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巨變：共和國60年的社會變遷

    國慶之際，我想簡單談談共和國60年的社會變遷，以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一、階級還是階層　　

分析社會變遷最主要的概念就是階級和階層，以及相關的階級分析和階層劃分。這兩種分析方法哪個更合理一些呢？　　

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是：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是一個經濟范疇，同時又是一個政治范疇。階級是一個經濟范疇，首先是指階級這個人類社會共同體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形成的，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是階級最本質的特征，其余的特征都是由這一本質特征派生出來的，這就是階級內在的質的規定性。其次，劃分階級的首要依據是經濟地位，即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階級是一個政治范疇，是指在階級社會的一定社會結構中，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產生了國家，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借助于國家而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即成為擁有社會公共權力的政治主體。由于在經濟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與統治階級同時產生的其他階級則處于不同的政治地位。階級具有基于共同的經濟地位而產生政治傾向的一致性；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而產生心理習慣的相似性；以及基于共同的歷史命運而產生理想追求的聚合性。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的本質是階級關系。在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領域中，集中反映的就是各階級的利益及其相互關系。　　

近些年，人們研究社會問題時又使用了階層的概念，甚至用階層的劃分代替階級的劃分。一般認為，階層即人們基于相近的社會地位、職業和收入等形成的社會群體。有人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進行了分析，劃分出了“十大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階層。也有人把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為“三大階層”：中產階級，富人，低收入者。　　

事實上用階層的劃分代替階級的劃分是不合理的。首先，缺乏統一標準，隨意性非常大。把社會分為幾個階層，什么人屬于什么階層完全是劃分者主觀決定的。像流行的中產階級，富人，低收入者“三大階層”理論，任何一個社會只要選擇合適的標準，都可以劃分為“橄欖型”社會結構。例如印度戶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為中產階級家庭，700美元按當時我國的外匯比價，也就相當于6000元人民幣左右，分攤到一家5口，年人均大約只有1200元人民幣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幣。這樣把相當一部分工人農民都劃入了“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的是，用階層的劃分代替階級的劃分實質是用收入水平代替了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從而掩蓋了剝削，并且用社會地位、職業代替了統治和被統治，從而掩蓋了壓迫，本質上是為剝削和壓迫辯護。像“農業勞動者階層”就把個體勞動者和雇傭勞動者混為一談，掩蓋了剝削關系。　　

當然，還有另一種“階層劃分”的理論，即把階層的劃分作為對階級的進一步剖析，把大階級之下的亞階級，即同一階級中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稱為階層劃分。例如，就近代中國而言，資產階級又可以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又可分為產業工人階級、手工業工人階級、店員工人階級和雇農階級等。這種劃分和用階層的劃分代替階級的劃分不同，是必要的。不過，事實上階級分析本身就不僅包括劃分大階級，而且包括劃分大階級之下的亞階級，即這種“階層劃分”本身就是階級分析的組成部分，根本沒有必要獨立出來特別強調。因此，我們分析社會發展時，應該堅持階級分析，而不應該采用不倫不類的“階層劃分”。　　

下文我們將探討共和國60年的社會變遷，其實也就是新中國60年各階級的地位，主要是經濟地位。各階級的地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主要指各階級之間的差別，包括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的差別，在生產生活中的權利和福利，收入水平的差別等，和科技普及帶來的整個社會生活現代化程度提高關系不大，因此下文將不涉及科技普及帶來的整個社會生活現代化程度提高等內容。　　

二、共和國前30年的社會變遷　　

1．地主階級的消亡　　

在舊中國，占農村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富農，占有土地70—80％。他們憑借這種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殘酷地剝削和壓迫農民，而約占農村人口總數90％的貧農、雇農和中農，終年辛勤勞動，卻不得溫飽。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阻力之一。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老解放區就在有1.2 億農業人口（占全國農村人口27％）的地區進行了土地改革。1950 年6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地改革的決議，并將這項決議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討論通過。接著，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農民協會組織條例》等文件，并從1950 年冬季開始，在新解放區陸續開展了土地改革。到1952 年8 月，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此后，少數民族地區也進行了土地改革。例如，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農區分四期進行了土地改革。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通過土地改革，新中國徹底摧毀了存在的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也被消滅。為解放農村的生產力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了開辟道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消滅地主階級指的是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不是肉體消滅。新中國的土地改革對地主也采取了比較寬大的政策，限制了對其財產的沒收范圍，給了他們生活出路。少數民族地區政策更寬，例如，西藏對于未參加叛亂的領主采取了贖買的政策。這些政策有效分化了地主階級，減少了土改運動的阻力，使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這次土地改革運動進行得比較順利。就地主個人來說，事實上是得到了改造與新生。　　

2．資產階級的變遷　　

舊中國資產階級又可以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中國發展的主要阻力之一。民族資產階級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總體來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動搖的不可靠的同盟軍。因此，新中國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對官僚資本實行沒收的政策，而對民族資本則實行贖買的政策。　　

從1946年解放哈爾濱開始對官僚資本的接收,到1949年底,全國共計沒收官僚資本工業企業2858個,擁有職工129萬人,其中包括發電廠138個,采煤、采油企業120個，鐵錳礦15個，有色金屬礦83個，煉鋼廠19個、金屬加工廠505個，化工廠107個，造紙廠48個，紡織廠241個，食品企業844個。另外還有“四行兩局”（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系統和國民黨省市地方系統的銀行2400多家，十幾個壟斷性的貿易公司，以及國民黨政府所屬全部交通運輸企業。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針對在某些私營企業中還隱藏著一些官僚資本股產的情況，頒布了《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關于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對隱藏在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官僚資本，做了一次徹底的清理和處理，圓滿地完成了沒收官僚資本的任務。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一最反動的勢力作為一個階級不復存在。　　

國家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是實行“利用、限制、改造”，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進行和平改造。改造的步驟是：先從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然后再從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是：從加工、訂貨、統購（包括收購）包銷和經銷、代銷等初級形式，向公私合營的高級形式過渡。1956年初，全國范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后的公私合營企業，資本家除了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并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不復存在，就民族資本家個人來說，事實上是得到了改造與新生。　　

3．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確立　　

舊中國工人階級地位極端低下。即“他們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占多數，糞夫清道夫等亦屬于這一類。他們除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和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產上的重要”。　　

沒收官僚資本時，采取了“原封不動”的政策，保留了許多舊的制度，一些過去騎在人民頭上橫行霸道的封建把頭和反革命分子還沒有得到處理。因此，這時的國營企業仍很大程度帶有資本主義性和封建性。在這種情況下，從1950年開始，黨和人民政府在這些企業中開始了民主改革。　2月28日　，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發出《關于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　1951年11月5日　，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于清理廠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工礦交通企業的民主改革對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頭進行了揭發、控訴和斗爭；采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方法，團結、教育、改造了舊的技術人員，使他們自覺地為人民服務；清除了工人中的行會幫派思想的影響，增強了工人內部的團結；廢除了包工、工頭、搜身、私刑、不合理的處罰規則和奴役工人的制度；改革了企業的領導機構與行政機構，建立有工人代表和技術人員代表參加的工廠管理委員會、職工代表會，提拔工人群眾中有威信的先進分子參加管理等等。1952年整個工礦交通企業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初步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從而初步確立了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　　

隨著國營企業民主改革的開展，私營企業也逐步進行了民主改革。1952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私營企業在工資、福利、工人權益方面和國營企業接軌初步，改變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工人階級地位大大提高。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后，無論是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還是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其利潤都實行“四馬分肥”，即分為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資方紅利四個部分，資方紅利約占四分之一，企業利潤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之后，公私合營企業和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已經沒有多大區別，成為了變相的國營企業（1966年取消定息后公私合營企業正式變為國營企業），從而進一步確立了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提高了工人階級的地位。　　

4．農民階級地位的提高　　

舊中國農民階級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除了極少數富農和少數自耕農之外，大多數是半無產階級。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屬于半無產階級，他們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階級，主要指占農民人口大多數的半自耕農和貧農。他們生活同樣困苦，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賣一部分勞動力，青黃不接時要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還有一部分農民是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資金，只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隨著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和農民階級分化的加劇，越來越多的農民面臨淪為雇農的危險。　　

新中國成立使這種趨勢有了根本扭轉。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使全國有3 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7 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700 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這一切使農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政治、經濟地位空前提高。　　

但這一成果是不鞏固的，土地改革建立的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既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對農產品的需求，又有兩極分化的危險。有一些地區，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兩級分化的現象。當時占農戶總數60—70％的貧農、下中農，平均每戶只有11.7 畝耕地，每兩戶才有一頭耕畜，每3 戶才有一個犁，每17 戶才有一架水車。一部分農戶由于天災、人禍又陷入貧困之中，還有一些鰥、寡、孤、獨的貧困戶的困難，互助組也無力解決，因此他們不得不出賣剛分得的土地。他們的經濟地位不僅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為了根本解決這些問題，農民只有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早在1950年到1952年，參加互助合作組織的農戶從10.7%增至40%，供銷合作社社員從2568萬增至13820萬。1953 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兩個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一個決議是1953年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再一個決議是1953年底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到1956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到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1958年中國又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進一步提高了農業集體化水平。集體經濟可以承擔水利等公共工程和購買機械設備，可以通過興辦社隊工業就地實現農村現代化，可以通過興辦合作醫療等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也保證了農民貧富不會過分懸殊，使農民階級地位的提高得到了鞏固。　　

5．對小資產階級的改造　　

舊中國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個體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包括學生、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小資產階級之間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他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地位不可避免的不斷下降，逐步向無產階級轉化，即“原先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得生活下降了”。新中國成立后對這些人也進行了改造。上文對農民階級的改造也包括了對自耕農的改造，這里主要談談對個體手工業主和小知識階層的改造。　　

個體手工業主是小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據1954 年的統計，中國個體手工業的從業人數約2，000 萬人（產值為93 億元，約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20％），其中獨立的個體手工業者約800萬人（產值為68 億元），農業兼營商品性的手工業生產約1，200 萬人（產值為25 億元）。對手工業的合作化，在前期也是采取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一般經過了手工業供銷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等形式，在步驟上是從供銷入手，從小到大，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1955 年，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發展到98 萬人，占全國手工業全體從業人員的12％，人均產值達到1970元，比個體戶高85％。到1956年底，手工業合作化已基本完成，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人員已占全體手工業人員的91.7％，其產值達到93％。　　

對小知識階層的改造采取了包下來的方式。新中國把學校、醫院、科技、文化等單位改為國有（舊中國學校、醫院、科技、文化等單位部分國有部分私有。國有學校、醫院的教師、醫生也是雇員，隨時面臨被解雇的風險），建立事業單位。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的行業的小知識階層工資來源統一改為財政拔款，實行了鐵飯碗、鐵工資的制度。　　

表面看來，對小資產階級的改造并沒有改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其實不然。對小資產階級的改造之前，小資產階級之間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他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地位不可避免的不斷下降，逐步向無產階級轉化。對小資產階級的改造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工作有了充分保障，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了。當然，改造后的小資產階級其實再叫小資產階級已經不大合適了，他們已經成為了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類似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　　

6．反對剝削階級復活的斗爭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剝削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不復存在，但是仍然存在剝削階級復活的可能。首先，舊剝削階級分子喪失了剝削和壓迫的特權，一部分人夢想恢復這些特權。其次，在意識形態領域，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仍有一定影響。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并未消滅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僚和掌握文化權力的知識分子（主要是高級知識分子），只是減少了他們的特權，社會主義社會廠長經理也沒有和工人完全平等。在干部（官僚）、知識分子和廠長經理享有特權的情況下，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也是不完全的，工人、農民和干部、知識分子、廠長經理人均占有的生產資料份額事實上并不相同。如果不對這些特權加以限制，干部、知識分子和廠長經理必然會利用已經享有的特權不斷擴大特權，最終復辟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表明，反對剝削階級復活斗爭的任務仍然艱巨。　　

新中國為反對剝削階級復活斗爭采取了許多措施。一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開展斗爭。1957年開展了反右派斗爭，60年代又開展了一系列批判運動。70 年代前期，全國范圍內又掀起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爭使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響不斷下降。另一方面限制干部、知識分子、廠長經理的特權，不斷縮小干部、知識分子、廠長經理和工人、農民的差別，實現工農群眾的對干部的民主監督。新中國通過發動一次次的群眾運動，保障了革命隊伍的純潔性，防止了權力失察的腐敗現象。60年代，在參加“四清”運動的41萬人中，清查出15100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人，占3.9%。60年代中期開始，對干部、知識分子進行了大規模的下放，使干部、知識分子體驗了工人、農民的疾苦，縮小了干部、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的差別。這一切有效的防止了剝削階級的復活。　　

同時，新中國還大力提高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位。在農村，大力支持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別。1975年比1965年糧食收購價格提高了11%，經濟作物收購價格提高了8%，而1976年比1965年手扶拖拉機價格降低了25%，農用水泵價格降低了37%。共和國還給落后縣大量補貼，僅鳳陽縣，國家1953年到1978年凈調進糧食3﹒6億斤，撥付救濟款5200萬元，貸款1800萬元。社隊工業迅速發展，從1966年至1976年，社辦工業產值從5.3億元增至123.9億元，隊辦工業產值從38.8億元增至119.6億元。社隊工業發展較早的江蘇省，從1965年至1976年，社隊工業產值在全省工農業總產值中比重從6.7%猛增至40%。這一切進一步提高了農民階級的地位。在國營企業，逐步形成了一套“鞍鋼憲法”和大慶經驗為中心的比較完備的工人民主管理體制。一方面強調干部參加勞動，有利于廠長經理體會工人的處境，限制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保證國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另一方面強調工人參加管理，讓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在企業有說話權和管理權，從制度上保護了工人的權益，進一步提高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位的進一步提高也從另一方面防止了剝削階級復活。　　

總之，共和國前30年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中國人民，主要通過和平改造的方式消滅了剝削階級，一方面使原剝削階級分子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得到了改造與新生，另一方面使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地位大大提高，確立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又通過一系列斗爭有效防止了剝削階級復活，使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三、共和國后30年的社會變遷　　

1．工人階級地位的變化　　

國營企業改革中以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全盤私有化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改革方向給國營企業的工人帶來了一場災難。首先，使遍布全國的十多萬家國企應聲倒地，變身私有，大批大批地搞垮了國企（國企已經倒閉80%以上），導致3000萬工人下崗失業，6000萬人失去了國有企業職工身份。其次，使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惡性膨脹，，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被基本廢除了。再次，殘存國企的工人的待遇也急劇下滑，不少國企老職工被買斷而新職工毫無保障，廠辦醫院、學校被改成市場化運作或撤銷，職工工作時間大幅延長，工資被大幅壓縮或干脆長期不發工資。這一切使國營企業中工人階級地位急劇下降。　　

國營企業私有化使私營企業迅速膨脹，私營企業中工人階級地位更低，不僅不如30年前國企的工人，也不如今天國企的工人。30年前國企員工基本上都是八小時工作制，盡管今天國企加班加點也越來越多了，畢竟還是比私企要好很多，私企哪個不是一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間，甚至將員工像囚犯一樣關起來。30年前國企員工都有鐵飯碗，盡管今天鐵飯碗已經被勞動合同代替了，但大多數私企勞動合同都沒有。30年前國企領導不能無故解雇員工，今天盡管下崗越來越多，畢竟還是比私企要好很多，陳國軍不就說了嗎，要讓通鋼所有人都下崗。30年前國企員工都能按時足額發放工資，盡管今天國企發不出工資越來越多，畢竟還是比私企要好很多。30年前國企員工出了工傷企業要負責安排以后的生活出路，盡管今天不安排了，多少總要賠一些，在私企因工致殘卻得不到賠償則十分普遍。30年前國企員工能享受各種婚假、產假、年休假，今天在國企這些政策也幾乎是名存實亡了，但畢竟還是比侵占休假極為嚴重的私企好很多。　　

除了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新中國后30年還出現了大量外資企業和港澳臺資本企業。外資企業和港澳臺資本企業的工人的工資水平一般較高（近年來和國營企業及私營企業在這方面差距也在縮小），但是，在工作時間、勞動強度、醫療養老、就業保障、休息休假、企業管理等工人權益的方面，外資企業和港澳臺資本企業不及國營企業而和私營企業類似。外資企業和港澳臺資本企業中打罵、虐待工人的事件層出不窮，著名的劉漢黃事件更是揭露了外資企業工人權益被踐踏的情況。綜合來看，外資企業和港澳臺資本企業的工人地位高于私營企業工人而低于國營企業工人。　　

新中國后30年工人階級還包含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截至　2008年12月31日　，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達1億4041萬人。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是工人階級中地位最低的一部分。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差，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不少農民工辛苦幾年，卻連工資都拿不到，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傷殘也得不到賠償，無故解雇農民工現象十分普遍，像2008年的經濟危機就使大批農民工遭到解雇被迫返鄉，更不要說層出不窮的血汗工廠、黑磚窯、黑煤礦中的農民工了。　　

當然，中國當前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地位還是要高得多。中國的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仍然或多或少的保留了部分福利待遇以及職工代表大會等有利于工人民主管理的機構。國營企業的工人階級一般具有“國有情結”，對企業具有熱愛和責任。　　

2．農民階級地位的變化　　

從1978年開始推行“大包干”，到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為標志，個體經濟基本上占了主導地位。到2003年以后開始注重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但到2008年仍未改變個體經濟占主導的地位。個體農民難以承擔水利等公共工程，也無力購買機械設備。個體經濟不僅難以興辦合作醫療等福利設施，而且個體經濟之間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絕大多數農民的社會地位不可避免的不斷下降。事實上，我國農村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我們所說的農民階級，其實就是指絕大多數農民，不是少數農村的資本家。　　

新中國后30年農民階級地位的下降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城鄉差別的不斷擴大。個體農民難以和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公司加農戶”只能讓農民吃虧。久而久之必然會使農民受到剝奪，拉大城鄉差別。中國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9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為397元，二者比例為1.74:1；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為3.33:1，形成了嚴重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近幾年盡管注重解決“三農問題”，但城鄉差別仍在擴大，如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和農村人均純收入比例，2006年為3.28:1，2008年為3.33:1。　　

新中國后30年農民階級地位的下降的另一重要表現是越來越多的農民由獨立勞動的個體農民變為受雇傭的鄉鎮企業農民工。1984年，隨著人民公社的撤銷，社隊工業改為了鄉鎮企業，事實上開啟了社隊工業私有化的大門，90年代的后期，通過一輪“股份合作制”為旗號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鄉鎮集體企業的私有化。社隊工業和鄉鎮企業是有本質不同的，社隊工業是集體所有，可以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而鄉鎮企業實行了私有化，只能讓少數農民富裕起來，大多數農民只能日益貧困。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截至　2008年12月31日　，在本地就業的農民工達8501萬人。這些在本地鄉鎮企業中就業的農民工和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類似，地位極為低下。　　

當然，中國當前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階級地位還是要高得多，突出表現是絕大多數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中國土地占有權仍然歸集體，使土地兼并受到了抑制。目前，無地農民只占中國農村人口的5%，和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的完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埃及、印度、巴西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　　

3．所謂“新的社會階層”　　

一般認為，新中國后30年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可以劃分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六個社會階層。所謂“新的社會階層”主要就是指這六個社會階層。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我們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出，所謂“新的社會階層”主要就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是資產階級，指中農、小手工業者、小商人、自由職業者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和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民營科技企業的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主要是小資產階級，其中上層，像受聘于外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也屬于資產階級。　　

有人認為，我國當前并沒有形成一個資產階級，這是不值一駁的。從數量上看，1949年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共12.3萬個，職工164萬人，1950年民族資本主義商業企業共402萬個，職工662萬人。但是，當時規定工業企業雇傭2人以上，商業企業雇傭1人以上就算資本主義企業，今天規定到雇傭8人以上才算資本主義企業，如果按照今天的標準，1949年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只有10萬個左右，就業人員只有200萬人左右。而2004年底，從事工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的私營企業達198.2萬個，就業人員達4800多萬人。有人估計，目前全國私營企業超過450萬家，投資人超過1100萬，就業人員超過1億。從比重上看，1949年，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為41.3％；到1952 年，國營工業產值在全國現代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提高到56％。1978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78%，1992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48%，199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25.5%。今天，國有工業占不到10%，私營工業占60%到70%。無論數量還是比重，今天的私營經濟都遠遠超過了1952 年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甚至超過了1949 年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如果這都不能算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那么怎么才能算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　　

今天的我國的資產階級同樣可以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大私營企業主和受聘于外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一般屬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是靠勾結腐敗的干部和外國資本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的。像北京建龍重工集團張志祥，在不到10年里就從一個倒賣鋼鐵的小商人變成總資產319.81億元的巨型企業董事長，顯然，其財產來源不可能是正當的。從通鋼集團改革中可以看出，張志祥完全是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的。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孫學文《私有化與貧富分化世界之最》（這一觀點我不同意，下文還要提到）一文：目前，我國“僅規模以上的工業私有股份制企業，到2005年有130491家，擁有資產114660.3億元”， 這13萬家規模以上的私有股份制企業的大部分企業主，特別是私營企業500強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主力。 小私營企業主一般屬于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和腐敗的干部和外國資本聯系較少，主要是靠自己打拼發家，從個體經濟之間的競爭和分化中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主要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今天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按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的說法：“比如私產入憲、物權法的制定、非公經濟36條的出臺等，都與新社會階層的推動分不開。”　　

小資產階級隊伍異常龐大是新中國后30年的一個顯著特點。到2004年底，個體經營戶達到3921.6萬個，個體經營人員達到9422.4萬人。但是這把一部分個體經濟中的雇傭工人也算進去了，嚴格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即個體勞動者，包括在路邊擺小攤、餐風露宿的個體經營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大約5000萬人，不過這一數字仍很龐大。今天小資產階級隊伍異常龐大是不正常的，大部分在路邊擺小攤、餐風露宿的個體經營戶，都是下崗工人，迫于生計才成了“個體戶”。 事實上，他們盡管是獨立勞動，實際地位和今天的工人階級沒有大的區別，同樣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城市貧民，比過去國營企業中工人的地位低的多。而且，如果不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他們之間不可避免的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分化，絕大多數將走向破產的邊緣，地位將進一步下降。　　

當然，中國當前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完全掌握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情況還是有根本不同的。我國的憲法仍然明確規定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黨的黨章仍然明確規定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因此資產階級也表示對現實不滿，要求“給予經濟實力相應的政治地位”，“社會轉型要精英來掌舵”。　　

4．干部、知識分子的變化　　

新中國后30年干部、知識分子的特權不斷膨脹，特別是高級干部和上層知識分子，有相當的一部分利用已經享有的特權不斷擴大特權，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積極鼓動復辟資本主義社會。這些腐敗和特權的實質是干部、知識分子從工農干部、工農知識分子（即帶有部分資本主義殘余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　　

干部蛻化變質的主要表現是腐敗行為日益嚴重。1978年以后，我國進入了一個鄧小平同志所說的“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的時代。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 中國出現了以貪污、送禮、走后門為中心第一次腐敗高潮。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后實行“價格雙軌制”，使中國出現了以官倒官商為中心第二次腐敗高潮。1992年開始，部分地區大搞亂集資、亂開發、亂招商，使中國出現了以土地審批和房地產開發為中心的第三次腐敗高潮。1997年以后，伴隨著私有化為中心國企改革，中國出現了以盜賣國企資產為中心的第四次腐敗高潮。如今，腐敗金額動輒數千萬甚至數億。可以看出，干部蛻化變質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是分不開的。有人估計，今天91%的千萬富翁是高級干部及其親屬，這證實了一部分干部已經轉化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　　

知識分子蛻化變質的主要表現是：一方面知識分子創辦或參與企業。今天上層知識分子多在企業有兼職，一部分人還自己辦企業，主要是民營科技企業。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知識分子特別是上層知識分子大肆宣揚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打著“普世價值”、“國學”的旗號迅速膨脹。不少影視作品大肆美化國民黨反動派，丑化中國共產黨人，國民黨軍官一個個忠誠、儒雅、富有人情味，中國共產黨將領一個個灰頭土臉，粗魯無比。某影片甚至描繪周總理拍桌子砸板凳怒斥部下“都是豬腦袋”。有人公開叫囂“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這表明了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已經轉化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　　

干部、知識分子的下層主要是3000萬事業單位的從業人員，這些人仍然很大程度上享受著鐵飯碗和高福利的待遇，社會地位較高。但是，資本主義思想對這些人影響也不斷擴大，不少人內心深處看不起工人農民，認為自己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是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帶來的，沒有認識到或者不愿承認其實鐵飯碗和高福利的待遇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帶給他們的，以前工人階級也有。他們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不過是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暫時還沒有改到他們頭上。實際上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新中國前30年沒有大的變化，而且一旦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改到他們的頭上，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工人、農民一樣會下降。總之，干部、知識分子的下層中一部分人正從無產階級向小資產階級轉化。　　

當然，中國當前較之資本主義國家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權力的知識分子和掌握經濟權力的資本家三位一體，共同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情況還是有根本不同的。多數干部、知識分子仍然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尚未轉化成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中國當前的腐敗程度比舊中國還是輕得多，比腐敗呈制度化、合法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要輕。　　

5．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希望　　

有人表示今天中國已經和舊中國沒有兩樣了，甚至還不如舊中國，在世界范圍內中國情況最差，我是堅決反對這種觀點的。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成就仍然是第一位的，問題仍然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當前這些社會問題還是有希望解決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中國社會當前較之資本主義國家仍有明顯優勢。前文已經說過，一方面，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仍要好一些。在農村，家庭承包制事實上把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分割了開來，占有權仍然歸集體，使用權私有化。這種體制比完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體制還是要強很多，突出表現是土地兼并受到了抑制。目前，無地農民只占中國農村人口的5%，和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的完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埃及、印度、巴西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在城市，主要是國營企業仍然或多或少的保留了部分福利待遇以及職工代表大會等有利于工人民主管理的機構。另一方面，多數干部、知識分子尚未轉化成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中國當前的腐敗程度比舊中國還是輕得多，比腐敗呈制度化、合法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要輕。　　

其次，黨、政府、軍隊內部的健康力量仍然占主導地位，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對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是反對的。前些天有人公開宣稱共產黨是沒有經過社團登記的非法組織，當初是靠空頭承諾欺騙人民獲得了政權，60年來一直在用欺壓老百姓的辦法，報復曾經被國民黨欺壓22年的歷史，要對黨、政府、軍隊進行“根本改造”，走蘇聯、東歐的老路。這從反面證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并沒有控制黨、政府、軍隊，而且他們和黨、政府、軍隊內部的健康力量是根本對立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必須引起全黨警醒，抓緊加以解決”，這實質上就是要清理黨內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　　

再次，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喚醒了人民。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地位急劇下降現實使廣大人民對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極為不滿。近年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采用了各種方式不斷進行反抗斗爭。知識分子之中，張宏良、黎陽為代表的左派力量也在不斷發展。干部當中，鄧力群、馬賓為代表的在改革初期一度被欺騙和利用的一部分老同志也日益覺醒。而且，這些人逐步走向聯合。這表明，資改派的騙局已經進行不下去了，反對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已經成為中國的主流民意。　　

最重要的是，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前30年消滅剝削階級、反對剝削階級復活的斗爭經驗和毛澤東思想的相關論述為解決當前這些困難和問題指明了方向。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前30年對官僚資本實行沒收的政策，對民族資本實行贖買的政策，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在國營企業實行工人民主管理，限制干部、知識分子的特權等經驗仍然有現實意義。毛澤東思想是所有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人共同的旗幟，是所有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人共同的信仰，是所有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人共同的語言。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包括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共同奮斗。　　

總之，共和國后30年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地位嚴重下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事實上已經形成并不斷發展，其地位不斷提高，甚至開始公開要求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中國仍然保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黨、政府、軍隊內部的代表廣大人民的健康力量仍然占主導地位，廣大人民日益覺醒，這一切為解決當前這些困難和問題，把社會主義發展到更高水平創造了條件。　　

四、未來各階級地位變化的兩種前景　　

    未來將是資本主義改革方向社會主義改革方向激烈較量的時期，這兩種改革方向決定了未來中國階級地位變化的兩種前景。　　

1．資本主義改革方向及各階級地位變化的前景　　

未來謀求資本主義復辟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必然進一步推行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從廣大人民身上攫取財富，并最終徹底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預計采取的措施如下：　　

在農村，以“土地流轉”、“林權改革”為名推行土地私有化，即所謂“國家政策應該從現有的事實上的私有化（即家庭承包制）再向前邁進一步，走向完全私有制，地權可以自由買賣”。 從而掀起一場土地兼并的狂潮甚至一場新圈地運動，把農民最后的財產土地掠奪到資產階級（農場主）手里，甚至培育一個新的地主階級。　　

在城市，要毫不動搖的把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全盤私有化為中心的“國企改制”進行到底。進一步大搞“國退民進”，大搞“賣光”、“送光”，力爭使“國企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自然壟斷行業也要引入民間資本”。殘存國企在工資、福利、工人權益方面也要和私營企業接軌，徹底廢除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　　

在事業單位，首先實行績效工資制，這和國營企業廠長經理負責制一樣，實質是在事業單位中剝奪干部、知識分子的下層的民主權力，把事業單位的權力集中到高級干部和上層知識分子手中，從而為事業單位私有化鋪平道路。接下來推行醫療、教育進行私有化、市場化、產業化，從而把干部、知識分子的下層主要是3000萬事業單位的從業人員和下崗工人、失地農民一樣剝奪的一干二凈。　　

這些措施采取完，工人、農民、干部和知識分子的下層就統統被剝奪干凈了，必然激起全社會普遍不滿。這時，黨內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就會把全部責任推到黨、政府、軍隊身上，“拆廟”、“換裝”，對黨、政府、軍隊進行“根本改造”，走蘇聯、東歐的老路。如果成功，廣大人民地位將進一步下降，反抗會更加激烈，掌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鎮壓人民反抗，很可能引入外國軍隊乃至支持外國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2．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及各階級地位變化的前景　　

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黨、政府、軍隊內部的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將借鑒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前30年消滅剝削階級、反對剝削階級復活的斗爭經驗，重新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主人翁地位。采取的措施將包括：　　

在農村，要借鑒華西村、南街村、周各莊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的經驗，通過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走集體化道路。首先把承包下放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讓半私有制的土地真正歸集體所有。然后通過公私合營等方式逐步實現鄉鎮私有企業的集體化，在此基礎上逐步重建工農一體，農民共同富裕的公社體制，走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在集體工業發展基礎上逐步把農村合并改造成現代化的小城鎮，實現城鄉一體化，消滅城鄉差別。（城市個體經濟可以采取類似措施，逐步實現合作化、集體化。）　　

在國營企業，一方面要恢復共和國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經驗，限制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例如，修改憲法把國有企業改為國營企業，把國營企業改革方向定為公有制為基礎，實行工人民主管理的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在國營企業中推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推行“三條要求，五個原則”、 “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大慶經驗，增加“老三會”（黨委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的權利，廢除廠長經理享有的高薪等。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國營企業，實現“國進私退”，不斷增強國營企業的主導作用。　　

對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要區別對待。對于30年來“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的私營企業主的財產實行沒收。像重慶打黑、山西清理煤老板過程中都應該處理相關侵吞公有資產行為。如果主動退回，可以從輕處理，否則，必須追究其刑事責任。對于力拓公司這樣造成嚴重損失的外資企業，同樣應該沒收其財產，企業財產不足以抵償損失的，應該讓相關國家賠償其損失。對合法經營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應該進行合理引導。首先在這些企業中實行民主改革，在工資、福利、工人權益方面和國營企業接軌，從而構筑一個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平臺，真正實現“在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最終通過公私合營、有償贖買等方式逐步對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此外，還應該對黨內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進行處理，限制干部、知識分子的特權，不斷縮小干部、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的差別，實現工農群眾的對干部的民主監督。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開展斗爭。最終消滅干部、知識分子的特權，消除干部、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的差別，使干部、知識分子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有效的防止剝削階級的復活，最終實現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今天上午看了國慶慶典，“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十分鼓舞人心。我相信，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一定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借鑒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前30年消滅剝削階級、反對剝削階級復活的斗爭經驗，領導廣大人民解決當前這些困難和問題，重新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主人翁地位，把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謹以此文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修改后重發一次，如果還是發不上，那么就單把第二部分發上吧。歡迎各位朋友校對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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