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

六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與兩個案例

　　——重讀《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

陳占彪

　　在1949年7月7日出版的《中國青年》，許立群發表了《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一文，許文認為，共產黨的根本目的是“要消滅歷史上一切階級剝削和剝削階級的統治”，“連它自己最后都要消滅”，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與組織狀況”，決定了共產黨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這就決定了共產黨不會變質腐化。

　　這話其實不是在吹牛皮。新中國建國之際，共產黨人總體上表現出政治上的親民、道德上的高潔、紀律上的嚴明、作風上的正派，的確令人刮目相看，因此贏得了民心，贏得了政權。在那種清新的氛圍中，他的斷言應當是理直氣壯、信心十足的。

　　就拿民主與特權來說，在共產黨領導下，人們有著“真正的民主”，其實就是黨的領袖、各級干部和普通群眾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干部(包括高干)并不享有特權，早在延安時期就表現得極為明顯。1942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有一次遇到一位騎毛驢的老人，從驢上下來同大家握手，一經介紹原來是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他給代表們談邊區的情況，并講到大家都是人民勤務員，不是當官做老爺”?？梢?，共產黨高級領導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

　　然而，并不是每個共產黨人、每個官員都能意識到這一點。當時的張垣鐵路分局局長、后來的全國鐵路運輸檢察院檢察長藺子安便是大擺官僚架子的代表。且看當年《人民日報》的報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張垣鐵路分局局長藺子安，接到華北交通部到豐臺開會的通知后，他特別下了一道命令為他準備專車：一節頭等車，坐著他本人、執法隊、警衛員及科員等十余人，另一節車皮載著他的小臥車；并且在事先即電令沿路各站職工人員聽候在藺局長到站時訓話與“匯報工作”?！皡R報工作”是飾詞，主要是想擺擺威風，要讓沿路員工迎接他。南口職工接到命令后，立即忙碌起來，打掃月臺車站，整理內務，專車到來時，全體職工在月臺上列隊歡迎，等候訓話。當時適逢藺局長有些感冒，由隨從的某干部代訓了幾句。本來就十分不滿的職工，經此情景更為反感，紛紛說：“毛主席也沒這大架子”?！皣顸h局長出來坐專車，解放軍也鬧這一套”……

　　所幸的是，共產黨人的官僚作風引起了黨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在同日的《人民日報》題為《向官僚主義分子作斗爭》的社論中，除了清算藺子安在工作上“用壞人不用好人”的錯誤之外，還清算了他“在工人階級面前抖威風，擺臭架子”的官僚習氣。結果藺子安的職務予以撤銷，“代之以沒有官僚主義的、愿意給人民當勤務員的同志擔任此項職務”?！疤A子安只鋪張了一下就撤職”，可見，共產黨對官僚主義的作風并不寬容，并不姑息，并不遮丑，一有病毒就予以清除。

　　與“藺子安擺架子”相似的是冀中軍區參謀長李波打警衛人員耳光事件。1947年12月，石家莊仍在戒嚴時期，“李波同志因無正式入城證件，卡口哨兵不許他入城，李不聽勸阻，反用橫蠻辦法強行入城。今年(作者按：1948年)四月李又去石家莊參觀工廠，到一二九倉庫時，擬入參觀，倉庫衛兵因李又沒有參觀證件，拒絕入內，李又采取橫蠻態度要強行入內，但遭衛兵堅決阻止，李惱羞成怒，打了警衛班長一個耳光，事后警衛班長等向中央局提出控訴?！遍L官打警衛班長耳光，在過去軍隊里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這樣芝麻綠豆大的事，當時卻沒有被忽視、被放過。

　　在共產黨看來，違反紀律，“打下屬耳光”，反映的是高級干部有著不受紀律約束的特權思想。因此，不能因為你是軍里高級干部就“小事化了”，反而正因為你是軍里高級干部才要“小題大做”。

　　中共中央華北局對李波這種有“嚴重的軍閥主義傾向”的行為予以警告處分。決定原文中說道：

　　李波同志大約以為紀律和秩序只是為約束那些普通人員和老百姓的，只有這些人才該遵守秩序，服從紀律；他自己是高級干部，可以站在紀律和秩序之上……這種思想是反動統治階級思想的殘余在黨內的反映……無論維持紀律和秩序的人比自己地位高或低，也無論這些紀律和秩序對自己方便或不方便，都應無條件地遵守，而且應當是執行的模范。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否則國家的紀律和社會的秩序就無從建立與維持。

　　在當時，對犯錯誤的同志的批評和處罰的確是嚴厲的。我們今天會因為官員這么大點芝麻小事，就“小題大做”，“上綱上線”，在《人民日報》上批判處理嗎？

　　與備受折騰的鐵路職工同樣難能可貴的是，被掌摑的警衛班長沒有屈服于參謀長的“淫威”，竟然向中央局提出控訴。這在今天尤其不可想象，難道他不怕遭打擊報復？難道他不怕穿小鞋？

　　而當年石景山鋼鐵廠嚴重浪費國家資財，京綏全線貪污與責任事故，濮陽專署運糧的混亂現象，花旗營的撞車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體現的官僚主義作風，都得到及時清理。正是共產黨有著這樣一個嚴格的、自覺的自我清理機制，才增加了免疫力和抗腐力，使黨自身免于腐化變質。

　　我們常常將共產黨官員的清正廉潔和奉獻犧牲歸功于強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個人道德修養等因素。其實，即使在那個看重個人自覺、自律的時代里，共產黨同樣強調權力運作必須處于群眾監督之下。

　　許立群的文章這樣說，“群眾的事情通過民主集中的原則，由群眾作主，不能由少數人專行獨斷。這樣就充分發揮了群眾的力量，也使任何腐化貪污成為不可能……這和任何非無產階級政黨的害怕群眾起來，逃避群眾監督與批評的情形完全是相反的”。許立群自信共產黨不會變質腐化就在于，群眾的事情是群眾做主的，不是領導做主的。

　　也許，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的理想、精神和表現，使得許立群能理直氣壯地發表《共產黨為什么不會變質腐化？》這樣的文章。
(2009年第9期《同舟共進》陳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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