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前三十年難道不是對外開放的三十年？

共和國前三十年難道不是對外開放的三十年？　　

—紀念共和國誕生六十周年　　岳青山　　

建國六十年周年大慶即將到來。全國人民深切緬懷毛澤東締造的人民共和國的偉大歷史功勛，熱烈慶祝六十年來奪取的偉大勝利。在這樣的喜慶日子里，我國的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撫今思昔，對毛澤東更是無比敬仰，無比懷念。　　

胡錦濤總書記正確指出；任何時候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對外開放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他留給我們的重要理論財富。全黨如能認真學習，必將大有裨益。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近三十年來，批判、攻擊、污蔑毛澤東“閉關鎖國”這聲浪卻甚囂塵上，彼伏此起。

李銳一類應聲而出，喋喋不休地以此作為炮彈，瘋狂非毛反毛，否定共和國前三十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李銳公然誣謂毛澤東閉關鎖國，把中國引上了“絕路”。說什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最后變成了‘小而全’、‘大而全’，三線建設，類似莊園經濟的東西。辦企業乃至辦大學，也是辦莊園經濟，都是小社會。最后走到一條封閉的道路，閉關鎖國。這當然是一條絕路，再也走不下去時，我們才回過頭來，另辟大道，實行改革開放，同世界經濟接軌。”（《手記》第420頁）　　

這個論斷是否合乎客觀實際？毛澤東的對外方針果真是“閉關自守”？共和國的前30年能說是“閉關鎖國”的30年？這是在慶祝共和國誕生六十周年時不能不辨析清楚的重大原則問題。　　

歷史是客觀的實在，不是任人撫摸的少女。金子可以抹黑于一時，終歸總會要發光的。　　

我認為，如果真是尊重事實，實事求是，那就不難清楚看到，毛澤東一貫堅持對外開放的方針，不斷開拓、擴大同外國的經濟、技術、文化的交往，同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封鎖和遏制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直至生命終了。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是對外開放的歷史。　　

一、     在同美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的斗爭中堅持對外開放　　

列寧有句名言：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要求，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　　

毛澤東建國之后面對的是，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嚴厲經濟的封鎖禁運的惡劣國際環境。早在新中國誕生前夕，美國總統杜魯門就宣布：美國對華貿易要實行所謂“R”程序，即“特種許可證制度。”同年11月，美國糾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拼湊成專門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的國際組織，即所謂“巴黎統籌委員會”。1951年5月，它又操縱聯合國非法通過對中、朝實行禁運的法案。“巴統”列入對我禁運的貨單竟達400多項。其罪惡目的是要把共和國困死。這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的突出表現。　　

毛澤東率領全國人民，同帝國主義長達20多年的封鎖禁運進行頑強的斗爭，堅持對外開放，不斷拓擴、發展我國對外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　　

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就正式把發展與西方的經濟關系，包括利用外資作為一項重要政策提了出來。他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指出：“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個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轉引自《解放日報》　1945年5月2日　）　　

毛澤東在建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昭告世界：“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必配須盡可能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5頁）。　　

這就說明，早在建國之前，毛澤東即為我黨確立了對外開放的方針。　　

1950年初，毛澤東在訪蘇時從王稼祥那里得悉德、波、捷等國“都想和我們做生意”后，就高興地連忙電告周總理：：“似此，除了蘇聯外，又有三個國家即將和我們發生通商貿易關系。此外，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因此，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毛澤東文集》，以下簡稱《文集》，第6卷，第35頁）　　

“一五”伊始，毛澤東就大力號召：“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他認為：“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先進經驗和優秀文化的。”早“在封建時代，唐朝興盛的時候，我國曾經與印度發生密切的關系……我們這個民族，是從來不拒絕接受別的民族的優良傳統。”鴉片戰爭以后”，從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時期，全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學習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學習他們的科學，有一個很大的高潮。”他高度贊揚“那一次學習，對于我們國家的進步是有很大幫助的，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現在還給我們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學工作者，一批寶貴的遺產。”他號召全黨干部和全國人民，現在“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應當采取真心實意的態度，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來，不但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學習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一切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學習。”（《文集》6卷，第264頁）　　

　1955年5月26日　，毛澤東在接見印尼貴賓時指出：“中國愿意同所有的國家友好合作”，“就是西方國家，只要他們愿意，我們也愿同它們合作。”（同上書，第411頁）　　　

1956年4月25曰，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就有一大“關系”，即“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在此，他進一步闡明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方針，令人振聾發聵地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文集》第7卷，第41頁）他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文集》第7卷，第41、43頁）這是全面對外開放的方針。　　

1956年8月24日　，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深刻地闡明了文化上對外開放的方針，既批判了“全盤西化”，又否定了虛無主義。他說：“我們當然提倡民族音樂。作為中國人，不提倡中國的民族音樂是不行的。但軍樂隊總不能用嗩吶、胡琴，這等于我們穿軍裝，還是穿現在這種式樣的，總不能把那個胸前背后寫著‘勇’字的袍子穿起。”剖肚子，割闌尾，吃阿斯匹林，并沒有什么民族形式。“要把外國好的東西都學到。比如學醫，細菌學、生物化學、解剖學、病理學，這些都要學。也要把中國的好東西都學到。”（《文集》7卷，第77、81頁）　　

這年國慶節的深夜，毛澤東會見杜克洛率領的共產黨代表團，他們在長談中有這么一段重要的對話，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套設備”。毛澤東說：中國“從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并不容易”。“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杜答：“這樣的情況比一般人想像的會早一些。”毛澤東又問：“技術和裝備出口的可能性怎樣？”杜答：“法國資本家也很著急。”毛澤東說：“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并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杜說：“現在有一些可能，可以轉彎抹角地搞一些，不過美國還在阻礙。”毛澤東說：“現在瑞典已經答應替我們設計、裝備、安裝造紙廠。”杜說：“我們這方面可能做些推動工作。”毛澤東連忙說：“請幫助。”(《毛澤東傳》上卷，第543頁)這次對話清楚表明，毛澤東對外開放中，是多么渴望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呀！　　　　

可見，在建國后的頭七年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方針，是全面對外開放的方針。何來“閉關鎖國”呢？　　

再說，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里，毛澤東一如既往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　1957年1月27日　，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從各方面去找，只從一方面去找，就單調了。”（同上書，第192頁）　　

到了1958年，毛澤東對對外開放的認知有了新的升華，即把爭取外援，學習外國，提升到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高度。這就是他在“二五”計劃的批語中指出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同上書，第380頁）針對“大躍進”時，有人認為中國無所不能，不重視學習外國，毛澤東就斬釘截鐵地指出：“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他接著指出：“在與自然作斗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美國煉的鋼含硫量是百分之零點零四，我們只有個別地方煉的鋼含硫量達到百分之零點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煉的鋼質量不好。這是新問題，不能調皮，要老老實實學習。如果粗心大意、調皮、充好漢，一定會跌跤子的。”（《文集》第8卷，第71、72頁）毛澤東在這里說得何等清楚：“搞建設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流”呀！　　

中蘇關系破裂后，毛澤東果斷地把對外開放的重點轉向西方。他明確提出：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技術。　1960年3月18日　，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說：“我不反對西方的一切，而只反對帝國主義那些壓迫人、欺侮人的東西。他們的文化科學我們要學習。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同上書，第159頁）　　

　1963年7月22日　，他在接見澳大利亞共產黨左派希爾夫婦時說：無產階級要向資產階級學技術，比如我們，現在就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成套設備，包括日本和英國，向他們學技術。（轉引自《毛澤東鄧小平與對外開放》第118頁）　　

　1964年10月23日　，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明確提出，辦工業必須把眼光放到全世界。這就是他所說的：“我們辦工業，必須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蘇聯那一套。”（《文稿》第11冊，第198頁）　　

可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是擴大對外開放的十年。怎能無視客觀事實，隨心所欲地把“閉關自守”的帽子栽到毛澤東的頭的？　　

那么，在十年文革中，毛澤東是否就“閉關自守”呢？當然不是。在這一時期，他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并取得了振撼世界的歷史性突破。　1970年6月24日　，毛澤東在同蘇丹貴賓談話時說：“要發展自己的工業和農業。不要依靠外國。可以引進外國技術，利用外國的技術人員幫助你們訓練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06頁）　　

同年12月，毛澤東審時度勢，果斷地做出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戰略決策，改變過去因美國的霸權行徑我國不得不采取的一般不讓美國人來華的作法。這就是他在同斯諾的談話時說的：“現在我們的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同上書，第166頁）這就促成了尼克松的訪華，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這一偉大的歷史性突破，再加上在此前后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以及實現日中關系的正常化，從而開創了世界外交的嶄新格局，為“三中全會”以來的新的對外開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還在中美關系即將解凍的前夕，毛澤東就曾提出，應當盡快恢復外語教學，抓緊培養翻譯人員。　1972年7月24日　，他在同周恩來和外交部的負責人談話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毛澤東傳》下卷，第1629頁)　　

總上可知：毛澤東的方針始終是對外開放，不是“閉關自守”，共和國前30年的歷史就是對外開放的歷史；毛澤東時代的對外開放是在同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和遏制的斗爭中逐步拓開、擴大和深化的。正是毛澤東的對外開放的偉大勝利，實現中美關系的正常化，創建嶄新的對外關系新格局，才為“三中全會”以來新的對外開放提供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條件。如果不是毛澤東打開中美關系的僵局，促成尼克松訪華，迫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如果沒有實現同發達國家關系正常化，沒有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那又何來三中全會以后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滿口實事求是，卻又無視客觀事實，一口咬定毛澤東“閉關自守”，硬說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閉關鎖國”，原來所謂“實事求是”也就是“自以為是”，真是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誠然，中國之“西門”，例如通向美國之“西門”，是長期關的。然而，問題的癥結在于：究竟是誰關的？必須看到，中國之國門，既可以是中國人自己從內部閉關自守，也可以是帝國主義從外部“門戶封鎖”。因為，對外開放原本是兩個國之間的關系，必須“兩廂情愿。”中國之“西門”之所以長期關著，完全是美國等帝國主義對我國“門戶封鎖”的結果。怎能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把美國帝國主義長期封鎖、制裁中國所犯的罪行，硬說是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這在實質上難道不是在為帝國主義開脫了罪責？　　　

照此邏輯，19xx年“xx”平叛之后，西方帝國主義又聯合起來，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和制裁，美、歐對華的武器封鎖至今不肯解除，豈不成了又從對外開放轉向“閉關鎖國”呢？同樣，古巴共和國建立50多年以來，美國始終對其實行嚴格的軍事遏制和經濟制裁，盡管聯合國大會連續十幾年作出決議，要求它解除對古巴的經濟制裁，而美國奉行覇權主義，置若罔聞，豈不成了卡斯特羅“閉關鎖國”呢？　　

二、毛澤東從對大家來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深刻揭明對外開放的客觀必然性　　

毛澤東始終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來觀察和處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因而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乃題中應有之義。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深深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理論基石之上。這也是他的過人之處，高人之處，別人難以望其項背。　　　

首先，是從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毛澤東早就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精辟地概括為實事求是。建國后，他反復告誡全黨，搞現代化建設一定要實事求是，要從中國的國情特點出發。他把中國的國情特點概括為二：“我們一為‘窮’，二為‘白’”。（《文集》第7卷，第43頁）由此出發，邏輯結論只能是對外開放。這便是他反復指出的：我國底子薄，文盲多，工農業、科學文化都不發達。“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提高經濟、文化水平，建設現代化工業、農業和文化教育，需要一個過程……，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系，尤其是我們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文集》第8　卷，第71頁）　　

其次，是從辯證法的“兩點論”。毛澤東糾正了斯大林長期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如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是充滿著矛盾。用矛盾的觀點，即“兩點論”的觀點去觀察中國與外國的關系，方針就只能是對外開放。這就是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所說的：“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文集》第7卷，第41頁）可見，在毛澤東那里，全面對外開放乃辯證法題中應有之義。　　

再次，是從個性共性的辯證聯結。毛澤東把個性共性的辯證聯結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法則。　1956年8月24日　，他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時指出：“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作曲、唱歌、舞蹈都應該是這樣。”所以，“藝術的基本形式有其共性，但表現的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外國的許多東西都要去學，而且要學好。但中國人還是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地球上有27億人口，如果唱一種曲子是不行的。（同上書，第77頁）經濟建設亦復如此。　　

最后，是從認識論的理論與實踐之統一。建國后，毛澤東反復闡明理論與實踐之統一，乃馬克思主義最基本原則。因之，學習外國只能學習那些真正屬于普遍的東西，并且一定要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他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批評中央一些部門，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后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云同志讓他的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這是公安部，財經各部也有這類問題。“教訓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個道理沒有運用到經濟建設上來。”（同上書，第365－366頁）　　

毛澤東關于對外開放的這些論述，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哲理的光輝，高屋建瓴，入木三分。現今各級領導干部如能好好學習，定會啟迪多多。　　

三、毛澤東對外開放的基本方針政策應當繼承，廢棄誤國　　

毛澤東對外開放的原則、方針和政策，只能繼承、發揚。如果廢棄，必定誤國害民。　　

首先是，實行對外開放要以維護中國之領土和主權不容侵犯為前提　　

毛澤東在終結百年屈辱外交之后,就把維護領土和主權之完整，作為發展對外關系的“先決問題”。他立場鐵定，決不含混，不搞“交易”。建國之初，英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率先承認中國。而毛澤東卻在訪蘇時電告劉少奇，提出中英建交的“程序”，即英國不能同時再和國民黨政府作任何外交來往。“這是在建立中英外交關系上不可不解決的先決問題。”（《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29頁）可英國人不樂意，于是它就只能“代辦”22年。直至1972年英國解決了這個“先決問題”，中英才正式建交。毛澤東深諳中美關系在我國對外開放中的份量，所以他反復表明，為了和平建設的利益，中國愿意同美國建立友好關系。但“先決問題”，仍是美國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從臺灣撤軍。為此，中美大使級會談，從1955年8月談到1971年1月，一談15年，會談135次，不得結果。只有尼克松承認了“一個中國”，承諾從臺灣撤軍，這才有他1972年訪華中美關系出現歷史性突破。中蘇關系在50年代中國的對外開放中，無疑舉足輕重。然而，當1958年赫魯曉夫向我國提出：要在我海岸建設一個“長波電臺”和所謂“共同艦隊”時，毛澤東洞察到這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劣惡行徑，意在“控制我們。”為了維護中國主權之尊嚴，他不惜冒蘇聯終止對華援助的嚴峻風險，義正嚴詞面斥尤金、赫魯曉夫：你們建議搞海軍“共同艦隊”，有一個所有權問題。你們提出各占百分五十，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因為我們不同意搞“合作社”，你們就不幫助，那我們一萬年不建設海軍也沒有關系。你要搞共同艦隊，索性把海岸都交給你們，我們去打游擊戰。（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65、166頁）赫魯曉夫碰壁而還。如此錚錚風骨，在中國近代史上，誰人能與相比？　　

其次是，對外開放要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是社會主義的對外開放，不是資本主義的對外開放。其唯一目的只能是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因之，“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文集》第7卷，第41頁）可見，在毛澤東那里，堅持社會主義的對外開，就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一概排斥”、“閉關鎖國”，又反對“一概照搬”、“全盤西化。”　　

他在論及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時就明確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行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一利。””（《文集》第7卷，第41、43頁）　　

如果在對外開放中，把“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都一概照搬，“引進”過來，那就是“和平演變”，當然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　　

　再次是，對外開放要以自力更生為基礎。　　　

毛澤東反復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爭取外援，但不依靠外援；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因為在他那里，既然“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既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那么，在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1956年8月28日　，毛澤東在“八大”政治報告的批語中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援為輔，這一點也要弄清楚。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么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文稿》第6冊，第148頁）他雖然極力爭取外援，強調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但又深知資本主義的本質，決不心存幻想，以為只要“政策優惠”，就可換取“核心技術”。　　

　經濟決定政治，只有經濟上的獨立，才有外交上的自主；如果經濟上依賴外國，那就難免不在外交上依附外國。1960年初，毛澤東針對蘇聯領導人鼓吹“社會主義大家庭論”深刻指出；“在國與國的關系上，我們主張，各國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文集》第8卷，128、129頁）　　

去年秋冬以來，美國金融風暴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難發自拔之際，重溫毛澤東43年前提出的經濟安全原則，其遠見卓識，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最后是，平等互利的原則。　　

早在194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就把“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作為我黨、我軍的八項基本政策之一。（《毛選》一卷本，第1434頁）建國后他又反復闡明：“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文集》第6卷，第364頁）這同資本主義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方針是根本對立的。　　

毛澤東的這些對外開放的基本原則、方針和政策，顯然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如果廢之棄之，能不誤國害民？　　

四、對外開放的偉大業績　　

毛澤東時代對外開放，業績卓著。這個鐵的事實，否定不了。　　

首先，是把香港創建成對外開放的重要“通商要道”。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把香港永久割讓給它。建國后，新中國宣布廢除帝國主義強加于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但毛澤東鑒于香港的特殊地位，果斷地把香港作為對外開放的重要“通商要道”。　1963年8月9日　，他在同索馬里貴賓談話時指出：在香港，英國沒有多少力量，我們要占領是可以的。但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因為“香港是通商要道　，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系都不利。”（《文集》第8卷，第336頁）這個重要的戰略決策，不僅促進了港澳地區經濟的繁榮、穩定，而且有力地打擊了美國對我國的封鎖禁運，拓開了我國對港澳地區，乃至世界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　　

拿內地對港澳地區的出口貿易來看，1950年內地對港澳地區的出口額為1.55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額5.52億美元的28%。1969年，內地對港澳地區出口額為5.75億美元，比1950年增長2.7倍，占中國出口總額的26%。進入七十年代后，中國對港澳地區出口快速發展，平均每年增長率為21.8%。1979年內地對港澳地區的出口額增至35.5億美元，比1969年同比增長5倍，在中國出口總額中占26%。　　

“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外開放，開局良好，主要得益于毛澤東和黨中央開創的這個香港“通商要道”。下面這個統計數字就是最好的證明。1988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為804。9億美元，內地對港澳地區的進出口額達226.10億美元，占到中國對外進出口總額的28%。其中出口貿易額為132.10億美元，所占比重為32.5%；進口貿易額為93.99億美元，所占比重為23.6%，都居第一位。怎么能倒打一把，反說毛澤東建國后就“閉關自守”呢？　　

其次，發展對外貿易。這是對外開放的經常的、突出的課題。在建國后的20多年里，毛澤東和黨中央面對帝國主義的嚴峻經濟封鎖，千方百計開拓和發展對外貿易。五十年代，我國把發展外貿重點放在社會主義國家。1950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1.35億美元。到1957年，中國已同世界上8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31.03億美元，比1950年同比增長1.73倍，平均每年遞增15.4%。頭八年這樣的速度，比“三中全會”后對外開放的前十年年均增長14.6%，也略快一些。其中對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32.4%增長到70%。“大躍進”中，我國的外貿“大進大出”，1958年進出口總額達到43.8億美元，比1957年同比增長41.2%。由于“大躍進”的失誤和蘇聯的背信棄義，我國的外貿遭到嚴重挫折。毛澤東及時把我國外貿的重點轉移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1966年我國的外貿進出口總額為46.13億美元，比1957年只增長48.6%。其中對資本主義國家外貿總額所占比重則從1957年的12.9%上升到52.8%。至此，我國已同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建立了貿易關系。“文革”十年，我國外貿也只一年下降，而有九年增長。由于逐步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僵局，1970年后我國外貿也就快速增長。1975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47.51億美元，比1969年的40.29億美元增長2.7倍，平均每年遞增24.1%。從這十年來看，1976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34.33億美元，比1966年的46.14美元增長1.9倍，平均每年增長11.25%。這是對外開放的豐碩果實。　　

最后，對外開放最為重要的是引進先進設備、技術、資金和人才。毛澤東時期的對外引進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五”和“二五”期間，從蘇、東國家的大規模引進。1950年，毛澤東在訪蘇期間爭得了蘇聯對我國寶貴援助。從1950至1959年，中國同蘇、東國家簽協定，從蘇、東國家進口450個合同項目，用匯金額37億美元，進口成套設備。這就成了“一五”計劃中著名的“156”骨干工程。與此同時，我國又從蘇、東同步引進技術、資金和人才。僅從蘇聯引聘專家多達3000余人，從東歐國家引進的專家亦在1000人以上。除了引進來，還有派出去。我國派去蘇聯的留學生竟達10000多名，派去的實習生也有800多人。李鵬、江澤民等人都是那時對外開放最大受惠者。中國還同蘇、東國家簽訂了一系列科技合作協定。從1950到1955年，中國得到蘇聯11筆貸款，總金額12.74億新盧布，折合人民幣53.68億元，占我國“一五”基建投資427.4億元的12.5%。這個時期成功的大規模引進的特點，是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計劃周密，效益卓著，開創了我國對外引進之先河。從而使中國工業的科技水平迅速達到世界四十年代的水平。我國工業的總產值按不變值計算，1957年比1952年增長127%，年均增長18%。對外引進的第二階段是六十年代前期，重點是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經毛澤東批準，周總理親自組織，1963年6月，我國同日本簽訂第一個采取延期付款方式引進維尼龍成套設備合同。隨后，又從日、德、英、法、意、荷、比等國引進石化、電子、冶金、礦山和精密機床等設備和技術共84項，累計用匯金額14.5億美元。這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突破，填補了我國工業的部分空白，較好地提升了我國工業的生產能力和科技術水平。我國對外引進的第三階段，是在“文革”中出現的新的大規模的引進高潮。這主要是經毛澤東批準的“四三”方案，即在我國當時外匯相當拮拘的情況下，拿出43億美元，從西方發達國家進中先進設備和技術。從1972到1977年，我國先后同日、德、英、法、荷、美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簽訂222項技術和成套設備合同，成交金額達32.6億美元。其中引進技術共216項，金額約5.6億美元。引進的主要項目是：13套大型化肥設備、14套化糾和1套　1.7米　連續軋鋼機，以及發電設備、采煤機組、斯貝發動機等成套設備。這就打破了我國技術上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局面。　　

實踐表明，毛澤東時代的對外開，卓有成效。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那時的對外開放，有計劃，不盲目，不重復，用匯少，效益高。而重復引進，盲目引進，在近20多里則似已成無法解開的難題。這在毛澤東的對外開放觀中理應有些啟迪。　　

毛澤東時代對外開放的偉大業績，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否定不了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首創者、奠基者。我國對外開放的“專利”屬于毛澤東，而不是別人。對外開放是毛澤東的基本國策，這種對外開放的方針，深深地植根馬克思主義哲理之中。共和國的前30年的歷史，是對外開放的歷史，是在同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的長期斗爭中，不斷開拓、擴大對外開放的歷史。正是前30年對外開放的偉大成就，才為三中全會以來的對外開放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這就是歷史的真實。　　

如果尊重歷史，尊重事實，而不是割斷歷史，無視事實，那么，“閉關鎖國”的帽子是斷然栽不到毛澤東頭的。那種強加在毛澤東的頭上長達30年的“不實之詞”，應當徹底推倒，還毛澤東和共和國以公道。　　

事實勝于雄辯。　　

如其不然，那就請把毛澤東“閉關鎖國”的事實擺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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