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寫張欽禮的悲劇，是讓張欽禮永不得翻身
任彥芳在《謊》書中對張欽禮著墨最重。他想通過對張欽禮從崛起到覆滅的描繪，達到三個目的：一、佐證他們把長篇通訊定為“謊言”的正確，消除長篇通訊影響的必要；二、強調(diào)張欽禮被判重刑是罪有應得，絕對不可翻案，在張欽禮尋求公道的路上，立馬橫刀，攔著去路；三、以張欽禮的悲劇，證明任氏所界定的毛澤東時代是“說謊年月讓人說謊，瘋狂的年月讓人瘋狂”。
通觀《謊》書，任彥芳筆下的張欽禮經(jīng)歷了這樣的心路歷程：由說實話吃虧，改弦易轍，變成說謊的壞人——接著辦壞事，用謊言欺騙記者，把焦裕祿寫成英雄，為自己撈取親密戰(zhàn)友的政治資本——然后憑借這個資本禍國殃民，最終害人害己，成為悲劇人物。
《謊》書的第20—21頁中，寫的周化民對任彥芳說的心里話，結(jié)結(jié)實實地印證了，任彥芳對張欽禮成為悲劇人物的這個邏輯推測的目的，仍是為了推翻他們所說的“謊言” —長篇通訊！《謊》書寫道：“周化民為我寫書準備了一包材料，交給我，卻又說出他的心里話：我這心里很矛盾，這書寫不寫呀，我們離休了，夠吃夠花了，還惹事干什么呀！就說我反焦裕祿吧，還能把我怎么樣呢？這是謊言的悲劇，謊言不僅給我們造成了悲劇，也害了張欽禮本人，是穆青把他封為親密戰(zhàn)友，把他害得不輕，不然他會和我們一樣，成為離休干部，享受離休待遇呀！我想起來也為他難過！”
周化民的“心里話”肯定了張欽禮僅僅因為宣傳了焦裕祿而遭四十多年的災禍，而且為此隱隱感到他們做的太過分而感到于心不忍，才難過，說明他心靈深處，人性尚未泯滅殆盡。但是，他還是鼓勵任彥芳寫《謊》書，對張欽禮再踏上重重的一腳，并為此準備大量材料。他們清醒地看到，如果不能把張欽禮及其靈魂一起吞掉，封死其“同伙”之口，即使吞下了長篇通訊，遲早還要吐出來。所以任彥芳他們就必須顛倒張欽禮悲劇的真相！
《謊》書把張欽禮成為悲劇人物的根源，定位于穆青把他封為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實際上這是嘴里半截，肚里半截的含糊話。試問，如果不是張欽禮主講，其“同伙”補充，穆青、周原怎么寫出長篇通訊？沒有長篇通訊，哪里會出現(xiàn)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這個名詞兒？說白了，張欽禮成為悲劇的根源，就是他好事，焦裕祿已經(jīng)死了，他還捧來捧去，結(jié)果捧到了天上！
“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這頂桂冠，不是張欽禮本人要的，騙的，也不是穆青、周原的胡亂加封，只是記者根據(jù)事實對張欽禮的評價之詞。同時，張欽禮并不知道這頂帽子幾斤幾兩，他在常委會審查通訊稿子時，就當面向周原提出，把通訊中提到的他的名字劃掉，并在會后立即打電話給穆青，重提這項意見。在長篇通訊發(fā)表后的幾十年，張欽禮從沒以親密戰(zhàn)友自詡、自夸、自矜，始終是夾著尾巴做人。但是，他始終難以理解，他的上級們卻如此看重這頂帽子，并且用這頂帽子把他壓垮、壓扁、壓死，死后還要拿這頂帽子說事兒，審判他的靈魂！
長篇通訊發(fā)表不久，文化革命就開始了。按任彥芳的說法，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是瘋狂的年代，讓人瘋狂”，而文革開始后的前兩年，1966、1967兩年又是“最瘋狂的”年代，在蘭考這塊土地上到底是誰在瘋狂呢？
1966年7、8月份，縣級文化大革命尚未批準進行，身為第一書記的周化民，就利用“四清分團”改名的“文革小組”，發(fā)動機關干部用大字報圍剿身為副書記的張欽禮，身為地委常委、地委宣傳部長、坐陣蘭考主持四清工作的秦一飛，在機關干部“揪黑幫”的動員會上親自動員說：“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釘子，怕什么？頂多是個縣委副書記”，為此，張欽禮無奈拉周化民到地委打官司，周化民受到批評，回縣作了檢討。
到同年9月15日，周化民又把批張欽禮的大字報張掛到縣委大院，讓外地串聯(lián)學生參觀。9月16日，就由北京大學等八個單位和部分縣委干部，同時貼出討伐長篇通訊的兩張大字報，將大通訊定為“修正主義的大毒草”，接著成立了揪穆青戰(zhàn)斗隊，到北京揪斗穆青，到鄭州新華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使周原東躲西藏才得以保全性命；并成立了“抓扒手”戰(zhàn)斗隊，在蘭考揪斗張欽禮，給張欽禮染黑手，戴高帽，使他不能工作，處于流亡之中。
1966年12月25日，蘭考被批準開展農(nóng)村文化革命。以焦裕祿所樹四面紅旗為主體的全縣農(nóng)民、工人，僅僅按照中央的“十六條”，與否定長篇通訊的縣委機關干部辯論一個多月，就被地委、縣委定為“張欽禮反革命集團”，于1967年1月29日開始，進行了為時近兩個月的連續(xù)抓捕。鎮(zhèn)壓機關名義上是開封軍分區(qū)支左部隊，而抓人、捆人的都是周化民所支持的干部。此時，蘭考先后被抓進監(jiān)獄的干部、工農(nóng)群眾、青少年學生，計1260余人，蘭考關不下，分押到東明，杞縣監(jiān)獄。焦裕祿生前的除三害辦公室干部、比較得力的助手、所樹紅旗隊負責人、所交農(nóng)民朋友被一網(wǎng)打盡，極少幸免。
張欽禮一進監(jiān)獄，就被砸上死刑犯的腳鐐，在獄中關半年之久，捆綁批斗，游街100多場，每場批斗的核心內(nèi)容，就是讓他承認向記者撒謊，寫出了長篇通訊。張欽禮不承認，就在眾目睽睽之下，緊繩、緊拷，直至打昏在地。張欽禮的這次災難持續(xù)到1967年7月28日，周恩來總理命令河南省軍區(qū)，從獄中接他進京，才暫告結(jié)束。
這些持續(xù)了一年多、蘭考群眾有目共睹至今記憶猶新的事實，“要給蘭考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任彥芳，為什么一字不提？這難道不是“謊言”釀成的悲劇嗎？
如果張欽禮有一點點“親密戰(zhàn)友”的狂態(tài)，他在1967年8月受周總理接見后回到蘭考，就會嚴厲追查猖狂推倒長篇通訊，從根本上否定焦裕祿這一典型的活動內(nèi)幕，使這些喪盡天良的鼠竊狗偷之徒全部曝光。他沒有這樣做，他雖因此九死一生，卻提都沒提，留下了讓他繼續(xù)充當悲劇角色的隱患。他急于續(xù)寫焦裕祿沒寫完的那篇徹底治理蘭考三害的文章，他迫切需要安定的局面。對于批斗、捆打過他的人，他沒一句微詞，照常信用；害怕他報復，離開工作崗位長期出走的人，他交代組織部門按月送工資到家。這時候的蘭考平靜不平靜，僅舉一例可以作證：1967年10月，開封軍分區(qū)把所轄十個縣的民兵武器全都拉到蘭考保存。
從1968年的大年初一開始，張欽禮就展開了蘭考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一頁。初一早晨，他親自挨家找到住在縣城的所有革委會常委，聚集到縣拖拉機站，專題討論工業(yè)問題。到天黑散會，達成三年內(nèi)興建五座國營大廠的共識。正月初六，在縣革委會全體成員會議上，他提出把干部分成兩套人馬，工業(yè)、農(nóng)業(yè)一起上的的動議，大家一致通過。向全縣人民發(fā)出了“出大力，流大汗，操大心，作大難，重新安排蘭考大地”的戰(zhàn)斗口號。
張欽禮自報領軍抓農(nóng)業(yè)。農(nóng)業(yè)戰(zhàn)線又分兩班，一班搞生產(chǎn)自救，一班搞治理“三害”規(guī)劃。
張欽禮帶領規(guī)劃隊20多人，經(jīng)過三個月的徒步勘察，兩個多月的水準測量，于1968年10月拿出了治沙、治堿、治澇的具體方案，是年冬，即按方案開始了全縣規(guī)模的大會戰(zhàn)。
1971年初，張欽禮調(diào)任信陽地區(qū)任職。結(jié)束了在蘭考主持工作的三年生涯，三年中，完成了興建五座國營大廠的工業(yè)規(guī)劃，機械廠、農(nóng)修廠、化肥廠、酒廠、造紙廠全部試車投產(chǎn)，有力的支援了農(nóng)業(yè)，充實了財政。農(nóng)業(yè)戰(zhàn)線，完成了引黃灌淤、灌溉的土方工程，累計將五萬畝鹽堿地淤成良田；試驗成功并推廣堿地開溝躲堿植棉20萬畝，引黃種稻2萬余畝。
1971年至1972年底，張欽禮在信陽工作的兩年，他受到來自蘭考的背對背批判，批判他的“以生產(chǎn)壓革命”只是引子，主體內(nèi)容仍是“給長篇通訊的作者提供虛假材料，撈取政治資本”。這兩年中，與張欽禮一起介紹、宣揚過焦裕祿事跡的新老干部和工農(nóng)群眾再遭厄運，統(tǒng)統(tǒng)趕出各級領導班子，長期軟禁在各種學習班里，接受批斗、審查。受到單開除、雙開除等處分的國家干部就達400多人，有十多人遭到逮捕關押。1972年10月周總理第三次在京接見張欽禮，蘭考圍繞大通訊展開的第二局搏殺才勉強收場。
1973年2月，張欽禮被任為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他只得不情愿地重回蘭考工作。這次回蘭考，張欽禮滿腦子裝的是把兩次挨整耽誤的時間搶回來。他對因第二次批他有功提拔的86名科局級干部，除兩人調(diào)走，一人死亡外，一個都沒免職，只對少數(shù)人的分工做了些調(diào)整，并且提拔了20多名兩次加害于他的干部，進入科局和公社領導班子。1974年4月，他到省里參加批林批孔動員會，會議結(jié)束回蘭考，他把在家常委發(fā)動起來的批林批孔運動一瓢冷水潑了下去，他不愿分散精力，耽誤經(jīng)濟建設的進程。
至1977年11月13日，張欽禮被突然免職反省。張欽禮第二次主持蘭考工作計四年零九個月。這期間，他帶領縣委和人民群眾，再淤風沙、鹽堿土地22萬畝為良田，疏通了所有排澇河道，基本上消除了“三害”，來蘭考的人再也看不到風沙，、鹽堿、積水的洼窩地，完成了焦裕祿的遺愿。在此基礎上，又續(xù)打機井5000眼，機電雙配套5000眼，續(xù)建大型提灌站16座，實現(xiàn)了人均七分旱澇保收高產(chǎn)田。至1975年夏，蘭考由歷史上的缺糧縣變成了余糧縣。這四年多時間里，又興建二化、磷肥廠、化工廠、毛板廠、鋼木家具五座國營大廠，50多座社辦工廠，深井泵，潛水泵，磚瓦機，變壓器，紅、白葡萄酒，四輪拖拉機均為省內(nèi)外領先產(chǎn)品，暢銷全國各地。企業(yè)的興建，使縣財政至1976年達到收支平衡，結(jié)束了要飯財政的歷史。
張欽禮從1952年任考城副縣長起到1977年，總共在縣級領導崗位工作了25年，在蘭考的干部，（包括恨他、整他的干部）和人民群眾中落下了“張青天”“新包公”“活地圖”的口碑。
可嘆這樣一個連一輩子煩他的老領導張申，也承認他有能力、有干勁、群眾關系好的干部，竟然因發(fā)現(xiàn)和宣揚焦裕祿這一典型，而被他的上司們橫加指責，枉按罪名，以判十三年的重刑處理，結(jié)束了他清白、勞苦的一生！
第四章
寫周化民的悲劇，是讓他將錯為功
周化民是任彥芳的《謊》書中的三個主要人物之一，是任彥芳最親近、最推崇的人物。
作者寫道：“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祿的戰(zhàn)友，他們曾在一個單位工作，青年時代，焦還曾給周化民介紹女友，可見親密”。“我與周化民同志因命運相系，所以成為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只要有機會回開封，我第一個要看的是化民，他那里是我的家。”
《謊》書中：周化民與張欽禮相反，是一個一貫正確的人，張欽禮因為制造“謊言”而成了悲劇人物，周化民則是因抵制“謊言”而遭受迫害的悲劇人物。
蘭考的歷史真是這樣的嗎？我們看到，從1965年5月周化民調(diào)任蘭考縣委書記，張維新為縣長，二人同時駕臨蘭考，副書記張欽禮不可能迫害周化民；從1965年9月至1966年6月，秦一飛為四清分團團長，周化民為縣委書記兼分團副團長，讓副書記張欽禮抓面上的工作，實則作為四清對象挨整，周化民何悲之有？從1966年6月至1966年12月，蘭考文化革命尚未開始的半年多時間，周化民先是以漏劃右派、漏撲反革命分子抓張欽禮的黑幫，后以張欽禮在長篇通訊中造假把張欽禮作為騙子、扒手批斗，這時的周化民又明顯是個任意擺布張欽禮的勝利者。
1967年1月至1967年7月底，蘭考的多數(shù)干部和工農(nóng)群眾，不贊成將長篇通訊打成毒草而與周化民辯理，周就將他們定為張欽禮反革命集團，使得他們與張欽禮一起身陷囹圄，刑訊折磨半年之久，這時的周化民為座上賓，張欽禮為階下囚，周化民的喜劇使張欽禮難以生存，他這時又何悲之有？
至于《謊》書中說，周化民初來蘭考，就被張欽禮辦了個涼場，稍有常識的人誰能相信這個說法？又說1965年小麥征購透底，造成勞民傷財，是張欽禮在省長面前虛報產(chǎn)量所致，并為此傷害了周化民。焦裕祿去世后至周化民接任縣委書記，蘭考由縣長程世平主持工作，即使虛報產(chǎn)量，也顯示不了張欽禮的政績，他何以浮夸？同時，1965年的地區(qū)夏征會議規(guī)格是書記、縣長參加，怎么會有副書記張欽禮在省長面前虛報產(chǎn)量，出現(xiàn)豫東五縣的書記縣長痛罵張欽禮顯示自己的場面？
應當直面歷史。1968年4月至6月間，在蘭考開展的當時中央發(fā)起的反擊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運動中，由于1967年2月周化民對干部、群眾摧殘極重，又加上周化民一直策劃推倒長篇通訊，被群眾批判過，但絕不像周化民對張欽禮那樣每次批斗都是五花大綁，鐐銬加身，長期關押在獄中。在這幾個月中他沒有被關押、看管的經(jīng)歷。
在周化民被群眾批斗中，確有1967年被周化民關押過的工人、農(nóng)民對他施以拳腳報復的情節(jié)，使他受過皮肉之苦。與此同時，在1967年春鎮(zhèn)壓群眾比較兇狠的干部，也遭到被他們曾捆打折磨過的人的拳腳相加。此種現(xiàn)象，完全是背著當時才成立的縣革委干的，，張欽禮曾為此召開多次干部會議，狠狠訓斥違法亂紀之人。針對此事雖在1968年冬舉辦的“撤墻平溝解疙瘩”學習班中，各自做了自我批評，達成了諒解、和好，但還是成為張欽禮以及當時的縣革委主要成員遺恨多年的自慚之點！
1968年7月以后，按照中央精兵簡政的方針，由空降部隊主持，將沒有結(jié)合進各級革委會的干部，集中學習四個月后，于1969年1月初，一部分進五七干校學習，一部分下到社隊駐隊蹲點。這些干部沒有文革初期觀點、派別之分，許多被認為文革中追隨張欽禮的干部，也都在五七干校學習過。周化民當時被分到五七干校。
凡是當時參加過五七干校學習的新老干部都不會忘記，干校以政治學習為主，輔以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許多年高體弱的同志，其實多半在家休養(yǎng)，工資級別不動，照月發(fā)放。任彥芳說周化民到1970年9月才到家住上一宿，周化民如果認可，他可真是昧盡天良！
如果說進五七干校也叫做“人生悲劇”，那么，只能說明，共產(chǎn)黨的各級干部永遠脫離勞動，居高臨下號令別人才對。
按照任彥芳所寫，周化民是1970年9月17日接省委通知去省委黨校學習的，從此，他離開了蘭考。之后，他先后從黨校到安陽鋼鐵廠、安陽化肥廠工作，直到當商丘地委副書記，開封地委副書記，離休養(yǎng)老，過著“夠吃夠花”的日子。但任彥芳《謊》書所載周化民在申訴中說他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再次受到來自蘭考的批判斗爭，不知從何而起？
周化民到蘭考是接替焦裕祿縣委書記重任的。他上任半年，長篇通訊就進入采寫了。就一般常識，這么重大的題材，穆青不會不找他交談，他一字不提。說在通訊審稿時，懾于周原的傲氣不敢發(fā)表不同意見，那么后來在四清工作隊員大會上說到周原在蘭考采訪焦的事跡時發(fā)狠說：“我要知道周原是個大右派，早把他趕出蘭考了！”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如果周化民不了解焦裕祿在蘭考的工作情況，或者存著“我如果去了干好了，也是屬于焦裕祿的成績，干不好，問題可是我的呀”這個私心，不同意把焦裕祿樹的那么高，這都不應該視為什么問題。但是，長篇通訊發(fā)表后，不說從組織原則上應該積極帶動全縣學習，即從他與焦裕祿早年共事于尉氏的了解與情誼，尤其老焦的動人事跡他一條都駁不倒，為什么還要苦苦搜索長篇通訊的不實之處，直至于1980年把任彥芳借調(diào)到開封和蘭考專辦此事，并且口口聲聲稱長篇通訊為“謊言”！“謊言”中豎起的英雄又是什么呢？這是焦裕祿的繼任者應有的態(tài)度嗎？更可笑的是，如任彥芳在《謊》書第133頁所寫:“周化民說，大通訊對蘭考報道不實，也有好處，對我們起了促進作用。咱蘭考沒有大通訊寫的那么好，外地參觀人員看了，不向省里反映？省里也知不實，那就得支援蘭考，不然就是沒將焦裕祿的遺愿化宏圖呀！新華社報道中說焦裕祿到老韓陵找到老飼養(yǎng)員肖位芳。報道說是貧農(nóng)，實際是中農(nóng)，為了和新華社報道一致，便把他的成份改了，肖位芳高興呀！其實一個社員改貧農(nóng)成分有啥？”
任氏接著在《謊》書的134頁又寫了周化民告訴他的消息：鄧小平親自打電話解決蘭考勞力不足的困難，中央軍委從商丘調(diào)兩個團搞臺田。“從現(xiàn)在起，蘭考糧食統(tǒng)銷指標增加了，救濟款也增加了……”
周化民作為共產(chǎn)黨的高級干部，應該這樣對待自己的工作嗎？他象任氏夸耀的“真誠勤懇忠于人民”的干部嗎？周化民已經(jīng)把焦裕祿挖苦的不成尿泥，但是任彥芳說，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祿的親密戰(zhàn)友！（見《謊》書第三頁）
在1977年至1979年的“清查”運動中，張欽禮被河南省委下令逮捕，由公安廳執(zhí)行，應由河南省高級法院審理，為控制終審權(quán)，也應下放到開封中級法院審理，為什么偏偏下放到張欽禮從未工作過的、周化民任地委政法書記的商丘中院審理？商丘中法的一審判決，其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河南高法都予以撤銷，卻還要重判13年徒刑？
任彥芳的《謊》書出籠，周化民出力最大，期望最殷！為何這樣？任氏交代很清：周化民怕張欽禮翻案，讓任氏寫書以假亂真，封殺張欽禮依法維權(quán)之路！
第五章
惡貶毛澤東，罪在不赦！
人心不足蛇吞象。
任彥芳這條毒蛇，吞滅焦裕祿、張欽禮，他以為獵物還小，《謊》書中他把毒牙屢屢刺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
以別人之口，宣本人之意，攻心中之敵，是《謊》書中最主要的寫作手段之一。
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艱難探索中，曾出現(xiàn)過失誤，遭受過挫折和損失，尤其是五八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成為后來三年困難的主要原因。盡管毛主席曾對浮夸風潑過多次冷水，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還是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他說：我是中央主席，主要責任在我，間接責任我也有份。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諒解。就在1982年中央所作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包括鄧小平在內(nèi)的大部分元老重臣，也都承認不能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發(fā)生的失誤推給毛澤東一人。
但中央已經(jīng)結(jié)論的問題，20多年后任彥芳仍不依不饒，抓住不放。
他正在寫蘭考歷史時，卻又寫起全國歷史。他在第三章中，通過張申、周化民的對話追述58年、59年的河南慘象，其中借通許老農(nóng)常木林之口罵道：“現(xiàn)在逼著叫報產(chǎn)量，報不了還得挨打，一說就是黨中央的決定。他媽的黨中央這個人真壞，我不相信，連毛主席也管不了這個黨中央！”
任氏引述記者康健的文章說：“1959年8月，在嵖岈山喝著越來越稀的面湯，人人臉上浮腫之時沒想到遠在天邊的廬山開個什么會之后，莫名其妙的開展反右傾活動，更使人心神不寧了。”“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開會。開始人們互相打聽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周是哪村人，怎么犯這么大的錯誤，后來才知道是朝中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誅之。小營大隊支書上去批判說：‘彭德懷，跟你拼了！你反黨，反毛主席，想干啥？官那么大了，還不知足，還想當真龍?zhí)熳硬怀桑磕钦纨執(zhí)熳邮翘焐系男撬蓿笆烙卸〝?shù)的，你會當成了？’”
任彥芳在鞭撻張欽禮之前，又表揚張欽禮，他借張欽禮之口，回答老百姓口糧標準怎么這么低時，說：“咱現(xiàn)在口糧標準低，是領導按著他的肚子給咱定的。毛主席一天吃二兩，有好菜，有好湯，叫咱咋能會吃飽呀！”
誰都可以看出，任彥芳借硬安到別人頭上的語言，活畫出毛澤東為了維護真龍?zhí)熳拥匚唬幌уe整功臣，餓死千百萬百姓的暴君形象。
如何對待毛澤東這個暴君呢？任彥芳又吹捧張欽禮了：“他敢于向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論點挑戰(zhàn)，不怕人們說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有人叫我用一分為二的方法看問題，那就是讓我多看成績，多講點成績，可我們得相信自己的眼睛。”
任彥芳說他為了寫這本《謊》書，他讀了不少有關謊言的書，贊許鐘敏編著的《謊言誤中國》一書說：“揭露了中國處處充滿了謊言以及謊言給中國造成的災難。（見《謊》書第56頁）
任彥芳在《謊》書第十章概括河南、蘭考、長影、吉林的文化革命，統(tǒng)統(tǒng)是謊言世界后，得出結(jié)論，命該標題為“說謊年月，讓人說謊”。
在《謊》書的“尾語”里，任氏點評張欽禮的悲劇成因為：“張欽禮說謊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時代造就了他，時代也毀了他。他靠謊言成了親密戰(zhàn)友，就能呼風喚雨，造個天翻地覆，非他的本領，也非謊言真有那么大力量，而是因為他趕上了一個說謊話的時代，適應了這一說謊話時代的要求。”
任彥芳在2005年發(fā)表于《百年潮》雜志第二期的又一篇悲劇大作《張欽禮的悲劇》中，干脆就叫毛澤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他推測，如魯迅能活到20世紀50年代，也一定會被毛澤東打成右派分子；他還譏諷道，中國人民傳唱的“東方紅”歌曲，是與國際歌相反的愚昧行為，是造神運動的結(jié)果。按成書的時間算，這是《謊》書的續(xù)篇。
圖窮匕首見。任彥芳寫《謊》書的目的，豈止是否定焦裕祿，為周化民、秦一飛報因不學焦裕祿而受到劉建勛批評的一箭之仇？豈止是繼續(xù)誣陷張欽禮，堵死他的鳴冤之路？他的根本宗旨是惡毒歪曲和丑化毛澤東，瓦解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信任和愛戴，折斷中國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脊梁。
我們不能容忍任彥芳的這種瘋狂的倒行逆施，我們認為，任彥芳已經(jīng)犯了不容赦免的反革命罪行
第六章
欺世盜名，必為世人不齒
《新史學》叢書的策劃人向繼東先生說得好，不能打著史學的旗號，兜售私貨。對歷史保持一種溫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一個基本的底線，即使不能全說真話，也決不說無根據(jù)的假話。
任彥芳的《謊》書，從頭到尾都沒底線可言，凡涉及到寫蘭考的部分，毫不夸張的說，翻開它的每一頁都能看出是無恥的謠言或是無知的笑話。
《謊》書中的任彥芳，首先是個政治上早熟，并且一生都是正確的政治家和思辨家的形象。學生時代反右時，他差點被劃右派；反右傾，他被劃為右傾；到蘭考探親不幾天，就發(fā)現(xiàn)焦裕祿是典型，就要創(chuàng)作焦裕祿的電影劇本；文化大革命中，在長影被審查，批斗許多年，到蘭考看一眼朋友，只說句含糊話，就被蘭考人記黑材料。滿世界都是洪水猛獸，獨他是正人君子。他認為，在被眼前當政者否定的各種政治生活中，受壓就正確，有功，受壓越重，功勞越大。他拼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
是這樣嗎？在蘭考，我們這些一直在縣委和科局工作的人都很少聽說任彥芳這個名字，更別提工農(nóng)群眾，我們直到現(xiàn)在也沒見過他的尊容，能有哪個人去因為他執(zhí)行正確路線打他的小報告、整他的黑材料？至于他在北大、長影如何因正確而挨整，只有北大、長影的當事人去宣揚他的功德了。
《謊》書中不時出現(xiàn)任彥芳擔綱寫焦裕祿劇本的情節(jié)。從焦裕祿一去世他就要寫，四十多年了，他的劇本在哪里？能拿出來一片紙也行嘛！他拿不出來，他純粹在讓別人誤認為他是個“劇作家”！
《謊》書中很多處顯示他在蘭考胡集村搞四清的政績，他與當?shù)剞r(nóng)民的深厚感情。其實胡集的一千多口人，只有兩個人不腌臜他。他和周化民在胡集蹲點時，搞的完全是打擊一大片的極左行為。他們把大、小隊干部全都打倒，連生產(chǎn)隊記工員都不放過。《謊》書中任彥芳編的順口溜：“胡支書，李支書，砍桐樹，蓋瓦屋”中的“胡支書”胡安民，是土改干部，舊社會苦大仇深，焦裕祿在蘭考時曾讓他到大禮堂訴苦會上訴說家史，并在胡集搞泡桐育苗基地，現(xiàn)在人們參觀的那棵“焦桐”就栽在胡集大隊的土地上。四清時胡安民家六口人擠在兩間破草房中，被奪權(quán)清理半年后，工作組宣布他為“四清干部”仍任支書，胡安民傷心不干，其它大、小隊干部也同樣傷心不干，使工作長時處于癱瘓狀態(tài)。蘭考文革剛開始，胡集農(nóng)民就用架子車拉著三百多棵碗口粗的死桐樹，到蘭考大街吆喝周化民：焦裕祿在胡集搞路林規(guī)劃時，對散長在地中眼看成材的桐樹不讓挪動，他說，先顧吃飯，后顧好看，眼看成材，挪死可惜。周化民、任彥芳他們到胡集后，強迫社員把地里散長的桐樹移栽到路上，結(jié)果挪死三百多棵。
《謊》書中，任彥芳多處自稱他是作家，什么“他是與蘭考息息相關的作家，”“唯一與焦裕祿相熟悉的作家”，他從長影到河北，是河北“招賢納士”所致，等等，凡是光芒四射的桂冠，粘不粘他都往自己頭上一個勁兒地硬戴，他還開列他的作品書目，吹噓教育意義多大多大。我們認為，作家應該是讀者對寫書人的敬稱和美稱，而不是寫書人的自稱。稱得上作家的作品，無不是立意高遠，脈絡清晰，情節(jié)連貫，語言生動，讓人獲教受益，令人手不釋卷。任彥芳別的作品我們沒見過，這本《謊》書，因它涉嫌侵權(quán)，不得不看。總的印象是：立意卑下，脈絡混亂，情節(jié)前后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語言晦澀，故作高深，味同嚼蠟，不堪卒讀，硬要拉到臺面上點評，四個字可以概括：狗屁不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寫薦詞的先生，不作深入調(diào)查，不了解真實情況，就看好此書，吹捧的肉麻，不知何意？
第七章
任彥芳應當受到刑事追究
以刀殺人，理當償命；以文害人，難逃法網(wǎng)！
任彥芳在人民血汗的供養(yǎng)下，完成高校學業(yè)，不思報效社會，專以禿筆害人，由來已久，不思悔改。
2001年，在他的所謂紀實作品《讓權(quán)利在陽光下運行》一書中，因血口噴人，嚴重侵權(quán)，受到當事人拼死抗爭，終于爬上北京市海淀區(qū)中級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被判賠償原告經(jīng)濟損失3300元，精神損失費3000元，并于2007年5月三十日在中國青年報登文，向原告賠情道歉。
2005年，他在《百年潮》雜志發(fā)表《張欽禮的悲劇》一文，公開否定長篇通訊，誣陷介紹焦裕祿事跡的蘭考干部，遭到我們這些在焦裕祿身邊工作過的人的強烈譴責，使《百年潮》雜志的社長、編輯們羞愧莫名。
《謊》書中，任彥芳以對謊言深惡痛絕的姿態(tài)說：“對因避害趨利而說謊，我們可以人性角度去理解。但如果因這種說謊面對他人，對社會，對民族造成了傷害、破壞，我們必須對謊言無情揭露，對說謊者給與道德上的譴責，如果直接傷害了別人，他理應受到法律制裁。”
現(xiàn)在對于說謊大師任彥芳，應該是請君入甕的時候了。他借《謊》書發(fā)出焦裕祿假，張欽禮壞，毛澤東昏暴的狂吠，《謊》書的大量拋售，對社會、對民族造成的破壞難以估量；他直接嚴重傷害的不止一人，而且完全出于故意。他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法律的裁判。
一、首先應從組織上清洗任彥芳出黨，他的入黨程序嚴重違背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他是個標準的假黨員。
任彥芳在《謊》書中的自我介紹說：“1966年3月，蘭考四清工作隊支部通過了我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申請，實現(xiàn)了我從少年參加革命的愿望。我的入黨志愿書上報四清分團黨委后，黨委討論批準了。我本來想回到長影，我的組織關系會立即轉(zhuǎn)到長影的，沒有想到由于蘭考提前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分團的檔案在動亂中丟失，我便沒有成為共產(chǎn)黨員。”
即按任氏所說，他在1966年3月已被工作隊支部通過，并經(jīng)四清分團黨委批準，他最遲也應該在1966年4月參加入黨宣誓儀式，沒有對黨旗宣誓，算是黨員嗎？他卻胡說回長影等著轉(zhuǎn)組織關系，結(jié)果沒等到。他說的原因根本就站不住腳。他說不能成為黨員的原因是蘭考提前開展的文化大革命，使四清分團檔案丟失。蘭考的文化革命于1966年12月才開始，怎么能造成四清分團的檔案在3月丟失呢？再說，蘭考文革中并沒一人聽說過丟失檔案的奇聞，怎么單單丟了任氏一人的入黨申請書呢？蘭考的檔案管理人員誰能站出來證明他丟了任氏的入黨申請書呢？任氏無論怎么辯解，都不能證明他有在1966年入黨的歷史。
《謊》書之206頁敘述了任彥芳終獲黨籍的來歷：“開封地委和當時劃入商丘地區(qū)的蘭考縣委專門研究如何還欠我的帳，落實我的黨籍問題。研究結(jié)果是：從河北重新調(diào)來我的檔案，由蘭考縣委負責，把當時的入黨介紹人李承業(yè)、王良志找來，重新填寫入黨志愿書，按當時的情況重新填寫介紹人意見和支部大會決議，但四清分團早已消失，如何辦？由中共蘭考縣委作出決議，說明這張表為何重填的原因，然后簽署縣委意見。”
“我沒想到，此次回蘭考，竟把我?guī)资甑膲魣A了。”
“這樣，我的入黨時間，刻在記憶里的是1966年3月4日支部大會通過，黨委何時批準就說不清了。縣委研究決定為黨的誕生日那天。黨齡從1966年7月1日算起，沒有預備期，我照黨章，補交了從1966年7月1日至1980年10月的黨費。”
一個在河北文化廳工作的人，1980年10月被開封地委借調(diào)到屬商丘地委管轄的蘭考縣委，當月就由蘭考縣委補辦了1966年的入黨手續(xù)，追認14年黨齡，作為“還賬”，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組織史上恐怕是史無前例，可以看出，秦一飛和當時的蘭考縣委把黨章踐踏到何種程度！依照黨的章程，任彥芳的黨籍不僅應當作廢，同時應追究有關人員的違紀責任。
二、任彥芳在《謊》書中借張欽禮之口，說1960年群眾糧食標準低，是按照毛澤東的肚子定的。指控全國餓死人是毛澤東的直接責任。
《謊》書寫成于2000年，張申、孫玉尊、周化民、劉呈明這些當事人能在2001年都能看后提出看法，作為該書主要人物的張欽禮2004年5月死前，竟沒聽說過任氏寫了此書，他的家屬、子女也沒見過任彥芳以任何方式向他征求意見。顯然，任彥芳筆下張欽禮的任何語言不敢與本人見面，都屬任氏杜撰。
任氏誣陷毛澤東憑自己的肚子定糧食標準，剝奪億萬人民的生存權(quán)，造成死亡上千萬人。如果此項罪名成立，毛澤東罪該家滅九族；如果不成立，誣告反坐，以同罪量刑，任彥芳該如何裁判？
三、《謊》書中第201頁寫到：“1978年9月27日，《河南日報》記者顏道瑞、秦友堂、通訊員繩尚武、周長安同在一篇題為‘喜看蘭考新面貌’報道中提到，反革命分子張欽禮不顧國家法令和群眾死活，擅自扒開黃河大堤順堤行洪，結(jié)果內(nèi)澇加劇……”
按照國家法律，別說扒開黃河大堤，即使在汛期動黃河大堤一锨土，也應該嚴厲懲罰。任氏指控如能成立，張欽禮和所有幫他扒開大堤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免死。我們將要求讓任彥芳和刑偵人員一起到蘭考大堤仔細勘驗，如果發(fā)現(xiàn)張欽禮在哪個堤段動了一锨土，張欽禮已死，當年與張欽禮共事的所有縣委常委甘愿一起代他受罰，袒背自縛，前往刑場就死！如果屬于子虛烏有，誣告反坐，以同罪量刑，任彥芳又該判何刑？繩尚武、周長安應負連帶刑事責任者，又該如何裁判？
四、《謊》書第84頁寫道：
程約俊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往事：
“1946年，我當區(qū)委書記時認識的張欽禮。印象是個很聰明的干部，…應該說，他從小受的革命影響。母親也是共產(chǎn)黨員，還當了鄉(xiāng)黨支部書記。
土改開始了，據(jù)說這村有個糧秣（會計）和他母親有曖昧關系，關系不錯吧，……
這段描述，任彥芳對程約俊所說沒加引號，不知到底哪些是程約俊的原話，哪些是任彥芳夾帶的私貨。但是，有辱張欽禮老母親的話是出自任彥芳筆下。
如果任彥芳找不到根據(jù)，無端辱人先輩，掘人墳墓，亦屬直接犯罪，又當如何裁判？
《謊》書中，除了支持他說謊的幾個權(quán)貴，任彥芳寫誰貶誰，簡直橫掃千軍，不可一世。他為自己掘好了墳墓，他這條毒蛇自己竄入烈火之中。
我們對任彥芳所寫《謊》的評論，希望得到宣傳界、出版界和司法界的關注，隨后我們將對任彥芳依法起訴。
河南省蘭考縣焦裕祿任縣委書記時與他一起工作的干部：
樊哲民 男 76歲，時任縣委農(nóng)工部副部長 、縣政府辦公室主任。
張明常 男 78歲，時任縣委辦公室副主任.
張先志 男 77歲，時任縣委組織部副部長。
張守德 男 72歲，時任縣財委秘書。
吳思敬 男 81歲，時任縣委生產(chǎn)救災辦公室主任。
劉俊生 男 75歲，時任縣委辦公室通訊干事。
李反修 男 76歲，時為跟隨焦裕祿同下鄉(xiāng)的縣委辦公室干部。
張思義 男 78歲，時為跟隨焦裕祿同下鄉(xiāng)的縣委辦公室干部。
聶澤廉 男 80歲，時任除三害辦公室治堿組組長。
肖百孝 男 72歲，時為縣治沙工作隊干部。
張世堂 男 67歲，時任縣委辦公室通訊員。
申顯魁 男 72歲，時任縣水利局技術員。
趙培德 男 82歲，時任趙垛樓紅旗大隊支書。
楊素蘭 女 68歲，時為焦裕祿所樹模范返鄉(xiāng)知青，后任韓村紅旗大隊支書。
朱禮楚 男 75歲，長篇通訊中兩個大學生之一、林業(yè)技術員。
胡安民 男 78歲，時任胡集林業(yè)紅旗大隊支書。
李國慶 男 79歲，時為縣總工會干事、焦裕祿紀念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
楊捍東 男 66歲，1966年河南省“焦裕祿事跡調(diào)查組組長”。
公元二00九年八月一日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