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大學生對于官員群體蛻變的認識
老田 訪問整理
在戰爭期間，共產黨人為了戰勝敵人，都是把自己放在最嚴格的受批評受監督的地位上。電影《董存瑞》中間有一個情節，說是連里各班都爭著要承擔最艱難的戰斗任務，現場召開的生活會中間，各個班進行相互批評，一個班說你們班還有什么什么問題沒有解決，所以，這次任務你們不能上。這些確實都是千真萬確的，那個時候一切都是為了戰勝敵人，沒有任何一個人護短，一個人在大家眼里就跟透明似的。
小事情看起來好像沒有多大意義，其實和大事情是一樣的，這不僅僅光是停留在生活層面那么簡單。返回頭去看井岡山時期，那個時候建立士兵委員會，也是為了監督干部，實行三大民主。后來建設社會主義，也是這個道理，毛澤東反復要求群眾就是要有發言權，不是少數天才人物在那里管理群眾，社會主義從物質到精神跟資本主義完全不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
蘇聯專家阿洛霍夫1952年到哈軍工來，這個人也是有很多的老紅軍精神，他看到校門上有兩個和平鴿，立馬就要求拆掉，說和平是外交部的事情，我們軍隊時刻要準備打仗，要時刻想著如何戰勝敵人。那時剛剛解放，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還沒有開始，城市的人口也不多，供應還是很不錯的，每個周末學校都安排招待餐，以蘇聯專家作為對象，自己當然也是一大堆人作陪。阿洛霍夫也是二話不說，立即要求取消，說共產黨剛剛取得政權，一切要為了建設服務，生活必須盡可能節約。
在供給制時代，軍隊里頭官兵一致，都是在一個食堂里吃飯的，雖然有些軍官是高于大灶供給標準的中灶和小灶，也往往拿出來跟士兵一起共享。建國后實行工資制了，軍官們都是回家吃飯的，每逢節假日還是與士兵一起，困難時期，吃的東西很缺，我親眼看到軍官們還是節假日到士兵食堂來，但是沒有一個軍官拿筷子的，光喝幾杯酒就離開了，大家都很自覺，沒有一個例外。
到了文革之前，黨內生活就很不正常，XX一貫主張的“奴隸主義”有很大的發展。我們哈軍工在管理學生方面，設置了隊長和指導員，這些人管學生的政治工作，發展學生黨員等等。這個時期很不正常的風氣就慢慢發展起來了。按照正常情況，學生要求政治上的進步，評三好學生，爭取入黨，這不是壞事情。一些積極分子為了這個，對于同學中間的錯誤言行，這些積極分子有意見不當面提，批評教育，而是記錄下來去向隊長指導員打小報告。這就變了性質，不是為了幫助別人改正錯誤，而是為了自己積累政治資本。結果，黨員和黨組織不是放在群眾的監督之下，而是變成了一個絕對的東西，進了黨就算是自己人，上下級關系很不正常，等級森嚴。這些指導員對于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學生標準，就不是按照實際需要那樣掌握的，他們主要是看你這個人是不是經常去匯報情況，積極向他們靠攏。
凡事總是有一個主次，學生肯定是要以學為主。1963年開展學雷鋒運動，學校里頭也沒有多少事情，主要就是打掃衛生和幫廚，一般說來這個應該是在課余時間去做。另外，還有一個情況，當時哈軍工的學習任務很重，總是有做不完的作業，很多學習吃力的同學周末都是要趕作業。要是懂行的學生管理工作，肯定是要把學習放在首位。
結果不是那樣，有些學習成績差的同學，干脆就不做作業了，下午時間去幫廚。做這些表現工作的，主要是那些人情世故懂得比較多的學生。還有一個情況，哈軍工學生是八個人一個寢室，每天輪流做衛生，其他人要出早操。那些會來事的學生，首先就上指導員那屋去（他們當時也是跟學生住在一起，周末才能回家，兩個人一個屋），把衛生打掃完之后，還要幫助他們把熱水打好，牙膏擠到牙刷上，這樣的同學還受表揚，說他對工農的感情深。
我自己是高中入黨的老黨員，是支部委員，討論問題時也有一票，跟隊長指導員平起平坐。在討論哪些人可以入黨問題上，我跟指導員他們從來都是相反的，他們滿意的人我總是卡住，認為不符合三好標準。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隊長和指導員也是陷入一個很尷尬的地位，他們很多是14-17級干部，多數是抗美援朝時期的連排長和戰斗英雄，對于大學生的學習生活，他們不熟悉也沒有發言權，所以，看人看問題就是看你積極不積極，是不是經常去匯報同學表現，是不是靠攏他們，他們在心里把這些看作是看不看得起他們的表現。這個認識很脫離實際，當時的青年學生都是非常敬服英雄的，但也往往敬而遠之，很少去跟他們交流思想。跟今天的官員一比，那一批指導員的政治素質確實不錯，會議上討論問題，雖然老是意見不同，他們也從不對我進行打擊報復。
那個時期，井岡山的老傳統還沒有完全丟掉，還是要發揚三大民主的。每年年底支部總結工作，其中有一項是“給支部提意見”，這個提意見有嚴格的紀律，絕對不允許反駁和解釋。每年參加給支部提意見大概有二三十人的樣子，成員是學生干部和黨員，有些意見就特別尖銳。我記得有個女同學是黨員，她提起意見來完全是不留情面，說指導員上班打瞌睡，下班后去食堂不老實，用手去挑菜里頭的肉片吃，那時候還沒有發展到大的貪污盜竊等等，都是各種小問題，提的淋漓盡致，我親眼看到指導員滿頭大汗，棉襖穿不住了脫下來拿在手上。雖然這樣挖苦諷刺，但是事后都跟沒事人一樣，絕沒有打擊報復的。當時雖然還有這個傳統，但是擋不住另外一面消極東西的上升。就是這樣，一個個問題積累下來，總是解決不了，最后就只有走向反面了。
文革初期，毛遠新寫了一張大字報，就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我事后問過他，毛主席有沒有看過他的大字報？遠新說主席事先沒有看過，但是那期間主席跟他有好幾次談話，大字報里面有主席談話的精神。有個高干子弟吳某比較散漫，老是入不了黨，我們老早就在底下搗鼓，經常議論政治生活，對當時的消極面看得比較多，認為積極分子隊伍不純潔，很多人是抱著個人目的要求入黨的，這個現象和制度有一定的聯系，看到主席的講話之后，思潮涌動，就有話想要說出來。
聶元梓大字報公開廣播之后，人民日報也發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個時候全國各地都有一些響應的大字報。6月9日，我校寫了一張19人簽名的大字報，被稱為“甲方大字報”；過了幾天，學校黨委就組織了一批反擊的大字報，這稱為“乙方大字報”。乙方大字報聯系1957年的反右派來批判我們，上綱很高，說反對黨支部就是反對黨，因為根據劉少奇的論修養：黨的領導只能是具體領導；官方組織的乙方大字報簡直是XX奴隸主義邏輯的活樣板。這一下大家都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動。從1957年DXX彭真他們按照單位下指標抓右派，發展到后來官員們偏愛把一切針對黨員干部的批評意見，都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以此去扼殺不利于他們的言論，連批評一個黨員、支部書記都會被扣上“反黨”的帽子。
乙方大字報出來之后，我和吳某議論這個事兒，認為先前的甲方大字報還只是個表態性質的東西，不完善，就商討寫了一張很長的大字報，把兩張黑板都貼滿了，主題就是批判校黨委推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我們寫了一個晚上，到早上四點鐘才回去睡覺，這大概是6月11、12號的樣子。
我們的回應大字報一出來，就有好多人來觀看，還有人拍照。學校圍繞著對這張大字報的不同看法，就開始分出派別，這張大字報中間，對一些政治生活的潛規則提出很多挑戰，還是有實質內容的。別的系里面也有少數響應的大字報出來。直到11月份哈軍工的大辯論中間，還有很多問題涉及到這張大字報。我們當時屬于四系，校黨委對大字報第一反應就是：“四系出事了”。
這個時期剛好是劉少奇布置各地鎮壓學生的那一段，形勢比較微妙，當權派還來作了調查，從側面了解大字報是誰發起的，誰執筆的，調查報告搞了一大籮筐。他們了解都是找一些邊緣人士了解，對你也很客氣，省軍區還派了工作隊過去，在學校蹲點了一段時間，也是了解這個大字報，我們都感到有很大的壓力。10月份的時候，中央文件要求退還整群眾的材料，造反派就趁機找他們要黑材料，他們不愿意主動給，結果就把保密柜強行砸開，看到了他們整的很多黑材料。我后來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徹底扭轉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我們也肯定會象1957年一樣很慘，劃成右派肯定是鐵板釘釘。
6月初學校的運動就開始了，接著就挨壓，到七月底翻身了，火又燒起來了，八月份有很激烈的大辯論，直到九月初，這都是文革早期的思想發動階段。在1966年8月的時候，哈軍工的大禮堂“造反團”主持開辯論會，熱鬧得不得了，搞了好幾天，滿禮堂都是人，大家都是廢寢忘食的，今天想起來都不知道那時是怎么過來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和公開牽動著所有人的神經，那可真是開了鍋，邊世軍的口才很好，在辯論會上有很好的表現，那個辯論會給人們思想很大的震驚，對于XX一貫提倡的奴隸主義是個很大的批判。前兩天還有些反對意見出來，逐漸地造反派觀點占據了絕對優勢，雖說是允許各種意見發表，但是反面的意見只要是上臺一講，大家就轟他。他們持有不同意見的保守派，就拉出去到小樹林，自己講給自己聽。
因為社會主義還剛剛開始過渡，私有觀念還占據優勢地位，這是XX奴隸主義的社會基礎，借這個鼓吹“吃小虧占大便宜”的馴服工具論思想，要在社會上清除這個基礎，思想斗爭和階級斗爭確實不能丟，而且，要是不組織群眾力量，就根本無法對那些消極的東西形成有效的沖擊。接著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由頭，把群眾從日常政治中間完全趕出去，再加上一些大人物有意識地把這個引入到政治生活中間來，奴隸主義的潛規則就日益擴張和彌漫開來，這在上面迎合了一些不善于工作的干部，在下面迎合了那些想要走政治捷徑的人。結果很清楚，官員從政治生活中間的最初的利己表現發展到大面積腐敗，整個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間，實現了從政治蛻變到經濟制度的根本倒退。
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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