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受新馬各族人士敬仰和愛戴的
反殖愛國人士與杰出的婦運領袖
陳 蒙 鶴
石君-泰永編輯
1.她，作為新加坡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六君子之一
陳蒙鶴—Linda Chen
也許在文集中簡介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先驅人物時，當中應包括一位女性。在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存在的首10年中，無可置疑地，陳蒙鶴是俱樂部的一名重要和活躍的會員。
在中小學階段，她曾在中英文學校受教育。這說明她中英語文都掌握得很好。她走在時代的尖端，決定接受挑戰，在大學攻讀馬來語文和文學。她的榮譽學位論文是對著名回教學者及知識分子Syed Shaykh al-Hady 的研究。一直到了 1999 年，她的專題論文才由吉隆坡的馬來西亞社會學研究院重印出版。
她進入大學時便參加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就在這時期她遇到未來的丈夫，現在的陳成發教授。她對俱樂部的主要貢獻，是協助俱樂部首屆秘書長 Philomen Oorjitham 組織泛馬學聯。她也是與新加坡華校中學生聯系的重要橋梁。大學畢業后，她在萊佛士女中和中正中學執教。她也是早期維護新加坡婦女權利的倡導者之一。她曾擔任婦女聯合會（婦聯）首屆主席。該會于1956年9月18日被殖民當局封閉, 她在當天未經審訊就被扣留。
1958年獲釋后，她再進入馬大攻讀文科碩士學位。她的論文〈新加坡早期華文報刊：1881-1912年〉，仍然成為我國華文報起源的標準版本。此專題論文1967年由馬大出版社出版。論文最近被翻譯成華文并于2009年在馬來西亞出版。
陳蒙鶴于1963年2月2日的 “冷藏行動”中第二度被扣留。 獲釋后，她陪同去攻讀專科課程的丈夫到倫敦。1967年他們返回新加坡后，蒙鶴被說服接手管理家族生意,也就是在吉隆坡設有分行的上海書局。
蒙鶴也是早期馬華詞典的編篡者之一。她的詞典在1950和1960年代被廣泛用來教導學習馬來語。她也出版由華文譯成馬來文的兒童故事書。在晚年，她繼續參與婦女運動，成為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AWARE）的志愿工作人員。引用該協會在她于2002年逝世時的追悼詞，為這篇簡介結尾，再適合不過：
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向已故陳蒙鶴家人深表哀悼。她是一位典范人物，也是婦女戰士先驅，我們向她致敬。她在青年時期為民族主義而斗爭。雖然為她的信仰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她并沒有動搖。她是本協會的一位堅貞志愿人員，長期擔任輔導員。我們對她的服務，深表感激。我們會一直懷念她。她為自己的價值觀而活，她的獻身精神和堅定個性，將繼續鼓舞著我們。
（引自《‘華惹’時代風云》一書第七章中文本第89-90頁，作者：傅樹介、陳仁貴、許賡猷）
2.她，在著名馬來新聞工作者和作家賽-扎哈利的眼中
馬來語言及文學愛好者：琳達-陳夢鶴女士
當我在等待登記成為歐南監獄的新住客的時候，看見兩位熟人：社陣副主席占姆斯-普都遮里和新加坡1950年代中著名的知識分子及左翼政治女活動家琳達-陳蒙鶴。
前天，我才在陳蒙鶴家里，跟她的先生陳承發博士一起喝茶。我跟蒙鶴和承發都很熟。
在冷藏行動前的好幾個月里，我常常在新加坡大學的書店或食堂見到陳蒙鶴。我當時在新加坡大學上由格林教授講課的國際關系與國際法。在等著上課前，跟陳蒙鶴交談。陳蒙鶴跟我同齡，我們都在1928年出世。她生于中國，一歲時跟家人移居新加坡。她在英國統治下的新加坡接受教育，直到大學。她精通華語、英語和馬來語。她進修馬來語文系，曾經編纂馬來文-中文詞典，并把中國的兒童文學和民間故事譯成馬來文。
在政治領域，蒙鶴活躍于婦女運動，曾經領導反黃運動，抗拒當時在新加坡橫行的黃色文化。她活躍于爭取人民基本權益的左翼運動，使她在1956年9月被英殖民主義者引用內部治安法令加以扣留，在兩年之后有條件釋放。
蒙鶴也活躍于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的社會主義俱樂部，并因此結識陳承發博士。她們在蒙鶴被釋放后不久結為夫妻。
國家文學家及詩人烏斯曼-阿旺在1950年代期間，曾經從這位普世人道主義者及積極進修馬來語文及文化的陳蒙鶴身上，取得諸多寫詩的靈感。她不計民族、語文和文化背景，廣加結交，使到她與1950年代及1960年代的馬來語文及文學泰斗成了知交，包括如克里斯-瑪士、東革-華蘭（即烏斯曼-阿旺）、阿瓦姆-伊爾-沙爾甘、馬蘇利和阿斯拉夫-哈芝-華合。陳蒙鶴本身則與林煥文、吳諸慶、楊貴誼、陳妙華夫婦等人齊名，屬于馬來語文及文學的愛好者，精通馬來語文。
我在1961年被驅逐回新加坡之后，經常跟胡森-扎希汀找陳蒙鶴替國家翻譯中心（National Translation Bureau，NTB）協助翻譯工作，那是我們設立的翻譯公司，收入作為維持前《馬來前鋒報》罷工工友的生活費。
陳蒙鶴是名和藹的知識分子，對任何人都一樣和藹可親。她從來不拒絕我們的要求，常常還用極為親切的笑容回應。我真敬佩她那樂于助人，但卻不望回報及贊美的作風。在跟她的交往中，我從她身上學到許多東西，而她不吝于分享她的經驗。
至于我自己個人，為了建立我們兩個家庭之間的家庭感情和聯系，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我用她的名字琳達（Linda）作為我在1963年2月2日被捕之后三個月出世的最小的女兒的部分名字。我的妻子莎拉瑪非常同意我所選擇的名字諾琳達（Noorlinda）。
只有在1979年被釋放及我們有機會重逢之后，我才跟陳蒙鶴和她的先生陳承發博士講起這個取名的真相。
“賽，你和莎兒肯用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榮幸。”陳蒙鶴開心地笑著說。當時，她是跟夫婿在我被釋放的那一年來我家過開齋節。從此，陳蒙鶴和陳承發每一年的開齋節都來在合巴樟宜路住家的餐會。我每一年都辦這樣的餐會，目的是重新建立我們這些在冷藏行動下被捕之前的那份情誼。
1963年2月2日早上，在歐南監獄，陳蒙鶴跟占姆斯-普都遮里就在我站的地方不遠之處的一張桌子在進行登記。他們同時用笑容跟我打招呼。我發覺，他們的招呼和笑容帶有驚訝的神態，似乎是不太相信我會在那兒，跟他們擁有相同的命運。
我只能夠向他們兩人問好，得喊相當大聲。他們兩人都揮揮手，不說一句話。在我被指示向前進行登記時，占姆斯-普都遮里和蒙鶴已經被帶走，不知是到哪里去。
(引自賽-扎哈利回憶錄II《萬千夢魘》中文本第四章第79頁，譯者賴順吉)
3.一位友好關于她的新書推介禮的介紹
14/03/10
作者/來源：林友順（15-2-2009）http: //www.yzzk.com
新加坡婦運先鋒已故陳蒙鶴女士研究獅城早期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的關系，其著作中文版最近面世，成為人們了解華文報業歷史的重要資料。
在一月上旬的一個星期天，許多早年畢業于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學生相聚在吉隆坡的“隆雪華堂”樓上，這并不是同學的聚餐，而是出席曾在南大任教的活躍學運及婦女運動領袖已故陳蒙鶴女士的新書推介禮。雖言新書推介，更像紀念會，受邀上臺演說的華團領袖及陳蒙鶴的弟弟陳蒙志與戰友賽扎哈里沒有對新書給予太多的評介，反而是追念陳蒙鶴一生中的點點滴滴。
陳蒙鶴于一九二九年生于浙江溫州，三歲隨母親赴新加坡，一九五三年畢業于設立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一九五八年曾短暫出任南洋大學講師。陳蒙鶴年輕時正值左翼運動蓬勃發展的大時代，與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陳響應大時代的號召參與反殖運動，也因而兩度被扣留，同時被當局禁止當教師，以致讓她無法完成教師夢。她隨后出任上海書局經理兼總編輯，二零零二年辭世新加坡。
華文報是馬新華人社會的重要支柱，不過有關華文報對華人社會的影響的著作并不多見，“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年至1912年）”一書是陳蒙鶴在一九五四年修讀碩士課程時以英文書寫的碩士論文，并在一九六七年由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十一年后的今天，它被還原為華文，翻譯者為馬來西亞南方學院人文與社會學部主任胡興榮。
馬來亞（包括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報章是在一八一五年于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不過該份報章是由傳教士所辦，目的在于傳播基督教義，而且是以中國大陸子民為傳教對象，因此它對馬來半島華人社會的影響不顯著。陳蒙鶴跳過了這段歷史，直接從一八八一年薛有禮創辦的“叻報”作為研究的起點，至一九一二年中國國民黨創立，深入探討三十年間新加坡華文報業的演變及其所發生的社會背景。
胡興榮在譯者序言中指出，陳蒙鶴在書中不僅“描述了報紙的誕生及其來龍去脈，更多的是闡述了報紙與社會發展的聯系”，他指作者對個別報章在不同時期此消彼長的前因后果所作的分析令人嘆服，展現了其對社會境況的細致觀察。
“早”書只有五章一百四十二頁，著重談論七家華文報，即“叻報”，“星報”，“天南新報”，“日新報”，“圖南日報”，“南洋總匯報”及“中興日報”。此書由也是南大畢業的繆進新寫序，同時收錄陳蒙鶴的弟弟陳蒙志感人的追思文章。胡興榮指出，此書從介紹當時的政治，經濟，民眾的教育水平及華人人口的構成開始，引出華文報在新加坡誕生的原因，并且從經營者和主筆的生平事跡來分析報紙創刊的目的，最后再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討論報紙在當時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在撰寫這篇論文花了不少功夫，她不僅到新加坡大學圖書館，國家檔案局尋找資料，也飛到倫敦大英博物館查尋當年的報刊;此外，作者也尋訪逾十名當時尚健在的人物，這包括學者，報紙的創辦人和主筆，使此書內容豐富，成為人們了解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的重要資料。
歷史學者李業霖表示，隨著馬來亞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的繁榮進步，人口的不斷增長，教育事業的發達等各種因素，馬來半島華文報業的發展有過兩次的歷史高潮：一次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另一次則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下半期即二戰后至冷戰前。當時報社業務規模擴大，趨向企業化，不斷充實設備，人才薈萃，報人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出版事業蓬勃發展，蔚為大觀。他指出，從歷史和問題兩方面出發作者研究此書：一方面從顯微膠卷和文獻中搜集大量有關華文報刊的第一手資料，又從前輩和報刊創辦者的后人，取得罕聞的活鮮資料和數據。有關歷史問題的資料，幾乎給作者一網打盡。另一方面，建立嚴謹的分析框架，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分析史料中所反映的不同發展形態和內在聯系，理出一條基本的歷史線索，從而兼有歷史分析和問題分析的兩大特點。
（轉引自《新加坡文獻館》）
4.她，陳家的好兒女，我們的好大姐
14/03/10
作者/來源：鄭昭賢（09年10月1日）
http: //southeastasiachinese.blogspot.com
原標題：陳蒙鶴是陳家好兒女
新加坡上海書局經理陳蒙鶴著作“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 – 1912）”新加坡的中文版今早（2009年11月1日）在吉隆坡中華大會堂舉行推介禮早期中文報刊。
陳蒙志在推介禮上致詞，贊揚他的姐姐是：陳家的好兒女，我們的好大姐。
陳蒙志說，陳蒙鶴生長于新馬地區為擺脫殖民地統治，掀起波瀾壯闊的獨立運動大時代。他的姐姐像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被卷入歷史的潮流中，造成她豐富多彩的一生。
他認為，陳蒙鶴一生的成就分成兩個方面。第一是社會活動;第二是學術方面。
在社會活動方面，陳蒙鶴主要是推動婦女運動，爭取婦女的社會權利和平等地位。
當年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是個搖籃，造就了不少反殖運動活躍份子。陳蒙鶴參加了“社會主義俱樂部”，投身反殖活動，結識了許多當年的新，馬反殖運動領袖人物。1956年，陳蒙鶴積極籌備成立婦女聯合會，并成為婦聯會的主席。可惜只有短短半年時間左右，婦聯會就遭政府封禁，陳蒙鶴被捕入獄。
過后她積極參與新加坡的“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知道），婦女運動是她終生的事業。長期來，她堅持為知道的“求助電話”（幫助 – 線）義務服務。
陳蒙志說，陳蒙鶴一生坐過兩次牢，一次是因組織婦女聯合會，另一次是在1963年的“冷藏行動”中被捕。
在學術方面，陳蒙志說，陳蒙鶴精通三種語文。她能看，能寫，能應用華，英，巫（馬來）三種語文。
1957年，她在馬大念碩士時，是以英文寫碩士論文。這篇論文就是目前出版的這本書。
1963年，她被捕入獄，在牢中她與另3位朋友聯合編寫“華馬大辭典”。她是這部辭典的主要編寫人，因為其他3人只是業余參與工作，陳蒙鶴卻是在獄中全職工作。這部辭典顯示她在馬來語文上的成就。
1990年，上海書局慶祝65周年紀念，要出版一本紀念刊。陳蒙鶴為紀念刊以中文寫了一篇“65年來華文書業在新加坡（1925年至1990年）”。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篇難得的學術文章。
談到陳蒙鶴為了寫她的碩士論文時，不辭勞苦到大學圖書館細心搜尋過去華文報資料，結果她在圖書館樓梯下發現塵封多時的寶貴史料。她在萊佛士圖書館（今天的新加坡國家歷史博物館）內不為人注意的角落發現一批19世紀末的舊華文報，讓這批珍貴史料得以重見天日。
陳蒙志說，由于這批史料是置放在不為人注意的角落，才得以保存下來。不然在日本時期，早就被日本人毀掉。
陳蒙志說，陳蒙鶴引用這些珍貴史料，寫成碩士論文發表。外國學者才知道新加坡圖書館有收藏這些重要資料，并希望新加坡大學圖書館提供給他們。外國學者研究東南亞社會民情和華人社會下層狀況時，極需這類華文史料，當時英文的史料都是反映上層社會的情況，少涉及中下層華人社會。
他說，于是新加坡圖書館把陳蒙鶴發現的這些史料制成縮微膠片，賣給外國學者，賺了一筆錢。
對于陳蒙鶴的一生，陳蒙志總結道，她是一位樸實平凡的普通人，但她非常努力，也很勇敢，為她的信念奮斗，堅持到底，從而留下絢麗的人生片段。
（轉引自《新加坡文獻館》）
5.她，為紀念上海書局65周年留下了難得一遇的好文章
65年來華文書業在新加坡
（1925——1990）
陳 蒙 鶴
A．1925年之前華文書業的狀況
1.中華、商務與早期的華文書業
人們談起新加坡的歷史時，往往從1819年開始，那一年是新加坡開埠的日子。當時，它還是一個荒涼的小島，它能夠發展成為今日的新加坡，靠了許許多多有利的因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華人移民。今天新加坡的華人人口占總人口的七十巴仙左右。本文的題目是65年來的華文書業在新加坡，它的時限是1925年至1990年，在進入正題前，描述一下1925年之前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及華文書業的狀況，是必要的。
從1819年至1925年是106年，這一百多年對新加坡華人的祖國——中國說來，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時代。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華民族經歷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戍維新、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這些運動和戰爭反映了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對中國不斷欺凌，和中國人民在不同程度上的反應和反抗，另一方面，這些運動和戰爭也反映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不斷地惡化，導致民不聊生，造成千千萬萬的華人出洋謀生。少數華人遠走美洲、澳洲和紐西蘭，可是大多數華人流浪并定居在南洋一帶。當時的“南洋”指的是今日的緬甸、泰國（暹羅）、老撾、柬埔寨、越南、馬來西亞（東馬和西馬）、印尼、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地。這些地方自十八、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分別淪為英、法、荷蘭及美國的殖民地（泰國是唯一的例外）。各殖民地政府為了迅速地開發當地的資源，在不同程度上鼓勵和接受大量移民。于是被迫離鄉背井的中國人也在這種情形下大批涌入“南洋”各地。19世紀的華人移民多數是男性，許多還是賣身和半賣身的“豬仔。到了20世紀初，華人移民中有許多逐漸定居下來，少數娶了當地的婦女，接受殖民地宗主國的教育如英文、法文、荷文等，絕大多數自認為“華僑”，他們雖然也定居下來，有些回鄉娶親后，再把妻兒帶回來南洋居住，也有些把妻兒暫時留在中國，單身先來南洋，已找到棲身之所，就把妻兒帶過來；但是這大多數的華僑，與中國的關系還是很密切的，他們在海外的人數日益增加，他們需要中國來的物質供應，他們也需要中國來的精神糧食。
新加坡，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英政府的比較開明的政策，自開埠一來就成為南洋華僑的中心，當新加坡華人人口日益增加后，華文教育，最初是書塾，然后是學堂，最后是現代化的小學和中學，漸漸有了個系統。這華文教育系統是華僑自己創辦，自己管理的。它的課程和師資則是從中國來的，隨著來的是華文書業。最初的書店，現在已無法尋找，相信是小小的文具店，兼賣一些線莊書、古典小說、武俠小說、連環圖和通書等。以新加坡來說，最早南來的而且具有現代化規模的書店是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這兩間都是在中國上海創辦后，來新加坡開分館的。在中國，商務印書館的歷史還比中華書局早15年，商務印書館創始于1897年，它的創辦人是夏瑞芳等，都是上海教會學校畢業生，他們后來在教會辦的報館里當排字工人，累積了一些錢，便商量自立門戶。當時耶蘇教會在中國各地辦了很多小學，需要教科書，這幾位創辦人把當時英國通行的課本譯成華文，由他們成立的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版后，果然銷路很好，商務印書館于是有了很好的基礎(注1)。1899年，商務印書館聘請張之濟為總編輯后，更是大展宏圖，成為中國數一數二的出版家。商務印書館雖然在中國發展得很快，可是由于主持人比較保守，他們在香港的分館于1914年才設立，而新加坡的分館是1916年成立（注2）。中華書局的創辦人是陸費達。他在1908年進商務印書館工作，1912年離開商務，自辦中華書局，中華書局于創辦后的第二年就在香港與新加坡設分館（注3），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都是中國當時一流的出版家，他們先后選擇香港和新加坡開設分館，不但說明了他們有魄力和眼光，也說明香港和新加坡在中國書業系統里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是新加坡——它是南洋華僑的集中地。
2.“五四運動”的沖擊
我們說過，這時期的華人，除了少數完全接受殖民地宗主國的教育外，絕大多數還懷著濃厚的鄉土觀念，他們其中有識之士，由于親身嘗到民族歧視的滋味，比在中國的華人更渴望中國強大，對中國的狀況非常關心，他們具有的是中國的意識，他們所理解的政治，也是中國的政治（注4），因此，1919年在中國爆發的“五四運動”，不但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它在新加坡的華人社會里，也起了非常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于1919年5月1日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是戰勝國之一，但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取消列強在中國的特權要求，竟全然被拒絕，反而把德國戰前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這消息傳到中國，激起中國人民的共憤。首先，北京大專學院的學生在五月四日舉行游行示威，接著，中國各大城市里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北京政府被迫罷免親日本的官員，中國代表也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政治因素。可是，為了救中國，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同時引進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的新思潮，借以反對中國的封建思想和蒙昧主義。因此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便在中國興起了，最先受這“新文化運動”影響而后又推動和傳播這新文化運動的是中國的書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下，中國各地出版了許多新書、新什志，這些五花八門的新出版物的涌現，給長期封閉的中國風氣為之一開（注5）。中國書業界出現的新現象，免不了就在海外引起一定的反應，在新加坡，上海書局的創辦人陳岳書就這么說：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內憂外患頻仍，人民顛沛流離，當時知識分子新思潮便應運而生，上海、北京、漢口諸地，出版了許多新文化書刊、什志，受到國內國外許多讀者歡迎，我在1923年正月間南來新加坡。1924年擔任中華商店經理，往來星馬各埠時，很多朋友都向我提出想購閱新文化什志新書的困難問題，因當時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均不經售外版圖書，其他數家書店，僅賣線莊古書與舊小說類書而已。我乃與王叔旸等數人籌組上海書局于水仙門大葛街十三號中華商店內進樓上。1925年12月1日開始營業，頗受各方文化界教育界及知識青年讀者歡迎與支持。……”（注6）
B．1925-1941華文書業蓬勃發展
因為中國社會的巨變，導致南洋華人人數的激增，海外華文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直接間接地促進南洋華文書業的進展。這時期的特征是：
1.新加坡的華文書業還是中國書業在海外的一個重要支流。上面說商務書館與中華書局在中國是數一數二的出版商，他們的出版物除了教科書外，也有許多工具書和一些大部頭的書籍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他們的總公司設在上海，新加坡的分館則在大坡一帶。當時在中國的商務與中華競爭得很厲害，即使是在新加坡也是不免（注7）。上海書局雖然在新加坡創辦，可是為了方便進口中國各地的新書和新什志，也在上海設辦事處稱為新加坡上海書局申莊。另外一間與上海書局同時期創辦的華文書局是世界書局。它的前身是正興公司，在1924年設立，創辦人周星衢。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和上海書局，一方面因為創辦歷史較久，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連續不斷營業至今，更因為上海書局與世界書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也和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一樣地出版和供應學校本地化的教科書，因此，多年來，他們享有新加坡四大華文書局的美譽（注8）。
2.當時的新加坡華文書業的活動范圍不限于新加坡，對他們來說，所有的在南洋一帶的華人都是“華僑”，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歧視，都渴望祖國（中國）早日富強。而當時中國的情況先是軍閥各據一方，國民黨北伐后又是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再加上日本軍閥的侵略。這一系列的事故，使海外尤其是南洋一帶的華僑不得不關心國家大事和家鄉的人民生活。各地華僑都急著從中國來的新書和什志中得到新的訊息。正如當時在新加坡上海書局工作的溫平說他對當年的工作回憶是：“圖書如潮涌，讀者接蹱至”。上海書局迅速地在南洋各地設立分行和代理處。1926年底在吉隆坡，1928年在爪哇泗水，1933年在椰城（即雅加達，注9）。它的代理，也分布了南洋各地。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包括了幾乎南洋所有的大城市（注10）。總之，雖說當時的交通沒有目前的發達，可是當時新加坡華文書業的服務對象，倒不是拘于新加坡一小島上，而是面向整個“南洋”，它的讀者是南洋各地角落的華僑。
3.就這新加坡四大華文書店來說，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首先，他們的主持人都是三江人（注11），南洋一帶的華僑主要來自中國的福建、廣東兩省。三江人是少數，而且三江人是后期來的。這些后來的三江人大多數在家俱、建筑、餐館等行業外，不少人也從事教育工作。在中華民國成立后，中國的政治體制，包括教育體制，都急速地改變，在“五四運動”的沖擊下，改革的步驟更快，南洋各地的華文小學和華文中學，都是華僑(主要是各同鄉)自己辦的，課程和內容主要來自中國，師資也是如此，因此，大多數的華校就有這么一個現象，如果該校是廣東人、福建人（或廣東省的客人、潮州人、海南人或福建省的福清、福州、同安、南安等）創辦的，董事會的成員當然是該同鄉會館的理事，但是，該校的校長和老師則不然，因為校長和老師大多數是董事會聘請的，任期短的一、兩年，長的三、五年不定。這些校長和老師便有許多是三江人。據說，請外江人的好處是：一來他們剛從中國出來，對中國的新文化、新知識，（尤其是語文和教育方面的）比較有認識，教學方法能夠創新。二來由于他們和學校董事會各成員沒有密切的關系，不會輕易卷入派系的糾紛。由于南洋華校分布得很廣，新加坡自然而然地成為南洋華僑信息的集散地，新加坡的四大華文書店也成為中國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三江人）南來時歇腳的地方。書店是他們的“職業介紹所”，是他們找朋友，交換信息的最方便的地方。同時因為他們的工作關系，三江人的流動性很大。在新加坡的華文書店相對的比較穩定，便成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文教人士的重要的聯絡站（注12）。這些不斷流動的文教人員和讀者對當時書店的業務也很重要。他們帶來南洋各角落的信息和各地對教科書、工具書及新書什志的需求，他們也盡量把新加坡從中國進口的各類新書籍、新什志介紹到南洋各地去。
4.這時期的華文書業面對的困難也很多，但是它卻能排除萬難地迅速發展。在經濟上，雖然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是中國過來的分館，有總館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國本身動蕩不安，每次中國有了什么事變，總館業務受到影響，有時甚至分館也不能免。如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當時日本侵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總管理處、總廠及編譯所，它屬下的東方圖書館和尚公小學都被炸毀，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被迫停業（注13）。新加坡分館受波及也被迫關閉。到1940年才復業（注14）。又如新加坡上海書局雖然在1927年在爪哇泗水設立分局，可是遇上1929-1932年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泗水分局也不得不結業。
在政治上，華文書業受到的壓力也很大。由于中國近代史的動亂原因是封建制度的崩潰和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后，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思潮高漲。南洋各地政府對這股浪潮有不同程度的恐懼，所以當時華文書刊進口受到很嚴格的檢查。在泰國，由于當時日本人勢力可以左右泰國政府，他們對華文書刊的進口更加仇視。1931年，泰國曼谷的中華書局從中國進口了一些書報，由于在檢查時拿到了一些宣傳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傳單，泰國警察以這為藉口，把該書局的經理驅逐出境，迫該書局不得不停止營業（注15）。這類事件在當時是不斷地在南洋各地發生，而南洋各地的華文書業界人士對華文書報必須通過不良刊物組的檢查，手續是很熟悉的，他們對當局施行的“驅逐出境”的法令也一樣熟悉，在這些不利的條件下的條件下華文書業，為什么又能排除萬難，迅速發展呢？首先，當時從中國南來的華文書業的工作者，與南洋各地大多數的華校校長、老師一樣，在中國也是吃盡了苦，離開中國是迫不得已，他們懷了很大的理想和期望離開祖國，他們把南洋的華僑子弟看成自己親人一般，為了開拓南洋僑社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們是不怨辛勞，不怕萬難的，其次，他們生活雖然清苦，但是他們從中國的親朋的訊息中，從南洋各地讀者的反應中，得到最大的鼓舞和慰藉，因此，他們不寂寞，他們物質生活貧乏，可是精神生活是緊張和豐富的。1938年當中國局勢發展到國共停火，全面抗戰時，他們更加興奮，更有干勁。新加坡上海書局在這時間的發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注16）
5.南洋華文書業還有一個特點是它和文具業是分不開的，書店兼售文具是一般書店都有的。但是書局除了進口和批發圖書什志外，同時也進口和批發文教用品，卻是南洋華文書業的特征，這也說明了華文書業不容易單靠賣圖書什志而生存。
C．1941-1945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8年中國實行全面抗戰后，東方的日本一方面加緊進攻中國，一方面與西方的德國、意大利加強政治和軍事上的聯盟，與英法對立。1939年德國突然襲擊波蘭，接著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先后被德軍占領，法國雖然抵抗了一陣子，最終還是投降，只有英國靠了空軍的優勢和美國的支援，沒有被德軍打垮。同時，意大利侵略南斯拉夫和希臘和巴爾干半島各國，1941年6月希特勒又不顧一切進攻蘇聯，同年12月，日本也乘機南進，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占領了泰國、香港、緬甸、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在日本人手里有三年八個月。日治時期，新加坡被日本人改稱為“昭南島”，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華人，受盡日軍的欺凌。1945年，以英、美為主的盟軍在西方聯合蘇聯、法國擊敗了德國和意大利，在東方聯合中國擊敗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在這三年八個月里，新加坡的華文書業完全停頓了，有些書店勉強開門營業，可是也只敢售賣文具和舊書而已，華文書業人士也多疏散，主要的負責人都躲了起來。
D.1946-1965新加坡獨立前的華文書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政府回到新加坡，那些沒有被日本人殺害的華文書業界人士，也各自回到各自的崗位，重振業務。但是戰后的情況和戰前大不相同，戰前，在新加坡的華人，除了極少數與宗主國認同的“峇峇”、“娘惹”外，絕大多數的華人把自己看成華僑。戰后，由于中國局勢的鉅變，更由于本地區民族運動的興起，這時期的華文書業受到不同的沖擊和挑戰，也不得不作出各種不同反應和適應。它發展的特征有下列幾點：
1.教科書的本地化：這講起來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南洋各地的華人從戰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還自認是中國僑民，華校又是華僑自己出錢出力創辦的，教學的對象也是華僑子弟，為什么華文教科書比其他語文更早走上了本地化之路？就其他語文教科書來說，英文和淡米爾文教科書的本地化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獨立后的事。在這時期，英文教科書主要從英國或印度進口，淡米爾教科書則全部由印度進口。華文教科書的本地化，是有它客觀的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局勢的鉅變，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是“五強之一”，其他的四強是英國、美國、法國和蘇聯。她站起來了，她的英勇抗戰，使她洗盡過去的恥辱和懦弱。但是，她自己內部的問題并沒有因為戰勝日本而解決。1946年，中國的內戰爆發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把當權的國民黨驅出中國大陸，并在中國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國民黨政府則遷居臺灣。屆時，以英、美為主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與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發生摩擦，漸漸進入“冷戰”時期，便對北京的中共政權抱著很（深）的恐懼。戰后的馬來亞、新加坡與南洋其他地區的華僑正在慶幸祖國戰勝日本，榮升“五強”之一的地位時，卻又得到中國內戰的消息，心里是很不好受，不過，三年八個月的磨練，使華僑中有識之士，包括華文書業界的人士，理解到如何在動蕩中爭取生存和發展。以當時新加坡的四大書店來說，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主動權在總館，比較難有作為，但是，其他兩家，上海書局與世界書局，再加上1935年創辦、以售賣教科書為主的南洋書局，就預感到中國局勢的變化會影響到華文圖書和教科書的供應問題，為了解決圖書的供應，上海書局和世界書局在香港設立了分店，為了解決教科書的供應，上海書局聘請戰時流亡南洋一帶，熟悉南洋情況，和戰后因為內戰暫時居留香港的文化界、教育界的精英如胡愈之、夏衍、宋云彬、吳瑞英等人組織編輯和出版一套“南洋化”的“現代版”中、小學教科書，由于當時人才濟濟，這項巨大的編纂工程只歷時三年半。出版后不但暢銷馬來亞、新加坡，此外還暢銷印尼、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注17）。世界書局則出版了世界版和聯營版教科書，南洋書局也出版了南洋版教科書。
2.新加坡華文書業逐漸失去“南洋”市場：戰后，南洋（也稱為東南亞）各地的民族運動高漲，印度尼西亞在蘇加諾、哈達的領導下，打敗了荷蘭殖民政府的軍隊，成立了共和國，菲律賓從美國的手中獲得獨立，緬甸從英國手中獲得獨立，印度支那半島上的三國：寮國、柬埔寨和越南也為爭取獨立與法國進行游擊戰，這些地區的華人由于人數上所占的比例很小，面對當地的政治情況，他們如不謀求同化，便只能作為外國人在當地生活，最后還是得回鄉。不少華人面臨這選擇時，不得不向現實低頭，謀求同化，就泰國來說，當泰國政府給予泰國的華人很優厚的同化的條件后，絕大多數泰華接受泰國的公民權，受泰文教育，取泰文名字，如果他們不說，誰也不知道他們是華裔泰國人呢！因此，新加坡的華文書業戰前是為“南洋”華僑服務的，戰后就只能為新加坡、馬來亞和北婆羅洲的華文讀者服務了。
3.這時期的華文書業在新加坡還是幸運的，由于新加坡的華人占總人口約75%，戰后的華校逐漸接受了政府全部津貼，一改戰前獨立自主的但也是貧困的經濟狀況，校長和老師的生活比戰前有保障，學校設備也有了改善，結果華校學生人數也日益增多，到了1956年南洋大學成立時，華文教育在新加坡的發展可說是到了頂峰，受華文教育的人多了，意味著華文讀者的增加，也意味著華文書業的蓬勃發展，有一位讀者在回憶當時的華文書業時就這么說：
“記得在戰后初期，現在的奧迪安戲院原址是一個舞廳，后面則是兵營，在舞廳之旁，有上海書局，上海書局的隔鄰有間非常熱鬧的咖啡店叫月蘭亭，這間咖啡店就是現在啟信街的路口，過了啟信街口，靠左邊朝密駝路方向走，書店一間緊接一間。先是中學書店，然后是大眾書局、青年書局、黑貓圖書文具公司、中央書局、星華文具社等……。從中學書局沿啟信街走去，還有一間學生書店……。
中學書店的歷史有點特別，它原來是一間雜貨店，店的少東先是在店邊的騎樓下擺了一個書攤，沒想到書攤的生意很好，他就在騎樓墻壁裝置了書架，擺滿了各種中文圖書，儼然是個街邊書店。這位青年老板神通廣大，不知道從那兒弄來了很多在別的書店不容易買到的新書。在50年代中期，新加坡華校學生朝氣蓬勃，有很大的抱負，有強烈的時代使命感，有一股強烈的求知欲，他們如饑似渴地看書，尤其是新書。所以，那個騎樓下的書店，經常門庭若市，特別是在周末，許多南洋大學的學生離開云南園到市區來逛書店，免不了也到那個‘騎樓書店’選書，后來這個書攤擴充業務，把原來的那間雜貨店改成了書店，正式取名為中學書店……。
其他的幾間書店，都有自己的特色。當年大眾書局除了賣一般書籍外，還賣很多雜志、畫報。大眾書局與世界書局是同一老板……。
我印象較深的還有青年書局，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它出版了大量本地作家的文藝著作，對本地文藝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功不可沒。……”（注18）
以上所說的是集中在小坡一帶的書店。在大坡一帶，華文書店更多了，除了中華、商務和世界書局外，還有遠東文化公司（注19）、勝利書局（注20）、南洋書局、星洲書局、新亞書局、新生書局、友聯書局（注21）、勝友書局（注22）、太平洋書局（注23）等。這些書店，一般上都兼營文具和學校販賣部的業務。
4.馬華文藝和搞好國語（馬來語）——戰后的民族運動的蓬勃和政治覺悟的提高，使東南亞各地的華人認識到他們不再是“華僑”。由于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不同，新加坡、馬來亞的華人面對的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由于這新的現實，他們一方面必須肯定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肯定多元種族的共同語言——國語。這新的認識和覺悟在華文書業里最明顯的表現是馬華文藝和馬來語（國語）的出版工作上。
1965年之前，雖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步驟并不一致——馬來亞于1957年獨立、新加坡是自治邦而砂撈越、沙巴還是殖民地——但是，新加坡與馬來亞之間的關系是很密切的，因此，“星馬一家”也是大家心目中認為遲早的事，大家預料不到的是：新加坡于1962年加入馬來西亞后，1965年又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
50年代中期開始，著名的馬華文藝史家方修就從事馬華文學史的發掘、整理與研究工作，他的著作很多大部頭的，交給世界書局出版，短篇的則交給后期的出版機構如萬里文化企業、烘爐文化企業等。除了世界書局外，另外一間對馬華文藝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是青年書局。青年書局創辦人陳孟哲是上海書局創辦人陳岳書之長子，他于1955年創辦青年書局，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推出《南方叢書》（12本）、《新馬文藝叢書》三集36本、《新地文藝叢書》5本、《新馬戲劇叢書》5本，還有其他史地叢書，南洋民間故事叢書等。
隨著馬來亞獨立，新加坡參加馬來西亞的客觀條件的推動下，50年代與60年代是一個“學習國語”的高潮時期，華文書業在這方面應時應景地也出版了不少有關馬來語的工具書、參考書和翻譯、對照等讀物。上海書局與世界書局，由于他們在新加坡和馬來亞都有聯號，對這方面的出版和推銷更是不遺余力（注24）。
E．1966-1990華文書業的多元化
1965年對華文書業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這年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成為新加坡共和國。從此，華文書業在新加坡與華文書業在馬來西亞走上不同的發展之路。在新加坡，由于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組織，使她走上“面向世界”的政治、經濟路線，國語（馬來語）不用說是名存實亡，華文和華文教育也逐年走下坡。相反的，英文成為官方的和民間的通用文字和語言，它在學校是第一語文，在商業和貿易上也是第一語文。
1980年，當南洋大學正式并入新加坡大學，成為南洋理工學院時，新加坡的小學、中學也不分華文源流、巫文源流或淡米爾源流，新加坡學校只剩下一個英文源流。學生進校后，從小學起就以英文為媒介語言進行各科的學習，只有在上華文課或其他一些不重要的科目時，以華語為教學媒介，新加坡的政治、經濟和教育情況既然這樣，她的華文書業的處境又是如何呢？它在這時期的發展也有幾個特點：
1.60年代和70年代的華文書業還是蓬勃的，除了傳統的華文書店繼續出版和售賣華文讀物外，另外還增加了兩股力量，一股力量來自官方，另一股來自民間。1967年，教育部屬下成立了教育出版社。它的創立目的在于出版價廉物美的教科書和圖書，也出版十幾種定期什志。它成立之后，十多年來，出版的圖書和什志以華文為主。由于它是政府屬下的機關，在推銷這些華文圖書和什志，比私人機構占優勢，因此，它的設立，直接（注25）間接也推動了華文書業。
另一股力量來自民間，主要是南洋大學的畢業生。他們年青而且有干勁。他們之間有許多文藝愛好者和寫作者，有了他們，新加坡華文書業添了不少的生氣，較突出的有萬里文化企業公司、風云出版社、國際圖書私人有限公司、洪爐文化企業、美雅書局、大地文化事業、草根書社、新亞出版社和東升出版社、文學書屋等。萬里企業文化公司除了搞出版外，也搞了一個門市稱萬里書局，國際圖書私人有限公司則主要代理香港的圖書什志。除此之外，還有一間勝友書局。勝友書局在70年代開始出版兒童簡體字圖書，到了80年代投入推動華文文學作品的行列（注26）。此外，勝友書局自84年來每年搞一次華文書籍展，藉此推廣華文閱讀風氣。
2.華文書展——書籍展覽作為介紹和推銷的活動相信早已有了，在新加坡，由全國書業理事會主辦的一年一度圖書展覽始于1968年。開始時規模很小，參加單位主要是英文書代理商和出版商，華文書商參加的也只有一、兩個。后來，規模逐漸擴大，華文書商為了增加聲勢，聯合參加，但是，過了幾年，由于主辦當局改了條例，華文書商只能各別參加，因此，華文書商就有自己要搞一個規模較大的華文書籍展的意思。1979年，八家書局即上海書局、中華書局、教育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大眾超級書局、友聯書局、世界書局和勝友書局參加了南洋商報（新加坡當時兩間主要的華文報之一）主辦的“1979年書展”，成績不錯。1980年上海書局為了慶祝創辦55周年，舉辦了一個大規模的“80年書展”，這次的書展由于請到海外著名女作家於梨華參加，效果很好，之后，由于華文教育日漸式微，華文水準也逐漸降低，年輕的華文讀者越來越少，書展更是書商不可缺少的促銷活動，只有書展才能把華文書籍廣泛地介紹給公眾人士和成人讀者。1983年新加坡兩間大報館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合并為“聯合早報”和“聯合晚報”。1984年他們開始與書業界配合搞大規模的華文書展。目前，一年一度的“世界華文書展”展覽期間，一方面是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出版物濟濟一堂，另一方面是精彩的中華文物展和文藝營、“金獅獎”寫作比賽等活動，真是熱鬧非常，對華文書業的宣傳幫助很大。此外，新加坡的文藝研究社和華文中學教師會，為了推廣閱讀風氣，也從1982年起聯合各書局舉行一年一度的“華文書籍展”。就全國書業理事會主辦的“書展與書籍節”來說吧，近幾年來，由于代理臺灣出版物的友聯書局和代理中國大陸和香港出版物的商務印書館拿的攤位也增加了，華文書在“書展與書籍節”的展覽廳里也很有聲勢。
3.新加坡華文書業的企業化和多元化——新加坡的華文書業這65年來，走了一段漫長、艱辛、可又是多姿多彩的路。它的根扎于華人社會，為這個族群服務，也隨著他們在不同時期的需求和變動而改變它的業務形式和內容。以最早來新加坡的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來說：它們目前還是中國大陸和香港出版物的總匯，中華書局兼營中國的書畫和文房四寶，商務印書館兼營中國的郵票。它們和中國及香港的總館性質一樣，是股份公司，是已經企業化了的機構。友聯書局也是如此。上海書局與世界書局目前還是私人有限公司，但是他們早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華人族群里扎了根，只要接班人對股權和經理權能做出適當的安排，使業務企業化和多元化，是很有前途的。勝利書局和太平洋書局則已經走上了企業化和多元化之路，它們經售的英文書種比華文書還多（注27）。太平洋書局除了經營圖書和課本外，還經營紙張（注28）。教育出版社于80年脫離教育部成為私營公司后，在87年被國立印刷廠買去，成為它的子公司。它的業務也轉向英文圖書和課本的出版與販賣了。另一方面，近年來由于華、英報業的合并，原來是華文報的圖書出版部也不得不并入英文系統的時報集團屬下的聯邦出版社。這樣，聯邦出版社除了出版英文書外，也出版華、英雙語和華文書，它的營業方式與傳統的書（華）文書業的營業方式有點不同，它與外國或地區合作出版英文書、華英雙語書和華文書后，又把這些書或其版權賣給世界各國或地區。這種經營手法，仿佛是回到戰前以新加坡為點，以南洋（東南亞）為面的做法。不過，由于它的組織龐大和資金雄厚，它的活動面非常廣泛，在它的總營業里，華文書的營業可能只占很小的部分，雖然如此，這規模也可能是新加坡傳統的華文書商望塵莫及的。
F．總 結
新加坡的華文書業是在20世初隨著大量華人僑民南移而來的，當時的華僑分布在南洋一帶，身在外鄉可是心向祖國。因此，新加坡是華文書業在南洋一個重要的點，它為南洋各地的華校和華僑各界人士服務。由于當時也正是中國多事之秋，中國來的書報，尤其是新書、新什志，對海外華僑更顯得難得和需要。華文書業便在那種風風雨雨的狀況中成長和壯大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新加坡的淪陷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日本人的南侵，暴露西方殖民國家的弱點和推動了南洋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戰后，在各國的民族運動的沖擊下，南洋各地的華僑必須作出去和留的選擇，那些選擇留下來的華僑，也選擇了當地的公民權，“南洋華僑”成了歷史名詞。新加坡、馬來亞的華文書業迫于戰后的新形勢，開始走上本地出版的道路，為新、馬的讀者服務。
新加坡的獨立，給新加坡的華文書業帶上一個與馬來西亞華文書業不同之路。由于新加坡人口少，華文在學校里是第二語文，年輕一代的華文讀者越來越少，華文書業如要發展的話，必須走向多元化和企業化。許多傳統上以賣華文書為主的，現在華文書越賣越少，英文書越賣越多。一些企業化的書局，除了出版華文書外，也得出版英文書，并考慮同時出版泰文、土耳其文、希臘文、日文等。話說回來，這多元化和企業化的結果，華文書業到底還能不能保留以華文為主的地位，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注：
（注1、2）《商務大事記》及《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出版。1987年
（注 3） 《中華書局成立70周年紀念刊》1982年香港出版。
（注 4） 王賡武《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P.244
(注 5) 李業霖:“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百川匯海》。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出版，
1990年P.15
(注 6) 《迎接五十周年》新加坡上海書局出版。1975年P.7
(注7、8) 王振春“根的系列”《新明日報》18-6-89
（注 9） 陳岳書:“上海書局40年”《迎接五十周年》P.7-8
(注 10) 溫 平:“難忘的培育和鼓勵”，《上海書局創業六十五周年》P43-49
(注 11) “三江”指江西、江蘇、浙江三省，但也廣泛地指廣東、福建、廣西、海南以外的外江人。
（注 12） 王振春：“根的系列”，《新明時報》18-6-89
（注 13） 《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商務印書館出版。北京，1987年。
（注 14）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P.385
（注 15） 冬英：“泰國書業文具業先驅——南美公司總裁陳式金”《現代中國》第五期北京 1990年5月P.55
（注 16） 《迎接50周年》上海書局出版。香港 1975年 P7-8
（注 17） 溫平：“難忘的培育和鼓勵”，《上海書局創業六十五周年》P.43-49
(注 18) 丘文華: “25年前的書店區”《聯合晚報》 19-6-1984
（注 19） 遠東文化公司是香港什志最大的代理商，它后來從大坡遷入小坡百勝樓。
（注 20） 勝利書局創立于1935年，它同時也是勝利文具社。它于70年代后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的企業公司。
（注 21） 友聯書局創立于1955年，它的負責人是從臺灣過來的。它當時代理的《友聯活頁文選》很受各中學的歡迎。
（注 22） 勝友書局成立于1963年，經營學校課本、參考書、文具、郵票等。它于70年代后迅速發展。
（注 23） 太平洋書局成立于1965年，它于70年代后迅速發展，現在是一間公共公司并在新加坡的自動報價股市上掛牌。
（注 24） 從上海書局45周年的圖書目錄里看到“學好國語”部分的圖書目錄，抄錄一些如下：工具書《華馬大辭典》、《簡明馬華辭典》、《馬華學生小辭典》、《馬英小字典》、《馬華英國語小辭典》、《馬來同義詞詞典》等等》。語法：《馬來語語法讀本》、《馬來文章縮短示范》、《馬來諺語》、《馬來舊韻文》等等；巫華對照補充讀物：《馬來民間故事選》、《中國民間故事》、《馬來寓言》、《中國成語故事》、《馬來亞歷史故事》、《馬華名人傳》等等；還有馬來著作的中文譯本、巫文課本、唱片、巫文彩色圖書等等。
（注 25） 南洋商報1979年6月2日“1979年書展”特刊里的介紹，教育出版社當時出的華文定期什志有《學生文藝》、《新加坡兒童》、《少年月刊》、《展望》、《歡樂兒童》、《新加坡美術》等等。1980年后，多數華文定期刊物不再出版，少數改為雙語版，華文部分越來越少，語文水準也調低了。
（注 26） 這部分的資料來自剛出版的《新加坡華文書刊1965-1990》。魏維賢博士編，南洋藝術學院出版，其中楊松年的“文學”P.75-98，陳彥的“兒童文學”P.37-46，講得講得很詳細。
（注27） 勝利書業集團屬下有五間子公司，即勝利出版、勝利書局、勝利實業、勝利出版（馬）和勝利出版（香港）。他們的出版物至今有600多種，除了自己的版本外，也和海外各大出版商聯合出版。在100多種兒童讀物中，好些英文版已譯成華文、馬來文、泰文、土耳其文、希臘文、法文、日文和印尼文等等。它的董事白振華，最近中選國會議員，是少數用華語發言的國會議員之一。
（注 28） 泛太平洋書籍公司最近印行的召股書30-3-1990印行，P.5
6）她，走了，雖死猶生，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2002年歲杪，著名的反殖愛國人士和杰出的婦女界領袖陳蒙鶴，在睡夢中安詳地走完了她那波瀾起伏、艱難曲折而又不平凡的人生道路。她的一生，緊緊地與20世紀大動蕩的戰亂年代，尤其是二戰后新馬人民轟轟烈烈的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斗爭的大時代聯系在一起。她一生中兩度身陷囹圄，一次是在林有福傀儡政權當政的年代，另一次就是在李光耀政權1963年2月2日進行的鎮壓左派反殖愛國人士的所謂“冷藏行動”的大逮捕。
但是，她在頑敵淫威面前始終堅定不渝、誓不低頭的高尚品格，她在平時各個方面尤其是發揚中華文化和推廣馬來語運動方面的卓越貢獻，她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和各族人士打交道、樂于助人、謙虛謹慎的優良作風，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
石君一家是在2003年1月才驚悉蒙鶴大姐已經不幸逝世的噩耗，于是立即強忍著淚水，寫了以下一封信，寄給大姐的先生承發兄，表示深切的哀痛和慰問：
致承發兄的一封信
承發兄:
您好！驚悉蒙鶴姐不幸逝世，我們深表哀痛。雖說生老病死是誰也改變不了的自然規律，然而她畢竟走得太突然了，走得太快了。愿她安息，愿她走好，望您節哀順變。我們沒有送她最后一程，但我們將永遠懷念她。
我們一家跟蒙鶴姐可以說很有緣分。我和她一起飽嘗了殖民者的鐵窗滋味，她教我們英文，是我們許多難友的英文老師。她在統治者淫威面前，沒有低下頭。她毫無知識分子的大架子，跟我們這些乳臭未干的小妹妹們打成一片，互相鼓勵，互相支持，度過了那難忘的歲月。我們都非常尊敬她，愛戴她，親熱地稱她大姐。后來我們的孩子學馬來語，也得益于她寫的《馬來語語法》。數十年后大家重逢，她還是那么熱情可親，精神爍爍，不失文化人的風范。
現在，我們都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過去都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不過，今天國內醫學專家說：“人活百歲不是夢”，所以我們應該積極面對人生，面對困難，面對疾病。只要想開些，樂觀些，放開煩惱，享受我們的余生，您會發現這個世界越來越美麗，越來越值得留戀。“活著就是勝利！”千萬不要放棄。對待疾病最好的辦法，就是“既來之則安之”，放松心情，積極治療，同時注意飲食健康，多吃新鮮蔬菜和水果，適當活動活動，曬曬太陽，能走點路更好。
其實，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特別是下一代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跟我們這一代人有很大差異。他們的經歷，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所處的環境，使他們更加急功近利，更加重視物質方面的享受，甚至把金錢看成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東西。有時甚至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做人的ABC，失去了中華民族具有悠久歷史的優良美德，變得異常貪婪。為了爭奪財產，兄弟之間不惜反目成仇，在法庭上，在家庭里，面對著有億萬人收看的電視節目的攝影機，互相辱罵，互相揭對方的“老底”，只是差點沒打起來。雙方都罵對方在演戲，都拿出自己的“絕活”欲置對方于“死地”，上訴一次不服再上訴，非斗個“魚死網破”不可；結果，勝者洋洋得意，大言不慚；敗者死不服輸，毫無愧色。這些人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受過教育的“體面人家”，其中一個還是到過日本鍍金的博士。在他們那里，什么“兄弟情深”、“血濃于水”早已付諸東海，丟得精光了。香港最近不也上演著一臺“小甜甜”（龔如心）和她的家翁為爭奪數百億遺產而對簿公堂的丑劇嗎？錢財也是一把雙刃劍。沒有它，不能生活，不能辦事，不能發展。可為了它，有些人就此沉淪，腐化，墮落，人格丟盡；有的甚至天良喪失，做出種種駭人聽聞傷天害理的罪惡勾當，等等，等等。有人說，這是因為沒有“法”的觀念，不知誠信為何物；可我們覺得這是世風日下，道德淪亡。錢財本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走。取之有道，用之得當，應該是好東西。如果利字當頭，利欲熏心，那就會害人害己，遺憾終身。人們往往忘卻了奮發向上，刻苦耐勞，自強不息，奉獻社會以及其它精神上的追求，才是我們應當時刻不停地努力的方向。我們越來越覺得精神上的富足，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最寶貴的財富。這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不過，我們的這種想法也許已經落伍，有的人會嗤之以鼻，不屑一聽，那也不奇怪。畢竟存在著現代人愛說的“代溝”。看開一點就是，該幫的就幫，能幫的就幫，反正您和大姐已經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和犧牲，不值得再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和犧牲了。
我們在這里的生活很好。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很享受。只是歲月不饒人，小毛病總是難免。不過，我們很樂觀，很愉快，學會了保持心態的平衡，自己開解自己。凡事看開一些，看遠一些，與時并進，永遠年輕。我們閑時看看報，看看電視，讀讀書，聽聽音樂。冬天天氣好就出去散散步，曬曬太陽；夏天天氣熱就到泳池游游泳。有病就積極去治。總之抱著積極的態度面對一切，生活還是過得蠻有意思。
大姐先我們走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古道熱腸，寬容待人，樂于助人的形象，以及為發揚光大中華文化作出的貢獻，永遠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最后，祝您新春吉祥如意，心想事成，身體早日康復！有空而且方便請來我們這里玩玩，散散心。
您永遠的朋友，
石君及家人
2003年1月18日
附：1.、《帶林清祥與李光耀認識的經過》一文里的有關章節：
……
1956年下半年，林有福政府在英國主子的命令下，在外國勢力的一片叫好聲中，出動大批軍隊和警察，對新加坡工會組織、婦女聯合會、中學聯等發動了突如其來的瘋狂鎮壓行動，強行解散、封閉這些合法組織和團體，野蠻逮捕其領袖和負責人，包括已是人民行動黨立法議員的林清祥，人民行動黨執委、工會領導人方水雙以及蒂凡那、兀哈爾、普都遮里，還有婦女界領袖陳蒙鶴、家長聯誼會主席吳采唐及其兒子農民協會副秘書方小浪等，學生方面則有鄭敏娜，我也未能幸免。
誰知這一抓，未經審訊，就把我投入歐南路監獄，令我飽嘗殖民地鐵窗風味達二年之久。幸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牢獄生涯中，有眾多志同道合的難友相伴，大家互相鼓勵，互相支持，誓把牢底坐穿。蒙鶴姐當時也跟我們這些乳臭未干的
小妹妹們關在一起。她始終保持樂觀精神，她雖然是出身于書香世家，而且受英文教育，但平易近人，毫無大知識分子的架子，跟我們相處融洽，還抽出寶貴時間教我們學習英語和各種有用的知識，讓我們得以在逆境中比較輕松地度過那令我終身難忘的難熬歲月。
……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除了有以林清祥為代表的華校生積極投身于反殖愛國運動，在他們之前實際上就有不少優秀的馬來族知識分子和英語界人士投身于這一運動，如《馬來前鋒報》（Utusan Melayu）編輯沙末.依斯邁、阿都拉.蘇丁，在倫敦的林豐美、約翰.伊峇、新加坡教師公會主席沙瑪以及接受他影響的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爾，還有余柱業（前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的同窗）、傅樹楷醫生、林福壽、陳蒙鶴等受英文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歷史的重任本應由他們擔負，可惜的是，由于殖民當局的鎮壓和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被驅逐，
就是被逮捕，有些甚至被迫出逃，流落異鄉。
……
2、《地下航線解密》一文里的有關章節：
……
記得，翌日，我就和黃明強聯系上。他通常都會約我到郊外比較偏僻和人少的地方碰面，而且，邊走邊談。由于是處于地下斗爭環境，我們的碰面，首先第一條，就是必須提高警惕，注意有沒有“尾巴”；其次，一定要準時赴會；再其次，就是要長話短說，言簡意賅，把話說清楚，把任務交代清楚，把下次碰面的地點和聯絡辦法約好，便立即分手道別。因此，這一次也不例外，他簡單地告訴我，第一個要撤退的干部，是陳蒙洲，至于其他問題就按情況處理。
說起陳蒙洲，我們那一代人都知道，他是英帝懸賞一萬元叻幣，要通緝的重要人物。印象中，他的賞格是英帝在新加坡要通緝的人物當中，名列榜首；大名鼎鼎的馬來亞民主同盟秘書長余柱業5000，“全權代表”方壯璧2000，律師林建才5000，至于有沒有后來居上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盡管這次要轉移的是英帝出了那么高的賞格要捉拿的重要人物，黃明強和我都不緊張。他放心地告訴我，你不用去帶路，他會自己上門來找。其實，陳蒙洲也是華中生，比我高兩班，1950年我上初二，他已上高一，所以不用特別介紹，我也認識他。不過，在校時，彼此之間甚少接觸，只知道，他長得不很高，肌膚特別白皙，架著近視眼鏡，一副風度翩翩的書生樣子。
還記得，他按約好的時間準時到達旅店，我也早就站在樓上樓梯口處等候，只見他頭戴禮帽，一只手拿著一罐555牌香煙，神態自若，由樓下拾級而上，大家一見面，相視而笑。于是，我們就隨母親一起坐駁船前往停在防坡堤外的KPM輪船。
可以說，他這次轉移不但達到“安全標準”，而且是一次愜意的旅途……。
七、一心一意 肝膽相照
話說，當年母親和我非常順利地掩護蒙洲上到停在新加坡防坡堤外的KPM輪船。記憶中，這艘KPM輪船名叫“Bauld”（？），那時我也沒去深究這個名字的意思，不過，據我日后所見所聞，這艘船是行走于這條航線的KPM船中較新的一艘。這些KPM船的噸位都相差無幾，有的3千多噸，有的2千多噸，而且都是既可載客，又可裝卸貨物的兩用船。
母親這次給我們買的是三等艙船票，按等級比統艙高一級，平時三等艙是六個人一間房，像集體宿舍，睡的是帆布床似的床鋪。不過，出乎意料，上船后才知道，我們不是睡在普通的三等艙，而是睡在母親給我們爭取到位于船尾甲板上
單獨的一間三等艙，里面有僅供兩人睡的舒適床位。我們自然喜出望外，因為這樣一來，這個船艙，就成了我們倆一個自由的小天地，愛怎么著就怎么著。因此，當輪船的汽笛聲發出三次沉重的巨響，開始往馬六甲海峽的公海方向緩慢地航行時，我們便把房門一關，神侃一通。
要知道，當年我們還是20未出頭的年輕小伙子。在他面前，我是“學弟”，他作為“學長”,又是受英帝出那么高賞格通緝的重要人物，他沒有“等級觀念”，而又很健談，因此，作為“學弟”的我，自然樂意聆聽他講話，向他學習。就這樣，我們倆天南地北地談個不停，直至用晚餐時才中止了我們之間初次見面的談興。
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我們聊了什么，已無印象，只有兩件趣事卻始終難忘。第一件，就是上文提過的當他獨自一人大搖大擺地走到華商旅店和我會合時，手上拿著的那罐50支莊的555牌香煙，那天下午就給我們抽光了。當然，主角是他，我是陪襯。第二件，是那晚我們還獲得機會上到頭、二等艙走走、參觀。誰知走到頭等艙的酒吧間時，他酒興大發，建議進去飲兩小杯免稅洋酒（沒記錯的話，不是Johnny Walker威斯忌，就是白蘭地）。記得，他一杯下肚，不夠喉，還想來第二杯，而我才喝半杯，就不勝酒力，當時他告訴我，喝烈酒要慢慢喝，不能大口大口地喝，但是，我實在不能再喝了，便把喝剩的給他。結果，他喝了那么多，卻若無其事，我則頭腦發暈，眼前突然一黑，站都站不穩，要由他一路扶著我，緩慢地走過二等艙的走廊，回到自己在船尾甲板上的艙位。
說起來，也有點怪，這樣的機會偏偏給他碰上了，隨后撤退的干部，為了安全起見，差不多是“閉不出戶”，不隨便在船上四處溜達，在許多情況下，連吃飯也是母親通過相熟的茶房送進來，或是由我去打來。這也許是一種人們常說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意”吧！
由新加坡開往棉蘭的船只，如果是下午開船，經過一夜的航行，翌日中午之前，便可抵達勿老灣港，而往來于新加坡至雅加達的船只，一般需經兩夜的航行。抵達棉蘭后，我們幾乎馬不停蹄地趕回先達老家。此后約兩年（即至1955年），蒙洲以及隨后由母親和我掩護撤退到印尼的畫家（洪平汀），都在我家落腳，跟四弟、五弟一起住在閣樓，雖然睡在漆皮鋪的地板上，不過，上面都放有一張褥子，主客不分彼此，同樣待遇。小妹、小弟跟外婆睡二樓，堂弟睡樓下，堂姐到蘭都不拉八（蘇北一城市，靠近亞沙漢）教書去了。后來，蒙洲通過他父親陳岳書和舅舅王叔旸（他們倆是上海書局的創立人）在棉蘭的熟人的關系，經棉蘭的華總介紹他們到先達的一所華僑中學執教。
按照明強的指示，畫家、蒙洲和我組成一個小組，畫家為中心，這可說是流亡隊伍在印尼的第一個黨小組。我初期走水回到老家，就和他們一起過組織生活。不過，地下航線撤干的任務，依舊是明強自己負責。記得，我們小組第一次過組織生活，就是根據組織早先的一個決定，舉行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儀式，地點就在我家二樓臨窗的地方。有意思的是，這個地方正是1947年中旬荷蘭殖民軍進攻先達時，誤以為隔壁店鋪門前印尼人擺放的一堆褥子為印尼人民軍的防御工事，于是，猛向這個方向開炮，結果，隔壁二樓臨窗的墻壁，因為是用木板搭建的，整個被轟倒下來，我家這個地方則被打了一個大洞。所幸，當時我們還在學校上課，母親和外婆都在內間做事。
為了給蒙洲搞一份真正的身份證明文件，母親特意到離先達好遠的一個鄉下，找我的叔母（即前面提到的堂姐和堂弟的生母），請她認蒙洲為干兒子，替他出一張出生證。叔母欣然答應。就這樣，蒙洲的出生證跟叔母姓劉，對外則一直跟我們姓張，當作是我們的堂兄弟。
蒙洲是一個非常豪爽、慷慨、講義氣和“滴水之恩，定當涌泉相報”的人，對錢財不像一些人那樣，把“一分錢看得像牛車輪那么大”，尤其是后來他生意場上春風得意，組織上有需要，只要說一聲，沒有一次說“不”。對于曾認他為干兒子,使他得到一張真實出生證的叔母，當他知道她家有困難，需要幫助時，他也慷慨解囊，幫她們度過難關。對于父母親，就更不用說了，他不但非常尊重，而且母親走水時，資金周轉一時有困難，他也樂意把流亡到印尼時，他家里給他的一筆防身之用的錢先借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國內發生巨變，母親和弟妹們先后來到香港，舉目無親，無處容身，又是他伸出援手，把自己在上環永樂街租用的一處唐樓，讓母親和弟妹們居住。母親和弟妹們對他在患難時所給予的寶貴援助，一直沒齒難忘。
至于我個人于公于私都用了他不少錢。如今事過境遷，不怕坦白說，我回國的路費，有部分也是靠他幫助，盡管當時我已是《覺醒周刊》的實際負責人，但用“兩袖清風”來形容我的經濟狀況，恐怕遠未能說明問題，而他當時在生意場上，也剛剛起步。當然，除了他，在這方面，給我提供幫助的還有好幾位朋友，包括小李叔叔——鵬叔和夫人。更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友人得知我結婚的消息，竟然把200塊人民幣當作禮金留在廣州，通過有關方面轉給我，名字卻不愿留下來。事后，經我多方了解，才猜到是哪個好心人。另外，9-30事件發生后，“覺醒”的一位友人緊急回國的費用，也是他一手相助。
于公的方面，1959年底，《覺醒周刊》被勒令停刊后，為了順應形勢發展，在蕭玉燦先生建議下，我們把“覺醒出版社”（Penerbit Sadar），改為“覺醒文化基金會”（Yayasan Kebudayaan Sadar），注冊時由蕭決定，請一些政界名人擔任主席和理事，其中一位還是印尼黨(Partai Indonesia，簡稱Partindo)主席威爾多約（Werdoyo），跟蘇加諾總統有親戚關系。其時我們都樂得干實事，當“無名英雄”。那時候，我們還有數十位職工，一個也不裁，我們決定一部分人，應蕭的要求，到《共和國報》（Republik）幫忙，搞經理部和發行部工作（有個別人到編輯部當記者），一部分人開始從事文化圖書出版事業。不料，沒過多久，《共和國報》跟首都幾家報紙被禁止出版，于是，我們把《覺醒》所有員工集中一起，全力搞文化圖書出版、發行工作。我們的圖書出版工作，在很短時間內，越辦越大，出版的圖書（特別是連環畫），不僅種類越來越多，發行量也越來越大（第一次印刷都在一萬冊）。
在這種發展勢頭的情況下，單靠向政府申請用紙，已經不能滿足需求。這時候，蒙洲經營的出口貿易生意，有了很大發展。按印尼政府規定，有關公司必需將所得部分外匯用以進口印尼市場上需要的物資。就這樣，蒙洲應我們的要求以及市場上的需要，進口了大量的紙張。可以說，我們出版的圖書幾乎是用他進口的紙張，每次向他要多少都沒問題，有時，甚至到了他要求我們把公司所有存貨趕快搬光，免得他要為這些存貨傷腦筋。
大約在1965年新年前后，他公司進口了一批好的布料（好像是的確涼），打算拿部分發給公司職員，但他公司員工有什么好處，他永遠不忘分給《覺醒》員工一份，就這樣，那年過節，《覺醒》上下幾十個同事（包括印尼員工）喜氣洋洋地分得兩套布料。另外，9-30運動發生前后，他公司又進口了一大批優質的斜紋布（或叫卡嘰布），他又給了我一批。我把部分送到西加給砂勞越友人，部分給流亡隊伍的同志。這件事，后來老方有意見，認為大家都穿同一顏色和布料的褲子，容易互相暴露。我聽了“無話可說”，就當“好心辦壞事”吧。
還記得60年代初，有一次，老余告訴我，新加坡有一個美術家代表團要來雅加達，準備跟雅加達的著名印尼畫家（包括人民文化協會屬下的畫家）見面，并且打算到日惹（Yogyakarta）和梭羅（Surakarta或Solo）參觀和學習，要我請印尼著名華僑畫家溫悲鷗陪同和安排、照顧。此時，老溫是《覺醒》出版的所有圖書的封面設計者，關系很熟，自然愿意幫忙來自獅城的同行，但是此行的費用不菲，也是由蒙洲慷慨解囊。另外，約于1963年，我到西加活動的經費，包括后來在坤甸開書店的費用，也是他墊付的。這些情況，有部分《覺醒》的同事也都知情。
更難能可貴的是，9-30運動發生后，白色恐怖的陰影籠罩共和國，他不但沒有退縮、害怕，反而繼續給我們大力支持。其中有兩件，如果不說出來，恐將永遠無人知曉，因為，囿于嚴密細則，許多組織的秘密，我連自己愛人或無關的上級，從來都不提及。
第一件是，其時，過去和我們往來的友人深陷困境，前來找我，要求給以他們一筆為數頗大的經濟援助。我對他的要求，一方面不敢自作主張，另一方面，這筆錢的數目實在太大了，放在平時，也絕非小數目。何況，那時各方正是急需用錢之時，在經濟上都很不容易。于是，我只好對友人說，讓我想想辦法，不料，他見我沒有一下子答應下來，竟以為我“見死不救”，不滿地說，你們華人華僑有問題（主要指發生排華事件）的時候，就指望我們出來說話，幫助你們，現在我們面對困境，你們就不想伸出援手。其實，友人雖然和我打了好多年的交道，并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還以為我們是愛國進步華僑和華人商人背景，很有錢，很有辦法。
老實說，看到他們此時此刻的處境，我也于心不忍回絕。其時，老余還沒被右派軍人捉走，我只好硬著頭皮向他請示：該如何處理。他也覺得問題很棘手，也很為難，因為跟組織全無關系。我說，找蒙洲幫忙如何，他不置可否。也就是說，如果蒙洲愿意，他也不反對。結果，我只好找蒙洲商量，把整件事告訴他之后，他二話沒說，立即答應下來。友人終于如愿以償，獲得了這筆來之不易的援助，但他始終不知道，這筆錢實際上是從一位流亡到印尼、受英帝出了很高賞格通緝的新加坡政治人物的腰包里掏出來的！！
第二件，是在9-30事件發生后，我轉入地下，于1966年輾轉來到丹戎檳榔（廖內）主持一個點的工作。當時，老方要通過一個群眾走水，來往于廖內和新加坡，需要一筆約幾萬元新幣作為經費。這筆錢也是由我在廖內寫信給他要來的。不料，這位群眾走水，“遇人不淑”，這幾萬塊錢就像“泥牛入海無消息”，結果，追也追不回來。之后，老方要買一艘機動木船（約25噸噸位），行走廖內——新加坡，這筆買船的錢，約十數萬元新幣，也不用我親自跑一趟，只需通知一聲，他就立馬匯過來。這一次，我“當仁不讓”，非親自抓這個工作不可，同時還要阿錦（即阿坤）隨船當財政，而這位群眾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也改變作風，認真工作起來。
蒙洲政治嗅覺敏銳，理論造詣、工作熱情很高，而且，心胸開闊，不計較個人地位。1955年，他離開先達來到雅加達之后，參加了《覺醒周刊》的工作，此時，我已在《覺醒》工作一年多，他完全服從分配，負責撰寫“專論”，受到好評。據阿英反映，當地華中學校老師對《覺醒》的評價很高，說《覺醒》文章都是出自大學生手筆。但他從不自滿，從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修改不得，甚至也不要求修改過的稿件非他看過不可。所以，我們之間，通過工作，建立起親密無間、相互信任關系。不僅如此，我有籃球賽，他是必到的捧場客。
說起來，我和他從見面的第一天起，就很投契，我們都喜歡“指點江山，藏否人物，議論時政”。記得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舉世矚目，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大肆抨擊，全盤否定。
更加令人憤慨的是，他還下令，把斯大林的墳墓，從莫斯科紅場遷走。對于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反斯大林的惡劣行徑，一向敵視社會主義陣營的西方國家，如獲至寶，立即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反共反蘇的濁浪，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先后發生動亂，許多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退黨，一時間鬧得周天寒徹，逆流滾滾。
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先后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宏文，對斯大林功過問題做了比較全面、客觀的分析和評價，穩住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陣腳，解了蘇共和赫魯曉夫的圍。對于這樣重大的政治話題，我們自然不會放過。
但他不滿足于此，此時他那異常敏銳和靈活的腦袋，已經在深入思考一個令我意想不到的問題：即中共將來毛百年后會不會發生同樣的問題。坦白說，像我們這樣既無高深理論水平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年輕普通黨員，實在無法回答這樣重大的課題。當然，我們知道，中共奪取政權后，曾經發生過高饒反黨事件，但是，我們當時相信中共中央，是經過長征和長期革命戰爭嚴峻考驗形成的領導集體，今后不論發生什么情況，都不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后來的發展說明，我們的想法太簡單了，畢竟我們根本不知道中共內部高層發生的種種錯綜復雜事情的內幕。
另外，當我準備離開雅加達，轉移到廖內之前，曾到他家話別。其時，印尼已是風雨如磐的歲月，反華反共勢力氣焰囂張，印共遭到嚴重挫敗，幾已全軍覆沒，他問前路如何？印共有沒有希望重新站起來？大家心情沉重，他和我可以說是從1953年3月一起，看著印共像浴火中重生的鳳凰，一步一步發展壯大的，如今慘遭美英帝國主義和印尼右派軍人集團的毒手，我們哪能不為之痛心疾首呢？當時，我只好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白告訴他，經此挫敗，非得有30年不可。如今，30年過去，印共雖未恢復元氣，但發動政變、竊國奪權的右派軍人集團頭子——蘇哈多，終于在1998年5月，被印尼人民把他用鐵腕手段經營了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打翻在地。時間只差了2年，我想這件事可以告慰他在天之靈！
老余喜歡用“長袖善舞”來形容他，贊揚他善于和各種人打交道，佩服他在很短的時間內，白手起家，憑著一些人際關系，就打開局面，而且，還提攜了幾個原來一無所有的合作伙伴。除了“長袖善舞”，我想，還可以加上“風流倜儻”來形容他。因為，他不僅才思敏捷，文章寫得好，而且，也很會打橋牌，四弟、堂弟和我的橋牌，都是他教會的。另外，他的嗓子好，歌也唱得好，他不僅懂得如何運氣，還知道如何氣沉丹田。記得，他來到先達老家時，我就發現，他還會唱京戲。有一次，他一時興起，吊起嗓子，唱起“四郎探母”里的著名片段：“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飛，有翼難逃……”，老實說，他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令我至今記憶猶新。
不過，我更愿意用“一心一意，肝膽相照”來形容他。也許沒多少人知道，60年代初，當他第一個孩子出世的時候，他就給孩子命名“一心”，同時準備好第二個孩子出生的時候，用“一意”命名，以表達他雖然不能像我們那樣戰斗在革命工作崗位上，但對黨，對革命，對曾熱烈追求的事業，他永遠是“一心”“一意”的。當時許多自己人都不理解他，往往從表面看問題，以為像他這樣的人，已是墮落腐化分子，其實對他內心世界并不了解。對我和他過從甚密，也認為是討好資產階級，喪失革命立場。
這些同志有這樣那樣的想法，并不奇怪。因為，他們一方面，受當時極左思潮影響，一方面許多事不便公開出來，所以他們并不了解內情，而且，對統戰工作、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根本就沒有認識。試想想，不用說武裝斗爭，單說印尼流亡隊伍以及我從事的各種活動和公開工作，有哪一樣離得開“錢”，沒“錢”簡直就寸步難行。當然，我不是金錢至上者，但我以為必需正確處理“錢“和工作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從上面所述，盡管蒙洲后來生活上有一些問題，但在政治上他是始終堅持不渝的，而且，在那樣的白色恐怖環境下，他還敢于提供那么多經濟支持和幫助，給友人，給組織，僅此一點，在當時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遺憾的是，當我1970年代初北上，把他的關系交給組織后，似乎組織沒人再去聯系他，關懷他。
看看今天貪婪無恥、貪污腐化、見利忘義的黑心“企業家”、“共產黨員”，想想蒙洲的見義勇為、無私付出，說他是“肝膽相照”的摯友，恐怕還不足于形容他的萬一。思前想后，不是有“絕唱”、“絕響”之說嗎！說他這樣見義勇為，老是肯從自己腰包里掏錢出來，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不要求任何回報的生意人，已然“絕種”，是否更為合適？！我想。
最后，我想說的是，他出身于書香世家，繼承了父輩優秀文化傳統，兄弟姐妹當中，出了不少出類拔萃的人才。他的二姐陳蒙鶴，也是新加坡著名的反殖愛國人士和杰出的婦女界領袖。1956年10月間，林有福傀儡政權，在英國主子的命令下，發動大逮捕，鎮壓新加坡反殖愛國力量。蒙鶴姐和石君在這次大逮捕行動中，被捕入獄，同時被關押在歐南路監獄。因為這樣，她們成了同獄的難友，不僅如此，蒙鶴姐在牢里還成了石君等年輕難友的大姐和英文老師，彼此結下了一生都難忘的深厚感情和友誼。
1959年底，石君出現在蒙洲面前的時候，就因為上述原因，他一直以“蔡姐”稱呼石君，雖然論年齡他比石君大，而且，自己是被英帝出了那么高賞格通緝的重要人物，但他從不自傲，不以為意。我一再要他改口，叫“阿蔡”好了，但他始終不改，直到最后，還是叫“蔡姐”。可以這么說，當時在我們的小圈子里，享有這個“殊榮”的，除老余愛人，我們稱“阿B姐”外，只有石君，讓他這樣稱呼了。就連老余，我們都叫老黃，至于他和我之間就更不用說了，他叫我“老張”，我叫他“阿忠”！”
(以上兩篇附錄原載于21世紀出版社出版的《深埋心中的秘密》一書，現在發表的文稿內容，除個別字眼經作者加以校正，與原文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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