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批準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實行的國內外政策。這次代表大會是在比以往更為保密的情況下召開的，事先沒有公開宣布。但是大會有一個突出的公開目標，即試圖向黨員和黨外群眾表明，盡管林彪死了，現在的領導人仍然忠實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則，并且還要表明，林彪從來沒有堅持那些原則，實際上他決不代表那些原則。大會上有兩個主要的報告。決定讓王洪文作其中的一個報告，主要是為了表明文化大革命的連續性。王洪文原是上海一家工廠的工人，是黨的年輕的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把他推到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地位。周恩來作了另一個報告。毛澤東主持了大會，但是顯然沒有發表講話。他明顯地試圖在分別以王洪文和周恩來為代表的“激進派”和“穩健派”之間保持平衡，如果說不是要使雙方和解的話。
無論九大制定的政治路線多么空洞無力，周恩來和王洪文都極力強調這些政治路線的正確性。正是這些路線把現任領導同文化大革命聯系起來。兩人都強調了黨的絕對至高無上的權威和不可缺少的先鋒隊作用。周恩來強調說，“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周恩來：十大政治報告，1973年8月24曰．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全(文件)》(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第34頁。）王洪文則進一步闡述了關于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概念。他堅持說，“黨是領導一切的”，而且“在同級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黨是領導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在上下級關系上，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當然，王洪文也強調了原來的毛澤東的準則，即黨的干部必須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督”。他略帶文化大革命的腔調宣稱，“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于反潮流”。1 然而，在林彪事件出現之后，許多人幾乎不可能接受這種挑戰了，不管怎樣，大會的宗旨是批準重建正統的列寧主義形式的黨。從人民大會堂里的會議上發出的文件一再強調(并且總是用黑體字)“黨是領導一切的”。
恢復黨領導一切的制度現在不僅已付諸實踐，而且在理論上也得到了確認。這就需要部分地改寫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因此，經過修改的黨章莊嚴地宣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2 王洪文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整黨運動”。3
周恩來概括地用人們熟悉的術語討論了國際形勢(“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4 但是他的現實政治外交的具體政策得到具體的認可，這表現在把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和他的副部長選進了中央委員會。與此同時，解放軍代表在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大大減少了。
大會面對的最困難的問題是說明林彪倒臺的原由。1972年，林彪和陳伯達被稱作“極左派”。然而，當局很快就認識到對文化大革命的兩名最主要的領導人進行這種指控可能會使人們對整個事業的正確性產生懷疑，或者對現在的領導人是否真正代表整個事業的神圣精神和原則產生懷疑。因此，林彪和陳伯達不久又被說成是“極右派”，被正式開除出黨。林彪死后被稱為“資產積極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陳伯達被稱為“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老牌反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周恩來盡力把林彪與劉少奇聯系起來。5他指控林彪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因為他主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不是毛澤東主義者的論點，即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所以他鼓吹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的謬論。他認為林彪的目的無非是把中國共產黨變成“一個修正主義的法西斯政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實行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是可以追溯到他入黨的早期。據說自從1929年以后，毛澤東一直嚴肅地耐心地教育林彪。但是事實證明，“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世界觀根本沒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他總是犯右傾錯誤，又總是耍兩面派，用假象欺騙黨，欺騙人民”。6 但是他沒有說明為什么毛澤東用了40多年才揭開林彪的假面具。大會的結論是要充分相信群眾——但是領導人的真實情況當然不應該全部告訴群眾。雖然沒有人為林彪的死哀悼，但整個事件和黨對這一事件的說明所起的作用，只是使文化大革命后期以來郁積在中國社會里的政治上的玩世不恭更為嚴重。
“十大”對黨章進行了修改。當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刪掉了宣布林彪是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的那段最令人困窘的文字。新黨章還刪去了1969年的黨章里出現的關于毛澤東思想威力較浮夸的陳述，進一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降溫”。這種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會被看作攻擊黨。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連續性表現在黨章里的是繼續堅持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著階級斗爭的論點，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預言“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在1973年，這些提法明顯地同毛澤東所強調的政治上團結、集中、統一是不一致的。
最后，大會充分肯定了林彪垮臺后開始的黨的政治領導，強調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迫切性。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任命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五位副主席，建立了一個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集體領導體制。毛主席、五位副主席以及朱德、張春橋和董必武組成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持一個擁有28000000黨員的政黨的工作。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灰燼中象鳳凰一樣獲得再生的中國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幾乎立刻就斬斷了和激進的毛澤東主義傳統的脆弱聯系，盡管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也是利用毛澤東的名字和他的口號。10月初，悼念已故主席的活動剛剛結束，政治局就清除了內部的激進分子。在一次突然的軍事行動中，逮捕了那些后來被稱為“四人幫”的人。1在對他們的許多指控中，有一條是他們陰謀篡奪國家權力。華國鋒當時已經接替了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現在又接替了毛澤東，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華國鋒出現在政治舞臺上，既不是作為革命領袖，也不是作為一位政治家，而是作為政府的暫時看守人。
1976年不但標志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且標志著五四運動時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成熟起來的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革命生涯的結束。文化大革命及其騷亂的余殃已經使老一輩革命家(和國家領導人)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首先是最初在這場運動中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后是最初指導這場運動而后被作為“極左派”清洗掉的毛澤東主義領導人。由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毛澤東的兩個公認的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都沒有在這場大動亂中幸免一死。文化大革命毀掉了許多領導人及其子女，而另一些老革命家雖然在政治上幸免于難，卻由于年老和疾病的原因也相繼去世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于1975年4月逝世。從延安時期起就作為“中國的貝利亞”而追隨毛澤東的康生死于同年12月。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的周恩來于1976年1月逝世。紅軍之父、革命合法性和團結的崇高象征、90歲高齡的朱德于l976年7月逝世。老一輩革命家中最年輕的鄧小平已經是第二次在政治上被打倒，而且這一次似乎再無復出的希望了。
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五四時期的一代共產主義革命家幾乎都消失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是那個最古老的國家里實行最現代的革命學說的實踐者。歷史學家肯定會把他們載人史冊，把他們列于最卓越、最杰出的革命知識分子之中，因為他們是現代世界歷史上那場最偉大、最富有生氣的革命的領導人，然后他們又領導了一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又是最落后的國家進行現代改革。1949年的勝利使他們贏得了政權，但是那是在一個極其貧困的國家里，它的人民蒙受了極端貧窮和絕望的折磨。他們僅僅利用非常貧乏的物質資源就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并且為現代工業經濟奠定了基礎。
在本書的最后一部分將進一步分析毛澤東時代積極的和消極的遺產。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特別是從毛澤東時代后期大力強調“四個現代化”方面來看，老一代革命家的奮斗目標是既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又要堅持社會主義。無論他們晚年在手段和方法上產生了多么嚴重的分歧，第一代革命家仍然堅定地追求他們在青年時期就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新一代領導人無疑將會繼續促進中國現代經濟和現代政治的發展，并且完全有可能最終成功地實現那些長期難以捉摸的、突出的國家“富強”的目標，但是，歷史性的問題是他們是否也象他們的前輩那樣努力地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奮斗。這正是毛澤東晚年最擔心的問題。在他于1975年寫給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的一首詩里，強烈顯示出了他的疑慮：
父母貞忠為國酬。
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
江山靠誰守?
業未就，
身軀倦，
鬢已秋。
你我之輩，
忍將夙志，
付諸東流?
(原文未注明這首詩的出處。在已經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中，沒有這一首。)
當毛澤東的繼承人開始撰寫人民共和國史上毛澤東時代以后的新篇章時，這個問題肯定會擺在他們面前。
1 王洪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48-54頁。
2《中國共產黨黨章》，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61頁。
3 王洪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44頁。
4 周恩來：十大政治報告。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21頁。
5 在公開宣布林彪的死訊之前，官方評論中用“象劉少奇一樣的騙子”這種說法來指林彪及其同伙。
6 周恩來：十大政治報告，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5-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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