅發現我懂電子設備，又說的明白，就要求工廠將我調到了熱處理車間。我去后先向工人師傅學習操作、熟悉設備，再熟悉和分析各種故障現象。時間不長，我們兩人就將這臺設備的主要毛病都找到了、根治了，不但能正常生產了，而且還用它連續加熱、實驗了感應爐“煉鋼”。這次是車間安排，要我們敲鑼打鼓去廠部“報喜”。
就這樣在車間干了三年，我和工人師傅們搞了很多項革新，在工人、干部中有了名氣。工廠落實周總理和李先念的指示時，把我調往技術科，專門管理群眾性雙革、圖書資料和“技術情報”工作。別人說這工作“賴漢干不了、好漢又不愿意干”，但我還是干得挺帶勁。那時工廠有九個車間，各車間都有負責雙革的技術人員。理應由他們月月向我報“雙革成果”，我再匯總、上報市科技局和省機械局。但我偏要到現場去“搜集”成果，看看每個車間都在搞什么項目、報的是什么成果。這樣我就有機會培養自己的欣賞能力，切磋其中的奧妙，還往往和他們一起干。以后，我差不多在每個車間都建立了一個包括我本人的革新小組，每天要用80%的時間“泡”車間。十年下來（包括“管雙革”這七年），我主持完成了幾十個革新項目，項項都力求生產見效。
那時搞雙革是一分錢獎金都沒有的，但工人和技術人員都積極參加，這也許是當代人無法想象的。無論誰有了好點子，別人只要擠得出時間，哪怕是占用業余時間，都巴不得要參加。領導也好，我本人也好，根本沒有想過用什么“物質刺激”手段去鼓勵大家革新。只是到了1978年，工廠才開始“改革”、根據上面的精神以“獎金”來鼓勵雙革。我是在編好獎勵標準之后才離開工廠，回北大讀研究生的【5】。
我這十年在工廠的工作受到領導和群眾的普遍肯定，“實打實”的肯定。我本人也享受了搞雙革、管雙革的樂趣。那十年適逢執行“文革路線”，但唐山齒輪廠的經濟效益一直都很好（而且改革開放后仍然很好），因此我一直不同意將文革說成“十年浩劫”。1981年否定文革時，我人在海外留學，實在體會不到為何這樣容易否定【6】。
改革開放技術革新經歷
我在北大讀信息論專業“模式識別”方向的研究生，同時被選中出國留學。我加快學習進度，提前一年完成了研究生論文，然后才出的國【7】。在國外轉讀計算機學位，補了很多課程，但研究方向還是模式識別，主要是為解決大類別問題論證、仿真和發展了一套數學模型和計算機算法。
1984年春夏之交回國后，我選擇了南開大學，因為南開剛剛建立了計算機與系統科學系，我想是我用武之地。但我所研究的模式識別方向，在南開既無實驗室，也沒有圖書、期刊積累，學校也撥不出資金來，一切都要我和同事們、學生們從零開始搭建，包括從各個部委及地方政府爭取項目、獲得經費。在成功搭建科研環境的同時，我們還將我那套模型和算法進一步發展成了實驗室（軟件）系統，在國內同類項目中率先通過“省部級”鑒定，并在1989年11月就實現了向美國的技術轉讓【8】。這幾年里，我在工廠里練就的那套搞革新、管雙革的本事都派上了用場，不然的話，光靠留學三年半，我們哪里可能從這個領域的排尾一口氣跑到了排頭。相比之下，很多與我同期回國的留學生都未能在短期內建成實驗室并拿出這一水平的成果。
在技術轉讓后，美方派人來南開大學合作開發商業系統。我又在南開、清華、北大、天大選人，自1990年9月初起陸陸續續向美國硅谷派出一支17人的研發隊伍，與十幾名美國工程師組成公司的產品、技術研發隊伍。我擔任CTO，帶領這支混成隊伍自1991年秋開始陸續推出各種產品，其性能還在該技術領域的全球范圍技術性能評比中連續獲得1992、1993、1994年的“冠軍”【9】。毫無疑問，我自1960年所積累的“雙革”三十年經驗，包括管理經驗，在這一階段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否則的話，我們一個初出茅廬的企業，如何能將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所有老牌廠商都甩在了后面【10】。
三十年來無重大科技獎
《鞍鋼憲法》在其誕生后的大約20年間指引了并鼓勵了群眾性“雙革”的積極性，但在“正式改革開放”之后卻被冷落下來。你去查“百度知道”有這樣一個問題：我國是在哪一年將改革開放定為基本國策的？答案是：“80年代中期，我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11】”
的確，鄧小平是在1988年才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12】。但在這之后，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卻持續下滑，到2000年國家設立“最高科技獎”之后，才發現十年間所能頒發的獲獎者成果無一不是在“科技、教育、文化改革”之前的。在16名最高獎得主中，王選的成果最晚，但那也是在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時）通過方案論證、1979年7月27日（華國鋒主政時）通過樣機鑒定的，那時“科技、教育、文化改革”還遠未啟動！至于最高獎其他得主的主要成果，則無一例外是毛澤東在世時完成的！再考慮到“最高科技獎”的候選人已經排除了錢學森這樣高級別的學者，排除了華羅庚這樣的已故學者，這改革開放前后的反差就更大了！
周總理評價群眾創造力
改革開放成果卓著，但為什么我們民族的創新能力卻日益下滑了呢？我覺得這是因為“改革精英們”迷信獎金、忘掉了《鞍鋼憲法》。他們的邏輯是“有錢能叫鬼推磨”，卻不懂得“鬼”是搞不出革新的。有人說，《鞍鋼憲法》講的是群眾性雙革，最高獎都是“專家們”的成果，二者沒有直接聯系。但《鞍鋼憲法》中的“三結合”就包括了與群眾相結合的專家，甚至包括像錢學森和最高獎得主中的大部分專家。他們如果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就不可能從群眾的積極行動中汲取營養（我前面所說的“欣賞能力、切磋奧妙”），也就不可能干出什么高水平的大系統來。君若不信，就看看周總理是怎樣講的。
就在批轉《鞍鋼憲法》的大約半年之前，周總理在他的長文《偉大的十年》中寫道：
“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p>
這里周總理說“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完全沒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意思。尤其要注意周總理給“人”所加的幾條定語：
o 勞動者
o 生產工具的創造者
o 生產工具的使用者
你想發明技術，卻又不肯和這樣的“人”結合，那就無異于閉門造車，就不可能創造出可以使用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得上什么“生產力”！這就是周總理對《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最好詮釋！
改革精英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群眾。他們對“以人為本”的理解實際是自己去“恩賜”群眾而不是真心誠意地依靠群眾。他們應該看看周總理是怎樣講的：
“黨始終注意使自己的領導同廣大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引導群眾不斷地發展革命的自覺，組織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強加給群眾或者把勝利恩賜給群眾”
改革精英們從第一天就擺出來“我改革、恩賜你”的姿態，首先是暗暗拋棄《鞍鋼憲法》，實際上是拋棄群眾，閉門制定一個又一個失敗的改革方案。實在玩不轉了，就干脆自吞國家資產、大面積私有化，還打著社會主義的高燈，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之路。
胡錦濤加快改變發展方式
胡錦濤總書記在2月3日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全篇竟然用了50個“加快”來凸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刻不容緩”，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我們真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嗎？
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是自主創新以及一切其它“改變”，統統都需要群眾的創新能力。我們如果還想堅持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那就必須以《鞍鋼憲法》的原則將群眾再次發動起來。為什么？因為三十年的經驗證明，“改革精英”要走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他們絕無能力實現這五十個“加快”【13】！
因篇幅限制，我未能討論本文所涉以下議題，但愿另尋機會與感興趣網友交流：
【1】歐美“后福特主義”是在這些國家自70年代進入服務貿易時代、“福特主義”開始動搖之后，甚至于90年進入信息化時代后才明確提出來的。它在發揮員工積極性方面、強調扁平式管理（與一長制相反）等方面確與《鞍鋼憲法》有些類似。但“后福特主義”主要是適合歐美國家全球定位的，而《鞍鋼憲法》是源于中國國情、依靠群眾發展“社會主義企業”的，其內涵遠遠大于“員工積極性”?，F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還應該堅持《鞍鋼憲法》的原則？我認為這不是個簡單問題，各方都不該回避，而要嚴肅討論、認真回答。
說到服務貿易，我們又是“后知后覺”。在自2001年底進入WTO，我國的官員和專家們都在論證“服務貿易狼來了怎么辦”？意思是歐美國家服務貿易領先，我們如何在國內市場擋住它們。五年之后，胡錦濤、溫家寶先后明確提出中國企業要在服務貿易領域走出去，官員和專家們才開始講話、寫文章，說我們也要借WTO在全球開展服務貿易。但談何容易呀？
【2】“馬鋼憲法”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見物不見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那些經濟學公式（例如坎托洛維奇的“資源配置方程組”）是否漂亮、是否嚇人，而在于其數學模型建立得是否正確、是否能正確地反映“群眾參加管理”這一積極因素。如果不能，那就不要拿來證明“馬鋼憲法”優于《鞍鋼憲法》。
【3】本文局限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層次紀念《鞍鋼憲法》，但其內涵遠遠超出了群眾性雙革的范圍。就在批轉《鞍鋼憲法》之前，毛主席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寫了這樣的批注：
“教科書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現在看到幾千萬工人下崗，我們有理由在毛主席的批語后面再加半句：“……就連就業的權利都無法保障”！因此我認為要引申《鞍鋼憲法》的意義，看到它在避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倒退方面的重大作用。事實上，改革精英們也是從拋棄《鞍鋼憲法》起步的，最后實現了他們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的大面積復辟。
【4】我是入學后才喜歡數學的，而且被分到了“純數學”專業，學習極為順利。畢業后我不得不離開純數學，但還能自覺地“應用數學”。在大學畢業20年之后，我翻譯了一本《數學家論數學思想》，包括902條數學家思想錄。我主張從工具、語言和思想三個層面來看待數學，愿意另尋機會和感興趣的學者交流。
【5】我經歷過1976年唐山地震，之前了解過1975年海城地震的成功預報，去年還詳細地觀察了汶川地震的50張照片。這三場地震，我讀過一些人的說法，覺得他們道聽途說、想當然的“厚今薄古”是錯誤的，不符合事實。
【6】我認為文革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又是一次值得的失敗。文革十年形成的很多原則極其有益，突破了中國傳統中的糟粕、甚至人類傳統中的糟粕。這在任何常規發展社會中都無法實驗；相比之下，文革的破壞遠沒有“十年浩劫”那么嚴重。文革結束后說什么“積重難返”，不是三年就“返”了嗎？相反，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自然是因為以前的那些年不科學。但七年過去了，不是還沒有“科學”嗎？而且GDP、房地產、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環境污染等等不是正在“更加不科學”嗎？你是否也想說多少多少年浩劫呢？
文革失敗后出現了大面積的國有資產流失和資本主義復辟，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正是有了這樣的反面教材，廣大民眾才搞明白了，原來中國是需要社會主義的。因此我說，文革是一次值得的失敗。
順便說一句：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應該為中國現代化作出一定的貢獻。但中國的文化傳統及其在現代世界的地位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是不可能領導中國走向未來的，蔣介石時代不行，現在仍然不行。無論是走“中美國”之路（那需要的是“買辦階級”領導）還是隨世界性社會主義潮流再興起，民族資產階級都不中國的合適領導者。
【7】我答辯論文時，國家還沒有什么“學位”之說。我出國一年多之后，北大的有關委員會才投票給我補了個碩士學位，正好和我海外的博士學位配套。
【8】我們在1989年“轉讓”的是該技術的使用權而不是產權。我本人和南開大學母國光校長是技術轉讓協議的簽字人。我們堅持：這項研究工作曾經獲得國家的資助，我們無權簽字轉讓其產權。這也是我后來能在美國的法律斗爭中贏得整個公司和全部無形資產的關鍵法理依據。
【9】前面我說“將創新動力保持至今”，所指的實際已經遠遠超出純技術的范圍。自1990年帶隊出國、技術轉讓以來，我很快意識到：中國人如果只拘泥于純技術問題，那就避免不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劇。實際上，從1992年第一次拿到“世界冠軍”開始，我就再也沒有閱讀科技書籍，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社會科學、文化歷史、法律法理、全球定位、商業模式、契約關系等等，其核心問題是“中國人在國際市場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是實踐派，要真實地解決這些“創新問題”，那可比本文所回憶的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這些只能另辟話題討論。
【10】在領導中美混成工程隊的過程中，我觀察到了這兩大民族在教育上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理解到了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為何這樣難。英語語言根本不算困難，不然的話，年輕人現在的英語比我們那一代好多了，為什么企業國際化還是那樣難？關于教育和文化的差異以及國人如何取長補短，我愿意和感興趣的網友認真討論。
【11】我本人既在高校工作、培養人才，又在企業兼職、使用人才，深感80年代以來“教育改革”的失敗，畢業生的“能動性”一代不如一代，或如大家所說“高分低能”。尤其是發展“學位教育”之后，家長、學校和用人單位普遍看重學位，甚至連官員提拔也要看學位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考教育思想可謂全面復辟?？瓶冀逃恰笆旰翱?、暮登天子堂”，其要害是教育與社會實踐相脫離，致使中國自19世紀中葉起飽受苦難。難道21世紀的中國能夠依靠這樣的學子真正站起來嗎？
【12】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曾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但誰也沒有說過是“第一”生產力。本文引用了周總理的那句話，也是明說“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力。這第一不第一絕非咬文嚼字，它是改革開放到底是依靠“從外國引進科技”，還是依靠“自己人民創造力”的分水嶺。
【13】即使如“改革精英”的愿望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在當今服務貿易時代也必須實施類似美國人“后福特主義”之類的東西。但我們的改革精英們和企業家們連“福特主義”都不肯實行：
- 福特主義主張“工人通過集體談判來獲得消費能力”，中國企業家允許了嗎？
- 福特主義主張“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制度”，中國這邊國民消費從GDP的50%多降低到了35%，連印度、巴基斯坦都不如，這和福特主義沾邊嗎？
- 福特主義主張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后變WTO）”純屬歐美國家設計的、盤剝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工具，但改革精英們可曾設計過什么應對手段嗎？他們今天又能拿出什么絕招嗎？
面對這樣鐵一般的事實，誰還相信中國能夠走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呢！
最近“左派”和“自由派”爭論不休：現在是（或者應該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我不這樣爭論，因為現在的國有企業大都實行“一長制”和“極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甚至在這兩個方面還不如民有企業合理。因此，這些“國有企業”在生產關系中就只剩下“所有制”一條還沒有變色；這一條也不難改變，只要政策上風吹草動，那些董事長、總經理們就會完成最后一輪的“國有資產流失”。這樣的“國有”已經變色，它們急需變革、急需恢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我的愿望是，胡錦濤所提出的50個“加快改變發展方式”也能合理地、巧妙地涵蓋這一變革。而且說到底，這種恢復社會主義的變革才是那“50個加快”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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