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遇刺事件探究

　1934年12月1日　下午4時半，蘇聯(lián)列寧格勒（現(xiàn)圣彼得堡）斯莫爾尼宮三樓的走廊里響起了一聲槍響。槍聲過后，聯(lián)共（布）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頸部中彈，倒在血泊之中，不多時就因傷勢過重去世。這一事件成為了20世紀三十年代蘇聯(lián)“大清洗”運動的導火索。

基洛夫遇刺事件的直接兇手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尼古拉耶夫，這是一個因為工作安排不得志而多次上訪的人，他的前妻同基洛夫有戀愛關系。但是此案并不是那么簡單，還有相當多的疑點：尼古拉耶夫在　1934年12月1日　曾兩次在案發(fā)之前被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在斯莫爾尼宮附近扣留過，并且在他的身上發(fā)現(xiàn)了武器——一把手槍。但是，不知根據(jù)誰的指示，他兩次都被釋放了。于是讓這個人帶著武器潛入了斯莫爾尼宮基洛夫通常走的那條走廊里。而且在基洛夫遇刺的時候，他的警衛(wèi)隊長鮑利索夫遠遠地落在基洛夫后面，這是違反他的工作守則的[1]。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偵查過程中同樣充滿疑云：基洛夫的警衛(wèi)隊長鮑里索夫在次日正要提訊時，卻因為交通事故死去，但車中其他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受傷。

所有這些都表明：基洛夫遇刺事件并非是一起簡單的謀殺案，它的發(fā)生有著深刻的背景。對于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幕后真兇，國際學術界說法眾多，僅我本人這些年來從各類圖書、雜志、報紙和互聯(lián)網(wǎng)上看到的歸結起來有不下于十種之多。在這些說法中影響較大、較為可信的有以下幾種：情殺案件說，認為此案完全是尼古拉耶夫出于情感糾葛原因采取的恐怖主義行動；德國間諜主使說，認為是德國間諜收買了尼古拉耶夫殺死了基洛夫；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主使說，認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在與斯大林黨內斗爭中的失敗者共同策劃實施了對基洛夫的暗殺；內務部陰謀說，認為內務部頭子亞戈達為奪取權力布置了暗殺基洛夫；斯大林清除威脅說，認為斯大林為消除基洛夫的威脅策劃了這起暗殺事件。由于這起事件發(fā)生了已有七十多年之久，而且關于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各種檔案文件許多都被人有意識地銷毀和破壞，我在這篇文章里只能盡我所能，用我接觸到的材料和盡可能縝密的推理去接近事實的真相。

首先來分析“情殺案件說”，這種說法我也曾經(jīng)信以為真過，可是隨著我對基洛夫遇刺事件的深入了解，越來越覺得這不可能是一起簡單的謀殺案。尼古拉耶夫確實是一個對基洛夫充滿仇恨的人，他在作案前有著充分的準備：搞到了手槍，仔細地研究過了基洛夫散步的線路。雖然尼古拉耶夫有殺害基洛夫的動機，也為殺害基洛夫作了充分的準備，但是如果基洛夫身邊的警衛(wèi)人員忠于職守的話，尼古拉耶夫的陰謀是無法得逞的。可是在此案中基洛夫的警衛(wèi)人員卻縱容尼古拉耶夫帶著手槍走進斯莫爾尼宮，而且案發(fā)時基洛夫的警衛(wèi)人員反常地遠遠落在基洛夫身后。顯然憑借尼古拉耶夫的權力無法命令基洛夫的警衛(wèi)人員，可見此案一定另有隱情。

再來看“德國間諜主使說”，在基洛夫遇刺事件發(fā)生前一年，納粹黨在德國上臺并制造了“國會縱火案”，大肆逮捕和鎮(zhèn)壓共產(chǎn)黨員。希特勒對蘇聯(lián)有著刻骨的仇恨，處心積慮地妄圖侵犯蘇聯(lián)。希特勒也希望蘇聯(lián)國內能夠產(chǎn)生些動亂，為他以后的侵略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而基洛夫遇刺事件引發(fā)的蘇聯(lián)“大清洗”也部分地實現(xiàn)了希特勒的戰(zhàn)略意圖。與納粹勾結在一起的俄國法西斯流亡分子和恐怖分子也制定了一個龐大的暗殺蘇聯(lián)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計劃。法西斯的“俄羅斯人光復俄國全國同盟”的喉舌、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出版的《保衛(wèi)俄國》于　1934年11月1日　聲稱：“在列寧格勒必須干掉基洛夫。在俄國南部也必須干掉科肖爾和波斯蒂希夫。法西斯兄弟們，如果你們不能干掉斯大林，那就干掉高爾基，干掉詩人迪比揚·比尼，干掉卡岡諾維奇……[2]”從這些法西斯分子的狂妄叫囂中我們可以看到暗殺基洛夫是他們的陰謀之一。

德國法西斯有殺害基洛夫的動機，但是德國法西斯的陰謀是否能夠得逞還需要蘇聯(lián)國內一些“第五縱隊”的配合。畢竟事物的變化發(fā)展中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此案中基洛夫身邊的警衛(wèi)人員也都是蘇聯(lián)人。據(jù)一些材料也聲稱尼古拉耶夫在事前曾數(shù)次去德國領事館，案發(fā)后次日德國領事回國再未赴蘇聯(lián)[3]。但是基洛夫身邊的警衛(wèi)人員與德國間諜并未接觸，他們?yōu)槭裁匆o尼古拉耶夫提供暗殺基洛夫的條件呢？此案中德國間諜可能有所參與，但真正的主謀應出自蘇聯(lián)國內。

斷定了基洛夫遇刺事件的主謀應出自于蘇聯(lián)內部后，接下來的任務是來確定這個人是誰。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幕后主謀應同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此人應有殺害基洛夫的動機，或者他是基洛夫的仇人，或者他從基洛夫遇刺事件中能夠獲益；第二此人應具備作案能力，起碼有命令基洛夫身邊警衛(wèi)人員的權力。我們便運用這兩個條件分析以下的幾種說法。

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在他所作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通常簡稱為《秘密報告》）中把基洛夫遇刺事件說成是“集體鎮(zhèn)壓和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殘酷行為便告開始”的信號，暗示斯大林制造事件作為借口來進行“集體鎮(zhèn)壓”。到了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更進一步攻擊斯大林，認為斯大林應對基洛夫被殺“負全部責任”。赫魯曉夫一直想證明斯大林在基洛夫遇刺事件中有罪，后來在80年代中期也有一些人聲稱要找到斯大林謀殺基洛夫罪行的“確鑿證據(jù)”。這些尋找雖然都沒有成功，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找到能夠證明斯大林謀害基洛夫的證據(jù)，但是這種說法卻流傳甚廣。

我經(jīng)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與鑒別之后，發(fā)現(xiàn)斯大林為消除威脅而派人暗殺基洛夫的說法漏洞百出，是根本無法成立的。其理由如次：

第一，基洛夫在聯(lián)共（布）黨內并沒有對斯大林的地位構成威脅。1934年聯(lián)共（布）政治局委員的排列順序是這樣的：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里寧、奧爾忠尼啟則、古比雪夫、基洛夫、安德烈耶夫、科肖爾。雖然列寧格勒在蘇聯(lián)的地位相當重要，克里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從來也不是蘇聯(lián)的第二號人物，何談對斯大林的地位構成威脅？在1929年聯(lián)共（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斯大林在黨內的地位便再也沒有受到任何反對派強有力的威脅。而且在下面還要講到，基洛夫是斯大林的忠實支持者，他在黨內地位的上升對斯大林來說是有利的。

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一書的作者羅伊·梅德韋杰夫說到的“（1934年）　2月9日　至10日夜計票委員會打開了表決的投票箱，結果反對基洛夫的只有三票，而反對斯大林的有二百七十名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一表決結果到現(xiàn)在為止在聯(lián)共（布）黨內還沒有文件可以確認。即使這一表決結果為真，它也并不能說明對基洛夫斯大林的地位構成了威脅。當時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不太知名的黨的活動家往往會一致通過，或者得到極少的反對票。基洛夫的“勝利”只能證明他在黨內的地位并不搶眼[4]。

第二，基洛夫是斯大林最忠誠和親密的同志之一，而且兩人具有非常好的友誼。在20世紀二十年代聯(lián)共（布）的各次黨內斗爭中，基洛夫都堅定地站在斯大林的一邊。聯(lián)共（布）歷次代表大會以及大會期間的群眾集會上基洛夫在發(fā)言中都熱情地表示要忠于斯大林和他的政策。1934年8月基洛夫和日丹諾夫一起對涉及蘇聯(lián)歷史以及新歷史教科書的重要意識問題作了詳細研究與分工，成為斯大林的合作者。這一事實表明1934年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間的關系更加強化了。

據(jù)斯大林身邊警衛(wèi)人員的筆記和回憶，斯大林和基洛夫不僅是志同道合者，而且是好朋友。斯大林的警衛(wèi)隊長弗拉西克寫道：“斯大林最喜愛和尊重基洛夫，以一種令人感動的溫柔之愛去愛他。基洛夫同志來莫斯科和去南方對斯大林來說是真正的節(jié)日。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的名字和父稱）一般來一兩個星期。在莫斯科他住在斯大林的住宅里，斯大林幾乎和他形影不離。”斯大林的警衛(wèi)員雷賓也確認：“在那決定命運的一年（指1934年）里很少有人造訪斯大林的別墅……只有基洛夫沒有忘記斯大林，整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他都習慣了住在我們這里。甚至他睡斯大林的床，而主人安于睡沙發(fā)[5]。”基洛夫的遇刺身亡使斯大林失去了一位同志和朋友，怎么能認為基洛夫遇刺事件是出自于斯大林的主謀呢？

第三。從基洛夫遇刺事件發(fā)生后斯大林的反應也可以看得出來。基洛夫遇刺事件發(fā)生后，斯大林中斷了自己的所有事務，去列寧格勒親自參加對罪行的偵查工作。當斯大林看到在列寧格勒車站上迎接他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代表時，他無法克制自己的憤怒，粗暴地斥罵了他們。斯大林對于基洛夫的被害極為痛苦。雷賓這樣描述那幾天斯大林的情況：“斯大林對謝爾蓋·米羅諾維奇的死大為震驚，這些日子里他消瘦了，變黑了，臉上的麻斑更明顯了。他吻了吻似無的基洛夫的嘴唇，勉強可聞地嘆息說：‘別了，親愛的朋友。’妻子死后他沒有最親近的人了[6]。”如果殺害基洛夫是斯大林的授意，他為基洛夫遇害會感到這樣痛苦和憤怒嗎？

最后，即使退一萬步來說，斯大林有殺害基洛夫的企圖，他完全可以通過召開黨的中央全會，進而通過法庭審判的方式來處理。既然采取正當途徑完全可行，又何必借助于暗殺呢？

綜上所述，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斯大林不是基洛夫遇刺事件的主謀。

排除了以上種種說法以后，我們從此案的一條重要線索——基洛夫身邊的警衛(wèi)人員分析起。前文已經(jīng)敘述過，基洛夫身邊的警衛(wèi)人員在案發(fā)前曾抓到過尼古拉耶夫，可是不知根據(jù)何方的指示又把尼古拉耶夫放了。能夠對基洛夫身邊警衛(wèi)員下命令的只有蘇聯(lián)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官員。其時蘇聯(lián)內務人民委員會首腦是亞戈達，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是扎波羅熱茨。他們在基洛夫遇刺事件中對兇手尼古拉耶夫持縱容默許的態(tài)度，這說明他們是具有重大的嫌疑的。

而在案件發(fā)生之后，發(fā)生的一系列殺人滅口、毀壞證據(jù)的事件也應當是扎波羅熱茨和亞戈達所為。基洛夫的警衛(wèi)隊長鮑里索夫在案發(fā)次日正要參加由斯大林親自參加的審訊前因“汽車失事”死去，但車中其他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受傷。車內其他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他們都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這起謀殺事件也應當是扎波羅熱茨和亞戈達安排的，目的是讓斯大林不知道他們的陰謀。另外據(jù)一些材料反映，斯大林也懷疑是亞戈達制造了這起事件。斯大林在乘火車趕去列寧格勒審問尼古拉耶夫時不準亞戈達隨行，但是亞戈達坐飛機搶先在斯大林未到達列寧格勒之前安排了“滅口”。[7]

那么亞戈達為什么要殺害基洛夫呢？據(jù)許多史料證明，亞戈達是一個十足的野心家，他陰謀奪取蘇聯(lián)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在美國人邁克爾·塞耶斯和艾伯特·卡恩合著的《反蘇大陰謀》中是這樣描寫的：“亞戈達夢想成為俄國的希特勒。他讀過《我的奮斗》。‘這本書很有價值’他對他的忠實親信和秘書布拉諾夫吐露。他對布拉諾夫說，希特勒‘由一個軍士竟至成為這樣一個人’，這個事實使他印象特別深刻。亞戈達本人也是從一名俄軍軍士開始其生涯的[8]。”事實上，基洛夫遇刺事件發(fā)生之后的“大清洗”運動也使亞戈達的權勢到達了頂峰。

促使亞戈達謀殺基洛夫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基洛夫對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調查。亞戈達在二十年代聯(lián)共（布）的黨內斗爭中是布哈林的追隨者，而基洛夫是斯大林的擁護者，兩人曾經(jīng)是過對頭。1934年夏天，基洛夫查明了烏拉爾的黨委書記和副書記同列寧格勒、莫斯科、基輔、第比里斯等地的反對派中心有聯(lián)系。最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了烏拉爾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就是反對派中心的首領。亞戈達同這個反對派首領是死黨密友，他知道基洛夫再追查下去就要牽連到他了[9]。舊仇新恨交織在一起使亞戈達謀殺了基洛夫。

除了亞戈達以外還有沒有別的兇手呢？事實證明，斯大林的反對派參與了這一謀殺。在事件發(fā)生后托洛茨基評述說“殺害基洛夫這個聰明、無情的列寧格勒專制者”是斯大林政權危機的標志。在《反對派簡報》里托洛茨基高談闊論道：“正如沙皇時代一樣，政治謀殺是風暴氣氛正確無誤的征兆，并預告著公開的政治危機的開端[10]。”

于1935年1月15-16日在列寧格勒舉行的訴訟季諾維也夫派“莫斯科中心”一案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等人也承認對于暗殺基洛夫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因為這次罪行正是從他們所領導的、帶有煽動性質的政治運動中派生出來的。1936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審判中他們又在法庭上當眾承認他們組織了殺害基洛夫的事件。而在　1938年3月2日　對布哈林、亞戈達、李可夫等人進行的審判中他們也交待他們和托洛茨基結成了“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lián)盟”，對于蘇聯(lián)黨和政府領導人組織了一系列的恐怖行動，包括兇殺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11]。

有一些人懷疑以上的這三次審判是假案，可是親自旁聽過這幾次審判的人大都認為這是真實的。美國進步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著作《斯大林時代》中是這樣評述這幾次審判的：“被告講話很多，他們沒有受過拷打的跡象……列席法庭的大多數(shù)人，包括外國記者在內，卻認為這是真實的。美國大使戴維斯在他的《莫斯科出使記》一書中說，他相信被告確實犯了被控的罪。著名的英國律師和議員丹·納·普里特也同樣地信服[12]。”旁聽過這些審判的另一位美國記者沃爾特·杜蘭蒂也在其著作中寫道：“這（　1938年3月2日　對布哈林、亞戈達、李可夫等人進行的審判）實際上是‘了結全部審判的最后一次審判’，因為這時問題已經(jīng)清楚了，檢察當局已經(jīng)掌握了案件的實情，學會了識別國內外的敵人。早先的疑問和猶豫現(xiàn)在被打消了，因為一次接著一次的案件使得暗殺基洛夫時還模糊和不完備的圖景逐漸完整了……[13]”這些都說明了審判的真實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斯大林的反對派參與了這一案件。

通過本文的所有分析與探究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基洛夫遇刺事件的直接兇手是尼古拉耶夫，幕后真兇是亞戈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斯大林的反對派及德國間諜參與了這一案件。

參考文獻：[1] [俄]尤里·葉梅利亞諾夫著，石國雄、袁玉德譯：《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譯林出版2006年版。

[2] [美]鮑里斯·列維茨基編，克雄、達洲、代軍合譯：《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恐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美]邁克爾·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合著，鄒如山譯：《反蘇大陰謀》，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4]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譯：《斯大林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

[5] 杜漸著：《蘇聯(lián)秘密警察》，群眾出版社1980年版。

[6] 聯(lián)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文選（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8][蘇]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著，徐曉晴、王學富、鄧曉光、伍春風譯：《斯大林肅反秘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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