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作者簡介」吳景平，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200433；張徐樂，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上海200433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中國共產黨對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經濟的接管，如同在軍事上、政治上對國民黨取得的勝利一樣，是構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面勝利的重要部分。但這方面的內容通常被排除在中華民國史的視野之外。（注：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6卷（中華書局2000年版），均無接管舊中國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內容。）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中，與國民經濟的恢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等問題相比，有關接管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經濟的研究相對而言也非常薄弱。我們認為，民國史研究不但要重視國共兩黨在軍事上、政治上的最終較量，還應當深入研究共產黨如何在經濟領域代表廣大民眾接管舊中國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經濟。這種接管，在東北、華北、華東的大部分城市開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金融是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實施統制最重要的領域，但有關金融領域接管的研究較為薄弱，到目前為止，除了回憶錄和采訪性質的文章之外，尚未見有研究專文。（注：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陳穆《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概述》、周耀瑾《依靠群眾接管中央銀行》（均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張繼鳳《金融接管》（載上海市檔案館等編《接管上?！废戮?，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若干論著雖然提到金融接管，篇幅也十分有限，且沒有對業已開放檔案史料的運用。（注：參見《中國近代金融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78年版）第十章第二節第二目；《當代中國的金融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第一節第一目；洪葭管主編《中國金融史》（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八章第一節第一目；尚明主編《新中國金融50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的“接收官僚資本銀行”之目；《中國金融通史》第6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第一節第三目。
這些著作中關于官僚資本金融機構接管的部分只有數百字或一二千字的篇幅。另外，龐松《略論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對上海的接管》（《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是關于1949年上海接管問題的專文，也只是在700余字的財經接管部分中簡單提及“金融處接管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等16家銀行和金融管理機構”和軍管會查封證券交易所，但沒有介紹直接相關的史實和史料。）本文主要依據檔案史料和其他文獻，對從1949年5月開始的對上海地區國家資本、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的接管做一述評，以冀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深化對國民黨統治末期的金融統制政策、官辦金融業乃至整個上海金融市場的研究，并進一步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金融和經濟領域取得勝利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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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中國的金融中樞所在地。接管上海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的政策，源于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的“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頁。），是這一綱領在上海金融領域的具體體現。這一綱領早在1947年12月便已提出，而1948年開始了在華北和東北各解放區的大中城市的接管實踐。1949年3月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了中中交農四行等官僚金融機構由各地軍管會接收并交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接管。（注：《中共中央關于財政經濟工作及后方勤務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194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頁。）1949年4月25日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再次明確規定：“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農牧業家私人股份，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所有在官僚資本企業中供職的人員，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須照舊供職，并負責保護資財、機器、圖表、帳冊、檔案等，聽候清點和接管。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者罰。凡愿繼續服務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準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注：《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57-1458頁。）此后，蘇南區、平津區等解放區及時總結了對官僚金融機構的接收和處理辦法、關于掌握接收官僚金融機構過程中幾個重大問題的正確處理方針和掌握接收工作的環節。如5月初，中共蘇南區黨委行署在名為《對接收敵銀行處理之辦法》的文件中指出：中央、中農、中信、中央合作金庫接管后，應迅速責成舊人員，在監督下進行清理，隨后即并入中國人民銀行機構代替之；中交二行接管清理后仍用其原名稱，原機構進行存、儲、匯三項指定業務；上海解放后通過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與中交二行之總管理處接上聯系，以便利用該二行在工商業的傳統經濟信用，開展新民主主義金融業務；江蘇省銀行及江蘇省農民銀行接收及清理后合并為一，外省之銀行在本省之分支機構一律解入本省銀行，以備將來補充自己的代理銀行，偽市縣銀行一律并入人民銀行；官商合辦的銀行，派代表監督，防止貨幣資金逃避，在服從銀錢業管理辦法原則下，準其維持營業，待上海解放后由華東規定辦法，私營行莊，軍管會命令其申報營業狀況、官私存款及其他材料，遵守管理法，任其復業。（注：蘇南區黨委行署：《對接收敵銀行處理之辦法》（1949年5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金融卷（1949-1952）》，中國物資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5頁。）這些都對上海地區接管官僚金融機構有著直接的借鑒和指導作用。
早在1949年4月初，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和其他地區接管的經驗，華東局確定了在江南各城市接管包括銀行在內的官僚資本企業和公共企業的基本政策，即：自上而下，按照系統，原封不動，整套接收。（注：《華東局關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1949年4月1日），《接管上海》上卷，第4頁。這一接管政策是陳云同志于1948年接管沈陽時提出的，后由中央作為成功的經驗轉發給各中央局和前委。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工業體制卷（1949-195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頁。）稍后，華東局負責人還針對接管上海問題向有關干部進一步闡述了上述政策，如對不同性質的接收對象采取不同的接收辦法、采取各種方法去發現應當接收和可能接收的對象、快接細收等等。（注：《饒漱石關于接管上海問題的報告》（1949年5月6日），《接管上海》上卷，第20-45頁。）這些政策后來在金融機構接管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月上旬，華東局決定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以陳毅為主任、粟裕為副主任；在軍管會之下設立財經接管委員會，下轄財政、金融、貿易、工商管理、輕工業、重工業、農林、鐵路、電訊、郵政、工務、航運、公用、衛生、敵產管理等15個處。（注：《饒漱石關于接管上海準備工作的情況致中共中央電》（1949年5月10日），《接管上海》上卷，第50頁。）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當天就正式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財經接管委員會主任由華東財委會主任曾山兼任。稍后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成立，曾山還兼任行長，是金融業接管的總負責人。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銀行的接管工作由財經接管委員會金融處直接負責。金融處處長陳穆為原北海銀行行長，1949年4月下旬，當接管上海的主要干部在江蘇丹陽集訓時，他與原北海銀行副行長灑海秋被指定負責接管上海官僚資本銀行的準備工作。軍管會金融處正式成立時，熟悉上海金融業情況的地下黨負責人項克方、謝壽天擔任了該處副處長。
對上海的金融接管遵照中共中央規定的接管方針，在上海市委和市軍管會統一領導下有步驟地審慎進行，由市軍管會金融處具體負責，有關重大問題須經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報中央財委核示。上海是舊中國的金融中心，許多國家資本、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的總行、總管理處設在上海，根據黨中央的政策，上海列入接管的計有銀行18家，保險公司19家，造幣廠和印鈔廠6家，以及票據交換所，另外還有5家官商合辦銀行。根據不同的情況，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合作金庫、江蘇省銀行、江蘇省農民銀行、浙江省銀行、臺灣銀行、全國省銀行聯合通匯處（注：陳穆的《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概述》和張繼鳳的《金融接管》均誤作“全國省銀行聯合通訊處”，現據檔案史料更正之。）、廣東銀行、山西裕華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亞東銀行、聯合征信所一開始便由軍管會金融處負責接管；起初決定上海市銀行由財政處接管，中央信托局由貿易處接管，郵政儲金匯業局由郵政處接管，不久郵政儲金匯業局以及中央信托局的金融部分都改由金融處接管。原先還曾考慮接管銀行公會，后來沒有實行。（注：《上海市軍管會關于接管上海的方案》（1949年5月），《接管上誨》上卷，第67-70頁。）
從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翌日起，軍代表開始進駐各被接管金融單位進行接管。
具體接管人員為：中央銀行：盧鈍根、袁君實；中國銀行：龔飲冰、冀朝鼎、項克方、灑海秋；交通銀行：儲偉修（8月23日后由張平之代）、楊修范；中國農民銀行、中央合作金庫、郵政儲金匯業局：最初為馬國平，不久改為顧忱遙，10月初代之以羅??；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顧濂溪（聯絡員）；上海市銀行、江蘇省銀行、江蘇省農民銀行、浙江省銀行、臺灣銀行、全國省銀行聯合通匯處：程志良、梁廷錦；廣東銀行、山西裕華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亞東銀行、聯合征信所：徐里程、陳壽山（聯絡員）。
對新華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五大官商合辦銀行則派出軍事特派員陳先、陳心波、韓宏綽等進行監督。另外，19家保險公司的接管組負責人為林震峰、孫文敏，造幣廠、印鈔廠接管組組長為楊秉超，票據交換所軍代表為王偉才。
在軍管會領導下，進駐各被接管金融機構的軍代表負責執行接管政策和組織接管工作，處理接管期間日常事務之進行，其工作范圍大體為：（1）傳達軍管會之一切命令，并保證其在本單位貫徹執行，宣布接管政策、接管辦法及舊人員交接獎懲辦法，并隨時將接管情形向軍管會反映并報告工作；（2）組織接管工作；（3）審查并接管各偽金融機構之賬目、文件、檔案、資財等；（4）保證接管秩序之有效進行，防止偷盜、破壞、怠工等；（5）
向所派出之單位宣布，在接管被接管單位之一切重要命令、通告，必須由軍事代表簽字，否則無效，并執行此項權力。（注：《偽金融機構的接管方案》，交通銀行總行編：《交通銀行史料》第2卷（1949-1986），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頁。）
中共中央、華東局對接管上海金融機構高度重視，在制訂有關的基本方針政策時較充分地考慮到上海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并配備了較強的干部，明確了政策和職責范圍，這就為順利開展接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
按照上海市軍管會財經接管委員會金融處的統一部署，根據先接收后清理的原則，金融機構的接管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949年5月28日，各軍代表進入被接管單位，向原負責人宣示了軍管會命令，解釋《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約法八章，責令將該單位原有文卷、賬冊及各項物資趕制移交清冊，準備辦理交接。同時，向原地下黨組織了解情況，聽取對接管工作的意見，并在了解掌握積極分子名單和發動群眾的基礎上，按原行政單位成立協助接管小組。5月30日至6月1日，軍代表又向各單位全體員工傳達軍管會接管命令，解釋接管政策，要求有關人員負責保護資財、賬冊、檔案等，限1星期內把移交清冊繕制完畢送軍代表辦公處，將應行移交各件分別加封，聽候接收和清點；并明確指出，凡愿繼續服務者，在接管后準予量才錄用。至6月上旬，各金融單位大體完成了所謂“快接”階段的工作。接收范圍主要是金銀、有價證券、物資、房屋、器具、車輛、賬冊等，凡是公開的資財大部分都已完滿點收。
從6月中旬起，轉入細收階段，即要求按照移交清冊仔細謹慎地從事點收，并擬訂點收辦法，劃分點收機構，進行細點。由于各被接管金融單位大都機構龐大，物資、房屋、檔案文件多，且這些金融機構一般或有暗賬，或有隱蔽資財，在賬目上很不容易看出，這一部分資財，估計有相當數目，但到6月底為止查出來的很少。軍管會金融處分析原因在于：（1）
接管干部滿足于原封接收的成績，未能深入檢查；（2）由上而下系統接收的方法形成依靠上層不接近下層；（3）接管舊人員太多，干部不懂得如何接近廣大群眾；（4）市場斗爭緊張尖銳，領導中心主要放在市場斗爭上。如在中央銀行的接收中，就發生過舊高級職員把持清理工作、故意隱瞞資財的行為，其他接管行內亦有類似情形。金融處遂決定先在中央銀行集中人力檢查賬目，在發動群眾、依靠積極分子協助接管的同時，鼓勵群眾檢舉揭發各類移交報表是否有隱匿、遺漏、偽造情事，務求水落石出，查出情形嚴重者予以適當處分，以冀在中央銀行取得經驗后，再推及各行。（注：《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1949年6月份工作報告》，上海市軍管會檔案，B1-2-3561.本文征引檔案凡注明卷宗號者，均為上海市檔案館藏檔。）在中央銀行的接收過程中，軍代表組織職工成立了12個協助接管小組，共有成員135人，協助點收。又組織5個稽核小組，共有成員63人。需稽核的清冊達270余份，按涉及部門的性質和材料的多寡，5個稽核組分別審核的單位是：第一組——原央行業務局；第二組——國庫局、審計部駐庫辦公室、朝鮮銀行；第三組——秘書處、金融管理局；第四組——人事處、發行局、經濟研究處、設計委員會；第五組——監事會、稽核處、會計處、前上海分行清理處、偽華興銀行清理處。稽核工作重點為：調查金銀財物有無逃匿、審核賬載資產是否確實、揭發貪污舞弊事件、調查分析實際資產負債概況。稽核工作中要審核各項移交報表，包括營業實際報告表、各科目明細、股東清冊、倉庫物資明細表報告表、保管箱租戶表等。（注：陳穆：《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概述》，《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第184頁。）經過2個月的工作，搞清了原中央銀行的如下基本情況：1.發行方面：到上海解放為止，共發行金圓券67萬余億元（注：關于金圓券的具體發行數字，李立俠、朱鎮華在《中央銀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的活動》一文中提到：“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為止，金圓券發行額達17.9萬億元”（《舊上海的金融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第69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頁）。朱宗震、陶文釗著《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6卷根據《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資料，給出的1949年5月統計數為565392億元（第424頁）。），而實際留在上海的準備金只有銀元165元5角和中紡、臺糖等公司股票900萬股。
2.國庫方面：從1948年8月19日到上海解放，經收稅款共1.8萬余億元，但經付的政府開支卻有52萬余億元。
3.業務方面：賬列墊付財政部款達57萬余億元，占發行總額85%以上，自實施金圓券以來共兌收到黃金180余萬兩、外幣6500余萬美元、銀元2800余萬元；其他放款完全集中在四大家族或其他大小官僚資本企業，進出口貿易的外匯核準情況也是如此。
4.資產負債方面：（1）庫存金銀外幣部分：上海解放前所存共計黃金3441882.407兩、銀元33469000元、美鈔39077301元，但經先后運往臺穗廈港等地并被湯恩伯一度洗劫后，僅剩下黃金6180.595兩、銀元1546643.4元、美鈔8768.22元和一大堆已不值一文的條子而已；（2）外匯債權和債務方面：留在上海的只有債務而無債權，外匯債務如按1美元合1650元人民幣的折算率，就達3400多億人民幣；（3）金圓券部分：全部發行數額是無法清償的債務，債權中60%以上是代表國民黨政府的墊付款，庫存金圓券不值分文；（4）物資部分：留存上海的物資不多，實不足抵償全部負債的萬分之一；（5）其他：房地產、營業用具雖然數額不少，但與負債額比仍屬微小，且在繼續營業期間基本上沒有償債能力。（注：《中央銀行稽核組工作總結報告》，上海市銀行檔案，Q61-1-1430.）
稽核組還在原央行的人事、賬務、稽核、事務等方面提供了較準確的情況。上述工作為日后開展中央銀行的清理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交通銀行在軍代表領導下也成立了職工協助接管委員會，設總務組、清點組、審查組，并在交通銀行總處的各部處和上海分行的各股、支行，視需要設立清點分組和審查分組，全行共發動400余名職工參加清點審查。（注：《交通銀行史料》第2卷（1949-1986），第18-19頁。）各被接管金融單位原有職工的參與，對在較短的時間里順利完成接管工作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經初步統計，交通銀行在滬各單位截至解放日止實存各項資財以及賬面上對外債權如下：庫存和備用金項下金圓券共822609872546.01元、中央銀行發行定額本票計金圓券4673180萬元、黃金435655兩、美鈔60268.5美元、銀元14383元、銀角176367角、金盧布822元、銀盧布30元；在滬房屋地皮共21處，另與中央、中國兩行共有者計房地7處、在外埠者計房屋田地共21處、又東北各縣田地房屋多處；有價證券中，各公司廠商之股票、公私債券多種；交通工具中，有汽車74輛、三輪車74輛、人力車12輛、自行車71輛、大小船只6艘、各種零件344件；另有槍支33支、子彈1683發、家具9348件、出納用具1693件、各項設備9089件、其他用具4088件，等等。在各項債權中，有金圓券408377945305.18元、美金27373256.56元、英金2204239鎊6先令6便士、港幣1198118.95元、日金461638.74元、法郎8924.35元、星洋1507.35元、臺幣475601.1元、關金8116.89元、羅比47631958.4盾。（注：《交通銀行史料》第2卷（1949-1986），第19-23頁。）
再來看一下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接收的有關情況。現金部分，計有：黃金4433.199兩、銀元63377.67元、美鈔10583元、港幣20萬元、金圓券27100610元；有價證券部分，乙種節約儲券法幣200萬元、閘北水電公司債券84000元、青島市建設公債法幣50萬元、特種有獎儲券法幣321615元、統一公債14700萬元、1938年整理公債金圓券10165290.48元、1937年美金公債108800美元、黃金公債8兩黃金、滬杭鐵路六厘金鎊公債19550鎊、滬寧鐵路公債11600鎊。（注：《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清理工作結束報告》，中央信托局檔案，Q72-4-109.）郵政儲金匯業局在滬機構接收的基本情況如下：1.駐滬局務委員會會計處金銀外幣：黃金2961兩，美鈔1295元，越幣1元5角，銀元30487元，銀角269346角。
2.投資公司股票債券：1947年第1期美金公債20萬美元，1940年第1期美金建設公債204890美元，1942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802930美元，1947年第1期美金庫券588461美元。
3.代各處室保管的美金庫券：1947年第1期美金庫券1萬美元，1947年第二期美金庫券5200美元。
4.庫存法幣公債：1934年第3期鐵路建設公債和青島市建設公債，總計法幣898600元。
5.庫存抵押品或代他處保管法幣公債：交通部押品：1935年電政公債2046700元；浙贛路押品：1934年第1期鐵路建設公債128900元；南萍路押品：1934年第2期鐵路建設公債342000元；玉萍鐵路公債27200元；財政部鐵道部押品：1934年第3期鐵路建設公債347000元；江蘇省財政廳押品：1934江蘇省水利公債618700元；代保險處保管：漢口賽馬債券39200元、漢口特三區債券3萬兩。共計法幣3549700元及3萬兩。（注：《郵政儲金匯業局庫有抵押品或代他處保管法幣公債清單》，郵政儲金匯業局檔案，Q71-1-143.）
從上海金融機構接收情況的整體來看，據至1949年7月底的統計，由軍管會金融處接收的金銀貨幣如下：黃金23731.251兩、白銀365802兩、珠寶10件、銀元3箱3143722枚、美鈔164583.41元、英鎊160鎊2先令、港幣42932元、其他外幣237409084元、雜項硬幣44911斤45343759枚、金圓券2199957987萬元。接收的有價證券統計為：黃金22737.2兩、銀元1611220枚、美鈔37449942.8元、英鎊1082507鎊、港幣281155元、金圓券1353642萬元、法幣237萬元、外幣50萬元。接收的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資主要有：卡車71輛、吉普車40輛、轎車322輛、其他機動車2輛、自行車436輛、三輪車242輛、其他非機動車輛39輛；發電機16架、收發報機117架、收音機22架、其他電臺設備88架、電器儀器16件、電訊材料2819件、汽油39745.25加侖、柴油6300027加侖、機油1055.6加侖、其他油類18噸加1710加侖另26440磅；動力機21部、工作機40部、印鑄機294部、榨油機4部、抽水機58部、電焊機1部、其他機器134部6箱、鍋爐26部；房地產及家具統計：平房113幢、28間，樓房2093.5幢、1431間，倉房10幢。其他物品統計：文卷8箱2912冊、紙張55930令、藥品36瓶561支與365盒2箱、醫療器械202件、照相機12部；武器彈藥有長短槍580支、各種子彈32096粒；空地和建筑基地合計1畝4分9厘。（注：物資清理委員會統計組：《上海市接收主要物資分類統計表》（1949年7月），上海市軍管會檔案，B1-1-1850.）這些接收成果，是進駐各單位軍代表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日夜奮斗才取得的，標志著整個金融接管戰役的初步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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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場上清點完畢降敵的武器彈藥、輜重等物資后，相關的戰斗、戰役也就結束了。
但是，在對舊上海國家資本、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的接管中，完成了對金銀現款、有價證券、各種物資甚至賬冊文卷的接收清點之后，卻意味著更為復雜艱巨的工作開始了。這些金融機構無不有債權債務關系，涉及面廣，數額大。在對各被接管金融機構的債權債務進行清理之前，至少在法律上相應金融機構不能說業已結束。因此，在基本完成點收階段之后，各被接管金融機構開始清理債權債務，其遵循的主要原則如下：凡被接管銀行之一切財產及債權應一律收歸國有，對各該被接管銀行之債務，人民銀行在法律上不負償還之責任，但為照顧私人利益起見，可在債權債務清理完畢及將國家債務清理后，再行分別規定私人債務清償辦法；被接管銀行一切債權債務之清償，概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指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各被接管銀行之法定債權人，須加以清理的債權包括放款、投資、同業存放拆放、重貼現、轉質押、貼現、預收款項、農貸款項、有幣值之有價證券、房地產及營業器具、應收利息及應收款項等；各被接管銀行之債務，凡國民黨軍政機關及四大家族為債權人的一律沒收，私人及私營企業為債權人的，須待整個單位清理完畢、明了其實際財產狀況后再行處理，如實際財產不足償付債務時，則按不同性質與不同對象比例退還之；各被接管銀行委托他人或受人委托而訂定之契約，因環境變遷而無繼續履行之必要者，一律結清手續，廢止契約，其有繼續存在必要者，應由中國人民銀行或各專業銀行與接受委托對方另訂新契約；所有存放款一律依照原規定利率計算，存款利息計算至5月24日止，放款利息計算至償還前為止；倉庫寄存物資參照普通存款處理辦法處理；外商企業與各被接管銀行間債權債務之處理依照上述規定辦理。（注：《關于各被接管偽銀行債權債務清理辦法》，《交通銀行史料》第2卷（1949-1986），第41-45頁。）
為了早日辦理清理工作，7月16日，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命令各被接管單位的軍代表，應即根據清理原則，從資產負債及債權債務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具體的清理計劃，包括：（1）如何組織清理處，規定人數、分工、時期、地點；（2）財務如何處理，擬定債權債務具體處理辦法及步驟等。（注：《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致各單位軍事代表函》（1949年7月16日），上海市銀行檔案，Q61-1-1420.）在軍代表的部署下，各被接管單位分別成立清理處，對舊有債權債務進行清理。各被接管單位的對外債權債務，如存款、放款、匯款、應收款項、應付款項等清理事宜，經擬具計劃、呈準上級后即著手辦理。
實際清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甚多。如中央銀行須清理、處理的就有：本幣債權債務、外幣債權債務、代理與保管之公債券、定額本票、金銀外幣、本埠與外埠物資、房屋工程、本埠與外埠房地產、代管物品、寄存物品、人事資料、人員安排等等。早在6月7日，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出面，將上海市各商業銀行、錢莊、信托公司等前存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現金部分如數發還，計合人民幣200余萬元。（注：《偽央行商業存款人民銀行已予發還》，1949年6月9日《解放日報》，第1版。）9月20日至27日，中央銀行清理處將該行在滬所欠金圓券債務先予清償，清償范圍包括：（1）抬頭本票及定額本票；（2）同業存款；（3）活期存款；（4）應解及應退匯款等，以其債權人系屬私人團體或個人，且每戶或每筆金額滿金圓券10萬元以上者為限。上項應償債務，按每10萬元折合人民幣1元償付之。在清償手續方面，要求各債權人在限期內持有關證件向清理處洽辦。凡抬頭本票應由抬頭人背書后，覓保照付；同業存款及活期存款應憑原存印鑒開具支票，取款清結并將未用支票等交銷；應解及應退匯款則憑通知書覓保照付。（注：《偽中央銀行清理處公告（第1號）》，1949年9月20日《解放日報》，第6版。）自9月28日起開始清理前招商局輪船公司及臺灣紙業公司股票事宜，這兩個公司的股票系中央銀行國庫局委托上海市中國、交通、中農、中信局及臺灣銀行等五行局經售的，中央銀行清理處亦發表公告，列出憑該兩公司股票收據掉換正式股票的手續、期限、地點等項。（注：《偽中央銀行清理處公告（第2號）》，1949年9月30日《解放日報》，第6版。）另外，中央銀行的清理過程還涉及全面梳理解放前該行實施金融監管業務的實際狀況。如駐中央銀行軍代表盧鈍根曾于6月30日致函各有關單位：為清理解放前各指定銀行外匯業務，要求于文到5日內將外匯業務詳細列表送核，包括出口外匯事項、進口外匯事項、國外匯款及其他外匯收入事項。（注：《中央銀行軍代表盧鈍根致郵匯局函》（1949年6月30日），郵政儲金匯業局檔案，Q 71-1-146.）而要對相關的報告作進一步的審核清理，則是更艱巨的任務。
與中央銀行大體同時公開清償債務的，還有其他金融機構，包括相應的下屬分支機構。
如原中國農民銀行、中央合作金庫和郵政儲金匯業局所屬在滬機構，就有中國農民銀行之上海分行及虹口支行北京西路辦事處，上海分行國外部、信托部、儲蓄部；中央合作金庫之上海分庫及徐家匯分理處，信托部駐上海辦事處；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上海分局、招商局辦事處、北站辦事處、虹口辦事處、靜安寺路辦事處、駐新新公司營業組、林森中路營業組。（注：《偽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國農民銀行、中央合作金庫清理處限期清理債權債務聯合公告》，1949年9月20日《解放日報》，第6版。）凡是經這些分支機構所發生的債權債務關系，均列入清理范圍。
各被接管單位之間也存在著債權債務關系，清理過程中，被涉及的單位都十分認真。
如駐中央銀行軍事代表曾致函郵政儲金匯業局，要求將前中央銀行存在該局美金賬戶之下的美金142萬元、英金34.4萬鎊核對簽證，以便轉賬。郵匯局方面認真查核之后，發現中央銀行確有該兩筆外匯存放該局，但同時局方亦有美金272萬元、英金74.4萬鎊存入中央銀行，相抵之后，中央銀行結欠郵匯局130萬美元和40萬英鎊。因此，郵匯局軍代表反過來要求中央銀行方面辦理相應手續，承認對郵匯局的債務。（注：《郵政儲金匯業局軍代表顧忱遙致駐中央銀行軍代表函》（1949年8月30日），郵政儲金匯業局檔案，Q71-1-142.）盡管每個單位的軍代表都明白，被接管單位的所有債權都屬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但是清理每一筆債權或債務，是整個接管工作的最后一環，是必須努力加以完成的，只有完成了這一環節，才可以結束相關被接管機構。
原上海市銀行經軍管會接收后，基本弄清了債權債務情況。全行對外私人債務部分為人民幣20萬元，清理任務較為簡單，但確定的原則仍然是“先收回債權后處理債務”；屬公款部分按金融處規定辦法清理。對抵押品除業經還清者，其余屬私人部分，調查確實找保發還，公款部分原則上沒收，如果相關單位已被接管，則發還接管組或提請金融處解決；保管品屬私人部分找保發還，公款部分屬被接管單位者，發還接管小組，或提請金融處解決。該行清理處共31名成員，分為會計、出納、調查、文書4組，具體安排為：各辦事處各1人，信托部5人，總行15人，責成原經手經理負責清理，軍代表進行監督，要求把每日清理情形列表報告。（注：上海市銀行軍代表：《市銀行債權債務清理計劃》（1949年7月18日），上海市銀行檔案，Q61-1-1420.）該行于8月18日起對外正式開始清理債權債務，原定1星期完畢，但因各存戶前往結清提存者甚多，該行特展期6天，布告要求各債權債務人前往該行洽辦，以清手續。（注：《偽上海市銀行清理期限延長》，1949年8月25日《新聞日報》，第5版。）
原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的清理過程中，在涉及各單位內部債權債務的處理時，該局對于內部往來賬內之未達賬及外埠無法劃收或劃付之內部往來余額，一律由各單位作雜收或雜支轉賬，在本埠者，其余額經核對相符后劃會計處集中轉賬對銷；對于內部之存款應收付款項等，也以轉賬清償為原則；在未轉賬前并經先與對方核對。在處理對外債權債務時，存款部分，凡國民黨軍政機關及四大家族之存款予以沒收；其他被接管機構的存款以對賬證經送與對方主管機構核對賬目相符后，填制報單送貿易處審計室轉賬；存戶性質有可疑者應俟查明后另行處理；私人存款于限期內經存戶申請后以現金償還，逾期不再受理；償還利息不論到期與否，蓋照原訂利率結算至5月24日止。放款部分，利息照原訂利率結算至清償前1日；債務人屬于國民黨軍政機關或四大家族而無主管接收部門者，如繳有抵押品應即沒收轉列收益；債務人屬于被接管機構者，其處理方法與存款相類似，為私人團體或個人者，不論到期與否一律限期收回。債務人如不于限期內前來清償債務者即處分其押品，不足之數仍應向債務人及其保證人追索。匯款部分，應解匯入匯款為數甚微且歷時甚久，收款人似不致前來領取，予以全部止付，并通知匯出局處；匯出匯款，經查明匯款人性質及已否解訖后，按照手續辦理退匯。其他方面，如規定本票限于公告期內領取，應付款項及暫收款于限期內由債權人攜帶必要證件前來，經查明后發還，催收款項應將當時貸放情況及追查經過編列清單送金融處核辦，暫記付款經逐筆向原經手人追索收回，如確實無法收回者得呈準后列轉損失。（注：《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清理工作結束報告》，中央信托局檔案，Q72-4-109.）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的清理計劃經軍管會金融處呈準后，于1949年8月17日起至23日止辦理完竣。
在清理過程中，還涉及數量眾多的舊人員的處理安排問題。
上海地區原國家資本、官僚資本金融機構和人員甚多，據金融處統計，1949年6月底各金融機構被接管人數約為15000人，其中約4000勤雜人員、11000職員（內有700余高級職員），這意味著很大的工薪及其他開支，而這些機構基本上處在停業狀態，即沒有營業收入。
為了減少開支，當時估計第一批就要遣散二三千人（注：《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1949年6月份工作報告》，上海市軍管會檔案，B1-2-3561.），然而一旦大批人員遣散，就要嚴重影響深入檢查接收物資工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軍管會財委會要求較快了解被接管人員，根據工作需要及本人能力與表現，分別予以留用、調用、遣散，或安排參加學習。對職員中學有專長、精通業務的，經過審查，予以量才使用，派任適當職務；沒有專長、有政治問題者，則予以遣散或送有關部門處理。當時先在中央銀行試行，以冀取得人員遣散安排方面的經驗，如熟悉外匯業務的俞九恒被任命為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留美的仲龍被任命為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業務部副經理，原中央銀行國庫局副局長余壯東被任命為公庫部副經理，還有一些人調到人民銀行總行工作。繼中央銀行之后，其他被接管機構也開始了舊人員的處理。據軍管會方面的統計，到1949年7月底，上海金融系統舊人員數已經減少到了8983人，其中中上層職員5692人，勤雜工人2291人，比1個月前減少了6000余人。（注：《上海市軍管會物資清理委員會關于人員統計表》，上海市軍管會檔案，B1-1-1850.）
原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的人員處理提供了更為具體的個案。在初接管時，原有職員386人，工友134人，共520人。經過初步審核、劃分良莠、思想準備之后，分別動員送鄉、轉業、辭職、遣散、開除及參加南下工作調職等，至9月上旬已處理職員160人，工友77人。
接著確定了余下人員的整編計劃：職員226人中，已確定參加東北工作者2人，可能調任財政局工作者2人，可能由華東區保險公司選用者25人，現任保管庫工作擬隨庫移調中國銀行者3人，會計、業務、出納人員擬選送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業務部、信托部者39人，現在辦理折實儲蓄擬移調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合作儲蓄部者88人，以上共計159人，尚余67人擬予集中學習，學習期間，各方面如有需用，尚可選拔一部分。工友57人，辦理折實儲蓄擬移調人民銀行合作儲蓄部者18人，可調派華東區保險公司者3人，擬選送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任棧司者3人，司機三輪車夫須隨車輛一同解決者7人，文化水準較高、具有業務技能，可提拔為練習員擔任工作或參加學習者4人，所余22人，只能分別予以資遣，或再動員其回鄉轉業。（注：《中央信托局金融部分接管組致上海市軍管會金融處人事組函》（1949年9月10日），中央信托局檔案，Q72-4-108.）
總體來看，對被接管金融機構債權債務的清理和對人員的處理，都涉及到方方面面，情況復雜，工作量甚大，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得以基本解決，也就為被接管機構的最終處理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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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極為繁冗復雜的資財清點、債權債務清理和舊有職員的處理之后，到1950年3月為止，各官僚資本金融機構基本被接管完畢。由于各機構的具體情況不同，其最終結局也有所不同。主要可分為以下三種情況：第一種：清理結束。如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合作金庫、中央信托局以及一些省市地方銀行，和以私人銀行形態出現的官僚資本銀行等。
中央銀行是最大的國家資本銀行，是國民黨政府的金融機構中樞，自然屬于被清理結束之列，但并非簡單地從外在形態上將其“消滅”。鑒于該行在上海地區的分支機構、辦公處所和人員甚多的情況，在進行接管的同時，利用其原有人員和辦公場地進行了一些業務活動，如收兌金圓券和銀元等。更重要的是，將中央銀行的接管與人民銀行的新建結合起來。1949年5月30日，在中央銀行的基礎上成立了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上海分行，其在外灘15號和24號的營業大樓以及數千名舊職員被人民銀行留用，原中央銀行宣告結束。
這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金融統制破滅的重要標志。
中國農民銀行是四大政府銀行之一，中央合作金庫在上海解放前業已停止營業，郵政儲金匯業局則是最重要的官辦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之一。這三家金融機構經過接管清理，不復存在。原先曾考慮以其原有辦公處和工作人員為基礎，改建為獨立的合作儲蓄專業銀行。（注：《華東財委會關于當前三個金融問題的指示》（1949年6月30日），《接管上?！飞暇?，第353頁。）由于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復業后，不僅發揮專業銀行的職能，而且還從事包括儲蓄在內的一般銀行業務，所以中央取消了在人民銀行之外另設儲蓄專業銀行的設想，遂將原中國農民銀行、中央合作金庫、郵政儲金匯業局所經辦的儲蓄業務及一部分機構，改組為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合作儲蓄部。至于和郵政儲蓄匯業局并稱為“二局”的中央信托局，除其金融業務部分由軍管會金融處接管外，整個接管工作是由軍管會貿易處接管清理的，后被改組為華東區國外貿易總公司。
上海市銀行是全部官股的地方官辦銀行，解放前該行主要代理上海市公庫，在滬有8個辦事處。解放初，中央認為沒有必要獨立設立省市級銀行，各地的主要金融業務都可以由中國人民銀行代理，所以將原上海市銀行的機構撤銷，業務并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成立市庫部，代理市政府必要之金庫及往來調度業務。其余在滬各省市銀行，如江蘇省銀行總行及所屬辦事處、江蘇省農民銀行分行及所屬辦事處、浙江省銀行分行、臺灣省銀行分行，以及全國省銀行聯合通匯處，也全部是官股機構，均清理結束。
某些以“商辦”名義運作而實際為官僚資本的金融機構，如廣東銀行、山西裕華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亞東銀行以及敦裕錢莊，在被接管后也奉令清理結束。
第二種：改組為專業銀行。
中國銀行原是國民政府特許的外匯業務銀行，官股占2/3，根據中央的接管方針，“保留原名義、原機構、原封復業、穩步改造，盡快恢復營業”，同時其官股部分被沒收，私股權益則予以保留，原董事會停止行使職權，由華東軍區指定華東財經辦事處代行董事會職權。
1949年6月6日，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所屬各部及其上海分行正式復業，華東軍區司令部派龔飲冰為總管理處總經理，冀朝鼎和詹武為副總經理；項克方為該行上海分行經理，灑海秋為副經理。中國銀行經過改組，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下經營外匯業務的專業銀行。同年12月，原設上海的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到北京，上海分行受人民銀行華東區行領導。次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國銀行之股權，除1乃商股外，國家投資占2/3，為公私合營銀行。為加強人民政府對該行的領導和監督，指定南漢宸、曹菊如、馬寅初、胡景沄、沙千里、章漢夫、章乃器、王紹鏊、龔飲冰、冀朝鼎、詹武、孫曉邨、鄭鐵如13人為官股董事；何香凝、陳嘉庚、司徒美堂、許滌新、李世璋5人為官股監事。原有之商股董監事，除戰犯外均繼續留任。4月9日，解放后中國銀行第一屆董事會在北京召開，改組了原董事會，選出南漢宸、宋漢章、馬寅初、張嘉璈、章乃器、胡景沄、陳光甫為常務董事，并經政務院指定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兼任董事長，遲認龔飲冰為總經理，冀朝鼎為第一副總經理兼國外部經理，詹武為第二副總經理，新的領導機構組成。（注《中國銀行行史（1912-1949年）》，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頁。）歷經改組，新的中國銀行雖然尚保留著部分商股，實質上已經成為新中國國家銀行的一部分。
交通銀行是國民黨政府發展實業的專業銀行，官股占88%.對它也采取與中國銀行同樣辦法進行接管，即沒收官股部分，保留私股權益，改組董事會。董事會未組成前，由華東財經辦事處代行董事會職權，另行委派張平之為總管理處經理，成為監督公私合營企業財務的專業銀行，并具體辦理公私合營企業中公股股權的清理工作。董事會經過改組后，胡景沄、錢新之、鐘鍔、南漢宸、章伯鈞、張平之、楊衛玉7人為常務董事，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景沄兼董事長，張平之為總經理。1949年11月1日交通銀行總處、滬行及上海市的5個支行奉令同時復業，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下經營工礦交通事業長期信用業務的專業銀行。12月13日，交通銀行總處奉令由上海遷往北京。與中國銀行一樣，復業改組后的交通銀行成為新中國國家銀行的組成部分。
改組后的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曾于1949年10月通電海外分支機構，要求其與受臺灣當局控制的“中國銀行總處”斷絕一切關系。1950年1月7日，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總管理處分別向海外分支機構發出函電，號召員工安心工作，保護行產。此后不久，香港、倫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緬甸的中國銀行分支行處和香港、仰光的交通銀行分行都先后接受了在北京的各該總管理處的領導，表示愿意接受領導，保護財產，聽候接收。
第三種：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
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國貨銀行、新華信托儲蓄銀行5家官商合辦銀行，官股所占比重甚高：中國實業銀行為44%；國貨銀行官股占40%，但商股大部分操縱在孔祥熙、宋子文之手；中國通商銀行官股達87%；四明銀行官股更高達92%；新華銀行官股亦占絕大多數，主要由中交兩行投資。（注《上海市軍管會財政接管委員會所屬各處接管范圍綜合簡報》（1949年7月），上海市軍管會檔，B1-1-1850.）起初，華東財委會考慮對于上述5家銀行的處理辦法有所區別。如認為四明銀行“資產主要是房地產，如該行取消，則這批房地產管理即成問題，故須保持其原有機構，逐漸加以改造調整，使成為經營城市公有房地產的專業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主要資金是投資于各工廠，今后可保留其機構，管理其它投資之企業，并與中小私人工商業進行短期資金周轉”。又認為新華銀行“在業務上比較有生氣”，打算保持新華銀行的機構，發揚其業務的優點。而對于中國國貨銀行和中國通商銀行則考慮予以結束，如認為中國國貨銀行“是宋子良主持的，全部賬冊，及資產均已南逃，只留下一百七十個人，故結束此一機構”：“中國通商銀行，名為官商合辦，實為杜月笙個人所操縱，資金全無，凡屬有錢可賺之營業，均轉入杜月笙私人之其他經營機構中，此銀行僅是一個空架子，提議抽出官股結束此銀行”。（注：《華東財委會關于當前三個金融問題的指示》（1949年6月30日），《接管上海》上卷，第354頁。）后來只是對中國國貨銀行實行清理結束，四明、中國實業、中國通商、新華4家銀行則先是派出軍事特派員實行監督，而后宣布解除國民黨政府時期之官股董監事職務，另行派員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官股，并擔任董事，與留在解放區的商股董事籌組新的董事會策劃行務，繼續營業，4家官商合辦銀行遂成為最早的公私合營銀行。（注：《上海市軍管會財政經濟接管委員會命令》（1949年8月6日、9月5日），上海市軍管會檔，B1-1-1851.當時，向中國實業銀行派出的公股董事為陳先、陳心波、韓宏綽、葉景灝4位；向四明銀行派出的公股董事為項克方、盧鈍根、吳承禧、徐里程、陳心波、方祖蔭6位；向新華銀行派出的公股董事為謝壽天、趙帛、韓宏綽、周耀平4位。）為便利市民和推廣有關業務，上述公私合營銀行曾受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委托，代理收兌銀元、代辦折實儲蓄和匯兌業務，凡人民銀行通匯的地方，上述銀行都可接受匯款。（注：分別見《市行、中實、四明、新華今起收兌銀元》、《折實儲蓄越推越廣，新華銀行昨已開始代辦》、《人民銀行委托交通等五行今起代理匯兌業務》，1949年6月14日第5版、6月19日第5版和11月1日第4版《解放日報》。）這4家銀行在接收清理官股的同時，沒有停止過經營一般銀行業務，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成為公私金融業之間的橋梁和中國人民銀行業務上的助手。
另外，19個官僚資本的保險公司，經軍代表接管清理后，除中國保險公司和中國航聯保險公司繼續營業外，其余則均予以結束。
聯合征信所和6個造幣印鈔廠，在接管之初雖然被允許繼續營業，但在清點完畢之后，也告結束。
原上海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之票據交換所，上海解放之際一度停業，但是考慮到為便利各業票據收解，從1949年6月2日起即復業，由軍管會金融處接管，改組了票據交換所委員會，待到1951年2月改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接辦，從而成為包括公營、私營與公私合營金融機構在內的統一的票據交換中心。
至于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上海解放之初已成為商業和金融投機的大本營，它直接操縱著上海黑市銀元市場，導致物價全面暴漲，旋于1949年6月10日被上海市軍管會查封。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上海金融接管過程中，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機構得以保留，并沿用原來名稱，這是中共審時度勢后做出的決定。為了使上海龐大而復雜的金融市場得以有序運作，也為了使上海與長江流域各地的金融往來得以恢復暢通，急需有一個在業務上比較完整的國家銀行來領導。當時利用中央銀行總行組織人民銀行有關機構的工作正在進行中，需要一段時日才能開展業務；重新調整運作的中國人民銀行，一時也難以全面發揮領導金融市場的作用。因此擬定中國銀行迅速復業，成為經營外匯及對外貿易的專業銀行。（注：《華東財委對銀行工作的指示》（1949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金融卷（1949-1952）》，第70-71頁。）隨后復業的交通銀行成為投資及工礦交通的專業銀行，同時逐步對其進行改組。后來又根據活躍金融的實際需要，恢復了中交兩行原來經營的其他銀行業務。此外，保留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原來的機構和名稱，還有助于完整接收兩行在海外的分支機構，維持和進一步推動相關業務開展。它表明，接管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金融機構，不僅在于徹底推翻和清算國民黨在大陸的金融統制，更立足于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進程中中共全局觀和自信心的充分體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上海金融接管的勝利完成，標志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實施金融統制的主體部分已經被人民大眾剝奪并進行了清算，這一過程雖然沒有炮聲和硝煙，卻完全可以視做金融戰線的“三大戰役”。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與數量眾多的私人金融業之間的聯系被徹底切斷了，這就為后者走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和人民大眾服務的道路掃清了障礙。
上海金融接管從特殊的層面搞清了舊中國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金融機構是如何控制和影響財政、經濟、政治、社會諸領域的，也揭示了國民黨統治后期財經危機的深層原因。
如在接管和清理中央銀行過程中，基本上搞清了金圓券發行數和實際留在上海的準備金數額、庫存金銀外幣數額、一年內的經收稅收數、向財政部的墊付款數額，于是，作為民國政治史、金融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的金圓券改革，它的掠奪性、欺騙性，就昭然若揭了。
不僅如此，接管中還揭示了原中央銀行制度層面及其運作中的問題，如央行會計處的權力只能達及分支行處，不能干預各局的賬務處理；國庫局托業務局代收的外幣票據在業務局外匯科無賬可稽核；業務局物資財務科對于收購與拋售物資及墊付運什費等，均未另立科目，而是用定期質押放款、活存質押透支和活期存款等科目來處理，且在1949年4月底以前根本沒有記錄賬冊；暫記付款可以沒有收據等憑證，也可以懸賬數年從不清理；會計處不但無力控制其他單位的賬務，且因各局處各自為政的關系，就連本身的賬務也無法整理。（注：《中央銀行稽核組工作總結報告》，上海市銀行檔案，Q61-1-1430.）中央銀行作為舊中國社會金融監控的最高機構，其內部制度況且混亂如此，整個國民黨政權國家機器（包括政治、司法、軍事等強制性方面）的運作失靈，也就不難想見了。
上海金融接管還直接推動了新中國國家銀行的鞏固與發展，從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方面極大地鍛煉了新中國金融業的干部及專業人才隊伍，尤其為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最大的工商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的支配性地位的確立，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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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crick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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