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評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

怎樣評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

作者：辛程
《中華魂》 2010年第4期

近來，有關斯大林問題的討論又熱鬧起來。在俄羅斯，不僅學術界在討論斯大林的功過是非，而且連總統(tǒng)、總理也參加了進來。我國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也議論紛紛。應該說，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來，有關斯大林問題的議論就沒有停息過。斯大林已經去世半個多世紀了，至今仍成為政治界、理論界的熱門話題，因為它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十分現(xiàn)實的問題。俄羅斯人關心它，自不用說了，中國某些人熱心議論這個問題，絕不是發(fā)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突然對外國問題感興趣了，而是因為：對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的評價，從背后的深層次的緣由來說，直接關系到我們應該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他們想通過徹底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來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進而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個緣由，有的人是公開說出來了，有的則不肯說出來，但實質就是如此。所以，這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政治問題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時間不長，他只是提出了一些設想，初步進行了一些實踐。國內革命戰(zhàn)爭結束、實行新經濟政策不久，他就病重不能視事，并于1924年去世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是蘇聯(lián)共產黨在斯大林領導下建立和實施的。斯大林領導蘇聯(lián)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1936年通過的《蘇聯(lián)憲法》，把蘇聯(lián)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用法律形式規(guī)定了下來。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盡管蘇聯(lián)政治經濟狀況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直到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框架仍沿襲了斯大林創(chuàng)立的模式，即1936年憲法規(guī)定的基本原則。可以說，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實踐是與斯大林分不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東歐國家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創(chuàng)立的模式。我國解放初期，在缺乏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情況下，主要也是學習蘇聯(lián)的經驗。1956年毛澤東指出，要以蘇聯(lián)為鑒戒，走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發(fā)端的。但他仍堅持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是十月革命的繼續(xù)，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仍與斯大林創(chuàng)立的模式是一致的。所以，對斯大林以及他創(chuàng)立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評價，不僅關系到蘇聯(lián)社會主義實踐是非對錯的判斷，而且關系到整個世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前途和命運。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的重大的政治問題。

正因為如何評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關系到社會主義有沒有前途、馬克思主義靈還是不靈等一系列帶根本性的原則是非，所以，不同階級、不同政治派別以及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有著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對立的看法，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兩次大規(guī)模的反斯大林浪潮

斯大林去世以后，在蘇聯(lián)國內以及國際范圍內出現(xiàn)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反斯大林浪潮。1956年，斯大林剛剛去世不久，赫魯曉夫就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拋出了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用毛澤東的話來說，赫魯曉夫從“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 “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尺”。過去，赫魯曉夫曾經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 “偉大的常勝將軍”、 “自己生身的父親”，過了十多年時間，還是同一個赫魯曉夫，卻咒罵斯大林是“兇手”、 “刑事犯”、 “強盜”、“賭棍”、 “伊凡雷帝式的暴君”、 “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 “混蛋”、 “白癡”等等，一切惡毒、污穢的語言都傾瀉到斯大林的頭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惡果是眾所周知的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利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誣蔑和攻擊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反蘇、反共的浪潮，社會主義陣營出現(xiàn)了波匈事件，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三分之一的黨員退黨。一時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著“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嚴峻形勢。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在戈爾巴喬夫的帶領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再次出現(xiàn)大反斯大林的惡浪。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共產黨內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與社會上的所謂“民主派”相互勾結，沆瀣一氣，把攻擊斯大林作為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口。他們不僅把對斯大林個人的攻擊發(fā)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連無中生有的徹頭徹尾的造謠手段都使出來了，例如說斯大林是沙俄的特務之類，而且把矛頭直接指向斯大林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繼承了赫魯曉夫衣缽、自命是“蘇共二十大的產兒”的戈爾巴喬夫宣布： “幾十年來強加給黨和社會的模式已遭到戰(zhàn)略性失敗。這一結論具有原則意義。”并由此提出應該“徹底改變對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戈爾巴喬夫之流要求“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tài)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 “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 “與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劃清界限”，進而把建立與“斯大林模式”相對立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即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與赫魯曉夫相比較，戈爾巴喬夫終究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反斯大林的惡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因而其后果也更為嚴重。正是在拋棄“斯大林模式”的口號下，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迅速遭到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猶如雪崩一樣一個接著一個被推翻。

對于國內外出現(xiàn)反斯大林的浪潮，斯大林本人早就有所預見，他在1934年就說過： “我知道，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歷史的風會毫不留情地把這堆垃圾刮走。”

當反斯大林的浪潮達到最高峰的時候，一陣把扔在斯大林墳頭上的垃圾刮走的清新之風，開始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刮起，而且有越刮越大的趨勢。

到了21世紀初，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惡果顯現(xiàn)出來了：經濟持續(xù)下滑、人民生活下降、政局動蕩不安、社會治安惡化。隨著國力的衰落，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大大下降，原來使帝國主義望而生畏的超級大國淪落為被西方瞧不起的二等，甚至三等國家，這是俄羅斯人民難以容忍的。俄羅斯人民開始反思了。正如資深政論家齊普科教授在《我們怎樣認識斯大林》一文中指出的， “今天俄羅斯……試圖重新評價歷史，是俄羅斯現(xiàn)實存在深刻的社會危機的反映。可以說500年來俄羅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衰弱。”全盤否定蘇聯(lián)歷史和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的做法，遭到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廣大人民的反對。著名歷史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指出： “從1987年至2000年13年來，俄羅斯歷史科學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則上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歷史科學的很多方面被破壞了，被顛倒了。”許多人要求重新評價歷史，恢復被顛倒的一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真相。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烏斯季諾夫在其撰寫的《蘇維埃國家史》中寫道：“歷經了多年對蘇聯(lián)歷史的否定，今天終于合乎規(guī)律地在千百萬人的心中產生了一種意識：不能否定蘇聯(lián)70年的歷史。”于是，出現(xiàn)了重新評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熱潮。形成這股熱潮，并不是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樣，是因為“連續(xù)出現(xiàn)的紀念日”多（有關的紀念日年年都有或者隔幾年就有），也不是因為“人們的記憶往往是記住好的，忘記壞的”， “人們的習俗也往往是對逝者多說好話，少說壞話” （過去—、二十年間有的人恰恰是忘記“好的”、只記得“壞的”，對逝者沒有“多說好話”，盡說“壞話”），而是因為嚴酷的歷史事實教育了廣大人民：不能忘記蘇聯(lián)共產黨的歷史，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的實踐，不能迷信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能聽任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擺布。尊重歷史、還歷史以本來的真實面貌，逐漸成為俄羅斯社會的主流呼聲。俄羅斯教育部決定按照1945年原樣再版發(fā)行斯大林親自修改定稿的《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并指定作為高等院校歷史教學用書，同時封殺某些肆意歪曲蘇聯(lián)歷史的書籍，就是一個典型表現(xiàn)。

然而如何對待斯大林問題，國際國內仍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地科學地評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一種是歷史唯心主義的態(tài)度，完全否定斯大林、 “斯大林模式”，甚至認為否定得越徹底越好。遺憾的是，就目前的情況看，后一種態(tài)度，在一定程度上還占上風。在學術界， “斯大林”、 “斯大林模式”成了一個貶義詞，只要是斯大林說的話、做的事，都是錯的，元須論證，也許在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的形勢下，這種狀況還會繼續(xù)下去。

我們黨對斯大林問題的基本觀點

談到斯大林問題，我們不能不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對斯大林問題的基本觀點。大家知道，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太上，赫魯曉夫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法，拋出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一報告不僅震動了蘇聯(lián)人民，而且震動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引起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導致隊伍渙散，而帝國主義勢力乘機興風作浪，發(fā)動兇猛的進攻。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在毛澤東主持下，撰寫了兩篇文章，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元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 《再論》），全面闡述了我們黨對斯大林問題的看法。順便說一下，過了40年，在蘇聯(lián)東歐發(fā)生了劇變的形勢下，我們黨重申《一論》、 《再論》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指出：歷史發(fā)展和國際局勢變化的基本進程和大致趨勢，是《一論》、 《再論》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預料的一些問題不幸而言中。

《一論》、 《再論》嚴肅地批評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詳細論述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所犯錯誤，指出： “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來說，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的確，斯大林的錯誤給蘇聯(lián)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是在斯大林領導的時期，社會主義蘇聯(lián)還是大大地向前發(fā)展了。因此，我們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動時，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績和錯誤。斯大林一生中，正確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錯誤和他的功績相比，只屬于第二位的地位。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七分功勞三分錯誤，不能一棍子打死。 《一論》、 《再論》還從理論￣上探討了斯大林犯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同意把所有問題都算到個人迷信的賬上，也不同意說都是斯大林個性粗暴造成的。

隨著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的深入，1963年9月，我們黨又寫了一篇專門評論斯大林一生功過是非的文章： 《關于斯大林問題——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這篇文章堅持《一論》、 《再論》的基本觀點，逐點批駁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據(jù)參與撰寫這篇文章的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在《二評》討論過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見最多，而且文章開頭的這樣一段話是他親自寫的： “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不可能作出定論。”（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冊，第646頁）現(xiàn)在看來，不僅20世紀，而且進人21世紀，仍然存在不同意見，甚至分歧更大了。

吳冷西對《二評》有一個中肯的評價： “《二評》真憑實據(jù)，把赫魯曉夫駁得淋漓盡致，堪稱難得的政論佳竹乍。” （引自吳冷西： 《十年論戰(zhàn)》下冊，第650頁）我付可在討論斯大林問題時，不能不注意到這篇經過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毛澤東親自修改過的“政論佳作。”

《二評》在尖銳地批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錯誤態(tài)度的同時，對斯大林作出了一個基本評價。 《二評》在回顧列寧逝世后蘇聯(lián)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之后，得出結論：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他領導蘇聯(lián)共產黨和蘇聯(lián)人民，同國內外的一切敵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保衛(wèi)了并且鞏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確定并貫徹了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的路線，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他領導了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他基本上實行了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對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包括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給予了巨大的援助。這些功績，不容抹殺。

斯大林作為一個蘇聯(lián)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家，在他建立功勛的同時，也確實犯過一些錯誤。《二評》對斯大林的錯誤作了分析，指出：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錯誤。這些錯誤，既有社會歷史根源，也有思想認識根源。 《二評》指出，“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陷人形而上學和主觀主義，因而有時脫離了實際情況，脫離了群眾。他在黨內和黨外的斗爭中，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處理這兩類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領導的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經造成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他在黨和國家組織中，沒有充分地實行或者部分地違反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他在處理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關系方面，也犯過一些錯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也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這些錯誤給蘇聯(lián)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一些損失。”（《人民日報》1963年9月13日）重要的不是羅列這些錯誤，而是應該科學地分析其原因，從中吸取歷史教訓，引以為戒，以免重犯或者少犯錯誤。

《二評》對斯大林的一生作出了總的評價，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歷史的客觀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個正直的、尊重歷史的共產黨人，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確認識、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必須保衛(wèi)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衛(wèi)他所捍衛(wèi)過和發(fā)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人民日報》1963年9月13日）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全面地、客觀地、科學地分析斯大林一生功過得失得出的結論。

現(xiàn)在， 《兩論》發(fā)表已經50多年了，離開《二評》的發(fā)表也已經40多年了。隨著實踐的發(fā)展、人們認識的深化，我們需要對斯大林的功過作進一步的具體分析，但貫穿《兩論》、 《二評》分析斯大林問題時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和基本結論，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仍可以作為我們研究斯大林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

分析斯大林問題的幾個方法論原則

我們認為，在分析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問題時，必須把握以下方法論原則。

——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fā)。

列寧曾經指出： “社會科學的唯一科學的方法，即唯物主義的方法。”（《列寧全集》第1卷第181頁）原則不是研究問題的出發(fā)點，而是對實際材料進行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正如毛澤東對實事求是所作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 ‘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我們評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必須把握斯大林一生的言論和行為以及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實踐，詳細占有材料，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分析，從中得出正確的結論。決不能為了某種既定結論的需要，剪裁材料，甚至隨意地捏造材料。

敵對勢力攻擊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經常采取的就是這種手法。這一點，在肅反問題上表現(xiàn)得最為典型了。為了煽動群眾反對蘇維埃政權，敵對勢力利用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隨意夸大被鎮(zhèn)壓的人數(shù)，渲染恐怖氣氛。這種手法在政治動亂中屢見不鮮6他們對肅反擴大化冤死的人數(shù)是一變再變，每變一次數(shù)目就激增一次。從200多萬到2000多萬， 再到4000多萬，迄今為止最高數(shù)字出自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書中斷言蘇聯(lián)政府在對內鎮(zhèn)壓中消滅了不少于4500萬到5000萬人（有時又說有6000萬人）。布熱津斯基把這一謊言撿了起來，叫做“五千萬冤魂”。這個碼加得也太離譜了，因為在30年代初，蘇聯(lián)人口才1.6億，怎么能殺了5000萬人呢？

究竟30年代肅反擴大化錯殺了多少人？至今沒有權威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但我們可以從蘇聯(lián)肅反遭到鎮(zhèn)壓的總人數(shù)中得到一點概念。據(jù)1954年蘇聯(lián)內務部起草的給赫魯曉夫的報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間，因反革命罪判處了3，777，38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642，980人，判處25年以下勞改和監(jiān)禁的2，369，220人，判處流放和驅逐出境的765，180人。（《參考資料》，1992年1月27日）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應得，多少是錯判的，該報告沒有分析。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緬采夫和雅科夫列夫為首的委員會進行復查，最后確定，從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為3，853，900人，其中被處死刑的827，995人。（梅德韋杰夫：《在戈爾巴喬夫班子里》，第59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年版）想來，雅科夫列夫是不會有意縮小這一數(shù)字的。

我們并不否認蘇聯(lián)在肅反運動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應該總結他們的教訓。但是故意捏造材料來否定蘇聯(lián)的政治制度，這種手法是錯誤的，甚至是可恥的。

遺憾的是，至今我們國內仍有一些學者不從實際出發(fā)，不仔細考證資料，隨意引用一些資料，肆意夸大肅反遭到鎮(zhèn)壓的人數(shù)，渲染恐怖氣氛，進而否定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這如果不是學術上的粗漏，那就是別有用心。

——全面分析，既看到成績，也要看到問題，分清主流、支流。

為了正確地評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不能援引一些具體材料（更不用說捏造的材料了）就做出結論，而必須把握蘇聯(lián)社會主義實踐的基本事實。列寧曾告誡我們： “在社會現(xiàn)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事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lián)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jù)。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lián)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攻口。” （《列寧全集》第28卷第364頁）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時，有一個方法，即看他接任時國家是什么狀況，而他離任時國家又是什么狀況。在斯大林接任蘇共主要領導人時，蘇聯(lián)是一個極其落后的、遭受外國欺凌的國家，到他逝世時，蘇聯(lián)已經變成一個經濟實力強大的、令帝國主義畏懼的超級大國。根據(jù)這一事實，就足以對斯大林及其“模式”做出基本評價。

必須從整體上考察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實踐，切忌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更不能帶著偏見去觀察，事先有了一個結論，然后尋找符合這個結論的材料，而對不符合這個結論的材料視而不見。列寧曾經說過： “社會生活現(xiàn)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shù)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列寧選集》第2卷第578頁）列舉點事例并不能說明問題，關鍵是要全面地考察，把反映事物本質的基礎性綜合材料作為判斷的根據(jù)。例如，經常有人說，蘇聯(lián)經濟沒有搞好，把它作為否定“斯大林模式”的依據(jù)。其實，如果全面地考察蘇聯(lián)經濟，應當說兩句話：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存在很多問題。簡單地說“沒有搞好”，并不符合實際。1913年蘇聯(lián)疆域內的工業(yè)總產值只占美國的6.9％，到1985年已達到美國的80％，從一個極其落后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而且蘇聯(lián)是在其國土歷經兩次世界大戰(zhàn)蹂躪的惡劣環(huán)境下取得這一成就的。我們不否認蘇聯(lián)經濟工作中存在很多問題，諸如片面發(fā)展重工業(yè)，忽視輕工業(yè)和農業(yè)；粗放式經營，經濟效益不高；產品花色品種少，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等等。應該總結其教訓，作為我們的借鑒。但這些問題相對于經濟成就來說，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不能抓住這些問題就得出蘇聯(lián)經濟沒有搞好這種結論。如果客觀地全面地分析， “三七開”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歷史地分析，即把蘇聯(lián)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項制度、方針、政策放到當時的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中進行評價。

這就是說，切忌從現(xiàn)在的、已經變化了的條件出發(fā)來評價歷史上的事情。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變化、發(fā)展的社會，隨著出現(xiàn)新的形勢、新的問題，需要不斷調整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的制度、方針、政策。有許多事情，如果用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是不盡合理的，然而就當時的具體條件而言，卻是必要的。例如，有人譴責計劃經濟體制，把它說成是萬惡之源，斷言蘇聯(lián)就是因為搞了計劃經濟才垮臺的。然而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一樣，只是發(fā)展生產的方法、調節(jié)經濟的手段，用不用計劃經濟這種手段，要根據(jù)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來定。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lián)的經濟技術十分落后，而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發(fā)動侵蘇戰(zhàn)爭的陰影日益迫近，國內又面臨著為社會主義社會奠定物質技術基礎的艱巨任務，蘇聯(lián)不得不開足馬力，加快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步伐。適應這一戰(zhàn)略的需要，蘇聯(lián)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建設規(guī)模宏大的重工業(yè)企業(yè)、尤其是國防工業(yè)企業(yè)。蘇聯(lián)僅僅用12年時間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花了50年到100年時間才完成的工業(yè)化任務，憑借本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打敗了法西斯德國，這些歷史性事件證明了當時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其歷史的由來，并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不容否定。戰(zhàn)后，隨著經濟規(guī)模的擴大、經濟聯(lián)系的復雜化，尤其是隨著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發(fā)展轉向集約發(fā)展，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不適應、甚至束縛生產力的發(fā)展了，于是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這不能成為否定歷史上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必要性及其積極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是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的基本要求。我們不能脫離具體歷史條件抽象地對歷史上的事物說三道四。

——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區(qū)分開來。

蘇聯(lián)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特征的經濟制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這些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它們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十月革命的普遍道路，它“放之四海而皆準”，是任何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必須堅持的。另一類制度是具體制度，即具體的政治經濟體制、運行機制，這些制度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xiàn)形式，是蘇聯(lián)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與蘇聯(lián)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這一類制度是在探索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對這些具體制度必須進行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有的在蘇聯(lián)條件下是對的，但不能照搬到別的國家去；更多的情況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隨著條件的變化卻必須進行改革。

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是基本制度的實現(xiàn)形式，是第二位的。蘇聯(lián)模式中體現(xiàn)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內容是正確的，不能否定，它是社會主義的共同的、本質的東西，只要搞社會主義，就應該堅持：拋棄了就不叫社會主義了；有關具體體制、運行機制的內容則是有對有錯，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對于具體的體制和機制，我們不能照搬，而應該把它作為借鑒，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就是這樣做的。

順便說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斯大林模式”，在基本制度層面上，兩者是一致的，都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都堅持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搞的都是社會主義；在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層面上，由于兩國具體國情和時代特點不同，兩者顯然有很大區(qū)別，因而形成社會主義的兩種模式。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層面上， “斯大林模式”的確存在很多弊病，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把“斯大林模式”視為人類歷史上把社會主義理想變?yōu)楝F(xiàn)實的第一個試驗。

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特別是深人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發(fā)現(xiàn)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他們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設想。列寧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領導俄國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把社會主義理想變成了現(xiàn)實。被稱之為“斯大林模式”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模式，是蘇聯(lián)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具體國情相結合建立起來的。由于蘇聯(lián)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現(xiàn)成的經驗可資借鑒，只能根據(jù)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提出的一些理論設想，結合蘇聯(lián)的具體情況進行探索。這種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對前人在探索過程中出現(xiàn)的失誤和弊病，我們應該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人類總是不斷發(fā)展的，成年人對青年時代犯下的錯誤、甚至看來是幼稚可笑的錯誤，不應苛求。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前人進行嘲笑、譴責乃至攻擊，這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繼續(xù)前進。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tài)度。

必須看到，如何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是學術問題，而且是關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命運的重大的政治問題。蘇聯(lián)演變的慘痛教訓表明，敵對勢力從徹底否定蘇聯(lián)社會主義實踐出發(fā)，提出“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 “要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 “形象地說要炸毀過去的一切”等等，搞亂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在此基礎上進而制造政治動亂，亂中奪取政權，最后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試問，在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一無成就的輿論成為主流的情況下，敵對勢力宣布解散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還會有誰能站出來捍衛(wèi)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總結這一教訓，我們對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進行評價時，必須慎之又慎，嚴格依據(jù)事實，科學地進行分析和判斷，不要輕言“失敗”，不要輕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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