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出真理,求索成人
——《追思父親李爾重》之二
李為民
父親逝世后,有些事出乎我們家人預料,也出乎世人(包括面臨處理父親后事題目的湖北省委、與父親持相同或相似理論觀點的人們、與父親持相反或不同觀點的人們)的預料。
一是中央主要領導對此事反映之快出人意外:我是2009年12月26日一時許,和小弟一起趕到武昌家中。在家等候的湖北省委有關人員對我們弟兄三個(我的大弟此前已在家中,父親離去時,他陪伴在父親身旁)說:“李老逝世的情況快報剛剛報去中組部不久。省委領導對此事十分重視。一切會按照有關規定辦理。省里正在開全會,主要領導都很忙。書記和省長準備30日晚到家里來表示哀悼和慰問。”當天下午三點多,他們又急忙打電話通知,叫家里人不要離開,下午五點左右,書記和省長要到家里來。五點多,湖北省的主要領導書記、省長、副書記、組織部長、省委秘書長一齊到了家中。羅清泉書記說:“我們是代表胡錦濤總書記、習近平副主席、李源潮部長到家來對李老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家屬表示慰問。”
二是在任和卸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父親逝世表示哀悼者之多,態度之認真,出人意外:父親是一位未能當上中央委員的省級領導,按常例有一個分管組織工作的中央領導出面足矣。所以此情引來外界諸多猜測。港報甚至有所謂“風向標”之說。
細細想來,我覺得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復雜化了。外界的議論,姑且聽之吧。其實,我倒覺得,或許是父親的政治人格魅力使然。
新中國成立后,一直處在各級黨政領導的職位上,一直位于政治思想理論的圈子里,父親不可避免的面對了建國以來的所有運動和思想戰線的斗爭。我不敢說他在其中的表現如何正確,但我敢說,他最大的特點是:始終堅持努力運用所掌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事物的基本原理,獨立思考和認識身邊出現的問題。同時,不論對錯,不論成熟與否,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唯上,不畏權,不隨波逐流。
1959年,我已經十歲了,是半懂事半幼稚的時候。那年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武漢市在當時的中蘇友好紀念館舉辦了農業展覽。參觀展覽當中,我見到全是說一畝地打多少萬斤稻子,產多少萬斤紅薯的宣傳,興奮的不得了。出來坐上車,我嘴里還不停地說自己見到的事。沒有想到,坐在后排的父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又不是沒有當過農民,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我心里還沒有數?”同樣是這一年晚些時候,一天該吃晚餐時,父親遲遲沒從樓上下來。母親讓我去叫他。只見父親悶坐在書房的辦公桌前,心情十分沉重。我的眼角掃見桌面上擺著的是一份關于廬山會議的紅頭文件。事后很久,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才從一些叔叔阿姨那里了解到,父親1959年差一點就被打成武漢市委內的右傾宗派集團的頭子。
1960年,父親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傳部長。這一年,為了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也為了提高干部的哲學思想水平,中央號召各地區組織力量寫兩本書:一本哲學書,一本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中南局布置各省后,各省很快就送來一堆書稿。父親認真看了所有的書稿,覺得基本上都是條文到條文,與實際不著邊。便對各省來匯報的同志提問:“咱們是不是真弄明白了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它與資本主義的不同何在?在哲學方面我們有什么新的發現、新的觀點?”見大家答不上來,父親又說:“這樣的書,沒有送呈中央的必要。我們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書暫時不能定稿。”
1964年“四清”運動當中,到處都在推廣“桃園經驗”。父親下到湖北省當陽縣關陵大隊蹲點搞“四清”,與當時襄樊地委書記閻均、工作隊員王志浩組成領導小組,父親任組長。見到按照“經驗”辦事,弄得大隊干部人人檢討,翻來覆去地追查經濟問題。一個大隊,把土地山林除外,總資產也沒有二十萬,竟能查出干部貪污二十萬。父親不相信。因此在給工作隊員開會時強調:在落實問題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要允許干部申辯。要多一些民主。王任重同志上京開會時,把父親的這個講話材料帶了去,無意中讓劉少奇同志看了。劉少奇認為父親這個講話右傾。找王任重,指著講話材料問:“你看這個講話有問題不?”王任重連夜打電話交代:趕快檢討,爭取主動。為了不讓王任重同志背黑鍋,父親違心地作了檢討。
1975年“整頓”時期,父親還只是廣東省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不知為什么,幾乎廣東所有戰線的整頓動員報告,都要父親去講。母親很不樂意。對父親說:“你還不汲取教訓,以往就是說得太多了,人家就要打倒你。”父親回答說:“你不講話,人家要打倒你,一樣打倒你。”一次,我正好到了父親給廣東財貿戰線動員整頓會議的賓館,下午要做報告,中午父親只在休息前把準備好的提綱過目了一下,便躺下休息了。我看了看那份提綱,也就是六、七行標題式的提綱。這就是他老人家的本事,拿著這樣的提綱,就可以講出兩三個小時的報告,而且讓聽的人覺得過癮,覺得有理論,有實際;不照搬書本,不照套文件,語言生動,文采照人。聽的人們,不會打瞌睡,不會開小會。這個本事,關鍵在于有思想!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完不久,陜西省委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會議,父親在會議上有一個發言。發言當中,父親一方面談了自己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開放方針的理解,認為我們確有必要認真學習世界上所有可為我們借鑒的經濟建設的先進經驗、先進技術,迅速改變落后于人的現狀;另一方面,也談了以下一些觀點:對外開放是一項重大決策,實施時應該避免以往曾經多次出現的“一哄而起”的現象。無論是對開放的地區,還是對開放的行業,都應統籌規劃,分清輕重緩急,逐步穩妥推進;當打開國門時,我們的主觀愿望是要吸收好的、先進的事物,但是事物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切腐朽、骯臟的東西也會無孔不入地鉆進來。對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予以鑒別、抵制、清除;在我們提倡對外開放,引進的時候,依然要宣傳自力更生的精神,宣傳艱苦奮斗的精神。資本主義決不會拱手將真正領先的技術讓他們心中的敵人輕易拿去,中國的科學事業、各類生產技術的最終大發展,還是要靠我們自身艱苦的努力。話講完沒兩天,時任《紅旗》雜志總編一個電話打給陜西省委第一書記馬文瑞同志,責問:“李爾重同志在陜西理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有些觀點是很成問題的,是和三中全會精神唱反調。這個講話,你們省委看過沒有?”馬文瑞同志回答:“爾重同志的講話省委常委討論過。如果有問題,責任在我們省委。”為父親擔了責任。
“反對推行農村包產到戶”,是最后要將父親從河北調離的理由之一。父親曾經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談起過當時的真實想法。應該說那個時候,父親對農村推行包產到戶的政策,也處在理解認識的階段,是對,是錯,并沒有定論。只是在貫徹執行當中,他和省委第一書記金明同志感覺:河北省鐵路兩廂是大平原。這里原有的集體所有制的農村,土地連片,水利灌溉、機械耕種、福利待遇、學校教育等,都已成龍配套,拆散了實在可惜。既然是探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道路,是不是應該允許有多種探索的路徑。同時,也要尊重群眾自愿的選擇,區別對待。因此,在河北農村當時沒有搞“一刀切”。仍然保留了以晉州周家莊為代表的,300多個大隊所有制的集體農業經濟實體。隨著時間的推移,父親對“包產到戶”做法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那又當別論。
離開了工作崗位,父親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寫作中。但是,他的心始終關注社會民生。同樣在許多問題上,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秉筆陳書。
處在社會當中,處在社會矛盾當中,人人都會遇到如何與人相處的問題。古往今來有許多教人如何處事待人的名言、章句,國學底子不薄的父親自然深知。而最根本的是,他知之而且能“化”之。父親常會提到一幅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如果消極理解,會得出做人處事要察言觀色,隨波逐流的認識;積極理解則會懂得,要通曉事物的內在規律,做人處事不失原則。無論是對那些觀點與自己相同或相近者,還是對那些觀點與自己相反或不同者,父親做人處事真的是有自己的原則的。
對與己同觀點者,父親視之為友,但只是“同志式”的友。互相可以討論、爭論、批評與反批評,為的只是:真理越辯越明。在這種朋友之間,互相有拜訪、交流,但決不流于庸俗。父親從不在朋友之間請客送禮,吹吹拍拍。如果這類朋友中,有位高權重者,父親也不會搞阿諛奉承的一套。父親在職時,可以說沒有“派”,不屬于任何一個山頭。跟所有搭班子的一把手之間,都只保持同志式的密切配合的關系。同志處在逆境中,他會主動接近。剛到陜西時,父親就找機會去看望了尚被“監護”的兩位老干部。當這兩位同志后來升遷后,父親則與他們始終保持著一種有適當距離的關系。
對與己相反觀點者,父親對其中絕大多數并不視之為敵。父親認為,社會向前發展的進程當中,人們的認識和覺悟有先后,何況形形色色的傳統意識頑強地影響著人們。與己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其動機不一定就壞,也不代表他們永遠不可能認識正確事物。不同觀點之間是思想的斗爭,是理論的競爭,只能采取說理的方式。哪怕是對其中極少數反動者的批判,也不應采取漫罵式的斗爭方式。父親的文章,從來不會拿小道消息、不實之說、閑言碎語、緋聞丑事造勢。
面對那些與己不同觀點者給予自己的不公正待遇,父親表現的十分豁達。父親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面對敵人的槍炮,沖鋒陷陣,英勇犧牲;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寧死不屈,坦然走上刑場,這些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并不是最難做到的事情。真正考驗一個革命者忠誠的最艱難的事情是,在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中,遇到采取不正當方式處理自己的錯誤時,甚至也會面臨掉腦袋時,你是否還能堅持你的信仰,保持你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父親在他寫的文章中多次談到:“黨的領導犯錯誤時,會使正確認識的同志受委屈,受錯誤處理,甚至還會把好同志當敵人對待,犧牲他們的生命;黨的領導、路線正確時,也有可能發生局部的、因個別人不正派,或者彼此對事物認識發生矛盾,致使對某些人不正確的處理。如果不能正確對待,就容易走到革命的對立面去。”正是有此覺悟,父親從未對曾經給予自己不公正待遇的人,以怨報怨。從未在家里議論過任何一個“整”過他的人。有時我們從其他同志口中聽到些故事,回去問父親,他要么會說:記不大清楚了;要么就根本不去理會我們。至于來自身后的暗箭冷槍,父親從來是不屑予顧的。
2007年8月父親寫了一個簡要的“年譜”,稱自己的別號有六個,其中一個叫做“有念和尚”。父親在所寫的《有念集》一書的自序中指出:有些人一生壞事做盡,老了,失勢了,面對余灰,自生凄涼,躬身禮佛,向佛求救,實乃欲求“無念”之“有念”;禪宗六祖慧能認為“心地無癡自性慧”,力主“無念為宗”。其實《高僧傳》里的高僧,卻沒有一位“六根清凈”。“無念和尚”是自欺,“有念活人”是不可卻的。念念多方,多方歸一方,萬法歸一念,就是要用馬列主義指導,常常在矛盾運動中去思辨,念出真理,導出光明。
父親非常看重從做人起步。他在所寫的文章《聞一多頌》中贊揚聞一多15歲便有了對人生的看法,贊揚他反對“徒言道義,而鮮實踐”,贊揚他力主“不隨波逐流”,“不做權威的奴隸”,要“揚善伐惡”。贊揚聞一多從做人起步,最終拆毀了象牙塔,投入了人民的行列,成為了與反動派堅決斗爭的忘我的斗士!父親認為如果連做一個正直,正義,有益于人民的人都不合格,根本就沒有資格在思想理論界夸夸其談。求索,先要求索成人!
父親,追思您,對我是一次對您人格的再認知!
父親,懷念永在我心!
2010年2月8日 于武昌父親的落紅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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