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黨改組后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二）

二  國民黨改組后的基層組織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1924年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影響20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兩個重大事件，而這兩者均是“以俄為師”的結果。不過，1924年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并非“全盤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即孫在堅持其三民主義的前提下，所借鑒的只是蘇俄的“辦黨”方法和建軍經驗。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薄耙驗橐獙W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的成見，誠意去學他的方法”[34]?！皬那霸谌毡荆m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F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范，雖不能完全仿效其辦法，也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35]。 

孫意甚顯，主要從組織技術層面學習蘇俄“辦黨”的方法。在孫中山看來，俄國革命黨人的共產主義并無什么優長新奇之處，他的三民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具有包容性，更適合中國國情。1924年元旦上?！睹駠請蟆钒l行“中國國民黨改組號”增刊，內中聲明：“從同盟會起幾次改組，名稱變更，‘三民’、‘五權’的總口號始終未變。這次雖然一度改組，只是中國國民黨的事務機關的改組，不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的更張”[36]。也就是說，孫學習蘇俄的內容有明確的限定，即主要限定在黨務組織層面上，亦即以三民主義為體，以俄共組織為用。這一點，從國民黨改組之初所發表的“辟謠”聲明，也可得到應證。1924年2月間，香港報紙稱，國民黨巳被“赤化”。對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辟謠通告，鄭重申言：“國民黨之本體不變，主義不變，政綱之原則不變。此次改組，乃改黨之組織，采用俄國委員制”[37]。在“三不變”的前提下學習蘇俄的“辦黨”經驗，基本上是符合孫中山改組初期的思想的。 

在黨務組織層面上，國民黨是如何學習和借鑒俄共的？仍有必要作深入考察。黨章是一個政黨的最高的組織法規，是一個政黨賴以運作的基本組織法則。自同盟會以來，國民黨曾多次更易黨章[38]。但自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中國國民黨總章》以后，國民黨的黨章基本定型。其后數十年間，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只作修訂，未再重頒[39]。因此，1924年的國民黨黨章在國民黨歷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創制性的意義。通過對1924年國民黨“一大”制訂的《中國國民黨總章》的文本進行考察[40]，發現其最初的藍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國代表會議頒發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41]。該章程是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以來所制訂的第一個黨章。俄共章程分12章66條，國民黨總章分13章86條，內容均由黨員、黨的組織機構、中央黨部、地方黨部、基層組織、黨的紀律、經費、黨團等幾個主要部分組成，其基本結構非常相似，大部分條文幾乎雷同。如黨的組織系統，俄共建立了一套從中央至地方與國家行政區劃體制相并行的層級機構，國民黨亦仿行建立[42]。   

    列寧主義政黨與一般政黨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一般政黨組織很難既緊密又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要么嚴密如同黑社會，難以成為一個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動員型政黨；要么如西方議會政黨那樣強調群眾規模，則又往往缺乏嚴密的組織內聚力。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特色則在于它既能維持嚴密的組織內聚力，同時又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而其組織訣竅則在于建立籠罩每一個黨員的基層組織。這是列寧主義政黨在組織結構上與西方議會政黨的基本差別，也是此次國民黨著力改組的重點。列寧主義政黨不是由獨立散漫的個體成員組成，它是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細胞。俄共黨章規定“黨支部是黨組織的基礎”。國民黨仿照設立“區分部”，規定“區分部為本黨基本組織”。“支部”和“區分部”，均是以黨員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區域來劃分。這種基層細胞的特點，一在于它對每個黨員個體的籠罩性，每個黨員必須是某個“支部”或“區分部”的成員，連黨魁也不例外；二在于它對每個黨員個體的平等性，如以地域劃分的某個區分部里，屬于同一區域的不同職業和不同級別的黨員一起出席區分部會議，如孫中山住在甲區，即屬于甲區的某區分部，逢區分部開會，便得以黨員資格，和同一區中的花匠、司機一樣列席；三在于它對每個黨員個體的凝聚性，在同一區分部里，黨員之間一起開會，經常活動，交流思想，共同行動，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監督，使每個黨員對黨形成凝聚性和向心力，維系每個黨員對黨的意識形態的認同；四在于它深入民間的滲透性，一方面“使國民黨得盡力于民間”，另一方面，通過基層組織考察吸收新黨員，可以確保黨組織的群眾性和嚴密性。

西方議會政黨一般僅有高懸在上的上層機構和遍布各方的散漫的黨員，對黨員沒有太多的約束，一般只要求擁護黨的政治主張，黨員入黨脫黨均很容易，入黨只須履行簡單的登記手續，甚至不履行任何手續。這些政黨沒有類似的具有籠罩性、平等性、凝聚性和滲透性的基層組織。國民黨在改組以前，也只有上層組織，沒有基層細胞。掛名黨籍的黨員號稱有20余萬，“然按之實際，則除冊籍載有姓名者外，……毫無活動，衡量黨力，更屬微渺”[43]。黨員之間因缺乏基層組織相互聯絡，散漫游離如同一盤散沙。 

從興中會、同盟會一直到1924年國民黨改組前，國民黨的活動基地和黨員基礎，主要建立在海外。據1923年前后的粗略統計，國民黨共有黨員20余萬，其中國內黨員不到5萬；組織機構共計400余處，亦絕大多數設于海外；國內除廣州、湖南設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區既無正式的組織機構，亦無顯著的活動成績可言[44]。國民黨改組前在國內的組織基礎非常脆弱，與國內普通民眾幾乎不生關系。

1924年改組后，國民黨逐漸建立了從中央黨部、省黨部、縣黨部至區黨部、區分部的各級組織。1926年10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國民黨在全國約90％的省區和25％的縣份分別建立了省級和縣級黨組織[45]；國民黨黨員人數增至54．4萬余人，其中國內黨員約占82％，海外黨員約占18％[46]。顯然，在改組以后兩年多的時間里，國民黨由一個偏偶海外的狹隘組織，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以國內民眾為基礎的動員型政黨。

北伐開始后，隨著國民黨武力的迅猛推進和民眾運動氣勢如虹的發展，國民黨的勢力范圍由珠江流域迅速擴展到長江流域，國民黨黨務組織的發展亦如風起云從，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國民黨黨員人數號稱100萬以上[47]。這是當時概略的估計。據這個時期廣東、江蘇、上海、長沙等幾個省市黨員人數的增長率推測，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間，國民黨黨勢確實得到了驚人的擴張（見附表）。到1927年4月，僅廣東、江蘇、上海、長沙4省市的黨員人數總計已達47萬余人。以此推測，全國國民黨黨員100萬之數當非虛夸。這一數字是1924年改組前國民黨黨員人數的5倍，大約相當于19世紀中國鄉紳的總數。 

 北伐期間部分省市國民黨黨員人數及增長率

　　資料來源：①上海市通志館編?。骸渡虾Ｊ心觇b》（上），1936年，第E30－31頁；②趙如珩編：《江蘇省鑒》（上），1934年，南京，第55頁；③《長沙市之黨員統計》，1929年1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④李云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第101頁；⑤陳季博：《一年來廣東之黨務》，1929年1月1日廣州《民國日報》。 

黨員人數的多寡，是衡量一個政黨組織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但政黨組織實力的充分發揮，還有賴于其內部組織結構的嚴密性、協調性及其實際運作的良好與否。否則如民初之際的國民黨，人數雖多達300萬之眾，實際則如同一盤散沙，毫無“黨力”可言。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傾刻化為烏有。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后，以宣誓押手印等辦法約束黨員，其結果僅塑造了孫中山個人的強權黨魁形象，黨的組織結構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國民黨改組，引進蘇俄列寧主義政黨的組黨方法，按理應當一改過去松弛散漫的組織習性。然而考察這個時期國民黨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發現只是襲用了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形式，卻未能很好地吸收其組織內蘊，衍為新瓶裝舊酒。國共兩黨幾乎同時“以俄為師”，而共產黨組織之嚴密性和國民黨組織之松懈態，很快形成鮮明的反差。“四·一二”政變后不久，蔣介石對國民黨組織的“渙散松懈之弊”曾作過如下一番痛切的檢討：

共產黨徒寄生本黨，以數量言，當不逮本黨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勝多，操縱如意者，其組織之嚴密勝于我，其黨員之尊重紀律亦過于我也。共產黨之陰謀固可誅，共產黨之組織則有可采者。本黨在民國13年改組之時，本已采用蘇俄共產黨之組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總章，自區分部而上，系統井然，其于黨員義務，亦有明白之規定，無如本黨同志多不耐嚴格之訓練，往往視黨章為具文，甚或不知黨章之所制定者究為何事，而各級黨部乃徒為跨黨分子壟斷黨務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48]。 

在蔣介石反思檢討的同時，胡漢民也發表文章指出：

我常常想，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五六歲的乳臭小兒，中國國民黨卻正當壯年，經驗豐富有作為之年；論份子，中國國民黨多他百倍；論勢力，中國國民黨也大他百倍。為什么倒被這個小鬼搗亂得亂紛紛呢？雖說是人家挑撥離間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當不上當到底也全在乎自己；雖說很多都是敵不過人家的威脅利誘而上當，然而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對于主義沒有徹底的了解，故沒有堅決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種力量來抵抗引誘和威迫。……這樣的黨如何能不坍臺？[49]  

 蔣、胡等人于“清黨” 反共之際，竟不約而同地分析共產黨“以少勝多”的原因，反省國民黨組織的缺餡和共產黨組織的長處，胡漢民甚至發出“這樣的黨如何能不坍臺”的慨嘆，足見他們當時已充分體察到國共兩黨在組織形態上的殊異及其所潛伏著的問題之嚴重性。 

這個時期國民黨組織的缺失，最主要表現在重上層，輕下層，基層組織大多有名無實。一如前述，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嚴密的訣竅之一，在于它有著籠罩每一黨員的基層組織。國民黨改組后，仿照俄共的基層“支部”設立區分部。區分部之上為區黨部，區黨部之上為縣黨部或市黨部。到1926年10月，全國各地共建立有區黨部4000余處，區分部近8000處[50]。1927年初區分部更增加到1萬余處[51]。如此龐大的基層組織，若按法理形態良好運作，將100萬黨員如同軍隊一樣嚴密組織起來，分布于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領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調一致，國民黨的組織實力自不可估量。但這個時期的有關資料顯示，國民黨基層組織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發揮。試看當時一位國民黨青年的陳述： 

“提起本黨的區分部的現狀，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環顧黨內同志，試問對于整頓區分部這件工作能夠加以相當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幾人！大好的區分部，同志們不去打理，變成了有頭無足的畸形兒，完全失卻分給同志工作的能力……”[52]。 

這位國民黨青年的陳詞并非孤證。據國民黨“二大”的檢討，國民黨區分部很不堅固，黨員多忽略區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黨市”之稱的廣州，其黨的基層組織亦呈散漫狀況[53]。廣州中山大學為孫中山所手創，被譽為國民黨的“黨化大學”，標榜以“革命科學化，科學革命化”為辦學方針，按理該校的國民黨基層組織最為健全。然而事實亦不盡然。當時即有人指出：“茲姑照中大的區分部來看，能認真辦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責者，亦仍不乏其人。在黨化最高學府的中山大學黨的區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處，何況在于鄉村偏僻的地方”[54]。

本來依照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原理，每一名黨員都應該歸屬于一個基層組織。1927年初，國民黨中央號召黨員“到區分部去！”[55]這個口號的提出，本身即意味著當時還有不少黨員游離于基層組織之外。其時國民黨人也承認：“本黨黨員自由脫黨而逍遙法外的確是不少”[56]?；鶎咏M織不健全，表現在區分部、區黨部有名無實，沒有實際活動。在廣東的一些縣，區分部黨員會議很少舉行，或舉行而黨員不愿到會[57]。甚至連國民黨中央黨部機關工作人員所屬的區分部也“毫無成績，即例會亦不舉行”[58]。 

在國民黨黨務已公開的一些地區，黨員之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黨組織對黨員不具約束力。如湖北“各縣市黨員自公開后，有離開黨去自由活動的；委員取得政權，即忘了黨；各縣市多有藉黨為升官發財階梯；執行黨律不嚴，使土豪劣紳混入其間”。湖北陽新縣黨部自公開后，“各區黨員因多不明黨義之故，挾意見，分畛域，爭權利，前途堪虞”[59]。 

區分部、區黨部之上，縣市黨部也多不健全。如江西省各縣黨部“只知征求黨員，不注意于訓練，甚至空懸縣黨部或區黨部招牌，而放棄區分部之組織與黨員之分配” [60]。在湖北，據1927年1月該省第4次代表大會的黨務報告，各縣市執委會對于全縣黨務沒有整個計劃；“除了糾紛和要錢以外，很少給省黨部以黨務的報告”；既不能切實執行上級黨部的指示，又疏忽對下級黨部的指導；各縣市黨部對于黨員的訓練異常缺乏，對于民眾的政治指導更為放棄；公開以后，各縣市黨部同志積極圖個人的活動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漸漸離開民眾，趨于腐化[61]。1927年1月13日，蔣介石在湖北省第4次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對縣以下國民黨組織的弊端痛加指責：

“現在各地黨部，都有很多缺點，最重要的是沒有基本的訓練和嚴肅的紀律。各級黨部雖然規模粗具，事實上仍是一個空架子，平時不能訓練黨員，使黨員服從黨紀，徒然有一黨部，有什么用處呢？老實說，沒有受過嚴格訓練的黨員，就是有了幾千百萬，也是沒有用處的。關于組織方面，黨員大多數還不明白黨的基本組織是什么，不注意下層的基本工作，弄得黨在民眾中間不能引起什么影響”[62]。 

改組以前，國民黨只見上層，不見下層；改組以后，孫中山強調要將國民黨組織的重心由上層移至下層。這種下移，首先應向基層投入相當的“組織成本”。所謂“組織成本”，一是黨務經費，二是黨務人才。這個時期，國民黨基層組織建設所遭遇的最大難題，正是經費困難和人才缺乏。由于國民黨仿照蘇俄體制在原有行政系統之外，再建立一套相應的黨務組織系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政治控制體制由單軌制向雙軌制的重大轉變。它意味著要將原有的政權“組織成本”擴大1倍。僅就經費而論，國民黨既要遵從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自不便過于加重百姓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節減組織經費。以廣東為例，按中央規定，廣東各縣黨部的經費，每月由縣公署撥270元。而當時廣東各縣縣長每月的薪金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說，一個縣黨部整個機關的經費，僅及縣長薪金的一半略多?？h黨部因經費有限，乃規定除書記、干事每人每月發給30元生活費外，縣黨部委員和各部部長都不支薪。即使如此，每月僅余下十幾元黨務活動費，據稱尚不夠印一二次傳單。由于縣黨部委員和各部部長均為義務職，勢必另謀生計，也就不能全心全意為黨服務?？h黨部的工作只好交給幾個書記干事去應付。那些縣黨部委員大多散居四鄉，而當時廣東省黨部規定，縣黨部委員每周必須開會1次，一些委員每周要從幾十里甚至幾百里外趕赴縣黨部1次，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自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在這種情形下，一些熱心革命的邊緣知青“終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止好讓那些自己有錢的大地主，和占著特殊階級的土豪劣紳去包辦。廣東各縣的黨務，不能盡量發達，大多數是因為這個問題”[63]。以打倒土豪劣紳為職責的縣黨部最終卻淪為土豪劣紳手中的工具。這顯然非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所能預料。 

廣東的情形自然也是其他國民黨控制地區基層黨務的寫照。據當時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農村的剝削者階層為了應付國民黨當局都相應地進行了偽裝，他們中的許多人加入了國民黨，常常在縣和縣以下的國民黨機構中占據著領導職位”[64]。這表明國民黨在向基層地域社會滲透的過程中，非但未能動搖舊有地方封建勢力的基礎，反而為他們所僭奪，成為土豪劣紳維持其原有權勢結構的工具。1927年1月廣東省第2次代表大會即指出：“各地黨部之組織殊為松懈，各地黨部之執行委員多不健全，且尚多為不明了黨義的反動派所盤踞，而一般土豪劣紳、地痞訟棍，尚多混入黨籍，曲解黨義，以圖私利”[65]。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愿望勢必付諸東流。 

國民黨組織的松懈，土豪劣紳、地痞訟棍和不良分子之混入黨籍，亦與這個時期國民黨吸收黨員的機制不無關系。本來，俄共組織對吸收黨員有嚴格規定：凡志愿入黨者，都須經過預備期，預備期長短不一：工人和農民至少2個月，其他人至少6個月[66]。預備黨員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黨者的個人品質及其對黨的意識形態的信仰是否堅定，藉以防止思想不純和投機分子混入黨內，確保黨員隊伍的質量和組織純潔性。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時，幾乎照抄俄共黨章，但獨未采用這一制度。 

國民黨既未采行預備黨員制，又號稱是一個代表全民利益的政黨，是一個多階級的政黨，而不是偏于某一特定階級的政黨[67]，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吸收黨員來者不拒，幾乎沒有什么限制。據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3月27日報道：“國民黨自改組后，新加入黨者已有數萬人，現警局教練所員生亦全體加入”。又據該報同年4月8日報道：“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熱心黨務，該局人員加入國民黨者，聞已達4千余人”。從這兩則報道中，可知國民黨從改組之初起，即濫行集體入黨。集體入黨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選，不論優劣，不計信仰，將某一團體的所有成員網羅無遺，其結果，黨員數量迅速膨脹而質量日濫。 

除集體入黨外，另一種方式是強迫入黨。如1924年8月，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根據廣州市黨部的要求，勸令廣州市教育局全體職員必須在1月之內加入國民黨，不加入者要提出正當理由，否則撤職或停職[68]。另據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1月10日報道：“凡（廣州）市政府所屬機關各職工，如有未入黨者，限期本月內，一律使之入黨，否則將其姓名列冊函送區黨部辦理”。

除集體和強迫入黨外，黨票也成了一部分人謀求飯碗或晉升的工具。其時，廣州市教育局為了推行黨化教育，將全市私塾進行整頓，并解散了一批私塾。不少塾師為保住飯碗而設法加入國民黨[69]。更有的藉黨招搖，利用黨籍壯大宗族勢力，如在廣東增城縣，本地人黎氏與客家人吳氏兩大族姓之間矛盾甚深，“為撈取選票壯大自己勢力，在縣黨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黨，因此，黨組織迅速擴大”[70]。 

據稱北伐開始后，國民黨吸收黨員更趨濫化。起初，“凡同情于本黨的即可加入；再過一時期，即對本黨不表同情，對于主義未曾了解，為暫時的利用，也就勉強拉入”[71]。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半年間，國民黨黨員總數翻了一番，猛增50萬。據稱在馬日事變前，僅長沙一市就有國民黨員19萬之多，而當時長沙全市人口不過30萬人，近占全市人口的2／3[72]。這一說法也許不無夸張，但當時國民黨吸收黨員之濫確已到了無已復加的地步，以至于北伐后有國民黨人自我反省說：“黨員的本身如此，即使無共產黨、國家主義、無政府黨等煽動宣傳的侵入，已不難自墜入腐化”[73]。 

從基層組織和吸收黨員兩個方面，足以窺見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組織形態之一斑。很顯然，改組以后的國民黨，雖然組織規模大為擴充，但其組織內聚功能并未增強，松弛渙散的夙弊并未革除。故從黨務組織方面觀之，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的初衷實際未能如愿以償。

論國民黨改組后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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