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道德化批判與毛澤東研究
軍都山中人
校內網轉載者按：
這篇一萬余字的文章試圖站在中立的立場對事件以來的爭議做一個從形式到實質的梳理，我們既可以看出作者不可小覷的知識功底，也可以看到作者在特定的輿論氛圍下維護自身中立立場的小心。對于作者列舉的史料自然可以評判，然而我相信，作者從史學研究方法的角度作出的反思，應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努力。在此懇請讀者能夠以足夠的耐心看完全文，因為這恰恰也是一個理性回眸的過程。
“他們丟掉了諸惡，那惡仍舊保持著”但這惡比原先的更要壞十倍，因為它（指后一種惡）毫不懷疑毫不批判地受到了信任。
——黑格爾《小邏輯》
郭世佑老師主持的“歷史與現實——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三博士談”講座，在法大引起的震動不小，深感三博士學識淵博、慧眼獨具、批判意識濃厚，郭教授諄諄長者風范者，想亦不少。鄙人雖不敢全然認同當日所有嘉賓之觀點，但至少十分肯定郭老師對“知識分子應當保持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批判”之推崇。然而，當今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為何，吾生晚也，偏居昌平一隅，坐井而觀天，著實不敢妄論。然而政法校園區區，四顧之下，窺斑見豹，看情況，郭老師與三博士之觀點在法大眾師生中還是有不小的市場的，即使算不得法大主流，也絕對是滔滔大流了。因此，遵照郭教授所告誡的原則，我亦在此處展開對法大這點主流的批判。在對郭老師和其他幾位先生的辛苦表示感謝之余，也算狗尾續貂，推動爭鳴的繼續吧。
在此之前首先聲明，自認為我不是所謂的“毛左”，對于毛的觀點，雖不敢妄言如何正確，但卻至少是經過自己的理性思考過后而非僅僅是個人情感喜好所得。毛澤東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毛作為一個政治領導人對于自己時代的問題所應負的責任，我從不否認和回避。但具體內容，則是可以在講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爭論的，但畢竟不在本文所論范圍之內，篇幅所限，無法充分展開，敬希見諒。歡迎批評，但如果空給我扣個諸如“毛左”之類的大帽子而不加任何說明，則我實在是擔不起，這樣的回帖便免了吧。
一、方法談
講座的副標題叫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談”，可是縱觀整場講座，在三位博士對毛澤東的分析評價中，除了鄧文初先生從地理風水、人命關天衣食為大的角度談了些方法之外，其他兩位，除了一大堆并未說明出處、真實性有待考證的資料的堆積，以及緊隨其后不見絲毫邏輯論證而滿是誅心意味的結論，對于他們自已何以得出那些結論的方法，未著一語。因此，如果把三博士講座中堆積的出處待考證的所謂內部史料除去，剩下的邏輯邏輯框架是支離破碎、殘缺不全，毫無完整性可言的。講座本身便大有偏題跑題文不對題之嫌。筆者在此處，是從方法的角度，對三博士的發言做一點分析。
幾位先生的發言在方法上的問題有
1.所取資料可信度不足，在選取資料時，只選取對論證自己觀點有力的資料，有時甚至不惜有意屏蔽閹割，而不對其加以絲毫說明與甄別。比如，大躍進餓死人的問題，在此處，應當首先聲明，我十分贊同當晚曹萬成老師的發言中所提的，我們并不能以數字本身的加減來改變對餓死人這一事件本身性質的評價。但是，如果真要就幾位先生發言中所提到的數字的真實性進行考量的話，則為什么幾位先生只用楊繼繩先生的說法而不愿意采用曾在國家統計局長期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先生的說法，或是論證分析并不弱于楊繼繩的曹為平的說法呢？又如，解啟揚先生旁征博引的論述中，提到的梁漱溟與王實味，可是為何只是提到毛澤東與梁爭論這一事件，而不愿意提及，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毛和梁的辯論，不論是在時間的充分性，還是在雙方的話語權的平等性上，都遠比當晚在階三，幾位老師眾口一詞，看似平和應對實際上卻對質疑觀點輕率指責、甚至連最后一些同學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完整的時間都不給的做法，強上許多倍。（關于毛梁之爭，可以參見孔慶東《向梁漱溟先生學習》）又，關于王實味，為何只陳述王被槍決一事，且并未充分提出與毛有何直接關系以及王被抓前后的詳細過程，更不愿提及當年，事后得知王被槍決的毛澤東曾經雷霆大怒，拍著桌子向林伯渠要人的事情呢？是健忘么？還是有意掩蓋不提？對毛如何評價，自當討論，但幾位先生以這種對資料渲染一半、掩蓋一半的做法反毛，實在是太不高明。
2.以小事件遮蔽大歷史，以小樹葉掩蓋大森林，以權術斗爭的手段來掩蓋政治活動背后的歷史基礎。在三位先生的眼里，似乎不論是富田事件，還是延安整風，都只是毛澤東為滿足個人權力野心而進行的毫無原則性與正義性可言的混戰，而全然不提一場大的政治運動背后更廣闊、更深厚的歷史背景與基礎。先說富田事件，如果真的只是毛一手挑起，那又如何就連毛澤東早期上井岡山的親密伙伴王佐、袁文才也被人秘密射殺的事實呢？或者說，在一群由小農所組成的隊伍之中，除了毛，其他人都純潔溫順如羔羊了嗎？如果不是，又該看待一個被裹挾進政治斗爭之中為求自我保全而不得不反抗的毛澤東呢？那晚的講座上，那位北大畢業、現在在內蒙古從事法律工作的先生的提問，也許遠比三位博士的發言更為客觀、發人深省：“誰能保證自己在毛當時的情景下，不會做出毛的選擇呢？”在頭腦中以今時今日社會觀念的水平，為毛所處的時代設定一個純潔的環境，再把毛確實有可指責之處的行為放入其中，而凸顯其惡，這樣的方法，便很高明嗎？再說延安整風，如果果真如幾位先生所言，完全是為個人爭權奪利，毫無原則可言，其間滿是血腥，必須要全盤否定，那又如何解釋，延安整風前后，中共決策與組織水平的大變化？從1927年陳獨秀的右傾到后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再到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幼年的中國頻頻搖擺于左右傾中間，不正說明其思想水平上進行提高之必要嗎？延安整風正是立足于這一大背景而進行的，至于成果，延安整風過后中共思想與組織上的成熟便是證明。如果大家否認一個頭腦幼稚經常犯錯誤的少年進行學習整頓提高的必要性，如果以學習整頓提高過程中手段方法上的局部問題來否認其整體的必要性與意義本身，以小事件之真實掩蓋背后大背景之必要，以小樹葉遮蔽大森林，則我對幾位先生，實在是無話可說了。（我不諱言延安整風中存在的問題，同時，對于幾位先生死扣到毛的頭上的“逼供信”的做法，毛是大力反對的，對此作出的批示手跡，到今日還保留著，見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
3.陰謀論的歷史解讀，大搞誅心之論。這一點在解啟揚先生的發言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看他關于毛澤東與知識分子關系的表述“從延安整風到批《武訓傳》再到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胡風案，及至反右、文革，一浪接過一浪的運動，很明顯，毛的目的只有一個……”很清楚的看到，這種句式，先拿一大堆事實描述堆砌起來，制造出材料依據充分的假象，然后，不加絲毫論證，沒有任何邏輯與事實必然性的，拿出“很明顯，目的只有一個”這樣堅定的語氣來宣告自己的結論，我不知道，得到的“明顯只有一個”的目的的解釋，是私下與毛神交所得呢？還是由他獨具洞穿里的雙眼窺知，無奈我等實在太愚鈍了，對于得出這個結論的最關鍵的環節的飄忽一過的簡潔，實在理解揣摸不透啊。公正的講，解先生得出結論的輕率與快速，絲毫不遜于被他萬般斥責的毛時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速度了。
解啟揚先生上述不講邏輯論證大搞陰謀論解讀的方法最集中的體現，在于對毛手書贈與傅斯年的唐人章碣詩《焚書坑》的解讀上。原詩為“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稍微熟悉此詩之本意者，都會知道，唐人本意，在于總結亡秦之教訓，以為不改暴政，徒以焚書之法愚民弱民以消解其反抗之心，實在行不通，故焚書之灰燼猶熱，而山東六國已經揭竿而起共誅暴秦了。劉邦項羽之輩，縱崛起草莽，并非文士，然反抗暴政之意，卻是焚書所無法消解的。此詩所以為后人重者，亦在于此處之深刻。但是解啟揚先生卻斷定，毛是借此表達對知識之輕蔑，對純粹的知識分子的傅斯年的嘲弄與侮辱。可是我左右琢磨，橫豎細看，也實在不知道解先生以何高之法而得此解。當然，解先生完全可以說，對詩的解讀是多樣的，并無標準答案可言——這我贊同，可是即便如此，面對語言抽象模糊、意蘊深含而有很大自由發揮空間的古詩，解先生又何以能夠斷定自己的便是正確解讀呢？解先生這種只憑只言片語便一語斷定毛在引用此詩時，心意必然如何，又據此引伸出毛對整個知識分子的態度如何,是不是更難免捕風捉影妄加揣度之嫌呢？我不知，當幾位先生在講臺上，一面以長者姿態諄諄告誡臺下聽眾要注意資料之充分、論證之嚴謹，又以自己科班出身所見資料甚多、研究甚深而指責臺下提問者不講事實、論證不足的時候，一面自己有重復著這樣的毛病，是不是太滑稽了呢？
4.不分對象之具體話語環境，而胡亂比較，大有“關公力戰秦瓊，諸葛亮智斗劉伯溫”之感。鄧文初先生在發言中，一面據引黃仁宇先生“放寬歷史的視界”來表明自己的準則，可是另一面，又何嘗不是在犯不分語境，在小范圍內作僵死狹隘根本不具有絲毫可比性的比較的錯誤呢？他以毛時代的農村政策，農村集體經濟征糧，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支持工業化，犧牲農民利益以致把農民“焊死”在土地上為例，來論述毛對農村、對農民傷害之大，我對鄧先生這種深切關心農民生計積極呼喊的精神深表欽佩，我的生活經歷亦使我十分認同鄧先生對中國農村農民在毛時代所作奉獻犧牲狀況的描述，因而在相當程度和范圍上我是可以接受鄧先生的部分結論的。但這對部分的歷史時段內的狀況的描述，是否可以作為考評整個毛時代的唯一可靠依據呢？不管我們對毛時代的經濟體制與發展狀況有多少指責，必須承認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在毛時代，中國成為世界六大工業國之一，建成齊全的工業體系，獨立掌握汽車飛機原子彈氫彈等工業、國防核心技術，而這，正是一個國家欲求自立自強之根基。（反面的例證，看看拉美，獨立一百余年還處于經濟上被半殖民政治動蕩紛爭的狀態，正在于不健全不獨立的工業體系所造成的依附性的經濟地位）而建國之初，中國工業化發展的資金并不像我們當下的房地產開發商那樣至銀行貸款便可，只有從農業、從牙縫中擠下一點，作為工業發展的初始資金。誠然，這有不合情的殘酷性，但是這更有合乎一個國家長遠發展的必要的合理性。很無奈，不合情但卻合理。如果沒有這種暫時的犧牲支撐起來的工業化發展，又如何具備后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能力（雖然直至今日這反哺與支持的力度還太不夠）撇開中國不談，看看西德，不也是這樣嗎？戰后西德的平均工資是多少？戰后西德的經濟騰飛是以一代人的低工資支撐起來的，他們有像怨婦一般抱怨嗎？沒有﹗并非要否認那個時代對農民的剝奪犧牲所造成的問題，更不是要為當下依舊嚴重存在著的很不合人性的城鄉差異做任何辯護，但是如果我們以今日物資發展充裕的條件下的眼光來看待那個遭受百年欺凌、殘破不堪一窮二白的國家為求取穩固而長久的發展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必要的策略性的犧牲，如果我們以這局部和暫時的痛苦來否認經過這必要的陣痛來分娩出一個因為工業健全方得以獨立健康發展的國家的必要性的話，是不明智的，更是不公正的。當這種不明智不公正的觀念浸入了作為一個民族精英和希望的大學教師和學生的大多數的頭腦中的話，是令人擔憂的。德國人沒有太多怨婦似的抱怨，德國的發展依舊是健康而又希望的。我們呢？再次借用一下鄧先生所推崇的話——放寬歷史的視界。
5.將一個政黨整體組織結構中的問題與領袖的個人主張意愿混合，將決策者的主觀目的與政策落實的客觀效果無差別的等同起來，這一點，是第3點陰謀論的解讀方法的繼續。因為喜好搞誅心之論，對毛的個人動機的挖掘用力太深，形成慣性，便是不論何事俱從毛的個人動機找原因，以為完全因為毛的野心與殘忍而發動種種政治運動，同時又因為毛的個人作用再加上當時民眾的濃厚小農意識而釀成般般惡果。可是實際上呢？毛時代中國所出現的問題，到底僅僅只是毛一個人的問題，還是那個時代中國的社會的物質思想水平所決定著的、因而在更廣泛的范圍內普遍存在著的問題？針對我們的幾位先生對毛進行指責的事件，我想補充幾點作為參考。關于反右斗爭擴大化，到底誰要負直接責任？當時擔任全國整風反右小組組長的是——鄧小平，劃分確認右派的諸項工作，均是在鄧的直接部署指揮下進行的。（作為例證，毛逝世以后的八九事件的處理方式，正是鄧的這一工作思路的繼續）大躍進的浮夸風，難道就只有毛一個人頭腦發熱嗎？劉少奇于1958年9月16—18日視察河南時，大肆鼓吹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計劃，派人帶著《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的試點……（詳見張宏志《還清白于毛澤東》）倒是毛澤東，在1959年4月29日致信六級干部直至生產小隊長一級，要求“在十年內，高調、大話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假話一定不可講”。可見，造成今天被我們指責的毛時代的主觀問題的，絕不是只有毛一個人，毛的問題，也不僅只是個人主觀動機上的問題，而是一個以農民革命起家的、小農占大多數的、封建意識殘余濃厚的執政黨，在領導一個經歷了兩千年封建社會因而留下了深厚的封建思想烙印的國家走向現代社會時，稚嫩的軀體上，封建主義的舊疾病灶不斷潰瘍的問題。如果全然把責任全然推到其中的一個病菌（姑且作此喻）身上，既是苛責個別，更是會忽視了整個病灶的存在，因而在客觀上延緩了對于整體病因的探究和對病癥的治療。
再說一次，我并沒有任何為毛應負的所有責任做人和開脫掩護之意。我的觀點是，對于毛澤東的批判，如果僅僅停留在一個已經逝去的個人身上，解讀的視角，僅僅局限在對毛的個人心理動機做陰謀論的注解上，不僅起不到任何通過歷史批判推動現實社會進步的目的，相反，倒會模糊、忽視了更根本的、延續至今依舊有大影響的真正的批判對象的存在。偏轉了我們批判的矛頭，從而在客觀效果上，只會構成對現實社會從毛時代繼承的政治遺產繼續發揮作用的事實做辯護。（這一點，將在下一部分作具體說明）
如果，我們的批判眼光如幾位先生那樣，僅僅停留在對毛個人心理的爭權奪利、喜好陰謀、出爾反爾的分析挖掘，以及對毛個人作控訴上，那么我想問，毛這個幾位先生似乎公認的惡魔去世之后，中國的問題便沒有了嗎？不是，如前所言，毛個人身上的造成諸多問題的封建性因素，正是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中國社會依舊廣泛存在的封建性特征的具體反映，如果只是孤立的考察毛個人的問題，則會掩蓋封建主義的病灶依舊存在的事實了。即以現在最為人關注與詬病的政治體制為例，幾位老師完全可以以喜好專權堪比秦始皇來作為理由，說明這套專制體制是毛個人主觀意愿的結果。可是，如果毛當時身邊是一群有著高度現代民主政治覺悟的人的話，毛是僅憑個人意愿便能順利為之的嗎？毛與毛所領導的中共，不一定是代表當時中國最高、最有遠見的水平，但卻是當時中國最普遍因而在實踐上亦最可行的水平。存在總有其實然狀態的合理性，歷史發展，總是通過每一個階段環節不斷展現、產生問題并不斷被揚棄而進入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的過程。相對于后者而言，前一階段或許確實水平很低、問題不少，但作為一個具有整體趨向性的發展過程必經的部分而言，每一階段環節卻都是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觀合理性與價值的。如果我們以后一階段所達到的水平來否認前一階段所得以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則未免太苛責前人了。就如年已二十的我們作為能說會寫還可以用電腦的大學生卻不會譏笑同一個自己兩三歲時不會自己吃飯穿衣偶爾還會尿床為低級幼稚而加以全盤推倒——雖然我們也不愿意再回到那個階段，恰如今天的中國不愿意再回到毛那個時代一樣。、
正因為毛身上所體現的問題斷然不是個別，而是具有時代普遍性，所以我們才看到，毛去世過后所遺留下來的政治遺產，比如政治上的集中不民主，還在廣泛的發揮著作用。在毛通過文革這一途徑來尋求權力高度集中的黨在執政以后面臨自我異化、打著人民的旗幟卻有走向人民對立面之虞的預防和解決措施的探索，被毛身后的當權者們一概加以否定之后，我們看到的是舊病未愈又添新疾的局面。毛時代干部有特權，卻并無多少腐敗，而對毛通過文革反對干部官僚化這一初衷也否定掉以后，毛時代所遺留的高度集中的權力制度與后毛時代新開的市場化的資本聯姻過后，作為今日中國社會一大毒瘤的官商勾結腐敗、權貴資本主義的泛濫，已有目共睹。這些，是可以通過僅僅反對毛個人便能解決的嗎？
二、現實
此次講座的偏題，除了上面所述的方法談之外，還有一點便是只談歷史而不論及現實。然而我所要反對的絕不僅僅只是幾位先生再一次講座中發言的偏題，更關鍵的在于他們對毛的個人功過（當然，關于功，我們在幾位先生的發言中也沒有聽到，這與講座題目中“毛澤東的歷史功績”的字眼對照，又是一處偏題了）歷史滿是道德正義感、持論甚高的評論，相對于當前中國社會批判主題的偏離，以及在事實上所造成的對批判矛頭的調轉并在相當意義上恰為現狀知不合理做辯護的客觀效果。
前面已經提到，至少有一點我們否認不掉，那便是我們從毛時代繼承的政治遺產，到今天仍然發揮著相當的影響。但是僅僅有這樣一個籠統的概念，似乎還是不夠的。在此，我想從債權和債務的區分的角度來加以說明。所謂債權，就是毛澤東時代存在著的、在后毛澤東時代被加以改正的問題，在事實上構成了改革時代的政權合法性基礎，也就是后毛時代對毛時代的債權。比如，我們今天宣傳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功績的時候，總喜歡先搞一個對毛時代印象化的描述來反襯自己，如經濟上效率低下，對外閉關自守、文化專制而單一，等等，更加凸顯了改革開放過后的黨和政府的偉大。至于債務，則是在毛澤東時代業已存在、在后毛澤東時代依舊甚至更嚴重的存在的、但在實際上卻是中國社會發展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執政黨一直以來對中國社會和民眾做造成的虧欠，比如政治的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
分清楚這一點的好處在于，使我們比較較好的理解，為什么貌似都是以一副批判社會主流價值觀（至少是官方所宣揚的主流價值觀）的面目出現，同樣是在素以包容、開放、自由而著稱的中國政法大學，郭世佑先生會與滕彪蕭瀚先生的處境竟有如此大的差別。原因已然很清楚了：郭世佑先生看上去大義凜然的對毛時代的批判，實際上不過是從債權的角度，論證了今日政府相對于毛時代的政權合法性，對于這樣一個無償為自己討債的角色，我們的政府當然是很歡喜了。因此看上去與執政黨話語格格不入的論調，實際上卻是形成了某種默契。而滕彪蕭瀚諸先生則不然了，不僅有對毛時代的激烈批判，還有對現行社會制度的有力抨擊，在維護了后毛時代對毛時代的債權之外，還大力為社會公眾討要從毛時代便已欠下的、但到今日執政者猶未歸還的債務，這種向自己逼債的不識趣的人，當然為當權者所不喜了，所以同樣看上去是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批判者，滕、蕭先生在法大的境地可就差遠啦，只好面臨“被下課”的命運了。因此在我看來，這種批判姿態，在客觀效果上（我不敢、更不屑以陰謀論的解讀方式來追問主觀動機，只是陳述自己所看到的客觀效果）恰恰構成了當下中國當權者最積極的辯護人與最默契的配合者。
客觀上的辯護與配合還不止于此，還表現在幾位先生對中國當下有所回溫的毛澤東熱的簡單否定的態度上。如果僅僅以今日中國依舊存在大量頭腦封建、渴望再出一個皇帝的小農思想的人（如解啟揚先生語）來對毛澤東熱作解釋的話，實際上恰恰是對這股社會思潮背后反映的具有相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與合理利益訴求的回避與抑制。是的，我不否認今天對毛澤東懷有濃厚懷念情結的人有相當一部分是處于社會底層；我也不否認，在他們的頭腦中，確實也存在著相當多的封建因素而遠不及在大學課堂上侃侃而談的先生們修養之高、學問之廣；我更不否認，也許他們對作為一個整體的毛的了解，遠不及幾位先生之細致深入，選擇毛作為自己的懷念對象確實有點太不明智，可是，所有這些理由都不能簡單否定掉這樣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這群處于社會底層陰暗角落的人，所遭受的壓迫、剝削、欺凌、不公，卻是我們許多在眼光明媚的大學校園里高談闊論的人所沒有經歷甚至無法設想的，他們的經歷和地位，使他們不可能像我們的先生一樣細致考證毛在何時何地說過的每一個字，但是他們所處的正在遭受壓迫與不公的現實，他們作為一個個獨立的、有尊嚴的、有著與我們幾位先生一樣對于自由和公平的向往和追求的人，卻使他們有必要拿起一面旗幟為自己合理的、當卻在事實上被壓制的利益做呼喊。在他們那里，毛不是作為一個被他們進行繁瑣考證的對象存在，而是作為一個象征著公平和正義的符號存在。（幾位先生在此處的發揮是這樣的人頭腦簡單，受了毛的宣傳機器的蒙蔽，充滿了奴性人格，但卻忘記了毛的兩句話“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正是對這狀況最好的注解，因為即便是奴隸，即便是頭腦中仍舊有封建觀念的奴隸，在遭受壓迫時表達自己呼喊和要求得到合理利益的權利，也是絕不容許任何人在所謂“現代人理念”的幌子下漠然無視與輕率否定。或者，借用當日胡尚元先生的觀點，民主是所有共和國公民的民主，而選擇自己的旗號為自己的合理利益做呼喊，不過是這權利的一種具體途徑。我倒以為，有些人恰恰是“舉著民主反民主”）
我們不應忽視，毛時代雖有特權的粉刺，卻絕對沒有如今日中國一樣由特權和資本的結合而造成的腐敗的大潰瘍。毛對公平的追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去一趟北京南站的上訪村，便可以理解，為何在那些進京告狀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中間，還有人佩戴者毛主席像，看看唐福珍自焚的慘狀，便可以明白，為何在武漢還有一幫釘子戶在墻上貼著毛澤東像陪自己維權（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矛盾，因為造成他們個人合法利益受損的體制正是從毛那里建立并延續下來的）。也正因為這個理由，我雖然并不全然贊同滕彪蕭瀚諸先生對當下中國的所有主張，但卻一直從心底視其為真君子。因為，滕彪先生雖激烈反毛，但卻一面深入不乏信仰毛澤東者存在的上訪村做調查維權；蕭瀚先生雖力主全盤反毛，但在遇到鄧玉嬌案這樣和其他在擁毛旗幟下所表達的一樣的不公的時候，挺身而上，持續關注呼喊以求其公正解決。相較之下，我們講座上的幾位先生，不問形式與質料、外在的旗號與內在的訴求之別，簡單的對當前的毛澤東熱做一泛化的評價和否定，把擁毛的洗澡水（至少在幾位先生以為，擁毛肯定是洗澡水）和呼喚社會公平正義的娃娃一齊潑掉，不僅有失學術探討最基本的嚴肅精神，在實際上，更是對當前具體而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的漠視，對社會底層民眾的合理訴求的扼殺壓制，對造成此問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現狀的辯護。
綜合以上兩點，不難發現，幾位先生對毛的大利凜然的批判（方式和對象）在實際上的后果怎樣。以擁毛者愚昧封建的評價對毛澤東熱背后所體現的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呼聲的扼殺，實際上是在對現狀的不合理做掩蓋與辯護，以反毛的形式不斷闡明當前執政者對毛時代的債權，維護其政權合法性過后，不問自毛以來便一直對人民欠下的、至今猶未償清的債務，實際上，不過是要我們在對比毛的時代過后，獲得一下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繁榮和諧的整體印象和滿足感，而放掉對當前社會問題繼續追問的權利和動力，這在實際上，不過是要再度培養我們的奴性人格。以毛時代的問題與我們今日的成果做根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較，不過是可以哄騙我們更好的形成錯覺，安于暫時做穩奴隸的狀態而已。因此幾位先生所作的所謂“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批判，是真批判呢？還是假批判？是對一個死人的隔靴搔癢不痛不癢的批判呢？還是對于無數活人繼續在經歷的社會現實有的放矢、一針見血的批判（有類于滕彪蕭瀚所做的）呢？
我以為，如果以對一個死人的隔靴搔癢、不痛不癢的、以陰謀論貫穿始終的不講邏輯的批判，如果在事實上，只是起到了轉移視線，終止對現實社會的千萬活人仍然在遭受的苦難有的放矢、一針見血的批判的作用的話，只是起到了讓活人們對比死人所在的時代而獲得滿足感從而形成安于現狀的奴性人格的效果的話，那么，這樣的批判，從客觀效果上來說是無益的，從事這種清談式的批判的批判者本身，亦是值得警惕與反思的，不管他們是以多么義正詞嚴、大義凜然的面目出現。
三、對批判者自身的批判
前面所言，不論是方法論，還是作為批判對象的現實與歷史，加起來都還不是批判活動本身。如果要更全面一些的話，還應當對批判者自身做一點分析和批判。當然，在方法上，那種搞陰謀論的追問個人動機的手法我是不會、更不屑用的。
有人說，偶像崇拜是一種復雜的情結，它交織著對崇拜對象的愛和懼，獻身的狂熱和褻瀆的快感，因此往往，制造偶像崇拜最狂熱的人，亦是日后砸毀偶像最積極的人。在中國，曾經被人捧上神臺的毛澤東，今天正逐漸走下甚至被摔下神臺，經歷著偶像崇拜的第二個階段，即被砸毀褻瀆的階段。但是，正因為上面這兩種心理是交錯著的，所以，從正在經歷砸毀褻瀆曾經的偶像階段的人對曾經的偶像的態度，也可以大概窺知這種人暗含的、在偶像狂熱的階段也會以另外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同一種心理。費爾巴哈說，宗教不過是人自己形象的反映，此語不虛。今天對毛的解讀，除去那些有理有據有論證的學術探討之外，那些貫穿陰謀論的歪曲詆毀，不過是持論者自身的心理結構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罷了。他們自身的價值觀念、情趣和話語結構也正在對對象的解讀批判中得以展現。有個笑話說，一個鄉下農民進城，遇見一個宮里的太監，便問道：“皇上皇后們是不是每日都吃油餅喝豆漿啊？”這倒也真的怪不得人家，對于一個生活在鄉間往往食不果腹的農民而言，吃油餅喝豆漿也許便是他能夠想象的對皇宮生活進行解讀的最高范疇了。坐井觀天，井口也確實只能是青蛙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范圍了。其實，不論是農民還是青蛙，其實都是很誠實的，都忠實的運用著自己所能理解和運用的范疇對對象進行著解讀，雖然結論是否正確自當別論，但卻至少在一次以自己論證了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斷的合理性。然而天卻永遠不會因為井底之蛙的一家之言而真的縮小如井口般大小的，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那天講座上，三位先生中，也有人承認自己與毛一樣，身上有還很厚的小農意識。但具體內容與體現，則語焉不詳了。略微說一點私人的信息，主講的三位先生中，有二人均與我是老鄉，老家所在地都不遠，鄉村生活環境、觀念氛圍，相似之處頗多。因此在此處，便借用一下當日鄧文初先生運用得很精妙的風水地理的分析方法，結合個人對家鄉環境的理解，來對我的兩位老鄉主講人為何得出自己的結論做一點分析。
我與二位先生成長的環境，都是在江淮之間，中國傳統農業文明最發達、因而封建觀念與小農意識最濃厚的區域之一，而這種觀念的最突出的代表，便是權力崇拜論和權力萬能論。在此基礎上便產生了兩個對人的假定：人可以為了萬能的權利不擇手段進行追求：掌握到手的權力可以萬能的完成其擁有者一切主觀動機。這樣的假定，他們也充分運用到毛澤東身上了。所以，按照這樣的邏輯，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結論：為了追求絕對權力的毛是不擇手段、陰謀迭出的，掌握了絕對權力過后的毛是可以任意完成自己的意愿的，因而毛時代的所有問題都是應當徹底推倒萬能權力集于一身的毛個人頭上的。在這個從不經論證的假設出發所構起的邏輯框架之外，再找點所謂的“史實”，按照前面所分析的方法加以注解，便能夠得到一系列高論了。所以，能夠對唐人《焚書坑》詩做出那樣匪夷所思的解讀，毫不值得驚奇。馬克思說，人總是在對象中體現自身的，在毛澤東這個分析批判的對象身上照見的正是批判者自身的影子。
當然，我在此處，并不是要再次用陰謀論來解釋幾位先生，其實，又何嘗只是臺上的幾位先生呢？那日臺下在座的五六百同學中，又有多少人不是僅僅只為滿足自己的獵奇心理去的呢？除了對話題的關注，很大程度上還是對于曾經被捧上神臺的最高權力象征的毛，對曾經在正統教育觀念中被灌輸了太多觀念化的評價的毛，所體現的獵奇心理罷了。而這，不過是曾經以有過的權力崇拜的變相的體現罷了。講座現場，我們對于幾位先生貫穿陰謀論的解讀，以及奮力抖露出的出處有待考證、但對大多數同學而言格外新鮮的材料，還有故作驚人之態的看似驚世駭俗的結論，表現出的不加任何分辨的認同與叫好，對提問環節中提出質疑的同學，哪怕是材料出處在明確詳細不過的反駁，也故意唏噓不耐煩。這不也正是對曾經在正統教育中被捧得不低的毛進行褻瀆的欲望以及因此而獲得的滿足感的最好說明嗎？但不論是哪種情況，都不過是同一種精神不獨立、人格不健全的心理的不同表現罷了。
所以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在毛時代制造對毛的個人崇拜最狂熱最積極的人，往往也是在后毛時代反毛最徹底最起勁的人。不管他們外在的行為如何變化，內在的獨立批判精神的缺乏，和拒絕對自我進行反思生怕揭露出自己精神中的陰暗面的恐懼心理，以及在對外在的偶像的制造或砸毀的行動中轉移對自己進行反思的意圖，都是一貫的。再次強調一下，我并無拒絕對毛進行反思批判的意思，毛的缺點、過失和應負的責任，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不應當否認。但我所不滿現實者在于，許多人今天對毛的態度，不過是同一種奴性人格的不同體現。在這個反毛之風大盛的時代，似乎每個人都可以走上臺慷慨陳詞幾句，表明自己多么思想獨立、全然脫離以前教條的毒害了。而事實是，那些義正詞嚴大義凜然的，總喜歡通過把別人推倒道德的審判臺加以審判的方式來為自己獲得道德拷問的豁免權的人，越是在對別人進行審判時表現得高尚純潔無比，在實際中的行為就越值得疑問。
《圣經》上說了個故事，說當年耶穌經過一地，見一群人圍著一個婦人，要用石頭將其砸死，因為她與人通奸。耶穌便對眾人說，你們在場的誰可以說自己是無罪的，便可以將她砸死。對毛澤東進行絕對客觀公正的評價，在今天的中國，也確實還很困難。在這里，我很欣賞錢理群先生的回答，當筆者問及他如何對毛進行評價是，他說，自己對毛的印象感受太復雜，今日所處環境，也還留有好多毛的影響，因此很難談得上心平氣和的評價，因此不便多論。我并非要求許多人因此便放棄對毛進行分析評價，更不是要對毛的問題和失誤做任何掩蓋。但是我真誠的希望，今天對毛的關注分析，不要在滿足自己的獵奇心理和對曾經的神圣形象進行踐踏所獲得的快感之外，別無他物；不要以對毛一個死人的這種批判替代和轉移了對當下千萬生者所仍然遭受的苦難的批判；不要以對別人的道德審判作為逃避和拒絕自我反思的借口。我真誠的希望，舉著我們法大人所推崇和珍視的自由探討的旗幟進行的對毛的研究批判，不要在推翻毛的已經逝去的因為權力而構筑起的權威之后，又讓另一種新的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態、舉著學術的牌子的權威和偏見，被我們不加懷疑的拿過來，再度占領我們的心靈施放陰霾，正如我在文章開頭引用的黑格爾話所說的。我寫本文的目的正在此，所有觀點，歡迎大家批評指正，唯一要求，在于充分講理，而不要動輒以師道尊嚴的大帽子壓人，畢竟，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至少我希望，我這些稚嫩的觀點不要因為部分詞句上的不謹慎而造成老師們以為我有對其不尊之意，糾結于此而破壞了真正探討問題的興致，實在是不值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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