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非毛化時代“影射史學”是如何發揚光大的

非毛化時代“影射史學”是如何發揚光大的——兼談中國學界三十年之怪現狀

作者：老田

在huyaobang等人主持的非毛化時代，在影射史學方面，知識精英所取得進步是極其驚人的成績，至今日，已經基本上壟斷了史學研究的各個時代和領域。歷史研究肯定不能脫離現實關懷，但是過分地比附就脫離了正道了，今天的歷史學界除了職業利益和政治算計之外很難說還有多少“學術含量”。

影射史學在“深揭狠批”sirenbang時期，被一些個知識精英說成是sirenbang的發明創造，不少史學界名人一致表示要與其“劃清界限”。三十年后來進行事實檢驗，我們非常詫異地發現，精英們已經把影射史學發揚光大了。

歷史研究中間，有一個很細的專門領域叫做“歷史地理學”，這個學科在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發展早期，恰逢huyaobang和杜潤生等高官要為否定“農業學大寨”造輿論，這就給該學科發展帶來了黃金機遇，該學科的大腕譚其驤、史念海等人，敏銳地把握到了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機會，開始大勢宣傳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的森林消失和黃河泥沙加重，這樣就曲折地服務了當時的“主旋律”。一般而言，政治需要的提升有助于資源分配的傾斜，一個學科和學者群越是能夠很好地服務于政治需要，就越是能夠為本學科掙得金錢、聲望和地位，對于學者群本身而言，顯然也是名利雙收——至少可以評上教授，在公眾媒體露臉，說不定因此有些“千鐘粟、顏如玉”之類的收獲。

因為huyaobang、杜潤生等人要恢復小農經濟，這對于嚴重依賴灌溉設施的中國農業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倒退，所以受到許多老共產黨人的反對，為了造輿論，杜潤生說他想出兩個辦法來，一是為鄧子恢平反（鄧子恢本人身上沒有任何“案底” 實際上無“反”可“平”，“平反”本身就是造謠的表現），二是開展否定農業學大寨的宣傳。（參閱《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123頁）毛澤東時代集體農業的最大成就有兩個，一是水利灌溉網，二是山區的梯田，大體而言，集體農業時期生產隊工分數量的一半，都是發生在農田水利建設上，換言之，在集體農業的二十多年時間內，全國農業勞動日的一半左右投入了農田水利建設，每年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都在數百億立方米，中國農業面貌的改變，在化肥起重大作用之前，主要來自于此。在huyaobang主持的決策中間（筆者已經專門剖析過胡氏這一選擇是愚蠢的“以短擊長”，參閱拙文《毛澤東和鄧xx是如何當少數派的》），為了否定集體農業為單桿造輿論，就要求宣傳“以糧為綱、全面砍光”，把興修水利和改土造田宣傳成是專門砍樹的結果。并把土地數量增加和質量提高說成是與生態環境要求尖銳對立的東西，媒體往往選擇批判“開山造田”“圍湖造田”等等，并說這是造成生態破壞、嚴重水土流失的原因。而在學界配合宣傳最為賣力的，似乎是歷史地理學領域。

流因為中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域是黃土高原，假如可以證明黃土高原的地貌改變和水土流失加重來自于農業破壞，這就很好地呼應了huyaobang和杜潤生的輿論需要。本來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研究從1958年大規模展開，到了1960年代中期初步成果都已經發表出來，甚至，到了1970年代早期，人類活動時期的氣候波動都已經有了可觀的成果。依托這些可靠的材料，歷史地理學領域的學者群，作為熟悉古文獻材料，同時又能夠較好地把握地理理論知識的人士，應該能夠做出較為切實的結論。但是，到huyaobang主持非毛化運動期間，為了迎合政治需要，相關的學者熱情滿懷，都忘記了苦心得來的可靠地質地理材料，轉而以一種文獻舉例的形式來服務于政治。譚其驤為此寫過《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論證黃河出現安流局面的原因時黃土高原的森林覆蓋率異常高的結果；史念海也寫過《由地理的因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載《歷史地理》第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說“當時黃河流域雨水不甚缺乏，還可由森林到處繁密茂盛得到證明。森林能夠溫蓄水量，雖遇久雨驟雨，林中職水不至于盡量流出。由于涵蓄水量，就可以調節林區附近空氣中的水份，因而能夠形成更多的降水。這在現在已經是不再待釋的道理。”這個所謂的“不待再釋的道理”并沒有任何根據，而只是一個時期馬屁文人的宣傳喧囂而已。他們的論證方法其實也很簡單，既然涉及到幾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區域，只要找到幾個孤立的點，有證據說明這幾個點上有森林，他們就借此得出結論說整個大區域森林密布，這個論證方法人人都熟悉，叫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兩個人在歷史地理學領域就跟泰山北斗差不多，作為譚氏弟子、著名自由派葛劍雄先生在huyaobang死了很多年以后，原先的政治需要早已消失的時候，仍然繼續堅持這一影射史學的著名結論。（參閱葛劍雄：從歷史地理看自然環境變化，2002年12月2日在北大的演講）杜潤生和huyaobang他們要造謠，這可以理解：畢竟他們要想辦法完成小平交辦的任務，古人早已有“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施之”的說法。但學者也這么積極地貼上去，就太“下作”了，更何況是研究歷史的學者？！

我們比較一下未曾響應huyaobang、杜潤生等人要求的美國學者對相關材料的把握，就能夠清晰地看到影射史學異化到了何等程度。何炳棣根據“山西午城柳樹溝整個黃土剖面的孢粉成份的研究”的資料，做出的解讀是這樣的：“黃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脈、坡地和近水地區，都是不長樹只生草的半干旱草原。……蒿屬在20米以下的孢粉中占53.3％，在20米以上的孢粉中占71.8％。這個百分比的上升表明到了更新世晚期氣候已變得更加寒冷和干燥。”何教授也沒有忽視古代文獻證據：“通過考證《詩經》中提到的喬木和灌木的產地，可以發現這些植物實際上局限于山區、丘陵、坡地和河邊。也就是說，撇開不均衡的季節性雨量分布和夏季的大量蒸發不講，中國北方的黃土地區看來一直不能為木本植物的生長保持足夠的水份。”“蒿屬在黃土地區的優勢同《詩經》中的記載決不是巧合。……蒿屬在《詩經》中如此受到重視明確無誤地表明黃土地區是一個半干旱草原。”（何炳棣：《中國農業的本土起源》，馬中譯，載《農業考古》1985年第2、3期）而另一位美國學者只是簡單與美國少雨地帶做了個比較，就得出準確的結論：“（華北）大山和丘陵曾經長滿樹木，但無人知曉黃土地上的森林有多大范圍；對此的估計從幾乎完整的森林到幾乎完整的干草原都有。前一種推測讓人難以置信，因為該地區干旱、容易著火，在氣候與地理方面其實非常近似于美國中部大草原和平原，那里的樹木沿小溪邊長大成林，并散布在巖石較多的較高山地。這種情形在中國肯定也是同樣的。”（尤金•N•安德森著 馬孆等譯《中國食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頁）

其實，歷史地理學者都把歷史長河中間人們的地域活動規律作為研究對象，只要簡單比較一下為什么多雨的江南在中國歷史上，到很晚的時期才被開發出來（歐洲的“邊疆運動”更晚些），就知道其中必有蹊蹺——“為什么華北地區在前鐵器時代就被先民開發出來了？”恩格斯有一段文字是盡人皆知的：“鐵使更大面積的田野耕作，廣闊的森林地區的開墾，成為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硬和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中央編譯局：《馬恩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頁）正是由于過分簡單地緊跟政治需要，肯定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國大地上的農業擴張順序這一帶有根本性的歷史地理課題，結果喪失了應有的洞察力，自己給自己的視野設置了不恰當的限制。

再對照一下自然地理學學者的結論，反差就更明顯了，景可等人依據侵蝕-沉積相關原理，利用黃河下游的沖積扇的沉積量計算黃河中游的侵蝕量，得出結論：全新世中期黃土高原的侵蝕量就達到9.75億噸。他們認為，黃土高原在地質歷史時期侵蝕量就已經很高，后隨著人類活動影響加劇，侵蝕不斷增加，大約在15世紀之后才發現加速侵蝕，超越自然侵蝕速率。（黃秉維等著《現代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82-283頁）對于梯田對于水土保持的作用，甘肅定西縣的觀察數據是：在一次100mm左右的降雨中，梯田沒有產生徑流從而也就沒有絲毫水土流失，而坡度9°和20°的農耕地產流量分別為371立方米/公頃和678立方米/公頃。梯田的土壤含水量一般可增高6%-12%，梯田的保水保土效益一般都在90%以上，平均畝產都比坡耕地增產1倍以上。（同上，第330頁）

我們知道，陳永貴只是一個農民，他很清楚要修“保水、保土、保肥”的梯田，而把坡地稱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很難說，這些歷史地理學名家個個智力低下、愚昧無知，遠遠達不到陳永貴的經驗認識水平，而是私心驅使他們要緊跟政治需要，以牟取可能的好處。原來總以為孔夫子不恰當地拔高統治階級所以才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現在看起來不完全準確，這句話非常鮮明地提出了精英階層不能以自己掌握的各種人力資本去牟取私利的“高標準”，只有被統治階級和勞動者才可以放任其“牟利”要求。如果精英階層把牟利目標放在第一位，勢必完全符合“高貴者最愚蠢”的毛澤東公式。從huyaobang、杜潤生這樣的高官，到歷史地理學的教授群體，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但是，他們在水土流失問題上的看法和立場，在與陳永貴相比之后，不能不讓人想起毛澤東那句話“卑賤者最聰明”。

1981年余英時訪問中國的時候，被那些人“特地邀請我去評論儒法斗爭”“我們的中國同行現在看到的”是“在‘sirenbang’控制下，中國史研究的學術規范已完全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篡改。‘sirenbang’的‘那伙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并無興趣，他們是用歷史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孔子先是與周恩來掛鉤，接著是鄧xx，最后是華國鋒。……‘影射史學’一詞被用來描述‘sirenbang’直接影響下所出版的‘歷史’著作的特征。”但是，余本人迅速發現：“多年來的實踐使得影射或多或少地成為史學家和普通大眾的一種思維習慣，某些歷史人物已和某些現代人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需要花時間去消除這種妄加比附的習慣。譬如，當人們讀到某些作者批評秦始皇和洪秀全因患老年癡呆或偏執狂而犯錯誤時，不自覺地會懷疑誰是真正受批判的人。最近對武則天在初唐的作用進行再評價時，也有一些人傾向歸咎于她年老多病的丈夫，并對她淫蕩的個人生活提出嚴厲的批評。暗示太明顯了，用不著解釋。”（余英時著 何俊編《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2頁）所不同的是，批判sirenbang的影射史學，余英時只是道聽途說，但是，那些新時代的批判家們搞“影射史學”則是余英時親眼目睹的。根據后來的陸續披露的資料，說批孔是影射周總理是徹頭徹尾的謠言，這一點在范達人和周一良的回憶錄中間說得很清楚。

大批判時期的影射史學潮流不僅沒有銷聲匿跡，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之后已經蔚為大觀，特別是在與西方主流史學理論結合起來之后，更是如魚得水。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間，對所謂“市民社會”的研究稱得上是“異軍突起”，這種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目的是要人們相信：只有保護資本家的積累條件才能實現現代化。為了論證這一結論，許多學術大腕回到歷史垃圾堆里去爬梳整理，說某個買辦如何能干某個投機商積累如何迅速，如果不是共產黨革命打斷了他們的事業進程，他們說不定早就成了世界百強之一。這種研究方法，說到底是要近代史中間確立資本家的主導地位，無論其人是依附權力還是海外資本。說到這兒，人人都知道近代史中間資本家從來都沒有唱過主角，甚至連候補主角的曙光都看不到，這種所謂的歷史研究，這些選擇和運用歷史材料的方式只能說是“有組織有系統的造謠”。

批判影射史學，看來只實現一個目的，改變了話語權的分配份額，從前掌握話語權份額最大的人，現在喪失了他們曾經有過的份額；反過來，從前沒有話語權的人，通過在“深揭狠批”運動中間充當積極分子，現在獲得了很大的話語權份額。話語權份額的再分配過程中間，還涉及到據以想象歷史過程的理論變化，大體上，從前是靠運用馬克思的詞匯去獲得話語權，這是老學界的潛規則，現在則是那些表現自己最勇敢地拋棄馬克思詞匯的人獲得更大份額的話語權。所謂的現代化理論的興起，以及把西方的歷史進程設定中國歷史不變的標尺，這也是那個揭批查積極分子群體的潛規則，這些所謂理論都是替代馬克思詞匯。如果說從前的歷史研究過度肯定革命和階級斗爭的話，呈現出一個“革命的教條主義”外觀的話，那么，三十年后就看得很清楚，現在代之以“反革命教條主義”，但是“教條主義”和“公式化”手法雷打不動。

為什么在歷史研究領域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有那么大的魔力呢？中國主流學界前赴后繼，死不改悔地一以貫之呢？我很長時間找不到解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得知這是職業利益使然：每一個所謂的學者都過分追求低投入高產出，結果就導致以有限的材料去比附舊有的結論，這就必然導致教條主義和公式化。我曾經聽到一個考古學家說：“一個人要是運氣好，一輩子挖一個古墓就夠了。”他的意思是說，要是發現了一些稀奇的文物，就可以借此在圈內出名，職稱、地位都不需要擔心，一輩子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實際上，幾乎每一份考古報告，都被執筆人進行“拔高式解讀”，因為文明按照西方的學術積累有一些特殊標準，例如社會分化、國家和城市形成等等，所以，很多人考古報告就拼命地強調墓葬和殉葬品的差別，以示自己發現了一個標志“階級分化”的文明變革物證。由于職業利益傾向于鼓勵人們去尋找那些有標志性的文物，結果，導致一種風氣：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格外強調那些符合公式化標準的特點，恨不得為此“去鉆皮出其毛羽”，而與此相反的證據就被選擇性地、系統性地予以忽視。有個說話是“考古考古，連猜帶估。”但是考慮了個人職業利益最大化的普遍心態之后，這個說法應該改成“考古考古，又蒙又糊。”這樣的考古和歷史研究，都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深深陷入“系統誤差”，每一種教條主義都能夠吸引到積極分子去建立，通過建立一種新教條主義去奪舊教條主義的話語權，在過去的六十年歷史中間發生過至少兩次：1950-1966年間是那些以馬列詞句裝點起來的革命教條主義者奪取話語權，1976-1984年是反革命的教條主義者奪取革命教條主義的話語權。

在解讀歷史文獻的時候，這些歷史學界的一貫選擇是強調帝王將相，甚至是把歷史演進動力說成是大人物的剝削能力和壓迫意愿造成的，這種研究帝王將相的所謂權威學者，曾經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說他們都是唯心主義。本來在非毛化時期的宣傳中間，說毛澤東這個人過度抬高階級斗爭的地位，但是歷史學家們的抬高程度連毛澤東也接受不了，所以他說大學里頭“歷史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如果說新教條主義和舊教條主義有什么區別的話，就是從抬高帝王將相到抬高資本家的區別。一位歷史學教授也很不滿意他的領域，說幾十年來中國的理論爭論都是“西人與西人戰”，沒有絲毫中國人自己的東西。

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在最大化職業利益的驅動下，往往在短期內就形成話語權再分配的新格局，此時，職業利益會在學界大腕們中間收斂成一種共同的利益需要——“穩定局面”，理論局面越是穩定，他們的話語權份額就越是不容易受到挑戰。越是堅持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就越是手握批判大權，可以任意臧否學術文章和人物，維護與話語權壟斷地位相關的發言權及其背后的言論尺度。學界的新教條主義團伙，還有一個很不尋常的共同經歷——大多數是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最初幾屆的畢業生，一位社會學者稱之為“新三屆神話”。大體而言，這些人雖然現在雄踞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霸主地位上，這些人的中學功課是相對差的，進大學后的規范學術訓練也相對不足，但他們走上社會獲得學界霸權地位的速度卻空前迅速——以不足十年的努力攫取了通常情況下二十年也難以企及的話語權份額，對他們的這種看法當非個別：“先天的營養不良決定了他們學問的底氣虛弱，而進入學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們的精力早早地陷入會議、派系和資源的泥潭。”“早年在底層的混跡雖然使他們具有了很強的處理俗務的運作能力，但他們常常也自覺不自覺地把學術俗務化。從底層千軍萬馬中能夠擠上大學的獨木橋，進而占據大學的教席，再進而在學界盡得風流，說明他們具有混社會的足夠聰明，但他們常常缺乏對學術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線。”（應星：且看今日學界 “新父”之朽敗，載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15517/page-1.html）

這個變化不僅僅發生在史學領域，而是發生在一切學術領域。武漢某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大腕就是這樣，此人現在是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掌握著一個教育部社科重點基地，手下帶的博士生通常有二三十人，外出講學出場費在五位數（他對相關學科碩士點博士點評審有投票權），此人的研究方向雖然是三農問題研究，但實際上三年都擠不出一天下鄉時間。對這個人來說，學術理論的變動，新情況的出現，對他都是一個威脅和不利因素，都要受到他本能的反感。但是，作為大教授，又不能沒有聲音發出來，寫文章的質量權且不論，就算是抄襲也違犯了“兔子不吃窩邊草”的慣例——某次他抄襲到自己學生的頭上了，此事被曝光之后是由他所在的學校幫他擺平的。06年此公在《河北學刊》發表了一篇所謂的學術論文，他對文中所征引文獻的內容竟然完全無知，誰也想不到他竟然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

想想也是，一個人有了地位，有了權力，來錢的機會就多了，時間分配原則就要跟著發生變化，花在學術研究和調查研究的時間，對他而言已經屬于高投入低產出所以是不合算的，投入研究的時間就只能最小化了，這樣，就很容易理解其低水平抄襲乃至于抄文獻都要抄錯的“杰出表現”了。通過發表文章去維護學術地位，只是一般沒有地位的初入行的年輕人的策略，對于學科評議組成員的大腕而言，他們有另外的方式去維護自己——扼殺一切有創造性的學術創新使其盡可能少地產生影響，就成為他們努力的方向。中共中央誠心誠意發布文件，熱誠地希望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但是，這些把持學界的大腕們的利益最大化目標卻是扼殺新思想。大體而言，這些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體制內的課題經費和評獎，每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大顯身手的時候就到了，有位學術成就極高的青年學者累次在湖北社科評獎中間敗北，內部人士稱就是得益于這位大腕。與這種大腕們的巨大話語權份額相匹配的，是他們日益不敷分配的寶貴時間，這樣，由他們把持的學術判別標準就不可能不是最簡單的公式化和時髦潮流了，任何多花時間的標準都要遭遇他們全力反對。把“新三屆神話”和“最小化時間投入”結合起來觀察，就能夠很好地理解教條主義“光芒萬丈”的學術現實了。

對于這些人來說，維護學術地位，往往需要通過扼殺學術創新來實現；國家扶持學術研究的資源，在他們手里就異化成為一種明目張膽的分贓，控制學科點的技術性評審，在他們手里就成為撈取私利發展人脈關系的憑借。有位清華名教授到處說，大學造大樓是最好的，至少大樓還在，而分配給那些大腕的科研投入都毫無意義。大體而言，就算是在精英階層內部，某些掌握話語權和科研領導崗位的大腕們，也往往是最腐朽、最墮落的一群。這些人大體上也知道自己學術不行，他們的優勢地位沒有道義基礎，所以經常出來搞搞憶苦思甜——說自己在文革期間如何受迫害如何追求上進卻找不到學習機會——這就象土改時老貧農控訴地主的剝削壓迫一樣，這種控訴的言下之意是“我們不行不是我們自己不行，而是sirenbang讓我們不行的；我們學術不行不要緊，但是在否定文革和毛澤東方面的態度是堅定的，是與鄧xx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的。”就這樣，這些人通過訴苦和表忠心，潛在地宣講一個“政治優先”的話語權分配規則——我們可以因為政治上極端堅定而要求更多的領導地位和話語權，換言之，這些人通過訴苦來說出一個這樣的道理：我們雖然學習差、道德差，但是政治好。曹錦清教授曾感嘆“為何思想者放棄職守”，看看這些學界大腕的生存樣式，就知道為什么了——他們不僅自己不思想，還盡一切可能反對別人思想。這勉強算是大腕們“政治好”的一種集中表現吧！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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