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一九”
姜漢超
每個國家的歷史都似一列飛馳的火車，承載著滄海桑田、世事變遷，有人被載入史冊也有人被時代遺忘。18年前有那么一群人，他們嘗試著改變“列車”行進的軌跡，挽救即將分崩離析的聯盟。然而歷史并沒有為他們停留，它依舊沿著那條既定軌道飛速前行，直至墜入無底深淵。
1991年8月19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發表聲明，鑒于戈爾巴喬夫的健康狀況，自即日起由他代行總統職務，同時宣布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權力，并在全國部分地區實施為期半年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由蘇聯總理、國防部長、克格勃主席等8位政府高官組成。身為副總統的亞納耶夫曾受戈氏提攜之恩，還被戈爾巴喬夫稱作 “我最信賴的朋友”。那么他為何要“背棄”自己的“恩人” ？又為何會有如此多黨政官員以前途作賭注，與亞納耶夫并肩作戰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緊急狀態委員會在《告蘇聯人民書》中所說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經走入了死胡同，而整個聯盟正面臨著致命的危險。1985年戈氏上任伊始，便提出要對蘇聯的經濟、政治進行改革。在經濟領域，他試圖建立市場經濟體系以取代計劃經濟。戈氏將自己的全部構想編寫成《新思維》一書，并且宣稱該書的意義在于實現了領袖與平民的“直接對話”。然而實際的改革卻事與愿違，戈爾巴喬夫對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弊病估計不足，又忽視了經濟變革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他的“新思維”給國家帶來的是GDP的大幅下跌，通貨膨脹率的迅速飆升以及商品零售價格的普遍增長。著名作家亞歷山大•澤諾維耶夫這樣評價“戈氏新政”：所有企圖避免的，都加倍出現了，物價越來越高，商店外的隊伍越排越長。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錯誤政策不可避免地殃及到了普通民眾，一些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而政府的外債償還能力也大不如前。
與此同時,政治領域的改革則進一步加快了蘇聯分裂的進程。戈爾巴喬夫曾多次發表言論否定蘇共的領導地位，抨擊無產階級專政，提出執政黨不應干涉國家事務，企圖把具有豐富執政經驗的蘇共演變為純粹的選舉工具。戈氏一面丑化社會主義，一面強制推行所謂的“民主化”、“開放性”政策。他將共產主義污蔑為“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同時又極力吹捧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多黨執政的理念。正是由于戈爾巴喬夫政治決策的失誤，才使得葉利欽等反對派人士進入政府高層，從而為聯盟解體埋下了伏筆。
“戈氏新政”的失敗促使各加盟共和國集體發難，戈爾巴喬夫對日益壯大的地方勢力無計可施。1991年5月，蘇聯總統與十五個加盟國首腦達成協議，預定在8月20日簽署《新聯盟條約》。條約明文規定，“締約的各共和國均為主權國家”，“各加盟國有權同外國建立直接的外交、領事和貿易關系”，“共和國法律在本國境內至高無上”，“土地、礦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資源均為各共和國所有”。
面對這份旨在瓦解聯盟的協議，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蘇共高層的有識之士毅然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八一九事件”，這些身居高位的人們決定為祖國的命運做最后一搏。他們一度在軍方的支持下掌控了首都局勢,然而資本主義陣營不會給這個即將倒下的對手任何起死回生的機會，西方國家元首紛紛發表態度強硬的講話，粗暴地干涉蘇聯內政。國內的反對派則利用不明真相的群眾阻撓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一系列行動，他們借助少數流血事件大肆煽動民眾的不滿情緒，而部分軍隊也相繼倒戈撤離莫斯科，最終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亞納耶夫等人的努力宣告失敗。在此次事件中，蘇聯內政部長普戈尤其值得一提，這位54歲的拉脫維亞人用自殺的方式進行了最后的斗爭，捍衛了自身的信仰。不久參與事件的主要人員分別遭到起訴或逮捕，在官方給他們羅織的諸多罪名里，有一條是“叛國罪”。
“八一九事件”后，俄聯邦總統葉利欽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禁止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并且凍結了蘇共的全部黨產。8月24日，戈爾巴喬夫命令蘇共自行解散。12月23日，戈氏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標題為“一個亡國者”。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宮飄揚了整整74年的蘇聯國旗徐徐落下，一個時代就此終結。
歷史有時越久遠越清晰，現在我們回頭再看，應該背負叛國罪名的究竟是在大廈將頃之際力挽狂瀾的亞納耶夫們，還是在“八一九事件”后彈冠相慶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
蘇聯解體后，葉氏主政下的俄羅斯因無法自食其力而不得不仰仗于西方國家的經濟援助，他所采取的“休克療法”導致國民經濟進一步衰退，與之相呼應的是犯罪率的大幅攀升，貨幣貶值和人均壽命的下降。就連葉氏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普京也沉痛地表示，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如今葉利欽已經作古，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依然活著，他們正在建設這個新的國家，雖然他們不曾改變歷史，但是歷史會永遠銘記那屬于他們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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