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時代”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了嗎？
——向何方先生的《對時代的兩種不同判斷及其后果》討教
王志光
原載：旗幟網
《炎黃春秋》2010年伊始便隆重推出何方的《對時代的兩種不同判斷及其后果：新中國兩個三十年》文章。從對建國頭三十年我國對國際形勢的所謂判斷上犯了嚴重錯誤以及對這個嚴重錯誤進行反思入手，又一次挑起否定毛澤東的浪潮。
從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入手來達到否定毛澤東的目的，不能不說是文章作者所采取的否定毛澤東的手段是十分巧妙的，由此也可看得出來何方先生在否定毛澤東方面所表現出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但是，也正是這個巧妙地、獨辟蹊徑的、極富創新的“否毛”手段，又提醒人們有必要重新回味建國的第一個“三十年”毛澤東的國際外交戰略和策略，從而看看毛澤東在這個“三十年”里對“時代”的判斷上是犯了嚴重的錯誤還是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一
讓我們先看看何方先生的觀點。“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作為時代特征的和平與發展就代替了戰爭與革命”。按照何方先生的意見，世界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就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或者說就拉開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序幕了。那么，我就要問一下何方先生，既然世界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就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那么為什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世界還要與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進行長達近五十年的冷戰、對峙呢？美國為什么要在韓國、日本建立它的軍事基地以及在中國的臺灣海峽部署它的太平洋艦隊呢？ 美國為什么要武裝侵略朝鮮、阻止朝鮮實現自己的國家統一呢？
凡是有一些世界近代史知識的人都十分清楚，自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誕生以來，世界新老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就從來沒有停止對蘇聯采取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上的封鎖、孤立措施，它們采取扶持蘇聯國內反社會主義的勢力以便內外聯合實施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新生政權的圍攻與絞殺，直到進行軍事干預和發動武裝侵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老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必然產物，雖然蘇美兩國成為主導這場反德意日法西斯的盟友，但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帝國主義世界并沒有從根本上放棄對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清剿。二戰以后美國認識到單純采取武力是很難瓦解正在展開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更很難單純地采取武力直接地消滅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此轉變單純的武力解決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也就變成“武力解決”與“和平演變”結合的新戰略。毛澤東敏感地看到了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這種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戰略，不失時機地采取應對措施。歷史證明，從維護和保衛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角度，毛澤東的思想和做法是及時的、必要的、英明的。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實踐，中國的社會主義很可能就于20世紀九十年代后的東歐和前蘇聯的下場沒有兩樣了。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這種思維已經十分清楚地擺在了世界的面前。按照毛澤東的思維，中國的社會主義要想取得最終的勝利，必須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擁有中國無產階級自己的科技知識分子隊伍，必須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毛澤東的這個思維最終發展成“四個現代化”的戰略。中國能在見過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完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三百年才能取得的工業化革命的成果，不能說不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黨人帶領中國各族人民頂住壓力、自力更生的結果。
顯然，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毛澤東對世界也就是何方先生所謂的“時代”特點判斷，并不像何方所言的就是簡單的“戰爭與革命”，相反毛澤東通過國際斗爭盡最大可能地爭取國內經濟快速恢復和發展的時機，不但首先在經濟發展上首先贏得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而且還采取更加務實和戰略的眼光逐步擺脫在與蘇聯合作過程中有可能失去國家長遠發展利益和失去經濟上、科學上、國防上“民族獨立”的后果，從而采取更加智慧的手段，保住了新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的獨立。毛澤東的時代，是將“革命”和“建設”捆綁在一起來進行的。現在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按照現在的一些決策者們的思維，毛澤東當年全心全意地搞經濟建設，老老實實地實施農村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并且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不去發展軍事、不去研制導彈、核潛艇、衛星，不去壯大國防實力，不去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只是發展經濟、擴建城市、鼓勵消費、大搞旅游業、大量引進資本主義，也就是將現在的“一切作為”都搬到毛澤東的20世紀五六七十年代！你想，那可能嗎？那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按照何方先生的觀點，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二
現在有些人在提及毛澤東時代時慣于說“革命”而不說“革命和建設”；在論及“文革十年”時依然使用“經濟處在崩潰邊緣”的說法。這種說法的用意是非常陰險的。那些徹頭徹尾的反毛、反社會主義的各路人士不顧毛澤東時代為中華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利用毛澤東時代在發展經濟和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一些失誤而借題發揮，大肆渲染，制造國人在思想上的混亂，這些人的目的其實已經十分清楚了。何方先生僅從自己的思維出發，用西方人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用毛澤東的對立面的思維來評價毛澤東的思維，尤其用今天的國際形勢變化的現實結果要求毛澤東的時代、研究毛澤東的時代，這種研究本身就不是一個歷史的、客觀的、科學的研究。研究毛澤東必須將毛澤東放在他所處的時代，研究的視野和依據必須是以毛澤東所處的時代和以毛澤東時代以前的歷史時代為依據。這才是一個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正確的研究思路。
在毛澤東時代，美國在世界范圍內所發動的大大小小的戰爭所造成的損失，合計起來抵得過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國家給世界人民造成的損失。在指責毛澤東的所謂錯誤時，何方先生怎么沒有將“這一點”考慮進去呢？在講“和平與發展就代替了戰爭與革命”的時候，美化西方世界的的時候，“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忽視更不能無視！美國自二戰結束后加快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的軍事基地，你何方先生能說美國是和平的“使者”嗎？在毛澤東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實行殘酷的經濟封鎖，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完全解除這種封鎖，你何方先生能說美國在毛澤東時代就在世界范圍內扮演主導“和平與發展”的角色了嗎？毛澤東在他的有生之年采取非常手段逐漸打開中國全方位通往世界的道路，在他的晚年已經開始了建立在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地對方貿易交流的中國發展的新時期，這些你能說毛澤東始終抱有“戰爭”和“革命”的思維而不去發展國家經濟呢？如果確實是你何方先生說的那樣，毛澤東時代又怎能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并且到毛澤東逝去的時候還給中國人民留下近百億美元的外匯儲蓄呢？有些人不從國家的最高利益上研究和評價毛澤東以及他的時代，不從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戰略，往往糾纏所謂的“民窮”、“落后”、“搞運動”，說毛澤東時代“瞎折騰”。這樣的一種評價思維只能造成中國人的思想上的混亂，只能造成更大的民族離心力。
三
在研究毛澤東的這個所謂的對“時代”的判斷問題時，我不知道何方先生是在做形而上學的邏輯推理文章呢，還是在憑空想象地隨便涂抹文字。何方先生怎么連這么一點最起碼的歷史事實都不尊重呢？連美國的尼克松總統都不承認在他執政期間的整個世界是“和平占主導的世界”；連鄧小平先生都承認直到20世紀九十年代世界“和平與發展”兩個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何方先生怎么就敢斷言“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作為時代特征的‘和平與發展’就代替了‘戰爭與革命’”了呢？江澤民在紀念“抗美援朝”50十周年的講話里明確指出：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體做出的抗美援朝英明戰略決策，經過50年來的世界形勢的變化發展證明是正確的，它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企圖獨霸世界的東方陣線，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了安全的周邊環境。何方先生為什么不去認真研究一下美國始終不變的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呢？
當然，何方先生已經給自己的“立論”加上了“前提”。這就是所謂的“世界戰爭”是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只要不發生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爭，世界就是和平的。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雖然沒有發生蘇美兩國間的直接戰爭，但由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導演的大大小小的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建國前三十年中印、中蘇、中越等邊境沖突以及西沙保衛戰、珍寶島保衛戰等；美國指使臺灣國民黨搞反攻大陸、美國太平洋艦隊虎視眈眈于毛澤東的新中國；蘇聯叛徒集團陳兵百萬在中蘇邊界等等，這些都說明了兩個超級大國導演的世界戰爭對當時中國的現實威脅。
也許何方先生沒有顧及到，像已經結束了的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卷入了戰爭的時代已經不可能再發生。但是，高科技信息化的戰爭雖然不是大面積的、大規模的，但卻可以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短時期間里迅速滅亡。進入20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美國主導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不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了嗎？現在美國正躍躍欲試要發動戰爭與伊朗和社會主義的朝鮮。美國將繼續施展它的維護世界和平的“使者”作為。奧巴馬總統最近說過美國使用美國人民的犧牲來換取今天的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奧巴馬的講話不打自招，恰恰道明了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作為。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近20年來發動的這些戰爭都是為了世界的“和平和發展”。美國全球戰略引起來世界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美國擔心反美的戰火會燒在美國的本土，采取先發制人的侵略手段，發動了一場場旨在實現和鞏固美國全球戰略目標的戰爭。這些戰爭恰恰證明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依然是世界人民的一個愿景，現代意義的戰爭的陰霾并沒有消去，并且依然籠罩在愛好“和平與發展”的人們的頭上。顯然，何方先生的所謂“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作為時代特征的‘和平與發展’就代替了‘戰爭與革命’”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是杜撰的。
四
何方先生煞有其事地在他的文章里說：“中國共產黨經過延安整風，正式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和絕對權威。從此，他的觀點和看法也就成了黨中央和全黨的觀點和看法，及至取得全國政權后，又成為國家和政府的觀點和看法。所以，毛主席對時代和時代特征的判斷，自然就成了黨和政府制定國家戰略和重大方針政策的基礎。可惜他并沒有看出時代特征的交替，在中國革命取得全面勝利和世界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以后，他還始終堅持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判斷。由此出發制定的建國后一系列重大政策，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何方先生的上述說法若是說給那些沒有基本的歷史知識的人那肯定能博得一片喝彩。但凡是有一點頭腦的人立刻就會看出何方先生的這一番話又犯了一個主觀主義的毛病。什么叫“可惜他并沒有看出時代特征的交替”，什么叫“在中國革命取得全面勝利和世界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以后，他還始終堅持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判斷”，什么叫“由此出發制定的建國后一系列重大政策，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呢？
何方先生說：“建國初期，毛澤東雖然堅持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判斷，但對當時的國際形勢倒還能聽信斯大林的估計，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帝國主義看重的是爭奪中間地帶。”“但是進入1960年代，隨著他發動的反修斗爭日趨激烈，他對時代的提法調子越來越高，最后定位為寫進中共九大報告中的‘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何方在撰寫這幾段文字的時候，對建國后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狀況做過認真的研究了嗎？
按照何方的意思，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與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差不多，中國當時面臨的是一片世界和平的曙光，是為新中國的全方位發展提供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的機遇，由此毛澤東應該抓住這個“機遇期”、應該融入到國際進步潮流中！在何方先生看來，這樣的發展機遇已經客觀地擺在毛澤東的眼前，但是毛澤東一意孤行，始終抱有“戰爭和革命”的幻想不放，以致于造成“一錯再錯”直到釀成“后來的嚴重后果”。事實果真是如何方先生說的這樣嗎？
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歷史表明，建國之初，新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把問題，尤其是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全方位封鎖，以及中蘇關系的破裂，使得新中國的領導人不得不重新確立中國的建設思路。
為了打開新中國通往世界的路，自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設法采取靈活機動的外交的戰略戰術，審時度勢于蘇美兩霸之間，利用“中間地帶”成功地造成中、美、蘇“三極世界”的格局，為新中國走進世界打開了局面。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國進入了國際外交的全盛時期，中日、中法、中英、中意、中美等世界主要國家紛紛走進中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到1975年與中國有外交關系和貿易往來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已經達到150多個。這是何等的奇跡啊！在毛澤東時代，因為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在不斷團結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過程中不斷地增加世界和平的力量，盡最大可能地避免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在這方面的努力贏得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國家以及各界人士所一致盛贊。如果沒有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的偉大理論，如果沒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處理國際事務和解決一系列棘手問題的時候，中國就很容易受制于蘇美，甚至成為它們中的任何以一個國家的“附庸”。
毛澤東的時代中國贏得了世界，保證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并且中國在逐步走進世界的過程中同時逐步成為在處理國際事務上有影響力甚至發揮決定作用的世界大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世界人們內心目中是頂天立地的“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并且這樣的一個大國形象若要用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的話說是毛澤東主動出擊、主動團結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國家、主動支持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斗爭中取得的，否則中國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受世界矚目和歡迎的“大國形象”，并且是主動承擔國際義務和履行責任的“大國形象”！何方先生不顧這些史實，妄加議論，做自己的一廂情愿的文章，足見其多么地荒唐可笑了！
五
何方先生以一位公正的歷史學家的口吻說道：“歷史已經作出結論：不管主觀上是否認識到二戰后世界已處于和平與發展時代，但凡是按照這一時代特征制定國策的國家和地區，不管是叫資本主義還是叫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都得到了快速發展，以至創造出奇跡。與此相反，凡是仍然堅信戰爭與革命為時代特征的，無論叫什么主義都肯定落后。這已是經世界各國實踐檢驗過的普遍規律，不但完全適用于上世紀后半期，還會繼續適用于已經開始的21世紀。只要回顧一下世界各國過去60年的發展情況，就不會對此有所懷疑。”并舉實例說：“特別是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可說都成一片廢墟。但由于西德執行了艾哈德以發展為重點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日本堅持和平發展的吉田茂路線，很快“奇跡”就出現了。到1970年，日本的經濟地位已躍居世界第二，西德也超過英法而升為第三。不但西德和日本，就是許多小國和地區如歐洲的芬蘭、挪威、愛爾蘭等，亞洲的‘四小龍’，也都創造了‘奇跡’。”
何方先生也許忘記了一個事實：日本靠的是什么發展起來的？亞洲“四小龍”又是靠的是什么發展起來的？中國的臺灣靠的是什么發展起來的？試問有哪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長達50十年的全方位封鎖？這些國家和地區原本就是已經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體系，在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的保護下才得以獲得發展。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被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封鎖了近六十年，直到現在來則西方的封鎖依然沒有絲毫的改變。這又讓朝鮮這樣的資源貧乏的國家怎樣發展呢？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無情的封鎖、顛覆，這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所暴露的最殘酷、最野蠻的一面。
按照何方先生的說法，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先后發展起來了，這些國家由于對“時代”有了正確的“判斷”，把握了時代發展的主要特征即“和平與發展”，因此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都獲得了比較快的發展。那么，我們又要問這位何方先生：東歐的南斯拉夫在20世紀50年代就倒向了美國一邊，可以說是最早實行西方式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其最終的結果如何呢？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前蘇聯在進入20世紀八十年代后都先后按照美國的意圖進行改革，其結果又是如何呢？何方先生能否再給一個令世人耳目一新的答復呢？
何方先生抓住建國以后第一代領導人發動和領導的歷次政治、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運動，以此說明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充滿“折騰”的時代。他貌似不無反思地寫道：“由于對時代特征判斷錯誤，我們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和那些抓住機遇的國家背道而馳。人家著眼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我們重視繼續革命，不斷改變生產關系和發動各種運動。人家千方百計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我們為反對“西化”和防止和平演變，堅持閉關自守。人家要搞緩和，我們強調備戰。其結果是：人家迅速發展，進入新的文明階段；我們落后倒退，喪失了一次最有利的發展機遇期。時間雖然只有30年，但要彌補起來，恐怕就得百十年。”何方先生還用了一些陰差陽錯的數據進行縱橫比較，以便證明機子的觀點的正確。然而這些數字比較竟然都失去了最起碼的比較前提，這種不顧歷史背景和事實依據的比較讓人看后頓生厭惡。這樣的文章能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也就不足為怪了。
六
毛澤東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智慧的時代，是一個需要智慧和不斷創新的時代。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適應了這樣的一個時代要求，為這個時代賦予了前人不具有也不可能有的智慧和創造力。由此而使積弱百年、千瘡百孔的舊中國傲立于世界的東方。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采取科學的思維方式，用整體系統的手段，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外交等諸多領域協同運作，盤活了神州大地。在毛澤東的時代，要想把一個一窮二白的舊中國建成具有初步工農業體系、具有世界領先的科技文化水平和擁有強大的國防實力基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談何容易！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做到了。并且做得讓世人驚嘆，讓世人贊揚。
現在，那些反毛、去毛人士，那些始終不忘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所謂精英們，大談毛澤東時代沒有集中精力、全神貫注地搞經濟建設、發展科學技術事業；魔化毛澤東及其時代，毫無顧忌地編造毛澤東時代所謂罪惡的“神話”。毛澤東時代是依據他的那個時代的實際特點，采取了符合要重新站立起來的中華民族的實際需要的發展手段；采取了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所必須采取的手段以便鞏固已經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權的手段。無論是這樣的手段是“激進的”還是“殘酷的”，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像有些人士說的那樣毛澤東的時代簡直就是“惡魔時代”、“人間地獄”，毛澤東使中華民族餓死了“四千萬”、社會倒退了至少“一百年”等等，那毛澤東時代豈不就連最無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都不如了嗎？如果是這樣的一種事實，那么今天的“改革開放”還能進行下去嗎？在第一次反毛喧囂時，鄧小平坦然承認毛澤東時代在經濟科學等方面發展的速度和質量比同時期的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好，也與一些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要快。怎么在今天的諸如辛子陵、李銳和你何方先生的眼里就變了樣了呢？
七
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得看評價者站在那個立場上，采取什么樣的評價態度。從來的毛澤東的反對派，從來的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從來的企圖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國際反華分子，他們從來都是要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及其社會主義事業的。因此，既然存在這樣的“一股勢力”，你又怎能不讓他們不去反毛、去毛呢？他們要順利實現他們的社會理想，就必須搬掉毛澤東這座大山，就一定要徹底地否定毛澤東的思想。這也是一個不依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從所謂的“毛澤東對時代判斷犯了嚴重錯誤”入手，由此而從根本上否定了毛澤東建國以來的偉大貢獻。這是何方先生為中國的反毛勢力做出的一個“天才性”的貢獻！
2010年01月24日于心明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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