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林清祥與李光耀認識的經過
——半個多世紀前鮮為人知的一段往事
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華文中學一批學生前往當時的皇家山腳下舉行和
平集會，要求總督接受中正中學和華僑中學數百名同學提出的免除國民服役的請愿書。
面對這些手無寸鐵以和平方式表達意愿的年輕學生，英國殖民當局竟如臨大敵，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警察鎮暴隊，使用武力對付。
此時，在新世界娛樂場附近的惹蘭勿剎運動場，正舉行全新華文中學生運動會。當上千名各華校男女同學正在這里全神貫注地觀賞體育競賽的時候，傳來了在皇家山腳舉行和平請愿的同學遭到鎮暴隊武力鎮壓的消息，同學們頓時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紛紛以最快的速度沖向皇家山，聲援正在那里與鎮暴隊搏斗的同學。最后，終于演變成一場沖突，導致不少學生被警察毆打和逮捕的流血事件。
這就是半個多世紀前，轟動新馬甚至引起遠在布拉格的國際學聯關注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爭取免役遭到殖民當局殘暴鎮壓、后來稱為“五一三事件”的簡單經過。
有關這方面的記述，官方的、或一些參與者站在不同立場以不同觀點從不同角度撰寫的資料已經不少，我在這里就不再贅述。
我想回憶的是，后來當了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先是與我們這些華文中學生打交道，之后又與林清祥認識的經過。
記得“五一三事件”后，一批被捕的同學被殖民地法庭以不服從警方命令、蔑視法律等罪名被判罪名成立，其中八名同學甚至被判監禁三個月的徒刑。殖民地法庭這一無理判決，更進一步激起廣大華文中學生的強烈不滿，并誓為被無理判決的同學進行上訴，與殖民當局抗爭到底。
要上訴，自然要請律師代我們打官司，而且要請一位能為學生講公道話的律師。在當時新加坡的環境下，愿意為學生出頭主持正義的律師，猶如鳳毛麟角。其中有位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的正是李光耀。
李光耀從倫敦劍橋大學畢業歸來就在新加坡一所律師館當見習律師。獲得律師資格后，先是為一些普通案件打官司，從1952年至1953年間，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有意識地積極地出頭露面為新加坡郵電工人、軍港工友和政府公務員爭取改善待遇和平等權利的罷工斗爭，擔任辯護律師，或者代表他們與政府周旋談判，使他的聲名大噪。一些工會和團體還聘請他擔任法律顧問。
特別要提到的是，他出面邀請英國女皇律師布里特前來新加坡同他一起為馬來亞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出版的《華惹》（Fajar）雜志打官司，不但成功迫使殖民地法庭撤消強加于《華惹》的煽動罪的控狀，而且成功使八名被捕的馬大同學全部獲得無罪釋放的案件，給許多人，包括我們這些華校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把他看成是一位反殖民族主義者。
正因為如此，為了推翻殖民地法庭在審理“五一三事件”一案中強加給學生的罪名和無理判決，以孫羅文為首的五名學生代表便前往他在歐思禮路的住家，要求他請布里特律師和他一起替同學們上訴。
這場長達4個月的上訴，雖經被李光耀譽為“以支持左翼事業聞名”、“人們公認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牙尖嘴利，無論在殖民地或英國都完全不怕任何法官”的英國女皇律師布里特仗義執言，據理力爭，最終還是敗訴，于1955年2月15日遭倫敦樞密院駁回、結案。但是，在整個上訴過程中，華校生表現出來的熱情、團結、紀律性、組織能力和獻身精神，給布里特和李光耀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從此，李光耀對華校生的世界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開始。與此同時，用他后來的話說，他認為偷捕這個池塘（指華校）里由共產黨人喂養大了的魚的時候到了，而且“要盡可能釣取”，因為他們（指共產黨人）也在我們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峇、沙瑪、蒂凡那和沙末等人。
有著巨大政治抱負的他認識到，單靠“沒有堅定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的英校生和馬來人，而沒有像華校生那樣干勁十足的年輕人為他們的事業服務，要在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社會取得成功，簡直是癡心妄想。
而對我們這些年僅十七八歲閱歷未深的莘莘學子來說，我們一步步把他當成了值得信賴的法律顧問和好幫手，可以團結的對象。因此，不論是華校生免役代表團的事務，以及隨后成立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的籌備工作，甚至于一些小沖突、申請集會準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和法律上的一切疑難問題，同學們都上他家找他幫忙和請教。他本人也非常熱情，來者不拒，言語間絲毫沒有表露出不耐煩的情緒，倒是李夫人看了我們之間來往如此頻繁，偶有煩言，深怕我們這些學子忙壞了她的先生。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5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主動向前往他家商談工作的學生代表表示，他想組織一個政黨，并說，他已有馬來族、印度族和受英文教育的人才，唯獨缺少受華文教育而且在華族群眾中有影響力的人才，所以他想和華族工會接觸，希望我們能介紹一些華族工會領袖跟他認識。
我當時就是這幾位學生代表中的一位，親耳聽到他講的這番話。那時我已是免役代表團和中學聯籌委會的成員，與他打過幾次交道，到過他家好幾次，記憶中還見過他的當年僅兩歲多還在咿呀學語的長子——李顯龍（現任新加坡總理）。
于是，我回來后立即把他的要求，如實向我的“頂頭上司”作了匯報。沒過多少天，我的“頂頭上司”便要我到烏節路的光藝戲院門口去和一位原來就認識的華中同學林清祥接頭（清祥此時已是新加坡巴士工會的領袖）。就這樣，我也沒預約，便把清祥帶到李光耀位于歐思禮路的住家，介紹他倆認識。接著，我又按“頂頭上司”的指示，出去帶另一個人——曾超卓,到李光耀住家，介紹他們認識。可以這樣說，我是在同一天，差不多同一時間，先后帶了兩個李光耀夢寐以求的華校生給他認識的。
為什么要分開來帶他們兩個去見李光耀呢？理由很簡單，就是按當時保密的要求，可以讓清祥知道超卓是我帶去的，而不必要讓超卓知道清祥也是我帶去的。我在介紹他們認識之后，就算完成了任務。此后他們從政，我繼續讀我的書，搞中學聯的工作。大家雖在同一條戰線上奮斗，卻是“河水不犯井水”。
至于后來清祥如何帶方水雙（也是清祥同班同學，工會領袖）去見李光耀，他們又如何商討成立人民行動黨的事，我并不知情。只知道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動黨成立大會上，曾超卓和方水雙獲選為人民行動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而清祥則在1955年立法會的選舉中，成為人民行動黨參加競選的五名候選人之一，而且在武吉知馬選區的角逐中，成功當選為立法會議員。
從此，年方二十出頭的他們，走上了一條從政的道路，一條布滿荊棘、飽經滄桑、命途多舛的道路，肩負起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新加坡獨立的歷史重任。有句俗話說得好，自古不以成敗論英雄。他們在那場艱巨復雜、殘酷無情和可歌可泣的斗爭中，雖然成了勝利者的墊腳石和犧牲品，但是，他們為新加坡的獨立所做出的貢獻，他們表現出來的大公無私的獻身精神，新加坡人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他們不愧為杰出的獨立斗士，不愧為華校生的杰出代表。
當然，在深受英國文化教育熏陶，深得英國政客調教，洞悉英國政治詭譎，深諳各種內情，既老練圓滑而又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面前，我們華文中學生未免顯得過于純真、善良和幼稚。跟他們相比，我們只能算是羽量級的“小人物”，他們則是重量級的“大人物”。即便如此，在這場不同檔次、實力懸殊、高下立見的較量中，執法者始終站在他們那一邊。到頭來，我們華校生就像是為了追求光明，前赴后繼不斷撲火的“飛蛾”。
1956年下半年，林有福政府在英國主子的命令下，在外國勢力的一片叫好聲中，出動大批軍隊和警察，對新加坡工會組織、婦女聯合會、中學聯等發動了突如其來的瘋狂鎮壓行動，強行解散、封閉這些合法組織和團體，野蠻逮捕其領袖和負責人，包括已是人民行動黨立法議員的林清祥，人民行動黨執委、工會領導人方水雙以及蒂凡那、兀哈爾、普都遮里，還有婦女界領袖陳蒙鶴、家長聯誼會主席吳采唐及其兒子農民協會副秘書方小浪等，學生方面則有鄭敏娜，我也未能幸免。
誰知這一抓，未經審訊，就把我投入歐南路監獄，令我飽嘗殖民地鐵窗風味達二年之久。幸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牢獄生涯中，有眾多志同道合的難友相伴，大家互相鼓勵，互相支持，誓把牢底坐穿。蒙鶴姐當時也跟我們這些乳臭未干的小妹妹們關在一起。她始終保持樂觀精神，她雖然是出身于書香世家，而且受英文教育，但平易近人，毫無大知識分子的架子，跟我們相處融洽，還抽出寶貴時間教我們學習英語和各種有用的知識，讓我們得以在逆境中比較輕松地度過那令我終身難忘的難熬歲月。
1958年告別新馬的時候終于到了。殖民當局以非本地人為理由，把我、敏娜蠻橫地強行驅逐出境。我們先是被押解到吉隆坡的半山芭監獄囚禁，之后又被押解到巴生港乘船去中國。與我們同船的，還有方小浪以及跟我們同一命運來自聯邦的難友。就這樣，我們這些為新加坡的獨立、自由、民主出過綿力的學生，被殖民當局及其傀儡硬生生地剝奪了在新加坡這片我們深愛的熱土學習、生活、工作和居住的權利。
歲月無情，這段往事一轉眼就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已是年已古稀的老人，清祥也已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作古，李光耀先生現在也已是鶴發童顏的耄耋老人。
回首這段往事是不輕松的，但看了市面上流傳的有關清祥與李光耀從不認識到認識的介紹的諸多版本，包括李先生寫的回憶錄里有關的描述，我作為當事人之一，清楚知道與事實相去甚遠。其中原因，我想，有的人可能是根本就不知情，把道聽途說的傳聞當成事實，以至以訛傳訛；有的人可能是因為年代久遠，記不清了，以至張冠李戴，弄錯了。有沒有人出于某種目的，故意歪曲真相呢？那就不好說了。
今天，我終于把深埋在心中達半個多世紀之久而鮮為人知的真相吐了出來，不為別的，而是想讓關心過去和想了解過去的人們，能獲得第一手的真實資料。僅此而已。
英殖民主義者從十九世紀初起對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實行殖民統治，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先后讓馬來亞獨立、新加坡自治為止的百多年時間里，對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各族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掠奪了馬來亞大量的財富和極其豐富的各種資源。因此，馬來亞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統治的斗爭，在馬來亞近現代史上此起彼伏，連綿不斷。而在這一斗爭中同時涌現出不少的英雄人物。
當然，由于種種原因，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馬來亞三大民族人民的覺悟程度有所不同，訴求有所不同，因此反對的方式有所不同，激烈的程度因而也有所不同。但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求英國殖民主義者結束其殖民統治。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除了有以林清祥為代表的華校生積極投身于反殖愛國運動，在他們之前實際上就有不少優秀的馬來族知識分子和英語界人士投身于這一運動，如《馬來前鋒報》（Utusan Melayu）編輯沙末.依斯邁、阿都拉.蘇丁，在倫敦的林豐美、約翰.伊峇、新加坡教師公會主席沙瑪以及接受他影響的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爾，還有余柱業（前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的同窗）、傅樹楷醫生、林福壽、陳蒙鶴等受英文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歷史的重任本應由他們擔負，可惜的是，由于殖民當局的鎮壓和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被驅逐，就是被逮捕，有些甚至被迫出逃，流落異鄉。
華校生反殖愛國覺悟之所以比較高，受殖民主義教育政策迫害和歧視，以及職業上的不平等待遇、社會地位的低下，都是直接的原因。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共產黨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特別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亞非拉反帝反殖爭取獨立的民族運動風起云涌，加上華文革命書刊的廣泛傳播，對我們這一代接受華文教育懷著崇高理想和充滿激情的年輕人，其影響既深且遠，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我作為一個從印尼前來新加坡求學的花季少女，不愁吃不愁穿，專心讀書就是，但是，在時代的感召下，在滾滾向前的歷史洪流面前，我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新馬人民求解放爭自由的轟轟烈烈的反殖愛國運動，難道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嗎（據我所知，像我這樣的“外地人”還真不少）！！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世界的前途是美好的。
半個多世紀前，林清祥和李光耀的第一次握手，在新加坡歷史上產生的影響，是頗堪回味的。無論給予多高的評價，也不為過，我想。
蔡石君
寫于2008-1-7 修改于20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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