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迷霧中的路線斗爭（12-13）

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振興中華！ (七)　　

------重重迷霧中的路線斗爭（12）　　

十二、  栽臟（上）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說到，從一九六○年十一月開始，到一九六一年底，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毛主席終于用“堅決退賠”遏制了“無償調撥農民的勞動果實”；用“縮小社、隊規模”解決了“高級合作社與高級合作社之間的平均主義”；用“取消供給制，實行多勞多得分配原則”解決了“初級合作社內部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用“以生產隊（初級合作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收入，除上交外，其余全部由生產隊自行分配。”解決了“初級合作社與初級合作社之間的平均主義”。從此，以“一平二調共產風”為核心的“五股歪風”，被毛主席從合作社制度層面上丟進了垃圾堆。

        那么，當毛主席進行艱苦糾偏的時候，那LD教條主義集團又在做什么呢？　　

我們知道,LD教條主義集團的陽謀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挖坑、栽臟、逼宮。第一階段“挖坑”自然是蓄意擾亂合作社管理制度，大搞“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五股歪風，制造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嚴重后果。第二階段“栽臟”就是把“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責任栽臟給毛主席，栽臟給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栽臟給總路線, 栽臟給人民公社。第三階段“逼宮”則是利用中央召開會議之際，利用“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栽臟逼迫毛主席放棄權力，否定毛主席的經濟發展路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挖坑”的背景。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經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發展四十條》）的下發，意味著毛主席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主張已經變成了全黨的行動。這將對劉的路線“中國生產力水平低，要先走一段時間資本主義道路”構成巨大的威脅。在蘇聯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消息鼓舞下，同年六月到十一月，劉用“反冒進”之名來反對毛主席的大批量組織農業合作社。“冒進”一詞的實際含義是指大批量組織農業合作社是超越階段的冒進行為。“反冒進” 是指反對大批量組織農業合作社。“56年反冒進”事件是劉最后一次從右的方面來反對大批量組織農業合作社。毛主席用“整風運動”來對付“反冒進”。　　

為什么要用整風運動來對付反對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呢？因為五年的農業合作社實踐已經證明了發展農業合作社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中國糧食產量建國前歷史上最高產量為2700億斤。1949年糧食總產量2260億斤，1950年糧食總產量2643億斤，1951年糧食總產量2800億斤，超過建國前最高產量。51年底開始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1952年糧食總產量達3200億斤，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一年就開門紅。1953年糧食總產量達3340億斤，1954年糧食總產量達3390億斤，1955年糧食總產量達3680億斤。80年代，不是有一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用這條標準一套，“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就是一條真理，一條正確的道路。俗話說得好“擺事實，講道理”。如果連事實都要否認的人，自然就可以通過“整風運動”把他整下去。　　

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整風運動的目標是反對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黨內人物。毛主席將黨內反對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人戴了一定帽子“右傾分子”。L要制造糧食大幅度減產的事實，來否定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那他依靠的人也只能是反對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黨內右傾分子。那L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整風運動”中，把這些黨內右傾分子保護起來。L的保護手法非常高明。他讓宣傳部成天在報紙上刊登謾罵、諷刺、挖苦共產黨的言論。（從這里可以看出，宣傳部長陸定一和這些報紙的總編、社長從這時起就已經開始投靠L了。沒有上頭的支持，哪張報紙會吃了豹子膽敢成天刊登謾罵、諷刺、挖苦共產黨的言論。）用這些言論來激怒毛主席，等毛主席寫文反駁后，L就打著落實毛主席指示的幌子，成功的將針對黨內右傾分子的“整風運動”變成了針對黨外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右運動”。 80年代，著名人士丁鈴有一段牢騷話特別出名。大意是這樣的“我不知道他們是什么人，但當初批評她“右”的人，就是80年代批評她“左”的人。”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就已經看得清清楚楚，這些人就是LD教條主義集團的人。“反右運動”由D負責，竟然在全國抓了五十多萬右派。D本身就是反對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重要黨內右派人物，他又怎么會抓他的同路人呢？可以說，L的保護非常成功。　

當L發現他無法阻擋“整風運動”，也無法阻擋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時，他就開始了周密布置，布置“如何制造糧食大幅度減產的事實，來否定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 這就是“挖坑”的背景。　　

L在“挖坑” 第一階段階段，先是利用毛主席的戰略規劃，然后再歪曲毛主席的戰略規劃，最后就是打倒毛主席的戰略規劃。

一、合作社規模。　　

你毛澤東不是要發展高級社，發展大社嗎？我L就將你規劃的“將二、三十戶的小社合并為“一鄉幾社”的大社”，“極左”為“一鄉幾社”的小社合并為“幾鄉一社”的大社，直至“一縣一社”的大社。在你的最大規模上再給你擴大個十倍，夠大了吧？　　

４月１２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福建省閩侯縣“聯鄉并社發展生產”的消息。還用《編輯的話》的形式，將毛主席發展大社的觀點進行公開的歪曲。這種規模擴大十倍的歪曲推動了合作社并社浪潮的極左化。《人民日報》的鄧拓已經投靠L。

二、合作社所有制。　　

你毛澤東不是要把合作社所有制從土地股份合作制轉向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嗎？我L就將你規劃的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的集體所有制，“極左”為全部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全民所有制”。你還想等到猴年馬月“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才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我立馬就給你搞到全民所有制去。58年10月，修武就給你搞成了“一縣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夠大夠快了吧？　　

今天，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清楚“極左”為“全民所有制”的實踐操作意味著什么？《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著）一書又泄露了天機。　　

為了使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志明了這個問題，L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告訴大家，什么叫全民所有制，強調要把地方的產品納入國家計劃。他說：中央認為，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地方存在和中央一條心、兩條心、半條心的問題，強調要一條心，要做老實人，要把自己的計劃納入國家計劃之中。全民所有制，就是財產屬于全民，屬于整個社會，產品歸國家支配……有的同志提出這樣的例子：有的縣，辛辛苦苦，七弄八弄，弄了一點錢，辦了一個工廠，在國家調他的產品時，他說，這是我這個縣的，我辛辛苦苦，七弄八弄，辦了這樣一個工廠，結果是你的，不是我的。恐怕這樣的工廠，這樣的事情相當多。你七弄八弄，弄出這樣一個工廠，是屬于全民的，還是屬于你這個縣的？你七弄八弄，辦下一個工廠，有功勞，對全民所有制，對社會主義有貢獻，但是財產還是屬于全民的。中央要大家統一搞，那叫你們有貢獻。你辛辛苦苦搞了，就是你的，就是你這個縣的，這樣就錯了，就犯了錯誤，對于全民所有制就有所歪曲，有所破壞。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L所述這種“共產”的方法，肯定會削弱地方同志的積極性，因為干和不干一個樣。但當時大家就是這樣一個認識水平。　　

L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說：聽說福建有個連江縣，那個地方出海帶，他拿了一批海帶，就跟十幾個省建立了關系，有到四川的，有到山西的。一個縣可以跟十幾個省發生關系。這種情況，幾千個縣恐怕都有，公社也有，工廠也有。因此，滿天飛的人員有幾百萬。這叫什么商業？中央管不到，你們省里邊管到管不到，部里面管到管不到，都管不到。這恐怕是全民所有制的自由市場，現在不要他去搞又不行，讓他去搞，他就亂搞，納入不了計劃，這是個問題。是不是把這個東西搞成合法的，納入國家商業系統，并成立一個商業部都可以。為各工廠服務，解決物資問題。我們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內部，發生了這種現象。這種現象，有點像南斯拉夫的苗頭。南斯拉夫的企業，是可以自己搞供、產、銷的，產品不是國家占有的，他可以在國內銷，也可以在國外銷，原材料他自己找，價格他自己定。我看，在目前這種困難的時候，某些類似南斯拉夫的這些現象，在開始發生時，我們就去注意，恐怕很有必要。如我們現在不整頓這類事情，再發展下去，那就可能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因為有它的經濟基礎。（摘自《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著）　　

張素華到底還是泄露了L的天機，“干和不干一個樣”原來是L以“全民所有制”的名義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果實的結果。至于說“當時大家就是這樣一個認識水平”則是明顯的鬼話，至少毛主席就不是這種認識。L還給連江縣自己生產海帶自己銷售而不愿意給國家調撥產品戴了一頂“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帽子。L同樣的邏輯當然也可以用在人民公社上。毛主席一直堅持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制，而L卻“極左”為“全民所有制”。按照L的意思，這就意味著人民公社的財產不屬于社員，也不屬于公社集體所有，而是屬于全民，屬于整個社會，產品歸國家支配。社員們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就會被國家無償占有。這是什么？這就是“一平二調共產風”的理論依據。誰要是敢于說人民公社的勞動成果屬于公社集體所有，屬于社員所有，誰就是破壞全民所有制，誰就是搞修正主義。劉所說的修正主義跟毛主席所說的修正主義，意義完全不同。　　

毛主席批以“一平二調共產風”為核心的五股歪風，實際上全部是在批L。談到修武縣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修武不同于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起。他批評一些領導干部說：“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 “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三、合作社糧食產量。　　

你毛澤東不是要用12年的時間把糧食產量提高為“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嗎？我L則“極左”為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在你最高目標的基礎上，再給你放大十倍，糧食產量夠多了吧？　　

你還要用12年的時間實現“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我L58年一年就給你實現。距離五月下旬，一個月糧食畝產量就由800斤吹到了4000斤。二個月糧食畝產量就吹到了一萬斤。三個月糧食畝產量就吹到了三萬斤。1958年9月19日到28日，L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的鄧拓功不可沒。

四、鋼鐵產量。　　

鋼鐵產量屬于工業計劃，跟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本身沒有關系，但最終還是對農業合作社產生了重大影響。你既然在莫斯科會議上當著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提出了趕超英國的計劃，宣布5年增長480萬噸鋼鐵，我L則“極左”為5年增長2480萬噸鋼鐵，再“極左”為5年增長7480萬噸-8480萬噸，足足翻了15倍。鋼鐵產量夠多了吧？什么？煉鋼工人不夠？那就發動合作社社員土法煉鋼。搞個幾千萬人上山，讓你糧食豐產不豐收，因無人收割而全部爛在地里。　

這么一套組合拳下來，就讓你糧食生產一是沒社員來生產，二即使是有社員來生產，生產的勞動積極性也不高。看你糧食產量下不下來？還不下來，還有辦法？糧食征購工作是我的同路人人負責。宣傳部的工作也是我的同路人負責。什么？你這個省今年實際生產100億斤糧食，才比去年多生產5億斤糧食。嚴重右傾嗎？要插你的白旗，再不改正小心你的官帽。重新統計，今年生產了200億斤糧食。這才是好同志嗎？既然糧食產量翻了一倍，那糧食征購也要翻一倍喲。天啦！要命了，讓我到哪里找這么多的糧食去完成征購？什么？糧食征購不上來？這是分散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的反映。要堅決打擊分散主義，對于那些敢于反抗高征購的干部群眾展開反瞞產斗爭，要堅決打擊、撤職。把你們的口糧都征購上來，讓你們飯都吃不飽，看你還敢不敢增產糧食？看你們這些社員還有沒有精神跟著毛主席搞農業合作化？什么？你這個省今年實際生產300億斤糧食，比去年增加了50億斤糧食。真的嗎？真的。因為我們的農田水利設施修好了，旱田都改水田了，所以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了。真是好同志，那你們要為國家多做貢獻了。今年，準備在你省征購糧食100億斤。這么多啊？去年才征購25億斤糧食啊。這下倒霉了，才多生產50億斤糧食，征購卻多了75億斤。豐收年吃的糧食卻比去年還少啊。那個H省糧食生產還下降了，在國家的支持下，吃的糧食都比我們還多啊！看樣子，明年不能這么賣力了，越賣力越吃虧，吃的越少。蠢貨，都象你這么賣力，我那“糧食大幅度減產”又如何實現呢？沒有“糧食大幅度減產”的事實，我又拿什么來否定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呢？不整治你，整治誰啊！　　

這么多組合拳下來，糧食產量還不下來嗎？還有一招呢？這一招一出，糧食產量百分之百下降。可能這一招過于毒辣，我在網上沒有搜索他的任何信息。這三本書<<共和國軼事第一卷---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邱石編著）、《毛澤東傳1949-197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著）也沒有透漏出半點信息。后面，我又查了《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廬山會議實錄》（李銳）里面也沒有透露出半點信息。　　

這一招，59年7月廬上會議《彭德懷意見書》里面提到過，但提的太抽象，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是制造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毒辣辦法”。“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系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于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這一招就是把戰略性、長遠性的布局“少種、多收”混淆為當前具體措施。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的第三封黨內通信也談到了“少種、多收”問題，但由于查不到當年谷物播種面積的數據，所以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會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產。“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這一招，英國人羅德里克·麥可法夸爾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中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少種、多收”應該是“少種、高產、多收”，可能是“高產”二字太容易聯系“畝產萬斤浮夸風”而暴露出L的狐貍尾巴。所以，《彭德懷意見書》里面把“高產“二字去掉了。我們再來看一看“少種、高產、多收”的詳細內容。“少種、高產、多收”也被稱為“三三制”耕作制度，即總耕地面積的1/3用于精耕細作生產糧食，1/3用于造林，1/3用于休閑。這一招夠毒辣吧，我就只同意你用1/3的耕地來生產糧食，2/3的耕地不生產糧食，把你的糧食播種面積給你降下來，你糧食產量還不下降嗎？神仙來了也沒有辦法，100%下降。當然，這么毒辣的糧食減產辦法也被宣傳為毛主席的主張。就連彭德懷也認為是毛主席的提出的戰略性方針，只是被某些人混淆為當前的具體措施。這么毒辣的招數是在什么時間提出的呢？《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一書告訴我們，北戴河會議。我們只要看一看，北戴河會議還提出了什么主張，就可以分析出到底是誰整出了這么毒辣的糧食減產招數。　　

北戴河會議，1958年8月舉行。在此會議上提出“當年的糧食產量達到6-7千億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9年糧食總產量達到8千億斤到1萬億斤。”　　

我們可以看出，北戴河會議距《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開始落實的時間不過三個月。而其內容是想用1958年一年的時間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應該用12年時間完成的任務。我們完全可以得出，北戴河會議是一次反對落實《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會議。反對方式是“形左實右”的“極左“方式。這么干的又會是誰？就是反對農業合作化的L。那么，我們可以得出，提出“少種、高產、多收”這么毒辣的糧食減產招數的只能是L。毛主席花了幾年時間精心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里面就沒有這樣的內容，這就是證據。　　

北戴河會議后，在北方和東北諸省負責人參加的農業工作會議上，開始研究落實“少種、高產、多收”方針的細節問題。（摘自羅德里克·麥可法夸爾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家要注意，這里有個農村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哪個部門負責？中央農村工作部。農村工作部部長是誰？鄧子恢。鄧子恢是誰？就是在L的支持下，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屢次大批砍掉農業合作社的那位。一九六一年二月，毛主席在圍剿合作社平均主義的過程，同浙江省委負責人林乎加談話中，被毛主席批評瞎指揮的就有鄧子恢和他領導的農村工作部。原話是這樣的。當林乎加談到，瞎指揮有些是從省里下去的。毛主席說：“也有從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開了一次農業書記會議，搞了一套文件，沒有批準就發了。我對譚震林同志說，三年不要開農業書記會議。春耕生產指示，一年一個，形式主義，誰人去看，農民要餓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種？”個人懷疑，這套在廬山會議后沒有批準就下發的文件，就是造成“一九五九年冬與一九六０春，是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干最厲害的一段時期。（摘自《毛澤東傳1949-1976》）高指標、浮夸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地泛濫起來”的罪魁禍首。網上據傳譚震林當時為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鄧子恢為農村工作部部長。1962年10月，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理由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十年來沒有干一件好事。這是我所知道，為“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大幅度減產，大面積餓死人”承擔責任而被撤消的唯一中央部門。鄧子恢也因“三年困難時期”的責任而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改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也就是這么一個在“三年困難時期”負有重大責任而被免職的鄧子恢。現在，竟然有人偽造毛主席的話來為他免責。說什么毛主席表揚了鄧子恢，說什么“農村工作后頭犯的錯誤沒鄧老的份，后頭犯的錯誤指的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出現的問題，沒他的份。”既然沒他的份，怎么把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都免了，他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撤銷了。網上小道消息傳說，偽造毛主席的話為鄧子恢免責的是葉劍英，真假未知？　

我們再來看一看，鄧子恢領導的農村工作部制定了什么細節來落實“少種、高產、多收”方針。我們再來看一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是如何描寫的。　　

“北戴河會議后，在北方和東北諸省負責人參加的農業工作會議上，這個問題的細節方面顯然得到了研究解決，因為其后一周，《人民日報》登載了這些省份的一些縣和地區取得高產的報道和社論。”　

看到沒有，為了落實糧食減產的毒辣招數，就要先浮夸糧食畝產量。只有糧食畝產量浮夸上去了，“高產”了，才能落實“少種”的目標。至于“多收”只不過是遮丑的話而已。怪不得L，九月份要親自出馬跑到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去鼓吹“畝產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以前，只想到了浮夸風，帶來高估產，再帶來高征購，然后反瞞產，強占社員口糧，造成大面積餓死人。沒有想到，浮夸風還能帶來“少種”方針的落實，強迫地方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從而造成糧食產量的劇烈下降。為L否定農業合作社制造事實依據。不知道這個“強迫地方減少糧食播種面積”是否就是五股歪風中的“強迫命令風”？　　

我們再來看一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是如何描寫的。“后面的報道說明了各省是怎樣籌劃執行會議決議的。先行的省份山西，1958年的播種面積已經比1957年的數字有了減少，現在又準備在1959年進一步大幅度削減實際1/3的耕地面積，數字達到210萬公頃。其他一些人口相對稀少，而且農業不占主要地位的北方和西北的一些省份，象內蒙、青海計劃減少21%的可耕地面積。另一方面，人口稠密的“米倉”四川省，僅打算減少8%多一點。這個省計劃用15%的谷物耕地作為高產田，指望1959年高產田的糧食產量能達到1958年普通田每公頃產糧7.5噸的10倍,甚至普通田的產量也要達到每公頃22.5~37.5噸。東北的吉林省也確立了相似的目標，但吉林省的地形有利于大面積耕作，因而沒有計劃減少耕地。······在安徽，1959年小麥播種面積減少了大約16%，廣東只減少7%，遼寧減少8%。黑龍江---那是大面積耕作的典范，耕地面積實際增加了10%。·····盡管一些省委書記在貫徹“少種、高產、多收”方針的過程中顯得非常謹慎，1958年谷物播種面積還是減少了600萬公頃，1959年又減少1160萬公頃，兩年累計減少13%。　　

根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查到的數據，1959年谷物播種面積比1957谷物播種面積減少了1760萬公頃，減少了13%。我們再聯系國家公布的1957年糧食總產量3900億斤，1959年糧食總產量3400億斤，我們可以計算出糧食減產率為12.8%，（3900億斤-3400億斤）/3900億斤 = 12.8%,這與谷物播種面積減少13%完全一致。我們可以得出這一結論:糧食大幅度減產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由谷物播種面積減少引起。　　

根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查到的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1957年谷物播種面積約為13538萬公頃。1958年谷物播種面積約為12938萬公頃。1959年谷物播種面積約為11778萬公頃。再根據1957年糧食總產量3900億斤、1959年糧食總產量3400億斤、1960年糧食總產量2870億斤來計算。1958年糧食總產量不是公布的4000億斤，而是約為3727億斤，比1957年減少170億斤。1960年谷物播種面積約為9962萬公頃比1957年谷物播種面積減少3575公頃，下降26%。當然這些數據現在保密，主要防止有人分析出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大幅度減產的主要原因是谷物播種面積的大幅度減少引起。谷物播種面積大幅度減少又是由鄧子恢領導的農村工作部落實L毒辣糧食減產招數“少種、高產、多收”而瞎指揮引起。

L這一糧食減產的毒辣招數“少種、高產、多收”，果然一用就靈，神仙也沒有辦法挽回。一九六○年十一月，毛主席面對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大幅度減產，大面積餓死人的危險局面，迅速查明了五股歪風才是災難的根源。今天，我們已經對五股歪風中的“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有了深刻的認識，而對于“官僚主義、強迫命令”則沒有找到更多的事實依據來說明。其中，瞎指揮由鄧子恢領導的農村工作部實施，強迫地方減少谷物播種面積。浮夸風由陸定一領導的宣傳部實施，大力宣揚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共產風由無數個人民公社的領導機關實施，無償占有合作社的勞動果實再大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

如今，“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嚴重后果已經造成，第一階段“挖坑”目的圓滿完成，那接下來的自然就是第二階段“栽臟”了。在“栽臟”的第二階段，L也采用了同樣的手法。先利用毛主席的講話，再歪曲毛主席的講話，最后是打倒毛主席。　

1958年10月，毛主席召開了一系列的糾偏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八屆七中全會。在這些糾偏會議過程中，毛主席就發現：干部不敢講真話，特別是面對上級錯誤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許多干部不敢講真話，對上報喜不報憂。這其實是L轉移“整風運動”斗爭方向，將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真正的左派整為右派分子帶來的后遺癥。敢講真話的都被整為右派了，剩下的自然是不敢講真話的。　1959年4月2日　晚上，毛主席觀看湘劇《生死牌》，海瑞引起了毛主席的興趣。　4月4日　上午大會上，當講到人民公社整頓問題時，毛主席推開發言稿，扳起右指，向與會者說起了清官海瑞：海瑞是忠臣，大忠臣！他對崇道求仙的嘉靖皇帝很不滿，給皇帝的上疏中就講，嘉靖，嘉靖，家家戶戶干干凈凈。結果惹惱了皇帝老官，被關進了大牢。講完海瑞的故事，毛主席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應當提倡海瑞這種一片忠誠而又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不可或缺的。他希望各級干部在整頓工作中，好好學習海瑞，發揚海瑞精神。有小道消息“毛主席把《明史·海瑞傳》拿給了彭德懷看”，很讓人懷疑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發言,受到了毛主席的鼓動。一時間，海瑞成了各大媒體的熱門。　4月17日　，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刊登了專稿--蔣星煜《南包公--海瑞》；　6月16日　《人民日報》全文登載了明史專家吳晗署名文勉之的《海瑞罵皇帝》；　9月21日　《人民日報》文發表了專稿--吳晗的《論海瑞》；1959年國慶節，做為獻禮節目，上海京劇院推出了許思言執筆、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北京京劇團的　馬連良　先生為了落實毛主席的指示，宣揚敢講真話的海瑞精神，幾次去北京市政府，請副市長吳晗寫一出海瑞戲。L則成功的利用吳晗寫的這部海瑞戲，將毛主席推動的“面對上級錯誤的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勵干部講真話”的海瑞熱潮，歪曲成了“鼓勵退田，反對農業合作社”的海瑞熱潮。而且成功的利用彭德懷廬上會議被免職事件，將“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責任栽臟給毛主席，栽臟給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可謂之為一箭數雕。吳晗此時已投靠LD教條主義集團。　　

吳晗作為歷史學家，對京劇十分陌生，為了完成這一復雜而又艱巨的任務，用了近一年時間，七易其稿，終于在1960年底完成京劇劇本《海瑞罷官》。我們再來看看《海瑞罷官》究竟怎樣栽臟?　

《海瑞罷官》的劇情是這樣的：明朝松江府華亭縣，曾做過當朝首相的徐階，告老在家，人稱江南第一富戶。徐階之子徐瑛，霸占趙玉山祖傳農田，氣死趙玉山的獨子。他又在清明節搶走趙玉山的孫女趙小蘭，打傷趙玉山。趙玉山到縣衙告狀，徐瑛以黃金三百兩收買松江知府，黃金二百兩收買華亭知縣，結果華亭知縣以誣告的罪名將趙玉山活活打死。正在這時，海瑞當了應天巡撫，到蘇州就任撫臺。趙玉山的兒媳婦洪阿蘭孤身一人前往蘇州撫臺衙門告狀。海瑞查明案情，判處徐瑛、華亭知縣死刑，松江知府革職囚禁。結果引發大量百姓狀告徐階與鄉官強占老百姓的田地。海瑞為民做作主，發下榜文：“十日之內，叫鄉官將強占老百姓的田地，即日歸還原主，若有違背者，嚴懲不貸！” 徐階聯絡被強令退田的多位鄉官，賄賂朝廷官員，誣蔑海瑞“魚肉鄉紳”，致使海瑞被罷官。但是海瑞在交印之前，處死了徐瑛，最后舉印結束。

看了《海瑞罷官》的劇情，我們就知道吳晗只不過是打著“落實毛主席的指示”的旗幟，售賣自己的私貨而已。因為《海瑞罷官》的劇情與“面對上級壓力，敢講真話”是風牛馬不相及。那《海瑞罷官》又售賣了什么私貨呢？我們再來看一看網絡文章〈〈〈海瑞罷官〉成稿前后〉〉  　2006-1-25　  王宏志 金若年。來源：中外書摘　　

“在１９６０年底再次彩排時，劇名已改為《海瑞罷官》。為了進一步征求意見，吳晗還把腳本送給市委領導同志征求意見。彩排過程中，吳晗還請文化部領導前來觀看演出，又給民盟中央領導送戲票，讓大家提意見。大家看后一致認為這是一出切中時弊的好戲。《海瑞罷官》從動筆到寫成，七易其稿。吳晗作為一個京劇的地道外行，能寫成這個劇本，確實煞費苦心。”　

就這一句話“大家看后一致認為這是一出切中時弊的好戲”，就把吳晗售賣的私貨暴露出來了。那1960年底，又有什么時弊呢？時弊就是全國都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這種民不聊生的危險局面？毛主席將危險局面的原因定為“有人大搞五股歪風，在破壞社會主義”。而吳晗偽造歷史暗喻現實，這種民不聊生的危險局面，是由于農民的農田被人民公社霸占的結果。只要拆散人民公社，把農田退給農民，農民就有好日子過了。“退田”之后，“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后有好日子過了!”貧農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贊歌：“今日里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 這就是切中時弊的真正含義。　　

Lujun1999　　

　2009-07-20　

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振興中華！ (七)　　

------重重迷霧中的路線斗爭（13）　　

十三、  栽臟（下）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上文說到，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偽造歷史暗喻現實。“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這種民不聊生的危險局面，是由于農民的農田被人民公社霸占的結果。只要拆散人民公社，把農田退給農民，農民就有好日子過了。“退田”之后，“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后有好日子過了!”貧農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贊歌：“今日里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 這就是切中時弊的真正含義。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先來讀一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　　

一個假海瑞　　

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但是，根據我們看到的材料，戲中所描寫的歷史矛盾和海瑞處理這些矛盾時的階級立場，是違反歷史真實的。戲里的海瑞是吳晗同志為了宣揚自己的觀點編造出來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這段時間內，任應天巡撫的。當時，江南農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從正德到嘉靖、隆慶年間，隨著地主階級用各種方法瘋狂地掠奪農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來越高，農民受的剝削越來越重。《日知錄》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松江一帶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顧炎武雖沒有指明確切年代，據我們查到的材料，這個估計是符合明代中葉以后蘇、松一帶情況的。掠奪土地最厲害的，是依仗政治勢力擴大“皇莊”的皇族地主集團，此外就是一部分在鄉間的官僚地主，徐階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說二十四萬畝，有的說四十萬畝，大約相當于今天上海市所屬松江縣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親眼所見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的寫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農民同地主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許多土地荒蕪，“無田者為人傭工”（《華亭縣志》）。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階級斗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影響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相互關系。在土地絕大部分為地主占有的情況下，官僚地主要繼續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對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農”（又叫“上農”）身上，因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同時，由于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獨占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莊”和其他莊田，限制繼續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某種關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占為己有。由于土地絕大部分都為地主、富農所占有，官僚地主通過“投獻”強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土地〔９〕。這是事情的本質。《海忠介公傳》中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產于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于暴貴者，以兼并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這里所說的“富者”，當然不是貧農，他們無田可“獻”；而是指地方上“失勢”的士大夫或沒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農。他們的“民田”不斷被“豪強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達到“收之莫敢不與”的地步。既嚴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又嚴重影響了皇朝的財政收入。

正因為這樣，海瑞一到松江華亭一帶，就發現當地的“諸生員”“鄉官之賢者”甚至某些“府縣官”，都“群聲”反對徐階這類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對他們搞“投獻”。“鄉官之賢者”對海瑞說：“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后八個字不是活活畫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圖畫嗎?海瑞下的結論是：“為富不仁，人心同憤”〔１０〕，這個“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農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分子對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態度。當戴鳳翔這個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擊海瑞縱容“刁”時，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證明他的“退田”是以這些人的呼聲為基礎的。看來，海瑞的話符合事實。他的“退田”，反映了這些“民產漸消”的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共同要求，也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廣大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越來越尖銳的階級矛盾，有利于增加賦稅收入，解決朝廷的財政困難。

弄清楚這些歷史事實以后，《海瑞罷官》怎樣歪曲了階級關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鄉官退田，是要地主向農民退還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幾個海瑞傳記都寫明，海瑞要求鄉官退田是退出“受獻”的土地。“公嚴厲以治，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這是削弱兼并，打擊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還是落到原來“獻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農手中，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貧雇農既無田可“獻”，無錢去“贖”，“退田”當然不會退到他們手里。怎么能夠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為貧農獲得土地而“戰斗”呢?　　

海瑞要徐階退田是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過要徐階“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后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后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為訝。”這不是把海瑞的階級立場說得再明白沒有了嗎?明明是為了“止”民風的“刁險”，是為了地主階級不致在越來越尖銳的階級斗爭中被打倒，是為了徐階“百年后得安靜”，哪里是什么征求貧農意見而解決“徐家佃戶”的土地問題!　　

海瑞搞“退田”是“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條約》中告訴我們：他當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積弊于相安，復祖宗之成法”。原來“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規定：“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１１〕這不正就是海瑞所處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規定這條反投獻的法律，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盾，防止兼并惡性發展，以利于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這個法律后來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過在這個范圍內搞了一下反投獻而已，怎么能夠把他寫成為江南農民“作主”呢?　　

海瑞為了“窮農民”而反對過“高放債”嗎?最好聽聽海瑞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于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后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并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后，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并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并不反對“放債”，只是為了解決皇朝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義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內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么能夠做出動搖“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　　

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階罷相后，徐階政敵高拱再起時干的，張居正上臺，這個判決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傳》是這樣寫的：“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階列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階兒子這件事，性質上是高拱乘機報復，執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嚴嵩垮了之后，徐階、高拱、張居正之間進行過長期的奪權斗爭。把內閣中不同政治集團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變成海瑞“站在窮農民一邊”去“平民憤”，這不是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嗎?吳晗同志明明知道歷史上“徐階的兒子只被判處充軍”，但為了極力美化海瑞，仍舊要這樣寫，這說明他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寫歷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戲里寫得那樣“民主”。相反，他認為“江南民風刁偽”，“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他自言對付“刁訟”的辦法是“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認為這是好經驗。海瑞在《興革條例》中談到“疑獄”時還說過：“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下有小注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現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　　

看一看這些歷史事實，再看一看《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編造出來的假海瑞。這是一個用資產階級觀點改造過的人物。歷史劇需要藝術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并不要求新編歷史劇的細節都同歷史一樣，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階級立場、階級關系上符合歷史真實。盡管吳晗同志曾經說過歷史劇要“力求其比較符合于歷史真實，不許可有歪曲，臆造”〔１２〕，然而事實勝于雄辯，這個新編歷史劇中海瑞的形象已經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沒有什么關系，只能屬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諷今”的范圍了。(摘自〈〈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　　

······　　

“反投獻”，要徐階“退田”，是有過這件事的，但徐階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還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據談遷《國榷》隆慶五年七月記載，徐階曾退出四萬畝田，但那十分明確是退給官府，“入四萬畝于官”，根本不是退給農民。極而言之，就算“退產過半”吧，也還是為了地主階級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過的事。徐階在朝時，也干過“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載圳死時，“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１７〕如果不分析“還之民”這個“民”是哪個階級，如果按照吳晗同志的觀點，誰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幾萬頃皇田的徐階豈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 (摘自〈〈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　

---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中可以看出，海瑞任應天巡撫時，松江知府沒有被革職、華亭知縣、徐瑛也沒有被殺,這說明“平冤獄”一事為假。“退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貧苦農民的利益，而是是為了解決封建皇朝的財政困難。因為官僚地主通過接受“投獻田地”，將本應該由朝廷享有的徭役賦稅裝進了自己的口袋。明朝有法律規定，官僚地主可以根據級別免役免稅。“反投獻”可以將這部分徭役賦稅重新收歸朝廷。這種“反投獻”應該受到皇帝的支持，而不是打擊。這種性質的“退田”，劇中的大反派徐階也干過，而且退的田達數萬公頃是海瑞退田數萬畝的十多倍。如果海瑞退田數萬畝是個大英雄，而值得吳晗大書特書。那按照同樣的邏輯，大反派徐階退田高達數萬公頃，那更是一個比海瑞還高大的超級大英雄了。所以說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偽造歷史。作為一部戲劇來說，編造一些歷史事件來表現戲劇的主題，無可厚非，也很普遍。百分之九九點九的戲劇創作都是這樣，這既不是罪也不是過。問題出在戲劇所宣揚的主題？如果宣揚的主題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將魔鬼打扮成天使，將天使描繪成魔鬼，那自然是值得批判。前面已經說過，《海瑞罷官》所宣揚的主題與毛主席贊揚的海瑞“面對上級壓力，敢講真話”是風牛馬不相及。那《海瑞罷官》到底宣揚了什么主題呢？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的回答是：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制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利用一九六一年我國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鼓吹“單干”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海瑞罷官》就是為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的圖謀作宣傳，鼓吹退田，反對農業合作化。吳晗借眾鄉民之口，對“退田”大唱贊歌：“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后有好日子過了!”“今日里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評價，但也有缺點，就是沒有抓住要害。毛主席說：“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同彭德懷相關，同廬山會議相關”。很多人有一種錯誤認識，認為《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相關，同廬山會議相關，就是在為彭德懷翻案，在為彭德懷鳴冤叫曲。這其實是LD教條主義集團有意誤導的結果。彭真也以“吳晗與彭德懷沒有任何關系，組織上也沒有任何聯系”來否定毛主席“《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講話。問題是吳晗的重點原本就不是為彭德懷被罷官喊冤。

吳晗作為LD教條主義集團的重要文字打手，他很清楚彭德懷是因“抓住L蓄意掀起五股歪風的錯誤不放，要劉做檢討”而被劉打倒并罷官。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彭德懷被罷官。九月二十一日，吳晗就在《人民日報》發表《論海瑞》一文，配合LD教條主義集團攻擊彭德懷。文章最后說：“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讓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這樣看來，研究海瑞，學習海瑞，反對對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處的，必要的，有現實意義的。”（摘自吳晗《關于〈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看到沒有，吳晗在攻擊彭德懷假冒海瑞，并且說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只要再讀一讀《彭德懷意見書》的這一段話就很容易明白，到底是彭德懷右傾？還是L搞極左？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系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于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 （摘自《彭德懷意見書》）

吳晗配合LD教條主義集團陽謀攻擊彭德懷的《論海瑞》一文，收入了吳晗的《燈下集》，在一四六──一六八頁。我是在吳晗的《關于〈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看到了這條信息。有心人可以去查一查《燈下集》，看能否證實。當然，最好是查1976年以前出版的《燈下集》。1976年以后出版的《燈下集》，有被篡改的可能。毛主席的著作、講話都可以被斷章取義、隱瞞、篡改，小小改動一下《燈下集》那太小兒科了。　

我們明白了吳晗對彭德懷的攻擊，也就知道了吳晗不可能去為彭德懷鳴冤叫曲，更加不可能為彭德懷去寫一部《海瑞罷官》。那毛主席為什么又要說，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同彭德懷相關，同廬山會議相關呢？我們知道,LD教條主義集團移臟嫁禍、逼宮奪權的陽謀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挖坑、栽臟、逼宮。而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抓住L蓄意掀起五股歪風的錯誤不放，要劉做檢討”這個舉動又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L奪權三部曲剛剛走了第一步“挖坑”，并且還只挖了一個小坑“已經有了糧食減產、人民餓死的苗頭”，還沒有挖成一個大坑”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就被火眼睛睛的彭德懷抓住了。要L做檢討，要動搖L接班人地位。接班人是經過長時間的考察才確立，又怎能因一時之過而動搖呢？毛主席又如何能夠支持彭德懷呢？在彭德懷與L的PK中，毛主席還是選擇了L。雖然，彭德懷最后以“反黨集團陰謀篡黨”的罪名被打倒，但L“蓄意掀起五股歪風、大搞極左”的狐貍尾巴卻是藏不住了。這狐貍尾巴卻只是在黨內高層藏不住，在老百姓那里還是藏得住的，因為黨的保密制度不允許將黨內高層的分歧暴露于眾。但時間一長，紙終究包不住火，怎么辦呢？　　

現在，第一階段“挖坑”結束，要進入第二階段“栽臟”了。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L的PK，就成了他們繞不過的坎坎。繼續批彭德懷，事實根據不支持，而且也不利于LD教條主義集團的移臟嫁禍，逼宮奪權。給彭德懷翻案，那就是L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怎么辦？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出臺就是最高明的辦法。通過偽造海瑞因退田而被皇帝罷官的歷史，來影射廬山會議彭德懷被罷官的原因。找吳晗這個歷史學家來編寫《海瑞罷官》，也是一個高招。歷史學家這個身份也就意味著這部新編歷史劇反映的歷史事實真實、可信。如果，找一個寫小說的人來編寫《海瑞罷官》，那效果就會差很遠。毛主席說：“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同彭德懷相關，同廬山會議相關。”個人分析，毛主席的意思應該是，吳晗在故意誤導人們“彭德懷被罷官的原因是因為要退人民公社的田”。只要讓老百姓相信了彭德懷是因為退田而被罷官，那LD教條主義集團就大功告成。因為退田也就意味著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這是毛主席所決不允許。這樣一來，就成功的將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L的PK，歪曲成了彭德懷與毛主席的PK。彭德懷“抓住L蓄意掀起五股歪風的錯誤不放，要劉做檢討”而被L罷官，也被歪曲成了彭德懷“退田，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被毛主席罷官。特別是彭德懷對L蓄意掀起五股歪風而提出的警告“農村餓死人”，也被LD教條主義集團大書特書為毛主席不聽勸告，堅持搞人民公社，堅持搞大躍進，致使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群眾大面積餓死。從而將LD教條主義集團“蓄意掀起五股歪風，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責任栽臟給毛主席，栽臟給大規模發展農業合作社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栽臟給總路線, 栽臟給人民公社。

所以說吳晗的《海瑞罷官》宣揚的主題與毛主席贊揚的海瑞“面對上級壓力，敢講真話”是風牛馬不相及。其宣揚的主題：表面是退田，要害是影射廬山會議彭德懷被罷官的原因，核心目的就是為了栽臟。只要讓老百姓相信了彭德懷是因為退田而被罷官，那“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群眾大面積餓死”的政治責任就一定會栽臟到毛主席頭上。這就是LD教條主義集團在一九六0年底炮制出《海瑞罷官》這部新編歷史劇的最終目的。《海瑞罷官》的完稿，正式宣告了第一階段（挖坑階段）結束，第二階段（栽贓階段）開始了。　

《海瑞罷官》實際是栽臟階段的第一步，接下來就是大量的政治謠言和LD教條主義集團文字走狗鄧拓、吳晗、廖沫沙的瘋狂表現。80年代，我們聽到的所有關于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量政治謠言，其實在60年代就已經出籠了。這些謠言就是LD教條主義集團在第二階段（栽贓階段）的工作成果。這些謠言在整個改革開放年代一直在給人民洗腦，我們就在這種謠言的宣傳中長大。一九六一年，正是毛主席對以一平二調共產風為核心的五股歪風進行艱苦糾偏的時候，卻是LD教條主義集團大肆造謠放毒的時候。其中鄧拓經常造謠放毒的地方是《北京晚報》、《前線》；吳晗則在《北京日報》和《北京文藝》；廖沫沙在《前線》。

一九六一年三月，鄧拓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專欄。十月，他又與吳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線》雜志上開設了《三家村札記》的專欄。這些專欄就是LD教條主義集團造謠放毒的陣地。對于文章的要求，鄧拓談過。“每篇文章不超過千字。內容是，什么都講，一字不空。要政治，整個的都是政治眼光貫串著，但是要生動。"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鄧拓在對《前線》編輯部全體干部的一次講話中，強調"要敢于發表意見"之后，很具體地講到如何利用歷史故事寫文章的問題。他說："······過去一些歷史上的故事，現在還可以講。可以把幾個例子，同類性質的，放在一起，進行加工，綜合在一起。使人看了是針對當前的，而不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否則，現實意義不大。假如現成的故事中缺少說明問題的某一方面，要自己去找，……實在找不到，自己寫上一段話。"看了鄧拓對文章的要求及他怎樣寫文章，那我們讀他們寫的文章，讀文章里的故事。就一定要聯系政治、時事，要弄清楚他們所針對的當前現實意義，這樣才能讀懂他們的文章。　　

對于這些雜文專欄的效果，鄧拓的老婆丁一嵐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不單是為了紀念——寫在《燕山夜話》再版的時候》一文中有過描寫。“這些雜文旗幟鮮明、愛憎分明、切中時弊而又短小精煉、妙趣橫生、富有寓意，博得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和支持。”----看到沒有，這“切中時弊、富有寓意”充分說明，他們的文章都是針對時局政治來寫的，而且寓有深刻的含義。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罷官》在《北京文藝》發表。劇本一發表，立刻得到捧場和支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開致信吳晗，向他“破門而出”表示“祝賀”，“以便鼓舞干勁”，并建議“'史'和'戲'必須分工合作”。二月十八日，吳晗回信廖沫沙說：“也要向老兄建議，你為何不破門而出呢？”并說：“你說我破門而出，這句話點著了。我就是要破門而出，這個門非破不可”。

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這個門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吳晗在《神仙會和百家爭鳴》一文中，高喊要“掃清百家爭鳴前進道路上的阻力”，鼓動更多的人出來參與造謠放毒。在一陣陣的緊鑼密鼓聲中，一九六一年三月，造謠放毒的主將鄧拓登臺了。《燕山夜話》專欄按照朋友們的建議“破門而出”了。

大家要記住的是，《人民日報》1958年下半年報道了大量牛皮消息，從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千斤，一直吹到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產13萬斤，全部都是鄧拓的杰作。由于居心不良的報道了大量牛皮消息，給農業合作化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受到毛主席的批評。59年被迫離開《人民日報》。自鄧拓離開之后，《人民日報》“畝產萬斤”的笑話基本沒有了。如今，居心不良報道了大量牛皮消息的鄧拓開始冒充客觀公正，開始大肆造謠放毒了。個人認為，LD教條主義集團用居心不良報道了大量牛皮消息的鄧拓來擔當造謠放毒的主將，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敗筆。以至于鄧成功翻案上臺后，根本拿不出上得了臺面的說辭來為鄧拓翻案，只好拿了一個空洞無物的“文字獄”來為鄧拓翻案。至于給鄧拓定罪的證據，那就更加要藏得嚴嚴實實，千萬不能讓老百姓知道。為什么？證據確鑿，無法反駁。　　

一九六一年三月，鄧拓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專欄。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歡迎"雜家"》一文，開始豎起大旗招兵買馬。　

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鼓吹要"學習""團結""比自己強"的國家。這是在配合蘇聯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攻擊毛主席，攻擊毛主席是"自命不凡"的"妄人"，"起碼的知識一點也不懂"，就"以為從此可不必再請老師了"，"對于比自己強的人卻不能虛心團結"。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堵塞不如開導》一文。此文是為農村“退田單干”作輿論支持。一九六0年，“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嚴重后果已經造成。一九六一年，LD教條主義集團在全國某些地方鼓動“退田單干”的風潮。有些官員要堵住這股“退田單干”的風潮，有些官員要支持這股“退田單干”的風潮。《堵塞不如開導》一文要求"對一切事物"都要"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如果"堵塞事物運動發展的道路"，就"注定會失敗"。實際上是支持這股“退田單干”的風潮。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一文。　　

"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后的時期，許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經知道愛護勞動力的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卻也發現了所謂'使用民力'的'限度'，實際上就是發現了勞動力消長的某些客觀規律。""《禮記》《王制篇》寫道：'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實，用現代的話來講解，這就是指的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按照當時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古人規定了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大致只能占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現在看來，這個比例對于以農業生產為根本的古老國家是適當的"。"《周禮》上又記載著：'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這就是說，在豐年基本建設占用的勞動力可以達到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點六左右；沒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頂多只能占用百分之零點三左右。""我們應該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有許多事情必須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勝任，決不可過于勉強。"　

---鄧拓這是在利用“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的嚴重后果，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不"愛護勞動力"，實際是為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作輿論宣傳。同時，還順帶栽贓。既然“不愛護勞動力”是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引起，那“不愛護勞動力”的人自然就是支持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毛主席。這樣一來，又把胡亂翻番失敗、水利建設任務過重死人的責任栽贓到了毛主席的頭上。我們再來重溫一下毛主席在　1958年11月23日　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大家自然就心領神會。　

“在1958年11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對熱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說：你們說服我是可以的，你們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們得打通我才通。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準備作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連別人，將來算起帳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毛主席還說：“現在要減輕一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吳晗惟恐老百姓看不懂《海瑞罷官》是在影射彭德懷被罷官，又拋出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謙》一文，把被"罷官"的于謙吹捧了一通，說他"性格剛直""生性樸素"（此八字的評價用在彭德懷身上最合適不過）。再次影射彭德懷被冤枉罷官，并特別注明于謙官至兵部尚書，相當于國防部長。內容無非就是：于謙，職務兵部尚書，領導了北京的保衛戰，保住了北京城，為國家立了大功。其人生性樸素、性格剛直。老百姓很喜歡于謙，但權貴們卻恨死了他，最后殺害了他。雖然于謙死了，廣大人民卻深深悼念他。到了憲宗的時候，于謙終于被恢復了名譽。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 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從三到萬》一文。　　

這個故事的梗概是說：“有田舍翁，家資殷盛，而累世不識之乎。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谷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遺楚士。逾時，其父擬征召姻友萬氏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氏伙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　

“這個故事比較通俗易懂，有的相聲演員也曾講過。但是，人們大都只把它當做笑話，而不把它看成一個嚴肅的諷刺性故事。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以為我們應該從這個故事中，吸取一些關于學習方面的經驗教訓。”　

對于一個人來說，學習過程中有若干重要的關節，如果處理不好，往往會影響學習的成敗。初學的一個最重要關節，就是在剛剛學會一、二、三或外國文Ａ、Ｂ、Ｃ等等的時候。有一些輕浮的人，正如那個富翁的兒子一樣，往往在這個時候就“欣欣然”起來，以為“得矣，得矣”，什么都懂得了。這也好象學打拳的人，剛學會幾個動作的時候，多半以為自己很了不得，處處想跟別人較量幾下子。倒是學得多了，真正有一些本領，才反而虛心起來。由此可見，越是沒有本領的就越加自命不凡；越是有本領的才越加謙虛謹慎。　

"學生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門很容易，就把老師一腳踢開，那末，他就什么也學不成。正如那個富翁的兒子一樣，他以為從此可不必再請老師了。殊不知他根本還不曾入門，只學會一、二、三，對于所謂'六書'等起碼的知識一點也不懂，所以他父親叫他給姓萬的親友寫一個請帖，他就傻眼了。"　　

"我們不懂的東西還很不少，都迫切需要虛心學習。但是，在學習方面有許多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從三到萬這個故事似乎對我們有一些啟發。我們無妨以此為例，舉一反三，想一想怎樣才能更好地加強我們的學習吧。"　　

---很小的時候，就聽過《從三到萬》的故事，當時是聽后哈哈大笑。今天，再讀這篇文章，此文用意一目了然。此文和《交友待客之道》是一條線上的，只是攻擊的力度更強了。文中所說的富翁的兒子實際上是寓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先生寓指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蘇聯。富翁的兒子從先生那里學習了“一、二、三”，寓指中國共產黨從蘇聯那里學了暴力革命、計劃經濟、農業合作社。而現在，蘇聯赫魯曉夫上臺，否定了列寧的暴力革命，否定了斯大林的計劃經濟，否定了農業合作社，走上了一條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爭的修正主義道路。這就是“四”的寫法。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自命不凡，看到入門很容易，就把蘇聯這個老師一腳踢開，在這里一條路走到黑，大搞農業合作社。文中咒罵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門很容易，就把老師一腳踢開，那末，他就什么也學不成。"實際上是在罵毛主席。誣蔑黨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是"勉強"的，只有"學"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道路，在中國搞修正主義，才有"出路"。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廖沫沙在《前線》上，發表了《調查和算帳》，鼓動人到基層去"算帳"，"既要查舊帳，又要算新帳"。實際上是準備用他們的栽贓算毛主席的帳了。這篇文章的標題太露眼了，收入《分陰集》時，他偷偷地改為《從"無數"到"有數"》。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是廖沫沙要算毛主席的帳。作為LD教條主義集團的文字走狗，他所反映的實際是LD教條主義集團的想法。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毛主席就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他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主動還是被逼？還是上了LD教條主義集團的圈套？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說大話的故事》一文。諷刺毛主席"愛說大話"，是"吹牛的騙子"；"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終久會有一天要吃大虧"。　　

"王充在《論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過實。'他的意思顯然是認為，文人之流往往愛說大話。其實，愛說大話的還有其他各色人等，決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歷史上說大話的真人真事，雖然有許多，但是這些編造的故事卻更富有概括性，它們把說大話的各種伎倆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節里，這樣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義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一個雞蛋的家當》一文。　　

明代萬歷年間，有一位小說家，名叫江盈科。他編寫了一部《雪濤小說》，其中有一個故事說：“一市人，貧甚至《易·系辭》及孟、荀，下迄周、邵、二程，均有評譏，于，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時，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領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　　

這個故事的后半還有許多情節，沒有多大意義，可以不必講它。不過有一點還應該提到，就是這個財迷后來說，他還打算娶一個小老婆。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地是這一個雞蛋的家當就全部毀掉了。　　

你看這個故事不是可以說明許多問題嗎？這個財迷也知道，家當的積累是需要不少時間的。因此，他同老婆計算要有十年才能掙到這份家當。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計劃簡直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而完全是出于一種假設，每一個步驟都以前一個假設的結果為前提。對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統統用空想代替了現實，充分顯出了財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氣，一拳頭就把他的家當打得精光。　　

---這個故事實際是在諷刺全面落實《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得不償失。綱要就是設計十二年需要達到的目標。諷刺綱要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完全是出于一種假設，每一個步聚都以前一個假設的結果為前提。對于十年以后的事情，統統用空想代替了現實。最后的結果就是老百姓生氣了，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大面積餓死，一個雞蛋的家當被打得粉碎。這是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誣蔑我們黨"用空想代替了現實"，把"一個雞蛋的家當""打得精光"。　　

一九六一年十月，鄧拓與吳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線》雜志上開設了《三家村札記》的專欄。十一月間，彭真指使鄧拓、項子明、李琪等人在西部公園暢觀樓，檢查中央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下發的所有指示和文件。LD教條主義集團開始收集毛主席的材料，尋找有利于他們栽贓的證據。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鄧拓在《三家村札記》中發表了《偉大的空話》一文。　　

"這種偉大的空話在某些特殊的場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義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來，到處搬弄，甚至于以此為專長，那就相當可怕了。假若再把這種說空話的本領教給我們的后代，培養出這么一批專家，那就更糟糕了。因此，遇有這樣的事情，就必須加以勸阻。"　　

湊巧得很，我的鄰居有個孩子近來常常模仿大詩人的口氣，編寫了許多'偉大的空話'，……不久以前，他寫了一首'野草頌'，通篇都是空話。他寫的是：'老天是我們的父親，大地是我們的母親，太陽是我們的褓姆，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　　

這首詩里盡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陽、褓姆、東風、西風、恩人、敵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這些都被他濫用了，變成了陳詞濫調。　　

到了有話非說不可的時候，說出的話才能動人。否則內容空虛，即便用了最偉大的字眼和詞匯，也將無濟于事，甚至越說得多，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勸愛說偉大的空話的朋友，還是多讀，多想，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費你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和精力吧！　　

-----這是針對毛主席關于國際形勢的著名論斷“東風壓倒西風”來說的。即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說：“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于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東風代表的是社會主義力量。西風代表帝國主義的力量。赫魯曉夫、LD教條主義集團都想跟帝國主義和平共處，毛主席的論斷“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打中了修正主義的要害，是赫魯曉夫、LD教條主義集團的大敵。

赫魯曉夫就煽動地說：“必須更勇敢和堅決揭露關于荒唐無稽的'西風和東風'的競爭的教條主義理論”。赫魯曉夫污蔑中國“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是“用空洞的咒文、響亮的辭句和揮舞馬糞紙做的劍”。鄧拓假借批評一個孩子的詩，指桑罵槐地咒罵"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是"空話""八股""陳詞濫調""自鳴得意"。實際上是配合赫魯曉夫攻擊毛主席的論斷“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是"空話""八股""陳詞濫調""自鳴得意"。鄧拓文中勸說“說偉大的空話的朋友，還是多讀，多想，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費你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和精力吧！”，實際是要毛主席休息，下臺，放棄權力，不要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和精力。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在《三家村札記》中發表《怕鬼的"雅謔"》一文。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出版過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這當然是本好書。但是現在看來，單是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還不夠用，還得有一本《怕鬼的故事》。"　　

"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論怕鬼的與不怕鬼的，又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承認有鬼。是一群'有鬼論'者，而不是'無鬼論'者。"　　

"王富敢于'出尸而伏棺'，并且自己去裝鬼嚇人，可見他心目中是沒有鬼的，所以他不怕。張祥雖口出大言：'吾能黑夜出之'，實際上卻心里懷著一個鬼胎，所以一見棺已離蓋，就驚疑不止，再見棺中伸出兩只手，更心驚膽裂，分不清是人是鬼，慌忙告饒許愿；還不行，就失聲大叫，以至驚恐欲絕，顯出一副活見鬼的丑態。"　　

"張祥既是一個怕鬼怕得要死的人，為什么又口講大話，敢連夜去開棺出尸呢？故事中也交待：為了賭勝王富所許的一壇酒，就連自己的膽量究竟是大是小，也忘之腦后。他不但好酒貪杯，見利忘義，而且是個空口說大話，顧前不顧后的賭棍。"　　

"我說，還得有一本《怕鬼的故事》，就正是要挑選一些口稱不怕鬼而實際怕鬼怕得要死的人，把他們寫成故事，以便活畫出他們的丑態百出。""上引故事的原作者，署名為'浮白齋主人'。看他寫的這段故事，倒真是值得浮一大白；他的書名是《雅謔"》，也的確是既雅且謔。一個明朝人能這樣寫作，難道我們今日就沒有這樣的有才有志之士來'雅謔'一番么？"　　

---此文還是攻擊毛主席是一個空口說大話，顧前不顧后的賭棍。赫魯曉夫要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LD教條主義集團跟風在中國推行“三和一少”。毛主席反對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反對和平競賽，也反對LD教條主義集團的“三和一少”。此文諷刺毛主席是口頭上不怕帝國主義而實際上卻怕帝國主義怕得要死的人，因此不敢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不敢于帝國主義開展和平競賽。所以才"丑態百出"的反對赫魯曉夫和LD教條主義集團。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鄧拓在《燕山夜話》專欄發表《兩則外國寓言》一文。　　

與伊索的這個寓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克雷洛夫的另一個寓言。他說：“山雀飛到海上去，它夸口說，要把海水燒干。這話立刻優越傳遍了全世界。恐怖包圍著海神京城里的居民；鳥兒成群地飛翔；許多野獸都從林子里跑出來觀看，海洋將怎樣燒旺起來。甚至于有人說神三個階段，他的哲學相應也由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愛聽謠言的人，聽了迅速地傳播開來的傳說，首先就帶了湯匙到海邊去赴宴，去喝那豐美的魚湯。這種魚湯就連包稅專賣的人和頂闊綽的人，也從來沒有請官署的秘書們喝過。人們都匯集攏來。大家默默地凝視海洋，等待著；偶而有人低聲地說：快要沸滾了，馬上就要燒起來啦！可是，事實并不這樣。海水并沒有燒著。至少總沸滾了吧？也沒有。這偉大的計謀結果怎樣呢？山雀害羞地飛去了；它放了一通謠言，海可沒有燒著。”　　

請問，你聽見山雀的夸口沒有？你看見帶湯匙赴宴的沒有？這些在西方貴族老爺及其子孫們的交際場合中，簡直是司空見慣，毫不希奇。他們動不動就宣稱要把海水燒干；或者用其他吹牛的方法，想要嚇倒什么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事實證明，海水根本沒有被燒著，而那些愛喝魚湯的人們終于大失所望。這類事情發生在充滿陰謀詭計的貴族老爺及其子孫們和身上，應該承認完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部著作中，諷刺馬赫派的反科學理論的時候，曾經引用了這個寓言。馬赫派夸大他們所謂“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這同山雀要把海水燒干的胡說豈不是一樣的嗎？然而，馬赫派自以為憑著他們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夠為所欲為，而其結果，只能在實際的事物面前碰得頭破身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馬赫派的破產。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行，只不過害羞地飛走了，這當然是幸運的；應該看到，在另外的情況下，牛皮既已吹破在人的本質中，最基本的東西就是要求實現一個真正的人類，受騙的人們就決不會輕易地放走吹牛的騙子。　　

---此文是諷刺毛主席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吹牛皮，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群眾大面積餓死證明牛皮吹破了。此文和《說大話的故事》是一條線，《說大話的故事》還只是諷刺毛主席"愛說大話"，是"吹牛的騙子"；"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終久會有一天要吃大虧"。那《兩則外國寓言》就開始鼓吹“決不會輕易地放走吹牛的騙子”，實際上是赤裸裸的叫囂要用LD教條主義集團的栽贓來追究毛主席的政治責任，趕毛主席下臺。　　

Lujun1999　　

　2009-08-10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