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偉人毛澤東的多重角色探微

開國偉人毛澤東的多重角色探微

    

    〔摘要〕開國偉人毛澤東具有多重角色:他開辟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舊中國千千萬萬被壓迫人民邁進新中國大門的領路人;他在鞏固新生政權的同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此后一切發展進步所必需的政治前提與制度基礎的奠基人;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他借鑒蘇聯模式的經驗教訓,帶領人民“走自己的路”,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縱觀開國偉人毛澤東的多重角色,我們看到了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的嶄新政權,看到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從無到有、不斷完善,更看到了從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生發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勃勃生機和昂揚斗志。 

    毛澤東不僅帶領我們找到了通往新中國的唯一正確道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而且帶領我們親身實踐了這條道路,奠定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隨后開啟的社會主義建設新篇章中,他帶領人們探索“自己的路”,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通往新中國唯一正確道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領路人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國革命經驗的基本總結,它的開辟并非一日之功。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俄國革命的影響下進行革命,因此,在建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難以擺脫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束縛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思維定勢。但是,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沒有也不可能系統地提出一個完全適合中國革命需要的理論,中國區別于俄國的特殊國情也使得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論”脫離中國現實。那么,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大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來進行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如何取得革命勝利?就成了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亟須解決的問題。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澤東在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絕對化的強大壓力下,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率先吹響了“反對本本主義”的號角,嚴厲地批評“唯上”、“唯書”的“左”傾教條主義,明確指出既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首次劃清了馬克思主義同教條主義的界線,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先導。1937年,毛澤東總結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歷史經驗,發表《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上揭示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通過對理論與實踐辯證關系的論述強調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原則深刻闡述了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指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時代課題,并積極倡導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宏偉事業的根基。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指引下,毛澤東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途則是社會主義的,“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創造性地把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領導的領導權聯系起來,使無產階級肩負起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使命,從而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他以鮮明的中國特色獨創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么是社會主義革命兩種模式,創造了第三種革命類型,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國家,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課題;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關于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以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國家為中間站實現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構想,解決了經濟落后國家在奪取政權后,如何建設新國家,創造條件,以最小的代價和平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難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轉變論。 
    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后,毛澤東又系統地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的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的新鮮經驗,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解決了如何取得革命勝利的問題:“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這一理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突破了俄國十月革命城市中心道路的模式,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農業大國,弱小的無產階級怎樣發動和組織農民這個最大的革命力量,最有效地打擊敵人,積蓄和發展革命力量,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增添了新內容。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不照搬、照抄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本本”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模式,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總結中國革命獨創性歷史經驗,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才開創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就是“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列寧民族殖民地理論,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獨創性經驗,汲取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精華,所開辟出的一條既不同于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步到位,又區別于西方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即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最終奮斗目標,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先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從理論層面來看,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論基礎新民主主義理論屬于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本身就孕育和不斷發展著社會主義因素:這“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本身孕育的社會主義因素發展的必然結果。從歷史進程來看,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一條“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繼而依靠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實行革命轉變,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與建設并舉,從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可見,“達到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目標與終點,為新中國成立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此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作為更高的目標與追求,表現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的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以,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通往新中國的唯一正確道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中用無數烈士鮮血換來的必須永遠牢記的寶貴歷史經驗。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引領中國人民用暴力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它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更為新生的人民政權快速轉換角色、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節約了時間、指明了方向。正因為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理論的這種完整性和前瞻性,我們的新中國才在歷史階段、歷史任務都發生重大變化的建國之初就能從容應對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隨后快速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正軌。 
    當然,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由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由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而來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與經資本主義階段過渡而來的社會主義相比,在物質基礎、生產力水平等方面落后很多,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去實現資本主義國家經幾個世紀才完成的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工業化、現代化這一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其次,由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的缺點和偏差,以致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得到充分發揮,就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在進入社會主義后仍需長期面對的這個歷史后遺癥。這就決定了,從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一路走來的新中國與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構想的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度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真正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之后,我們仍然必須結合實際,走自己的路。所以,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然承襲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實質,那就是,遵循自身的特殊規律、把握自己的歷史方位,“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這符合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二、新中國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的奠基人 
    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達到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步走的理論,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消滅封建土地關系、沒收官僚資本等實踐活動,為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一個階段,革命勝利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建立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仍未終結,它還肩負著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歷史使命。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同年6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成為《共同綱領》的政策基礎。有了以上的政策鋪墊,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與中國的基本國情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符合我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理論,主要包括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政黨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政治制度的四大根基,具有根本性、穩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點。這些基本政治制度將國家、人民、政黨三者的正確關系制度化、法律化,保證了黨在全國執政的合法性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它為我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并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實踐證明,新中國之所以在風云變幻的世界政治與經濟舞臺上日趨成熟穩健,其政治根基就在于毛澤東領導下建立起來的這些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它們對保證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民族團結作用巨大;對中國政治發揚民主與增進穩定影響深遠;成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促進國家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政治基礎與重要保證。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是在這一基本政治體制基礎上不斷完善、逐步推進的。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在勝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基礎上得以全面確立起來的。按照“兩步走”的戰略構想,新中國成立后我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完成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1953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以“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總路線,倡導中國的工業化建設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新思路。從1953年開始,我國一方面著力推行“一五”計劃,集中力量打造新中國的工業化體系,另一方面全面展開對三大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并成功地將列寧關于對資產階級和平贖買的設想變為現實。實踐證明,這一思路符合在落后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以最小的代價和平解決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難題,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佳選擇。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我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不僅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而且實行了公私合營;不僅實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而且肯定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組成部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使中國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有基本政治、經濟制度作保證,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穩步發展。但我們必須看到,由新民主主義過渡而來、經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時也還很不完備、很不成熟。我們的建國理論和方略還是宏觀的、原則性的,雖然在總體上指導著民主政治的實踐,但卻難以回答在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具體理論問題;由于缺乏民主傳統,加上法制思想淡薄,使我國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相對滯后;在經濟建設中,我們曾經照搬蘇聯體制,走了彎路。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總結實踐的經驗與教訓基礎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根本性問題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進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實踐證明,這是在肯定和繼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由之路。 
    三、“走自己的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探索者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率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建設伊始,國民經濟發展呈現良好勢頭,同時也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加上蘇共二十大暴露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的弊端,引起毛澤東的警覺與關注,萌發出一些新思想,試圖以蘇為鑒,突破蘇聯模式,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些新思想主要體現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和《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等重要文獻中。 
  (一) 中國式工業化、現代化思想 
  “一五”計劃即將完成前夕,毛澤東做了廣泛調查研究、親自聽取34個部委的匯報后,覺察到我國按照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的建設中出現一些問題,在《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首次提出建設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思想。毛澤東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把農輕重關系作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核心內容,明確提出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并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進而確立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汲取“大躍進”中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的教訓,又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和工農業并舉的綜合平衡思想,主張重工業要為農業和輕工業服務,并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第一次完整表述了“四個現代化”的內容:“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964年12月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標志著毛澤東工業化、現代化思想正式形成。 
    毛澤東的工業化、現代化思想,不僅有力地指導了當時的工業化建設,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為新時期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導。 
  (二) 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學說 
    我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以后,社會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社會正處在一個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它們之間又相適應又不適應,但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通過改革和調整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生產力之間不相適應的環節和方面,使社會主義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鞏固和壯大其經濟基礎。社會基本矛盾反映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呈現出兩類矛盾。毛澤東指出:“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其中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意義的正確處理社會矛盾的方針方法:針對人民內部在政治思想領域和物質利益分配領域中的矛盾,要“團結——批評——團結”、“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針對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矛盾,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針對文化科學領域的矛盾,則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這就指明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方針。毛澤東指出,這樣做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毛澤東當年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科學方法:在人民內部出現的各種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面前,我們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又好又快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促進社會和諧。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理論,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用對立統一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在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基礎上提出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思想,是“改革動力論”的立論基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思想是當今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 
  (三) 社會主義需要發展商品經濟、運用價值法則 
    毛澤東在總結“人民公社化”教訓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及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兩本書的談話中,針對黨內存在的要取消商品經濟的思想傾向,提出了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運用價值法則的一系列獨創性見解。 
    毛澤東認為,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必經階段,不受社會經濟制度的制約。1958年11月,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批評了當時存在的取消商品生產、實行產品經濟的主張。他指出,我國原來是一個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企圖廢除商品生產和交換,實行物質調撥,這是剝削農民,必然會影響工農聯盟,阻礙生產發展。他深刻揭示了商品生產的固有屬性,認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本社生產上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價值、價格和貨幣仍然將起它們的積極的作用”,同時,毛澤東對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重大作用給予高度重視,明確指出,“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我們應該“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所有的經濟單位(包括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要利用價值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以利于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他深刻地指明了不按價值規律辦事的危害和實質,即“有百害而無一利”、“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兩個原則,“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內人們決不能不嚴格地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探索,盡管沒有堅持下去,沒有從根本上突破計劃經濟的框框,但這些閃光思想是難能可貴的,對今天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開國偉人毛澤東具有多重角色:他開辟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舊中國千千萬萬被壓迫人民邁進新中國大門的領路人;他在鞏固新生政權的同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中國此后一切發展進步所必需的政治前提與制度基礎的奠基人;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他借鑒蘇聯模式的經驗教訓,帶領人民“走自己的路”,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縱觀開國偉人毛澤東的多重角色,我們看到了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的嶄新政權,看到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從無到有、不斷完善,更看到了從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生發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勃勃生機和昂揚斗志。 
    從邁進新天地到找準新坐標,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完成了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開啟了華夏兒女探索適合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紀元。此后,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科學思想,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把始于毛澤東的偉大探索事業大踏步地推向前進,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指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上闊步前進。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受命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嚴峻挑戰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續引領改革開放的航船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起點上,又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戰略思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中堅定不移地把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向前進,把鄧小平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為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更大的理論范疇。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都離不開開國偉人毛澤東的偉大革命與建設實踐。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開國偉人毛澤東多重角色的高度概括與崇高評價。
    （《環球視野》2010年3月2日第281期，摘自2009年5月《毛澤東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