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周年感言--劉國光談前后30年、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

共和國60周年感言--劉國光談前30年和后30年

作者：劉國光

今年是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60年來，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礎上進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當然的。同時，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過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誤。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總結，為作今后繼續前進時，需要思考的寶貴財富。

去年慶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我們當時著重強調30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這是很必要的。由于要突出后30年，對前30年的評價，就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不奇怪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慶祝和總結后30年，乘機否定前30年，歪曲和抹黑黨的歷史，攻擊丑化黨的領袖。說什么要“抹掉1949年以后”，要“進行歷史性清算”，“架上歷史的審判臺”，一股仇視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烏煙瘴氣。一些無良學者，假借探索歷史分期學術研究的幌子，提出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只有兩個劃時代的標志性歷史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開放；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志，其否定前30年的險惡用心，十分明顯。另有一些同志，雖然認可共和國成立是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斷代性標志事件，但同時也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與之并列，說它同樣開辟了一個歷史時代。這種看法表面上抬高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地位，實際上無形抹殺共和國成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標志社會制度根本轉變的劃時代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對共和國歷史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改革開放階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它畢竟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總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一個劃分歷史時代的斷代標志。
以1978年作為斷代標志來劃線，對比共和國的前后30年，往往會誤導人們的判斷。去年共和國成立59周年前夕，就有一位同志問道，“30年前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回答是：“整個國家處于封閉半封閉的落后狀況，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問一答，混淆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前30年的區別，勾銷了前30年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這顯然與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對建國以來的判斷是不同的。決議中說，“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即使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決議中也說，“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遇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梁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1]
至于中國在對外關系上，前30年是“封閉半封閉”一說，谷牧同志在一篇文章[2]中指出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他說，過去毛澤東同志主張對外要“做生意”，要“實行友好合作”，要“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在實踐中也做了很多努力。新中國成立后20多年，我國與西方世界經濟聯系松散，這不能歸因于我國政策的失誤，主要是由于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歷史難免曲折。前30年的中國確實走過一些彎路，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主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有些過急造成的失誤。如大躍進的急于求成，階級斗爭擴大化，包括“文革”時期過“左” 過亂的錯誤。但是這些缺點錯誤，蓋不過共和國前30年的偉大成就，包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極端落后的基礎上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能夠獨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30年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成績和成就是第一位的。
同樣，后30年的中國，在取得經濟發展的飛速躍進，人民生活的總體提高，和進入世界經濟和政治重要一級的巨大成就的同時，在社會關系上發生某些倒退，如三大差距拉開，貧富鴻溝擴大，道德水平滑坡，等等；以及在社會與自然關系上，發生資源破壞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這些社會和自然問題，黨和政府正在努力解決。這些缺陷同樣蓋不過后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后30年的缺點和失誤是第二位的，后30年的偉大成就才是第一位的。
在共和國60周年之際，我們對前30年和后30年時輝煌成就和曲折失誤，都應抱著客觀的分析態度，決不能只用后30年的成就來對照前30年的缺失，更不能抑后30年而貶前30年。這是不公正的。共和國的60年，統一于社會主義。共和國給我國人民最寶貴的東西，也是社會主義。60年前，新中國如日東旭，跨入了社會主義時代。60年來，共和國經歷了前后30年的兩個階段。前后30年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奠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30年，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建立在前30年建成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的。這兩個階段的輝煌成就和曲折道路，無不與社會主義血肉相連。60年后的共和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仍然屹于世界東方。社會主義中國沒有改旗易幟，人民也決不會讓她改旗易幟，這是值得我們共和國的億萬子民欣慰和興奮的。讓我們歡呼：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

[1].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88、199頁。
[2]. 谷牧“新中國前30年不開放是因毛澤東的失誤的看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北京日報》2009年1月11日。

共和國60周年感言--劉國光談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

作者：劉國光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了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這一轉變，對近三十年來引導全黨全國聚精會神集中力量搞經濟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實力日益強大，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由此在社會上也產生一種看法，認為共和國的后30年才重視經濟建設，不搞階級斗爭，搞出了一個富強的中國。而前30年則一味只搞階級斗爭，忽視了經濟建設，搞得中國落后封閉。這種看法不盡符合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實際。

1、對國內主要矛盾認識的分歧
任務的提出與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有關。社會主義中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后，國內矛盾轉變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是得到了全黨共識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了一些曲折。黨的笫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國內主要矛盾已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轉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即工作重點應轉移到經濟建設。但在1957年反右斗爭以后，根據當時的形勢，毛澤東重新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他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又發展和強化了這一觀點，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路線的重要依據。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導致了十年動亂的嚴重錯誤。

2、前30年不是只搞階級斗爭，不重視經濟建設

盡管共和國前段發生過過分夸大和擴大階級斗爭的曲折，但是不能認為前30年毛澤東和我們黨只著重搞階級斗爭，而不重視經濟建設。毛澤東作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熟悉生產力、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早已提出一個政黨的先進性在于是否通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的革新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革命戰爭時期，他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工作，以保證戰爭供給。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轉向生產建設。國民經濟恢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抓對資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和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圍繞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任務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面貌，其缺點是因求快過急，犯了主觀冒進、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這在六十年代經過調整經濟，得到了糾正。盡管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斗爭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澤東還是指出要分開工作問題和階級斗爭問題，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而妨礙了工作（包括經濟工作），階級斗爭和工作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所以雖然重新強調階級斗爭，但對經濟工作的影響不大，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文革”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盡管因階級斗爭的沖擊受到一些損失，但國民經濟只有兩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繼續增長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比較重要的成就。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上，周總理重申1965年三屆全國人大就已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兩步走”的宏偉戰略設想，成為后來（包括“文革”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綱領。所以，決不應當否認前30年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在經濟建設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何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當然，前30年的經濟建設是受到了一些擴大化了的階級斗爭的干擾，如“大躍進”中國民經濟的倒退，十年動亂中也受到一些損失。如果沒有這些曲折，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還會更大。

3、前30年階級斗爭擴大化是一個錯誤，但抓階級斗爭并不錯

還要指出，毛澤東雖然晚年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錯誤，但是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斗爭，還必須注意階級斗爭，還是很中肯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當時看來已經消失，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是一個基本事實。“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1]從國際經驗看，當時的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上臺，蘇共變為全民黨，等等，均預示著國際共運中隱藏險惡的形勢，為后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的演變所證實。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觀上就是想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陰形在中國的出現。但是他在發動“文革”時，對國內黨內具體形勢估計錯誤，混淆了敵我是非，犯了用全國內戰、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的錯誤，傷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們否定“文革”，是否定它作為政治運動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資本主義復辟的動機。應該說，沒有“文革”的預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災難，“六四”事件的到來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所以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說得很好，毛澤東同志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還始終認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2]事實的確是這樣的。

4、1978年重申工作重點轉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科學發展觀的形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全國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黨的八大決議的重申。八大認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主要矛盾起了變化，所以主要任務也要轉移。這個決定在以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正式文件中并沒有改變，但是由于另一個主要矛盾即階級矛盾重疊的結果，經濟建設這個主要任務執行得不很理想。所以“文革”結束后需要重提，恢復和延續。這一重申、恢復和延續極其重要。如前所述，它把全國全民的精力集中引導到經濟建設上面來，一心一意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中國取得歷史性世界性的空前進展。

工作轉移之后，“發展走硬道路”便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出現了舉國上下追求GDP增長速度的片面發展傾向。這要求我們進一步轉變發展方式，實行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現，其基本方法，來自于毛澤東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思想，將其發揚光大，形成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指導著我國今后的發展。

5、新時期階級、階級斗爭還繼續存在

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以后，是不是階級、階級斗爭就變得不重要，或者竟而消失了呢？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也要反對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3]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文革結束，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確實早已消滅了，因此當時說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經過改革開放后30年的演變，中國的階級結構是否起了變化？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是否又已重現，現在光是私營企業主就比1956年私營工商業戶就大過許多倍，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判斷。階級斗爭現在雖然不再是國內主要矛盾，但在我國“文革”后的時期階級斗爭事實土長期存在，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有時還非常激烈突出，1989年的“六四”事件就是例子。所以說，階級斗爭擴大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都不可取，這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講得非常明白的。鄧小平從不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他對于改革開放后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也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改革之初，他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擴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4] 鄧小平講的階級斗爭限于傳統的敵對勢力和少數反動分子的破壞活動，但也包括階級斗爭在人民內部的反映，即人民內部也有階級斗爭的表現。這是符合毛澤東同志兩類矛盾的學說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和鄧小平對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論斷，為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史所證明，是非常正確的。八十年代幾次學潮動蕩，“六四”風波、西山會議，零八憲章等事件；以及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和蔓延，無一不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或者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對手，有的公開地要換旗易幟，有的以潛移默化的手段妄圖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這些驚心動魄的事實，說明階級斗爭就在我們身邊。

6、階級和階級斗爭主要存在于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但在經濟基礎領域也有表現

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不但存在于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而且在經濟基礎中也有表現。30年前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早已消滅了。改革開放后，我們承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發展私營企業。1981年我國重新出現第一個私營企業，到2006年就發展到497．4萬戶，為1956年私營企業16萬戶的30余倍。私營資本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有很大的功績，但它具有兩面性，既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面，也有剝削剩余價值的一面。私人資本剝削趨利的本性，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問。這個比建國初期民一族資產階級還膨脹了幾十倍的群體，夠不夠算一個階級？“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應當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同時，按其在生產關系中所處地位，這個群體只能歸屬到資產階級。現在只講新的社會階層，不講階級。但階層分析只能補充而不能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鄧小平雖然不期望這個新資產階級再出現于中國，但它畢竟出現了，而且有自己的經濟訴求（如要求進入壟斷性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和政治訴求（如某些人大代表身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提出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政治主張）。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

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否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討論。公降私升和私有化的發展趨勢，是使我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不斷加劇，官商勾結引致腐敗叢生等等的主要原因。基尼系數的提高導致了居民有效消費需求的不足和生產過剩。這個現象是資本積累和貧富分化規律帶來的后果，與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即人民需要與落后生產的矛盾所講的道理也不相符合。

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和經濟基礎領域的上述種種問題，都與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存在有關。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淡化置之，走向階級斗爭熄滅論。美國原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到前蘇聯領導人拋棄階級斗爭學說時指出，“須要出現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拋棄了這個觀點，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所以在重點抓經濟工作，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必須像毛澤東同志教導的，要不忘階級和階級斗爭。當然同時要正確處理階級斗爭中的兩類不同的矛盾，求得人民內部的和諧，團結起來爭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

[1].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4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第26—27頁。
[2].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9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3].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1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4].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8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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