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如何進入官場
鄒紀孟在《學而優則仕——中國文人的仕宦生涯》一書中論述說：
仕途上的人摩肩接踵，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經過什么途徑，通過什么方式匯聚到這條道路上來的呢？人各不同有的是手持三尺劍，從千軍萬馬的搏殺中脫穎而出，那是赳赳武夫的道路；有的是父死子繼，從老祖宗的門蔭中混跡官場，那是貴胄子弟的道路；至于文人，由于時代的變遷，制度的更迭，身世經歷的獨特，其走向仕途的途徑也五花八門。而最早的方式，是“游說”，即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四處奔走。在這里，“游”就是“走”；而“走”，在古代漢語中的意思是“跑，奔跑”。因此，所謂“游說”，說白了，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跑官”。當代中國人提起“跑官”二字，無不充滿鄙夷、厭惡，認為那是權欲熏心、蠅營狗茍之徒，為了撈個一官半職，為了上爬，而采用的一種見不得人的卑劣手段。豈不知，這竟是中國文人進入仕途的最早途徑。士在先秦是“游士”。若不游，誰知道他呀。因此，“跑官”既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立命方式。
第一個以“跑官”方式走向仕途的是孔子。他開創的以“游說”介入政治的方式，為后來的文人進入仕途，提供了最早的一條道路。孔子明白，要想進入“仕”，首先要變成“士”，而變成“士”的途徑是“學”，而且要學得好，學得出類拔萃，學得讓人刮目相看。這就是“學而優則仕”。
看看歷史，我們驚奇地發現，早先奔走在“跑官”之途上的，竟然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優秀的大思想家，如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們的思想，對后來的中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而在當時，他們大多都很不得志。他們不明白，政治最根本的原則是服從，而服從是以權力大小為依據的，權力大的，統治權力小的；權力小的，服從權力大的，這是政治學的鐵則。
在這里，學的優與否，是無關緊要的。學而優的，有時不得不服從學而劣的；有道的有時不得不服從無道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這種現實，輕則讓你走人，重則讓你丟命。這些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在仕途上之所以歷經坎坷，原因便在于此。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游說”的風氣漸漸散去，出現了“上書”這種新的“跑官”形式，筆墨代替了口舌。所謂“上書”，顧名思義就是將自己對于政事的意見，以書面形式寫下來，通過一定的途徑，呈送給帝王。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最有名、也最見效的上書，是李斯的《諫逐客書》。
當我們回顧歷史上中國文人的仕進之路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所謂“跑官”，源遠流長，從孔子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而當我們審視這條“跑官”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奔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們，其命運真是每況愈下。
在孔子時代，“跑官”表現為“游說”，那些游說者，幾乎都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或者是偉大的思想家，或者是杰出的實踐家；他們所游說的對象，幾乎都是那個時代各個國家的最高掌權者；他們向政治、向掌權者進獻的是治國的思想，是治國的方略。他們為中國的歷史留下了無比豐富的思想與實踐經驗，這些思想和經驗，直到今天還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在李斯時代，“跑官”表現為“上書”，他們雖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統的時代，他們已經失去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過是皇帝的謀臣、策士，他們向皇帝奉獻的，已經沒有什么新鮮思想了，只不過是一些鞏固皇權的謀略、手段而已。
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來越等而下之了。“跑官”者沒有了思想，沒有了方略，沒有了謀略，沒有了詩文；有什么呢？花樣繁多：香煙、醇酒、現鈔、古玩、美女、名車、花園洋房。。。。。。，這些跑官者所能奉獻給上司的，幾乎全是物質層面的東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靠了這些東西，獲得了高官，獲取了厚祿，前期投資，后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這種“送”，無論花樣如何翻新，與我們所說的古人的“送”相比，全都是屬于下三爛一流。而且，后世的跑官者所送的對象，也早已不是什么帝王，也不是將相公卿等權貴；他們所送的對象，多是中比他們高出一級半級的頂頭上司，現官不如現管，他們的目的也十分簡單：提拔。什么治國、平天下，對他們來說，全是扯淡。
“上征下舉”就是上級選拔，下級舉薦。這是古代的一項選官制度。從西漢開始，直到科舉制度出現之前，這項制度一直是一條十分重要的仕宦途徑，即使有了科舉制度以后，作為選官的一種輔助手段，這項制度還一直延續著。在公務員制度尚未全面推行的當代，這項制度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差不多是唯一的選官方式，上至中央要職，方鎮大員，下至七品芝麻官，幾乎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可見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它具有多么頑強的生命力。
這種制度是在封建帝制確立以后出現的，這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國君與文人是雙向選擇的話，這種制度則是國君具有完全的控制權，文人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征辟也好，察舉也好，文人的政治命運完全控制在權力者手中。從今天的角度看，它至少有三大弊端：
一是標準的不確定性，征辟也好，察舉也好，標準完全掌握在權力者手中，由他們的好惡而定，說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于是出現了“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的反常現象。
二是不公正，由于選人的權力完全掌握在權力者手中，豪門巨室的子弟被選中的機會極高。于是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不公現象。
三是助長了弄虛作假、拉關系、走后門的不正之風，為了能夠被高層發現，下層舉薦，求士者便想盡一切辦法表現自己，費盡力氣去托請權門。于是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怪現象。
淵源于漢朝，創始于隋朝，確立于唐朝，完備于宋朝，興盛于明清兩朝，廢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國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在中國，沒有一項別的制度能象高考一樣如此廣泛、直接而又深遠地影響著個人的命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它已經作為最重要的選拔和培育人才的制度之一，而人的問題又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核心問題。
科舉制度存在的價值：
首先，它為一個社會尋求優秀人才，提供了一種制度上的保證。在此以前的選人制度，無論是世襲也好，征辟、察舉也好，九品中正制也好，都是權勢者意志的產物，是“說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古代版。許多優秀人才，由于出身門第的原因而被埋沒。
而且那種制度，是一種近親繁殖，只會導致官僚層的逐漸退化。而科舉制度將官場的大門向全社會開放，人才的來源極大的擴展，為統治者選拔優秀人才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
同時，這個制度也為全社會所有成員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它沒有財產的限制，沒有出身門第的限制，沒有年齡的限制，除了女性成員外，任何人都可以參與這種競爭。這樣，它就給全社會的成員以一種激勵、一種希望，使他們傾注全力于讀書；一個一直處于社會底層的成員，通過這種途徑，終于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比起此前此后的血統論、種性論、階級論、領導意志決定論，不是好很多嗎？如果不懷任何偏見，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它是人類政治史上的一件創舉。
當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舉制度也不例外。而且，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人，也未必都是優秀的。如果將官場比作一座城池，科舉不過是進入這座城池的大門，而策論也好，詩文也好，八股文也好，無非都是敲開這座城池的敲門磚。
問題是官場這座城池太小了，能夠容納的人員太少了，而從全社會四面八方涌向它的人又太多了，能夠獲得入場券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人在科舉的鐵門前碰了壁，有的人甚至連敲這個大門的機會都沒有。
而百年以來，包括文人在內的政壇諸公，是通過什么途徑進入仕途的？說起來真是五花八門，以槍桿子打進者有之；以金元寶買進者有之；以血統門閥跟進者有之；以長官意志拔近者有之；以種種關系攀進者有之；以投機鉆營擠進者有之。。。。。。那么，能不能說，這些途徑就一定比科舉考試更公正，更合理呢？能不能說通過這些途徑進入仕途的人，就一定比科舉考試進來的人更優秀，更出色呢？百年以來的政壇狀況，已經并正在回答著這個問題。
實事求是地說，專制帝制在中國，能以超穩定的姿態延續兩千余年，總有它可取的成分，一個是諫議制，一個是科舉制，便是其可取的部分。科舉制度向全社會開放，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為普通老百姓進入仕途打開了大門。相對于以前的各種選官制度，這一制度最為公平和公正，在歷史上起了抑制門閥、獎掖寒庶的作用，因而被一些人稱為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制度。正是這種制度，為權力機構提供了取之不盡的人才資源，這也使得中國的官僚隊伍長期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修養，那些手握重權的人往往也是文化界的精英，對確立中國文化的性格特征，科舉制度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科舉制度既為封建制度提供了大量優秀人才，使這個制度得以鞏固和發展，同時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束縛了人們的才智，滋生了一大批迂腐無能的官僚，動搖了這個制度的基礎。而被科舉所淘汰的人，不知不覺地成為這個王朝或制度的批判者，反對者，最終促成了一個王朝或封建制度的滅亡。
科舉制度作為一種選官的方式，它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必然，它對封建官僚體制的建立，起了非常積極的重要作用，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與科舉制度的存在是有直接關系的。但任何一種制度，必然都有它的弊端，在其執行的前期，這種弊端也許不大明顯，不占主導地位，但年深日久，這種弊端就突顯出來了。
古代，人們講求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一個被科舉所淘汰、被仕途所拒絕的人，是沒有立德、立功的機會和條件了，他就選擇了立言。從長遠的歷史進程來看，選擇立言是完全正確的，立德止于一身，立功止于一時，而立言則傳之久遠。
任恒俊在《晚清官場規則研究》一書中論述到：
科舉制度的創立，的確是一項舉世罕見的發明和創造，簡單明快地解決了選拔官員的標準問題。貧寒人家子弟只要通過苦讀，可以進入官吏隊伍。無疑，科舉使社會管理這方面的機制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其形式增加了一些公正的色彩。科場競爭增加了社會內部的活力，也是歷代王朝社會凝聚力的一種。
鄉試，分官卷、民卷，這是清代的獨創。以前各朝沒有這種制度。這種制度使官員子弟的錄取機會大大高于普通人士，因此是官員的特權。官卷的設立，本在限制官員子弟的錄取名額，但是，官員子孫之外又旁及官員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無疑擴大范圍，又增加了錄取的機會。何況在名額之中，按比例要求錄取的多是平庸之才。種種措施，都是加強保護高層官吏的利益。
科舉從隋唐到清末，始終與做官的業務脫離，自身喪失了活力。當教育的功能萎縮以至喪失，而與科舉合而為一，就只能培育出做官的觀念，與對傳統的承襲和認同。
清末，進入官場的渠道大體有五種：蔭襲、保舉、科舉、捐納、新式學校培養及留學生。
蔭襲一途是為了保障高級官吏與皇室貴族的特權。慈禧太后下令調查督撫及尚侍等高級官員后代的情況，對沒有入仕的給予官職，意在籠絡人心，鞏固內部。與其他途徑相比，增長比例不是太大，但也增加了官場候補隊伍的壓力。
被視為正途的科舉，是清末官員的主要來源之一。科舉作為選拔官員的重要制度，清末幾個皇帝均作為遺產繼承下來，又經他們之手結束了這個制度。
作為官僚后備軍不斷膨脹的另一因素要數捐納了。有捐納“開源”，官員后備軍就無法“節流”了。這條渠道的開辟，不是末期的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皇帝的發明，而是“祖宗家法”之一。捐納者先要捐“出身”，要捐個監生，然后才能進一步買官，或者是最低的佐貳雜職，或者是知縣、知府等等。清朝前期的幾代皇帝還比較謹慎，賣官也稍有節制，多是虛銜，官僚后備軍的人數還沒有形成威脅。
買官得用銀子，科考要受寒窗之苦，保舉則無須什么本錢，只要能得到薦主的賞識與青睞。保舉名目繁多。地方大吏為加強權勢，也通過保舉結黨營私。
面對源源不斷涌入的候補官員，又產生了輪流委差署職的輪法委；后來輪流太慢，又產生拔委法。所謂拔委，就是有勞績者可以不按班次提前委署。委拔的辦法把候補者驅趕上走門子、求帽子的道路。大官八行書簡一封，督、撫、布政情不能違，勢不能卻，從上而下，如帽子帶在頭上。于是按大小帽子又排隊，甲有外省督撫的信來，乙則持尚書侍郎信至，丙則懷揣軍機大臣的函扎，，督撫布政按官階高低，決定委拔的肥瘠先后。候補者如果缺少這一封人情書信，要想得到委拔，就比登天還難。下一道工藝流程就是帽子。給不給帽子，就在于被求拜的官員；能不能讓對方非給不可，就要看本人的本事了。官場充滿了阿諛奉承的風氣，大官很少有不喜歡拍馬溜須者，就要看獻媚吹拍功夫了。
做官之風勁吹，進入候補者隊伍的，不僅有升官發財的熱中者，也有一些要改變境地的比較本分的讀書人。不諳官場門徑，不能進入“輪法——拔委——大帽子——高帽子”流水線者，往往是此輩中人。
西方驚嘆中國科舉選官的優越性，演出了借玉攻錯的一幕。誰能想到西方借中國科舉選官制度，敲開了文官制度的大門，結束了政黨分肥制的歷史。中國科舉考試選官啟發了他們的靈感，把教育上的考核用之于官員的教育、培訓、選拔、考核，其行政業務分類、考試科目、選拔程序等等，與科舉制度已經大異其趣了。
無情的原則有情的人，當制度的掌握者亦不遵循制度的規則，制度的命運就不美妙了。
晚清的中國，在進入官場的獨木橋上，千軍萬馬，擁擠傾詐，競爭激烈殘酷，有許多人成了別的候補人員的墊腳石頭。
清末的官員后備軍浩浩蕩蕩，官員的任期都非常短，所謂“官如傳舍”，就是說官員之于官府，就象住旅館的旅客。
人才之盛衰，關系朝廷之存亡。皇帝以科舉選才，也以官場表現選拔。按編制各部門都超編，但都覺得人不夠用。龐大的官僚后備軍等得焦急萬分，正常的死亡、退休、處分空的缺位難再以安插，只有增設機構之途徑。進入官場這個“場”，人才變形，又會長出歪才，也使有真才實學者在壓抑中消磨了志氣，懷才不遇成了官員文字中的普遍感受。社會分工的簡單，價值取向又以官為尚，人員無法分流到其他行業和領域去，形成有用的進不來，無用者出不去，脫穎而出者是極少數。
還可以參考學者吳思在《論資排輩也是好東西》一文中描述的明代官員選拔的情況。（見《組織與個人》一章）。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一書中也談到了官員怎樣產生的問題：
文官絕大多數由科舉出身。文理通達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舉制度的重要性在社會風氣中得到反映：一個讀書人如果不入仕途，則極少有機會表現自己的特長，發揮他的創造能力；也極少有機會帶給一家、一族以榮譽。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際則是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含辛茹苦，這些經常是成功的背景。
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并且取得社會聲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道路漫長，很難只由一個人或者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這其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在多數情況下也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背后的慘淡經營則歷時至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斗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者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因此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道義上的全部責任，保持休戚與共的集體觀念。
易中天在《帝國的惆悵——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與人性》中說：
官員既然是皇權的代理人，那就必須精挑細選，。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規矩。所以官員的選拔，歷來就是王朝的重大課題。這項工作在古代就叫“選舉”。選，是選擇；舉，是提拔。這和現代“選舉”的意思差不多，只不過現代選舉是“民選”，古代選舉是“官選”，民選靠投票，官選不靠投票而已。
選舉的方式有三種：察舉、薦舉、科舉。察舉就是由地方官進行考察，發現人才后向朝廷舉薦。薦舉就是由中正官（專門負責此項工作的官員）將各地推薦的人才分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舉薦。科舉則是通過分科的考試，將考試合格的人才向朝廷舉薦。，第一種是察而后舉，所以叫察舉。第二種是薦而后舉，所以叫薦舉。第三種是科考而后舉，所以叫科舉。
這三種是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是“正途”。其他的方式則是“雜途”。最好的時候是漢唐時期，它兼顧了教育、實習、選舉、考試四個方面的流程。是比較科學的；但后來由于知識的壟斷，變相地形成官職的壟斷終于導致了門閥制度。
黃光國編訂的《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一書中也談到了官員的產生問題。
在中國文官制度的所有特色中，執行最嚴格的就是決定任官資格的科舉考試。應考人必須通過一級級的考試，方能取得三種不同等級的功名。
參加第一種秀才資格考試，通常必須花費許多年的準備工夫。這種考試大約每兩年在各地舉行一次。通過這項考試的人，雖然還沒有資格奉派出任公職，卻可以獲得許多特權，有時還能得到經濟上的資助。
具有秀才資格的人就有資格參加第二級考試，通過之后，便可以獲得舉人資格。獲得舉人資格者便可以前往京師參加一項更為嚴格而且廣博的進士考試，這種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通過考試的人還要在皇帝面前接受殿試，以爭取額外的殊榮。有了進士的功名，便取得了朝廷任用的資格，但卻不保證一定可以出任公職。
任何一種考試都只有一小部分應考人能夠通過，考試級層愈，淘汰率也跟著提高。落榜者可以一試再試，同一家族中，不乏三代同時參加考試之例。
并非所有進士都能奉派出任公職，奉派出任公職的人也并非全由考試出身。有時，皇帝的恩賜、個人的財富和家庭的地位也是決定個人是否能獲得任命的因素。有時，有些官職還可以公開買賣，軍中能干的行政官員也常轉調為文職。但大多數官職仍然是授給那些由考試正途出身的人。
從當代西方的觀點來看，這種教育對于發展個人的行政才能和管理知識似乎毫無助益。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大都只偏重藝術和人文知識；其考試方式又側重于背誦能力、文體形式和作文技巧，反而忽略文章內容的整體性理解。雖然孔子的許多格言和訓示對人性有極敏銳的觀察，他也提出了許多充滿智慧的政治卓見，不過這些東西卻很難成為實際行政上的指導。
長久以來中國公職人員的教育和考試為什么只偏重舞文弄墨，而不注重實用的知識，對局外人而言，始終是個難解的迷。這個怪異現象部分或許可歸因于古代流傳下來的知識階級學術傳統，更合理的解釋是這樣做才符合孔子的學說。
鄒紀孟在《學而優則仕——中國文人的仕宦生涯》一書中說：
在權力中樞的外圍另尋出路，是進入官場的一條重要途徑。在唐朝，相當多的文人，包括科舉高中和落第的，都將“入幕”視作他們政治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
所謂“幕”，原指古時軍事統帥指揮機構所在的帳幕，后來泛指軍政要員的領導機構。
官位不能世襲，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襲，因此，世襲便不能算作文人走向仕途的正常途徑。
仕途是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進入仕途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武，即投身沙場，在槍林彈雨的廝殺中博取個封侯之賞；另一種就是文，即“學而優則仕”，這種方式能在頃刻之間，使人的命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吳宗國主編的《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書論述說：
選官制度的變化是中國古代政治形態變遷的重要標志。從中國帝制時代選官制度發展的總體趨勢看，唐朝選官制度中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員，包括科舉和銓選；二是在官員升遷中對地方工作經驗的強調。這兩點是由門閥政治向官僚政治轉變的必然結果，也是官僚政治制度及其運行機制進一步完善的前提。
魏晉以來，選官制度中所強調的門第標準，取代的是漢朝察舉制中的道德標準。南北朝后期的選官制度中，形式上是對漢朝察舉制的恢復，實質上是用新的才學標準取代門第標準，而不是完全回到過去的道德標準。
漢朝察舉制下，被舉資格的取得，完全在于地方長官的舉薦。地方長官的舉薦權和察舉標準的道德化，構成了九品中正制得以成立的前提。南北朝時期，地方長官舉薦的基礎受到動搖，出現了自舉這種新的考試制度的萌芽。
選官原則中才學標準的不斷提出和被強調，沖擊著察舉制度，呼喚著新的選官形式的產生。而考試內容的突破，有利于擴大應舉者的范疇，使官員的選拔由舉薦變為開科考試成為可能。而只有開科考試，才能真正貫徹按才學錄取的原則。公開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是科舉制度的基本特征，其中考試是核心。科舉制度比以往任何選官形式都更強調考試的作用，考試朝著排除其他因素干擾的方向發展。
但是，選官制度中才學標準，并非在短時間被能夠完全貫徹，門第也不會隨著王朝的更替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一般地主經濟的發展成熟，全社會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才學選官的原則。
科舉制度實際上一種自舉，即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條件和身體條件都可以報名考試。唐朝的銓選更能夠體現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精神和原則。銓選是所有人進入官僚隊伍的必經之路。或者說，一切官員不論是通過何種渠道獲得出身，都必須通過銓選來選拔。
“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的規定，則是針對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性問題而提出的。中央和地方行政關系的運作，主要采取地方匯報，中央年終審查的機制，加上地方長官和豪強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壟斷地方政務等因素，中央實際處理地方事務不是很多。隨著新的中央集權體制的建立，首先帶來的變化是中央直接面對的地方機構增加，以及官吏選拔和考核權的集中，中央要處理的地方政務因此大量增加。中央官缺乏地方工作經驗而造成的決策偏斜問題，都被提了出來。把“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作為選官的一個重要原則確立下來，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在官僚政治事務的運作方面，以追求公平競爭為特點的考試錄用方式，以“依資序遷”為準繩的官僚選任原則，無不反映出官僚政治較高的理性化程度。
科舉是傳播儒家正統觀念最為有利的工具，體現著儒家的傳統政治理想，隋唐以來，施行科舉制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科舉考試為少數平民通過官方正常程序改變地位提供了機會，其積極意義在于試圖建立公平有效選拔人才的社會機制。
“資格”一詞的內涵非常豐富。從廣義上說，它事實上是由管用的出身、進入仕途后的履歷、職任的劇易、品級的高低、課績的記錄、乃至推薦者的身份、人數等多種因素決定的。而在諸多因素中，官員的“資歷”顯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就其狹義而言，“資格”與課績相對，主要是指“資歷”。
資序，即資任、資歷，其內容包括差遣職務的高低和任數。資序系統，主要是由諸多外任差遣層次構成的。“依資序遷”的任用升遷原則，在我國官僚制度史上曾經長期發生作用。
完全合絲對縫、秩序井然的原則規定，在復雜多變的官僚場上，很難不折不扣地照樣實施。為保證根據需要及時派遣，必須采用一種上下銜接、縱橫貫通而富于彈性的資序與派遣對應方式。這套體系，是在人事選任工作的長期實踐中，在矛盾、平衡的反復運作中逐步豐富起來的。
重資序不重績效，重“實歷”不重能力，是官僚制度造成的弊端。
出現于八世紀中葉的《循資格》，在其后千余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資歷至上”的原則之所以長期行用不衰，絕不是偶然的。
首先，《循資格》是在門閥政治徹底衰落的背景下產生的，注重資歷的精神以格條形式固定下來，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歷史的進步，體現了更為平等、開放的趨勢。重視親民，強調資格，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官吏重視基層實踐，使一些具有治事經驗的肉得以充實到中上層官僚隊伍中來；“資歷至上”的原則可以部分地限制請托，阻止達官貴人子弟的過快升遷。
其次，循資原則的固定化，與社會上存在著龐雜臃腫的官僚隊伍分不開，它是銓選制度只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封建國家為了擴大統治基礎，力求以仕宦之途吸引不同社會階層的廣大成員。
在難以掌握眾多候選人實際才能的情況下，資歷作為容易核查的條件，為吏部應付矛盾提供了一條相對便捷的途徑。于是資序在銓選中所占比重大為提高，并進而 為系統的資格之法。一系列規則的產生，反映了封建人事管理制度走向標準化和程式化的過程。
當代社會如何進入官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表明：目前中國社會分為十大階層，其中干部即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高居社會頂端，；排在最下面的三個階層則分別為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階層。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則指出：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近年來整個官員階層日趨精英化，大部分的新進公務員都出身于中上層家庭，他們有條件接受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提拔機會，更容易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
據統計，我國現有公務員500多萬人，其中只有8%是副處級職務以上，92%的公務員職務層次都在科級職務以下。占全國公務員58%的縣、鄉兩級公務員超過300萬人，受制于機構規格和職位數量，絕大部分難以升遷。這有限的職位自然會成為眾人爭奪的“肥肉”。在現實政治生活中， 為爭奪職位明爭暗斗已經成為一種官場常態，發展到極致，雇兇謀殺競爭對手的也時有發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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