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我們黨之所以能長期執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廣大人民的信任和擁護。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共產黨執政的綱領；我們不去談論共產黨員中出現的那些貪污腐敗分子，我們就以這樣的一個綱領看一個組織最終的結果，確實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但今天的共產黨執政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遭遇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普通老百姓説的：“感冒了，生病了；”感冒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貪污腐化的極端出現，造成了今天局部地區干群關系極端對立；很多普通群眾已經看不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這個黨。
當我們回看歷史的時候，共產黨之所以能影響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團結一心，那是當年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敢對官僚主義痛下重拳，用這樣的藥治療感冒。毛澤東說：“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只有時刻保持對官僚主義的高度警惕和高壓態勢，我們才能不斷贏得人民的信賴和擁護。解放初期有一起普通的案件驚動了毛澤東。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紀凱夫案件”。
事情的起因和過程并不復雜，但由于官僚主義干擾，處理過程卻一波三折。1951年4月12日下午6點下班后，武漢市第二人民醫院總務科1200萬元（舊幣）存款被盜。事后查明，這是醫院黨支部書記王清監守自盜。但因為懷疑醫院職工紀凱夫曾寫人民來信給中央告自己狀的衛生局副局長宋瑛和王清卻以紀凱夫有政治問題和事發后表現反常“賊喊捉賊”為由，將紀凱夫拘留。宋瑛還直接向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周季方匯報。周季方聽了宋瑛的報告，在沒有認真調查取證的情況下，聽信一面之詞，下令將紀凱夫再次逮捕。4月30日，在市委書記張平化主持下召開會議，肯定市政府的處理是正確的。市長吳德峰也認為紀凱夫是“陰謀陷害案”的策劃者。市公安局對此案的偵破工作則專門對紀凱夫下功夫，追究紀的政治問題、家庭社會關系、親屬朋友的政治身份及一切社會活動的細節，追究不出問題就刑訊逼供，連續60多個小時的審訊不準休息，不準家屬探望，不準送衣物，用盡一切辦法迫使紀招認犯罪事實。后來，在中南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的深入調查下，案件終于真相大白。
這時正是中央決定要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此事即作為一個典型事例反映到毛澤東處。很顯然，在對這件事情的處理中，武漢市委、市政府的有關領導犯了嚴重的官僚主義錯誤。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立即作出批示，要中南局迅速處理。
很快，有關責任人受到了嚴厲處分：市委書記張平化同志給予當面警告的處分并降為副書記；市委第一副書記、市長吳德峰同志給以撤銷工作的處分；直接參加對此案偵察審訊的市委第二副書記兼市紀檢查委員會書記、市委組織部部長謝治邦同志給予撤銷工作的處分；副市長周季方則因壓制民主，侵犯人權，而被處有期徒刑9個月；衛生局副局長宋瑛因壓制民主，蓄意誣陷，藉端報復，侵犯人權，而被處有期徒刑2年。
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向黨政高官掀起的問責風暴。在被問責的黨政要員中，武漢市委書記張平化和武漢市市長吳德峰是功勛卓著的老同志。張平化同志在紅軍長征中已是紅三十二軍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期間，擔任過晉綏軍區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晉綏軍民反蠶食、反“掃蕩”，鞏固和發展晉綏抗日根據地的斗爭。抗日戰爭勝利后被派往東北，先后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副主任，西滿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后任哈爾濱市委書記。吳德峰同志則在1924年就入黨，是董必武的學生，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就先后擔任過中共武漢地委代理軍委書記、中共湖北省鄂南特委書記、中共江西省贛北特委書記、河南省委軍委書記等重要職務，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抗戰爆發后，任中央交通局局長。解放戰爭期間，擔任過中共鄭州市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務委員、鄭州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等職。
正因為兩人參加革命時間長，對革命貢獻較大，所以，毛澤東對兩人的問責引起了強烈震動。據有關回憶材料說，當時在德明飯店（即今江漢飯店）大禮堂召開軍政委員會會議，宣布吳德峰在這一案件中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應予撤職，會場鴉雀無聲，情緒十分緊張，與會人員無不驚嘆“共產黨員真了不起，大官犯官僚照樣拉下來”。會議主持人要求大家發表意見，開展討論。當時副市長陳經畬（民主人士）在會上發言：“我作為市長的助手，也請求給予處分……”。在全體委員大會上，有些民主人士紛紛表示：“共產黨帶頭守法、執法，不管再大的官也一樣受處分，這非常令人敬佩和信服”，還有些委員表示：“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教育，今后一定要遵紀守法，要把這次教訓銘刻在心。”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事人的態度。以吳德峰同志為例。在受處分之后，他誠懇地說：“接受教訓，服從組織決定”。會后吳德峰將警衛員和汽車等一并上交，但為了安全起見，組織上決定警衛員不交，仍跟隨他，照顧其安全。之后不久，吳德峰同志被分到中南交際處主持“三反運動”，每天徒步上下班，并說：“要以我為戒，不搞特殊。”
這件事已過去多年了，而且，后經組織上的認定，當時對相關同志的處理有過重之處。但這件事給我們的教育卻是永久的。其一，任何官僚主義現象，都是我們事業發展的大敵。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首次干部問責，就直指官僚主義。“紀凱夫案件”之所以引起廣泛震動，就是因為官僚主義讓我們的干部在工作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原則，失去了基本的群眾路線。毛澤東一直痛恨官僚主義，他在中國革命初期就曾號召“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他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曾引用一首詠泥神詩來給官僚主義者畫相：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他說官僚主義者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象外，其他方面都很象這個神像。
毛澤東為什么對官僚主義如此痛恨？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官僚主義對我們黨的建設、對我們的事業發展危害甚大，他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的講話，通俗易懂，卻又一針見血，撼人心靈！
其二，官僚主義是我們黨鞏固群眾基礎的最大障礙，只有與之進行徹底斗爭，才能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其實，早在中國革命初期，就有一些干部因為官僚主義而被毛澤東問責。1930年3月，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裁判條例》和1931年11月中央執委會通過的《工農檢察部的組織條例》均規定了對犯官僚主義錯誤的干部給予撤職乃至查辦的條例。根據這些法規受到懲處的有下至縣、區、鄉蘇維埃主席及各部部長，上至省蘇維埃、中央政府的領導干部。如福建省蘇代理財政部長張贊元、中革軍委動員武裝部長楊岳彬、中央郵政總局長賴紹堯等，均因官僚主義被撤職。繼張平化、吳德峰被問責后，毛澤東又親自過問了一批官僚主義現象嚴重的干部的處理問題。比如，1953年3月7日，經毛澤東親自批準，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長副部長卜盛光、錢亦民和工業部副部長王盛榮等因犯有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敵我不分，以至腐化墮落等錯誤，被撤職依法逮捕。為了根除官僚主義形成的根源，毛澤東也向機構臃腫現象發出戰斗令：“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響鼓不用重錘，生病需下猛藥；無論是昨天毛澤東主席對官僚主義痛下重拳，還是今天我們新一代領導集體反腐敗的決心，只有贏回民心才是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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