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豈能用謊言蒙騙讀者？
岳青山
我對《讀者》頗感興趣，長期訂閱，但近二年來卻常覺失望。它的有些文章，讀后使我感到《讀者》竟是在用蒙騙讀者。今年第四期的《饑餓的作家》(以下簡稱《安文》)，是惡劣的一例。
這里所謂“饑餓的作家”，就是頗有名氣的作家莫言。《安文》作者雖是安恬，主旨是說是莫言在毛澤東時代的“饑餓史”，理應經他過目審定。
《安文》全然上顧事實，一派胡言亂語，造謠毀謗，極盡攻擊污蔑之能事。讀后令人震訝驚、憤慨。
這種奇文，原想無須評說，只因事關如何看待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忍無可忍，一吐為快。
先從標題《饑餓的作家》說起。
這一聳人聽聞的標題，完全是一個聳人聽聞的謊言。
網上搜得：莫言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山東省高密市大欄鄉一個上中農家庭。6歲進校讀書，12歲時讀小學五年級，因“文革”爆發輟學回家，以放牛割草為業 。18歲時走后門到縣棉油廠干臨時工。1976年8月參加解放軍 。1979年秋調至解放軍總參謀部，歷任保密員、宣傳干事，1981年開始小說創作，發表了處女作《春夜雨霏霏》。1984年秋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85年發表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1986年發表中篇小說《紅高粱》。這是說，莫言成為作家 ，最早也1981年以后的事。而在此之前，他同“作家”絕對粘不上邊。
如果“饑餓的作家”能夠成立，那理所當然是指莫言從80年代成為作家以后如何挨餓。然而，莫言80年代一旦成了“作家”，也就直上青云，成了時代的“知識精英”，享不盡榮華富貴，又何來“饑餓”之苦？
其實，《安文》所謂莫言“挨餓”，執意丑化、毀謗的，明明是攻擊毛澤東時代的莫言如何挨餓。只不過在此時段，即莫言的青少年時期，壓根兒不是作家，退一萬步說，就算《安文》所謂“饑餓”全屬真實， 也不能說成什么“饑餓的作家”？如其不然，那就請問：那時段這位“饑餓的作家”又是怎樣成的“作家”？其代表作又是什么？
《安文》的大標題《饑餓的作家》不是謠言，還能是什么？
再看，所謂莫言和同學餓得課堂里“嚼黑煤塊”問題。
《安文》講到60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造謠更是造出了水平，看來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說什么：“那是1960年的春天，能吃的東西–草根、樹皮、屋檐上的草-幾乎都吃光了。有一次學校拉來一車好煤，他拿起一塊就放進口里嚼，同學們也跟著一起嚼，都說越嚼越香。一上課，老師在黑板上寫字，他們就在下邊嚼煤，嘎嚼嘎嚼一片響，全都是一嘴角烏黑。”
這種謠言編織得實太離奇和荒唐！
但謊言畢竟不是事實。莫言1956年3月5日出生，到60年春天才四周歲。當時孩子一般7 歲入學，他怎么四歲就在小學讀書了？
60年春天，農村普遍都是公共食堂制度，哪能有公共食堂長期集體斷炊，使得大家都餓得去尋“草根、樹皮”吃之事？《安文》胡說什么那時“能吃的東西 –草根、樹皮、屋檐上的草-幾乎都吃光了”，然而農村春天，“能吃的東西 –草根、樹皮、屋檐上的草”，山上、田梗、地頭到處都是，“幾乎都吃光”有可能嗎？按照人的生理極限，公共食堂集體斷炊之后，大家靠“草根、樹皮”維生，能不能支撐得到“幾乎吃光草根”而不早就統統餓死？
就算大家個個“堅強”沒有餓死，總也是奄奄一息了吧！那時的莫言和同學還能照舊堅持上學？是走著去的還是爬著去的？再說， 那位 老師怎能還有氣力照樣站著“寫黑板”？至于說什么莫言和同學都在課堂里嚼起黑煤塊，“都說越啃越香”，這能是客觀實在？那時的人民教師，對學生“極端的負責任”，聽到課堂同學啃著黑煤發出“嘎嚼嘎嚼一片響”，能夠置若罔聞，不聞不問？這種蓄意毀謗、污蔑，無恥至極！
最后，所謂毛澤東時代是“大多數中國人挨餓的年代”問題。
《安文》開門見山，竟然斷言，莫言“從出生起就吃不飽，趕上大多數中國人挨餓的年代。”這是把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毛澤東時代惡毒污蔑為“大多數中國人挨餓的年代。”這些年來，李銳、謝韜等人時不時放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年代”的毒箭攻擊毛澤東，《安文》不僅在為這種反毛大合唱搖旗吶喊，而且作出了“新的貢獻”，以至于把整個毛澤東時代惡毒污蔑為“大多數中國人挨餓的年代。”
莫言是1956年3月5日 出生的。所謂“從出生起就吃不飽，趕上大多數中國人挨餓的年代”，直接指的是1955年至1958年這期間。這就是說，不僅三年困難時期是“挨餓的年代”，而且它前面的好幾年合作化期間也誣為“挨餓的年代”。而其實，從1955 至1958這四年，正好我國農業是連年豐收的四年，糧食總產分別是18395萬噸、19275萬噸、19505萬噸和20000萬噸，同比增長分別為8.5%、4.8%、1.2%和2.5%。而1949年全國的糧食總產，僅為11320萬噸。在此期間，我國農民生活比起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少數社隊可能糧食不夠，但把這一時期說成我國“大多數農民饑餓的年代”，則純屬污蔑。不僅如此，“大多數中國人”當然包括廣大工人、干部、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他們都有國家規定的定量糧食供應，根本不存在所謂“饑餓”問題。《安文》說：“1976年，他當了兵，從此和饑餓道別了。從新兵連分到新單位時，精粉小饅頭，他一次就吃了8個。”
這是說，整個毛澤東時代，都是“饑餓的年代”，不管在農村也好，當工人也罷，直到參軍后“才道別挨餓的年代。”
《安文》如此信口雌黃，污蔑毛澤東時代是“大多數中國人挨餓的年代”，潛臺之詞，解放前的國民黨時期倒真是“豐衣足食的年代”！
總上可知，《安文》是一堆精心編織的謠言。這些東西如果出自當時臺灣蔣介石的“對大陸廣播”，倒是自然之理，而在社會主義中國，則是不能不令人極其驚訝。當然，就那些對共和國前三十年，對毛澤東 ，對社會主義懷著深仇大恨的人來說，放出這么一堆東西，也不足為怪！
謠言編得太離奇，連造謠者自己也常被弄得糊里糊涂。
《安文》在連篇的謊言中，難免不漏出若干真象，以至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請看《安文》在快結尾時描繪莫言是如何 “下定決心，長大后一定要當作家”的吧!
“當然饑餓的體驗，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他成為作家，緣于偶然。那次，有個‘右派’大學生說他認識個作家 ，寫了本書，就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聽說作家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兒的，那些肥油就勁地往外冒。他不相信天下竟有每天吃三頓餃子的人，但那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他說：‘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那時，他就下決心，長大后一定要當作家。”
唉呀呀！這不是清楚說明：在毛澤東時代，那個“大多數中國人挨餓的年代”，莫言這個不是作家的‘作家’據說餓得“嚼黑煤塊”，而真正的作家卻“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兒的，那些肥油就勁地往外冒”咧。
所謂“饑餓的作家”就這樣自己打自己的嘴吧。大千世界，說怪也真不怪！
《讀者》竟然用這樣的謠言來蒙騙讀者，究竟是為了什么？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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