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時間：2009-10-07
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張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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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視野編者按：張捷同志對蘇聯問題的研究很有造詣，特別是對蘇聯和俄羅斯文學領域的研究更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本刊已發表過他的幾篇文章，深受讀者的好評。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他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振興、發展與失敗的歷史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能夠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階級斗爭觀點，堅持階級分析方法，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不隨風搖擺，不隨波逐流。這樣旗幟鮮明而又十分嚴謹的學術風格及其研究成果，必然會得到讀者的歡迎與共鳴。
本期首發的《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張捷同志近期又一力作。文章以翔實的資料(特別是近幾年俄羅斯書刊、報紙新披露出來的大量歷史資料)、生動地描述，深刻地辨析蘇共二十大以來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尖銳對立與斗爭。讀起來，猶如把一個電閃雷鳴般的歷史場景再次展現在我們面前。
文章以大量事實，揭露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給蘇聯、東歐各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并揭示出深刻的教訓。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蘇共二十大召開以來的五十年里，整個世界發生了驚心動魄的變化。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在政治地圖上消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如今世界上呈現出的是一種帝國主義國家橫行霸道、剝削和欺壓別國人民的景象。時光似乎倒轉了，歷史似乎走了回頭路。這一切都發端于蘇共二十大，確切地說，發端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五十年來無數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這篇文章共有4萬多字。分為五個方面的專題：一、秘密報告是如何出籠的;二、秘密報告講了些什么;三、赫魯曉夫為什么要做秘密報告;四、秘密報告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和后果;五、如何看待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及應該吸取哪些教訓。本刊將分4期發表。
歡迎讀者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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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從那時起，五十年過去了。
在蘇共二十大全部議程結束后舉行的秘密會議上，當時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做了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后來人們把這個報告稱之為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一事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使這次代表大會具有特殊意義，并成為蘇共歷史上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個報告是赫魯曉夫等少數幾個人炮制的，其出臺的內幕一直鮮為人知，最近十余年被掩蓋著的事實真相才陸續揭開。五十年來，在如何評價這個報告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論。蘇聯的劇變和國際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促使許多人開始重新認識它所起的歷史作用。今年俄羅斯報刊為紀念蘇共二十大五十周年發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談到了關于秘密報告的一些新情況和新看法。本文將根據近年來看到的材料，對秘密報告作初步的評述。現在分以下五個方面來講。
一、秘密報告是如何出籠的
蘇共二十大是一次例行的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的決定是蘇共中央于1955年7月召開的全體會議作出的。當時確定的大會議程有以下四項：(一)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二)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三)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1956～1960年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四)選舉黨的中央機關。當時沒有提出要在大會上做關于反對個人崇拜的報告。在秘密會議上做這樣的報告的決定，是代表大會開幕前夕在赫魯曉夫堅持下匆忙作出的。
這個報告的題目上面已經提到過，叫做《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過去不少人認為批判個人崇拜問題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首次提出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為了講清這個問題，需要從斯大林逝世后說起。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馬林科夫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并主持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成為主要領導人。貝利亞被任命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部長，莫洛托夫被任命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長。在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以這三人為首的三個派系。當時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成員的赫魯曉夫因羽翼未豐，在一段時間內處于搖擺于各個派系之間的狀態。從當時蘇聯國內情況來說，斯大林在世時實行的某些政策確實需要進行一些調整，某些做法需要改變，過去犯的錯誤需要糾正。蘇聯新的領導集團的多數成員認識到這一點，同時覺得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立即采取行動。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禮上的講話，雖然如同歷史學家茹科夫所說的那樣，像是在斯大林靈前宣誓[1] ，但是在舉行葬禮后的第二天，即1953年3月10日，他就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說，蘇聯社會的許多不正常現象是由個人崇拜造成的，提出“必須停止實行個人崇拜的政策”。[2] 態度改變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想像。這大概是首次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1953年3月19日以后，蘇聯報刊實際上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這與十來天前的一片沉痛的哀悼聲和熱情歌頌聲形成強烈反差。馬林科夫提議在1953年4月召開一次中央全會討論個人崇拜問題，并作了講話的準備和起草了全會的決議。他準備的發言稿開頭這樣說：“同志們，受蘇共中央主席團委托，我認為有必要講一下一個對進一步鞏固和團結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來說具有巨大意義的重要的根本問題。我指的是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的問題，應當直截了當地說，這樣的理解在我們這里得到廣泛流傳，結果對個人崇拜進行著有害的宣傳。用不著證明，這種崇拜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它本身無非是社會革命黨人的觀點。”[3] 后來因為這個提議沒有得到領導集團內多數人的支持，中央全會沒有開成。上述事實說明，馬林科夫是反對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貝利亞也不甘落后，他提出各種具體建議并開始采取各種行動。他提議頒布大赦令，為“醫生案件”平反，釋放一批黨政高級官員和各界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熱姆丘任娜)，提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盡管貝利亞提出的某些建議是合理的，他的某些行動有其積極意義，但是不難看出他意在推卸自己對過去的錯誤應負的責任，達到籠絡人心和鞏固自己的地位的目的。他的行動引起了領導集團其他成員的猜疑。當時領導集團內部的明爭暗斗主要發生在馬林科夫與貝利亞之間。而與貝利亞在一些問題上發生正面沖突的赫魯曉夫支持馬林科夫，他與和其他領導成員進行密談，指出貝利亞的野心和把他留在領導集團內的危險性，說服他們對貝利亞采取行動。6月26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會議上逮捕了貝利亞。7月2日至7日中央全會討論貝利亞的問題，馬林科夫作了報告并作了總結，赫魯曉夫等人都發了言。全會決定撤銷貝利亞的中央委員職務并將其開除出黨。1953年12月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處其死刑并立即執行。
值得注意的是，馬林科夫在上述中央七月全會上做總結時，又談到了反對個人崇拜問題，他認為問題不僅在于進行個人崇拜的宣傳，而且在于直接違背了集體領導的原則，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誤。他說，“我們應當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并把這個問題寫進全會決議。他為了說明個人崇拜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理解，引用了馬克思1877年寫給法國政治活動家威爾芙姆•布洛斯的信中以下的一段話：“我‘不生氣’，恩格斯也一樣。我們兩人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一個例子就可證明：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不予答復，偶爾答復，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擯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后來拉薩爾所作所為恰恰相反。)”[4] 這段話后來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里也引用了。馬林科夫還就有人在全會上的發言中涉及到了斯大林的繼承人問題表態說：“任何個人都不敢、不能、不應該和不愿意扮演繼承人的角色。作為偉大的斯大林的繼承人的，是黨的領導人的緊密團結的集體……”[5] 盡管如此，馬林科夫的主張并未取得多數人毫無保留的支持，會上提出暫時不把批判個人崇拜這件事公之于眾，因此在關于召開全會的公報里對此只字未提。
但是馬林科夫繼續堅持反對個人崇拜的主張。1953年7月，他組織人起草了一個蘇共中央關于紀念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五十周年的決議，對黨的歷史作了完全不同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說明，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了三次，在最后部分提出了“根除”唯心主義的個人崇拜的要求。此決議未能通過，但以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的名義于7月下旬全文發表。接著《真理報》又先后發表了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彼洛夫的《蘇聯共產黨五十年》一文，其中基本上重復了上述決議草案的內容，有的刊物發表了一些批判個人崇拜的文章。但是在馬林科夫作為主要領導人的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批判個人崇拜的運動沒有大規模開展起來。
上面提到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幾個月里，作為中央書記處的書記之一的赫魯曉夫沒有完全站在某一派一邊，甚至表面上也對貝利亞采取友好態度。他在中央七月全會的發言中對他的這種“策略”作了生動的描述。他說：“有的同志說：怎么會這樣，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貝利亞挽手而行，他們倆也許在議論我。也許會對另一些人說，赫魯曉夫也跟他這樣。這完全正確。散過步，我也散過步。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說：你們一起走來走去，在討論什么問題。我回答說：都是扯談，他說各種下流話，聽得叫人討厭。我認為到適當時候，這種散步會給我們帶來好處，而且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們三人——馬林科夫、我和貝利亞——同乘一輛車，雖然我們知道他是一個陰謀家，他對我進行陰謀活動，反對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反對馬林科夫。分手時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熱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這個下流家伙，這是最后一次握手，明天兩點鐘，我們就要擠對你。我們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夾起尾巴。同志們，對這種奸詐之徒只能這樣做。如果我們早一點說他是壞蛋，我相信，他會收拾我們。”[6] 在政治上進行攤牌的前夕，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居然能做到如此“冷靜”，真是難能可貴。這也說明，要制服“奸詐之徒”就要比“奸詐之徒”更奸詐。與此同時，赫魯曉夫為了加強對中央書記處的控制，對下屬機構進行了整頓和改組，把自己的人安排到關鍵崗位上，積極開展活動，更多地干涉黨務以外的工作，因此他在領導集團內的地位有所增強。在1953年9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作了《關于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報告。就在這一次全會上，他被批準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根據速記記錄，赫魯曉夫是在9月7日晚6時的會議上這樣被批準為第一書記的：
馬林科夫：同志們，全會議程到此結束，但是中央主席團有一個建議。
同志們，中央主席團建議批準赫魯曉夫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需要對此事作說明嗎?
喊聲：不需要。
馬林科夫：好，不需要。那么進行表決。贊成批準赫魯曉夫同志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請舉手。請放下。有反對的嗎?
喊聲：沒有。
馬林科夫：那么全會到此結束。現在宣布散會。[7]
根據卡岡諾維奇的回憶，選舉赫魯曉夫為中央第一書記的問題是馬林科夫在中央全會中間休息時突然提出來的，未經任何醞釀和討論。事后卡岡諾維奇問馬林科夫這是誰的主意，馬林科夫回答說，全會開幕前布爾加寧要他在全會上提出選舉赫魯曉夫為中央第一書記的建議，并以要挾的口氣說，如果馬林科夫不同意，那么他布爾加寧就自己來提。馬林科夫覺察到這不是布爾加寧一個人的意見，就同意了。[8] 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這個重要職位及其人選就是這樣產生的。
赫魯曉夫當上第一書記后，政治形勢和蘇共領導集團內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一些變化，爭奪最高領導權的斗爭開始主要在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之間進行。應當指出，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也與馬林科夫和貝利亞一樣反對個人崇拜，這可從下面的一件事看出來。1953年3月19日的《文學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作家的神圣職責》的社論，其中說道：“蘇聯文學面臨的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務，就是為我們當代人，為子孫后代塑造出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最偉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偉而豐滿的形象。”赫魯曉夫看到后大發雷霆，要求撤銷總編西蒙諾夫的職務。所以西蒙諾夫說，這時赫魯曉夫大概已想要過一段時間給斯大林下結論，已在考慮他三年后在二十大講的那些事情。[9] 但是在他當上第一書記時，馬林科夫早已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并正在積極進行，他覺得不便與他的競爭對手唱一個調子，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積極干預內政和外交事務、掌握更大的權力上。在大約兩年的時間里，他沒有提出進一步批判個人崇拜問題，相反，重新對斯大林作了某種肯定。1954年2月4日，蘇斯洛夫取得赫魯曉夫同意，指示全國主要報刊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際發表社論，指出斯大林是列寧的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并且緊密聯系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活動說明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根據某些論者分析，赫魯曉夫在1954年提出為“列寧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主要是為了打擊此案件主要策劃者馬林科夫。關于這個案件下面還要說到。
1955年2月赫魯曉夫終于迫使馬林科夫辭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同年7月的中央全會上，又在關于對南斯拉夫的政策的爭論中擊敗了莫洛托夫，從而鞏固了自己作為主要領導人的地位。在這之后，他對斯大林的真實態度才暴露出來，開始把批判斯大林的問題提上了日程。卡岡諾維奇在195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上的發言中這樣談到赫魯曉夫的變化：“1955年10月，在黨代會前四個月，赫魯曉夫提出了關于斯大林問題的議案。赫魯曉夫本人在黨代會前五個月還在發言和談話中稱列寧和斯大林是保證我們取得勝利的偉大領導人，說是他們保證了我們的勝利。這是代表大會前五個月的事!”[10] 卡岡諾維奇提起這件事，顯然意在嘲笑赫魯曉夫的變化之迅速。
1955年11月5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了紀念斯大林誕辰的問題。赫魯曉夫提議不再像往常那樣開紀念會，只在報刊上發表紀念文章。他的提議遭到了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的反對，卻得到布爾加寧和米高揚等人的支持，結果獲得通過。
12月31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了與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規模鎮壓行動有關的問題，從會議記錄來看，當時未經充分討論就決定成立以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專門研究審查有關大規模鎮壓行動的材料，該委員會的成員除波斯彼洛夫外，還有阿里斯托夫、什維爾尼克、魯堅科、謝羅夫等人。
1956年1月21日和1月23日赫魯曉夫和其他領導人先后出席了參加墾荒的先進青年大會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例會。他們在休息室里討論了一些迫切問題，如：是否可以在向二十大做的總結報告中利用波斯彼洛夫的委員會將要提供的材料，是否把大規模鎮壓的情況向大會報告。當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赫魯曉夫在回憶錄里對此作了追述，不過他把爭論的時間說成是在二十大開幕之后了。[11]
2月1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再次提出要不要向代表大會報告三十年代鎮壓行動的情況問題。當時傳訊了曾擔任特別重要案件偵查員的羅多斯。赫魯曉夫在羅多斯講述時不斷插話說：“有過錯的是職位更高的人。一些形同罪犯的分子被吸收來做這些事。有過錯的是上面的人。斯大林有過錯。”阿里斯托夫問他“有沒有勇氣說真話”。別的人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提出“應當承認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米高揚刺了他一句：“莫洛托夫同志，當時你是支持的!”卡岡諾維奇激動地說：“不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決定問題。不能這樣提出問題!……許多事情可以重新考慮，但是斯大林有三十年的時間居于領導地位。”莫洛托夫接著說：“在報告里不能不說斯大林是列寧的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布爾加寧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見，認為“報告里可以不說斯大林是繼承者，不夸大他個人的作用”。伏羅希洛夫對黨應當知道全部真相這一點表示同意，但是他說：“斯大林有沒有他的一份過錯?有的。骯臟的東西很多，您說得對，赫魯曉夫同志。在這方面有斯大林的一份。我們不能避而不談。但是應當好好考慮一下，以免把孩子連同臟水一起潑出去。”莫洛托夫贊同伏羅希洛夫的說法，說道：“應當恢復事實真相。但是要知道在斯大林領導下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這一點也是真的。有過做得不對的地方，做過丟臉的事——這也是事實。應當權衡一切。因此在代表大會前未必來得及這樣做。”赫魯曉夫在做總結時說：“斯大林忠于社會主義事業。但是用野蠻的方法做這件事。他消滅了黨。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把人身上所有神圣的東西都抹掉了。隨心所欲地處置一切。”他同意暫不向代表大會報告，不過提出不要給斯大林以過高的地位，應清理一下各種宣傳畫和書籍，多宣傳馬克思和列寧，加強對個人崇拜的批判。[12]
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又一次開會，這是決定是否向代表大會做關于反對個人崇拜的報告的一次關鍵性會議。會議聽取了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的報告。報告中說“1935年到1940年是我國對蘇聯公民進行大規模鎮壓的年代”，在這期間“根據從事反蘇活動罪逮捕了一百九十二萬零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六十八萬八千五百零三人被處決”。[13] 這給與會者以很大震動。赫魯曉夫乘機再次提出向代表大會報告大清洗的事，他說：“斯大林當不了領袖這一點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他把所有人都消滅了，那還是什么領袖?應當勇敢些，講真話……原因是個人崇拜，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14] 從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來看，他當時想在總結報告中增加反對個人崇拜的內容。他提醒持不同意見的人說，在討論總結報告時，每個領導成員“有權在代表大會上發表自己個人的觀點，即使這觀點與總結報告不一致”。[15] 言下之意，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他都將在大會上講個人崇拜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要挾。這時有人提出在大會上另做一個報告的問題。原來持不同意見的人被迫同意了，但他們提出時間緊迫，來不及做充分準備，最好把這個報告放到召開下一次代表大會時來做。赫魯曉夫反對這個意見，他說：“到二十一大就晚了，即使我們能活到那個時候和不讓我們提前作出回答的話。因此最好現在就做第二個報告。”[16]
盡管最后大家都同意做一個專門講個人崇拜的報告，但是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分歧很大，會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人為斯大林辯護。莫洛托夫說：“三十年來我們在斯大林領導下生活，進行了工業化，斯大林逝世后我們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黨。”卡岡諾維奇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見，主張“采取冷靜的態度，不把這三十年抹掉”。伏羅希洛夫則說：“那時有敵人。斯大林在對敵斗爭中變得兇狠了。不過在他身上還有許多符合人性的東西。”他主張采取謹慎態度。米高揚認為斯大林在1934年前表現得很英勇，而后來干了許多可怕的事，篡了權。布爾加寧提出應把斯大林的作用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二個階段他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把黨的功績歸于斯大林。馬林科夫不同意把斯大林的活動分為兩個階段，不做“一般講斯大林的報告”，而把一切與個人崇拜聯系起來。他還說，“無論與敵人進行什么樣的斗爭，都無法解釋為什么要大批殺害干部”。別爾烏辛主張在報告里不講好的一面，只講他如何篡權，消滅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殺害干部等。薩布羅夫要求對代表大會講明一切。他對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三人提出批評，認為他們的立場不對，說斯大林不是犯錯誤的問題，而是犯罪的問題。阿里斯托夫也對上述三人提出批評，他相信向代表大會講明真相不會使黨喪失威信。最后赫魯曉夫作了總結發言，他說：“我們大家都曾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過，但這并不能束縛我們。既然事實擺出來了，就〔需要〕加以說明，否則〔就會變得〕好像我們是為他的行為辯護。不〔應該〕害怕。〔但是應該〕不當庸人，不津津有味地談論這些。要徹底揭示個人的作用。”[17] 赫魯曉夫提議由波斯彼洛夫擔任報告人，主席團多數人認為這個報告最好由赫魯曉夫來做，赫魯曉夫同意了。在這次會議上，還決定把列寧的“政治遺囑”和給斯大林的絕交信分發給代表大會代表。
2月13日，在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開會，決定把在秘密會議上做關于個人崇拜的報告的建議提交中央全會批準。在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根據會議記錄，赫魯曉夫先談到總結報告，他說：“主席團審議了這個報告并且表示同意。中央委員們認為怎么樣?這報告不是代表主席團的，而是代表中央委員會的。怎么樣，全會要不要聽取這個報告?”這時會場上有人喊道：“同意!明天再聽!”于是總結報告就這樣“批準”了。赫魯曉夫接著說，“主席團經過多次交換意見，認為有必要代表中央委員會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做關于個人崇拜的報告。主席團會議決定此報告由我這個第一書記來做。不會有人反對吧?”他看到沒有人表示反對，便宣布全會結束。[18] 這次五分鐘的會議解決了上述兩個大問題，這種做法與1953年9月批準赫魯曉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做法如出一轍。
2月14日，蘇共二十大開幕。這時代表們手中已拿著發給他們的列寧的“政治遺囑”和他給斯大林的絕交信。在蘇共中央主席團不久前審議和批準的總結報告里，本來有“黨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從我們隊伍里奪走了列寧的偉大繼承者斯大林，三十年來，黨在他的領導下貫徹實行了列寧的遺訓”這樣一句話，而赫魯曉夫宣讀時把這句話去掉了。可是報告卻增加了批判個人崇拜的內容，其中說道：“中央堅決反對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個人崇拜，它把某一個活動家變成創造奇跡的英雄，同時貶低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導致他們的創造積極性的降低。個人崇拜的流行，降低了黨的集體領導的作用，有時造成我們工作上的嚴重失誤。”[19] 但是沒有點斯大林的名。大會通過的關于總結報告的決議中也提到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
在進行大會討論時，有七位代表在發言中談到了這個問題。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說得很簡短，具有表態性，他們這樣做，像莫洛托夫后來說的那樣，是因為擔心出現分裂而表明他們沒有不同意見。馬林科夫和蘇斯洛夫主要從加強集體領導的角度談反對個人崇拜。女歷史學家潘克拉托娃則從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說起，講了個人崇拜對歷史科學的消極影響。達吉斯坦代表達尼亞洛夫只簡單地提了一下。發言最激烈的是米高揚。他說，“大約二十年來，我們實際上沒有集體領導，被馬克思和列寧先后譴責過的個人崇拜盛行一時，當然這不能不給黨內的狀況和黨的活動產生極其消極的影響”。[20] 只有他一個人點了斯大林的名，說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關于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的論述“未必對我們有所幫助，未必是正確的”。大概他在發表這樣的高論時忘記了三年多前在十九大的發言中說過的話，當時他稱斯大林的這本書是“天才著作”，說它“以天才的光芒照亮了已經走過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道路以及通往輪廓日益清晰的共產主義未來的道路”，“在世界歷史和我國歷史的現階段中，不深刻領會斯大林同志給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提供的關于社會發展的法則和道路的新學說，要生活、建設和斗爭是不能想像的”。[21] 米高揚還號召歷史學家重新闡述斯大林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談到的許多事實和事件。[22] 他的發言遭到部分代表和客人的反對，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員甚至遞條子表示抗議。然而總的說來，大會是按照原定議程進行的，其他問題的討論都比較正常。盡管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里作為“創新”提出了“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和平競賽”)的理論，但是錯誤觀點尚未形成完整的綱領，如果不是這個秘密報告，暫時還不會掀起那么大的波濤。
在代表大會開幕時，赫魯曉夫手中還只有以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提供的關于三十年代大清洗的調查報告。他對這份報告不滿意，于是臨時設法加以修改和充實。根據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書記和《真理報》總編的謝皮洛夫回憶，在代表大會開幕后的第二天，即2月15日，他發了言后回到座位上，赫魯曉夫走到他跟前對他說：“我和這些人(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什么也干不了，而我還是想揭露個人崇拜問題。您能幫忙嗎?”謝皮洛夫點了點頭。于是他們離開會場來到老廣場蘇共中央大樓，赫魯曉夫要謝皮洛夫留下，讓他對報告進行加工和補充，并給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權。謝皮洛夫整整寫了兩天半，寫完后交給了赫魯曉夫。據他說，后來在聽赫魯曉夫宣讀報告時發現其中有整段整段他添加的話。整個報告究竟是誰最后定稿的，他不知道。[23] 根據俄羅斯現代史檔案館副館長普羅祖緬希科夫的說法，報告的“坯子”是上述波斯彼洛夫的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參與加工的有中央委員會的書記阿里斯托夫和謝皮洛夫。此外還從老布爾什維克斯涅戈夫準備的發言稿中汲取了一部分。最后，赫魯曉夫在做報告時脫離稿子，“即興”講了一些話。[24] 而《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一書的編者之一阿爾季佐夫在一次談話中說，2月13日中央全會決定增加報告的起草人員。2月18日由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簽署的報告第一稿提交給了赫魯曉夫。2月19日赫魯曉夫口授了一些內容。他的話以及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報告成為后來在秘密會議上宣讀的報告的基礎。不過他并不否認謝皮洛夫參與了這項工作。[25] 盡管各種說法的細節有所不同，但是報告是在代表大會開幕后少數人作了大量補充和修改、未按照程序進行討論就拿到代表大會上去的這一點，則是相同的。
蘇共第二十大代表大會原訂的全部議程于2月24日結束，這一天晚上代表們已投票選舉了新的中央機關——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而赫魯曉夫卻安排在這之后做他的秘密報告。根據某些論者分析，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擔心他的報告如安排在投票前可能會遭到代表們的反對而影響選舉結果。秘密會議不是像過去傳說的那樣在2月24日午夜舉行，而是在2月25日上午。當時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代表們都憑特別入場券入場。應邀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外國兄弟黨代表團的成員大多被拒之門外。可是卻邀請了一些不是代表的老布爾什維克到會。大會由蘇共中央主席團而不是由代表大會主席團主持，這就使人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代表大會的繼續還是另一次會議。赫魯曉夫站在講臺上滔滔不絕地講了四五個小時。參加過這次大會的雅科夫列夫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大廳里死一般地寂靜。既聽不到座椅發出的嘎吱聲，也聽不到咳嗽聲和竊竊私語聲。誰也不看誰——也許是由于發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許是由于驚慌和恐懼，這種感覺似乎將永遠留在蘇維埃人心中……赫魯曉夫列舉一個又一個事實，一個比一個可怕。人們離開會場時都低著腦袋。震動極其巨大。我個人也感到壓抑，不知道相信誰才好……內心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覺得赫魯曉夫講的是實情，但是我感到害怕，竭力不去這樣想。”[26] 據說赫魯曉夫做報告時甚至有人當場暈了過去。報告結束后，沒有按照議事規程組織討論，根本沒有讓代表們發表意見，而是宣讀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只有十幾行字的關于報告的簡短決議，就匆匆宣布散會。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不知出于何種考慮，既不全部錄音，也不安排速記員做詳細記錄，這又是與歷來的做法相悖的。
有的俄羅斯論者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歷史學家巴爾蘇科夫早在1996年就在認真研究赫魯曉夫回憶錄的全部錄音和解密的檔案材料的基礎上首次確認了這樣的事實：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向代表大會作關于個人崇拜的報告的決定和向中央全會宣布這一決定時，當時準備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起草的調查報告。后來在秘密會議上所作報告的許多內容是赫魯曉夫等人在大會期間通過緊張的“地下”活動加上去的。[27] 顯然，他認為這種做法是極不正常的。他把秘密報告的補充和加工稱為“地下”活動，不免有點夸張，不過這個報告由少數幾個人拼湊成后未按照規定進行討論和批準就拿到大會上宣讀這一點，則是確鑿無疑的。著名理論家科索拉波夫也在十年前指出，赫魯曉夫關于個人崇拜的報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經集體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會上去的”，“他的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反黨行為”，因此“嚴格地說，后來大聲稱道的‘二十大路線’或‘二十大精神’在黨內沒有取得合法地位”。[28] 2001年他又指出，赫魯曉夫在新的中央機關已經選出后代表中央委員會做秘密報告，那么人們就要問：赫魯曉夫代表的是哪個中央?他還說，在大會最后的議程結束后，代表們的受權也告結束，他們通過的決議就失去合法性。[29]
代表大會閉幕后，對這份匆忙拼湊而成的報告進行了加工，以供向各級黨組織傳達之用。這個文本在給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的領導人傳閱過程中被泄漏，譯成英文刊登在1956年6月4日美國《紐約時報》上。西方有關部門又將其返譯為俄文廣為散發。在傳播過程中版本不斷增加。1956年在蘇共中央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蘇霍杰耶夫說，這個報告最后共有十一個版本。[30] 在蘇聯國內到1989年才公開發表，刊登在《蘇共中央通報》第3期上。據聽過這個報告的人說，它與赫魯曉夫當年在臺上講的不完全符合。有人指出，其中“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笑聲”、“全場一片憤怒聲”、“全場活躍”等字樣是加工的人加上去的，因為當時全場自始至終一片沉默。由于上面所說的原因，現在已無法知道當年赫魯曉夫講的確切內容。現在只能以1989年公開發表的本子為根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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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1989年10月27日《真理報》。
[3] 轉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權力的秘密》一書，2005年，第639～6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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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見Л.卡岡諾維奇的《備忘錄》一書，1997年，第5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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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見《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2～293頁。
[12]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08～309頁。
[13]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17頁。
[14]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49頁。
[15]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3～294頁。
[16]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4頁。
[17] 見《平反：事情的經過(文件匯編)》，第1卷，2000年，第349～350頁。
[18] 見Ю.阿克秀京的《赫魯曉夫的“解凍”和蘇聯1953～1964年的社會情緒》一書，2004年，第163～164頁。
[19]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上冊，1956年，第102頁。
[20]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上冊，1956年，第302頁。
[21] 《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中文版，1955年，第495，497頁。
[22] 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上冊，1956年，第325頁
[23] 見Д.謝皮洛夫的談話，《星火畫報》1996年第2期第66頁。
[24] 見2006年2月20日《莫斯科共青團員報》。
[25] 見2001年2月27日《勞動報》。
[26] 《論據與事實報》2000年第47期。
[27] 見1996年2月21日《文學報》。
[28] 見1996年2月15日《俄羅斯真理報》。
[29] 見《請斯大林同志講話》，增訂版，2002年，第489～490頁。
[30] 見《星火畫報》2006年第7期第20頁。
二、秘密報告講了些什么
上面說過，波斯彼洛夫的委員會提交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調查報告只講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而赫魯曉夫在秘密會議所做的報告內容大大增加了，時限從三十年代延長到五十年代初。它的開頭部分講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接著就開始講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然后講戰爭年代斯大林的活動(其中包括把一些少數民族居民遷往內地的做法)、戰后年代的鎮壓行動、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沖突以及斯大林在他的《傳略》中和其他場合進行“自我吹噓”的表現。最后是結論部分。
秘密報告雖然一開頭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但是沒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個人崇拜這一社會歷史現象作具體分析，更沒有講清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社會基礎和形成過程。赫魯曉夫襲用上世紀二十年代反對派反對斯大林的做法，搬出了列寧于1922年12月24日給代表大會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對這封信的補充，摘引了其中列寧對斯大林的評論;同時赫魯曉夫又宣讀了克魯普斯卡婭向加米涅夫敘述斯大林如何粗暴對待她的信以及列寧給斯大林的絕交信，來說明斯大林的為人。應該指出，當年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對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皮達柯夫等六人逐個進行了評述，指出了他們的長處和弱點，赫魯曉夫只引用列寧對斯大林的評論，無疑是為了給代表們造成列寧只對斯大林有意見的印象。至于說到克魯普斯卡婭與斯大林之間的沖突，那么列寧的妹妹瑪麗婭•烏里揚諾娃作了很好的說明，她說，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發生的不愉快事情“具有純粹個人的性質，與政治毫無關系……這件事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中央全會根據醫生的要求，委托斯大林進行監督，不要讓人們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間告訴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讓他激動，以免使病情惡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里的人告訴他此類消息而申斥了他們。伊里奇偶然知道了這一點，——而此類保護制度通常都使人覺得難以忍受，——就對斯大林進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結了。不用說，如果伊里奇當時不像我指出的那樣病情很重，他會對這件事作出另一種反應。關于這件事的文件都在，如果中央需要的話，我可以立即出示。”[1] 由此可見，赫魯曉夫宣讀這兩封信說明不了什么問題。
秘密報告用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講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他說，在1935-1937-1938年這個時期，“形成了在國家部門進行大規模鎮壓行動的做法，開頭針對那些早已被黨擊破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著也針對許多忠誠的共產黨人，針對那些在國內戰爭時期、在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最艱苦年代肩負重擔的忠誠的共產黨人，那些曾積極反對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衛黨的列寧主義路線的人。”。[2] 赫魯曉夫雖然稱反對派為“列寧主義的敵人”，出于種種考慮沒有為他們平反，但是認為他們都是無辜的，也是斯大林恣意妄為的受害者。[3] 他向大會公布了波斯彼洛夫的調查報告中的材料，說1934年第十七代表大會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九十八人(70%)被捕和被槍決，出席大會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有半數以上(一千一百零八名)被捕，以此來說明鎮壓規模之大。[4] 他指責斯大林使用“人民的敵人”的概念，說有了這個概念，就可以違反任何法制任意處置不同意見的人。他嚴厲譴責國家保安機關粗暴破壞法制的種種行為，并且指出，這種做法是經過斯大林批準的。他還說，大規模鎮壓行動是在1934年底基洛夫被刺開始的，并且強調這個案件的有關情況至今還有“許多無法說明和無法理解的地方”，[5] 暗示是斯大林指使內務部人員干的。這里順便提一下，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說，他深信基洛夫是根據斯大林的吩咐殺死的，目的在于嚇唬人民。[6] 而二十大后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成立專門委員會進行調查，沒有拿出任何證據;“改革”年代又重新進行調查，仍然如此。關于斯大林與基洛夫之間存在著矛盾和關系緊張的斷言，早已為事實推翻。可見這是赫魯曉夫的猜測。報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魯祖塔克的申訴書以及講述了某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來說明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如何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并且強調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縱容下進行的，從而把這場肅反完全描繪成一場斯大林為排除異己殘殺無辜的慘劇，可是他有意避而不談當時存在不存在應加以鎮壓的敵對分子的問題，不講他所說的錯案具體錯在哪里，根本不提1938年聯共(布)中央采取的糾偏措施和對破壞法制的人的懲治，這就歪曲了歷史真相。
列寧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7] 因此脫離具體歷史條件來看待各個階級、政黨和個人的活動，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的。赫魯曉夫恰恰就是這樣做的。我們知道，三十年代蘇聯面臨的形勢十分復雜。從國際上說，蘇聯處于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西歐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對它采取敵視態度。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勝利及其反共的叫囂和侵略擴張的野心，使得蘇聯一直處于戰爭陰云的籠罩之下，需要從各方面做好反對外敵入侵和保衛國家的準備。而從國內來說，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敵對階級的力量大大削弱，但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仍在用各種方式進行反抗。黨內斗爭余波未息，反對派的首領們仍在進行活動。而且蘇聯當局從獲取的情報發現，他們正在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一場肅反運動，無論對保持國內穩定還是對防止敵人內外勾結搞垮蘇聯來說，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說，這也是備戰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知道，二戰開始后，西歐不少國家在法西斯發起進攻后一觸即潰，德國“第五縱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蘇聯在法西斯入侵后國內沒有發生里應外合的叛變活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徹底肅清了反革命。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國駐蘇大使的戴維斯在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說，“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認為1935年到1939年對叛徒的審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氣憤的野蠻行徑和忘恩負義的行為，是歇斯底里的表現。然而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做法證明斯大林及其親密戰友具有驚人的遠見。”[8]
當然，肅反犯有擴大化的嚴重錯誤，造成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悲劇。在三十年代下半期國內形勢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斯大林把敵情估計得過于嚴重，沒有根據階級斗爭的新特點及時調整政策，有時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處理思想問題和黨內斗爭的問題，沒有嚴格按照法律辦事，輕易地采取一些極端措施，殺了不少受到懷疑或罪不當誅的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對這一切斯大林當然應該承擔責任。但是造成悲劇的原因不能單純用斯大林個人的問題來解釋，那就把事情簡單化了。這里還有別的因素起了作用。首先，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大容易做到像在正常情況下那樣對各種案件進行深入細致的審查;其次，有一些異己分子混入了執法機關，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肆意破壞法制，草菅人命;第三，在當時的氣氛下，有人或為了保全自己，或為了取得信任，或為了得到升遷，進行相互揭發，亂攀亂咬，弄得一時真假難辨。在干部隊伍中，尤其在高級干部中，有一批對肅反過于熱心的人，他們表現得異常積極，采取了許多過頭的做法，這些人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那位站在代表大會講臺上理直氣壯地指責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高級干部當中的一個。
根據熟悉內情的人透露，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通過他的親信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人謝羅夫和他直接領導的保管各種檔案材料的蘇共中央總務部的有關人員，銷毀了關于他參與鎮壓行動的文件和材料。現在擔任直屬總統的平反委員會秘書長的納烏莫夫證實，銷毀的材料達十一紙袋之多。[9] 同時，據前克格勃主席謝米恰斯內依說，謝羅夫還幫助赫魯曉夫消除某些文件上的簽名。[10] 但是盡管赫魯曉夫及其親信作了很大努力，仍無法做到消除所有痕跡。198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的報告里說：“克格勃的檔案里保存著能證明赫魯曉夫參與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大規模鎮壓行動的材料……他本人呈交了建議逮捕莫斯科蘇維埃和莫斯科州委領導人的文件”。另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秘書波利亞科夫說，1937年赫魯曉夫每天都給莫斯科內務局打電話詢問逮捕犯人的情況，他說：“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盧加或梁贊。”[11] 同年8月14日，他在一次講話中又說：“需要消滅這些壞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動一下，要為了人民的利益跨過敵人的尸體往前走。”截止1937年底，三十八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書記中有三十五人遭清洗，莫斯科州的一百四十六名區委和市委書記中有一百三十六人被捕，遭到同樣命運的還有許多蘇維埃機關、工會、經濟部門、共青團的領導人以及科學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逮捕令是由赫魯曉夫參加的“三人小組”簽發的。[12] 1938年1月他調到烏克蘭工作后，那里有大批黨政機關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干部，其中包括烏克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一批人民委員和副人民委員以及州委書記等被捕并被判處極刑和長期的有期徒刑。[13] 在這期間他還向斯大林寫信告狀，信中這樣寫道：“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烏克蘭每月報送審批逮捕的為一萬七千到一萬八千人，而莫斯科批準的不超過兩千到三千人，請求您采取緊急措施。熱愛您的Н.赫魯曉夫。”[14] 歷史學家茹科夫在政治局檔案里找到了一些文件，證明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工作時曾請求批準槍決八千五百人，把三萬三千人送往勞改營，而調到烏克蘭后，請求槍決或關押三萬人。[15] 這些事實證明，赫魯曉夫本人曾對三十年代的肅反擴大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改革”年代起擔任平反委員會主席的雅科夫列夫說：“赫魯曉夫并沒有少讓人流血，而與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16] 這是雅科夫列夫研究大量材料后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為采取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制造理論依據。他說，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間召開的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就企圖這樣做，說什么隨著我們向社會主義推進，“階級斗爭會愈來愈尖銳化”。[17] 他又說，混入國家安全機關的別有用心分子和無恥的追求名利之徒曾利用斯大林提出的“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的公式和這次全會根據葉若夫的報告通過的決議，以黨的名義來掩飾大規模的恐怖行動。[18] 斯大林確實曾幾次說過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話，這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激烈斗爭的時期。例如，他在1930年6月代表中央向聯共(布)十六大做的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對資本主義分子展開了大規模進攻，我們大大向前推進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展開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建設。這些現象對于剝削階級不會沒有影響。通常伴隨著這些現象的是垂死階級的破產，農村富農階級的破產，城市小資產階級各階層活動地盤的縮小。很明顯，這一切不能不使階級斗爭更加尖銳，不能不使垂死階級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19] 而到1937年，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時斯大林的提法有了變化，他在上面赫魯曉夫提到的報告里是這樣說的：“相反地，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采用更尖銳的斗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國家，他們愈要抓住最絕望的斗爭手段來作最后的掙扎。”[20] 斯大林明明說的是“剝削階級的殘余”，赫魯曉夫卻硬說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的公式;斯大林說的是這些殘余將“采用更加尖銳的斗爭形式”，赫魯曉夫改為“階級斗爭愈來愈尖銳化”。赫魯曉夫的篡改流傳甚廣。科索拉波夫不無感慨地說，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引用赫魯曉夫的話，卻沒有想到去與斯大林的原文核對一下。
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時，肅反運動已過去了二十來年，當年的錯誤正在糾正或已經糾正，它將成為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黨的領導人本應采取冷靜態度，引導全黨在查明事實和全部真相的基礎上正確對待過去，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防止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可是赫魯曉夫為了達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這樣做，他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和夸張的語言講述過去發生的事，并且即興發揮，加上自己的臆測和推斷，同時大量引用某些受害者的申訴，來揭露斯大林和其他當權者的“殘暴”和“不人道”，這增強了報告的揭露性和煽動性，而沒有對造成悲劇的原因和應該汲取的教訓作出像樣的分析和說明，他這樣做，實際上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炮彈。
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建立的偉大功勛是舉世公認的，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威望。赫魯曉夫深知，要否定斯大林，除了夸大他在肅反方面的錯誤外，還應把他領導戰爭取得勝利的功勞一筆勾銷，于是大講他的失誤。因此揭露斯大林在戰爭年代的所謂錯誤和失算成為秘密報告的一個重要部分。報告的這一部分的特點是歪曲事情的本來面目，毫無根據地下各種斷語，編造事實，達到了信口開河的程度。
首先，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把戰爭初期發生的悲劇歸咎于德國人對蘇聯進行了突然襲擊，說什么斯大林在“既有時間又有能力”的情況下沒有認真做好備戰工作。[21] 照赫魯曉夫的說法，在戰爭爆發前，斯大林對從各種渠道得到的德軍準備發動進攻的情報“置若罔聞”，他的“這種漫不經心，漠視明顯的事實的態度”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使得敵軍在戰爭一開始就在國境線附近擊毀“我國的大量飛機、大炮和其他軍事裝備，消滅了眾多軍事干部，打亂軍隊的指揮，結果我們無力阻止敵軍向我國內地推進”。[22]
而實際情況是，希特勒上臺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他們實行加快國家工業化的方針，就包含著備戰的目的。盡管作出了極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過去的基礎太差，與德國比較，國力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莫洛托夫后來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采取了許多措施，但仍然不夠。許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做……”他還說，“斯大林在戰前曾認為，只有到1943年我們才能與德國人勢均力敵”。[23] 因此斯大林想盡各種辦法以推遲戰爭的爆發。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步驟，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在進行軍隊部署和采取具體的備戰措施時盡可能不使對方發覺，以免對方以此為借口提前發起進攻。在戰爭前夕，蘇聯領導人確實從各種渠道得到各種情報。那時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莫洛托夫曾說，他每天要用半天時間看這些情報，什么樣的情報都有，所說的德軍發動進攻的日期各不相同，一時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當時蘇聯尚未與英國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因此斯大林對丘吉爾提供的德國將進攻蘇聯的情報抱懷疑態度，認為丘吉爾這樣做另有所圖。根據他的看法，德國在結束西歐的軍事行動之前不會東進，并不完全相信德國會在近期入侵蘇聯，因而也就沒有要求邊境軍區部隊立即進入戰爭準備狀態，直到接到德軍將在6月22日凌晨發動進攻的報告后，才下達備戰和反擊的命令。這就使得蘇聯紅軍在戰爭爆發后一時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損失。應該說，這是斯大林判斷上的失誤，是一位領導人難以完全避免的，而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漠視各種情報和信號”，不作迎戰準備。
赫魯曉夫接著指出，戰爭初期的失利還因為1937年到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多疑，根據誣蔑性的指控殺害了大批部隊指揮員和政工人員”。[24] 這里他指的是1937年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將領的案件以及在這之后對部隊干部的清洗。應該指出，這是事出有因的。圖哈切夫斯基當時擔任副國防人民委員，握有實權。蘇聯政府從不同渠道收到了關于他與德國軍方聯系密切并有可能發動軍事政變的情報。同蘇聯保持友好關系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于5月中旬親筆寫信，告知他從德國了解到的有關情況。斯大林采取果斷措施，立即逮捕了圖哈切夫斯基等人。圖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很快在筆供中承認了犯罪事實，于是軍事法庭迅速作出判決，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高級將領被判處死刑。這件事成為在軍隊里開始清洗的訊號。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對圖哈切夫斯基等人采取堅決措施是必要的，可以撤銷他們的職務并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萬一確有此事而不加以防范，后果不堪設想。問題過于匆忙地作出死刑判決，如果發現錯誤就無法補救。同時，當時擔任國防人民委員的伏羅希洛夫及其副手們在清除滲透到部隊的外國代理人的過程中搞過了頭，原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則借口政治不可靠而從部隊中清除了約四萬名有經驗的指揮員，這些做法確實影響了部隊的戰斗力。赫魯曉夫指摘斯大林時，大概又“忘記”了他作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基輔軍區也搞了大規模清洗，他和其他領導人在一份報告里說，那里的九名軍長被全部被撤換，二十五名師長撤換了二十四名，九名旅長撤換了五名，其他各級干部被撤換的比例也很大。[25] 不過聯共(布)中央于1938年開始糾正這些做法，恢復了一萬一千名有經驗的指揮員(其中包括后來成為杰出統帥的羅科索夫斯基、麥列茨科夫、戈爾巴托夫等人)的軍籍，從而減輕了損失。另一方面，戰爭爆發后在處于不利的情況下，紅軍內部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倒戈行為，這說明這次清洗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而且關于圖哈切夫斯基案件是否是錯案一直有不同意見。當年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認為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確實企圖發動軍事政變，反對為他們平反。一些歷史學家也持這樣的態度。最近作家卡爾波夫在《大元帥斯大林》一書中說，開頭他曾為圖哈切夫斯基辯護，認為他是無罪的，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改變了看法。[26] 赫魯曉夫不講當時的具體情況，不分析當時得到的情報(尤其是貝奈斯提供的情報)的可靠性程度而一概加以否定，籠統地把錯誤的產生歸結為斯大林的多疑，這就再次歪曲了歷史真相。
在談到戰爭初期斯大林的表現時，赫魯曉夫斷定說，“在前線遭到最初幾次嚴重的挫折和失敗后，斯大林認為末日來臨了……在這之后他很長時間實際上沒有領導作戰行動，什么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員去見他，對他說為了改善前線的狀況需要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時，他才重新擔負起領導工作”。[27] 可是戰爭爆發時赫魯曉夫遠在基輔，根本不可能親眼看到斯大林這時的心情和表現。翻一翻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才知道這是他從他在秘密報告中痛加批判的貝利亞那里聽來的。[28] 事實是：在戰爭爆發前后，斯大林不顧身體有病(根據他身邊的人說，這時斯大林得了嚴重的咽喉膿腫，體溫高達四十度[29] )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他發表命令，調兵遣將，領導抗擊敵軍的斗爭;他對政府部門進行改組，以適應戰時的需要;他安排軍工生產，以保證部隊的武器彈藥供應;他在做大量的組織工作的同時，還會見各方面人士，鼓舞他們的斗志。克里姆林宮接待室的一本來訪者登記簿逐日逐時地記下了這些日子斯大林會見的人。根據登記簿記載，1941年6月22日即戰爭爆發的一天，他會見了二十九人次，6月23日會見了二十一人次，6月24日會見了二十人次，6月25日會見了二十九人次，6月26日會見了二十八人次，6月27日會見三十人次，6月28日會見了二十一人次，在他會見的人當中有政治局委員、元帥、將軍、人民委員和意識形態部門的負責人，有時會見一直持續到深夜。[30] 在這些日子里莫洛托夫一直在斯大林身邊，對情況最為了解。詩人丘耶夫在與他談話時問他：“有人這樣寫道，在戰爭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驚慌失措，喪失了語言能力，是這樣嗎?”莫洛托夫回答道：“不能說驚慌失措，心情沉重倒是真的，但是不表現出來。斯大林無疑有他的難處。要說心情不沉重是荒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繪成不是他當時的樣子——居然把他描繪成一個悔過的罪人!這當然很荒謬。所有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連驚慌失措或喪失語言能力的時間都沒有。”[31]
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里又說：“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條戰線的實際情況。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他沒有到過任何一條戰線和任何一個解放的城市，只在前線處于穩定狀態時閃電式地去過一次莫扎依斯克公路……可是斯大林直接干預作戰的進程并發布各種命令，這些命令常常沒有考慮到該作戰地段的實際情況，不能不導致重大的人員損失。”[32] 作為例子，他講了1942年5月的進攻哈爾科夫的戰役。他說，當哈爾科夫地區的形勢變得十分嚴重時，西南方面軍領導作出了停止包圍哈爾科夫的正確決定，并報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卻要求把戰斗繼續進行下去。于是他打電話給總參謀長華西列夫斯基，請求他拿出地圖向斯大林說明形勢。然后他又給斯大林打電話，斯大林不接電話，卻讓馬林科夫轉告說：“一切按原計劃進行。”結果犧牲了十幾萬士兵的生命。[33] 這樣就把這次戰役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
首先應該指出，赫魯曉夫說斯大林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到過任何戰線的說法就不符合事實。根據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回憶，斯大林在莫斯科保衛戰期間曾兩次親臨前線，謝爾戈帶著電臺陪同前往。[34] 華西列夫斯基也在回憶錄里寫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就去過西方面軍和加里寧方面軍視察。而且在華西列夫斯基看來，對最高統帥斯大林來說，這樣的外出大可不必，他待在黨中央和大本營最合適，因為有現代化的通訊工具，各種各樣的情報源源不斷，他能及時了解軍事行動的過程以及各方面軍的需求和困難，作出有效的和正確的決定。[35]
至于說到哈爾科夫戰役，那么應該指出，進攻哈爾科夫的計劃是西南方面軍司令員鐵木辛哥和軍事委員赫魯曉夫提出來的。總參謀長認為實施這次戰役是冒險的，建議不要進行。但是鐵木辛哥和赫魯曉夫堅持自己的意見，并向斯大林保證必獲全勝，于是斯大林才批準了這個計劃。在實施過程中，開頭進展順利，不久情況發生了變化，敵軍突破了防線，到5月18日，形勢急劇惡化。總參謀部建議停止進攻。根據朱可夫回憶，5月18日他“在最高統帥部參加了斯大林與西南方面軍司令員的一次談話，清楚記得，最高統帥當時對敵人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地區的勝利，向鐵木辛哥明確地表示嚴重不安。5月18日晚上，最高統帥又就這個問題與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赫魯曉夫進行了談話。后者表達了與西南方面軍司令員同樣的見解：盡管敵人克拉馬托爾斯克集團的危險在增大，但沒有理由中止正在進行的戰役。最高統帥以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提出的必須繼續進攻的報告為理由，拒絕了總參謀部的意見”。朱可夫特別指出：“有一種說法，說什么南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曾向最高統帥提出過告急的報告，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可以證明這件事，因為我親自參加了最高統帥的談話。”[36] 就連對斯大林持批判態度的沃爾科戈諾夫也不同意赫魯曉夫的說法，認為朱可夫的說法比較可信，他說，如果這是赫魯曉夫健忘，那倒也好說，但是如果是為了推托歷史責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37]
赫魯曉夫在敘述他如何與華西列夫斯基通電話時，編造了“斯大林按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的謊言。麥列茨科夫元帥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比這更荒唐的話。赫魯曉夫還指責斯大林在紅軍阻擋住了敵人并轉入進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仍堅持正面攻擊的戰術，反對采取側翼迂回和切入敵人后方的方法，給紅軍造成無謂的犧牲。[38] 他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懂得及時改變戰術、自以為是、歇斯底里地固執己見、貶低別人、把功勞歸于自己的人，并且提出“必須對許多戰役重新評價，做出新的解釋”。[39] 可見在他看來，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是完全不夠格的。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聽一聽朱可夫的意見。這位對斯大林深刻了解的副最高統帥和杰出軍事家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經常有人問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軍隊建設方面的杰出的軍事思想家和通曉戰略戰役問題的軍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說，斯大林通曉組織方面軍和方面軍群戰役的基本原則，并且熟練地指揮了這類戰役，他精通重大的戰略問題。最高統帥斯大林的這方面的才能，從斯大林格勒戰役開始表現得尤為突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最高統帥是憑地球儀來研究情況和定下決心的，這與事實不符。當然，他不去研究戰術要圖，而且這對他也無必要，但他對戰役情況圖卻是很熟悉的。斯大林在領導整個武裝斗爭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賦的智慧、政治領導經驗、巨大的洞察力和淵博的知識。他善于從戰略情況中找出主要環節，并抓住這個環節，采取對策，組織相應的進攻戰役。毫無疑問，他是當之無愧的最高統帥。”[40]
赫魯曉夫還談到1943年至1944年把高加索等地少數民族居民全部遷往中亞內地的事，說當時戰事已出現有利于蘇聯的可靠轉折，這樣做“絕非出于軍事上的考慮”，說這是“對蘇維埃國家的民族政策的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的粗暴踐踏”。[41] 這里赫魯曉夫對戰爭形勢的估計并不符合實際情況。1943年戰局確實出現了大的轉折，紅軍開始反攻，但是列寧格勒之圍到1944年初才完全解除，克里木尚未解放。同時土耳其陳兵蘇聯南部邊境等待時機，可見形勢還比較復雜。為了保證紅軍順利向西推進，需要有一個鞏固的后方。另一方面，赫魯曉夫有意不談這些民族強烈的反蘇維埃情緒的普遍性以及德國占領期間或大軍壓境時他們嚴重的背叛行為，當時投靠德國和與德國人合作的并非只是極少數上層分子，在這方面克里木韃靼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表現得更為突出。歷史學家佩哈洛夫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戰時的表現作了專門研究后指出，在戰爭期間許多人逃避服兵役，在當地組織反革命武裝團伙一百九十七個，參加者甚至有當地的許多干部，曾兩次發起暴動，襲擊紅軍，支持德國人，保護降落該地的德國傘兵等等。[42] 然而盡管如此，把整個民族強行遷出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肯定會引起不滿，產生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當年蘇聯當局這樣做，是在特殊條件下為了保證戰爭順利進行并贏得最后勝利而不得已采取的一項非常措施。有的俄羅斯論者指出，在二戰中美國也曾采取過這種做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國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統統遷往內地的集中營，可是至今沒有人對羅斯福的這種做法提出過指責。[43] 他們認為赫魯曉夫抓住這個問題大做文章是沒有道理的。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赫魯曉夫采取歪曲事實和制造謊言等手段，完全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打敗德國侵略者的功績，在他看來，斯大林在戰爭期間所起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他在做秘密報告時也許出于某種考慮，沒有把這看法直截了當地說出來，而在回憶錄里就這樣做了。他說，如果斯大林在1939年去世，那么國家就會把備戰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沒有斯大林，對我們來說，戰爭將會發展得比較順利;軍隊沒有斯大林的領導也會取得勝利，甚至會少遭受一些損失。[44]
在談到戰后的問題時，赫魯曉夫用敘述三十年代鎮壓行動的同樣方式，講了“列寧格勒案件”、格魯吉亞的明格列爾民族主義組織案件和“醫生案件”，同樣把造成這些悲劇的責任歸之于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同時提到了貝利亞所起的作用。這里著重講一下“列寧格勒案件”。我們知道，戰后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兩個派別，一派以日丹諾夫為首，稱為列寧格勒派，其成員有曾在列寧格勒工作、后來分別擔任中央書記和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的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另一派則由馬林科夫、貝利亞以及后來靠攏他們的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等人組成。戰后斯大林有意退位，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他比較看重庫茲涅佐夫和沃茲涅先斯基，認為他們年輕有為，這就引起了馬林科夫、貝利亞的強烈妒忌，于是展開了一場爭權斗爭。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利用沃茲涅先斯基沒有向中央報告統計數字失實一事向斯大林告狀，引起了斯大林對沃茲涅先斯基的強烈不滿，斯大林從此不再信任他。他們以同樣方法促使斯大林失去對庫茲涅佐夫的信任。接著他們捏造事實說兩人鬧獨立性，企圖把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對立起來，把俄聯邦與蘇聯其他部分對立起來，宣布列寧格勒為俄聯邦首都等等。最后兩人和列寧格勒的一些領導人被指控反對政府和叛國，受到鎮壓。在制造這個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馬林科夫。而熟悉情況的前安全部門的領導人蘇多普拉托夫在他的回憶錄說，赫魯曉夫也是“列寧格勒案件”的策劃者之一。[45] 而根據謝爾戈•貝利亞的說法，當時聯共(布)中央成立了一個由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什基里亞托夫三人組成的專案組，負責審理這個案件。[46]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里講“列寧格勒案件”，一方面是為了說明斯大林“對黨的干部的任意處理”和“喜怒無常”，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進一步打擊馬林科夫和推卸自己的責任。他出于同樣的目的，拋出了蘇南關系問題，在揭露斯大林“喪失了現實感”以及“表現出猜疑和高傲”的同時，批判了在這個問題上持不同意見的對手莫洛托夫。
根據赫魯曉夫的說法，“個人崇拜之所以發展到如此駭人聽聞的規模，主要是因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計地鼓勵和支持頌揚他個人的做法”。他說：“這可由無數事實來證明”，“1948年問世的他的《傳略》[47] 是自我吹噓和缺乏起碼的謙虛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現之一”。他認為這本由斯大林親自審定和校改過的書“表現了最放肆的阿諛奉承，是把一個人神化，把他說成永不會犯錯誤的圣哲，說成最‘偉大的領袖’和‘各個時代和各國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統帥’的范例”。[48] 他認為沒有必要引用那些“充斥了這本書的令人作嘔的奉承”，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寫的幾段話就可說明這一點。于是他先引用了書中這樣一段話：“在列寧不能工作后，在與懷疑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伙進行的這場斗爭中，最終形成了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他們捍衛了列寧的偉大旗幟，以實現列寧遺訓為中心把黨團結起來，把蘇聯人民引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康莊大道。這個核心的領導者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力量是斯大林同志。”[49] 這段話確實是斯大林添加的，不過斯大林原話中具體說明黨的領導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龍芝、捷爾任斯基、米高揚、安德烈耶夫、什維爾尼克、日丹諾夫、什基里亞托夫等人組成的集體，赫魯曉夫用刪節號把這名單刪去了，[50] 也許是由于他認為這個長長的名單與他關于斯大林突出個人的斷言相抵觸，也許是由于他見到這個領導核心的名單中沒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難堪。
赫魯曉夫又引了斯大林緊接著添加的另一段話：“斯大林出色地執行著黨和人民的領袖擔負的任務，受到全體蘇聯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允許有一點自負、自滿和自我欣賞的表現。”[51] 引用時刪去了這段話的后半部分：“斯大林在與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談話時指出天才的列寧在改造我們祖國方面的偉大作用，宣稱：‘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52] 大概他認為這后半部分與他關于斯大林“缺乏起碼的謙虛精神”的說法不符，就大筆一揮刪去了，而且不加刪節號。
更為可笑的是，赫魯曉夫還把書中原有的、斯大林只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詞句的話完全當成斯大林添加的話加以展示，而且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調子。例如斯大林把書中原來的“斯大林大元帥是先進的蘇聯軍事科學的創造者”改為“斯大林同志進一步發展了先進的蘇聯軍事科學”，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關于決定戰爭命運的起經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學說”一句中“學說”二字改為“原理”。[53] 此外還有六七處把斯大林關于某一問題的“學說”改為“理論”、“原理”、“命題”或“結論”。赫魯曉夫那樣做，一方面說明他連原件都沒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書記弄不清“創造”與“發展”、“學說”與“原理”、“理論”、“命題”、“結論”孰高孰低的問題。
還應該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樣時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領導下”、“斯大林領導的”這樣的字句，去掉了諸如“天才的理論家”、“蘇維埃國家真正的舵手”、“最偉大的統帥”等等頭銜，而赫魯曉夫對所有這些修改只字不提，可見他的選擇性是很強的。
讀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這樣一個印象，覺得它缺乏嚴謹的結構，敘述混亂，不同段落用以表達的語言也不一樣，有的段落簡直就是報告人個人在講他編造的故事，而且有時他個人的感情色彩甚濃。這個報告確實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是臨時拼湊而成的。這種大拼盤式的和低質量的東西，如果以赫魯曉夫個人的名義發表，那是他個人的事，也許正代表他的水平和風格，但是他卻硬要借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那簡直是丟中央委員會的臉。
赫魯曉夫雖然大講什么個人崇拜，但是根本不懂得個人崇拜是什么問題;雖然說了一些發揚民主和堅持集體領導的話，實際上并不那么做，他壓制民主，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炮制秘密報告的過程就充分說明這一點。這一點也為后來他大權獨攬后的惡劣表現和制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的事實所證明。因此赫魯曉夫并不是真的要反對個人崇拜，而是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成就。
誠然，赫魯曉夫在他的報告里列舉了不少事實，尤其是與三十年代大清洗有關的事實。但是他在講這些事實時，如上所說，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不作歷史的具體的分析，同時進行任意的歪曲，甚至編造各種謊言，這樣就使得事實與謊言攪和在一起，變成半真半假的東西。著名作家列昂諾夫說過：“上等的謊言往往是由半真半假的東西制造的。”這樣的謊言比一般的謊言更能迷惑人，而且戳穿和澄清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氣。在大量檔案材料已經解密和許多歷史事實已經弄清的今天，還有人繼續相信赫魯曉夫的謊言并加以傳播，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赫魯曉夫在報告里就利用這種“上等的謊言”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獨斷專行、不容異見、殘暴無禮、病態地猜疑、殘酷狡詐、濫用權力、動不動就殺人的獨裁者和暴君。雖然報告里有“過去斯大林曾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過很大功勞”這樣的詞句，并且肯定斯大林二十年代與反對派斗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但是與此同時借口沒有給自己提出全面評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的任務而對他所說的功勞不作哪怕是概括的說明。他這樣做，顯然是出于策略的考慮，以便堵住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嘴。實際上，報告無論就其內容還是所用語言來說，不像是對一位有過功勞、但犯了錯誤的領導人的批評，而像對一個制造了無數悲劇和給黨的事業帶來巨大危害的罪人的控訴和宣判，這事實上是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
赫魯曉夫在講個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嚴重的失誤和巨大的損失時，把一切歸結為斯大林個人的問題，甚至認為是斯大林個人的不良品質起了決定性作用。實際上這如同著名學者科日諾夫所說的那樣，他還在繞著個人崇拜轉，因為仍然夸大了個人的作用。有人把這種表現稱為“反過來的個人崇拜”。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么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里仍然是在宣揚他所說的“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入的”個人崇拜，不過是另一種個人崇拜，即“反過來的個人崇拜”。
[1]《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12期第196頁。
[2]《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2頁。
[3]見《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87、298～299頁。
[4]《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7頁。
[5]《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7～138頁。
[6]《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第242頁。
[7]《列寧選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頁。
[8]轉引自《對話》雜志1996年第4期第60頁。
[9]見2006年2月10～13日《真理報》。
[10]見2000年7月17日《獨立報》。
[11]見2006年2月10～13日《真理報》。
[12]見В.科日諾夫的《俄羅斯-二十世紀(1939-1964)》一書，2002年，第355-356頁。
[13]見2006年2月10～13日《真理報》。
[14]轉引自《請斯大林同志講話》一書，1995年，第322頁。
[15]見2006年2月26日《衛報》。
[16]《論據與事實報》2003年第25期。
[17]《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39頁。
[18]《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0頁。
[19]《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1985年，第306～307頁。
[20]《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53頁。
[21]《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6頁。
[22]《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8頁。
[23]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40～41頁。
[24]《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8頁。
[25]《斯大林：同時代人的回憶和當時的文件》，М.洛巴諾夫編，1995年第631～632頁。
[26]見В.卡爾波夫的《大元帥斯大林》一書，中文版，2005年，第108～118頁。
[27]《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8～149頁。
[28]《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95～96、239～240頁。
[29]見克里姆林宮警衛部隊軍官С.克拉西科夫的《在領袖們身邊》一書，1997年，第75頁。
[30]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6期第216～220頁。
[31]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60頁。
[32]《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9頁。
[33]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49～150頁。
[34]С.貝利亞：《我的父親貝利亞》，1994年，第181～183頁。
[35]《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戰爭回憶錄》，中文版，2003年，第484頁。
[36]《朱可夫元帥回憶錄》，中文版(下冊)，1985年，第493頁。
[37]見Д.沃爾科戈諾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1997年，第235～237頁。
[38]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0頁。
[39]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0頁。
[40]《朱可夫元帥回憶錄》，中文版(上冊)，1985年，第344頁。
[41]《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2頁。
[42]見И.佩哈洛夫的《第三帝國的"高加索之鷹"》一文，載《俄羅斯特種部隊報》2000年第10期。
[43]見《對話》雜志1991年第4期第64頁。
[44]《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40、243頁。
[45]見2006年2月10～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
[46]見С.貝利亞的《我的父親貝利亞》一書，1994年，第325～326頁。
[47]這里說的《傳略》，應是1947年出版的修訂第2版。
[48]見《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7頁。
[49]《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7頁。
[50]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18頁。
[51]《蘇共中央通報》1989年第3期第157頁。
[52]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18頁。
[53]《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9期第126頁。
三、赫魯曉夫為什么要做秘密報告
從以上所述我們看到，赫魯曉夫堅決要求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一心要把斯大林完全抹黑，為此使用了各種手腕和手段，甚至不惜歪曲事實真相、顛倒是非和造謠惑眾。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當年曾受過斯大林重用的人怎么啦?為什么他對斯大林有那么大的仇恨，非要把他過去崇拜過的偶像推倒呢?他究竟要達到什么目的?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顧一下赫魯曉夫的歷史，了解這個人過去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登上權力頂峰的，有什么樣的性格特點，他這樣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等等。
赫魯曉夫于1894年出生于庫爾斯克農村，十四歲那年隨全家來到烏克蘭頓巴斯礦區，先在德國人開的一家工廠里當學徒，后在礦區一家發電廠做金屬裝配工。應該指出，關于他當過礦工之說不確。1918年他參加了紅軍，不久成為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他本人曾在與劇作家沙特羅夫談話時這樣說：“您知道，我是怎樣成為共產黨員的?那時把我們這些年輕的士兵，年輕的紅軍戰士趕到一個劇院去開會，說有一位中央來的同志要講話。出來一個矮小的，比我還要矮小的紅頭發的人，此人身穿一件皮上衣，他一開口講話，我一下子覺得豁然開朗起來。從這時起，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這個講話的人是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1] 這就是說，他是由布哈林領進門的。他在回憶錄里用贊揚的語氣回憶起了布哈林，說他這一代人是讀著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成長的，說布哈林是真正的思想家等等。[2]
國內戰爭結束后，赫魯曉夫在頓巴斯礦區工作。在二十年代初黨內斗爭中，他曾站在托洛茨基派一邊，這是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轉向。根據卡岡諾維奇回憶，1925年他以烏克蘭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到頓巴斯視察，然后參加了州黨代會。這時大會代表赫魯曉夫來找他，求他幫忙。他記得赫魯曉夫當時對他說：“我在這里工作很困難。原因是1923～1924年間我支持過托洛茨基分子，但到1924年底，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且承認了，我甚至被選為區委書記。但是他們對我總是揪住不放……我請求您這位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幫個忙，把我調到別的地方去。”[3] 卡岡諾維奇見他能坦率地承認錯誤，便答應考慮他的工作調動問題，不久把他安排到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機關工作，后來又把他派往基輔，他在那里被選為州委組織部長。1929年赫魯曉夫萌發了上大學的愿望，想上莫斯科的工業學院，但知道通不過入學考試，便又去找已調回莫斯科的卡岡諾維奇幫忙，卡岡諾維奇答應了。赫魯曉夫入學后，沒有認真學習專業知識，立即投入到學院內反對右傾分子的斗爭中去，表現得非常積極。這時他已把他崇拜過的偶像完全拋棄了。當時擔任莫斯科州委書記并兼任中央委員會書記的卡岡諾維奇便決定提拔他為學院黨支部書記。他還碰上了后來對他的前途產生重大影響的機遇。這時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正好也在工業學院學習，是黨組織的一個干部，經常與赫魯曉夫碰頭。她對赫魯曉夫的印象很好，常在斯大林面前提到他。當卡岡諾維奇要調赫魯曉夫到莫斯科市委擔任領導職務而同斯大林商量時，斯大林欣然同意，這與阿利盧耶娃常在他面前稱贊赫魯曉夫不無關系。[4] 從此赫魯曉夫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步步高升。
卡岡諾維奇在回憶往事時說：“現在還有人問我，你舉薦赫魯曉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說，不，我不后悔。我是眼看著他從1925年成長為邊疆區和州一級重要領導人的。他為我們的國家和黨做了有益的事，同時也有錯誤和缺點，這是誰也免不了的。然而聯共(布)中央第一書記的這個‘高位’對他來說太高了……有這樣的人，他們一旦登上了高位就頭腦發昏。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人。他身居最高職位后頭腦就發起昏來了，便開始胡鬧，這對他本人、尤其對黨和國家是很危險的，何況他明顯地缺乏堅定性和文化理論修養。”[5] 卡岡諾維奇的這段話是在八十年代末說的，他在談到那個忘恩負義、把他打成反黨集團主要成員的赫魯曉夫時還是比較冷靜和客觀的，而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卻用侮辱性的語言攻擊卡岡諾維奇，這樣寫道：“像卡岡諾維奇這樣善于阿諛奉承的人，只要斯大林眨一眨眼睛，說為了斯大林的某種事業的利益必須這樣做，他就會把親生父親給殺了。斯大林不需要去拉卡岡諾維奇，此人不管需要不需要都會喊得嗓門比誰都大，竭力迎合斯大林，到處逮捕和揭露‘敵人’。”[6] 把他們兩人的話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兩人品格的不同。其實，赫魯曉夫的種種表現恰好說明，他的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用到他自己身上。
從了解情況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魯曉夫的實際表現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魯曉夫雖有較強的活動能力，但缺乏一個領導人必須有的最起碼的文化知識、理論素養和道德觀念，談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他為人粗野，有時蠻不講理。他的適應能力很強，善于變化。他文化水平不高，連一個小學生都應掌握的拼寫法也沒有學好，謝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時把“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寫成“азнакомица”。無怪乎他從不親自動筆，只進行口授。但是他練就一張利嘴，能滔滔不絕地發表煽動性很強的講話和編造各種故事。此人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容易激動，有時達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點連他自己也承認。他在上面提到過的與劇作家沙特羅夫的談話中說：“我沒有受過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頭腦里應該有兩個學院講授的知識。而我只上到教會小學四年級，沒有接著上中學，直接上了大學，沒有畢業。經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許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們當中的人。”[7] 這些話是他晚年說的，總算還有一點自責的意思。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他呢?斯大林一方面信任他，看重他的工作干勁和能力，另一方面又不那么尊重他，瞧不起他這個缺少文化的大老粗。據了解情況的人說，斯大林邀請政治局委員們到他的別墅聚會時，常常拿赫魯曉夫取樂，強迫他跳烏克蘭的戈帕克舞。這時赫魯曉夫只好扭動他胖乎乎的身軀，跳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其余的人在一旁拍著巴掌。有人說，斯大林常讓赫魯曉夫扮演小丑的角色，這未免言過其實，但是不那么看得起他，這似乎是確實的。由此看來，斯大林在給自己的《傳略》添寫的話中沒有把赫魯曉夫列入黨的領導核心的名單，并不是偶然的。而赫魯曉夫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開頭全心全意地忠于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對斯大林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和領袖懷有崇敬之心。[8] 但是隨著直接接觸的增多，對斯大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承認斯大林有高人一頭之處，另一方面又認為他有“某種無法歸入任何范疇的野蠻的東西”，逐漸產生一種敬畏和恐懼的心理，在斯大林面前小心翼翼，膽戰心驚，擔心出差錯而獲咎。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對斯大林的揶揄都忍受著，心里是肯定是不滿的。同時他把自己與某些受到處置的人相比，覺得斯大林對自己還可以。因此他對斯大林的態度是充滿矛盾的。當劇作家沙特羅夫問他是什么促使他批判斯大林時，他回答說，“不是個人恩怨，不是!斯大林對待我要比對待別的人好。政治局里有的人幾乎認為我是他的‘寵兒’。我家只有兒媳一人坐過牢。他有時把我稱為波蘭特務，叫我赫魯曉夫斯基，強迫我跳舞，總的說來，就這些。與別人的遭遇無法相比”。[9]
那么這里又要問，究竟是什么促使赫魯曉夫做那個否定和丑化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呢?一位名叫阿爾帕托夫的學者的說法比較簡單，他把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行為稱為“奴仆找死去的老爺報仇”。[10] 曾任克格勃主席的謝米恰斯內依也說，斯大林常常取笑赫魯曉夫，甚至糟踐他。可以感覺到，長期積累的怨氣一旦得到發泄的機會，他什么話說不出來![11] 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赫魯曉夫在他的報告里實際上是在與斯大林“算個人的舊賬”，說他“沒有真正譴責破壞法制的行為和赫魯曉夫自己也參加的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對斯大林作了絕對主觀的評價，把發生所有消極現象的責任全部推給斯大林”。[12]
政論家布爾拉茨基在不止一次地聽了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的錄音后說：“赫魯曉夫深受斯大林主義的傷害。這里什么都攪和在一起：既有對領袖的神秘的恐懼，又有無辜者的鮮血引起的心悸。這里有感到自己對被毀滅的生命負有責任的感覺，也有幾十年來蓄積在心中、就要像鍋中的蒸汽那樣噴發出來的反抗。”他還說，這是因為“赫魯曉夫本人也雙手沾滿了鮮血”。[13] 赫魯曉夫自己在同沙特羅夫談話時也承認這一點。當沙特羅夫問他對什么事感到后悔，他回答道：“最感到后悔的是讓許多人流了血。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當時我虔誠地相信斯大林，什么都干……這是我心中感到最可怕的事。”[14] 在布爾拉茨基看來，赫魯曉夫發動對斯大林的批判，既是為了卸掉多年來壓在自己心頭的重負，求得自己內心的安寧，也是對斯大林的反抗。
歷史學家葉麥利揚諾夫認為赫魯曉夫制造關于斯大林的神話的目的有三個：第一，通過秘密報告首次披露大規模鎮壓的行為，推脫自己對許多無辜者被殺和被關押的責任;第二，力圖表明是他使國家擺脫了恐懼，讓代表們相信，只有他當政，才能保證不發生各種違法行為;第三，把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名單上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給自己騰出位置，制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
俄羅斯社會學研究部門“列瓦達中心”主任列瓦達在回答是什么促使赫魯曉夫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問題時說：“對赫魯曉夫采取這一行動的動機可作不同解釋，他本人也多次試圖說明這一點。但是所有這些解釋都是缺乏說服力的。這些解釋當中最合理的是這樣的說法：他和他的同伙懂得，他們不這樣做就無法保持住自己的地位。這是主要的。”[15]
以上的各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赫魯曉夫宣布他是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做報告的，本來應該客觀冷靜，不摻雜個人的感情，可是他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大段大段地即興發揮，對斯大林進行無端的攻擊，這確實像是一個受了半輩子氣的奴仆發泄對已故主人的憤恨，或者像布爾拉茨基說的那樣，是多年來蓄積在內心的反抗的總爆發。當然，作為當年大規模鎮壓行動的積極參與者，他著重講這個問題，也是為了爭取主動，并把全部責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貝利亞身上，為自己開脫。這樣做，也如同列瓦達所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關于這一點，赫魯曉夫自己在回憶錄也曾談到過。據他的回憶，他在勸說蘇共中央主席團其他成員同意他做秘密報告時曾說：“甚至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哪怕一輩子有一次能夠認罪，那么這即使不能使他完全得到諒解，也能受到寬容對待。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待是否應該做關于斯大林濫用職權的報告的問題，那么這樣的報告只能在現在的二十大就做。到二十一大時再做就晚了，如果我們能活到那一天和不提前要我們回答的話。因此最好現在再做一個報告。”[16] 這里他也把進行勸說的時間說成“在代表大會開幕后”，實際上可能是在會前討論是否決定做秘密報告時說的。另據他的女兒拉達證實，赫魯曉夫在家里也說過這樣的話：這是惟一的機會，要么我們現在就講，要么讓人民把我們消滅掉，而且他們那樣做是對的。[17]
至于說到他批判斯大林抱有制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的目的這一點，也有一定的根據。上面提到過，他口頭上雖然說個人崇拜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實際上根本不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論述;他雖然提出要恢復黨的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把無限的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里，然而實際上他在準備做秘密報告的過程中就嚴重違背黨內生活的準則和集體領導的原則，而后來當他把黨政大權掌握到自己手中后，更是凌駕在黨和人民之上，飛揚跋扈，獨斷專行，并且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為自己作宣傳，唱贊歌。當時也有一些人對他阿諛奉承，贊揚他的“功績”，制造對他的個人崇拜。但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眼里，赫魯曉夫卻是一個丑角一類的人物，他的種種表現，使他獲得了不少雅號。人們根據他的愚昧和無知，稱他為“登上寶座的傻瓜伊萬”;根據他善于滔滔不絕地說空話大話和造謠撒謊，稱他為“饒舌的人”。他對玉米情有獨鐘，不問自然條件如何，要求在蘇聯廣闊領土上普遍種玉米，因而被稱為“玉米迷”。他把黨組織分為工業黨和農業黨，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開始時采取冒險主義的做法，后來倉皇撤退，遭到國際社會的恥笑。而他作為蘇聯政府首腦在聯合國大會上脫下皮鞋拍打桌子的精彩表演，使他一時名揚世界。當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談到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時曾說，毫無疑問，有過個人崇拜，但是也有過值得崇拜的個人。言下之意，赫魯曉夫這樣的人也搞個人崇拜這一套，確實有點滑稽。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拉斐爾的信中談到后者的劇本《濟金根》時說：“您的《濟金根》完全是走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18] 文藝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可以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實際存在的像赫魯曉夫這樣的歷史人物的行為的動機。
我們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一大批來自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人被革命的潮流卷了進來。其中有許多人在革命的洪爐里經過實際斗爭的鍛煉和自覺的學習改造，成長為真正的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但是也有人抱著個人目的參加革命隊伍，放松甚至不進行自我改造，憑著自己較強的工作能力以及適應環境和迎合領導的本領，在革命隊伍內扎下了根，甚至步步高升，成為各級領導干部。他們一方面在正確路線的指引和斯大林嚴格的管束下，曾為社會主義建設和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出過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出現偏差和錯誤時，由于他們的過分熱心和努力，給事業造成了更大的損失。同時由于制度上存在種種弊端和缺陷，由于未能很好發揚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以及未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監督機制，他們逐漸形成為一個脫離了人民群眾的既得利益集團。赫魯曉夫就是這個集團的代表。他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否定斯大林，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這個集團的愿望和意志的表現，是這個集團為維護本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動。
斯大林逝世后，國際形勢和蘇聯國內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在“冷戰”中做法有所改變，開始對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思想宣傳和思想滲透，并在其內部培養親西方勢力和尋找代理人。而在蘇聯國內，在恢復和發展經濟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三十年代和戰后鎮壓行動中的冤假錯案需要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黨內和社會上普遍有一種希望改變現狀的情緒。在西方的影響下自由主義思潮開始抬頭，這在知識界表現得尤其明顯，而領導集團中相當多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思想。可以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對個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為了改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四、秘密報告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和后果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經過整理和修改后，分發給各級黨組織進行傳達。關于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全國，引起了黨內和社會各界極其強烈的反響。有人形容這猶如爆炸了一顆威力巨大的原子彈。過去對斯大林一直抱崇敬態度的多數人認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對斯大林的惡毒誹謗，仍然相信“斯大林永遠活在歷史上，永遠活在整個進步人類的心中”。一向把斯大林看作民族的象征和驕傲的格魯吉亞人，感到他們的民族尊嚴受到了踐踏，在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際，紛紛起來反對，在第比利斯、哥里、庫塔伊西、蘇呼米、巴統等城市舉行了大規模示威游行。在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示威群眾與軍警發生了沖突，當局悍然下令向群眾開槍，造成幾十人死亡和數百人受傷。這是從1918年以來發生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抗議示威活動，而且開了武力鎮壓的先例。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感到震驚之余，思想上出現很多問題，開始懷疑蘇聯幾十年來走過的道路，社會主義的信念發生了動搖。相當多思想發生了變化的干部，受自由化思潮影響的知識界精英以及歷次鎮壓行動的很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親屬，還有早已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那些未改變立場的后代則表示支持，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斯大林雙手沾滿了鮮血，是“國家的罪人”，他們把斯大林的錯誤同蘇維埃制度聯系起來，把蘇聯說成專制獨裁的國家，提出應取締蘇聯共產黨，徹底改變蘇聯的社會制度。就這樣，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分裂。
二十大閉幕后，蘇共中央用各種不同方式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人通報了秘密報告的內容，在各個黨內同樣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尤其在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導致黨內斗爭的加劇，自由派加強了活動，各國領導人受到了沖擊，結果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政治危機。1956年6月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導致哥穆爾卡重新上臺。同年10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最后蘇聯進行了武裝干涉，才把事件平息下去。
在蘇共二十大召開期間，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后，毛主席立即作出了反應，他說，赫魯曉夫的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19] 他多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會上一致認為蘇共二十大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具有積極意義，但是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在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的基礎上寫成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經毛主席親自修改，于1956年4月5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文章主要從正面闡述黨中央的立場，但是從中可以看出，我們同赫魯曉夫有著明顯的分歧，尤其是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上。這些分歧后來導致中蘇兩黨關系破裂和六十年代的公開論戰。
在二十大閉幕后不久，秘密報告落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手中，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反蘇反共的有力武器。關于這個報告泄漏出去的過程說法不一。有這樣一種說法：蘇聯領導人曾把秘密報告的文本送給參加二十大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貝魯特閱讀。而貝魯特于3月12日去世，有人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秘密報告文本，把它復制后在華沙市場上出售，一個美國人用三百美元買了一份，交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20] 還有一種說法，它與前一種說法有共同之處，即秘密報告是從波蘭泄漏出去的，不過方法和途徑與前一種說法不同。按照這種說法，這份報告是一個名叫維克多•格拉耶夫斯基的人在華沙弄到的，此人是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的女秘書的好友，他在女秘書的桌子上看到了報告的文本，便從她那里借了出來，直奔以色列使館，因為他正準備到以色列定居，想把此報告作為見面禮。于是他把報告交給了以色列使館，以色列使館復制后轉交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21] 此外還有別的說法。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得到這份報告后大喜過望，決定立刻譯成英語發表。它于6月4日全文刊登在《紐約時報》上。兩天后法國《世界報》也發表了這份報告。然后又返譯成俄語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語言在自由電臺和自由歐洲電臺播送。同時還把報告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這場宣傳戰很快收到了效果。同情和支持蘇聯的人大大減少，許多原來靠攏蘇聯的左派人士開始對蘇聯持批判態度，西方的一些共產黨和工人黨內部發生了分裂。根據莫洛托夫的外孫尼科諾夫的回憶，莫洛托夫曾對他說過：“二十大前真心實意地同情我們的約占全人類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就再也沒有這么多人支持蘇聯、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了。”[22]
我們知道，斯大林逝世后蘇聯知識界開始出現一股后來被稱為“解凍”的自由化浪潮。關于“解凍”這個名稱的由來有不同的說法。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認為它源自愛倫堡1954年發表的小說《解凍》。小說通過主人公之口，反復講到嚴冬即將過去，“已到解凍時節”，“春天就在眼前”，已聽得見“春天的喧鬧聲”等等。顯然這里所說的嚴冬指的是斯大林時期。至于“解凍”一詞并非愛倫堡首次使用。詩人扎鮑洛茨基早在1948年就寫過《解凍》一詩，表達了希望改變現狀的心情，這首詩到1953年10月才發表出來，不過也在愛倫堡的小說之前。此外，美國記者索茲貝格于1956年寫過《大解凍》(《The Big Thaw》)一書，“解凍”一詞在西方流行開來，大概與此有關。二十大后，這股浪潮迅速在知識界擴散開來，形成了不小的聲勢，淹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片思想陣地，影響了愈來愈多的人。在文學界影響尤為深遠。出現了一批暴露社會生活的陰暗面的作品，這些作品后來被稱為“解凍文學”。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捅了那么大的婁子，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對，在黨內和社會上造成那么大的混亂，這大概是他事先沒有估計到的。他一方面擔心反對批判個人崇拜的呼聲愈來愈高而使他在黨內的地位遭到削弱，擔心那些本來就反對這樣做的領導人的地位得到加強，對他形成威脅，另一方面又害怕在秘密報告推動下進一步泛濫起來的自由化浪潮把他淹沒，使他遭到滅頂之災。他被迫緩和對斯大林的批判而安撫反對者，而對自由化浪潮一度采取遏制政策。本來他策劃要在二十大后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進一步揭露和批判個人崇拜。從保存下來的材料來看，朱可夫向赫魯曉夫呈送了他準備在全會作的題為《關于軍事思想工作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的稿子，謝皮洛夫則準備在會上做關于黨的工作的報告，這兩個報告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批判個人崇拜在這些領域的表現及其后果。由于形勢發生了變化，這次會議取消了。
1956年6月30日蘇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這個決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為批判個人崇拜的行動進行解釋，它對斯大林的功過采取分析的態度，而且語氣也與秘密報告有所區別。這表明赫魯曉夫等人似乎要在掀起這場運動后暫時剎車。如上所述，1956年下半年形勢進一步復雜化，為了爭取支持和擺脫困境，赫魯曉夫改變了調門，開始肯定斯大林。12月底，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新年招待會上說：“斯大林是一位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戰士。他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把我們稱為斯大林主義者。正是在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時候，我們都是斯大林主義者。”他還說：“斯大林粉碎了我們的敵人。我個人是在斯大林時代成長的。我們可以感到驕傲，因為在為了我們偉大事業的進步而對敵人進行的斗爭中，我們曾經合作。”[23]
1957年1月17日赫魯曉夫又在中國使館為我政府代表團訪蘇舉行的宴會上發表講話，他說：“最近，西方經常有人指責我們是‘斯大林主義者’。對這一點我們已不止一次地說過，照我們的理解，‘斯大林主義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共產黨員的偉大稱號不可分割的……我們批評斯大林，不是因為他是一個不好的共產黨員。我們批評是因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質，是因為他有錯誤……而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來說，這就是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衛社會主義事業，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敵人作斗爭，——像俗語所說的那樣，但愿上帝保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像斯大林一樣戰斗。”[24] 一個月后，即在2月18日，他又在保加利亞駐蘇使館說過類似的話。他的這些表白，當然是言不由衷，是在演戲，因為像他的女兒所說的那樣，他有戲子的氣質。同年11月6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上做報告時又談到了斯大林，他說，黨一方面批評斯大林活動的不正確方面，另一方面過去和將來都將同所有在批判個人崇拜的幌子下誹謗斯大林的人作斗爭，強調指出，“作為忠心耿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堅強的革命家，斯大林在歷史上將占有應有的地位。我們黨和蘇聯人民將記住斯大林并且給予他應有的評價”。[25] 如果他說的是真話，那么他首先就應與他自己作斗爭，因為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發動這場誹謗斯大林的運動的。
另一方面，為了遏制國內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防止波匈事件在蘇聯重演，蘇共中央于1956年12月給各級黨組織發了密信，要求對各種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行動采取堅決措施，對肇事者進行鎮壓，加強對書報的檢查。與此同時，在思想政治領域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1957年2月，莫斯科大學開除了百余名“進行反共政治活動”的學生，把他們送往工廠勞動改造。取締了莫斯科列寧師范學院的一些學生組織。3月9日，蘇共中央通過了《關于<歷史問題>雜志》的決議，對該雜志的“背離列寧主義的科學黨性原則傾向的理論錯誤和方法論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免除了該雜志主編的職務。對暴露陰暗面的“解凍文學”作品進行了批判。然而“非斯大林化”的過程并沒有停止。赫魯曉夫本來并不那么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價值觀念，他就思想觀點來說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而在理論上一竅不通，很容易受各種思潮的影響。他很快也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卷了進去，愈來愈深地陷入了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入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泥潭。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和關于蘇共綱領的報告，最后作了總結發言。他避而不談蘇聯社會存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無視已形成一個與廣大人民群眾對立的特權階層的事實，無視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的日益擴大，無視在西方敵對勢力的鼓勵和支持下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興起，大談蘇聯已消滅了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已無必要，無產階級國家已變為“全民國家”，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共產黨已成為“全體人民的黨”。這就是所謂的“兩全”理論。同時大肆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提出“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和平、勞動、自由、平等、博愛和幸福”以及“人與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號。所有這些加上二十大提出的“三和”理論，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修正主義綱領。可是他仍然打著“建設共產主義“的旗號，大講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時期“，宣布將在二十年內，即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這完全是用來欺騙群眾的謊言。
在二十二大上，反復無常的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發起了新一輪的攻擊，掀起了第二個反斯大林的浪潮。他在總結報告和總結發言里除了重復在二十大說過的一些話外，對斯大林提出了新的指責。這次批判斯大林完全是公開進行的，有許多人跟著他這樣做。大會閉幕前通過了關于把斯大林靈柩移出列寧陵墓的決議。過去曾經流傳過的“焚尸揚灰”說不確，斯大林的靈柩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墻旁。根據陵墓警衛隊長莫什科夫的回憶，安葬的具體過程是這樣的。10月31日凌晨二時他應召到了克里姆林宮，這時中央主席團成員正在討論把斯大林靈柩埋葬在何處的問題。赫魯曉夫提議埋葬在新圣女公墓。他的意見得到了米高揚、蘇斯洛夫的支持。而烏茲別克斯坦領導人穆希金諾夫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這樣做很難向人們做解釋，建議安葬在陵墓后面宮墻旁。赫魯曉夫勉強同意了。決定后立即開始行動。為了不引人注意和不引發抗議活動，全部遷葬工作在夜間秘密進行。當天晚6時，借口參加十月革命節檢閱的莫斯科衛戍部隊要進行排練，封鎖了紅場。9時許挖好了墓穴，接著把斯大林的靈柩匆匆埋了進去。與此同時換下了陵墓入口的上方鐫有列寧和斯大林的名字的石匾。第二天早晨游客看到石匾上只有列寧一人的名字了。[26]
把斯大林遺體遷出列寧陵墓的做法，在社會上引發了大規模推倒斯大林紀念像和紀念碑的行動。許多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廣場、工廠和農莊紛紛易名。應該特別指出的是，1961年11月10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作出決定，把斯大林格勒改名為伏爾加格勒。這是發生舉世聞名的、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轉折點的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英雄城市。參加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著名作家阿列克謝耶夫憤慨地說，西歐不少城市的廣場和街道仍然以斯大林格勒命名，而在蘇聯地圖上從此卻找不到了這個城市。[27] 另一方面，再一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運動，各種報刊發表大量批判文章。攻擊斯大林、丑化他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學作品紛紛出籠，其中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和葉夫圖申科的詩歌《斯大林的繼承者們》是經赫魯曉夫親自批準發表的。
應該說，赫魯曉夫本來就是一個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的政客，他再次掀起反斯大林的浪潮，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不過他這樣做有其具體的政治目的，根據俄羅斯歷史學家葉麥利揚諾夫的分析，主要有三個目的。第一，是為了進一步打擊莫洛托夫等人。赫魯曉夫雖然在1957年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但是他們在黨內仍有較大影響。在二十二大召開前，莫洛托夫給蘇共中央寫信，對蘇共綱領草案提出批評，赫魯曉夫擔心莫洛托夫的觀點會獲得支持，于是便想通過再次批判斯大林來揭露他們過去參與鎮壓行動的錯誤，達到清除他們的目的。第二，在中蘇之間的分歧擴大和關系惡化的情況下，企圖通過批判斯大林影射攻擊中國。第三，赫魯曉夫再次批判斯大林，是為了進一步毀壞斯大林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名聲，實現取而代之的目標。[28] 然而應該說，他這樣做的主要目的還是為實現他提出的修正主義綱領掃清障礙。
蘇共二十二大后，蘇聯整個社會的思想氛圍進一步發生了變化。許多人不再相信共產黨，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玩世不恭或憤世嫉俗的情緒有所增長，整個社會的思想道德水平明顯下降。誠然，有的人開頭曾贊賞赫魯曉夫的“勇氣”，跟著他反對個人崇拜，但不久也開始對他感到失望，于是轉而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尋求別的寄托。有人形象地把這個過程描述為從“個人崇拜”(“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經過“沒有值得崇拜的個人的崇拜”(“культ без личности”)，然后到“現金崇拜”(“культ наличности”)。這種變化為自由化思潮的泛濫成災準備了合適的土壤，并為資本主義復辟創造了思想上的條件。
還應該特別指出的，赫魯曉夫在二十大做的秘密報告對剛走上和正要走上獨立生活道路的年輕人產生了特別巨大的影響。其中有的人完全接受了赫魯曉夫的觀點，自稱為“二十大的產兒”或“六十年代人”，這些人后來有的步入政界，有的成為知識界的精英，他們組成了一支在蘇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骨干隊伍。戈爾巴喬夫就是其中的一員，他曾親口承認自己是“六十年代人”。[29] 他在一篇文章中說：“赫魯曉夫的經驗沒有白白丟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稱自己為‘二十大的產兒’的。”[30] 他又說：“后來，當命運最后把我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時，當我們成為國家領導人、到那些赫魯曉夫進行過活動的辦公室辦公時，他的經驗對我開始具有特殊意義。” [31] 最近戈爾巴喬夫又承認二十大與他實行的“改革”之間的“有機聯系”，說這是一件事情的不同階段。[32]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不同派別的政論家對二十大到蘇聯解體的過程的描述有其相似之處。自由派的布爾拉茨基說：“二十大后，在黨內和整個蘇聯社會出現了一條很深的溝。開頭形成了一個缺口，后來社會上分成兩個對立的營壘：一個擁護斯大林和反對二十大，另一個反對斯大林和擁護二十大。接著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自愿’下臺、勃列日涅夫的二十年停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升沉、葉利欽的白色革命、私有化和向市場過渡的劇變，——這一切都源于二十大。”[33] 而屬于左派的卡拉-穆爾扎則說：“二十大打擊了蘇維埃制度，使得它沒有恢復過來。這樣做是由于惡意、愚蠢還是由于疏忽，這并不重要，但客觀上是犯了叛國罪。赫魯曉夫損壞了支撐國家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沒有修理它，只抹了一層油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把裂縫摳大，使得整個建筑物倒塌。現在我們怎么也無法從瓦礫堆下爬出來。”[34] 由此可見，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赫魯曉夫掀起的反斯大林的運動一脈相承，已成為現在不少俄羅斯人的共識。
至于說對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看法和態度問題，那么如同上面已經提到的那樣，曾經存在過嚴重的分歧。報告出籠時，許多老革命家和普通的工農群眾表示堅決反對，但是也有相當多的人為它叫好。另外還有一些人雖不完全贊同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但是認為揭露個人崇拜的問題有其積極意義。當時赫魯曉夫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提出要恢復列寧主義原則和黨內生活準則，曾經迷惑過一些人。但是當他大權在握后，飛揚跋扈，獨斷專行，仍用他自己譴責過的老辦法對付黨內持不同意見的人，把所謂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發揮到極致，使得許多人大失所望。這自然使得他們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看法發生了某些變化。蘇聯的解體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更使許多人看清了赫魯曉夫的報告的實質。如同一位名叫索洛韋依奇克的論者所說的那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和蘇聯的崩潰，這對許多蘇聯傳統主義者和愛國者給二十大以否定的評價起了決定作用，而在他們眼里赫魯曉夫是戈爾巴喬夫的主要前輩”。[35] 與此同時，蘇聯解體后許多人經過今昔對比，改變了對斯大林的態度。另一位名叫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論者說：“不管‘解凍’時如何揭露斯大林，不管六十年代人如何哀號，不管‘改革’年代如何詛咒，‘反共分子’當政的十年就足以把所有的詛咒勾銷掉，并且在實際上證明，誰對老百姓更親。”[36] 近年來，根據多次民意調查，肯定斯大林的人一直保持在5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年前，以舍寧為首的前蘇聯地區共產主義政黨的聯合組織“共產黨聯盟-蘇共”在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撤銷了蘇共二十大《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和蘇共二十二大《關于列寧陵墓的決議》。這個決議雖然是由“共產黨聯盟-蘇共”這個聯合組織中的一派作出的，應該說它反映了廣大共產黨員的意志和愿望。
自從蘇共二十大召開以來，半個世紀過去了。在這五十年里，整個世界發生了驚心動魄的變化。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在政治地圖上消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分裂，走向了低潮。當年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種“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早已成為歷史，如今世界上呈現出的是一種帝國主義國家橫行霸道、剝削和欺壓別國人民的景象。時光似乎倒轉了，歷史似乎走了回頭路。這一切都發端于蘇共二十大，確切地說，發端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五十年來無數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環球視野》)
[1] 《自由思想》雜志1994年第10期第22頁。
[2]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49～50頁。
[3] Л.卡岡諾維奇：《備忘錄》，1997，第565頁。
[4] 見Л.卡岡諾維奇的《備忘錄》，1997年，第566頁。
[5] Л.卡岡諾維奇：《備忘錄》，1997年，第567頁。
[6]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0頁。
[7] 《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22頁。
[8]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7、23～24頁。
[9] 《自由思想》雜志1994年第10期第22頁。
[10] 見1998年4月17日《獨立報》。
[11] 見2000年7月27日《獨立報》。
[12] 《真理報》2006年2月21～27日。
[13] 《獨立報》2006年2月17日。
[14] 《自由思想》雜志1994年第10期第22頁。
[15] 《新時代》雜志2006年第8期第23頁。
[16] 《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294頁。
[17] 見2006年2月14日《新聞報》。
[1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4卷，1972年，第343～344頁。
[19]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冊，1999年，第6頁。
[20] 見《赫魯曉夫——同時代人回憶》一書，第32～33頁。
[21] 見《蘇維埃俄羅斯報》1996年3月30日的報導。
[22] 轉引自2006年2月12日《每周新聞》。
[23] 《真理報》1957年1月1日。
[24] 《真理報》1957年1月19日。
[25] 《真理報》1957年11月7日。
[26] 見《獨立報》2001年10月31日。
[27] 見《小說報》1998年第7期第57頁。
[28] 見2006年2月17～20日《真理報》。
[29] 見《莫斯科新聞》1995年第22期。
[30] 《自由思想》雜志1994年第10期第19頁。
[31] 《自由思想》雜志1994年第10期第20頁。
[32] 《俄羅斯報》2006年2月14日。
[33] 《獨立報》2006年2月17日。
[34] 《反電視銀幕網》，2006年3月16日。
[35] 《全球選擇》2006年2月24日。
[36] 《明天報》2006年第10期。
五、如何看待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及應該吸取哪些教訓
歷史唯物主義肯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不否定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歷史人物只有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才能有所作為。而歷來的剝削階級往往把社會發展歸結為帝王將相的行動，宣揚“英雄”創造歷史，制造對他們的崇拜，以達到欺騙和蒙蔽群眾，維護他們的統治的目的。這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應該說，個人崇拜是這種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代，無產階級領袖人物由于他們個人超群的智慧和品德以及所起的杰出作用，受到人民群眾的尊敬和愛戴。這是很自然的。一般說來，人民群眾的這種表現不應與某些人有意制造個人崇拜行為等同起來。而杰出的領袖人物總是時刻牢記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基本原理，保持清醒的頭腦，謙虛謹慎，時刻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反對和阻止對自己的過分贊揚和崇拜。許多事實證明，斯大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這樣做的。
斯大林自始至終認為自己是列寧的學生。他在1931年12月13日在回答德國作家路德維希提出的“你是不是容許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擬?你是不是認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業的繼承者”的問題時說：“絕對不行。歷史的比擬總是冒險的。這種比擬是毫無意義的。”他接著說：“至于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1]上面提到過，斯大林在1947年出版的《傳略》中親筆添上了后面的這句話，并在與參加《傳略》編寫的學者座談時再次強調這一點。[2]
1938年，兒童讀物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童年時代的故事》一書，斯大林見到后非常生氣，他于2月16日給出版社寫信說：“在這本書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實、歪曲、夸大和過分頌揚的地方。作者被童話愛好者、扯謊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謊者)、阿諛奉承者弄迷糊了。”他接著說：“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這本書有一種傾向，即在蘇聯兒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識中培植對個人，對領袖和絕對正確的英雄的崇拜。這是危險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論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而是社會革命黨人的理論。社會革命黨人說：英雄創造人民，把他們從群氓變為人民。布爾什維克回答社會革命黨人說：人民創造英雄。這本書是在為社會革命黨人張目。一切這樣的書都將為社會革命黨人張目，都將危害我們整個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建議把這本書燒掉。”[3]可見，斯大林堅決反對過分頌揚他個人，并把問題提到兩種對立的歷史觀的高度來加以說明。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在剛才提到過的與參加《傳略》編寫的學者座談時批評《傳略》中“好話太多，過分贊揚個人的作用”，說這是“社會革命黨人的調子”。[4]
在蘇維埃時代，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工廠和農莊成為一種風氣。1925年，察里津省當局決定把察里津改名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給省委書記寫信表態說，他不要求改名為斯大林格勒，如果他們一定要改名的話，就以國內戰爭時期察里津蘇維埃主席米寧的名字命名。他在信中說，他“不追求名望和榮譽”，懇切地請求不要把他“牽扯到這件事情里去”，“以免造成相反的印象”。[5]不過最后察里津還是改名為斯大林格勒。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用強迫和威脅的手段把自己的名字強加給察里津”，是完全沒有根據的。1938年，當時的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說他收到了人民群眾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蘇聯首都的信件，便建議把莫斯科改名為斯大林諾達爾，并組織人起草了準備送交蘇聯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決議草案。斯大林表示堅決反對，并通過加里寧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表明自己的態度。[6]
上世紀三十年代，卡岡諾維奇曾經提出，“不僅有列寧主義，而且有斯大林主義”，建議使用“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這個術語。赫魯曉夫表示支持，據說他曾在一次講話中高呼“列寧主義萬歲!斯大林主義萬歲!”兩人都遭到了斯大林的斥責。斯大林的這種態度一直保持到晚年。他在那次與參加《傳略》編寫的學者座談時，反對把他的思想觀點抬高為學說。他用諷刺的語氣說，“我現在居然有了各種學說，直到關于戰爭中起作用的經常性因素的學說。甚至發現我還有共產主義學說、知識分子學說、集體化學說等等”，“這樣的學說在我這里整整發現了六種……實際上一種也沒有……我們有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任何補充的學說都不需要”。[7]
根據莫洛托夫的回憶，斯大林不同意授予他自己蘇聯英雄稱號，理由是他個人“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勇敢精神”。他沒有接受蘇聯英雄的金星勛章，到他逝世后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時，嘉獎處處長才把這枚勛章拿出來別在枕頭上。[8]這與“勛章迷”勃列日涅夫形成鮮明的對照。
莫洛托夫還談到斯大林曾為他接受了大元帥軍銜表示后悔。關于授予斯大林大元帥軍銜的建議是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等人提出來的。開頭斯大林拒絕接受，后來在這些高級將領的堅持下勉強同意了。事后他愈想愈覺得不應接受，說道：“我要這一切干什么呢?”[9]可是那位戰時只當過方面軍軍事委員、沒有實際指揮過一次戰斗的赫魯曉夫卻想得到蘇聯元帥的軍銜。空軍主帥戈洛瓦諾夫曾對莫洛托夫說過，他曾收到一張為授予赫魯曉夫元帥軍銜征求意見的表格，因為授予元帥軍銜需征得戰時成為元帥的高級將領的同意。此事是戰時曾與赫魯曉夫共事過的葉廖緬科策劃的，最后因遭到朱可夫、羅科索夫斯基、戈洛瓦諾夫、庫茲涅佐夫以及其他元帥的反對而未成。[10]
1945年6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招待勝利閱兵式參加者時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提議“為那些頭銜小、名位不足稱道的人的健康干杯”，“為那些被認為是偉大國家機器的‘螺絲釘’的人干杯，因為沒有他們，我們大家，元帥們和方面軍、集團軍的司令員們，說得粗俗一點，就一文不值”。[11]這段話充分說明了斯大林對人民群眾的尊重。
1949年，在斯大林七十歲生日即將到來時，各界人士就如何慶祝提出了許多建議。這些建議中包括在莫斯科修建一座獻給斯大林的勝利紀念碑和設立斯大林生平活動紀念館、在莫斯科大學的大樓前樹立宏偉的斯大林像、規定斯大林的生日為每年的全民節日、設立斯大林勛章、授予斯大林高于蘇聯英雄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人民英雄”稱號、在斯大林于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期間參加過戰斗的城市建立斯大林紀念碑等等。斯大林沒有接受這些建議，他通過莫洛托夫告誡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說：“謙虛一點為好。”[12]
類似的事實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一方面說明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里說斯大林“千方百計地鼓勵和支持頌揚他個人的做法”是沒有根據的，另一方面，說明斯大林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這個問題有明確的和清醒的認識，而且不止一次地反對和阻止那些夸大個人作用和過分頌揚他本人的言論和行動。但是盡管他在理論上對這問題有深刻的認識，而且思想上保持著警惕，但是在一片頌揚聲中有時也不免飄飄然起來。與他共事多年對他有深刻了解的莫洛托夫這樣說過：“斯大林開頭曾與對他的崇拜作過斗爭，后來有點喜歡了。”[13]當然，在當時的氣氛中，斯大林不需要授意和指使某些人這樣做，他只要對某些做法采取默許的態度而不加以堅決制止，就足以使對他的個人崇拜盛行起來，在他的晚年就是如此。上面提到過，夸大個人作用和肯定“英雄創造歷史”是歷史唯心主義觀點，是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傳統觀念。而傳統觀念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不易一時改變，有時它在不知不覺之中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甚至連斯大林這樣的偉人也沒有完全擺脫它的糾纏。由此可以想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提出的實行兩個“最徹底的決裂”即實行“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的“最徹底的決裂”[14]是多么的重要。
應該說，斯大林面對人們對他的過分的頌揚心里是比較矛盾的。一方面，他像莫洛托夫所說的那樣，為自己受到如此尊重感到有些高興，另一方面，又對無休止的、有時失去分寸的贊揚感到不快。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上世紀在訪蘇期間曾與斯大林坦率地談論過關于個人崇拜的問題，并在《1937年•莫斯科》一書中作了記錄。書中說，斯大林不掩飾他對過分的崇拜的厭煩，為需要花許多時間和精力應付各種活動和儀式感到可惜。他責備工人和農民們忙于這些不該忙的事而不設法培養較高的趣味，并且對游行時在他眼前出現的“那個蓄小胡子的人成千上萬大得嚇人的畫像”進行了嘲諷。書中還說，斯大林之所以忍受著，是因為知道這些過節般的活動會給人們帶來歡樂，并且認為他們頌揚的不是作為個別人的他，而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代表的他。[15]確實，斯大林有時把他個人與作為領導人的斯大林加以區分，甚至在談到他自己時使用第三人稱。有這樣一件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斯大林的兒子瓦西里在一些朋友的鼓動和所在單位領導的縱容下，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斯大林得知后訓斥兒子說：“你以為你是斯大林?你以為我是斯大林?”他指著斯大林的畫像大聲喊道：“斯大林——這是他!”[16]由于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把他個人和作為領導人的斯大林加以區分，他也就把人們對他的頌揚看作不僅是對他個人的頌揚，而且是對他領導的黨的方針路線的肯定和擁護。這大概是他沒有對那些過分熱情的表現采取斷然措施加以阻止的又一個原因。當然，樹立領導人的威望對動員和組織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來說能起很大作用，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事情做過了頭，也會走向反面，反而有可能使得領導人脫離群眾，獨斷專行，給革命事業造成不應有損失。
此外，還應該考慮到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的特點。俄羅斯人富于感情，容易受情緒的支配。剛才提到過的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在訪蘇期間還有一個發現，這就是“俄羅斯人喜歡夸張，他們講話和手勢在某種程度上都用最高級，當他們能有機會發泄他們的強烈情感時，就感到高興”。[17]許多俄羅斯人確實有這種表現，能毫不吝嗇地使用“英明”、“偉大”等字眼來形容他們擁戴的人，動不動就稱之為“天才”;他們喜歡給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樹碑立傳，用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俄羅斯人的這個特點，現在仍然表現出來。許多人由于對普京有好感，在他上臺后不久還沒有干出什么英雄業績的情況下，就把他當作偶像來崇拜。因此，如果對俄羅斯的社會歷史情況和俄羅斯人的特點有所了解的話，那么看到當年對斯大林的近乎狂熱的崇拜也就不會感到突然和奇怪了。
應該說，人民群眾出自內心地尊敬和熱愛斯大林，他們對他的崇拜是真誠的，他們的某些過分的表現是可以理解的。在領導干部和高級將領當中也有不少人在與斯大林共事的過程中對他的思想和品德有了全面的了解，承認他確實有過人之處，因而抱敬佩的態度。他們當中有的人在斯大林生前說過一些過分頌揚的話，這在當時的氣氛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們這樣做的客觀效果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沒有支持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在對斯大林評價上仍然持客觀的和實事求是的態度。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就是這些人的最突出的代表。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領導層中有相當多的人抱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斯大林生前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蓄意制造對他的個人崇拜。這些人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盛行起來，是有“功勞”的。而在斯大林逝世后，他們又成為批判個人崇拜的“英雄”。馬林科夫、貝利亞、米高揚等人就是如此，而赫魯曉夫在這方面更有他突出的表現。
照莫洛托夫的說法，赫魯曉夫就本質來說，是布哈林分子，但是沒有跟布哈林走，為了獲取信任和得到升遷，把自己打扮成“最忠誠的斯大林分子”。[18]他在斯大林面前裝出一副恭順的樣子，在各種場合狂熱地吹捧和頌揚斯大林，成為制造個人崇拜的帶頭人之一。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他的“忠心”和“熱情”。1939年3月他在聯共(布)十八大上代表烏克蘭黨組織作了大約二十分鐘的發言，其中有三十二次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對斯大林進行了熱烈的贊揚，最后高呼：“引導我們勝利地走向共產主義的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我們親愛的斯大林萬歲!”[19]同年12月，赫魯曉夫在為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發表的文章中說：“蘇聯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親和領袖。”[20]這大概是他首次稱斯大林為“父親”。1949年12月，在斯大林七十歲壽辰時，赫魯曉夫又發表祝詞，這篇祝詞以這樣的口號結束：“榮譽屬于親生父親、英明導師、黨和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勞動者的天才領袖斯大林同志!”[21]這時赫魯曉夫想要表明他在感情上與斯大林更加靠近了，在“父親”前面加上了“親生”二字。
剛才提到過，斯大林有時對過分頌揚他個人的做法表示厭煩，甚至認為有人故意這樣做是為了破壞他的威信。他曾生氣地對福伊希特萬格說：“一個阿諛奉承的笨蛋要比一百個敵人有害得多。”[22]應該說，在他周圍這種“阿諛奉承的笨蛋”不止一個，其中包括赫魯曉夫。遺憾的是，他不僅沒有識破，而且信任他們和委以重任。
以上簡略地分析了造成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主客觀原因。從中可以看到，赫魯曉夫把造成個人崇拜的原因歸結為斯大林個人的品質并指責斯大林制造對他自己的崇拜是沒有根據的，同時也可看到斯大林本人對這一切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盛行起來的。斯大林在1922年當選聯共(布)中央總書記時尚無足夠的威望，在黨內地位尚未鞏固，而他本人也表現得比較謙虛謹慎，列寧規定的黨內生活的準則基本上得到了遵守，黨內民主發揚得較好，因而在將近十年的時間里，不存在對他的個人崇拜問題。到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在與反對派的斗爭中取得了勝利，他提出的方針路線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社會主義建設順利展開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績，這時他的威望得到了很大提高，在眾多領導人當中脫穎而出，開始受到黨內外群眾的尊敬和愛戴。1929年他五十歲壽辰時，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真理報》在他生日的那一天用幾個版的篇幅刊登頌揚他的文章，這是前所未有的。1930年開始到處掛起他的畫像來了，他的畫像也出現在當年十月革命節的游行隊伍中。這似乎是一個標志，說明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開始形成了。1934年1月，聯共(布)召開了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在這次被稱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上充滿著對斯大林的一片贊揚聲。在大會開幕的那一天，《真理報》發表社論，其中稱斯大林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最名副其實的繼承者”，說他是“革命的思想和行動的巨人”。文章以這樣的口號結束：“向列寧的中央委員會和黨的領袖、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戰斗隊隊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建筑師斯大林同志致以熱烈的敬禮!”大會期間，紅場上舉行了群眾大會，基洛夫在講話時稱斯大林為“光榮的、堅強的列寧主義者”和“光榮的、不屈不撓的、偉大的領導人和戰略家”。代表大會代表和外國客人們在發言和致賀詞時，也對斯大林進行了贊揚。值得注意的是，原來的反對派領導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狄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洛米納澤等人在發言中為了表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起勁贊揚斯大林，話說得比一般人都過頭。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后開始的大清洗，進一步加強了斯大林的地位。自愿地和被迫地唱贊歌的人愈來愈多。到這時，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已大大進了一步。
上面說過，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同時也不主張“權威原則看成絕對壞的東西”，[23]認為革命政黨內部如果沒有權威，就沒有統一意志，也就難以進行勝利的斗爭。斯大林的巨大威望，曾在動員和組織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方面起過很大作用，這是歷史事實。問題在于對他的頌揚過了頭，變成了一種偶像崇拜，這就不能不造成一系列嚴重的后果。首先，它阻礙了社會主義民主的進一步發揚，使得集體領導被削弱，權力集中到了斯大林一個人手中，助長了一系列不良傾向，形成了一整套習慣做法，造成了某些方針政策上的失誤，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直接間接的損失。因此，為了防止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產生，就要真正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集體領導，并制定出切實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來加以保證。要尊重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增加決策的透明度。黨內有關全局的方針路線問題，應在全黨組織討論;而關系到全國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應廣泛征求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不能由少數幾個人在密室策劃后作出決定。這樣做才能激發和調動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減少決策上的失誤和防止個人專權現象的出現。
由于個人崇拜，斯大林的意志代替了黨和人民的意志，斯大林的信任成為干部獲得重用和升遷的最重要的條件。許多人就是因為得到斯大林的信任才走上領導崗位的。當然，他們當中也有不少崇敬斯大林同時又忠誠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但是他們隊伍中也混進了相當多為了個人名利阿諛奉承的小人，赫魯曉夫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莫洛托夫這樣說過，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現在很多，而且還將更多”。[24]但是由于這些人只聽命于斯大林，只對斯大林個人負責，不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愈來愈脫離人民群眾，久而久之，他們逐步形成為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團，喪失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篡黨奪權，斯大林逝世后他們的表現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早在1939年在與柯倫泰談話時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黨和人民的許多事情將被歪曲和遭到污辱，首先是在國外，我們國內也將會這樣做……我也同樣會蒙受罵名，受到誹謗。將會把許多壞事加到我頭上。”[25]根據莫洛托夫回憶，戰爭年代斯大林曾說過：“我知道，我死后有人將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6]當然，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斯大林充滿著仇恨，在他生前就極盡造謠、誣蔑、攻擊之能事。斯大林這樣估計，是有根據的。但是他未必想到，在他死后帶頭辱罵和誹謗他，把許多壞事加在他頭上，往他的墳上扔垃圾的人，竟是當年一口一聲“親爹”、對他百般恭維、在他面前唯唯諾諾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不只是對斯大林個人進行造謠誣蔑和辱罵而已，他否定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扭轉了蘇聯發展的方向。這個政治痞子型的人物得勢后作威作福，居然把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蘇聯共產黨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折騰達十多年之久，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和極其嚴重的后果。最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繼承他的衣缽，搞垮了蘇聯，造成了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可以說，這是赫魯曉夫制造個人崇拜、獲得斯大林信任而爬上高位后取得的最大“成就”。為了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應該對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保持高度的警惕，制定一切必要的制度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赫魯曉夫現象的再次出現。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國家的公職人員應該是“社會公仆”。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議機構的代表規定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27]在總結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時，重溫巴黎公社的經驗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逐步實行這兩條，才能對公職人員進行真正有效的監督，才能避免“惡仆欺主”和“主仆易位”的現象的出現，才能阻止享有特權的官僚階層的形成，從而有效地防止制度內部形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
上面提到過，個人崇拜的盛行與傳統觀念的影響以及人們的文化水平和認識水平有著一定的關系。因此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樹立唯物史觀，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對防止這種現象的出現具有重要意義。擴大一些說，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的地位，大力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武裝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頭腦，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和陳舊落后的傳統觀念，是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防止黨變質和國家改變顏色的根本保證。應該說，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一貫是很重視的。遠的不說，就說他晚年的情況。他不顧年邁體弱仍進行理論問題研究，寫出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等重要著作。根據謝皮洛夫的回憶，1952年斯大林對他說，現在我們正在考慮在經濟方面采取重大措施，而要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進行經濟改革，必須使干部和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經濟學。斯大林要求謝皮洛夫牽頭編一本供干部和青年學習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強調指出，“現在情況就是這樣：除非我們在科學的基礎上培養出我們的干部、我們的工人、我們的經濟工作者和勞動者來，不然我們就要滅亡。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28]這里斯大林強調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實踐，把這個問題提到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1953年3月，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兩天對剛當選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的切斯諾科夫說：“你們應當在最近就抓進一步發展理論的問題。我們可能會在經濟方面出一些錯。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能夠糾正過來。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出了錯，那么就會斷送整個事業。沒有理論，我們就會死亡，死亡，死亡!……”[29]這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發出的語重心長的告誡，應該時刻牢記。
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場的反斯大林的鬧劇已演了五十年，到最近十余年捧場者和觀眾愈來愈少，看來該是收場的時候了。但是演出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們是不會甘心悄然離開舞臺的。不過他們再要演出，也只能背幾句早已成為陳詞濫調的臺詞，已引不起多少觀眾的興趣了。當年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里對斯大林進行了一番糟踐后，又在回憶錄里用他特有的粗俗語言惡狠狠地說道：“他(指斯大林。——引者)值幾個錢?他算什么天才?什么蘇聯人民的‘親生父親’?……他身上的遮蓋物將被扯下，他將一絲不掛地展現在蘇聯人民面前，在歷史上占據一個對他合適的位置。”[30]但是不管赫魯曉夫的追隨者和后繼者們如何攻擊他和咒罵他，如何對他進行造謠中傷，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仍然尊敬他和懷念他。他領導蘇聯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和衛國戰爭中建立的功勛，已為他在歷史上樹立了一座誰也推不倒的豐碑。他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領袖的歷史地位是穩固的。而回過頭來看看赫魯曉夫。此人身后除了留下反復無常的政客、巧舌如簧的撒謊者和革命事業的背叛者的名聲以及一大堆劣跡和笑料外，還有什么呢?五十年的風風雨雨已剝蝕了他身上的各種遮蓋物，倒是他自己已經“一絲不掛地”展現在本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他在歷史上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自然也將在歷史上占據一個適合于他的不光彩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斯大林選集》，中文版，下卷，1979年，第298頁。
[2]見1999年3月19～22日《真理報》。
[3]《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96頁。
[4]《真理報》1999年3月19～22日。
[5]《史料》雜志2003年第3期第54—55頁。
[6]見《蘇共中央通報》1990年第12期第126～127頁。
[7]《真理報》1999年3月19～22日。
[8]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311頁。
[9]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310頁。
[10]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383頁。
[11]《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463頁。
[12]見В.卡爾波夫的《大元帥斯大林》一書，中文版，2005年，第786～787頁。
[13]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318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1974年，第271～272頁。
[15]轉引自Ю.葉麥利揚諾夫的《斯大林——在權力的頂峰》一書，2003年，第69～70頁。
[16]見1998年8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
[17]轉引自Ю.葉麥利揚諾夫的《斯大林——在權力的頂峰》一書，2003年，第69頁。
[18]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431、434頁。
[19]見В.卡爾波夫的《大元帥斯大林》一書，中文版，2005年，第782～785頁。
[20]轉引自Д.沃爾科戈諾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1997年，第390頁。
[21]《真理報》1949年12月21日。
[22]《斯大林--同時代人的回憶和當時的文件》，М.洛巴諾夫編，1995年，第303頁。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553頁。
[24]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438頁。
[25]《對話》雜志1998年第8期第94頁。
[26]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2000年，第396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335頁。
[28]《我們的同時代人》雜志1998年第5期第200頁。
[29]《明天報》1997年第50期。
[30]《赫魯曉夫回憶錄》，1997年，第186頁。
(《環球視野》•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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