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喊響，中國作家協會被砸爛、批斗。隨后下放文化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中國作協與中國文聯于1969年離開北京，開赴向陽湖畔。
中國作家協會下放咸寧干校的人員，包括冰心、臧克家、張天翼、張光年、嚴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鏡、馮牧、葛洛等知名作家在內約131人。1974年12月咸寧干校撤消，次年秋天，四人幫被粉碎。而中國作家協會十年“文革”中長達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遂構成“文革”時期的一個縮略人生。
1999年10月16日，原文化部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五連（中國作家協會）的部分同志，在北京香山第二次聚會，推舉周明（《文藝報》）、謝永旺、蕭德生、閻綱負責編輯出版干校回憶錄——《中國作家協會在干校》，以追思當年。
做為多人集的《中國作家協會在干校》，多角度地記述了各自痛切的感受。患難中有同情，勞碌中有幫護，私語中有義憤，沉默中有腹誹，悲苦中有歡愉……對當年生活的細部和心靈的審處都有新的開掘。
咸寧干校散記
臧克家
1969年11月底，隨著林彪“一號通令”的下達，我和作協的一部分同志一起，到了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
在我到咸寧之前，我們這個小家庭就已經“解體”了。大女兒1969年8月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愛人鄭曼已先我兩個月到了咸寧干校，在汀泗橋人民出版社所在連隊燒石灰。小女兒也比我早一天踏上了南下的列車，隨著人民出版社的其他家屬到汀泗橋找她媽媽去了。
說實在話，當知道我要被下放到干校的消息之后，心里并沒有感到沮喪，反倒是十分平靜的。當然，對生活了20年的北京并非沒有留戀之情，但“文革”3年來無休止的批判斗爭，已使我心力交瘁，能早曰擺脫這種折磨，換一換環境，對于我來講未必不是件好事。況且鄭曼和小女兒都已去干校，我去彼此也有個照應。再者，下放到農村，對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人來說，可能確實是一種懲罰；而對于我這個“不愛刺眼的霓虹燈”，只愛“鄉村里柳梢上掛著的月明”的“鄉下人”來說，卻可以說是“魚兒歸大海，鳥兒入深林”。當時，我甚至打算后半輩子遠離喧囂的都市，歸隱田園，做個現代陶淵明。所以，在下放之前，我們已把家中的東西賣了許多，只剩下兩間屋子放置一些未及處理的家具、衣物和書籍了。
初到干校時，生活是很艱苦的，一切都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我們連隊的所在地，是咸寧的向陽湖，這是一個年代久遠的荒湖，破敗荒涼，自然條件很不好。我們每天要蓋房掘井，圍湖造田，勞動強度很大，對于我這個體弱神衰的64歲的老人來講，有時真是吃不消。那時，對我們這些“黑幫”看管很嚴，有病也得堅持出工。有一天，我白天勞動，晚上拉練，勞累過度，心臟出了毛病，先是心跳出現奔馬率，后來脈搏細弱得摸不到，十分痛苦，幸虧同室的吳泰昌同志及時請來醫生才急救過來。第二、三天，脈搏每分鐘間歇二十多次，仍不準休息，要我照常出工。那時，在緊張的勞動之后還要開展“大批判”。剛到干校時，我和馮牧同志同住農民家里，兩人關系很好，無話不談。當時，連隊伙食很差，馮牧有時就偷偷地到當地的小鋪里買些罐頭來，夜里悄悄吃一點兒，當然也不忘與我分享。但終于有一天東窗事發，不知被誰發現打了小報告，于是馮牧便成了反面“典型”，大會斗小會批，折騰了一些日子，才慢慢平息下來。
后來，情況有了一些好轉，對我們這些老弱病殘者有了一些照顧，不讓我們干重體力勞動了，分配我與冰心、張光年等去看菜地、值夜班。那是一段最值得回憶的日子。這不光是因為看菜地時，一人獨坐，面對壯闊的大自然，可以淺唱微吟，一解胸中塊壘；值夜班時，萬籟俱寂，自由自在，主要的是可以和與我交接班的光年同志對坐聊天，這在當時真是一大快事。我記得曾與冰心大姐談起過40年代中期我到她家，請她在《文化界時局進言》上簽名的事。那次簽名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刊登之后，一位國民黨要員到冰心大姐家追問她：“名字是你簽的嗎?”她說：“是!”那人灰溜溜地走了。我對她說：“你那個‘是’字真是擲地有聲，一字千金呵!”她笑了。她還向我敘說了她在日本時如何懷念祖國以及回到北京時的心情。現在斯人已逝。回想起當年的情景，對冰心大姐的懷念之情油然而生。
1985年10月，在我80歲生曰的時候，光年同志曾為我寫了一個條幅：“與君共守向陽山，謹訪狐鼠伸黑爪。最是夜闌人靜后，踏雪巡山直到曉。”這是他的戲作《采芝行》中的幾句，說的就是當年我們共同值夜班時的生活。這條幅我在客廳中一直掛了很久。
后兩年，干校的生活條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環境也稍有松動。那時同志之間的關系已不像過去那樣壁壘森嚴了，一些喜歡詩歌的同志常常在晚上到我的房間來和我談詩論文，當然，有時白天“大批判”時他們也還要作一些“表面文章”的。由于“文革”前我身體不好，不坐班，所以和一部分同志從未接觸過。3年的干校生活，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相互之間建立了友誼。1972年10月我“解放”不久，連部領導嚴文井等同志呈報校部批準我提前返回北京。離開連隊時，很多同志依依相送，我一步一回頭，淚灑滿襟。
說來也好笑，過去我有一些多年求醫問藥都治不好的老毛病，到干校后竟不治自愈了。過去我每晚失眠，吃最厲害的安眠藥照樣在床上輾轉反側，可到了干校，每晚身子一沾床板便鼾聲大作了。過去每頓飯吃得很少很精，還常常消化不良，而在干校粗茶淡飯，每頓能吃上好幾碗。去干校前，我是個弱不禁風的老病號，有時上二樓還得坐電梯；從干校回來，我倒步履輕捷，中氣十足，越活越年輕了。我想，這恐怕是拜勞動所賜吧?
1974年冬至1975年上半年，我根據這段干校生活，寫了一本舊體詩集《憶向陽》。
2000年4月鄭蘇伊代筆
走進團泊洼的秋天
劉小珊
“不管怎樣，且把這矛盾重重的詩篇深埋在壩下，它也許不合你秋天的季節，但一到明春，準會生根發芽。……”
（《團泊洼的秋天》）
一
1976年10月里的一天，我把劫后余生的詩歌《團泊洼的秋天》交給馮牧同志，他正站在黃土崗46號住宅的房前。他展開信紙，僅讀了數行，就轉身進屋，驚喜地問：“這是從哪里來的？詩寫得很好！”之后，這首詩很快就在《詩刊》上發表了，又在“四人幫”粉碎后的第一個文藝晚會上由煤礦文工團的演員瞿弦和朗誦，這首詩終于從埋著它的壩下站了起來，高聲向世人宣布：詩人郭小川的歌聲終于又響起來了！
你我都會記得，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日子？“四人幫”這個無邊無際的牢籠被粉碎，千萬個中華民族的文藝精英從扭曲人性的歷史隧道中掙扎出來，那種重獲生命后的喜悅，使多少人相信“這不是夢！”他們互相傳告，互相傾訴，互相擁抱，徹夜難眠。
這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別離？在這曠世稀有的歷史時刻，郭小川卻走了，孤獨地永遠地走了！在歷盡坎坷苦苦掙扎了十年之后，他本當和我們一起共享這勝利后的巨大幸福，本當和我們共度這淚珠滾動著笑聲的美好時光，他備受折磨的身心還沒有得到解放和撫慰啊，這顆熾熱的燃燒著的詩魂何以安息？而支持和保護過他的親人和朋友們的悔恨難平！
二
1975年，我們這群被“四人幫”丟棄在“五七”大路上的難民，由湖北咸寧“五七”干校遷徙到天津靜海團泊洼，這是一塊瀕臨獨流減河的鹽堿洼地，在地圖上還見不到它的名字，也許它就是良王莊，也許就叫獨流，但是它卻被深深銘刻在文藝界前輩們的心上。這是一塊酸甜苦辣盡在其中的地方，右邊有勞改農場，左邊是右派農場，我們被夾在中間。那時，小川同志被江青設立的專案組隔離審查，已有兩年多不準回家，長年住在團泊洼養鴿子的平房里，而我們則是分期分批輪流到那里“值班”。
1975年的8月是我在團泊洼“值班”的日子，同去的有張光年、許翰如、李昌榮、王朝垠、湯浩、胡淑、曹琳和雷奔夫婦，我們和小川同志朝夕相處。那時他比較自由，沒有派人看管他，也沒有逼他天天寫檢查交待，可以自己想干什么就干點什么。除了杜惠同志每個月來幫他打掃房間、清理內務時他顯得有些緊張外，倒活得挺自在。幾乎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他和朱平康、鐘靈等同志在昏黃的電燈下，在蚊子的包圍中打橋牌的身影，直至深夜兩三點，早晨則可以晚些起床。那時他正熱衷于研讀《紅樓夢》，還領導我們學習《哥達綱領批判》。晚飯后，他自告奮勇給我們上政治經濟學課，活得很自信。因為正值暑假，每天上午他還帶著同來干校的一幫半大孩子們到獨流減河去暢游一個小時。
晚飯后，是散步的時間。有時我和他一起在獨流減河的大堤上漫步，談創作，講《紅樓夢》，閑話乒乓球小將們的趣聞軼事，這時候，我們談論涉及的范圍比較廣，都很坦誠，但是觸及政治方面的問題，雙方都比較謹慎。
8月里的一天，干校連部傳達毛主席關于電影《創業》的批示，整個連隊彌漫著一種狂喜，小川同志在這種氣氛之下，有了一種明顯的變化，那就是他渴望拿起筆來寫詩。由于寫詩，他遭到的迫害與打擊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是他有一種極為強烈的、始終如一要成為一名革命詩人的自我意識，那時，他明白地告訴我，他準備寫詩了！于是我要求他寫一首戰斗的詩歌送給我，他慨然允諾。
在那種風起云涌的政治氣候下，同志間的相互信任相互保護是非常重要的，而人與人之間的友情也更易形成。9月初，一個月的干校勞動結束，我回到北京，和小川同志常有書信來往。9月他向黨中央寫了關于文藝工作的五點意見書，他把意見書同時抄清一份寄給我，之后不久，又來信對作家的社會責任作了系統的思考和闡述。這是一篇充滿激情，富有思想，客觀冷靜、邏輯清晰的好文章，也是他對自己一生創作道路的總結，對未來充滿希望，十分感人。這時，我也被這種政治上春的氣息所感染，激情涌動。我在回信中寫道：“我最喜歡北京的秋天，它不僅有著潔凈的高高的藍天，而且給人們帶來豐收的喜悅，唯其接近嚴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團泊洼的秋天怎樣？”小川同志馬上理解了我信中的隱喻，回信說，我的信給他送去了一首詩的主題。9月底，他寄給我這首《團泊洼的秋天》的詩信。沒有其他多余的話，只在詩尾注明：初稿的初稿，還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屬于《參考消息》一類，萬勿外傳。
10月初，他被中央專案組宣布解放，結論沒有任何尾巴，他非常高興，很快就回到北京，住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和馮牧、賀敬之同志作徹夜長談，為天亮后的啟程做準備。看望他的同志和朋友絡繹不絕，他也常去中南海。但好景不長，10月下旬，他被紀登奎副總理告知并安排盡快去河南林縣搞調查。走前兩天，他匆匆來到我家，要我拿出《團泊洼的秋天》的詩稿，他把“大雁還沒有北來”改為“大雁還沒有南去”。沒想到，這竟成為我和他的訣別。
1976年的春天，總理逝世，他寫了悼念總理的長詩，寄給我一份，我也將“天安門事件”的詳細情況寫信告訴他。后來我才知道，3月份，中央文化部就派人下去向他做調查，他敏感到形勢的緊張，寫信要求將他給我的所有書信燒掉，這時，我已將這些信件轉移到小川的女兒郭嶺梅的好朋友趙小冬家里。不久，又接到他的來信，信上說：“你如果不準備以后揭發我的話，請把我給你的所有信件銷毀。”話說到了這一步，我不得不將信件取回，付之一炬。但《團泊洼的秋天》卻是一位偉大詩人的創作，它代表著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和這個時代的一個特殊的人的抗爭、吶喊和呼喚，它是詩，不是信，我可以不燒，可以理直氣壯地將它保存下來。于是我用塑料薄膜嚴密地封裝好、牢牢釘在大衣柜的底部。
三
1976年夏季，于會泳等人把持的文化部派了一個工作組（他們稱之為“聯絡組”）進駐文革中的文化部分配辦公室，將文聯及作家協會全部待分配的干部三百多人集中在朝內大街文化部的203大院內進行“追謠、查謠、追查反革命”的大清查。開始是搞“天安門事件”，一個月之后便轉入反擊右傾復辟翻案風的斗爭，在作家協會范圍開展以揭批右傾復辟翻案風的代表人物郭小川為中心的揭批運動，馮牧同志當然首當其沖。9月下旬，矛頭開始指向我，對我用各種方式進行圍攻，并且不允許我回家。中心問題顯然是郭小川寫給中央有關文藝工作的五點意見，但表面上并不這樣提，而是要求我對郭小川進行全面揭發。我雖然很堅定，但內心非常緊張、恐懼、身體已支持不住。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四人幫”的垮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而來，把我從死亡的邊沿拉了回來，五十天的白色恐怖至此結束。
那些日子，我們天天等待著郭小川同志回北京，馮牧曾收到他一封短箋，他似乎已經知道一點情況，信寫得很隱晦。10月18日上午，馮牧同志打電話叫我馬上去黃土崗他的家里，一種不祥之感立刻包圍了我，我十分忐忑，賀敬之和柯巖同志已先我而到。大家心情沉重，他們眼中的淚光已經告訴我，小川同志出事了！柯巖哽咽著對我說：“今天上午梅梅來了長途電話，他爸爸今天凌晨被發現死在河南安陽招待所的外賓樓里！”
四
二十五年過去了，1997年2月，我應約和郭小惠、郭小林、《北京青年報》陳國華、《北京晚報》孫小寧同行重返團泊洼。
仍然是那條土路，汽車在土路上狠狠地顛簸，我依稀辨認，突然，路上出現兩根殘破的磚柱，柱子上當年的兩行革命大標語時隱時現，立刻把我帶入記憶。我脫口而出：“團泊洼到了”。我們一行人下了車，我告訴他們，這是當年我們的必經之處，無論我們要到哪里去！
車行不遠，便是干校舊址，這里的景色和二十多年前并無二致，現在被石油系統所管轄，但似乎一切尚未開始。仍然是一排排紅色的磚房，默默地佇立在雜亂荒蕪的黃土地上。雖然工人們告訴我們，這些房都是后來建的，但我還是覺得回到了“家”，這種親切感，沒有在這兒呆過的人是無法體會的。因為小惠在小川同志被隔離審查時曾來這里看過父親，留下了記憶。我們一路尋找舊跡，但很困難，最后見到兩位目前在這里負責的開拓者，非常熱情地歡迎了我們，又找來曾在干校工作過的孫繼存同志。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看到了當年的伙房、食堂、醫務室……，還有那遠遠地寫著“毛主席萬歲”的電廠大煙囪。找到了大廳和院子里那棵老柳樹，柳樹下便是停車的地方，我們曾在此來來往往，留下了多少惆悵，又帶走了多少希望！孫繼存同志告訴我人產許多小川同志在這里生活的情景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非常動情。
最令我們驚喜的是，看到了占有一面墻大的黑板報，報頭是醒目的“團泊洼的秋天”幾個大字，孩子們用稚氣的筆跡記下了他們在這里學習的體會，描述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和認識，他們說：“美麗的團泊洼，我愛你！”
兩位年輕的開拓者說，準備把這里作為對孩子們進行傳統教育的基地，告訴他們，老一輩的革命家曾在這里怎樣生活。
在一塊水塘邊，我們停下了腳步，帶路的人說，這個養魚池就是郭小川住房的所在，我注視著靜靜的池水，腦際浮起當年那間只有一扇窗戶的破磚房。……在這里，我們大家合影留念。
我們沿著大堤緩緩走去，堤上的每棵樹都似曾相識，但還未吐出春天的綠，獨流減河袒露著干涸的斑駁的胸膛，嗚咽的風吹來了當年小川和孩子們的笑聲……同行者們不斷地相互詢問著慨嘆著二十多年前的人和事，那密集的高粱，消退了的蟬聲，南去的大雁，浮動的野鴨……往事如煙，留下的只有對郭小川永遠的思念，團泊洼，團泊洼，你真是這樣靜靜的嗎？
不，團泊洼是沸騰的，讓我們再屏息靜聽一次那從戰士心中掏出的話：
戰士的歌聲，可以停止一時，卻永遠不會沙啞。
戰士的眼睛,可以關閉一時，卻永遠也不會昏瞎。
（《團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兩次上書
雷奔
1972年，我在文化部咸寧干校五連，住在湖田里的丁字河工棚，和陳樹誠同志一起放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5頭牛放出去吃草，8點鐘以前又把肚子吃圓了的牛們趕回來。這時，使牛的同志從山上下湖來了，便把牛交給他們去耕地耙田，自己再洗漱、進食、休息。
春耕大忙時節，有一天放牛歸來不久，郭小川同志突然跑進工棚，一屁股靠墻坐在地下。他的兩手、兩腳都是污泥，是從秧田里跑出來的。(他在插秧時編在快手組)記不清是誰問他：“你這是怎么了?”他說：“你們不是看見L副政委來了嗎?”原來，這一天干校領導在五連召開現場會，全干校每個連都有人來參加，一時人聲鼎沸，一大幫人在五連的地界里到處轉悠，工棚里倒顯得十分清靜。為什么小川同志要回避L副政委，匆忙躲進我們工棚呢?我聽說，小川曾上書干校領導，認為搞糧油肉菜四自給，生產任務太重，應當把干校辦成真正為黨培養干部的學校，半天勞動，半天學習……這和干校當時的方針正相抵觸，于是干校 L副政委一見到小川就要批評，把他當成了典型。甚至小川在連隊墻報上發表一首詩，L副政委見了也大加批評。
小川同志那次上書的時間，應是在1971年。1971年從單季稻改種雙季稻，育秧、插秧的時間都提前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只是不懂生產勞動的文人對大自然美景的由衷贊頌。勞動人民根據他們的切身體驗，唱出的則是“四月八，凍死鴨”。種單季稻時五月份插秧，其時已“春江水暖”。改種雙季稻，早稻在四月份即需插秧，穿著棉襖下水田作業；到盛夏時分的“雙搶”大忙，搶收早稻，打場，入庫，把稻田翻耕后又搶插上晚稻，需在半個月內完成，日夜苦戰，更是分外艱辛。何況，還要種植和收割小麥、油菜、芝麻、綠豆、黃豆、蓖麻、向曰葵等其它作物和多種蔬菜，一年到頭忙個沒完，這是一般知識分子的體力所難以勝任的。1971年是干校減員最多的一年，侯金鏡同志便是那一年“雙搶”時累死的，相當多的同志得了肝病、肺病、胃病、腎病。我也是那一年累成了“脊髓性肌肉萎縮癥”，不能再干重活，只能放放牛。還有不少同志雖然當時看不出問題，但后來只活到50多歲便過早地辭世，也是和當時的過于勞累、大傷了元氣有密切的因果關系。當時，如果小川的意見被干校領導采納，也許就不會有如此嚴重的后果。
關于小川的這次上書，我只是道聽途說，沒有看到原件。相信有的同志會比我了解得更詳細。
1975年9月，小川在文化部靜海干校向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喬木同志上書的情況，我則了解得比較有把握一些。當時，人家都是去干校“鍛煉”一個月，又回北京休息一個月。9月份我并不在干校，但在此之前，1975年夏季，小川向我說過要向中央寫信，并多次在晚上到我那里漫談文藝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和熱點問題。如寫真人真事、“三突出”、《創業》、《海霞》，應當由政府辦刊物還是由群眾團體辦刊物，等等。當然，信的原件我沒有看到，但他曾向一位同志介紹過信的內容，后來我聽到這位同志轉述時曾作過筆錄。郭曉惠同志說：該信的原件胡喬木同志已經銷毀，信中究竟是四點或五點意見，她也搞不清楚。經過翻箱倒柜，我居然找出了幾張已經發黃的當年的筆錄，雖然不是原件，但其來源確鑿可靠，也許是唯一可供參考的“海內孤本”了，內容共有五點，現抄錄如下：
1975年9月，郭小川就當前文藝方面的問題，給胡喬木寫了三四千字的意見書。
①目前執行黨的文藝政策方面有偏差，在某些文藝理論方面(如寫真人真事)很混亂，有待澄清。
②專業文藝：工作者和工農農兵業余文藝工作者應該并重，應當調動老作家搞創作的積極性。詩詞不一定只登工農兵，外國的古典的都可以登。
③各種文藝刊物應當迅速恢復。這些刊物由政府機構來辦是不合適的，應由研究機構、群眾團體來辦。當前如沒有適當的機構，就應由學部來辦。建議恢復《新觀察》。不一定用原來的刊名，但應辦一個雅俗共賞、圖文并茂的刊物。
④建議成立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團體——新文聯，以便組織創作，開展評論。要繁榮創作，要有好作品教育青年，不能讓《基度山恩仇記》一類不入流的作品風行一時。
⑤批判與繼承問題：過去，只講繼承不講批判，是不對的。現在只講批判不講繼承，也是不對的。
以上書中的觀點，有一些他曾對我談過，有一些沒有談過。
1975年夏天，小川曾對我說過：小平同志抓整頓，是一條戰線一條戰線地抓——交通、工業、軍隊……現在，快要抓到文藝戰線了!這個意見書，正是小川同志當時對文藝戰線如何整頓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帶有戰略性的建議，也是《團泊洼的秋天》一詩中“但到明春準會生根發芽……”的一個重要的思想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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