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巖：毛澤東領導開國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中國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站起來了！

作為領導和推動這一歷史巨變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心情格外激動。他曾滿懷信心地預言：“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選集》P1467）

毛澤東對建設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充滿信心。

10月1日下午2時，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會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政綱領（簡稱《共同綱領》），它起到臨時憲法的作用。隨后，毛澤東率領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登上天安門城樓。當毛澤東出現在主席臺上時，廣場上30萬群眾立刻熱血沸騰、歡呼雀躍，無數面鮮艷的紅旗迎風招展，場景十分壯觀。

下午3時，開國大典隆重開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開會。毛澤東走到麥克風前，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頓時，廣場上再次歡聲雷動，情緒激昂。

接著，毛澤東按動電鈕，在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雄壯旋律中，國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全場肅立，經歷這激動人心的一刻。廣場上，五十四門禮炮齊鳴二十八響，象征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的二十八年歷程。

國名、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方案，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作出的鄭重決定。這次會議設立第六小組，特別慎重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最后作出決定。

毛澤東曾拿著國旗方案，用手指著說：“這個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

升旗結束后，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鄭重宣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毛澤東宣讀完畢，閱兵式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一支四百萬人的大軍。毛澤東為這支軍隊的創立和發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貢獻。從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創建工農革命軍起，二十二年來，毛澤東的生活、工作與戰斗，始終同這支軍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光輝歷程，也就是這支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光輝歷程。

閱兵式持續3個小時，結束時天色已晚。長安街上華燈齊放，群眾游行開始。一隊隊懷著歡欣、激動心情的游行群眾涌向主席臺，然后分東西兩路離開會場。這時，“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云霄，擴聲器里不斷地傳出毛主席洪亮的聲音：“同志們萬歲！”

人民擁戴毛澤東，毛澤東熱愛人民，兩種真摯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

晚上，9時25分，游行結束。這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站了六個小時，他的精神始終十分飽滿。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對身邊衛士說得第一句話是：“勝利來之不易！”這句蘊涵深刻內容的話他連續說了兩遍。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但是，各式各樣救國救民的探索、試驗，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敗了。中國依然沒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才不斷指引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艱苦卓絕的奮斗，終于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人民共和國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來。這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毛澤東有六位親人為此獻出了生命。勝利確實來之不易！

然而，要鞏固和發展這個勝利，更為不易。這一點，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指出來了。他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為了鞏固革命的勝利，鞏固新生的政權，新中國剛建立，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臨著三項極為緊迫的任務：對內，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軍事力量，解放全中國；在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殘破的局面下，以極大的力量恢復和發展國家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對外，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首先是爭取同第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友好同盟關系。

開國前后，毛澤東仍以很大精力指揮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當時，東北全境、華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區的解放戰爭已基本結束，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正向著新疆實行前所未有的大進軍，至9月26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華東地區已經大部解放，第三野戰軍一方面防守華東，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美國軍事干涉，一方面積極部署攻取臺灣和其他沿海島嶼。待解放的地區，還剩下兩大塊：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廣東、廣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貴州、西康、西藏。以后作戰方向主要集中在這兩個地區。

毛澤東制定完滿戰略部署。毛澤東早在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后不久，在規劃各野戰軍向全國進軍的部署時，就已定下來。這就是：“二野”應準備于兩個月后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四川、貴州、西康；“一野”分出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川康三省。四野渡江后，占領兩湖，10月即可尾隨白崇禧退路向兩廣前進，11月或12月可能占領兩廣。

完全實現以上戰略部署，比預想的更為順利。

首先，怎樣殲滅白崇禧集團？大迂回包圍戰略——“十大軍事原則”的新發展。

白崇禧在國民黨軍隊中素有“小諸葛”之稱。他較有戰略頭腦，作戰靈活。他所掌握的桂系軍隊，戰斗力比較強，并且沒有受到很大損傷。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后，曾多次與白崇禧集團交手，每次都想同他決戰，他都逃避決戰。5月解放武漢時是如此，7月打湘贛戰役時是如此，8月解放長沙還是如此。照毛澤東的說法，白崇禧是中國一個最狡猾的軍閥，和他作戰的困難，是不容易打著他，他很會跑。正因為這樣，采取近距離迂回包圍的部署不能湊效，達不到包圍殲滅該敵之目的。而這時就整個國民黨軍隊來說，早已處于崩潰瓦解之勢。

正是如此，毛澤東及時提出殲滅白崇禧部的新的作戰方法。他在7月16日致四野領導人林彪等的電報中指出：“判斷白崇禧準備和我作戰之地點，不外湘南、廣西、云南三地，而以廣西的可能性最大。”“和白部作戰方法，無論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處，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戰。因為白匪本錢小，極機靈，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和我作戰。因此，你們應準備把白匪的十萬人引至廣西桂林、南寧、柳州等處而殲滅之，甚至還要追至昆明殲滅之。”（《毛澤東文集》第5卷P308、309）

隨著戰局的發展，毛澤東在9月12日起草的致二野領導人的電報中，進一步指出：“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后，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P670）

這個新的戰略方針，對解決中南戰場和西南戰場的國民黨軍隊，起了關鍵作用。這種大迂回的戰略追殲方式，成為中外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觀。它是毛澤東對“十大軍事原則”的新發展。

完滿實施大迂回戰略方針，殲滅白崇禧集團。

根據新的戰略方針，四野和二野的第4兵團分東、西、中三路，于9月中旬分別向廣東、湘西、湘南挺進。由四野第13兵團組成的西路軍，從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粵聯合防線，切斷了白部主力向貴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12兵團組成的中路軍在湘南發起衡寶戰役，殲滅了白崇禧的精銳部隊近4個師。與此同時，由二野第4兵團、四野第15兵團等組成的東路軍揮戈廣東，發起廣東戰役。10月14日，解放廣州。同月下旬，在廣東西南部全殲企圖經過雷州半島退向海南島的國民黨軍4萬多人。湘南、廣東解放后，三路軍立即揮師入桂，實行大迂回戰略，首先切斷桂系軍隊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島、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條道路，然后各個殲滅敵軍。至12月14日，共殲滅國民黨軍17萬3千人，解放廣西全境，圓滿地實現了毛澤東在廣西境內最后消滅白崇禧集團的作戰計劃。

其次，“橫掃千軍如卷席”。

遵照毛澤東關于在1950年春夏兩季內解決海南島問題的指示，由四野的兩個軍越海作戰，在瓊崖縱隊的有力配合下，于3月上旬發起海南島戰役，5月1日海南島解放。

解放大西南。兩廣解放，國民黨政府由廣州遷往重慶。原在川陜地區的胡宗南集團也撤往西南。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曾以西南地區作為大后方，此時仍企圖在這里重新站住腳跟，卷土重來。蔣介石自己也趕往重慶。解放西南，刻不容緩。

西南的重點是四川。毛澤東精心選擇了進軍西南的戰略方向。

自古以來，奪取四川不外兩條通路。一是由陜西越秦嶺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長江入川。蔣介石判斷，毛澤東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懷、賀龍率一野經秦嶺入川。

據此，他在8月召開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事會議上，親自部署西南防務，把川陜邊作為守備重點。將胡宗南集團主力沿秦嶺主脈組織第一道防線；又沿白龍江、米侖山、大巴山組織第二道防線。同時，也在川東和貴州布防，以備不測。

毛澤東經過審慎考慮，一反常規，決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動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貴州，挺進四川的敘府（今宜賓）、瀘州、重慶一線，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國民黨軍西南防線的后側，切斷胡宗南集團及川境諸敵的退路，“關起門來打狗”，在四川境內殲敵主力。同時，以一野一部從陜西挺進秦嶺，故意作出由此大舉入川的姿態，吸引胡宗南集團把注意力放在北線，爾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這一軍事行動，要以大兵團翻越川鄂湘黔邊境的高山峽谷，行軍給養都十分困難，還隨時要同困獸猶斗之敵作戰，可謂一著險棋。但是一旦成功，蔣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線便會不戰自潰，因此，這又是一著出奇制勝的高棋。

11月1日，早已秘密集結在湘西的二野第5、3兩個兵團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動，一舉突破湘黔防線，15日解放貴陽，21日占領遵義，切斷了四川境內之敵向貴州退逃的道路，并乘勝向川南兜擊。

這時，坐鎮重慶的蔣介石如夢初醒，急調胡宗南部隊回防四川，并命令川東守軍西撤。二野抓住敵軍調整部署的有利時機，實施迂回包圍，將川東西撤之敵和胡宗南一部聚殲在南川以北山區，11月30日解放重慶。隨即二野和跨越秦嶺南下的一野第18兵團共同發起成都戰役，12月27日解放成都。蔣介石在大陸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全部覆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感召下，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等分別通電起義，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西南戰場上連續進行的幾個戰役，歷時兩個月，殲滅國民黨軍90萬人，蔣介石割據西南、負隅頑抗的夢想徹底破產。

其三，和平解放西藏。

在中國大陸上，待解放的地區只剩下西藏了。為了迅速統一全中國，毛澤東作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決策，同時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強政治爭取工作，力爭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6月，經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西南局向西藏地方當局提出包括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來；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和達賴的地位職權不予變更；實行宗教自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等十項政策，作為談判的基本條件。但是，西藏地方當局中的反動勢力，在帝國主義慫恿支持下，不但拒絕談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達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圍地區部署兵力，企圖憑借金沙江天險和高原特殊艱苦的自然條件，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西進。

這樣，為了敲開和平談判的大門，只有斷然采取軍事行動了。

毛澤東在1950年8月23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電報中指出：“如我軍能于十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同年10月，人民解放軍發起昌都戰役，解放了昌都地區。果然昌都戰役一個勝利，進藏的門戶被打開，為和平解放西藏創造了條件。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到達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舉行談判。5月23日雙方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國除臺灣和一些沿海島嶼及香港、澳門外，實現了空前的統一。

新中國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

全國的統一，結束了長期以來為人民所極端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戰的局面，為恢復和發展經濟事業和其他一切事業，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創造了根本的條件。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畢生為之奮斗而沒有實現的統一愿望，在毛澤東領導下實現了。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領導的人民大革命，經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斗，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其集中代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統一全中國，實現了人民的愿望，走了歷史必由之路。

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統一，有著本質的區別，政權性質和社會制度都根本改變了。它是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的國體是無產階級專政，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部，人民享受廣泛的民主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人民當家做主人；對外，我們的外交方針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從世世代代飽受壓迫的地位變成國家的主人。而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要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即國家的政體）來實現。這個組織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它的過渡形式人民代表會議。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起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這是毛澤東從現代中國歷史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這是一種適合中國情況、又利于表達人民意志的政權組織形式。

1949年，人民解放戰爭向著國民黨統治區迅猛發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舉行了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3日，毛澤東出席會議，向全國發出號召：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系，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并從而為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更加注意發揮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作用，把它作為體現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聯系的重要組織形式，緊緊抓住，連續轉發了一批典型經驗，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這一件大事做好。

10月11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向毛澤東發出一份電報，匯報松江縣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情況和經驗。毛澤東收到此電十分高興，對會議的成功，“極為欣慰”。隨即將饒漱石的報告轉發各中央局負責人，請他們通令所屬一律仿照辦理，并強調指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使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為重要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P4）

10月13日，毛澤東又轉發了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關于華北各城市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經驗的報告，并要求各地認真研究，引起全黨干部的注意，同時總結自己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經驗教訓。

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問題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著關門主義傾向。毛澤東指出，在代表名額中，共產黨員不能太多，“多則無力，不多不少則力量大”。

在毛澤東的倡導和督促下，全國各地先后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對于發揚人民民主，進行政權建設，以及實施各項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為以后召開普選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準備了條件。

新的政權必須密切聯系人民群眾。

要認真負責地處理好人民來信。

新中國成立了，人民群眾意識到自己地位的改變，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說的話，向黨和政府，向毛澤東，以通信的方式表達出來。人民群眾寫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來。許多地方也普遍出現了人民來信大量增加的情況。

這件事引起了毛澤東高度注意。各級領導機關認真負責地處理人民來信的工作，同樣是發揚人民民主、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性質，密切黨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聯系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領導機關對人民來信卻漠然視之。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重視。1950年11月30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指示：“請你們對群眾來信認真負責，加以處理，滿足群眾的要求。對此問題采取忽視態度的機關和個人，應改正此種不正確態度。”（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再一次向各級黨委和各級政府發出指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毛澤東文集》第6卷，P164）

毛澤東自己就是嚴格這樣做的。他每天批閱和處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來信。有一個專門為他辦理群眾來信的機構，如果對重要的人民來信有所延誤，不及時送閱，就會受到他的批評，這種批評有時是非常嚴厲的。

要跳出歷史“周期率”，必須發揚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早在1945年7月，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褚輔成、黃炎培等六位參政員來延安訪問，見到毛澤東。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黃炎培提出的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也表達了各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期望。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八十年來》P148、149）

毛澤東這個斬釘截鐵地回答，講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于未來充滿信心。從共產黨領導革命根據地建設的實踐中探索出來的這個“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家的統一，延伸和擴展到全中國。建國以后，自七屆二中全會以來，從“三反”、“五反”，到“整風反右”，再到“四清”、“社教”，一直到Wg，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采取許多極其重大的措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避免和防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出現這個歷史的“周期率”。在他生前，是做的很好的，盡管XXX這些黨內最大的XX派的破壞和搗亂，但他們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最終未能得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進入一個新時期。它達到空前廣泛的程度，開創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真誠合作、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新格局。

作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和政策的主要創立者和制定者，毛澤東對新中國的統一戰線工作十分重視。新中國成立前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權機關紛紛建立，毛澤東一再提醒各地黨政領導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義將領在內的黨外人士參加政權機關，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他們有職有權，并且關心和照顧他們的實際困難。

薄一波有一段回憶說：“組建中央人民政府時，誰擔任什么職務，毛主席考慮得很周到。對他們的生活也很關心。每個月給程潛5萬斤小米，補貼幫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說，程潛應酬多，開銷大。傅作義當了水利部長，毛主席問我，怎么樣？我有時匯報一下。他對我說：傅作義和平起義，是有功的，應該讓他自己挑一個副部長，有職有權。那時政務院有十個以上的副部長都是黨外民主人士。”

毛澤東還親自做黨外人士工作，同他們親切交談，坦誠地說明共產黨與非黨人士長期合作的根本政策。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同綏遠軍區負責人談話，特別邀請了傅作義參加。毛澤東說：

“現在共產黨成了全國性的大黨，又有了政協全國委員會，我當主席有責任使各個方面都有利，使別的黨派也有利，否則會引起不滿，會被人罵，甚至會被推翻。綏遠也一樣要注意，歸綏就有兩個‘黨’，我們的與傅先生的。軍政委員會就架在這個矛盾之上，要處理好。現在全國都在執行統一戰線，華中、華南的政府也一樣是統一戰線的政府。農村和城市的情況不同，沒有別的黨派參加政府，但也有非黨干部。沒有非黨干部參加政府就會出毛病。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蘇聯也是共產黨與非黨合作，《真理報》說，政府干部中黨員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黨干部。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的聯盟，長期合作。雙方要把干部都當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關門主義。關門主義過去是有的，‘三怕’的說法就是證明。沒有統一戰線，革命不能勝利，勝利了也不能鞏固。搞統一戰線哪能怕麻煩，怕搗亂，怕人家吃了你的飯？切不可葉公好龍。長征二萬五千里不是因為有統一戰線，而是因為太純潔。這次政府的名單中，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還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別人在民主革命困難時期擁護共產黨，為我們說過好話，幫過忙，我們勝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決綏遠問題就要有所不同。這證明我們的政策正確，今后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包括綏遠的在內，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綏東解放區八十萬人民就會弄錯事情。”（《毛澤東文集》第6卷，P13、14）

毛澤東對起義將領說的這一席話，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誠，把中國共產黨所以要實行統一戰線的道理，說得非常明白。

1950年5月，毛澤東收到黃炎培的一個意見書，反映蘇南川沙、南匯、奉賢三個縣征糧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問題，并提出補救辦法的建議。毛澤東先后給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發指示，要陳丕顯派專人或者自己親自對這三個縣作一次調查，“將蘇南征糧偏差及糾正情況，春耕中食糧、種子、肥料等如何解決的及現在蘇南春耕情況，蘇南災情及救濟情況等三項問題，向中央作一有具體內容的較詳細的報告用電報發來，以便答復黃炎培”。并且特別囑咐：“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有則說有，無則說無，是則是，非則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且報。”（《毛澤東文集》第6卷，P57）毛澤東這樣認真對待黨外人士的意見和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體現了統一戰線內部黨與非黨的真誠合作關系。

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當時黨內一部分同志中間存在一種關門主義傾向。這種傾向也反映到了1950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某些代表的發言中。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4月21日在同李維漢、徐冰的談話中發表了重要意見。他說：

“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輿論。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民主黨派是聯系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對民主黨派要給事做，尊重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干部一樣。要團結他們，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黨派經費、民主人士旅費等。華南分局陪送張治中來北京的人，一下車就向張治中要求交路費。聘請到東北去工作的教員，發現是民主黨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讓他們在東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這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要求平等、博愛、自由，我們這樣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愛而是偏愛。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們要解放全人類，資產階級、地主也要幫助他們解放，改造他們。這就是博愛。要實行民主。現在有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讓他們出，除了泄密的、破壞性的，都讓人家說。所以，政治局最近通過了一個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出的氣不外是兩種，有理的，應當接受；無理的，給他說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罵，只要君子動口不動手。不讓講話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毛澤東同李維漢、徐冰談話記錄，1950年4月21日）

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提到解放全人類這個偉大目標的高度，這就把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徹底說清楚了。這個談話，展示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胸懷。

新中國的統一戰線是如此之廣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廣大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也包括了從敵人營壘分化出來而走到人民方面來的各種人。中國的大統一就是由這個廣大的統一戰線作保障的。

在舊中國，由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留學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許多優秀人才。以毛澤東為人民領袖的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當他們親眼看到或聽到毛澤東統一戰線政策，所體現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博大的氣魄和胸懷，使他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喚起對祖國的憧憬和向往。他們懷著一顆赤誠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國。不少人經過千難萬險，擺脫種種阻撓和迫害，才回到祖國懷抱。他們當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語言學家等等。他們成為新中國許多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為發展祖國科學事業、文化事業、經濟建設和國家建設，為培養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著名畫家徐悲鴻當年曾致信好友陳西瀅，表述他對新中國的看法，勸說在國外的陳西瀅能夠早日歸來。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錄如下：“解放以來，不通音問已及一年。弟因曾無違反人民之跡，得留職至今。去年曾被派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歐友好，未能進入巴黎，在捷京會后即歸不及兩月。”“兄等須早計，留外終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唯覺此時之政治，事事為人民著想，與以前及各民主國不同。一切問題盡量協商，至人人同意為止。故開會時決無爭執，營私舞弊之事絕跡。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國改觀，入富強康樂之途。兄等倘不早計，爾時必惆悵無已。”（徐悲鴻給陳西瀅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毛澤東制定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正確處理民族問題極端重要。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原理，結合中國的國情，制定了一套正確的富有遠見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政策，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等，廢除了中國反動統治者實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

在籌建新中國、制定《共同綱領》的時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個突出問題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面前，需要作出抉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實行“民族自決”，還是“民族自治”？列寧和孫中山都提出過“民族自決”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也贊同過這個口號。但是當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時，是繼續舊政策，還是采取適應新形勢的新政策？在起草《共同綱領》的時候，毛澤東提出：要考慮到底是搞聯邦制，還是搞統一共和國，實行少數民族地區自治。毛澤東、黨中央決定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實行聯邦制。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將中共中央關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構想，向政協代表征詢意見。他說：“關于國家制度方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多民族聯邦制。現在可以把起草時的想法提出來，請大家考慮。”“任何民族都是有自決權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今天帝國主義者又想分裂我們的西藏、臺灣甚至新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帝國主義者的挑撥。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P139、140）隨后，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頁）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致電二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對這個問題作了更透徹的說明：“關于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強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它對各少數民族特別表現為大漢族主義）曾強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況，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為了完成我們國家的統一大業，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分裂中國民族團結的陰謀，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強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入被動地位。在今天應強調，中華各民族的友愛合作和互相團結”。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頁）

一年后，1950年11月24日，周恩來在政務院第63次政務會議討論少數民族問題時說：“孫中山先生曾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以‘民族自決’的口號把它肯定了下來。在我們制定《共同綱領》的時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決的原則，因為這樣做對于加強民族間的團結與合作是有利的。現在，從一年來的少數民族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當時的預見是十分正確的。”（周恩來在政務院第63次政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0年11月24日）

今年，是紀念建國60周年，積60年之歷史經驗，更加證明毛澤東這個預見和決策的極端重要性和正確性。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對于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為了保證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培養和吸收大批能夠與共產黨合作的少數民族干部參加各級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環。毛澤東在1949年11月14日給彭德懷和西北局的電報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外，各級政權機關均應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額，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參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時期應一律組織聯合政府，即統一戰線政府。在這種合作中大批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他進一步指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P20）

新疆和西藏是祖國大陸最后解放的兩大少數民族地區。兩區面積占全國陸地總面積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國的重要邊陲。處理好這兩個地區的民族問題，對于鞏固和發展全國統一大業特別重要。在指導這兩個地區和平解放的過程中，毛澤東發表的許多指示和講話，對解決這些地區極其復雜的民族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思想。他要求進駐這些地區的部隊和地方工作人員，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強調，軍隊進駐這些地區，不得侵擾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負擔，一切軍需物資包括糧食在內均由中央供給。這些政策的實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開始就在當地各少數民族的群眾和一些上層人士中間留下良好的印象。1951年10月26日，進駐拉薩部隊舉行入城儀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員、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眾兩萬多人夾道熱烈歡迎。這樣的場面，在西藏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在歡迎儀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倫致歡迎詞說：過去，無論是清朝的軍隊，美國的軍隊，國民黨的軍隊，來到西藏時，我們都沒有歡迎過，唯有這次人民解放軍到拉薩，我們熱烈歡迎，因為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

毛澤東始終抓住民族團結這個旗幟，并使之貫穿于民族地區的一切實際工作中。1949年10月23日，他就新疆問題給彭德懷和西北局的電報中指出：維吾爾族人口三百余萬，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軍只有和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關系，才有可能建設人民民主的新疆”。

西藏由于歷史的原因，不僅存在著漢族與藏族之間的隔閡，還存在著內部的不和。由此帶來西藏民族問題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毛澤東把同時加強漢藏之間的團結和西藏內部的團結，作為一個根本原則。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簽訂。第二天，毛澤東舉行慶祝宴會。在宴會上，他十分高興地說：“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是中國人民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后才達到的。”“今后，在這一團結基礎之上，我們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毛澤東文集》第6卷，P168）

在民族團結的旗幟下，毛澤東十分注意爭取和團結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特別是上層中的主要代表人物。這一特點，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在處理西藏問題上。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據中央關于解決西藏問題的方針，草擬了與西藏地方當局談判的十項政策，27日報送中央審定。毛澤東在審閱時，對其他各條均表同意，唯獨對第八條作了修改。第八條原文是：“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協商方式加以解決。”毛澤東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個字：”及西藏領導人員“。雖然只有七個字，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政策。這是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的實際情況確定的。團結藏族上層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對于團結整個藏族人民至關重要。這個政策在后來的實踐中又不斷發展和完善。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都親自做過達賴和班禪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談。后來達賴集團叛國，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國共產黨努力團結西藏上層人士的政策始終沒有變。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一個十分復雜而極其重要的問題，保證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和全中國的大統一。毛澤東曾用詩詞來表現國內各民族大團結的盛況：

《浣溪沙 和柳亞子先生》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蹁躚，人民五億不團圓。 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全中國的空前統一，受幾千年封建統治和一百多年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獲得解放，成為中華大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變。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指導這一偉大事變的毛澤東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被深深地銘記在中國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遠鐫刻在中國的史冊上。

200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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