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戎的石破天驚之作《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在英國甫一面世,就受到媒體幾乎一邊倒的推崇。該書一周之內便躍居英國非小說類排名榜之首。前港督彭定康評說,這是一本“重寫中國現代史”的“具有爆炸性效應的著作”。
在其他歐美國家,張戎所受的擁戴也不遜于英國。在美國,《紐約時報》以下的重要報紙都加入了贊美詩大合唱。張戎演講,座談,簽名,專訪,四處奔波,應接不暇。有人指出,包括諾貝爾獲獎者在內的西方作家也鮮有享此殊榮的。說張戎是在西方一時最受尊崇的中國人,恐不為過。
與此相對應,在她的演講會上,提出不合時宜問題的人,被與會者視為危險的“毛主義者”,無法把問話說完;在西方某購書網上對該書的歷史真實性有所懷疑的讀者評語,則被斥為“丑惡中國人的宣傳”。
據作者稱,此書是積十二年研究之成果,以各國秘密檔案和數百知情者采訪為依據,“寫作宗旨,除了‘秉筆直書’,就是‘言必有據’”。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說:“我們相信書中所寫的鮮為人知的故事,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結論,都將隨著歷史的進程而得到證實。”按照一些人的說法,任何一位理智正常而不帶偏見的人,看了張戎的書都不可能對她的結論有任何一絲一毫的懷疑。
張戎此書被譽為“威力像原子彈”的“一部震撼世界的書”,“一本注定要改變歷史的書”。張戎儼然成為顛覆中國現當代史的不可撼動的新權威。
稍后,國際學術界與輿論界也有質疑和批駁的聲音。據轉引的資料: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在《紐約書評》上指出,張戎的某些參考書不是嚴肅出版物,從中找不到任何資料來源。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直指張戎“這本書對當代中國研究是一大禍害”。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力也承認該書有違事實、曲解史料。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在《倫敦書評》上列舉了此書中大量違背史實的聳人聽聞之論,確切證明“張戎和哈利代是一對饒舌的烏鴉”。林培力和黎安友這兩位教授倒不是“毛主義者”,而是“民運”組織“中國人權”的美方負責人。他們大批張戎實在是因為她太離譜,太不爭氣,幫倒忙。
張戎此書的主要賣點是什么呢?那就是,“這是第一本充滿真實細節的有關這個最大惡魔的政治傳記”,它論證毛澤東至少“像希特勒一樣,或更壞”。據說,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就很喜歡她的這本書,說它“真實地表現了毛這個獨裁者有多么殘暴,超出了以前人們的想象”。張戎聽說后“非常驚喜”,說正在跟中國政府打交道的美國總統,“應當了解這個政權是從什么樣的根上長出來的”。
可我冥頑不化,看來看去,無論如何,也沒有看出這個“真實”來,而是疑竇頓生,怎么也聽不進張戎夫婦的“饒舌”,總是覺得在其驚人之語和真實歷史之間存在著鴻溝,不可逾越的鴻溝。倒是生出一種逆反心理:張戎在西方世界有那么眾多的“粉絲”,恐怕只能用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偏見”來解釋。這也可能因為我是一名“丑惡中國人”之故吧,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只能忠實于自己的經歷與良知,我無須扭曲自己的理性。康德說過,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我們在需要大膽運用自己理性的領域卻接受別人的權威。啟蒙的真正實現,就在于每個人都有公開地、平等地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我需要接受啟蒙,我渴望享受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我渴望擺脫自己的不成熟狀態。
日前我寫過一篇《歷史不是這樣子的》的博文,里面說到:“怎么寫、怎么選材、怎么打扮,那是大有講究的。鮮為人知的故事就是真實的故事么?不見得!摘錄歷史文件就不會失真么?不見得!歷史偉人的話真是這樣說的么?不見得!”我自然是有所指的,這個所指,其中之一就是張戎此書。我憑什么說“不見得”?因為我知道,歷史何其詭異,對歷史這個小姑娘的“任意打扮”既可極盡美化也可極盡丑化之能事,對歷史的解讀也往往南轅而北轍,獨立的判斷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常常為此而困惑不止。我的個人經驗告訴我,當有人以清算歷史、顛覆歷史的不可一世的權威自居,撩起一個又一個云遮霧障的“驚人內幕”、“歷史謎團”,并向全世界聲稱“不為人知”、只有我知,攪得人暈頭轉向的時候,或許只有常識與直覺可以幫助自己。我當然沒有本事摘錄各國秘密檔案和采訪數百知情者,沒有本事旁征博引,只能是憑常識與直覺,還有一點起碼的邏輯思維,也就是運用自己有限的理性,做出簡單的論證和基本的判斷而已。
比如說,張戎為否定毛澤東在紅軍長征中的作用,她說“不會有任何疑問,是蔣介石放走了中共領導和紅軍主力”;為了進一步證明是“蔣介石放走了紅軍”,她還提出另一個“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理由”,那就是老蔣要把他兒子蔣經國從蘇聯換回來。老蔣想要兒子從蘇聯回來,這我相信;而她卻要證明這是一樁“更秘密而且純屬個人”的“交易”。你相信嗎?反正我是不信的。
比如說,張戎對瀘定橋戰斗的否定被西方媒體廣為宣揚,被稱為對紅軍傳奇的致命打擊。據她講,瀘定橋戰斗“是完全的編造。在大渡橋并無戰斗。紅軍到達時那里根本沒有國民黨軍隊”。主要證據,來自對一位93歲當地婦女的采訪。“她記得共產黨‘陰一下,陽一下’地打炮——中國話意為時斷時續。她根本不記得她這邊河岸被射擊”。可她在書里卻明明寫著紅軍“在瀘定橋朝對岸打炮射擊”,過橋后“馬上開慶祝會” ,給22位先過橋的戰士每人發“一件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奇怪的是,并無戰斗怎么會在瀘定橋 “打炮射擊”呢?打空炮嗎?并無戰斗又為何開慶功會,發獎品呢?原來,瀘定橋戰斗“是完全的編造”,飛奪瀘定橋的戰士是假英雄。這你信嗎?反正我不信。
比如說,張戎說毛澤東對打日本沒興趣,只想發動反蔣內戰。她說:“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他不斷給部下發電報,要他們‘注重創建根據地,而非打仗’,從頭到尾毛督促他們別打日本,專心搶地盤”。可是她列舉的證據卻表明,如果與日本正面交鋒,自己就“全部報銷”了。而按照毛的持久戰方針,“十幾個根據地在敵后建立。光是離北京僅80公里 的晉察冀就控制了2千4百萬人口”。這不正是說明,毛澤東的方針才是長期抗戰的有效策略么?她說“毛沒有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的策略”,還說“從頭到尾毛督促他們別打日本”。你信嗎?反正我不信。
比如說,按張戎的說法,皖南事變是“毛澤東設陷阱”,“毛設計要借國民黨軍隊消滅項英所部,以此說服斯大林允許他發動對蔣介石的內戰”;“為了在中共黨內煽動反蔣情緒,毛又給國民黨設計了另一個‘大屠殺’”,“這次的犧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澤民”。她說新四軍9000人被消滅,竟是毛的“陷阱”;她說“1943年初,澤民和140位共產黨人及其家屬(在新疆)被捕”,竟是毛的“設計”。這樣的“指控”你信嗎?反正我不信。
比如說,張戎在書中“得出結論”:蔣介石的愛將胡宗南“可能是紅色代理人”。由此引起胡宗南之子胡為真的抗議。據張戎的弟弟張樸在網上介紹,張戎對胡為真的答復是:“要他提供相應的證據,以證明其父不是紅色間諜。”試想,這世界上,找到某人是間諜的證據再難或許也能辦到,可縱然鐵鞋踏破,又到哪兒能找到某人不是間諜的證據呢?還真是找不到!
再比如,張戎宣告:“毛澤東要為和平時期超過7千萬人民的死亡負責”,其中包括“鎮反殺人三百萬(又說七百萬)”、“死在監獄和勞改場的可達2千7百萬”和“文革整死至少三百萬”。 張戎說,“為時四年的大躍進使大約三千八百萬中國人餓死、累死”,“而這完全是人為的,是蓄意的”,“毛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或累死”。讀者諸君可別被她嚇倒了,光“在大躍進和饑荒中餓死或累死”的人就跟整個八年抗戰中的中國人死亡數字基本相等了。據張戎自傳和作者介紹,她是一個知識青年、工農兵大學生出身的人,1978年公費到英國留學,“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位獲英國博士學位的中國大陸人”。我們同張戎一樣,也是從這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適逢其風云際會。她描繪的這些“殺人如麻”、“尸橫遍野”的情景以及向全世界宣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統計數字,你信么?反正我不信。
最后,讓我們看看張戎是怎么“完全確定”地證明毛澤東蓄意“死五千萬人”的。她寫道:“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毛準備犧牲多少人的生命”。“毛知道他搞大躍進,中國會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經查對,張戎這里所引用的話,出自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正是在這個會議上,著重討論了高指標和浮夸風問題)。說到“死人”,包括上下文的原話,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有鑒于此,在讀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與“前所未有的結論”時,遇到引文,最好與原文兩廂對照來讀,讀完了自會有公論。同時,也能多少印證上述我所說的三個“不可靠”,并非無的放矢,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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