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信陽事件”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信陽事件”

　　【簡介】
　　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問題：①毛澤東同志發動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在哪里？②這個出發點能否推動毛澤東同志老驥伏櫪，去發動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本文結論：①毛澤東同志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出發點在“信陽事件”。②1959年“信陽事件”中大量工農群眾（及部分黨員）非正常死亡，這足以逐步推動毛澤東同志在深入調查研究并力圖教育糾正之后，根據實際情況，揭竿而起，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關鍵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源|信陽事件

　　【正文】
　　㈠前言
　　筆者作為一名1972年出生的，普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長久以來相信這樣一種‘官方’結論：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參考《中國共產黨簡史》第七章）
　　同樣，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筆者長久以來相信黨章是黨員的行為標準。而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初衷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反對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另外，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2007年10月21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也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而且，筆者也沒有在這個版本的《黨章》中發現任何有關“文革”或“文化大革命”的字眼。
　　顯然，對于黨員來說，《黨章》的約束力要高于《簡史》。所以，筆者以毛澤東思想為自己工作的指導原則，希望通過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來看看《簡史》中的結論是不是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起源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欲動。

　　㈡材料和研究方法
　　⒈筆者不算長的人生和社會實踐。
　　⒉長期以來“右派”對文革的批判，及近年來“左派”對文革的反思。
　　⒊“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現實。（筆者所能接觸或聽聞的部分）
　　⒋近年來毛澤東同志革命文獻的逐步公開發表（如筆者從“烏有之鄉”網站下載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合集，網絡電子版）。
　　筆者的人生和社會實踐時間，滿打滿算，也就不到40年。幸運的是，從1972年到今日這38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社會劇變，只要不是智障，對每個經歷者的靈魂，都應該有深深的觸動。
　　在實踐中，筆者已經深深體會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即便是只言片語，都像是顆顆明珠（有點兒像林彪的口氣，呵呵）。對于文革，筆者開始也只是懷疑，為什么偉大英明的領袖，會在晚年犯出這么嚴重的錯誤，又是死人，又是經濟崩潰邊緣。如果是老年昏聵，倒行逆施，總也得有個過渡吧？為什么我們普通黨員看不到這個過渡，而只看到那個結論。這完全不符合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雖然對文革結論有懷疑，但是限于筆者的‘社會地位’，無法接觸到相關一手資料，所以長時間根本無從主動分析，真是愧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幸好還是有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幸好還是有堅定的毛澤東思想捍衛者，這些同志應該能夠接觸相關歷史檔案，明證就是，近年來出現了一批反主流的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這些同志，有的人稱他們是“毛派”，有的人說是“毛左”，有的人說是“新左”。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就標新立異一次，姑且全部稱之為“左派/左翼”吧。
　　誠如諸多“左派”反思文獻中提到的，三十余年改革開放的社會歷程，使“左派”們深刻體會到了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深刻體會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人的認識來源于實踐，這是馬列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什么是“毛澤東思想”？筆者還不敢說用一句話來總結。但是筆者敢說，如果要想真正學習毛澤東思想，必須設身處地，調查毛澤東同志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接觸了一些什么樣的信息，搜集毛澤東同志之后的對策，進而研究毛澤東同志的思維過程，才能徹底掌握。
　　通過學習，筆者認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基，如果喪失“實事求是”這個根，就一定不是毛澤東思想。所以，筆者就運用這四字原理來分析文革起源問題。

　　㈢分析過程
　　首先，我們來點兒開胃菜，辯一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開始時間。
　　在互聯網上搜索“文化大革命”，就其開始時間，我們會發現‘官方’的說法是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
　　大略一看這個通知，筆者得出結論：“文化大革命”絕對不是起始于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至少開始于1965年9月。在“五一六通知”的第一段，已經做了明確的表述。
　　“五一六通知”是針對1965年2月的“二月提綱”發出的，“二月提綱”又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針對1965年9月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后，關于批判吳晗的指示提出的。所以，筆者說，“文化大革命”至少開始于1965年9月。
　　網上一搜，根據《黨史大事記(1960年—1969年)》：1964年7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時間又向前推了！但是好像還不是文革開始的正式聲明。
　　接著，筆者試圖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合集（簡稱《文稿》）中尋找1964年7月之前的“文化大革命”啟動證據，可是沒有找到，可能的原因是《文稿》收集資料不全，或者相關歷史檔案尚未公開。
　　有趣的是，同樣在《文稿》中，筆者發現1960年3月16日的毛澤東同志所做，“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的手稿中提到：“…使身體康強，環境清潔，與生產大躍進，文化和技術大革命，相互結合起來。”某些人說起文革就談虎色變，其實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早就出現了。
　　說到這里，必定會有人質疑：“此文革，非彼文革！十年‘動亂’是意識形態領域向政治領域的滲透，是階級斗爭的擴大化！”
　　如果說剛才對于“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間的思辨是小打小鬧，那么現在就要涉及本文的核心，就是討論“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
　　但是，真正開講，筆者心中又有些忐忑不安。筆者只是一名最普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沒有任何行政職務，沒有任何政工方面的高級學歷，而且絕對沒有勇氣、沒有能力拿著《黨章》和《憲法》去政治局會議上要求發言。所以，筆者又必須多說兩句，首先是放低姿態，此下筆者的分析過程，一律以低一號字體顯示；其次是免責聲明，筆者的絕大多數思辨與結論的基礎證據都是來源于網絡，如果證據不周不實，筆者無法負責。筆者僅對自己的理性負責。

　　前面說過，筆者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方法是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原則。以下就開始具體分析。

　　公認的范例：
　　⒈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
　　⒉根據“實事求是”原理，必然有一些“實事”，促使黨間階級斗爭擴大化，從而使共產黨“求”得“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是”。
　　⒊“實事”是什么呢？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發動了“四一二事件”，大量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當然，左翼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對統治階級的進攻，也是促使矛盾激化的必不可少的事實。

　　文革的起源：
　　⒈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及之后1966年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及之前1965年1月14日的“二十三條”，毛澤東同志敲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三通戰鼓。
　　⒉根據“實事求是”原理，必然有一些“實事”，促使黨內階級斗爭擴大化，從而使毛澤東同志“求”得“無產階級必須在黨內奪權”這個“是”。
　　⒊“實事”是什么呢？

　　在下面的附錄里，有筆者搜集整理的“信陽事件”前后的歷史事實。筆者在其中搜索到了以下疑問的解答：

　　⒈疑：“信陽事件”中是否有大量工農群眾和共產黨人非正常死亡，也就是餓死？
　　　解：有。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的李堅、李振海處長以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統計。他們在報告中說是餓死了105萬人。這個數字，有人說多了，余德鴻說是少了。1960年底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組進入，完全揭開蓋子之后，不知做了更加確切的統計沒有。

　　⒉疑：“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解：根據可見的事實，筆者分析，是黨內右派的存在。
　　　就信陽事件的直接責任人而言，這個最大的右派，經過徹底揭蓋子，就是地委書記路憲文。這一點黨內的右傾干部也是承認的。
　　　路憲文如果是左派干部，他可能會犯一些左傾錯誤，比如過度加速“人民公社化”。如果是左派干部中不太講究“實事求是”的，在反右傾的大形勢下，他可能會在發現自己的左傾錯誤造成工農群眾生活饑饉時，瞻前顧后，隱瞞不報。但是，如果真的是左派干部，當發現工農群眾（包括基層共產黨員）斷糧餓死時，絕對不會封鎖消息、殘酷鎮壓。
　　　路憲文肯定不是左派干部的左傾錯誤，借用毛澤東同志評價劉少奇同志的話說是“形左實右”，筆者認為其全稱就是“表象左派的左傾，實際已經是右派”，比左派的右傾錯誤嚴重得多，二者有本質的區別。

　　　有些人認為“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毛澤東同志犯了左傾錯誤。但是，只要長眼睛的人，就會發現，毛澤東同志對于工農群眾的感情，毫不夸張地說，比山高，比海深，鋪天蓋地的證據俯拾皆是。毛澤東同志能坐視工農群眾餓死而不顧嗎？
　　　有些人說，之前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難道5000人不是人嗎？為什么不見毛澤東同志的明確表態呢？首先，說這話的人是以今日的觀點來做批判。作為工農群眾，就請設身處地想一想，解放剛十年，蔣幫未滅，在統一路線原則下，我黨容留了大量舊社會軍隊、警察和公務人員、罪大惡極的大地主親屬、其他大中小地主等等。糧食充裕時，我黨沒有任其餓死。一旦出現大規模自然災害，工農群眾尚且饑饉難耐，與當時人口850萬的信陽同為地級地區，商丘加新鄉的總人口怎么也超過1000萬了吧？餓死5000人，只占不到萬分之五，即便是幾萬人，也就千分之幾，真正在共產黨的階級政策下，這里能有工農群眾嗎，九成九是地富反壞右，當然也可能有極少數人是被冤枉的。
　　　換一種方法說，假如確證是貧下中農的，餓死了一千，上報中央，毛澤東同志簽收后，而毫不表態，筆者就不會再相信毛澤東思想。極端地說，哪怕是有一個，確證是守法的貧下中農，明明快要餓死，有條件救，而毛澤東同志知道后同意見死不救，那么，任何工農群眾都可以懷疑毛澤東同志階級斗爭思想的純潔性。
　　　再換一個角度，即便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就節節攀高的成績面前，將計劃預期有所提高，有些左傾，甚至即便沒有后來“信陽事件”之前毛澤東同志自己已經主動糾正左傾錯誤的事實。基層黨組在左傾路線下，執行計劃遇到困難之后，如果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原則，群眾最多會過一段苦日子，信陽地區850萬人的20多億斤糧食雖然明顯減產，也絕不應該餓死100余萬，頂多請兄弟地區或省區周濟一些，就像1959年春信陽還支援了商丘和新鄉一樣。

　　⒊疑：“信陽事件”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何關系？
　　　解：“信陽事件”反映出兩個基本事實：黨內基層干部素質欠佳、甚至存在右派；黨內許多當權派干部右傾嚴重、甚至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凡是坐視工農群眾（包括基層共產黨員）餓死而不顧的共產黨干部，絕對是黨內右派。
　　　看著工農群眾的苦難呻吟，黨內左派干部只有少數正義直言，卻長期被壓制。多數忍氣吞聲，甚至沉默至死。可見黨內的左派力量多么薄弱！
　　　“信陽事件”餓死大量工農群眾的報告，最晚在1960年7月就由中央紀委分別提交了中央領導并河南省委。而河南省委于1960年9月20日才報請中央批準，撤銷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黨內外職務。當權派的反應太遲鈍了吧，階級斗爭的敏感性哪去了？不是右傾是什么？

　　　再看看毛澤東同志，在1960年10月26日，四大區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同志得到“信陽事件”的正式報告，之后一周開始，在一個月內連派8位同志，徹底取代原信陽地委領導中的7位。再之后兩周決定從中央抽調萬名干部，在全國范圍內下基層，進一步深化民主革命。
　　　1961年元旦（農歷庚子年11月15日），中央、省、地區三級近4000名干部組成的民主革命補課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取信陽地區各級領導班子中的各種權力。如此巨大的聲勢，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就是和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奪權斗爭比較，也有過而不及。

　　　雖然經過認真細致的工作之后，“信陽事件”的影響降到了最低。可是，“信陽事件”無疑給毛澤東同志為黨主席的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鐘，而且震耳欲聾。
　　　在公開場合，毛澤東同志對共產黨干部隊伍狀況的基本看法開始改變了。
　　　毛澤東同志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所以有問題他絕不會隱瞞不說；同時，毛澤東同志是一個“階級斗爭”經驗非常豐富的人，所以他說問題的時候絕對會注意分寸。
　　　毛澤東同志獲悉“信陽事件”以前，1960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最后一天，毛澤東同志說國際形勢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會主義陣營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總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壞人總是少數，頂多百分之十。這是毛澤東觀察國際形勢的一個基本觀點，從一九五九年以來反復論述這個觀點。　　
　　　毛澤東同志獲悉“信陽事件”之后，1960年12月2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開始之前，毛澤東同志對全國縣、社、隊的情況和干部隊伍情況作了一個分析。他認為，就全國來說，按縣、社、隊為單位，大體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間的，百分之二十是壞的。在壞的中間，有若干單位領導權被人家拿去了。

　　　此后，毛澤東同志帶領全黨，開始長時間、大范圍地徹底調查工農群眾及基層黨組的實際狀況，經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與黨內右傾勢力的明爭暗斗，結合國外右翼勢力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瘋狂反撲，得出了對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內干部狀況的客觀評價，以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群眾未來可能變數的充分預期。
　　　隨著黨內左翼宣傳力度的逐步增強，隨著黨內右傾勢力對“文化革命”阻擾力度的增加，黨內階級斗爭逐漸升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中明確指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問題。其主旨與“文化大革命”的遞進關系已經昭然若揭。
　　　因此，筆者認為，“信陽事件”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

　　⒋疑：“信陽事件”與“文化大革命”的必然聯系，只有本文作者“理悅人”發現嗎？
　　　解：非也。至少發現兩位同志的觀點與筆者接近，但他們只是說到“信陽事件”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關系，而沒有直接明確地將“信陽事件”與“文化大革命”密切聯系在一起。
　　　金沖及同志等人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提到：毛澤東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的報告越來越多，包括像信陽事件那樣的報告，對他震動極大。“五風”造成的損失是慘重的。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病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特別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使人感到，這種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了。這個問題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為他以后發動“四清”運動（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統稱為“四清”運動。筆者注）的重要起因。
　　　“烏有之鄉”網友“學與思”在文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場真正政治大風暴的前夜”中也提到：一個偶然的機會傳入黨中央的驚人消息（即信陽事件，筆者注）觸發了又一個對中共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 的核心指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㈣結語
　　本文結論：①毛澤東同志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出發點在“信陽事件”。②1959年“信陽事件”中大量工農群眾（及部分黨員）被餓死，這足以說明階級斗爭的嚴峻性和必要性，這足以逐步推動毛澤東同志在深入調查研究，并力圖教育糾正右傾，“興無滅資”受挫之后，根據實際情況，老驥伏櫪，揭竿而起，發動起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關于“信陽事件”之后的調查研究之風、七千人大會、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早期文化革命（包括文藝革命、教育革命、衛生革命）、技術革命、及后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演化過程及其歷史遺留等等，并非本文重點。
　　筆者對其歷史也有興趣，工作之余自然會再做調查研究。
　　筆者的結論能否成立，還望廣大工農群眾及左派同志批評指正。對于右派的奇特觀點，筆者也有笑納分析之量。
　　用一首毛澤東同志的詞來結束本文吧。

　　《水調歌頭 重上井岡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㈤附錄：
　　資料來源：（若有錯漏，敬請指正）
　　支持、客觀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文字：①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②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③余德鴻-痛憶“信陽事件”全程。
　　反對、主觀詆毀毛澤東同志的文字：①路憲文-“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②余習廣“關于信陽事件的不同解讀”；③駁周冰“誰是吳芝圃的后臺？”；④《回憶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⑤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揭“信陽事件”真相，作者：‘歷史星空見天良’。
　　引用資料中，有的筆者做了一些文字的修飾，比如將作者文中的“我”換為其姓名。還有的做了刪節，比如“信陽事件”揭批英雄張樹藩對河南省委領導吳芝圃等人的猜測。
　　“信陽事件”前后客觀事實匯總：
　　信陽地區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路線提出后，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風調雨順，總產達到60億斤（張樹藩的文章說是56億斤）。
　　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并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
　　1958年廬山會議之后，秋收之前。信陽地委召開黨委會討論秋收預產。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張樹藩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后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張樹藩說的也多了）。
　　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并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
　　1959年氣候反常，春夏間雨水偏豐，夏季作物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夏秋間發生了嚴重的伏旱，從7月初開始至9月21日為止，80多天未降透墑雨，秋后繼續干旱，全年缺水率達49%左右，不少溝河斷流，塘堰干涸，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無墑播種或未能適時播種，已種者有三分之一的絕收，三分之一的嚴重減產，三分之一的收成較好。
　　張樹藩從1959年9月底就開始挨批斗，停止工作。
　　張樹藩說：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并要查處。
　　張樹藩說：有—天，余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我說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樣嗎？進來談談話也好嘛。余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么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余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于是我又對余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么死的？這時余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后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余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后，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余離開后，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余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并請地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
　　直到1959年ll、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
　　到1960年2月，大量餓死人的問題總算制止了。路憲文有—天找張樹藩談話，讓他即日起開始工作吧，未再談及檢討錯誤的事，并說中央內務部來了一個處長要到淮濱檢查災情，張樹藩可以陪這位處長下去看看情況。張樹藩估計一下，餓死的人可能在20萬到30萬之間。郭處長一聽張樹藩的匯報就感受到問題的嚴重了，只待了兩天，就回內務部了。事后得知，郭處長回去后向部領導談了張樹藩說的話，部領導馬上就讓他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同樣感受到問題嚴重，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
　　1960年5月2日清晨到達濟南。濟南是第二站。當天下午，在專列上同山東省負責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飛等人談話。因為山東遭受了嚴重干旱，毛澤東第一句話就問山東的旱情。舒同說，全省受旱面積九千萬畝，嚴重的三千萬畝。毛澤東要他們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計劃，而不是三個冬春的問題。他提出南水北調的問題，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設想。毛澤東問，今年會不會鬧春荒。舒同說：“有些問題，現在正在抓這件事。有一部分縣的領導，馬馬虎虎，看來是有問題，他們卻說沒有問題；有些縣，原來認為沒有問題，現在暴露出了問題；有個地區還搞了瞞產私分。”毛澤東一聽“瞞產私分”，立即作出反應，說：“哪個要反瞞產私分？是地委，還是縣委，還是公社黨委。現在那些人還在那里辦事嗎？這種書記就不要讓他當了，要他吃飯完了。”毛澤東知道山東糧食困難，就問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調點糧食給你們呢？”舒同說：“中央答應一億。我們今年調出去三億五。”毛澤東殷切地希望山東把困難局面扭轉過來，說：“你們搞三年，轉過這個彎來。河北省轉過來了。”毛澤東又問：“今年的麥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點？”舒同說：“今年的麥子原來一百四十億斤是有把握的。現在全省大旱，多則一百億，少則九十幾億，去年是八十億。”毛澤東說：“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測風云呀。也許這兩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說：“那就好了。還有希望。”毛澤東在濟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談了三次話，還參觀了尖端技術產品展覽。
　　1960年5月6日，毛澤東到達第三站——鄭州。四五月間，正是冬小麥生長的關鍵時期，毛澤東一路上在行進的專列里，不時地向窗外眺望，觀看田里的麥子生長情況。當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史向生、趙文甫登上專列時，毛澤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在火車上，在鄭州附近看了你們的麥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澆沒有？”楊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黃河水。偃師是全省第一，麥田管理得好。”毛澤東問：“單位產量呢？”楊答：“有一個豐產單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澤東可能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楊蔚屏說的是“一個豐產單位”而不是全縣，接著問：“有那么多沒有？”楊答：“他那里好。”毛澤東這個提問，與其說有表示懷疑之意，不如說是要訂實一下這個令他高興的單產數字。
　　1960年5月6日、11日，毛澤東同河南省委負責人的談話記錄。毛澤東詳細地詢問了河南的旱情。吳芝圃說：“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區一直旱到現在，這個情形跟光緒三年連旱三年的情形一樣。光緒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過今年的麥子還算不錯。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設公用糧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糧食。所以，今年浮腫病多，主要是信陽專區，旁的專區也都有一點，不怎么嚴重。信陽專區說病了十來萬人。正常死亡與浮腫病死亡也很難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陽專區可能增加好幾萬人。”其實，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顯然不是因為搞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了糧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還是“五風”泛濫，征購了過頭糧。
　　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地區調查，他不僅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也聽到許多關于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的情況。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淚。隨后，他到了鄭州，向省委匯報時，吳芝圃仍然滔滔不絕地講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聽得不耐煩了，直截了當地說：“算了吧，不要再說了，你講的不是真實情況。”大約在此前后，中紀委的調查報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陽事件”的蓋子，終于揭開了。李堅、李正海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了解，越查問題越嚴重，最后結論是餓死的人數字比張樹藩估計的要多好幾倍。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標志著國際共運陣營分裂的升級，中蘇兩黨之間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完全公開化了，中蘇兩黨關系急劇惡化。
　　張樹藩說：1960年7月中旬，省委還派副書記楊尉屏、李立和紀委書記劉名榜等在雞公山上召開縣委書記以上的地委擴大會議，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大好形勢”，也就是貫徹省委捂蓋子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上也說要發揚民主，讓大家提意見。這時候，副省長王國華上山來了。他是信陽確山人，老紅軍，對信陽地區餓死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氣憤。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嚴厲批評了路憲文，說張樹藩、李瑞英兩口子為群眾說了實話，你們卻整了人家。王國華的發言對會議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們說話的。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復。由于這兩年農業大幅度減產，糧、油、肉、蛋等不能按計劃收購上來，對蘇貿易欠賬達二十五億盧布。
　　1960年7月31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以堅定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賬。”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最后一天，他說國際形勢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會主義陣營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總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壞人總是少數，頂多百分之十。要堅信這一條。這是毛澤東觀察國際形勢的一個基本觀點，從一九五九年以來反復論述這個觀點。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處理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但當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上仍然說：“兩年來，雖然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嚴重減產，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
　　河南省委報請中央于1960年9月20日批準，撤銷了原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黨內外職務。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于農業情況的匯報，主要是討論如何糾正和堵塞“共產風”的問題。信陽事件的材料，26日送到了毛澤東手里。這個問題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為他以后發動“四清”運動的重要起因。
　　不久（1960年11月3日至27日之間）又先后派戴蘇理同志任地委第一書記，趙致平、丁石、喬甫、馬劍、武人文、李振海、王光力、安克南共8位同志任地委副書記。原地委的9位常委除張樹藩、邱進敏二同志外，其余全部靠邊接受審查，徹底改組了地委領導班子。從此，信陽地區的蓋子算是真正的揭開了。
　　就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時，中央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兩書記，在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地委決定讓張樹藩負責在第五步兵學校招待所招待他們。就在招待所會議室里坐下喝茶時，吳芝圃說話了。他的原話張樹藩記得很清楚。吳指著他說：“樹藩伺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本來張樹藩事先沒想對中央領導說什么，但在吳說了這樣一翻謊言的情況下，他不得不說話了。
　　張樹藩的原話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么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斗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斗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么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斗的？省委批準斗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么？”這時，張樹藩看到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他還想再具體談談時，陶鑄同志阻止張樹藩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你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啦。這樣，張樹藩也就不說了。
　　1960年11月15日晨，關于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的問題，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信中對當前農村形勢作出嚴峻的判斷，他說：“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限，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農村工作極為艱苦，要有堅強意志決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則不能去。”
　　1960年12月，毛澤東將該事件定性為“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1961年元旦（農歷庚子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為了保證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國務院直接從中直機關抽出骨干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從省直機關及各個地區干部隊伍中抽調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從地區干部隊伍中挑選了骨干1483名，組織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基本上是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社各級領導班子中的各種權力。以如此巨大的聲勢，直接從中直及省直抽調那么多骨干力量，到一個地區參加奪權斗爭，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就是和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奪權斗爭比較，也有過而不及。
　　1961年元旦那天，毛澤東把該報告（指關于河南“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復辟”的報告）批發全國。全國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了。
　　劉少奇的態度，是一直主張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曾在河南省委討論擬定了一個殺2萬“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的計劃。（見路憲文《“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8人，其余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20多萬基層干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用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面徹底的大奪權。
　　這么多干部怎么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張樹藩想不通。本來地委決定讓他負責抓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的，由于他感到這樣做不對頭，就拒絕擔任此職，并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張樹藩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干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變成了反革命。我和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要我領導去整他們，我確實下不了手，還是讓我主管生產救災工作為好。”事后，就因為張樹藩沒有服從省委、地委決定，還提出不要這樣整干部，在運動初期劃“三種人”（明白人、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糊涂人）時，把他劃為“糊涂人”，那些自己應對信陽事件負責、事后卻大整基層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張樹藩雖不服氣，但心想隨你們劃吧，歷史最終總會是公正的。
　　歷經幾個月的深挖細查，由中央、省、地區近三級4000名干部組成的民主革命補課大軍，沒有查出國民黨殘余，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了同類問題，促使最高領導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1961年7月，中央任命劉建勛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吳芝圃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他自己曾在檢討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文革中吳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紅衛兵從四川押解回來揪斗，老病死于1967年。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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