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下崗職工對毛澤東的重新認識

一個下崗職工對毛澤東的重新認識

——我心中的毛澤東

作者：老蝸牛

原文：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2707/66/39/3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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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毛澤東主席逝世33周年，也是偉人誕辰116周年。老夫乃一介小民，早想寫一篇對毛澤東時代重新認識和感受的文章，但想到現在年青人思想很“前衛”，一看標題，八九會認為老夫思想不解放，屬抱殘守缺、冥頑不化之流，將過去幾十年的老皇歷拿出來翻，兼有倚老賣老，以長輩之尊，行說教之實，定會令年青人討厭，所以一直未曾動筆。

最近，聽某同事言，其子從某高等學府榮譽歸來，視野“大開闊”、觀念“大進步”、思想“大解放”，口口聲聲某某教授“言曰”、某某專家“高論”，大肆貶低毛澤東“不民主，搞獨裁”，“只懂政治，不懂經濟”，“只抓階級斗爭，不抓經濟建設”，“整人內行，治國外行”，“耽誤了國家幾十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等，且得意忘形，振振有詞，以顯其“智慧成熟，學問高漲”。吾友氣得不輕，欲反駁其逆子，卻一時語塞，苦無辭令，說不清，道不明，氣得四肢發顫，血壓上升，遂謂之曰：“小子，你年青骨嫩，經歷膚淺，很多事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不可胡言亂語也”。然越是如此，反到越有“以長壓幼”兼“說教”之嫌，其子更以“老頑固”視之，言畢凄然淚下，令人頓生同情。

前日，與友上山踏青，山間一處，有數人正在小憩，見其中一家伙正滿口濺沫，大倒毛澤東時代的苦水，指責毛澤東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建國以來沒做過一件好事，好像自己比毛澤東高明一萬倍，周圍聽者竟目瞪口呆，集體失語，那廝越發得意忘形，大出風頭，大放厥詞，猛吹牛屁。見此情景，老夫“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鄙锨昂敛豢蜌猓环綐屔鄤?，將其觀點駁得“體無完膚”，該家伙不得不丟盔撂甲，落荒而逃。眾旁觀者一致歡呼，言之該家伙過去是一老“右派”，對共產黨“苦大仇深”，現在“形勢大好”了，猖狂的不得了，往日無人與其論戰，今天碰到了對手，活該他丟丑。

由此看來，自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后，社會上一系列非毛反毛化宣傳確實起了一定作用，潑向偉人身上的臟水同時也潑進了很多不明真相者的大腦，模糊了這些人的視線，攪亂了其正常思維。特別是年青人，對其歷史和黨史無知，在非毛反毛宣傳中又多受“專家”、“學者”、“權威”、“精英”的灌輸，加上自己又不動腦子多想一想，多問幾個為什么，所以很容易上當受騙。互聯網上也不時有詆毀毛澤東的言論出現，甚至抬高蔣介石來貶低毛澤東，而我們的“官方”和“主流媒體”并沒有出面予以反駁或澄清，好像自己坐的不是毛澤東打下來的江山，反倒置身事外，客觀上起到了一種“默認”的效果，使社會認識更加混亂。如此下去，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觀念模糊，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和最終目標方向不明，社會何來“安定團結”，建設“和諧社會”從何談起。因此，促使我下決心一定要靜下心來，與現在的年青人心平氣和地談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首先聲明，俺老夫只是想與大家擺擺事實，講講道理，決不是端起“架子”想教育誰（俺小民百姓本來就沒有“架子”可端）。說教的事兒專門有道貌岸然的家伙去干，俺老夫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水平。不過，此文只針對認識模糊的年青人，“立場極端”者相似于對牛彈琴，特此隆重聲明。

下面，老夫針對社會上流傳的一些觀點，談談自己對毛澤東的看法，歡迎年青人與之商榷。

一：中國人民當年為何選擇了共產黨和毛澤東而放棄了國民黨和蔣介石。

對一個人的定論，不能以少數人的看法為標準，不管它是“精英”還是“主流”，而是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站在民族的高度，以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為標準。不同的角度，看問題的結論會截然相反。比如，貓在老鼠眼中一定是“十惡不赦”的大禍害，而在人的眼中卻是為民除害的好動物，所以才有大人物用它來比喻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1949年以前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屈辱史，當時中國人民沒有自己的主權，帝國主義列強的軍艦可以自由進出中國的港口，外國軍隊可以自由駐扎在中國的領土，美國大兵可以任意強奸中國婦女而不受法律制裁，各個世界強國可以對中國領土任意瓜分，在中國的土地上成立“租界”，劃分自己的勢力范圍，在上海灘上豎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根本不把中國的主權放在眼里，整個國家版圖被各國列強蠶食得千瘡百孔。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治國無方，賣國求榮，國破家碎，民不聊生……。這些都有活生生的歷史記載，誰也無法否認，并非老夫在此造謠惑眾。年青人上中學時都是學過一點歷史的，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迫使中國人民放棄了有帝國主義為之撐腰、貌似十分強大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而選擇了勢力相對弱小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是經過滄桑歲月和無情的戰爭多次淘汰和檢驗的結果，就連王明在延安時也不得不承認：“畢竟是老毛挽救了紅軍，保存了這支革命隊伍的嘛”。說明毛澤東當時的所作所為是非常得人心的，是為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所認同的。

當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聲高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作為一個中國人難道不感到驕傲和自豪嗎？

如果有人認為當年中國人民的選擇錯了，難道說當時幾億中國人民都是弱智？都不如現在的“精英”們聰明？這不是在抵毀自己前輩們的智商嗎？俄國革命家列寧曾有一句名言：“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句話值得當代年青人深思。

當然，有一部份人是不滿意毛澤東的，他們是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失去了往日坐享其成、靠剝削和壓迫獲取利益的“天堂”，更看不慣“窮鬼們”居然翻了身、當了家，并與其“平起平坐”了，就連掏糞的、掃大街的、腳上粘滿了泥水的、身上滾了一身油污的等等“下里巴人”都要上天安門城樓享受崇高的政治待遇，有的居然還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兩相比較，他們過去的權勢和地位一落千丈，他們當然是要反對毛澤東的，但這畢竟這只是一小部份人。從這個原則上，也可以看出反對和詆毀毛澤東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相信，在占全國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中，反對和指責毛澤東的幾乎沒有。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立場決定觀點”。對此，年青人更應慎思。

二：關于民主與獨裁。

“精英”們對毛澤東最大的攻擊是指責毛澤東不講民主、搞獨裁。

毛澤東真的是“不講民主、搞獨裁”嗎？

事實上，毛澤東一向是提倡民主作風，反對搞獨裁的。毛澤東經常教育黨的干部要善于團結群眾、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特別要善于團結曾經反對過自己而且被事實證明反對錯了的人，而且自己也一貫是這樣做的。

大家知道，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曾經是反對毛澤東的，但在一九四五年籌備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毛澤東卻對與會代表做工作：“一定要保證王明、博古、李立三和王稼祥這些人選入中央委員會。如果他們落選了，這個會就是一個失敗的會，分裂的會，很不成功的會。”而且要求自己的妻子江青做大家的工作。江青當時對毛澤東說：“別人我估計問題不大，王明可就不敢肯定了，他的對立面很多，而且一直是反對你的，相當多數的同志都知道這一點，讓他們選擇的話，沒有多少人會站在他們這一邊?！泵珴蓶|微微笑道：“歷史上反對過我的人很多，如果都不選，就沒有多少人了。有人盼望的就是我來個一言堂或者是一人黨，這是不得人心的做法。王明過去反對我，但是他的影響很大，這樣的人在我們黨內，利多害少。再說，反對我的人中，他們的意見也不統一，進來可以聽聽多種意見，這樣好處大得很那。”

六月九日選舉中央委員會時，毛澤東又親自到代表中繼續做工作，讓大家選舉王明、李立三、博古等人。在會議過程中，毛澤東始終坐在會場上聽唱票，等到這幾個人的選票過了半數時，才松了一口氣。他說：“一個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搞團結，他就會被敵人所打倒，歷史上哪里有孤家寡人能成功的例證呢？”從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毛澤東博大的胸懷。試問：世間上有如此“不民主”搞“獨裁”的領袖嗎？

解放初期，毛澤東為了更好地建設和治理國家，召集了全國各界社會賢達名流，成立了“政治協商委員會”，讓其共商國事，為國家建設共同出謀劃策，有的還親自出馬登門求見，其精神不亞于當年諸葛孔明“三顧茅廬”，很多海外學者受其感動，千里迢迢、想方設法回國效力，（不象現在反而以出國拿“綠卡”為榮），這樣的做法難道還不算民主嗎！

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給秘書田家英寫的一封信中說：“有人求我將她（李淑一女士）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像李淑一這樣“我失驕楊君失柳”類型的友人，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居然以“未便再薦”了之，其表現出的胸襟有哪位領導人堪與相比？這是一個“獨裁”者的所為嗎？一位功高無人可比，權大無人能及的“一把手”，在個人問題上謹守原則，把自己當成普通的一員，這是何等難能可貴！

三：有人以五十年代全國幾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并受到了“政治迫害”作為毛澤東打擊“知識份子”的“理論依據”。

不錯，上世紀五十年代是開展過一次反右運動，當時，中國共產黨也確實號召過各界人士給黨和國家提意見，以便集思廣益、更好地建設和治理國家，這本來就是一種非常民主的工作方法。但那些反動資產階級的所謂知識分子卻借著大鳴大放、言論自由，公然要求共產黨下臺，他們提出的意見是：共產黨都是土包子，打天下能行，坐天下不行；打戰是內行，治國是外行；要想治理好國家，還得靠我們這些“精英”。民主黨派的章伯鈞提出要“成立政治設計院”；羅隆基提出要組織“平反委員會”；儲安平污蔑黨的領導是“黨天下”等等，要求共產黨下臺，大家輪流坐莊。各地被打倒的地、富、反、壞也趁機里應外合，大肆嚷嚷“要變天了”。

這里，老夫認為這些“賢達”、“精英”們雖是做“大學問”的人，然大腦卻簡單得要命，他們犯了一個十分低級的錯誤：當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和全國老百姓艱苦卓絕打天下的時候，這些“學者名流”、“社會賢達”們坐在舒適的書齋中“做學問”。等到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工農大眾吃盡千辛萬苦、付出千千萬萬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將天下打下來了，他們卻指責共產黨這也不行，那也不是，要求共產黨下臺，由他們來“坐莊”，這不是異想天開是啥？一旦讓他們坐了江山，還能保證讓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嗎？還能保證工人農民的主人公地位嗎？打個比喻，你閣下千辛萬苦創下了一份家業，有人卻要求你讓開，由他來當家作主，你能接受得了嗎？你可能拼了老命也會保衛自己的家業哩。如同此理，共產黨讓大家提意見，是一種虛心的表示，是真誠地希望大家一起來出謀劃策，群策群力，共同建設好這個國家，而他們卻想趁此機會竊取國家政權，所以打成“右派”也是活該。不過話又說回來，也算他們運氣好，遇到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才有如此寬宏大量，只給戴一頂“右派”帽子，沒有開除他們的工作和端掉他們的飯碗，其待遇比現在的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好多了。若是過去的封建帝王，不砍掉他們腦袋才怪呢。

事實上，毛澤東是相當尊重知識份子的，特別是搞理工科的知識份子，只要你有真才實學，能夠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都一律受到黨和國家的歡迎，因此吸引了不少的知識份子千里迢迢回國效力，使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得以突飛猛進地發展。據資料記載，七十年代，我國的計算機技術與美國處于同一水平，生物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航天航空技術正在趕超世界先進國家，核能利用也處于世界前沿，“兩彈一星”的成功使中國人民為之揚眉吐氣……，新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在一窮二白的焦土上建立起了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公正的說，毛澤東在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上，最多有一點重理輕文的傾向而已。

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在反右中也確實有擴大化現象，也傷及了部份無辜。從史料得知，當時具體負責反右的并不是毛澤東，而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XX和鄧xx。毛澤東當時正在針對蘇聯變修、社會主義陣營如何防止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進行理論探討和研究，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給劉XX和鄧xx負責。據網友“黎陽”的文章批露，當時毛澤東對劉XX估計說，全國可能有五千左右的右派，而負責反右領導工作的劉、鄧卻在全國抓了五十五萬右派，是毛澤東估計的一百一十倍。毛澤東得知情況后，隨即進行了糾正，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分五批為三十余萬右派“摘帽”。并對劉、鄧等人的反右擴大化主動承擔了責任，這筆帳能算到毛澤東頭上嗎？

四：有人認為，解放后毛澤東應該一心一意搞建設，不應該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國家資源出兵朝鮮。

老夫認為，此言屬于典型的癡呆型思維。誰不想“一心一意搞建設”，但當時的國際環境能允許你“一心一意搞建設”嗎？世界帝國主義列強將中國看作是一塊肥肉，都想在中國占據一塊殖民地。他們當然不甘心丟掉曾經占有的“天堂”，因此對新生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紅色政權恨之入骨，必欲滅之而后快。他們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制裁，進行海上封鎖，被趕到孤島上的國民黨反動派也不甘心接受失敗的命運，千方百計夢想奪回失去的政權，國內外反動勢力遙相呼應，新生的紅色政權面臨著被顛覆的極大危險，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更將朝鮮作為進攻中國的跳板，戰火已經燒到了這塊跳板的邊緣，面對這樣的國際環境，帝國主義列強能容忍你“千方百計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嗎？打個比方：一群強盜在你家門口磨刀霍霍，正尋機會進屋搶劫，你是繼續搞你的“家庭建設”呢還是先將強盜趕走再說？這個答案，我想只要不是弱智都會豪不猶豫地選擇后者。如果有人認為自己比毛澤東更高明，那就請拿出一個“高見”來，說說當時如果你處在毛澤東的位置應該怎么辦。遺憾的是并沒有一個人拿得出比毛澤東更高明的辦法來，只是事過境遷馬后放屁而已。

還是毛澤東做出了最正確的選擇，將戰火滅于國門之外，并將自己的親生兒子送上了前線。當毛澤東聽到毛岸英犧牲的消息時，只說了一句話：“誰叫他是我毛澤東的兒子。”這種為國家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豈是在背后嘁嘁喳喳的小人所能比。

也正因為毛澤東的英明決策，朝鮮一仗，打出了中國人民的威風和志氣，使帝國主義列強不敢對新生的紅色政權輕舉妄動，贏得了國家幾十年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

五：有人將五十年代大躍進中的“高指標”、“浮夸風”等算在毛澤東頭上，這更不符合歷史現實。

新中國成立時，國家百廢待興，沒有一個象樣的工業，連肥皂、煤油、鐵釘等都要依靠進口。毛澤東制訂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人民熱情高漲，紛紛獻身于這場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大躍進建設中。毛澤東出身于農民家庭，每畝地能產多少糧食難道不知道？事實上“高指標”、“浮夸風”的直接責任人也是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和鄧。據史料批露，第一個畝產萬斤的“點”就是劉XX在河北徐水縣親自抓出來的。毛澤東知道后，一方面不愿意打擊群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為了保持中央的安定團結，主動承擔了責任，批評了這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浮夸風”，并花大力氣做了糾正。

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后來毛澤東又寫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高指標噸鋼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了許多。一九五九年一月的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一些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了一個比較低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議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的數，這才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

從1958年下半年起，毛澤東一連開了六次會議，力圖糾正浮夸風和某些人的頭腦發熱。然而卻遇到頑強的抵抗。1959年春耕前，毛澤東異乎尋常地用黨內通信的方式，直接寫信給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六級干部，苦口婆心地說：“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證明了毛澤東對那時的浮夸風，吹牛風，和不切實際與科學的瞎指揮并沒有什么直接責任，這筆帳應該算在什么人的頭上，我想大家了解了這段歷史，都應該心知肚明。

六：有人說毛澤東只懂政治，不懂經濟。

毛澤東真的不懂經濟？老夫認為，毛澤東不但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理論家、哲學家、詩人……，而且是一位當之無愧的經濟專家。

毛澤東一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結合中國的實際產生了自己的經濟學理論。其代表著作有，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延安時期的《抗日戰爭中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在日寇和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的困難時期，號召全體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生產自救，并創建了南泥灣這樣“陜北的好江南”；在解放戰爭時期有《減租和生產是解放區的兩件大事》、《關于工商業政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論著；革命勝利后，將解放軍整師建制成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并將東北的北大荒建成了名譽全國的魚米之鄉；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還著有《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加快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論十大關系》等。即便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大抓路線斗爭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仍然提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要節約鬧革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大搞三線建設”等等重要指示。說毛澤東“不懂經濟”的人看過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嗎？

建國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這篇宏觀經濟論文中，對我國的工業、農業的發展和布局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對各種經濟成份的比例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客觀的分析和安排，制訂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戰略部署，充分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一個“不懂經濟”的人難道能寫出這樣一篇宏觀經濟巨著。

事實勝于雄辯，我們來看一看建國后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的帶領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工業：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工業生產以平均每年超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而且是在沒有“引進”外資的情況下）；從1952年到1976年：鋼產量140萬噸增長到3180萬噸，煤炭產量6600萬噸增長到61700萬噸，水泥產量300萬噸增長到6500萬噸，木材產量1100萬立方增長到5100萬立方，電力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256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3.9萬噸增長到869.3萬噸等等。

農業：根治了黃河海河淮河的災害；建成了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紅旗渠（還是在困難時期），使幾百萬畝農田得到了灌溉；修建了成千上萬的水庫（這部份還沒有統計在“GTP”之內），改善了農村的基本建設和水利設施，改變了過去靠天吃飯的落后局面。

航空航天：我們自行研制了大型噴氣式飛機；我們的“運十”，就是現在也是世界先進水平（可惜的是“改革”給改沒了）；我們的藍天上飛行的都是我們自己制造的“雄鷹”；1970年我們成功的發射了我們自己制造的人造地球衛星；

核武器：1964年我們的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我們的氫彈爆炸成功；中國成為了世界核強國（如果放到現在才搞核工業，世界列強豈會容你，君不見朝鮮、伊拉克就是典范）。

電子工業：我們擁有自己的半導體工業，我們擁有自行設計的大型計算機，能自己拉出單晶硅（可惜現在只能依靠進口了），能自行生產集成電路……。

醫療：城市職工實行公費醫療，農業人口實行合作醫療；赤腳醫生遍布偏遠山區（曾受到聯合國的高度評價）；全國人民享受免費的疾病預防，消滅了血吸蟲、天花和霍亂等常見疾??；性病對中國人來說更是天方夜談。

另外：我們還能夠自行生產大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萬噸巨輪；我們建造的南京長江大橋舉世矚目；我們的汽車工業蓬勃發展……。

（注：以上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老夫從網友文中摘錄）

這些成就的取得，既沒有引進“國際資本”，也沒有欠高額的內債和外債，更沒有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當然也沒有“黑磚窯”、“黑煤窯”、“黑心工廠”奴役盤剝勞動人民，更沒有添加“蘇丹紅”和“三聚氰胺”之類增加“GTP”，而是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起來的，而且是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中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完成的。難道一位“不懂經濟”的領導人能實現如此壯觀的業績，完成如此宏大的成就？所謂毛澤東時代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完全是某些人別有用心的謊言。

我們可以按邏輯倒推一下，若真如某些人所說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那時為何沒有工人下崗、沒有農民失地、沒有“三農問題”、沒有“黃、賭、毒”泛濫，沒有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沒有假、冒、偽、劣產品毒害人民；沒有貪官污吏們巧取豪奪國家和民眾的財富；沒有到處“亂抓老鼠”的貓？社會秩序為何井然有序，人民為何如此安居樂業。

還有，既然國民經濟已經到“崩潰邊緣”，那么舉世聞名的成昆鐵路是靠什么修起來的？萬噸巨輪又是靠什么力量造出來的？兩彈一星又是如何試驗成功的？我國自行設計的大型運輸飛機“運十”又是怎么飛上藍天的？國民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住房是拿什么來實現的？門類齊全、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又是靠誰發展起來的？現在用來“MBO”的幾十萬億國有資產又是從何而來的？難道這些東西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謊言永遠也經不起歷史檢驗。

七：有人造謠說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了幾千萬人。

老夫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只感覺到當時確實吃不飽肚子（既然是嚴重自然災害，吃不飽也屬正常），但沒有見到過純粹被餓死的（可能有，但只是極少數?，F在不是也有下崗職工因生活所迫而自殺的嗎）。不知是不是“有人”將那幾年所有的死亡人數都統計到了“餓死”的行列。對這個問題，老夫引用“數學”網友的一個比喻：現在的下崗工人有幾千萬，這個數字應該是不存在異議的，在我們周圍隨時隨地都能看到下崗職工的身影，大部份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親人或親戚下崗；如果當時餓死的人也有幾千萬，那么當時我們周圍也應該隨時可以見到被餓死的人，大部份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親人或親戚被餓死。然而事實是這樣的嗎。建議年青人都回去問一問你們的父輩，當時他們是不是都親眼看到了到處都有被餓死的事情發生，這個謊言便不攻自破了。

事實上，在毛澤東時代，雖然三年特大自然災害期間國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但決不是某些人所說的“餓死了幾千萬人”，人口反而是在不斷增長的（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人口為四億多，文革結束時已達到七億多）。在毛澤東的帶領下，全國人民克服了巨大的困難，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國家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人民安居樂業，生老病死有依靠，社會治安井然祥和，可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49年到76年26年間，我國由一窮二白發展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強國、并且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有核武器的國家、工人全員就業、福利住房（盡管面積不大）、公費醫療、全民義務教育、大學生免費教育還包分配。這些成就絕不是謊言所能欺騙得了的。

八：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沒有法制。

是的，老夫承認，在毛澤東時代確實沒有現在的“法律條文”多，其繁文縟節，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看得老夫兩眼昏花、頭暈腦漲，但歷史往往會給人們開玩笑。

正是在那個“沒有法制”的年代，我們的國家沒有黑社會，沒有黃、賭、毒；沒有貪官污吏；壞人壞事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刑事犯罪也“今非昔比”；

正是在那個“沒有法制”的年代，民風純樸，人心向上，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們雖窮，但心理坦蕩，社會和諧，人際關系融洽，人人助人為樂、個個見義勇為；

正是在那個“沒有法制”的年代，政府和人民的心緊貼在一起，為人民服務蔚然成風，凡是要求群眾做到的，黨員和干部都會以身作則、首先做到。那個時代，黨的威信最高，執政能力最強。田間，車間到處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勞動，社會主義的陽光，沐浴著每一個公民的心田！

正是在那個“沒有法制”的年代，我們蓋起了學校，讓所有人的孩子走進了教室，讓優秀的孩子免費讀完大學，讓所有的人都有工作，能夠心情舒暢地靠自己的勞動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

正是在那個“沒有法制”的年代，城鎮職工實現了公費醫療，農村實現了合作醫療，讓全國人民有了最起碼的醫療條件，讓每一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現在有“法制”了，但良心卻沒了。有人賣“烏紗”，有人賣“公章”，有人賣“批文”，有人賣“機密”。只要能抓到“老鼠”，甚至可以賣掉良心；

現在有“法制”了，可誰還敢見義勇為，英雄流血還流淚，天大地大沒有“權”大，爹親娘親沒有“錢”親！難道這就是法制社會帶來的文明？

現在有“法制”了，“法”卻失去了它應有的威懾力量，有的地方，黑社會在收“保護費”，有的地方，賊警聯手，貓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結，橫行鄉里，有的地方，執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社會風氣令人窒息，難道“法制社會”就是如此？

現在有“法制”了，但《勞動法》保護不了“黑磚窯”里的未成年童工和“黑煤窯”中的農民工，拖欠工資順理成章，干了活不給工錢不足為奇；《銀行法》保護不了大量的壞帳爛賬，只要有回扣，國家財產算老幾；《證券法》管不住股市瘋狂圈錢，將股民們的血汗蒸發的無影無蹤；《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不了野生動物，成為了官老爺和款爺們口中的美味佳肴；《環境保護法》保護不了正在日益惡化的環境，艾滋村、癌癥村、怪病村層出不窮；《產品質量法》管不住假、冒、偽、劣肆意泛濫，“蘇丹紅”、“吊白塊”、“三聚氰胺”進入食品令人不寒而栗；《醫藥衛生法》管不住醫生的“大處方”和假藥的泛濫成災，使多少生命成為冤魂；《物價法》管不住高房價；《教育法》管不住高學費；《國土法》管不住耕地流失；《物權法》管不住強制拆遷；《建筑法》管不住豆腐渣工程；《公務員法》管不住貪官污吏……；甚至于，老百姓沒有錢連官司都打不起，只好望“法”卻步。

這一樁樁，一件件，難道是法制社會應有的行為？“法”雖然多了，但法律的天平失衡了，它傾向了權力和金錢一邊。

法律本來是維護人類基本道德的工具，但拋棄了道德的底線，

“法”再多也無濟于事。

九：最后談談“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翻開中國歷史，歷朝歷代社會都沒有逃出革命——建國——興盛——衰落——最后跨臺的周期律。毛澤東深刻地分析了原因，說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李自成，要避免掉入周期律的陷阱，就要不斷革命，不斷學習和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共產黨的政權是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取得的，其執政基礎是人民群眾，因此必須不斷地與人民群眾保持一致，始終代表占全國絕大多數工人農民的利益，杜絕奪取政權后做官當老爺的思想。毛澤東曾精辟地指出：“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p>

毛澤東在一次全會上坦誠地說：“我們在座的干部，要是按照馬克思、列寧的要求，選出真正工人階級的合格領袖，選出真正合格的管理現代國家的優秀人才，我看一個也沒有；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赡苡羞@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p>

建國后，如何防止黨變質、國變色，毛澤東不斷地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有人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整倒”劉XX。老夫認為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若單是為了“整倒”劉XX，以毛澤東的威信和權力根本用不著如此大動干戈。

我們來看看劉XX的一些言論究竟是代表了那個階級。

一九四九年四月劉XX在的天津講話中這樣說：“現在不是資本家太多了，而是資本家太少了。應該使資本主義有若干的發展，也就是要發展資本主義的剝削。我希望資本家要多辦工廠，多剝削一點。今天，你們只剝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夠。我希望你們能剝削二千工人，二萬工人……。”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三日，劉XX對安子文等人作口頭指示：“對發展資本主義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在現階段應該鼓勵資本家剝削工人，剝削有理而不是有罪?，F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才是教條主義?，F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天關內難民到東北去，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了。你們懂得這個道理嗎？誰不懂誰就是白癡。”

以后，劉XX在多種場合宣揚這種觀點。

老夫當時還少不更事，加之工人出身，不懂政治，也不過問政治，但知道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F在看來，一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卻和資本家坐在一條板凳上，替資本家說話，為資本家剝削工人叫好，還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還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嗎？

由此可見，毛澤東與劉XX之間的分歧不是個人恩怨的分歧，不是權力之爭的分歧，而是方向路線上的分歧，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分歧。

加上黨內一些干部高官們“李自成意識”嚴重，奪取政權后做官當老爺的思想根深蒂固，驅之不散。為了防止由此帶來又一輪“周期律”的嚴重后果，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發動群眾進行一次思想靈魂深處的大革命，徹底“革”掉中國人大腦中幾千年來沉淀的封建意識，讓官老爺們知道，如果不為人民服務，人民就可以起來將他打倒；同時也通過這種方式教育人民不要畏官怕官，“造反有理”。

可惜的是，封建主義在人們頭腦中的意識形態太強大了，以至于國外有評論家說，毛澤東雖然在晚年發起了對封建意識的最后一次沖鋒，然而這是一次悲劇式的沖鋒，這次沖鋒以耗盡毛澤東的最后生命而結束。毛澤東將這次沖鋒看作是他一身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中最重要的一件。

如果站在歷史和民族的高度，就不難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做出正確的評價，然而很多人只站在個人利益得失的立場來看待這場運動，以自己及家人挨過多少批斗為是非評判標準，其結論必然相反。

“文革”雖然失敗了，但它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必將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前蘇聯的解體，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的英明預見。也正因為“文革”失敗了，所以中國歷史又才“畫了一個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

有朋友曰，不管怎么說，現在的生活比過去好了，這總是事實。

老夫承認，這當然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因為歷史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科學技術也總是在不斷進步的。不過別忘了，人類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取得的。我們不能用“第三個包子”理論來自欺欺人，因為感覺第三個包子填飽了肚子，就否定前兩個包子的墊底作用。況且，創業的階段誰不苦。俗話說，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沒有前人當年的艱苦奮斗，能有后人今天的好日子？有人攻擊毛澤東時代物質要憑票供應，豈不知正是因為這“憑票供應”才保證了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有的人享受了這種公正，確反過來攻擊這種保證公正的手段，不是白癡就是別有用心。我們不能將過去與現在進行簡單膚淺的對比，不能說今天你玩過電視和手機，你就比封建帝王的生活幸福多了；你住進了高樓大廈，就把樓下基礎的重要作用給否定了；你長大成人了，就可以譏笑自己兒時尿床的行為。社會總是在不斷發展進步的，科技水平也總是在隨著人類的發展前進，不是靠誰喊一聲口號就會變戲法一樣變出來的，關鍵要看這種進步的代價有多大。投鼠還須忌器，如果幾只老鼠跑進了閣下收藏瓷器古玩的房間，你敢放幾只貓進去對它們說“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乎？管理一個國家比閣下的儲藏室不知要復雜多少倍，以“貓論”、“摸論”作為指導思想，豈不為后人留下笑柄。況且，為了捉“老鼠”，造成資源破壞，環境污染，江河枯竭，水土流失，甚至瘋狂地透支了子孫后代的生存空間，敗壞了社會風氣，喪失了是非善惡觀點，顛覆了公平公正的道德底線，豈不是得不償失。

毛澤東逝世前，中國人民在其領導下已經完成了初具規模的工業基礎，成為了世界第六工業強國。在黨的十大上，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發出了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如果按照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中國的前途將是一片光明，中國社會問題也不會象今天這樣積重難返。然而歷史沒有給毛澤東留下足夠的時間去實現他的宏偉藍圖，巨星隕落，歷史輪回，為中國人民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

戰爭年代，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六條生命，解放后，又以他終身《為人民服務》的情懷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他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其子女沒有一個借他的名義來升官發財，他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兒子。而那些號稱“人民的兒子”的人，其后代們拿著美國的綠卡，本人在國內大發橫財，根本就不配“人民的兒子”這個稱號。

當然，毛澤東不是神，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當然也會有犯錯誤的時候。美國前總統林肯說過：“一個不犯錯誤的人通常不能成就任何事業。我的經驗使我相信，沒有缺點的人往往優點也很少?！痹诔晒Φ氖聵I上，不僅僅是看誰的優點多，還要看誰犯的錯誤最少。任何社會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但總的說來，應該以全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來作為判斷的標準。

毛澤東時代確實也有過一些失誤，也犯過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下面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冤、假、錯案，但分析起來，均有其具體客觀的原因。老夫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三點，一是有些人本身就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其立場本來就沒有站在無產階級一邊，參加革命只是投機或權宜之計，革命成功后權力在手，必然要拋棄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暴露出原來的階級本性，妄圖改變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實現自己做官當老爺的夢想。同時，這種人在沒有得勢的時候，喜歡以極左的面目來偽裝和掩飾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很大的干擾破壞；二是部份跟隨毛澤東鬧革命的領導干部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模糊，沒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目的，封建意識嚴重，奪取政權后不思進取，在推翻了舊的官僚體制后，自己又當上了新的官老爺。因此毛澤東多次告誡他們“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解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并與這種思想進行了反復的、針鋒相對的斗爭，其過程必然會產生一些矛盾，相對減緩經濟建設的進程；三是解放后我黨很大一部份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對馬列主義的理論知識學習不夠，認識不深，有的甚至文化水平都很低，在取得政權后沒能成功地完成從“泥腿子”到國家管理者的意識形態轉換，使他們在政策的把握上不夠準確，以致在執行中造成了偏差和失誤，甚至造成一些冤、假、錯案。因此毛澤東曾反復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要求共產黨人要最講“認真”二字。

如果要說毛澤東有責任，那恰恰是在對干部管理上的責任，但若大一個國家，成千上萬的干部，毛澤東不可能管理到每一個具體的人，這種責任又從何說起。毛澤東發動 “文革” 的目的，恰恰就是要全面地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一位老工人說得好：“毛澤東即使犯錯誤也是為我們犯的，其出發點也是為我們好的”。

我們應該看到，盡管這樣，毛澤東時代也是一個清正廉潔的時代，一個社會基本公平公正的時代，一個全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時代，一個中華民族歷史上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時代。

毛澤東只有中專學歷，按現在的標準只能當一個小學教師，但他善于從實踐中學習和總結，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創造出了歷史的輝煌。

他沒有念過軍校，卻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建立了新中國；他不是歷史學家，卻能通古博今，推陳出新，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他不是哲學家，卻寫出了《矛盾論》、《實踐論》兩篇膾炙人口的哲學著作；他不是經濟學家，卻寫出了《論十大關系》的宏觀經濟論文，把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建設得繁榮富強；他出身農民，卻敢于“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他不是詩人，卻寫出了無數氣勢磅礴的壯麗詩篇（這里介紹一個小插曲：當年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在媒體上公開發表了他于1936年2月寫的《沁園春——雪》這首詩詞，其文采飛揚，氣勢磅礴，風流倜儻，傲視群雄。蔣介石看了氣急敗壞，然自己又無本事與其對抗，于是招天下學者賢達名流，要求共同創作一首以對，力求在氣勢上壓倒毛澤東。然無一人敢將家學獻丑，最后以流產告終）……。

在所有詆毀毛澤東的人當中，老夫至今沒見到一個政治理論比他高，歷史知識比他深，軍事戰略思想比他強，哲學思想比他豐富，經濟調控管理能力比他能干，甚至詩詞比他寫得更好的人。他們有啥資格來指責和詆毀毛澤東。

這里，我不是吹捧毛澤東，因為任何人靠吹是吹不上天的，更何況吹捧一位死去的人不會給我帶來任何利益，有機會還不如去吹捧一下自己的頂頭上司，或許不會讓我下崗失業。

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沒有提出的全新的獨特思想，即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思想，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經過實踐檢驗，特別是他逝世后國內外的正反兩方面的事實證明，他的思想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他的思想已經超越了他當時所處的時間和空間，使很多人（包括黨內一些高級干部）都無法理解。我們現在才真正體會到毛澤東的偉大，他確實要比其他領導人高明許多，他確實要比其他領導人站得高些，看得遠些。那些鼠目寸光者指責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豈不是井底之蛙嘲笑鴻鵠之志。

就象恩格斯評價馬克思一樣：“他有很多敵人，但是他未必有一個私敵?！?/p>

一個沒有偉人的民族是一個平庸的民族，一個出了偉人卻不知珍惜的民族更是一個悲哀的民族。

一個落后的民族更需要英雄，因為它迫切需要英雄的巨大力量，以及這種力量所獨具的感召、激勵和榜樣作用，使這個民族重新站立起來。

斯大林在評價中國共產黨時曾說：“無論是黨還是國家里的領導核心成員，除了極少數的人外，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甚至連文件和基本理論都懂不了多少的莽漢和農民。毛澤東如果不理所當然地擔負起導師和最高領袖的職責，這個黨和國家必然要四分五裂而攏不到一起?！?/p>

最后，老夫用魯迅先生的一段名言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p>

希望現在的年青人在“抓老鼠”之余，多讀一點中國歷史和黨史，多關心一點政治。遇事要多加思考，不可亦步亦趨、人云亦云。老夫始終相信這句話：立場決定觀點，屁股決定腦袋也。

（注：文中個別地方引用了一些網友的觀點和數據，特向這些網友表示歉意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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