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過去之后，許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同意毛澤東本人的看法，愿意把姚文
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作為文革運動的起點。但是在敘述這篇文章出臺過程
的時候，許多研究者都說是毛澤東指派江青去上海組織人寫的，寫作過程是秘密
進行的，除了毛澤東、江青、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等數人之外，根本就沒有
人知道，許多人還似乎特別樂意渲染這個寫作過程的“秘密性”。
最典型的敘述模式是葉永烈先生提供的，這種模式為多數文革研究文章所襲用，
在此摘引葉永烈在《張春橋傳》和《姚文元傳》中間的相關敘述，以與當事人的
回憶作一對照，方便人們進行比較鑒別。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慶施、張春橋在上海聚首時，談起了批判《海
瑞罷官》。‘女客人’把任務交給了柯慶施，柯慶施把任務交給了張春橋，張春
橋找來了‘筆桿子’姚文元。”“在柯慶施去世之后，以江青為帥、張春橋為軍
師、以姚文元為‘筆桿子’，實行‘三結合’，秘密寫作評《海瑞罷官》。上瞞
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瞞上海市委、華東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
名姚文元的洋洋長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于上海《文匯報》，世
人方知有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見葉永烈《張春橋傳》）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慶施知，張春橋知。
”“自從柯慶施和張春橋確定了姚文元的‘筆桿子’，自從‘女客人’把那本《
北京文藝》親手交給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
’的活，非同小可。”“雖說他的‘根藝’已經頗為嫻熟，無奈只是個高中畢業
生，對于明史一竅不通。他暗中調來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朱永嘉。為他查閱史料
。”“明里搞樣板戲，暗中批《海瑞罷官》。姚文元的寫作，仍處于‘絕密’狀
態。寫了一稿又一稿，為了保密，不能在長途電話中交換意見。”（見葉永烈《
姚文元傳》）
根據朱永嘉先生的回憶，在1965年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文章期間，華東局和上
海市委諸多要人是親自參與討論的，文章寫作過程并沒有葉永烈先生渲染的那么
秘密。姚文元文章寫完之后，不僅陳丕顯和曹荻秋諸公曾經親自參與討論，他們
看過并對這個文章沒有什么異議，這才公開發表的。后來北京來電問詢文章背景
，官員們出于可以想見的原因，轉而推說“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
在批判《海瑞罷官》文章討論中間，發言最積極的要算是楊西光先生了，他還親
自問過姚文元，要不要在文章中間給吳晗戴上“三反分子”（指反黨、反社會主
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姚文元回答說，我手里沒有什么帽子好戴，你們看
我寫的那些是不是事實。這個楊西光先生似乎特別有緣參與重大問題的爭論，在
1978年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時候，他作為《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參與討論
的態度也是蠻積極的。根據復旦大學造反派學生曹為平先生的回憶，楊西光先生
還特別精于“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復旦第二號人物陳傳綱在文革初期被保守
派整死，復旦大學文革初期保守派搞“斗鬼風”（指毆打教授等），都與他有相
當密切的關系，復旦的保守派就是他通過復旦的代理人操縱并組織起來的。
葉永烈先生還說“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鉆營，竟由此發跡，成為上海市委寫作組‘
羅思鼎’負責人。”根據葉永烈先生的這個說法，“羅思鼎”寫作組是上海市委
組織起來的。而朱永嘉先生自己的回憶則與此不同，他說“羅思鼎”寫作組形成
時間是在中蘇論戰期間，是復旦大學的七名年輕教師相約共用的筆名，取義于1963年
發起的“學雷鋒運動”中間提倡的“螺絲釘”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
上海市委成立寫作組并調用復旦的原班人馬，時間要相對延后許多，而且市委成
立寫作組之后的首任組長是金沖及（后任職于中央文獻研究室），在金隨石西民
進京之后才由朱永嘉繼任組長。
朱永嘉在1966年9月曾經受方揚（市委辦公室主任，陳丕顯也當面指示過）指派，
到上海市委駐北京辦事處工作了3個月，為上海市委打探北京方面的消息，搜集中
央首長的講話。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此間曾經見過他，讓他回到群眾中間去，實際
上是要他去造反派中間，朱永嘉自己因為是接受市委指派，不敢輕易離開崗位，
曾經把這個消息告知徐景賢。后來是因為復旦大學的保守派學生要批斗朱永嘉這
個“走資派”，因此市委才指示他回到上海，回復旦大學之后，造反派方面按兵
不動，保守派方面批判了幾次，先說他是修正主義黑苗子“只專不紅”，進而質
疑到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寫作問題，說他破壞《海罷》的寫作，這樣就直接
涉及到中央文革諸人，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和張春橋都為此親自出來講話，質
疑復旦的保守派想要把斗爭矛頭指向什么地方，這樣保守派就瓦解掉了。造反派
在接管朱永嘉之后，看管了一陣，就說這樣不妥，你總要表個態才好，這樣朱永
嘉就寫了他在文革期間唯一的一張大字報《我要造反》，造反派就解脫他了。
1968年，文革運動深入之后，批判劉少奇都已經不需要了，寫作組早期的批判任
務就告結束，人員分散到各工宣隊里面去了。由于《紅旗》雜志原來的人多被打
倒，姚文元主管工作后，在1968年秋經過毛澤東批準，調朱永嘉、肖木（后任王
洪文秘書）等三人組成一個小組，為《紅旗》雜志組織稿件，他們為此曾經主持
過很多次座談會，例如文科大學座談會、理工科大學座談會等，還組織過從工人
中間培養技術人員的經驗，這個后來被毛澤東批示推廣，就是著名的“七二一”
經驗，武漢有些工廠曾經興辦過“七二一工人大學”。
在這個組織稿件小組的基礎上，重新組織了寫作組，今天的聞人余秋雨先生當時
剛剛從戲劇學院畢業，曾經在這個新的寫作組工作過。朱永嘉先生記得余秋雨當
時不算是寫得最好的人，大概可以列入前七八位的樣子，余的長處是善于把歷史
和現實背景融入寫作，《文化苦旅》的寫作特色也仍然是如此，此書的成功得益
于旅游業的興起；巴金在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之后，也曾經掛在寫作組里面
。巴金先生究竟是如他自己所說被定性為“敵我矛盾”（即所謂“反革命”）還
是“人民內部矛盾”，解脫巴金的時間到底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還是在前，相信
是不難查證的。這里也許有必要讓人們對照一下巴金先生在自傳中間的說法：“
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待了若干年，最后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
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這就是文件上所謂‘打翻在地，
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跡，一夜之間以‘旗手’為
首的幫伙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見《巴金自傳
》第九輯《十年一夢》）。”在文革過后，是不是一定還要以說假話來撇清自己
，說自己“一直挨整”才能裝點成為“高大全”，才具備更多的資格去控訴文革
，這作為一個常見的政治現象，似乎值得文革研究者們去認真研究。
根據朱永嘉先生的回憶，當時上海市革委會沒有設置宣傳部門，寫作組實際上兼
有宣傳部的管理職能。由于寫作組的性質，也決定了寫作組并非一個單純的管理
機構，而是大量地直接介入“文化生產”活動，同時編輯并出版七個刊物，其中
著名的有《學習與批判》，還有文藝刊物《朝霞》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學作品發表
陣地，許多后來的奢遮人物其處女作、成名作就是發表在《朝霞》上的。此外他
們還組織編寫了大量的歷史讀物和文科教材，甚至還出版了知識青年復習資料叢
書等。根據朱永嘉先生自己的說法，因為當時與上頭的溝通比較順暢，也受到相
當信任，相當于是后臺比較“硬”，所以寫作組不怕被人“揪小辮子”，敢于做
一些別人擔心風險而不敢做的事情。
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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