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163.com/09/0714/16/5E6QV5T5000120G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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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大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部分社員合影(前排右五為陳永貴)。(資料照片，攝于1964年3月)
大寨，一個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曾名揚世界長達20年之久。
20世紀60年代起，“農業學大寨”的標語曾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紅花遍地開”的歌聲曾響徹長城內外。
大寨，一時成為中國農村的希望與象征。
那么，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山村是如何成為名噪天下的樣板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又是如何興起的？這片大山里的黃土梁子究竟給新中國的農業發展留下了怎樣的記憶？
“窮山溝里出好文章”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車行駛在華北平原，那是毛澤東出巡的專列。
3月23日，火車停靠邯鄲站。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奉命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在火車上，陶魯笳向毛澤東介紹了大寨，這個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荒溝禿山上造田，從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間，除了解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還為國家提供商品糧100多萬公斤，平均每戶1500多公斤。而且以陳永貴為支部書記的大隊干部隊伍，堅持參加勞動每年不少于300天。
毛澤東聽了匯報，說：“是啊，我在報上見過文章呀，但是沒細看。”陶魯笳有備而來，隨即拿出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報》和匯報材料。那天的《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由新華社記者采寫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并配發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
“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毛澤東問陶魯笳。
陶魯笳掏出一張紙條，寫上“陳永貴”三個字，遞給主席：“不識字，這些年掃盲，才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
毛澤東說：“看來不可輕視大老粗呀。窮山溝里出好文章。”
陶魯笳的“邯鄲匯報”為一個中國最基層的農村單位與共和國最高領導者做了重要牽線，為大寨走向全國做了重要鋪墊。
大寨，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小山村，“新中國成立前，大寨家家住的是破土窯，吃的是糠菜糧。全村不到60戶人家，有9戶吃不上飯出門逃荒，有4戶滅門絕戶。就是地主家里，也只是吃玉茭面，還沒有多余的。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畝平，年年災情多。”今年80歲的宋立英對記者說。這位陳永貴時代的大寨村婦女主任，依然精神矍鑠。
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業一直是窘迫和尷尬的，大自然給予這個農耕大國的土地瘠薄荒涼，在北方，不要說山區、丘陵地區，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大寨可謂這種狀況的典型代表，相傳大寨是宋代打仗時安營扎寨之地，大寨所在的虎頭山山坡上是一條條深深淺淺、寬寬窄窄的山溝；溝溝相連的是一道道高高低低、長長短短的山梁。山坡上到處是石頭，一塊塊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掛在山梁上就是擠在溝邊邊，七零八落分成4700塊散布在一面坡上。
新中國建立前夕，1949年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他的總統杜魯門寫信說：“吃飯問題是每一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艾奇遜這個斷言暗含著對即將登上執政舞臺的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藐視。
戰爭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起步使新生的共和國對糧食的需求變得異常迫切。
1952年，陳永貴36歲。經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賈進才三次讓賢，擔任了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這個山里漢子體壯如牛，卻目不識丁。他不知道艾奇遜是誰，但他知道自己家因為沒有飯吃已經先后餓死了四口人。
“有什么辦法讓這窮山溝多打點糧食？”陳永貴天天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轉悠。
要糧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
大寨村中央有一棵老態龍鐘的大柳樹，“小時候，折柳枝扭笛子吹的時候，它就碗口粗了。”80歲的宋立英也不知道它多少歲了。
盛夏，大樹柔須垂拂，冠若云蓋，濃蔭之下，是村人的飯場，男女老少端一碗小米??（大寨一種特有的稠粥）蹲在樹下吃飯，曾是村里一景。大柳樹下，也是村里人議事的會場。
轉遍了七溝八梁的陳永貴與支部一班人合計了許久，在大柳樹下宣布了一個宏大的規劃：十年造地。
治坡修地，“一年不行，兩年，兩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輩子不行，還有子孫！”大柳樹下的陳永貴頗有愚公移山的氣概。
為5畝地敲鑼打鼓
大寨人所謂的造地，就是后來說的農田基本建設。
第一仗選定白駝溝。白駝溝500多米長，十幾米寬，怪石嶙峋，荊棘密布。陳永貴與支部一班人仔細察看了地形，研究作戰方案：總共要壘24道堤壩，采用“大兵團”作戰方法。大寨人所謂的“大兵團”什么概念？全村男勞力加在一起只有58人。
村里老人疑惑不解：祖祖輩輩都是靠天吃飯，千百年來這溝就這個模樣，現在要把白駝溝變個樣，它服管嗎？
1953年冬，數九寒天，白駝溝北風凜冽，大雪飄飛。
“70多歲的老漢都上了陣。”回憶當年情景，宋立英說。
“老漢的胡子都凍成硬邦邦的縷兒了，一早在家吃完飯，上山，中午婦女把家家戶戶的飯集中起來擔上來，玉茭糊糊都成了冰坨坨。”當年參加這第一役的大寨村民賈承聯說。
沒有炸藥，沒有機械，只有幾近原始的镢頭、鐵锨、鋼釬、大錘。把怪石移開，把荊條除根，修平荒地。砸下的石頭和鏟下的土填在溝里，再壘上一層層石壩，形成一片片階梯形的土“臺子”，這就是著名的大寨梯田。
58條漢子，齊心合力，起早貪黑，原計劃兩個月的工程，只用了48天。全村投工1500多個，修筑了24道堤壩。完工后量了量，得地5畝！
雖然只得了5畝好地，卻十分鼓舞人心，這畢竟是大寨人向窮山惡水要來的第一片土地。
完工當夜，落盡樹葉的大柳樹下，全村人敲鑼打鼓，歡慶勝利，贊揚黨支部領導有方。陳永貴說：“還是毛主席說的好，組織起來力量大。”從此，白駝溝改名合作溝。
一年后的冬天，大寨這個58人的“大軍團”挺進后底溝，這一次筑起了25道石坎，獲得了25畝好地；第二年早春，雪還沒有融化，他們又在小背峪溝造了8畝好地。到1955年冬天，零零散散的幾條溝變成了能打糧食的梯田了，轉過年來，大寨迎來造地后的第一個豐收年，糧食畝產達到了349斤。大寨走在了全縣的前列，成為昔陽縣走合作化道路的先進典型，陳永貴因此受到了昔陽縣的表彰。
1955年，國家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要開荒3868萬畝。這年年底，大寨成立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主要生產資料歸社，陳永貴和支部一班人認為這種辦法有利于動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
一個更大的“作戰計劃”呼之欲出。
三戰狼窩掌
這個“作戰計劃”就是大寨故事中的華彩樂章——治理狼窩掌。
狼窩掌溝一千五六百米長、十三四米寬，落差200多米。山高坡陡、地形險惡、亂石遍地、荒草沒腰、野狼亂竄、洪災不斷，給大寨人造成的災難最大；然而因為它面積大，如果能夠改造出來，給大寨提供的糧田也將會最多。
1956年冬天，大寨“軍團”用镢頭、扁擔、荊條筐，劈山開石、擔土造田。一個冬天下來，填了幾萬立方米土石，壘起了38道大壩，造出來20畝好地。
世世代代造孽的狼窩掌溝在他們手中居然變成了梯田，一些老人甚至坐在田埂上哭了，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好的梯田！
春天到了，狼窩掌開天辟地被播種了莊稼，大寨人驚喜地看著種子慢慢地出芽，期待著狼窩掌上的第一次豐收！
天有不測風云，盛夏，一場瓢潑大雨沖掉了一切。狼窩掌的梯田蕩然無存，“千日打柴一火燒，一冬辛苦一水漂”！ 大寨人傻了。
“干，還有奔頭，不干，那才叫白忙活了。”在大柳樹下，陳永貴召開社員大會，征求大家意見。說是征求意見，其實更像戰場上的司令官下達命令：“不同意繼續干的舉手！”又有誰會舉手呢，二戰狼窩掌的決定就這樣通過了。
這次大家總結教訓，把石壩地基挖到1.5米，把第一層的壩身壘成4層，石頭挑大的用。鋼釬大錘開石，扁擔鐵索運石。整整三個月，倒下的壩又立了起來。春天，布谷鳥在山后叫的時候，狼窩掌又現生機，播種、施肥，精耕細作。轉眼間，又是一片蔥蘢。
又到夏天，陰云又起。人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半夜里的一聲霹靂把陳永貴從炕上驚醒，他點亮馬燈，提了把鐵锨就出了門，直奔狼窩掌。
大雨如注。陳永貴跌跌撞撞上到山梁，狼窩掌已是翻江倒海，山洪像無數怪獸，橫沖直撞，摧枯拉朽般地沖擊著道道防線，轉眼間，38道堤壩全部垮塌，所有田地化為烏有。
陳永貴挺不住了，躺在炕頭上跟得了大病一樣。時任昔陽縣委書記的張懷英推開老陳家窯洞的門：“你給我起來，萬里長征那么艱苦都走過來了，修的壩沖了，這算什么！”這話如同靈丹妙藥，話音未落，陳永貴一骨碌爬起來：“張書記，我還要接著干！”
“狼窩掌還要來第三次！”大柳樹下，陳永貴擲地有聲。沒有人異議，大寨人的倔勁兒跟他們的領頭人一樣。
這次，大寨人從自己住的窯洞、燒磚的窯和過河的石橋上找到了靈感，半圓形的窯門歷經風雨不塌，奧妙全在這里：拱形建筑壓力越大越堅固，例如著名的趙州橋。
“拱形壩、滴水坑，石灰灌縫，下來的水一撲，就分到了兩邊，壓力就小了，再滿了就下到底下的坑，跌下坑的水就像摔了一個跤，再爬起來就沒多大勁了，壓力就小了。”70歲才會寫自己名字的宋立英，用最通俗的語言給記者解釋了三戰狼窩掌的戰術要領。
大雪飄飛的時候，三戰狼窩掌的戰斗打響了。開工那天，全村17對夫妻一起進了溝，7戶社員全家上了陣。
這次是玩命了！石壩除了壘成拱形，地基要5米深，根基要7層到8層，大石塊間的縫隙用石子填充，灰漿灌注。
前兩次把附近的石頭幾乎用光了，開石運石成了整個工程的關鍵。賈進才擔負起最為艱苦的開山鑿石任務。每天啟明星一露頭，他就背著家什上了山，嚴酷的寒風把他磨礪得像鐵板一樣的雙手雙腳凍裂了，滲出的血染到了石頭上，頭上的汗珠也滾到石頭上，汗水血水在石頭上和成泥，凍成冰。社員們見了，十分感動，說：“老賈，你是我們大寨的老英雄、大功臣！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要為你立個碑。”賈進才卻笑著說：“狼窩掌里這20多條大壩，哪條壩沒有我打的石頭？不都是我的碑，還用再立？”
計劃一個月的工程，只用了20天。32條大壩，最高的大壩壘到9米，灌漿用的石灰用去3萬公斤。狼窩掌，這條最兇暴的山溝到底被制服了！第三次治理狼窩掌的工程建成后，經受住了幾十年來幾十次洪水，其中包括1963年那場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的考驗。
站在虎頭山上看，由于退耕還林，狼窩掌溝郁郁蔥蔥，山溝被30多條大石壩攔腰裹住，一片片梯田把山溝裝點得錯落有致。現在的狼窩掌已是大寨旅游的重要景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僅僅這一條溝所生產的玉米，就夠大寨村全年的口糧。
從1953年到1962年，從初戰白駝溝到三戰狼窩掌，大寨人劈山填溝，重新安排山河，在7條山溝里壘起了總長7.5公里的180多條大壩；把300畝坡地壘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塊地修成了2900塊，還新增加了80多畝好地。平均畝產從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畝產量竟然超過500公斤，這個產量甚至比當時江南一些地區的產量還要高。在中國農業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大寨不僅沒有人挨餓，反而每人向國家上交余糧400多公斤。
毛澤東從大寨看到了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曙光。
紅透三晉大地
10年造地，讓大寨聲名遠播。
原昔陽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曾在大寨蹲點三年的孔令賢向記者介紹，新中國成立前后，當大寨所謂的老少組、好漢組鬧得沸沸揚揚時，在昔陽縣卻并不出名。1952年試辦初級社時，縣委圈定的名單中也沒有大寨。在昔陽，大寨最先引起人們關注的是其建社以來糧食連年增產和推廣農業新技術、干部參加勞動等經驗。從1956年起，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連續出現在昔陽縣出席全省建設社會主義先進集體、積極分子的名單中。
1959年，陳永貴被樹為昔陽縣農村黨支部書記標兵，赴京參加國慶10周年慶典；12月，晉中地委在昔陽縣召開整風整社現場會，初步總結了大寨精神。出道較晚的大寨同抗戰時業已出名的老典型白羊峪、刀把口并駕齊驅，稱為“昔陽三枝花”。
晉中地委上報的《關于開展學習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領導方法的決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視。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發出通知，號召全省農村所有基層干部，首先是黨支部書記，開展學習陳永貴帶頭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搞好生產、搞好工作的運動。6月18日《山西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大寨支部是堅強的戰斗堡壘》，充分肯定了陳永貴在領導農業生產和參加勞動中所做出的成績。
1963年3月，山西省召開全省農業生產先進集體單位代表會議，會議再次號召向大寨和陳永貴學習，要求把大寨“當作全省農業戰線上一面紅旗”。
不久，《紅旗》雜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發表了題為《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是帶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論。7月17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了《農村黨支部書記要又紅又專》的社論。社論指出，農村黨支部書記，“要在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中都走在最前線，成為最積極的分子，成為政治上的旗手，再進一步，還要成為生產能手，成為勞動模范”。而陳永貴正是這樣的典型，其所作所為自然引起人們的關注。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重量級的文章《在農業陣地上——記昔陽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黨支部和支部書記陳永貴》，文章指出：陳永貴是干部參加勞動的典范，這篇文章為大寨紅旗的升起做了重要的鋪墊。
“三不要”和“三不少”
就在《人民日報》發表《在農業陣地上》的同時，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襲向虎頭山。
1963年8月2日，傾盆大雨澆向大寨，澆向昔陽，一直持續到8日。
“沒見過這么大的雨，7天7夜。窯洞前那條大溝滿了。”宋立英說。
陳永貴是8月1日離開的村子，參加昔陽縣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2日大雨來襲，會上的陳永貴如熱鍋螞蟻。好容易挨到8日大雨初停，縣氣象站傳出雨情：從8月2日到8日，全縣平均降雨590毫米，是去年全年的雨量，百年不遇。全縣受災嚴重。
8日下午人代會結束，陳永貴急匆匆趕到松溪河邊，只見渾黃的河水滿畔徹岸，咆哮著打著漩渦急速奔下，已沒有了道路。他低著頭急速溯河而上，步行十幾里，找了一處河面寬闊、水流稍緩的地方強渡。
兩年前已任大隊長的賈來恒、黨支部副書記梁便良和黨支部委員賈承讓支撐著大寨。連日來，支部一班人就沒有一個休息過，黨團員、民兵、青年組成搶險隊滿村巡查，排險救援。
雨停那天，賈來恒、梁便良、賈承讓巡山轉村走了一圈，回到大隊辦公室，一個個如霜打的莊稼，低頭嘆氣：
全村709畝土地，140畝地基被沖毀，40畝上塌下淤禾苗皆無，200畝莊稼倒伏于泥水中；
80戶社員，78戶塌房。145眼窯洞全部塌毀的113眼。126間房屋，倒塌78間；
淤沒糧食11787公斤，其中集體4805公斤，社員戶6982公斤……
陳永貴回到村時，天色已晚。大隊辦公室一片靜寂，死氣沉沉。
“那次會我也參加了，賈承讓先說了受災的情況，陳永貴就問，‘人怎么樣？’聽說人沒有傷亡，老陳說，人沒事就好，只要人還在，有共產黨領導，有社會主義集體，還戰勝不了這點災害？洪水沖走了一個破爛的大寨，咱們再用自己的雙手建一個新大寨。”宋立英回憶。
首先得安置群眾，“1961年，大隊曾建了4間大房子，現在派上了用場，全村男女老少三四百口人集中住在一起，秸稈打成地鋪睡人，大柳樹下支起幾口大柴鍋做飯。”現任大寨黨支部書記、當年的鐵姑娘隊隊長郭鳳蓮說。
吃住暫時解決了，當務之急是地里的活，整修毀壞的堤壩，扶起倒下的莊稼。200多畝玉茭、谷子東倒西歪，有的成片被污泥深深淤埋，如果盡早扶起來，加大追肥和田間管理力度，支部估計，糧食畝產量不會少于去年。
白天治坡，晚上治窩。那時，大寨人的工作量大得驚人，白天在山上修地，晚上回到村里蓋房。男人們筑壩，婦女和孩子把一棵棵莊稼扶起來，站不穩的就幾棵捆在一起，互相支撐，孩子們把這叫做“組織起來”。
此時的大寨在昔陽、在晉中、甚至在整個山西早已聲名遠播，大寨遭了災，牽動著各界人士的心。要給予支援的信函、電話不斷。
要不要外援？陳永貴來到賈進才家，多年來，老陳遇到難以決定的事，一定找這位老哥哥商議。老賈也知道陳永貴心理。兩桿煙袋燒了半宿，“自己能干的事還是自己干吧。”老賈這話更堅定了老陳不要外援的想法。
先是縣里來電話說，給大寨撥了一筆醫療費，“人沒有傷亡，要什么醫療費！”大寨人擋回了第一筆外援。
隨后，一輛滿載葦席、棉衣、被褥的大馬車駛到村口，這是昔陽縣機關干部捐獻的，“全昔陽都遭了災，還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去吧。”大寨黨支部擋回了第二批物資。
接著，縣里專門撥出1000元救濟款給大寨。支部決定，退回！
黨支部對全體社員宣布：“大災之年，我們不要救濟物資，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還要做到糧食畝產不少，群眾口糧不少，上交國家公糧不少。”
陳永貴說：“有我們一把镢頭兩只手，一根扁擔倆籮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就一定能戰勝窮山惡水，一定能戰勝自然災害。”
“三不要”做到了，“三不少”呢？未及秋罷，老陳就讓賈承讓和趙素恒核實農業數字。
據趙素恒報告，1963年大寨有收成土地564畝，糧食總產21萬公斤，僅比擁有712畝糧田的上年少產6.6萬公斤，畝產372.5公斤，同去年接近；賣給國家糧食12萬公斤，社員口糧200公斤，皆達去年水平。與此同時，一排排新窯洞、新房屋也立了起來。
1963年11月，昔陽縣委和山西省委先后發文肯定大寨抗洪壯舉，號召向大寨學習。12月28日，《人民日報》又在顯著位置刊登了名為《大寨大隊受災嚴重紅旗不倒》的報道，高度贊揚了大寨人所取得的不同凡響的成績。
從“大慶”到 “大寨”
在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始終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立國之本。大寨人在嚴重自然災害面前堅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園、恢復生產，做到“三不要，三不少”，無疑契合了毛澤東大力倡導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
與大寨幾乎同時，工業戰線也出現了另一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典型——大慶。
同是1963年，東北松嫩平原傳出振奮人心的消息，我國自主勘探開發的特大油田——大慶油田累計生產原油1000多萬噸。
從1960年5月開始，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石油行業4萬多職工，來到茫茫大草原進行石油會戰。干打壘住宿，草籽野菜補糧食不足，肩扛背馱設備，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到1963年底，經歷三年多會戰，把中國貧油的帽子扔進了太平洋，并鍛煉培養出一支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能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
其時，正值我國經濟面臨嚴重困難之時。在此形勢下，要鼓舞和引導人們在困難時期加強黨的領導，團結依靠群眾，振奮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共渡難關，迫切需要榜樣和典范。而大慶和大寨，正是在這時候“橫空出世”。
1964年1月，水利部召開全國水利會議，傳達學習大慶經驗。會議期間，水利部副部長錢正英希望在水利戰線上也樹立一個大慶一樣的典型，參會的山西省水利廳副廳長高進財便推薦了大寨。錢正英聽了，十分滿意，邀請陳永貴在會上介紹經驗。
陳永貴由昔陽縣委辦公室的李錦榮陪同進京，向與會的300多名代表介紹了大寨自力更生戰勝特大洪災的經驗，不用講稿，口若懸河，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博得滿堂喝彩。
此時北京市正在召開六級干部會議，聽說山西省出了個大慶式的典型，而這個典型的代表人正在北京，決定請他在大會上做報告。
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農業部、農墾部、糧食部、農機部、石油部等各中央單位的干部，同參加北京市六級干部會議的農、林、水及郊區公社、農場負責人等1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聽取陳永貴的報告。會議主持者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萬里極其熱忱地歡迎陳永貴的到來。
這位身穿黑棉襖、頭扎白毛巾的太行山農民，登上莊嚴肅穆的大會堂講壇，用一口濃重的昔陽方言從容不迫地講了三個小時，以樸素的語言展現了大寨之路，給剛走出三年困難陰霾、渴望實實在在發展的人們以巨大 的感染和鼓舞。
中共北京市委印發了陳永貴講話的記錄整理稿，號召北京郊區的農村基層干部和廣大社員向大寨人學習，在北京地區掀起一個“學大寨志，長大寨風，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傳熱潮。
5天后，《北京日報》以一個半版的篇幅，冠以《大寨——我們的一個好榜樣》通欄標題，詳細介紹了大寨經驗。
大寨和陳永貴，一時成為京城街談巷議的話題。
陳永貴在大會堂的報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了實況錄音，在陳永貴尚未離京時便播出了，那充滿鄉土氣息的方言，連同會場上的熱烈掌聲，飛越千山萬水，傳遍神州大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由新華社記者采寫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這篇生動而耐讀的通訊，一發表就引起了轟動。《人民日報》為《大寨之路》配發了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社論說，大寨人的親身經歷證明了一個真理：盡管自然條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們有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雄心大志，充分發揚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就一定能夠使大地變樣、河山易色，創造出偉大的成績。
全國 “農業學大寨”
1964年4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農業部部長廖魯言率領由國務院農村辦、中國農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晉中地委有關部門人員組成的調查組進駐大寨。
廖魯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結束考察后，廖魯言一行向黨中央提交了考察報告。
這年5月10日，毛澤東在公開場合第一次提到了大寨。那是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毛澤東說：“農業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們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一個月后，已看過廖魯言調查報告的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講話中再次談到了大寨，他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顯然，一直強調自力更生是立國之本的毛澤東已決定要樹立大寨作為全國農村的典型。
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提到大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各個事業單位和廣大干部，就是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這樣，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宣告了大寨紅旗的升起。
不過，盡管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把大寨樹為典型，但當時并沒有明確提出“農業學大寨”這一口號。“農業學大寨”這一口號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這天，經毛澤東同意，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公報中第一次向全國發出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從此，“農業學大寨”這一口號傳遍神州大地。
大寨，這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了中國農村的圣地，數以千萬計的取經者從全國四面八方匯聚于虎頭山，最多的時候，一年有206萬人擁入大寨，平均每天都有5000人登上虎頭山。
隨后，全國幾乎每個省都出現了學大寨的先進典型。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山東黃縣的下丁家大隊、湖南岳陽縣的毛田區、河北遵化的沙石峪大隊、河南的林縣等等。到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召開之時，全國已有學大寨先進縣（市）316個，占全國縣（市）的13.4%；已有糧食平均畝產上《綱要》（400斤）的縣（市）725個，占總數的31.2%。
持續15年的學大寨運動，對中國現代農業史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從1964年至1978年，歷時十幾年時間，中央關于加強農業發展的一系列決議和舉措都是在“農業學大寨”的總體部署中實施的。不可否認的是，即便中間經歷了動亂時期，但中國的農業發展、農業基本建設還是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當時，興修水利成為全國各地“農業學大寨”的一項重要內容，其規模和投入不斷擴大，并逐步產生了效果。到1977年，全國各地共開掘、興建人工河道近百條，建水庫七萬多座；到1978年，全國農田灌溉面積達八億畝，與1965年相比增長了60%。
(來源：北京日報 最后一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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