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閑話六十年間二三事

閑話六十年間二三事

朱永嘉

閑話六十年間二三事（上）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這六十年我是過來人，伴隨著祖國的六十年彎彎曲曲的道路，我個人也是曲曲折折地走過來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嘗過，所以我珍惜這六十年，難忘這六十年的經歷。總是思考著如何對待這六十年曲折的歷程。

近日讀《報刊文摘》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七月一日刊登專訪金沖及的文章，談及怎么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歷史的問題？金沖及認為歷史不能割斷，即便是教訓仍有指導意義。金先生此話，鄙人頗有同感，歷史當然不能割斷。說實在話，這個問題上的失誤我自己有切身體會。記得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有一個文件，是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是在上海錦江飯店起草的，張春橋、姚文元都參加了起草，后來請陳伯達修改，最后由毛澤東親自改定的。這份紀要提出了建國以來我們的文藝工作被一條以“四條漢子”為代表的文藝黑線專了政，這樣的論斷，徹底否定了建國以來十六年間的文化工作，它就成為此后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歷史結論當然是過頭了，它壓抑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到七五年七月毛已感覺到文革開始以來文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為此他找江青與張春橋談話，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逐步擴大文藝節目；提出缺少詩歌、小說、散文和文藝評論；他不主張把周揚長期關起來，提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還舉了魯迅講吃蘋果的故事，蘋果只要不是穿心爛，把爛的部分削了還是可以吃的，所以對一個人不能有毛病就完全丟開；后來毛又對電影“《創業》”作重要的批示，都體現了他調整文藝政策的決心，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當年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糾正。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領悟到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一旦切割歷史，時間長了，就會自然證明這樣行不通，因為這種切割不符合實際，對今后的工作不利。

我還經歷過另一件切割歷史的事件，記得是在一九七零年夏天上海教育戰線有過一場關于十七年教育戰線，究竟是紅線還是黑線的爭論。在這一場爭論中，我是積極主張建國十七年來在教育戰線上是黑線專政，那時圍繞這個問題的一場爭論在復旦大學展開得很激烈，在復旦支左的由空四軍派出的軍宣隊長方耀華是主張紅線專政的，由于我的關系他不便公開明言，但在部分師生中則是主張紅線占主導地位。不久北京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上也就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當時寫作組聯系復旦的朱惠民同志作為聯絡員也去參加了會議，后來中央要起草一份有關這次教育工作座談會的文件，周總理指定張春橋起草這個文件。這一份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送毛審定時，毛圈閱同意，而文件是主張十七年是黑線在教育戰線專了我們政。當時朱惠民從北京回來以后，告訴我會議的情況，那時我是很得意的，因為我此前的主張得到中央的正式認可了，現在回過頭來想，我這個想法還是一種割斷歷史的說法，盡管十七年教育戰線的工作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我們總不能割斷歷史吧，教育改革還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

為什么每有重大的變革時，為了突出變革的必要性和意義，往往總要以否定此前的歷史作為變革的根據？如果仔細想想，所以反復出現這種現象，總有它客觀的原因，之所以產生革命或者變革，總是有一方壓迫另一方的結果，壓迫越甚，反抗亦越烈。革命或者改革進行反抗和變革時，往往會產生一種過激的情緒化表現在語言和行動上，在這種情緒化的思想支配下，在表達自己的意愿時難免有一種過激的想法和行為，總有一段頭腦發熱的表現。過去毛也講過冷處理的問題，爭論時，言詞過當在所難免，認真處理問題時，應該保持頭腦冷靜，因為過猶不及，頭腦冷靜了，就可以客觀公正一些。而那種過激的思想和言論，及其所提出否定此前歷史的口號，實際上是一種違反歷史主義的慣常的思維方法，是一種借著“革命”或者改革的名義，標新立異的極左的做法，過去我們習慣地把這種做法叫作“矯枉必須過正”，實際上“過正”了它不僅矯不了“枉”，過正自身實際上也是一種“枉”，它會變成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而這種“矯枉”由于它帶有過激的情緒，所以它不可能是客觀而公正地評價此前的一段歷史。凡事總有一個度，中國有一句老話，“過猶不及”。再如“五四”運動時，吳虞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從當時來看非常痛快，不如此不足以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蓬勃興起，冷靜地思考，便會認識到很有問題，這樣對待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不公正吧！這也許是年輕人常犯的一種“幼稚”病吧！所以這些做法都經不住歷史的檢驗，經過一段時間，它的不合理性會自然顯現出來，不得不讓人們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因此任何對某一歷史階段倉促做出的政治結論，都必須經歷時間的檢驗，才能證明它是否客觀和真實，歷史往往是最公正的，時間往往是檢驗是非最有效的辦法。

許許多多事件，往往要拉開時間的距離才能作出比較客觀和公正的判斷，不能單憑一時的激情和好惡去判斷剛過去的歷史，還是留一點余地為好。如果我們認真去讀一下《尚書》的《泰誓》篇，可以看到周武王伐殷時，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義，便把殷紂王妖魔化了。周武王姬泰在《牧誓》中說：“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把紂王的罪過都歸之于妲己，歸之于“惟妲己之言是從”，那就違背了歷史的基本事實，那不是把女人看作禍水了嗎，那是不公正的吧！至于殷紂王是否如此可惡，歷史并非如此，毛主席就講過要為殷紂王翻案。以后每一次改朝換代為前朝修史時，都要把前朝末代的君臣說得一塌糊涂，唯其如此，才能顯示自己的勝利是天命所歸。1949年革命勝利時，我們不是把蔣介石也說得那么可惡，現在回過頭來看，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也做過好事，蔣介石的形象也并非似我們報刊上所描述的那樣兇神惡煞，應該給他一個公正的歷史地位，出于一時政治需要的歷史評論，其生命時間畢竟是短暫的，時間老人還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結論與歷史比較只能是短暫的。出于一時政治需要所作的歷史結論，其生命時間往往畢竟是非常短暫的，時間老人還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結論與漫長的歷史相比較只能是短暫的。反過來看，對當時說的那些過頭話，也應該抱著理解的態度，也有它客觀的需要，不如此，不足以改變事態發展的勢頭。從某種意義上講，激情也有其可愛的地方，但最終還應回歸理性。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為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成績，是否就要否定改革開放以前三十年的歷史所取得的成績呢？恐怕完全沒有這個必要，領導人是換代了，我們的國號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的還是中國共產黨呀！前后三十年構成的這六十年畢竟是一個整體，怎么切割得開呢？我們把前后比較一下，是換代不改朝呀！怎么能把第一代領導人與第二代領導人完全切割開呢！毛澤東說過鄧小平是毛派，鄧也不全盤否定毛。鄧在毛心目中確實是接班人之一。我說這些都是客觀上存在的事實。上面講的是兩代人的關系，就事講，也一樣，有許多事很難切割。之所以會出現以后面的三十年否定前面的三十年現象，那是因為前三十年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由于沒有經驗，無論主觀上還是客觀條件的原因，我們確實有很多失誤，長期以來壓了知識分子，文革期間，許多干部受壓了，氣不順，所以一抓“四人幫”，不由地那股子氣就沖出來了，故這股思潮有它客觀的社會基礎。到了今天，過去那些當事人都也走了，氣也平了，現在來評價前三十年的歷史，更應該可以做到冷靜客觀和公正地對待歷史，這樣做對我們的黨和國家都更加有利。

許多事都有一個來龍去脈，就拿對外開放這件事講，也不是我們單方面一廂情愿所能辦到的啊！我們要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的大家庭，首先要人家能接納和承認我們的存在才行，決不是我們單方面有這種愿望所能辦到的，不妨回顧一下這件事的歷史。一九四九年五月，百萬大軍過長江，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已成定局了，但是要世界接納我們這個即將新生的共和國，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那時美國駐中國的大使司徒雷登還留在南京沒有走，我們派了黃華去見司徒雷登，歡迎他去北京訪問燕京大學，以便與中共中央有非正式的接觸，但是是美國的總統杜魯門拒絕接納我們，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司徒雷登悄然離開南京回華盛頓去了，而且還不允許他演講，不許講中美關系，不許接受記者采訪。在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與中國關系》的白皮書及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顯示了他們敵視即將勝利的中國革命，這樣毛澤東才寫下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及《別了，司徒雷登》等四篇文章，不是我們不想融入世界的大家庭，是人家拒絕我們，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總不能自輕自賤地跪到洋人面前求別人接納我們吧！在朝鮮戰爭中，中美雙方打了一個平手，一九五三年日內瓦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越南問題時，周總理曾伸出友誼的手給美國的國務卿杜勒斯，是杜勒斯拒絕和中國握手。

中美關系的建立是在文化革命期間，中蘇之間的對峙，特別是珍寶島事件以后，同時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接連敗退急于脫身而有求于中國，毛澤東用小球即乒乓球轉動大球的辦法，巧妙地調動美國總統尼克松想改變長期孤立中國那個僵硬的外交政策，這樣才有基辛格與尼克松的訪華，尼克松最終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簽署《中美聯合公報》，我還是一旁的見證人之一，對尼克松的接送與宴請、簽約，還有看到周總理上錦江南樓去找羅杰斯商談工作，為最終簽約掃清障礙，這些我都曾經在場。那時我負責上海的新聞發布工作，沒有那時中美關系的破冰之旅，哪來以后的開放政策，前三十年不是我們不想開放，而是別人封鎖我們。現在我們可以把司徒雷登的骨灰請回來，請回到當年的燕京大學，即今天的北京大學，這是六十年中美關系曲折發展的結果。所以僅就對外開放這一點，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歷史當然不能割斷開來講，誰割斷這段歷史，那還不是忘本了嘛！那時曾見證這段歷史，現今還活著的人不多了，我留下的日子也不多了，趁自己還能說話的時候，不說一下這段歷史更待何時啊！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十八周年的生日，環顧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我們黨幾乎是碩果僅存，我們現在有七千五百九十三萬黨員，是建國時的十七倍，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人數加在一起，也沒有我們一個黨的黨員人數多。蘇東劇變以后，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進入低潮期，處于解體或半解體的狀態，為什么中國的共產黨能夠依然挺立于不敗之地？那些試圖以妖魔化毛澤東來妖魔化中國共產黨的少數人，在中國始終處于孤立狀態，因為我們經歷了十年中蘇論戰，在我們與蘇聯之間建立了一道防火墻，當年與赫魯曉夫面對面堅決斗爭的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我們經歷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練，無論什么人要顛覆社會主義，顛覆共產黨，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畢竟不得人心。蘇聯解體以后，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抬頭，南斯拉夫解體，捷克斯洛伐克解體，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驕傲地屹立于世界，任何民族分裂主義的活動，都動搖不了我們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盡管那些敵對分子在海外的叫囂和挑動越來越猖狂，但他們絲毫也改變不了穩如泰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沒有前三十年艱苦卓絕的奮斗所打好的地基，哪有后三十年的飛躍發展！

從經濟發展看，也是前三十年為后三十年的飛躍發展奠定了基礎，要知道建國之初，中國并沒有可觀的工業基礎，經過二十八年的高速工業化，我們才成功地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工農業的比例倒過來了，工商業占國民經濟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便十年文革時期，我國工業發展的速度也在10%以上，上海在文革時期，每年增長的產值相當于一個解放前的舊上海，從1952到1976年，鋼鐵產量從一百四十萬噸增長到三千一百八十萬噸，煤的產量從六千六百萬噸增長到六億一千七百萬噸，水泥從三百萬噸增長到了六千五百萬噸，原油的產量從幾乎空白增長到一億零四百萬噸，我們的軍事科技有了飛速發展，自力更生研制了二彈一箭，建立起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在交通方面完成了一百多萬公里的公路，二萬多公里的鐵路，在文教衛生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正是這個基礎為后三十年的闊步前進提供了充分而又廣闊的條件，而且這些成就都是在國際環境惡劣，通過自力更生節衣縮食的條件下實現的。所以我們講后三十年經濟飛躍發展時，不能忘記前三十年經濟建設留下的社會經濟基礎。

從我身旁經歷過的六十年看，歷史也是難以切割的。這六十年我的生活都沒有離開過復旦大學，五零年全國第一次統一高考，我被復旦歷史系錄取了，我背著行李踏進復旦的老校門，那時我們生活學習的場所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它的校區只是現在西邊一小塊地方。那時歷史系的辦公室只有700號二樓很小的兩間，一間是學生的閱覽室，另一間是教師的會議室。那時的學校建筑只有登輝堂等少數幾幢樓，這些建筑現在還在發揮作用，學生和教工的宿舍還是日本人統治時期空軍的營房，這些建筑迄今還在使用著。以后經過院系調整，學校教師隊伍在規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五八年大躍進時，學校建立了一大批教學樓和理科的實驗室，規模最大的是物理樓，這些建筑大部分都還在使用，造了大規模的學生宿舍，學校規模進一步擴大了，現在這個大校門也是大躍進時建的啊！即便在文革十年，學校在專業設置上也有不小的發展，培養的工農兵學員畢業以后，也在各自的崗位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現在學校的教學骨干還都是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教師。改革開放以后，學校更得到了飛躍的發展，如光華樓那樣的高層建筑代表了這個時期的發展，大量教學樓與學生宿舍都是這個時期蓋起來的，學校的規模擴大了。今天的一切都是前天和昨天發展過來的，正如吃餅那樣，人吃了第五塊餅才吃飽肚子，總不能說只有第五個餅是真的吃的，把前面四個餅便忘得一干二凈。

從我居住的環境看也是這樣，那個房子還是日偽時期中國工人給日本軍人蓋的，是校官們的宿舍，記得五零年時周谷城住在那兒，后來是黨委書記王零及王中教授都先后住過，六九年按家庭人口，給我使用了，我住的地方基本格局還沒有大的變動，都還是日本式的移門，那時的地板，有移門的壁櫥，門窗幾十年來沒有更換過，一切都保持原狀。我門口的大柳樹是建國初栽的，現在一個人抱不住，后門二棵大榆樹是日偽時期留下迄今快一百年了，那些梧桐樹與水杉是大躍進時期栽的，屋旁的兩排六層樓房是文革時期建的，前人栽樹，才有我這個后人乘涼。從宏觀到微觀都說明不能割斷歷史。

所以我很贊成《瞭望》刊登的權威人士談的要堅持“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要看到后三十年巨大的發展和變化，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要想到沒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也不會有后三十年這么快的發展。全面地科學地歷史地對待這六十年，這是我們紀念共和國六十年的基本前提。然而這“兩個不能否定”不應該是一個籠統的，應該具體地闡明這兩個三十年的歷史，應該如何看待。我深信這個結論對現實和未來都是有利的，對歷史也是一個合理的結論，希望在思考、研究、討論中使真理越辯越明，不是靠權力，而是靠真理服人。

在九十年代末我曾與金沖及先生私底下討論過，如果沿著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學習蘇聯經驗的路走下去，沒有大躍進在建設問題上探索如何走自己的道路、沒有中蘇的論戰、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在中蘇之間筑起一道防火墻、沒有及時調整國際格局，結束冷戰，把對外政策從兩極向多極轉變，也許我們很難擋住九十年代初那一場蘇東劇變；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會不會有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今天，那就很難說了。也許我們又會淪于辛亥革命后軍閥割據，甚至出現國家分裂的悲慘局面，這決不是我的危言聳聽，因為這正是國際國內敵對勢力所希望看到的，只是他們還不能把這種罪惡的圖謀付諸實現罷了。前一段時期，我們有些人存在著非常糊涂的思想，中央黨校個別博士生導師和他的博士生，他們把我們的改革開放與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變革相類比，似乎我們正在做他們在蘇聯做的一切，為此我寫了一篇題為《赫魯曉夫真是我們改革開放的啟蒙老師嗎？》，對這種觀點做了駁斥，因為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和蘇共所推行的是一條亡黨亡國之路，我們能重走他們曾走過的那條死路嗎？如果到俄羅斯去過，可能看到那里的許多平民百姓還在懷念列寧、斯大林呢！只有少數壟斷巨頭和權貴們才是這場變革的受益者。另外，對于那些受蘇聯劇變等多米諾效應影響的東歐各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居民而言，他們對生活的總體滿意度是在下降的。這些國家在過渡期中都迷失了方向，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他們又是重災區，相比較而言，我們還是幸運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可千萬要警惕啊！決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

所以從這個大局出發，我們不能割斷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對歷史就是要歷史地分析。搞歷史研究，講歷史，必須遵循歷史主義的原則，具體地歷史地分析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歷史過程，事物總有它內外因素的作用及其長遠的影響。所以任何割斷歷史的意圖，實際上都是非常盲目的。

閑話六十年間二三事（中）

金先生還講到這些年來，有一些刊物實際上在有意無意地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前三十年，無非就是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整了一批人又一批人，好像沒有做什么好事。對此，我也深有同感。他們講的也是事實，建國前三十年，確實也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還整了一批又一批人，至于沒有做一件好事，那就不能如此說了。

運動本來是物質存在的一種形式，在自然界是如此，在社會生活中，它是社會存在的一種狀態。這一切都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地存在著。它在自然界是如此，在人的生命過程中是如此，在社會生活中也是如此，即便在宇宙的黑洞中也有運動，運動是一切物質存在的本質和形式，生命就是運動，運動也是社會存在的本性，沒有運動那就一片死寂了。當然，開展社會政治運動，要符合事物的客觀規律，要掌握和引導好社會政治運動，一定要恰如其分，過頭了，不僅害人、坑人，還會把人整死，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搞過頭的地方，也確實坑了不少人，前三十年這方面的教訓確實不少。

關于怎樣看待政治運動的問題，在這里先放一放，我想先討論一下人治和法治的問題，然后再回過頭來議論它。現在人們都強調法治，強調制度建設，批判過去所謂的人治。過去的人治也是一定歷史時期特定條件下形成的，是特定人際關系的產物，是長期戰爭的經歷中形成的，是對領袖的一種信賴，這種信賴是建立在過去領袖不斷引導群眾取得勝利和成績，以及領袖個人良好品質的基礎上，同時他作為領袖也能平衡方方面面的人際關系。所以在那個時期，人們往往以追隨某個人來劃線，一旦領袖去世，原來人際關系的平衡被打破了，要經過動蕩，傾軋，在斗爭中形成新的平衡關系，才能有新的領軍人物來取代原來的人際關系，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袖，到以鄧小平為領袖的轉變過程，那就是人治條件下，社會運動的一個歷史過程，在新的條件下，方方面面的人際關系出現一個新的平衡，這個平衡與新的領袖與方方面面的人際關系之歷史姻緣有著密切的關系，也在領袖如何在利益問題上平衡方方面面關系，并能在政治和經濟各個方面開創新的局面，他自然就能成為當時人們公認的領袖，或者領軍人物。這是自然形成的一個歷史過程，也是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

然而這樣的相互關系不可能是恒定的，一個是客觀形勢在變化，人總會有認識落后于形勢的時候，不可能永遠地洞察一切，所以在形勢變化時，領導集體的內部總會在認識上發生這樣那樣的分歧，難免會有各種失誤，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但是人有理性認識的一面，還有情緒化的一面，當這種分歧引起領導人之間情緒化的對立時，難免有種種過當的沖突，一旦出現這種現象，往往會處置過當，采取一派壓倒另一派的方法，往往會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處置自己的對立面，弄不好會打擊一大片，傷筋動骨，這種教訓我是親眼目睹并親身經歷的過來人，為了吸取歷史教訓，才強調制度建設，企圖以法治來糾正人治的偏頗，記得鄧小平曾經說過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受到限制。

其實法治與人治是很難完全割裂開來的。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法治屬于制度層面如何規范人的行為，人治是操作層面如何處理好人際關系，兩者互為依存。所謂法律條文、體制都是人們相互活動過程中由慣例逐漸沉淀形成為條令和文字的，它的執行要靠人去做的啊！沒有人去貫徹執行，不管是多么嚴密而科學的制度或者法律條文，都只能是紙面上的東西，所以人還得自覺地接受道德的自我約束，并遵守社會紀律。此外還得有人來管束那些不守法律、不守社會制度和紀律的人，這種管束還包括輿論和人民群眾的監督。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忘掉了道德的約束，這種人也得有眾人來管。公檢法那些機構說起來是管制度，管法律，其實還是管人，管那些不守紀律制度的人，管那些犯法的人，用刑法來管束和懲罰他們。然而那些管人的人，也得要有人來管，黨要管干部，干部便是管人的人。如果管不好那些管人的干部，特別如公檢法那些具體執行法律制度的人，那么所有的條文都只能是紙面上的空文。如果公檢法的執法人員都在貪污腐敗，又怎么能制止住社會上的貪污腐敗行為呢？所以一切有權力的人，自身都要受到約束，連美國的總統都講自己是關在籠子里的人，那是為了約束他濫用權力，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方面我們遠遠不如人家。當今中國所講的法制建設，其實也還是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法治和人治這兩種治國治社會的辦法都同時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政治上有執掌行政和司法權的人并不在意行政也必須依法去行，我們不是經常可以看到某個小單位或部門的頭兒腦兒就任憑他一句雷語頂幾十句地去濫用手中的權力，往往由此而造成群體性的不滿情緒泛濫。法治同人治，憲大抑或權大，是一對矛盾，而制訂了法律，但執法者的不全遵法行事，可松可緊，時嚴時懈之類，甚至任意解釋，不順即止之類，純系非法行為，這是有罪的。這些東西就無涉“人治”問題。至于那些可自定年薪六千六百萬的央企老總們的事，于法是完全遵守的，法之外是該輔之以德，以德立己立人，此外還是必須輔之以自律的個人政治覺悟，申請入黨，做國家的公務員，究竟是為了奉獻還是謀取個人的私利，這樣一個起碼的為人道理，許多黨員和干部都還沒有處理好，何談其他。這一切，該如何摸一塊塊大石頭或一堆堆小石頭去過河，誰也說不清楚。如此，所謂與極權孿生的制度性的根本腐敗，而無相對應的抵制機制，只是一個個個案地查此查彼，殺一百只雞又嚇得了一萬只連看都不看一眼的那偌眾一群猴子嗎？若針對性不強，空有力度的一段段逐段加強，君不見前腐后繼的大勢，愈演愈烈，這還值得人們奇怪嗎？

戰國時期的韓非子就主張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法是什么？法是指法律條文、制度規章，現在我們的法制還很不完善，已有的法律條文也得不到認真的貫徹執行，權力還不受法的管束。

術是如何管好人，管人要有一套方法和謀略，管不好人，領導不能服眾，那怎么管得好一個單位或者部門呢？做領導就要會識別人，會用人，可不是誰給我錢，就給誰封官，這樣是不可能在群眾中有威信的。管好人，處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際關系，那可需要有一套方法。有的人簡單化地把它稱之為權謀而鄙棄它，這樣的認識顯然是不夠正確的。毛那時要管好那么龐大的國家，而且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爛攤子，手下的功臣宿將們又都是一時的梟雄和豪杰，沒有一套好的領導方法能行嗎？要領導好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懂一點領導方法，也就是“術”是不行的。

再說勢，勢就是形勢，過去領導做報告，講到底還是分析形勢，提出任務這兩條吧，勢就是觀察事物客觀存在的狀態和趨勢。水要從高處向低處流淌，那就是勢，水的落差大小便是勢能的大小，做事都要順勢而為，才能事半功倍，這是最淺顯的道理。筑壩攔水造成水很大的落差，利用水的勢能使它能推動水輪機轉動而發電，這就是利用勢。當然利用不好，或者過了也有副作用，用水發電，處理不好便會破壞生態環境，結果可能失大于得，在金沙江上游搞梯級電站便是一個大問題，所以在如何造勢的問題上大有講究。筑壩攔水發電，是利用了“勢”；但“勢”之所以能被利用，肯定還有一個一時沒弄清楚的反利用存在著，它是“反勢”，它也可以說是惡之果，其能量基本上同利用所得的利相當，有時候更可能稍大一點。在社會生活中也有勢，那就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愿望和他們集體的行動；通過輿論可以造勢，付之實踐，達到一定的所預期之效果的過程，這就是運動。勢的問題，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都能隨處可見，比如現在很多人都在買賣股票，股市上的交易也要看勢，看市場的趨勢，如果是向上的，你順勢而去，便賺了，如果走勢是向下的那你趕緊得止損出局，以避滅頂之災。這種勢是客觀存在的，關鍵就在于你能不能正確地判斷它的走勢，能順勢而為的便能成為英雄，時勢造英雄嘛！那么什么是決定趨勢的方向呢？在股票市場叫作人氣，人氣聚時，它漲得瘋狂，人氣散時它跌得也瘋狂。什么是人氣呢？那就是股民們的集體行動，又是什么決定股民們的集體行動，那就是他們對未來利益的預期，這個預期可以建立在實實在在的社會生產發展和人民需求增長的基礎上，也可以通過輿論制造泡沫，也可能是少數莊家人為的操縱行為，這就形成了泡沫，泡沫吹大了就要破滅，其后有多少人會陷入滅頂之災。在社會政治運動中，也有用勢的問題，在用勢這方面結果的好壞，往往與領導者的判斷是否正確，是否出于公心，是否有巧妙的藝術有關，處理不好，還會造成社會的動蕩，所以用勢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社會政治運動中一種特有的現象，如何去應用它，而且也只有在實踐中去努力去學，才可能學會它，正如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那樣。

社會政治運動無非是通過運動的形式以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說到底，它是各個利益集團，為了各自的利益，在政治上的互相較量，這種較量可以是思想理論上的各自表達，也可以通過社會活動，即各自的政治派別組織，通過一定的集會，社會示威來表達和實現自己的主張，它們玩的便是民意的趨勢，誰玩得好，玩得巧，便占優勢，從而達到一派組織民眾壓倒另一派，看誰的主張更能為民眾所接受。這樣的政治運動，在西方社會中，我們可以經常看到，他們的競選活動，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運動。當然在政治主張激烈的沖突無法求得平衡時，也可以表現為軍事的形式，那就是國內戰爭。軍事活動也是社會政治運動最極端的一種表現形式！在戰爭中的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都是軍事運動的一種形式，《孫子》兵法中的第五篇，講的便是勢，孫子說：“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還說戰爭雙方的“勇怯，勢也；”，“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所以一個優秀的指戰員，要看得清楚勢，要會用勢，還會造勢為自己用，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

所謂政治運動，也就是一些政治家們在政治斗爭中善于用勢和造勢，以非常巧妙的技巧，使自己以壓倒優勢戰勝自己意想中的政敵，這樣做，有時可以用力少而收益大，如果判斷失誤，方法不當，也可能傷筋動骨，既傷了朋友和同志，也傷害了自己。現在人們常言不再搞“運動”了，那是因為歷次政治運動中，失誤太多，代價太大。其實搞不搞運動，也是相對的，目前頻發的群體性事件，實際上也是一種自發的社會政治運動；另一方面，黨領導的突擊性的社會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嚴打還不是運動嘛，弄不好它同樣會錯傷甚至錯殺人的。

法、術、勢三者是緊密相聯系的，法屬于制度層面，術與勢屬于操作層面，這三者缺一不可。前三十年，制度層面缺少系統的關注，過多地偏重于術和勢；后三十年加強法制的建設，這當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還是需要足夠的領導藝術來保障它的實施，故仍得關注術和勢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閑話六十年間二三事（下）

毛澤東同志講過“分析好大有益”，我們今天對前三十年的運動必須抱著分析的態度。對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不要簡單地一刀切，唯有如此，才能正確客觀地對待建國初三十年的歷史。有的運動還是代價甚小收效甚大，比如農村的土地改革運動，迫于當時的形勢，不如此便不能動員廣大的農民來支援解放戰爭，才能迅速地取得革命的勝利。當然土改運動，有錯殺枉殺甚至個別地方出現濫殺人的現象，但是并不如有些人渲染得那么嚴重。又如建國初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和機關的肅反運動，當時為了鞏固政權，穩定社會秩序，必需要這樣做，當然也付出了很大代價，反胡風就完全搞錯了。這兩個運動都有一個殺人的問題，確實有人不該殺，殺錯了，也有不少人可殺也可不殺，在中央直接控制下，如戰犯們一個也沒有殺，在地方上就很難說了，在這方面要吸取教訓。在處理人的問題上，不能急匆匆地趕運動，要慎重地一個一個處理。又如建國初的三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采取大張旗鼓大造聲勢放手發動群眾，檢舉揭發的辦法，實際處理的人很少，收效很大，其后二、三十年的社會風氣始終是那么簡樸，在中央只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高級干部，那樣在中高級干部中幾十年沒有出現嚴重貪污腐敗的問題。近十年來，落馬的省部級官員有一百余人，判死刑立即執行的也不少了，為什么官員們還是前赴后繼地貪污腐化，因為缺少大張旗鼓社會群眾運動的那股威勢，這股威勢便是廣泛的群眾性的對我們干部隊伍的監督。殺劉青山、張子善時，是與整個三反運動結合在一起，殺人少而效果大，而且其成果持續時間長。當然在地方上執行時也有錯殺的，那時上海的五反運動，就殺了一個商人王康年，因為他賣假藥給志愿軍，這下子民憤大了，不得不殺，后來張春橋對我說過，那時柯慶施講王康年可以不殺，如果放一段時間再處理，冷靜地想一下，他罪不至于死啊！總之前三十年社會風氣正，黃、賭、毒的風氣始終抬不起頭，這不能不歸功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如果從各個單位開展三反運動看，有沒有冤枉過一些同志和好人呢？那當然有，我在“三反”時，曾經在復旦大學擔任過打虎隊長，我查的那個嫌疑人，經查證后沒有什么大問題，也就平反了。所以那時確實有過搞錯了的，最后定案時還是實事求是地一個一個甄別平反了嘛。我記得那時復旦大學最大的貪污嫌疑犯是保健科長李偉民，因為他經手藥品的進出，他上了登輝堂在打虎大會上挨斗。但事后查證，他沒有什么大的問題，也就平反了，他一直活到九十幾歲，有人推著他坐輪椅車出來，我們相見時，還雙雙問好，互祝健康呢。從復旦大學的情況講，由于有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那場群眾運動的聲勢，有群眾性和廣泛的輿論監督，它壓住了貪腐的風氣，那時我們開會，鋼筆的墨水沒有了，吸一點公家的藍墨水也要先給主持會議的人打一聲招呼呢！現在的風氣則是對公家的東西不用白不用。在干部中也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說法，大家都以沾公家的便宜為榮，在一般群眾心目中，是非榮辱的觀念被顛倒了。所以那時的運動即便有錯，但與那個運動整體的影響還是有區別的，不能因個別或者部分有錯而否定整體。

反之有的運動從整體上講失大于得，如大躍進，由于瞎指揮，高指標，說假話，大亂了農業生產的正常秩序，餓死了人，那就不能再搞了。毛口頭上不承認大躍進的失敗，但大躍進失敗以后，實際上他是痛定思痛的。我在文革十年中，沒有聽到過他老人家重提大躍進的事。毛發動大躍進，想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來指揮生產，想盡快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提趕超英美的口號，想擺脫蘇聯的經濟模式，這些用心并不壞，但他太急功好利了，經過幾年實踐下來證明此路不通，他心頭是認賬的，這個失敗換來的教訓，同樣是非常珍貴的。然而就大躍進本身的教訓而言，也不能全由毛一個人來負責，放衛星，弄虛作假那種浮夸的做法，與一些地方干部有關，如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都有責任，高征收也是那里搞得兇，那幾個地方餓死的人也最多。一九五八年時，毛派了田家英，戚本禹去四川蹲點，同樣的方法，畝產只有三百斤，而李井泉報了二千多斤，為此毛還與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辯論過，事實上還是毛首先在鄭州會議上提出糾正大躍進中過左的做法。所以在重新認識這些問題時，我們應該抱著客觀而又公正的態度，不能主觀主義地把問題推向極端，借以宣泄自己對毛個人的不滿情緒。

前三十年時期，農村基層干部比較良好的風氣不能不歸功于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便是這一場社教運動也有一些過左的做法，劉少奇指導王光美搞的桃園經驗現在看來還是偏左了一點，六五年我還去橫沙島的一個生產大隊負責過一期四清運動，我沒有整過一個干部，但是讓貧下中農訴訴苦，吐一點怨氣，對端正干部的作風，健全大隊的管理制度還是有益的。所以雖然運動是有缺點和問題的，整了一些不該整的人，至于從運動的整體上講，收益大于損失，經過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改善了干部和群眾關系，多數人的心情是舒暢的，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有所提高，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文革十年中國的許多城市處于動蕩不定的狀態，工業生產受到影響，個別城市工業生產處于停滯狀態，但農村的農業生產應該說是基本穩定的，其中就有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份功勞吧！至于反右和文革運動的問題就更大一些了，不僅有整人的面太寬，時間持續太長的問題，其中既有決策層面上的問題，也有執行和操作層面上的問題，也有一些是屬于群體性的非理性化的極端行為，從某些方面看也許是失大于得，即便如此但也不能因噎廢食，而否定所有的政治運動。即便反右運動，也是鄧小平同志親自指揮的，到了下面是有不少打擊面太寬，傷了不少好同志的現象，比如把一些對黨組織善意的正確的批評意見也當作右派言論來批，給人帶右派的帽子，長時期的歧視，這些都是錯誤的。但即便如此對所以會反右，在當時還有國際國內的各種復雜因素，我們還得要具體分析。搞錯了當然應該平反，錯一個平反一個。現在一風吹了，也應該嘛！再說政治運動中的各種錯誤也應該具體分析，各有各的賬，不能讓毛一個人背這個黑鍋。因為決策和執行操作是兩個不同的層面，如文革的失敗，既有決策上的失誤，如對國內形勢的估計過于嚴重，對前十七年工作中的錯誤估計過于嚴重，對干部隊伍的問題估計過于嚴重，當運動出現地方行政癱瘓，局面失控的情況時，匆忙決定各個省市全面奪權，于是各地都進入權力再分配，結果使整個局面處于進一步失控的狀態；這里也有屬于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在權力再分配時，人的私心大爆發，在新老干部隊伍中都有思想不純的問題，如鬧派性、打派仗的問題泛濫成災，所以后來才提出“斗私批修”的口號。實際上這是在操作層面上進一步加深了問題的嚴重性，這是與干部是否出于公心，及其素質的狀況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有的是領導干部為轉移視線，轉移斗爭方向，把矛頭指向群眾，想重演反右斗爭的錯誤；有的是為了排斥異己，搞打擊報復；有的是干部作風簡單粗暴，對下面的同志只是壓服而不是說服，因而錯傷了許多革命群眾和好同志，這事各有各的賬，能把這一切也都怪在中央的決策上嗎？文化大革命中所欠的賬，在追究責任上，應宜粗不宜細；但從總結歷史教訓上講，那應該是宜細不宜粗，那樣才能幫助大家吸取教訓。只有好好分析，才能大家受益，才能不重犯過去那種錯誤，干群之間才能一笑泯恩仇，才能促使大家在祖國大家庭中團結一致。我不喜歡武俠小說中那種成天叫嚷復仇的冤冤相報。否則的話，一些品質惡劣的人還會故伎重演，還會破壞大家今天團結和睦的氛圍。當然，品質惡劣的人代代皆有，總會尋找故伎重演的機會，但有了認識，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比沒有這個認識，沒有思想準備要好得多。

總之，對建國初三十年的歷史，應該客觀地歷史地去分析它，應該看到它的基本面是好的，是向上的。鄧小平便曾說過建國后的三十年，“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是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還說建國后的三十年“成績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說都是成功的。”當然是有問題、有失誤、有非常慘痛的教訓，對于成功和失敗我們都要客觀公正地看。

回顧建黨以來八十八年，以建國之前的二十八年講，我們也經歷過失敗，之后才取得成功。建黨初是第三國際領導我們黨，斯大林在指揮我們黨，開始時犯右傾錯誤，后來犯左傾的錯誤，那時掌握領導權的是留蘇回來的同志，他們照抄照搬蘇聯的經驗搞城市暴動，南昌起義以后想去廣州立足，張太雷領導下搞廣州暴動，都是為了有一個大的港口城市，可以接受蘇聯的援助，結果都失敗了。后來在蘇區是德國人李德在指揮軍隊，照搬正規化的戰爭條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才不得不長征，遵義會議以后，才由土生土長的毛澤東同志來領導軍隊，指揮戰爭。延安整風反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才從思想上解決了認識上的問題。那些犯過錯誤的同志，是思想路線錯誤，從作為革命者這一點上講他們還是我們的好同志，是中華民族的有功之臣，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的功績，雖然他們做過錯事，但也為中國革命做出了犧牲；挫折、失敗也是財富，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

建國以后整個黨的歷史也是如此，我們取得很大的成績，但也經歷過失敗和挫折。它像一個孩子成長的過程一樣，他總是在不斷犯錯誤，糾正錯誤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甚至犯一些后人看來非常幼稚的錯誤，造成一些損失是很難避免的，而且許多犯過錯誤的同志出發點還是好的，但方法不對，對形勢的認識出現錯誤，因此傷害了許多同志和知識分子，說到底，它畢竟是思想政治路線上的錯誤。一旦當大家認識到這些失敗的教訓和挫折時，它就是黨的財富了；說清楚其中的道理，我們就不會再重犯那樣的錯誤了。我們在取得成績、取得成功的時候，也要警惕驕傲，因為驕者必敗。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要看到形勢嚴峻的一面，有許多老問題依然存在，立意好的決策和制度建設，到了操作層面往往走樣，那是因為部門與部門之間利益有差異，各地都有地方利益的問題，干部的素質和水平不一樣。從我曾長期工作的高等教育部門看，比如高考加分的制度，立意并不壞，但在實踐中加分的政策被異化了，如紹興一中高考加分的73人中，有49名官員子女與企業老總名列其中，這往往成為滋生腐敗的土壤；有的制度設計，如高考制度，經過許多年的實踐，如一考定終身的弊端日漸顯現，它使我們整個教育體系演化成應試教育，這個害處就很大了，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長和培養。此外，如在經濟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本來是事物發展的自然現象，任何東西的變化，總有先后，但實施的結果，是財富最終相對集中到一部分高干子女身上，被人們作為拉開貧富差距的案例，這可不是一件好事，它會使黨從根本上脫離群眾。記得鄧小平曾經對其弟鄧墾說過，“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同時他還說到，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據有的報刊披露，截止2006年3月底，內地個人財富超過億元的有3220人，而高干子女占了總人數的91%，即2932人（見今年七月六日的《西安晚報》、七月十七日的《作家文摘》），財富如此高度地向少數人特別是向高干子女身上集中，這實實在在是一個包袱，對人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日后我們也許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在7月21日《作家文摘》的人物欄，我又看到一篇題為《中國紅色第三代的非政治人生》的報道，這個報道是摘自《看天下》今年十七期，它介紹了共和國功勛的第三代經商的一群女孩子，她們有的在海外長大，現在一身珠光寶氣，完全貴族化了，資本化了，看不到一點平民化的勞動本色，也缺少一點知識分子的氣息，生活得那么張揚而招搖，究竟該怎樣看待這種社會現象呢？我不知道這樣的狀況是否符合五十年代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所寄予希望的第三代，我從這些第三代身上感到最缺乏的是那種他們祖輩當年的革命者的那種氣概。他們的祖輩有的人在早年也曾有過非常優裕的生活條件，但是他們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革命道路。在他們第三代身上出現“非政治”的人生，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人生呢？當然，人生的道路，各人有選擇的自由，對個人財富的積累我們應有一個正確的態度。而百姓們則抱著非常善良的愿望，希望從她們身上看到其先輩光榮的革命傳統，故她們的人生道路就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問題了，當然高干的第三代，并非盡是如此，也有非同尋常的。我想對比一下，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新民晚報》登載的周恩來對自己四個侄兒、侄女，嚴格要求他們到部隊去像普通老百姓一樣服兵役，并且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鍛煉，這是值得我們景仰的。

從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看，只要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繼續日益嚴重下去，因為富人的需求畢竟有限，大多數人有改善生活或消費的需求，卻缺少相應的財力，那么我們就很難調動國內需求來拉動經濟發展，它還會加劇官民之間、貧富之間的矛盾；群眾中那種仇官、仇富的心理，正是這個矛盾在心理層面上的反映。如果貪腐之風得不到抑制，還會使我們縣以下到鄉鎮和村的政權出現半癱瘓或癱瘓狀態；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群體性事件的頻率上升，正是這類矛盾的表現。目前對社會穩定威脅最大的還不是前三十年的失誤所遺留下來的認識問題，因為那些已是過去的歷史問題，是認識上的問題。威脅最大的是后三十年積累的種種政治弊端及其所敗壞的社會風氣，正是這些問題敗壞著黨的威信，在民眾中積累著種種怨恨，也許正視后三十年所積累的問題現在更為迫切。

記得蘇聯建國六十周年時，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勃列日涅夫當家的時候，正是蘇聯國力最強大的時候，但也是各種社會矛盾逐漸積累和發展的時期，到了九十年代，出了如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的敗家子當家，從此蘇聯與蘇共便垮了。今年是我們建國六十周年了，在大好形勢下，我們還是要不忘記“生于憂患”這個古老的中國歷史傳統，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希望由先輩們用鮮血染紅的旗幟能永不變色，希望先輩們革命建立起來的事業能代代相傳。個人的得失和委屈，怎么說也是微不足道的。發幾句牢騷，也不足為奇，但總得向前看吧，還是一句老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記得宋人張元干的《賀新郎·夢繞神州路》中有那么兩句：“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意謂我們應該放眼天下，胸懷古往今來所以興亡的國家大事，可不能為兒女之間那些私人的恩恩怨怨說個沒完沒了啊！所以民族和國家的前途才是最根本的。要懂得上個世紀初，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所遭遇的是千古未遇的劇變，我們遭遇了那么多災難，經歷過那么多失敗和曲折，能夠最終走到今天這一步，確實來之不易。千萬別自輕自賤和自暴自棄，要懂得它的珍貴，努力愛惜它，維護它，使它長盛不衰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讓我們的子子孫孫，在全世界人們面前永遠感到做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和受人尊敬的。至于個人的任何遭際，我永遠無怨無悔，對祖國、對黨、對人民我仍然充滿著期待。

還有，那些關于易幟的主張是一個餿主意，要懂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道理。個別人及海外某些作家那些別有用心地通過把毛妖魔化以達到倒旗的目的的著作說的都是混賬話，揭瘡疤當然可以，至于為什么要去揭瘡疤，那就有一個態度問題，是為了治病救人，還是為了把人置之死地，這可有天壤之別，對那種要把中國共產黨往死路上趕的事，我們還得保持警惕。與之相反我們反省自己過去和現在的失誤，則是為了進一步高舉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凱歌前行。

海外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否定前三十年那股思潮作起始，然而他們否定前三十年也是為了從后三十年打開一些口子來進一步否定后三十年，否定毛最后是否定鄧，并完全否定中國共產黨前二十八年的革命歷史，從而把二十世紀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說成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發生的一場暴力運動的罪惡歷史。以此為契機，他們希望中國共產黨拱手讓出手中的權力，自動垮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一起垮臺，希望中國也來一場顏色革命，搞一次徹徹底底的改朝換代，這樣中國可以如蘇聯一樣四分五裂。他們也希望把藏獨、東突請回來，把民運人士和法輪功都請回來，人為地培植一個適合他們需要的反對派，從而把整個中國大地弄一個天翻地覆，最后在中原出現地方割據，逼迫中央政權出現分裂，最終促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解體，使整個國家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整個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這樣那些敵對勢力既可以分而治之更可以趁亂有所圖謀。我希望這一切，只能是海外敵對勢力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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